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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的批评比较：以历史检验其合理重建
科学合理性的理论可分为两大类。
（1）辩护主义的方法论规定了非常高的认识论标准：古典辩护主义者认为，只有当一个命题被证明时，该命题才是“科学的”。新辩护主义者认为，如果一个命题（在概率计算的意义上）是或然的或（在波普尔关于证认的第三个注释的意义上）被证认到了一种证明度的时候，该命题才是“科学的”。有些科学哲学家放弃了证明科学理论或计算科学理论的概率的想法，但他们仍然是独断经验主义者：不论归纳主义者、概率主义者、约定主义者，还是证伪主义者，他们仍然坚持“事实”命题的可证明性。当然，现在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辩护主义都在认识论和逻辑批评的力量下崩溃了。
（2）我们所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实用的－约定主义的方法论。某种普遍的归纳原则给这种方法论戴上了皇冠。约定主义的方法论在还没有为证明与反驳、真理与谬误制定出规则的情况下，就先为“接受”与“拒斥”事实的和理论的命题制定了规则。这样，我们就有了不同的科学游戏规则体系。归纳主义的游戏包括收集“可接受的”（不是业已证明的）材料，并从中作出“可接受的”（不是已经证明的）归纳概括。约定主义的游戏包括收集“可接受的”材料，并将它们安排在尽可能简单的鸽笼体系中（或设计出尽可能简单的鸽笼体系，然后充之以可接受的材料）。波普尔还把另一种游戏规定成“科学的”。即使已在认识论和逻辑上丧失信誉的那些方法论，经过这样的阉割，也可以继续指导历史的合理重建。但是，这些科学游戏同认识论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联系，除非我们给这些游戏加上某种形而上学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归纳的”）原则，这种原则会告诉人们说，正如该方法论所规定的那样，该游戏给了我们接近真理的最佳机会。这样，这种原则就把该游戏的纯约定变成了可错的猜测；而没有这种原则，这场科学游戏就与任何其他游戏没有什么区别了。
批评约定主义的方法论，如迪昂的和波普尔的约定主义方法论，是很困难的。我们没有显而易见的方法来批评一场游戏或一个形而上学的归纳原则。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想提出一个关于如何评价这种科学方法论（即至少在引进归纳原则之前的第一阶段中是约定主义的那些科学方法论）的新理论。我将证明，不直接涉及任何认识论的（甚至逻辑的）理论，不直接利用任何逻辑－认识论的批评，也可以批评方法论。这种批评的基本观念是，所有的方法论都起编史学的（或元历史的）理论（或研究纲领）的作用，因而，可以通过批评它们所指导的合理的历史重建来批评这些方法论。
我将尝试以一种辩证的方式来发展这种编史学的批评方法。我由一个特殊的例子着手：我首先通过把（规范的－编史学的元层次上的）证伪主义“应用”于证伪主义本身来“反驳”证伪主义，然后，我还要把证伪主义应用于归纳主义和约定主义，并且要论证，借助于这种皮浪式的战争机器，所有方法论都必然以“被证伪”而告终。最后，我不再用证伪主义，而是把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还是在规范的－编史学的元层次上）“应用”于归纳主义、约定主义、证伪主义以及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本身，并证明根据这一元标准可以对方法论进行建设性的批评与比较。这种规范的－编史学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于如何比较竞争的发现逻辑提供了一个一般的理论，在这些竞争的发现逻辑中（在一种仔细地加以规定的意义上），历史可被看成是对其合理重建的一种“检验”。
