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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性还是宗教？
许多世纪来，知识指的是业经证明的知识，即由理智的力量或感官的证据证明的知识。智慧及知识的诚实性要求人们必须放弃未经证明的说法，即使在思想中也必须尽量缩小推测与业经确立的知识之间的差距。远在两千多年以前，理智或感官的证明力便受到了怀疑论者的质疑；但牛顿物理学的光辉成就使他们手足无措。爱因斯坦的成果又把局面扭转过来。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哲学家或科学家仍然认为科学知识是、或可以是业经证明的知识了。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样一来，整个知识价值的古典结构便土崩瓦解，必须由别的结构来代替了：象某些逻辑经验主义者那样干脆将业经证明的真理的观念弱化为“或然的真理”观念，或象某些知识社会学者那样干脆将业经证明的真理的观念弱化为“随公议而变的真理”，都是不行的。
波普尔的杰出主要在于他充分地领悟到了所有时代的业经最充分证认的科学理论即牛顿力学和万有引力理论的崩溃意味着什么。他认为美德并不在于小心谨慎地避免犯错误，而在于无情地根除错误。一方面大胆猜测，另一方面无情反驳，这就是波普尔的妙诀。知识的诚实性不在于力图通过证明（或者“或然的证明”）来加强或确立自己的见解，而在于明确地规定自愿放弃自己见解的条件。虔信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人拒绝规定这样的条件：这是他们的知识不诚实的标志。信仰或许是一个可惜无法避免的、受批评抑制的生物学上的弱点；而虔信在波普尔看来则是彻头彻尾的罪过。
库恩则不然。他也反对科学通过永恒真理的积累而增长的观点，他也是由爱因斯坦推翻牛顿物理学而得到重要启示，他的主要问题也是科学革命。但波普尔认为科学是“不断的革命”，批评是科学事业的中心；而库恩认为革命是例外，甚至是科学之外的东西，在“常规的”时期中，批评就是诅咒。实际上，库恩认为从批评过渡到虔信标志着进步的开始和“常规”科学的开始。在他看来，根据“反驳”就可以拒斥、根除一个理论的观点是“朴素的”证伪主义。只有在极少见的“危机”关头才容许对主导理论进行批评，才容许提出新的理论。库恩最后这一论点已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我不准备讨论这一问题了。我所关心的是，库恩由于认识到辩护主义和证伪主义都未能对科学增长提供合理的解释，现在似乎倒退到了非理性主义。
波普尔认为科学变化是合理的，至少可加以合理地重建，是属于发现的逻辑范围之内的。库恩认为，科学变化即从一种“范式”变为另一种范式是一种神秘的转变，这种转变不受、也不可能受理性规则的支配，是完全属于发现的（社会）心理学范围之内的。科学变化是一种宗教变化。
波普尔和库恩的冲突不仅仅是认识论中的一个专门问题，它关系到我们的极为重要的知识价值。它不仅涉及理论物理学，也涉及到不发达的社会科学学科，甚至涉及到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如果甚至在科学领域中，除了对一项理论的支持者的人数、虔信程度和鼓吹力量作出估计之外，别无它法来判定该项理论，那么在社会科学学科中就更是如此了：强权即真理。这样，库恩的观点便维护了（当然是无意的）当代宗教狂（学生革命者）的这一基本政治信条。
在本文中我首先要证明，在波普尔的科学发现逻辑中，两个不同的观点混在一起了。库恩只懂得其中之一，即“朴素的证伪主义”（我愿用“朴素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这个词）；我认为他对朴素证伪主义的批评是正确的，我甚至要加强这一批评。但库恩不懂得另一个更精致的观点，这一观点的合理性的基础不是“朴素的”证伪主义。我想尽力说明、然后再进一步加强波普尔这一比较有力的观点，我认为这一观点或许可以摆脱库恩的指责，把科学革命描绘成合理的进步，而不是宗教的皈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