（a）以证伪主义作为元－标准：历史是对证伪主义（以及任何其他方法论）的“证伪”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科学评价在自己的纯“方法论的”形式中，都是一些约定，并且总是可以将其表述为一种科学定义。怎样才能批评这样一种定义呢？如果唯名论地解释定义，定义只是一个缩写、一种名称上的提法、一个重言式。怎样才能批评一个重言式呢？以波普尔为例，他声称他的科学定义是“卓有成效的”，因为“在它的帮助下，可以澄清和说明许许多多论点”。他引用门杰的话说。“定义即教条，只有由定义得出的结论才能给我们以新的洞察力。”但是，定义何以能够具有说明力并给人以新的洞察力呢？波普尔的回答是：“只有根据我对经验科学定义的推断和基于该定义的方法论的决定，科学家才能够看出该定义与自己为之努力的目标的直觉观念的差距。”
波普尔的这个回答符合他的这样一个一般观点，即通过讨论某些约定对于某种目的的“相符性”，便可以对这些约定进行批评：“对于任何约定的相符性，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只有在有着某种共同目的的派别之间，才能对这些问题进行合理的讨论。对这一目的的选择……则超出了合理争论的范围。”实际上，波普尔从未提出一个对一致的约定进行合理批评的理论。他没有提出，更谈不上回答这个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你将放弃你的分界标准？”
然而这个问题是可以回答的。我分两步作出我的回答：我首先提出一个朴素的回答，然后再提出一个比较精致的回答。我首先按照波普尔自己的叙述，回顾一下他是怎样得出他的分界标准的。波普尔象他那个时代中最杰出的科学家一样，认为牛顿的理论尽管被反驳了，仍然是一项杰出的科学成就；爱因斯坦的理论则更好；而占星术、弗洛伊德主义和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伪科学。他的问题是要找出一个产生了这些关于特殊理论的“基本判定”的科学定义；而他的确提出了一个新颖的答案。现在让我们考虑这样一种建议：如果一个合理性理论或分界标准与科学名流公认的“基本价值判定”相冲突，那么就应该拒斥这个合理性理论。实际上，可以认为这个元方法论规则（元证伪主义）与波普尔的方法论规则（证伪主义）是一致的，即如果一个科学理论与科学团体一致接受的一个（“经验的”）基本陈述相冲突，那么就应该拒斥这个科学理论。波普尔的整个方法论依赖于这样一个论点，即（相对地说）存在着其真值能为科学家一致同意的单称陈述，没有这种一致同意，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空想的通天塔，“科学的摩天大楼很快就会化为废墟”。但即使对“基本”陈述有了一致同意，如果对如何评价与这一“经验基础”有关的科学成就没有一致的同意，科学的摩天大楼难道不是会同样快地化为废墟吗？无疑会的。迄今对于理论的科学性的普遍标准还没有什么一致的意见，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对于单个的成就却有着相当一致的意见。迄今对于科学合理性的理论还没有一般的一致意见，但对于游戏中特殊的、单独的一步是科学的还是幻想的，对于特殊的一步棋法是下对了还是下错了，却有着相当一致的意见。因此，科学的一般定义必须将公认的最好棋法重建为“科学的”：如果这一科学定义做不到这一点，就必须拒斥它。
然后，让我们尝试性地提议，如果一个分界标准同科学名流的“基本”评价相冲突，那就应该拒斥该标准。
现在，如果我们应用这个（我随后就要拒斥的）准经验的无标准，那么，波普尔的分界标准即波普尔的科学游戏的规则就非被拒斥不可。
波普尔的基本规则是，科学家必须事先规定在什么实验条件下他将放弃自己的甚至是最基本的假设。例如，当他批评精神分析学时，他写道：“必须事先立下反驳的标准：哪一种可观察的状况，如果真地被观察到了，就意味着理论被反驳了，对此必须达成一致。但何种临床反应会使分析家满意地看到不仅反驳了一次特殊的分析诊断，而且反驳了精神分析学本身呢？分析家们可曾讨论过这种标准并达成一致？”就精神分析学而言，波普尔是对的：尚无任何人来回答他的问题。弗洛伊德派被波普尔关于科学诚实性的根本性挑战搞得狼狈不堪，实际上，他们拒绝规定放弃自己的基本假设的实验条件，波普尔认为这是他们在知识上不诚实的标志。但是，如果我们把波普尔的问题提给牛顿派的科学家，那又怎么样呢？“何种观察会使牛顿派满意地看到不仅反驳了一个特殊的牛顿论的说明，而且也反驳了牛顿的动力学及万有引力理论本身呢？牛顿派可曾讨论过这种标准并达成一致？”可惜，牛顿派很难作出肯定的回答。但这样一来，既然分析家们按波普尔的标准被指责为不诚实，那么牛顿派也必须受到指责。然而，尽管牛顿科学有这种“独断主义”，最伟大的科学家们以及波普尔本人，都高度尊重牛顿科学。这样一来，牛顿的“独断主义”便是对波普尔定义的“证伪”：它公然反抗了波普尔的合理重建。
波普尔当然可以收回他著名的挑战，而只要求包括初始条件、各种辅助性理论和观察理论在内的理论体系的可证伪性并且根据证伪予以拒斥。这是相当大的退让了，因为这允许想象力丰富的科学家在他的理论迷宫外围某一偏僻的、不显眼的角落里做些适当的侥幸的改动，来挽救他喜爱的理论。但就连波普尔的降低了的规则也会把甚至最杰出的科学家说成是非理性的独断主义者。因为在重大的研究纲领中，总是有已知的反常：研究者通常不理睬它们，而是遵循纲领的正面启发法。一般来说，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正面启发法上，而不让反常分散他的精力，他希望随着纲领的进步，“顽抗的证据”会变成确认的证据。根据波普尔的规则，最伟大的科学家们在这种情况下都使用了违禁的棋术、特设的策略：多数物理学家不把水星反常的近日点看成是对牛顿关于我们行星系的理论的证伪，并因而看成是拒斥牛顿理论的理由，而是把它看成一个可疑的证据搁置起来，留到以后的某个阶段再解决，要不就提出特设的解决方法。把波普尔认为的（显著的）反例作为（纯粹的）反常，这一方法论态度为最出色的科学家共同接受。现在最为科学团体尊重的一些研究纲领就是在大量的反常中进步的。最伟大的科学家们在选择问题的时候，“不加批评地”无视反常（并借助于特设的策略将反常隔离起来），至少根据我们的元标准，这是对波普尔方法论的进一步证伪。他无法将科学增长中的一些最重要的方式解释为合理的。
还有，波普尔认为根据一个矛盾的体系进行研究，应无一例外地看成是非理性的：“必须拒斥自相矛盾的体系……［因为它］不能增进知识……由于所有的陈述都可以从中导出……所以任何陈述都遴选不出来。”但一些最伟大的科学研究纲领就是在矛盾的基础上进步的。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最出色的科学家的规则经常是：“往前走，就会得到信心。”当微积分和朴素集合论由于逻辑悖论而苦恼时，这种反波普尔的方法论为它们争得了生存的空间。
实际上，如果按照波普尔的规则簿来作科学游戏，玻尔1913年的论文就永远不会发表，因为它是矛盾地嫁接到麦克斯韦的理论上去的；烈拉克的a函数也只有到了施瓦茨以后才能翻身。所有这些在矛盾基础上进行研究的例子都构成了对证伪主义方法论的进一步“证伪”。
这样，科学名流的好几个“基本”评价就“证伪”了波普尔的科学定义和科学道德标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考虑到这些情况，证伪主义可在多大程度上指导科学史家呢？简单的回答是，程度极小。证伪主义的首领波普尔从未写过任何科学史，这也许是因为他对大科学家的判定太敏感了，以至于不能以证伪主义的方式来篡改历史。人们应该记得，波普尔在自传中提到牛顿科学是科学性的典范，即可证伪性的典范，而在他经典性的《研究的逻辑》中，任何地方都未讨论牛顿理论的可证伪性。《研究的逻辑》一书，总的来讲，枯燥抽象，与历史的关系极小。波普尔敢于随便谈论重要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的地方，不是犯了逻辑错误，便是曲解了历史以迎合他的合理性理论。如果历史学家的方法论作出了低劣的合理重建，他或者可以将历史错读成符合他的合理重建，或者他会发现科学史是极不合理的。波普尔尊重伟大的科学，这使得他选择了第一种做法；而费耶阿本德不尊重伟大的科学，他选择了第二种。因此，波普尔说到历史时，总想把反常变成“判决性实验”，并夸大它们对科学史的即时影响。通过他的眼镜来观察，大科学家们乐于接受反驳，而且这是他们的问题的主要来源。例如，他在一个地方声称，迈克耳孙－莫雷实验决定性地推翻了古典的以太理论；他还夸大了这一实验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所起的作用。对波普尔来说，只要戴上朴素证伪主义者的简化眼镜，就能看出拉瓦锡的经典实验反驳了（或“有助于反驳”）燃索说；看出康普顿一举击败了玻尔－克雷默斯－斯莱特的理论；或看出“反例”“拒斥”了宇称原理。
还有，如果波普尔想根据他的条件把理论的暂时接受重建为合理的，他势必要不顾这一历史事实，即多数重要的理论生来就是遭受反驳的，而有些定律得到的是进一步的说明，不是柜斥，虽然有已知的反例。波普尔在一个反常后来被推崇为“判决性反证据”之前，总是对一切反常现象熟视无睹。例如，他错误地认为“伽利略和开普勒的理论在牛顿之前都未被反驳”。这里的语境是很重要的。波普尔认为科学进步的最重要的模式是，一个判决性实验允许一个理论不受反驳，与此同时却反驳了一个竞争的理论。但事实上，人们知道，在多数（即便不是全部）存在着两个竞争理论的情况下，两个理论同时都受到反常现象的影响。碰到这种情况，波普尔便忍不住想把情况化简，以适应他的方法论。
这样，证伪主义的编史学就被“证伪”了。然而，如果我们将这同一个元证伪主义的方法用于归纳主义和约定主义的编史学，我们也可以把它们“证伪”。
当然，要摧毁归纳主义，最好还是利用波普尔的逻辑－认识论的批评；但是，即使我们假定归纳主义在哲学上（即在认识论和逻辑上）是正确的，也可以用迪昂的编史学批评来证伪它。迪昂分析了归纳主义编史学最有名的“胜利”：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安培的电磁理论。据说这二者是归纳法的最成功的应用。然而迪昂（及他之后的波普尔、阿伽西）证明并非如此。他们的分析具体说明了，如果归纳主义者想证明实际科学的增长是合理的，他就必然要把实际历史篡改得面目全非。因此，如果科学的合理性是归纳的，实际科学就不是合理的，如果实际科学是合理的，它就不是归纳的。
约定主义不同于归纳主义，很难用逻辑的或认识论的批评来战胜它，但在编史学上也可证伪它，可以证明，解释科学革
命的线索不在于以较简单的框框去取代较麻烦的框框。
哥白尼革命通常被认为是约定主义编史学的典范，现在在许多地方人们仍然这样认为。例如，波拉尼告诉我们，哥白尼的“较为简单的图画”具有“惊人的美”，“（理应）具有巨大的说服力”。但是，当代对原始资料的研究，特别是库恩所作的研究，已破除了这一神话，对约定主义的叙述进行了明确的编史学的反驳。现在人们一致认为哥白尼体系“至少跟托勒密体系一样复杂”。但是，如果果真如此，如果接受哥白尼理论是合理的，那么接受的原因就不是其至上的客观简单性。
因而，借助于我所提出的这种编史学批评，归纳主义、证伪主义和约定主义作为历史的合理重建，都可以被证伪。正如我们所见，首先是迪昂，接着是波普尔和阿伽西，相继在编史学上证伪了归纳主义。波拉尼、库恩、费耶阿本德和霍尔顿业已对（朴素）证伪主义作出了编史学的批评。对约定主义所作的最重要的编史学批评可在库恩的（已经引用过的）论述哥白尼革命的名著中找到。这些批评的要点是，所有这些历史的合理重建，都强迫科学史遵从它们各自的强求一致的虚伪说教，因而产生了虚构的历史，这些历史都分别依赖于神话般的“归纳基础”、“正确的归纳概括”、“判决性实验”、“伟大的革命性的简单化”等等。但是，批评证伪主义和约定主义的人由这些方法论的被证伪所得出的结论，同迪昂、波普尔、阿伽西由他们自己对归纳主义的证伪所得出的结论是大不相同的。波拉尼（似乎还有霍尔顿）断定，尽管对特殊的例子可以作出恰当的合理的科学评价，但不可能有任何一般的科学合理性的理论。一切方法论，一切合理重建，都可在编史学上被“证伪”：科学是合理的，但它的合理性不能纳入任何方法论的一般规则。另一方面，费耶阿本德断定，不仅不可能有一般的科学合理性的理论而且根本就不存在科学合理性这种东西。这样，波拉尼倒向了保守的权威主义，而费耶阿本德倒向了怀疑论的无政府主义。库恩则提出了一种有高度创见的看法，即合理权威的非理性变化。
正如本节所示，尽管我高度重视波拉尼、费耶阿本德和库恩对现有的（“内部主义的”）方法论所作的批评，但我得出的结论与他们的结论完全不同。我决定寻找一种经过改进的、可作出更好的科学合理重建的方法论。
费耶阿本德和库恩反过来立即试图对我改进过的方法论进行“证伪”。不久我便不得不承认，至少在本节所述的意义上，我的方法论（而且不论何种方法论）也可以被“证伪”，原因很简单，人的一系列的判断不可能是完全合理的，因此，任何合理重建都不可能与实际历史恰好重合。
认识到这一点，我想提出一个新的建设性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方法论作为历史的合理重建可以得到评价。
（b）编史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历史（在不同程度上）证认了它的合理重建
我想分两步提出我的建议。首先，我要对刚才讨论过的证伪主义的编史学无标准稍做改进，然后用一个更好的标准完全取代它。
首先是稍做改进。如果一个普遍的规则与一个特殊的“规范的基本判定”相冲突，应该给科学团体以时间来考虑这一冲突：他们也许会放弃自己的特殊判定，服从这个一般的规则。“二阶”证伪即编史学的证伪不应比“一阶”证伪即科学的证伪更匆忙。
其次，既然我们已放弃了方法中的朴素证伪主义，为什么还要在元方法中坚持它呢？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代之以二阶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代之以编史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一方面我们坚持一个合理性的理论必须尽量以普遍的、首尾一致的框框将基本价值判定组织起来；另一方面，我们不必只是因为有某些反常或其他的矛盾而立即拒斥这样一个框框。当然，我们应该坚持，一个好的合理性理论必须预见根据其先行理论预料不到的进一步的基本价值判定，甚至必须对先前持有的基本价值判定作出修正。可见，我们拒斥一个合理性的理论，只能是因为有了一个更好的合理性理论，只能是因为有了一个在合理重建的研究纲领的序列中，在这一“准经验的”意义上体现了进步转换的合理性理论。因此，这一新的更加宽容的元标准使我们能够比较竞争的发现逻辑，并看出“元科学的”方法论的知识的增长。
例如，不必仅仅因为波普尔的科学合理性的理论遭到了重要的科学家们某些实际的“基本判定”的“证伪”而拒斥它。而且，根据我们的新标准，波普尔的分界标准比它的辩护主义前辈，尤其是比归纳主义，有了明显的进步。因为，与先前的那些理论相反，波普尔的分界标准为被证伪的理论，如燃素说，恢复了科学地位，从而纠正了一项价值判定，该价值判定一度干脆将燃索说从科学史驱逐到了非理性信念的历史中。波普尔的分界标准还成功地恢复了玻尔－克雷默斯－斯莱特理论的名誉。多数辩护主义的合理性理论认为，科学史至多不过是某些未来的科学史出现之前的科学前奏史。波普尔的方法论使历史学家能够将科学史中更多的实际基本价值判定解释成合理的：在这种规范的编史学的意义上，波普尔的理论构成了进步。科学合理重建得愈好，实际伟大科学中被重建为合理的部分就愈大。
我希望我对波普尔的发现逻辑的修正又会被看作（根据我所规定的标准）一个新的进步。因为我的修正似乎对更加古老、更加孤立的基本价值判定做了首尾一致的论述；并且，它已作出了新的、至少使辩护主义者或朴素证伪主义者感到惊讶的基本价值判定。例如，根据波普尔的理论，在发现了水星反常的近日点之后，还坚持和进一步发展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就是非理性的，再有，发展玻尔基于矛盾基础上的旧量子论，也是非理性的。按我的观点，这些发展都是完全合理的：保卫被击败的纲领的某些后卫战（甚至在所谓的“判决性实验”之后）是完全合理的。因此，我的方法论扭转了将这些后卫战从归纳主义派别和证伪主义派别的历史中删掉的那些统史学判定。
实际上，这一方法论满怀信心地预言，在证伪主义者看到仅仅经过一场战斗，某个事实立即击败了一个理论的地方，历史学家会发现一场复杂的持久战，这场战争的开始远在所谓的“判决性实验”之前，其结束则在所谓的“判决性实验”之后，在证伪主义者看到一致的未被反驳的理论的地方，这一方法论则预言在可能矛盾的基础上进步的研究纲领中存在着许许多多已知的反常。在约定主义者找到了说明一个理论在直觉简单性上胜过了先前理论的线索的地方，这一方法论则预言人们将会发现该胜利是由于旧纲领的经验退化和新纲领的经验进步。在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看到了非理性的变化的地方，我则预言历史学家将会证明那里有着合理的变革。这样，研究纲领方法论就预测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逆测”）现有的（内部的和外部的）编史学所预料不到的新颖的历史事实，而我希望这些预测将会被历史研究所证认。如果它们真的被证认了，那么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进步的问题转换。
因而，发现新颖的历史事实，将越来越多充满价值的历史重建为合理的，就标志着科学合理性理论的进步。换句话说，如果科学合理性的理论构成了一个“进步的”编史学研究纲领，它就是进步的。无庸赘言，任何编史学研究纲领都不能或不应将全部科学史都解释成合理的：即使最伟大的科学家也会走错步子，也会判断错误。由于这一原因，合理重建永远要被淹没在反常的海洋中，这些反常最终只能由某个更好的合理重建或者某个“外部的”经验理论作出说明。
这一方法并不是提倡对科学家的“基本规范判定”采取不尊敬的态度。只要内部主义的编史学研究纲领在进步，或假如一个补充性的、经验的、外部主义编史学纲领能够进步地吸收反常，那么，内部主义者作为内部主义者就大可不必理会“反常”，而把“反常”交给外部历史去处理。但是，如果根据一种合理重建，科学史被看作越来越不合理性了，而没有一种进步的外部主义的说明对此作出解释（例如，以政治或宗教恐怖、反科学的意识形态气候、或者在急剧的“大学膨胀”中随着既得利益集团而出现的一个新的伪科学家的寄生阶层等等，来说明科学的退化），那么，编史学的革新、编史学理论的增殖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即使永远摆脱不掉科学的反常，科学进步也是可能的，同样，即使永远摆脱不掉编史学的反常，合理编史学中的进步也是可能的。理性主义的历史学家不必顾虑实际历史要比内部历史丰富、甚至有时不同于内部历史，也不必顾虑他可能要以外部历史来说明这些反常。但是，内部历史的这种不可证伪性并不使得内部历史免受建设性的批评，而只是免受否定的批评，正如科学研究纲领的不可证伪性并不使得它免受建设性的批评、而只是免受否定的批评那样。
当然，只有把历史学家的（通常潜藏的）方法论揭示出来，揭示出它作为编史学研究纲领是如何起作用的，才能对内部历史进行批评。编史学的批评经常卓有成效地摧毁时髦的外部主义。“给人深刻印象的”、“全面的”、“广泛的”外部说明通常表明一个方法论的基础是虚弱的；反过来说，相对虚弱的内部历史（根据这种内部历史，大部分实际历史或者是无法解释的，或者是反常的）的标志是，它把过多的实际历史交给外部历史来说明。当出现了一个更好的合理性理论时，内部历史就可能扩大，并从外部历史中开拓新地。但这种情况下的竞争不象两个竞争的科学研究纲领的竞争那样公开。以朴素的方法论为基础（无论它们是否意识到）的、为内部历史作补充的外部主义的编史学纲领或者很容易迅速退化，或者根本就不能成立，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企图给从方法论上产生出来的幻想而不是给（经过更加合理解释的）历史事实提供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说明。外部主义的叙述一旦使用了（无论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使用）一种朴素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极容易潜伏到外部主义的“描述性”语言中），它便成了神话故事，尽管看起来有学究式的微妙，却经不起编史学的检验。
阿伽西已经表明归纳主义历史的贫乏如何为粗陋的马克思主义者打开了轻率臆测的大门。现在．他的证伪主义编史学又为那些时髦的“知识社会学者”把门开得更大，这些“知识社会学者”企图解释说，进一步（可能是不成功地）发展一个已被“判决性实验”“证伪”的理论，表现了已被确认的权威对进步的革命性的革新所作的非理性的、邪恶的、反动的抵制。但是，根据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这种后卫战斗完全可以内部地予以解释：某些外部主义者看到权力斗争、个人私利之争的地方，理性主义的历史学家常常会在那里发现合理的争论。
关于劣等的合理性理论如何可能使历史变得贫乏，编史学实证主义者对退化的问题转换的论述便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例如，让我们想象一下，尽管天文学研究纲领客观上在进步，天文学家们却突然被一种库恩式的“危机”感掌握了；然后通过一种不可抗拒的格式塔转换，他们都皈依了占星术。我会把这一灾难看作一个可怕的问题，要由某种经验的外部主义的说明来解释。但不要库恩式的说明来解释。他所看到的只是一场“危机”，继之而来的是科学团体中的一种群众皈依现象；即一场普通的革命。一切都清清楚楚，再也无可多言了。库恩的“危机”和“皈依”这种心理副现象，既可以伴随客观上进步的变化，也可以伴随客观上退化的变化，既可以伴随革命，也可以伴随反革命。但是，在库恩的理论框框内却无法解释这一事实。在库恩的编史学研究纲领中，没有任何办法区分例如“危机”和“退化的问题转换”，他的编史学研究纲领无法阐述这种编史学的反常，更谈不上进步地吸收它们。但是，一个建立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该方法论规定了在什么社会条件下，退化的研究纲领可能取得社会－心理上的胜利）基础上的外部主义的编史学理论甚至也可以预言这些反常。
（C）反对以先验的和反理论的方法研究方法论
最后，让我们把本文讨论过的合理性理论与严格意义上失验的（更准确地说，是“欧几里得式的”）方法及反理论的方法进行了一下比较。
“欧几里得式的”方法论为科学评价确立了先验的一般的规则。今天，波普尔是这种方法的最有力的代表。在波普尔看来，必须有不可改变的成文法的（他的分界标准中规定的）宪法权威来区别好科学和坏科学。
然而，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嘲笑成文法的概念，嘲笑任何正确分界的可能性。奥克肖特和波拉尼认为，根本不应该也不可能有什么成文法：只能有判例法。他们还可能争辩说，即使有人错误地允许有成文法，那么成文法也需要有权威的解释人。我认为奥克肖特和波拉尼的观点非常有道理。毕竟应该承认（很抱歉，波普尔），迄今为止，先验论的科学哲学家们提出的所有的“法”，按照最出色的科学家们的判决来看，都证明是错误的。迄今为止，构成衡量哲学家的普遍法则的主要的尽管不是唯一的尺度是科学名流在特殊例子中“本能地”应用的科学标准。但如果是这样，至少就最先进的科学学科而言，方法论的进步仍然落后于通常的科学智慧。那么，要把某种先验的科学哲学强加于最先进的科学学科，这不是狂妄吗？例如，假如牛顿或爱因斯坦的科学被证明是违反了培根的、卡尔纳普的或波普尔的先验的游戏规则，以此便要求科学事业应重新开始，这岂不是狂妄吗？
我想是的。实际上，编史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暗示了一种多元权威体系，这部分地是由于科学陪审团的智慧及其判例法还不曾、也不可能由哲学家的成文法充分地清楚地表达出来，部分地是由于当科学家的判断失误时，哲学家的成文法有时可能是正确的。因此，我既不同意那些不加考虑地认为一般的科学标准是不可改变的，理性能先验地识别一般科学标准的科学哲学家；也不同意那些认为理性之光只能说明特殊例子的科学哲学家。编史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既规定了科学哲学家向科学史家学习的方法，也规定了科学史家向科学哲学家学习的方法。
但这种相互的往来不必时时都要平等。当一个传统退化了，或一个新的坏传统建立了，成文法的方法就会变得重要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成文法可能抵制业已腐败的判例法的权威，减缓甚至扭转退化的过程。（正如当日常语言退化为低劣的新闻文体时，求助于语法规则可能是值得的那样，）当一个科学学派退化为伪科学时，强行来一场方法论的辩论可能是值得的，以希望实践着的科学家会比哲学家从辩论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d）结束语
在本文中，我提出了一种评价竞争的方法论的“历史”方法。这些论证主要是讲给科学哲学家听的，目的在于说明他如何能够而且应该向科学史学习。但是这些论证同样也暗示科学史家反过来应该认真注意科学哲学，并决定他的内部历史要建立在哪一种方法论上。我希望我已对下述论点提出了一些有力的论证。第一，每一种科学方法论都决定了（主要的）内部历史与（次要的）外部历史之间的独特的（鲜明的）分界；第二，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都应该充分地利用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之间的批评性的相互影响。
最后，让我再向读者提醒一下我所喜爱的、现已陈旧的玩笑，即科学史常常是其合理重建的漫画；合理重建常常是实际历史的漫画；而有些科学史既是实际历史的漫画，又是其合理重建的漫画。我认为，本文使我可以再加上一句：这已得到了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