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功用性实施的关键序列

功用性序列图表

    在此，我们用图表代表了关键序列的文化对等物。这代表了与需求满足相关的任何一种活动的典型人类行为阶段。该表格与我们前列表格的不同首先在于，它插入了功用性表现，使之成为实用系列中的一个基本环节。我们还复制了驱力这一条目，并用数码标志加以区分。

    这表明一个事实：始于所有的动物学习、习惯形成之后的动物行为和人类的所有文化活动中的最初驱力，并不是直接导向目的，而是导向手段并借此达到目的。由于我们先前的大量论述与这一事实有关，因此，我们无需赘述之。

    驱力（2）代表这样一个事实：功用性阶段充分完成后，营养或性欲、消除疼痛或有害于身体条件的即时驱力直接导致生理表现，不管这种表现是积极还是消极、是享乐的满足还是疼痛的消除。然而，强化虽然也指驱力（2）能得到有效满足的情形。既然功用性表现是该系列的一个构成部分，所以强化，或如生理学家乐于称之的“次生强化”（secondary reinforcement），就附着于整体的功用性表现，及其所有组成部分：人工制品、技术、合作规则和情境场景（context of situation）。所有这些要素都渗透着生理决定的、令人舒适的气氛。它们以衍生或次生方式成为欲求的对象；它们浸透了标志着关键序列成功实现的愉悦气氛。简言之，机体对于功用性要素的反作用与食欲迫力对于直接回报它以生理愉悦的物体的反作用相同或至少相似。我们可以用价值一词的最广泛含义来定义机体对有助于满足其需求的某些物体、规范或人的强烈和不可克制的依恋。有趣的是指出，我们已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文化中符号的主体要素。符号，按其常用的最粗略定义方式，就是指某物代替另外一物；或指代号或符号包含着的一个观念、一种情感或另外某些由内省而知的“意识”实质。我们会看到，所有这些定义都受到了形而上学思想的濡染。事实上，符号并不见于代号与人类思维内容的神秘关系中，而见于一个物体、一种手势和一项行动与受其影响的机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此看到，一个物体、一种技术手势以及另一个人及其行为的存在，是如何通过关键序列的功用性扩展而成为对功用性活动表现的召唤或诱因。我们的图表表明，必要的工具、技术或合作方式逐步变成一个实用信号，就像食物对于一个饥饿的机体是个实用符号，或雌性动物对于雄性动物（反之亦然），以及水对于干渴、火对于寒冷一样。然而，我们还必须更充分地表明，功用性表现的内在符号如何得以公开、充分、恒久和可传递。

    然而，在我们展开此点之前，先证明行为的功用性分析与制度的概念及其组成部分紧密相应，也很有趣。上图包含了作为功用性表现定义的项目、物体、技术、合作和传递以及情境。在具体分析中，这意味着人类通过在确定环境背景下运用人工制品，通过直接或传统的合作方式——它意味着重新制定业已建立的经验过程——来达到目的。显然，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他们都遵循习得的、他们文化的传统技术。把它与前面的图表（91页）相比较，我们能看到物质装备与环境情境和所用的物体直接相应。技术和合作规则应当被置于规则的标题之下。合作概念显然是指人员，传统学习的概念也是如此，因为这只能通过组织的事实而获得。那我们将驱力（1）和驱力（2）这两个概念放置何处呢？在此应当插入补充说明：将驱力分成两部分是抽象的必要手段。它阐明了驱力是功用的和任何简单关键序列的必要先决条件这个事实。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必须始终记住驱力是整合的，它在整个序列中起作用，控制序列的所有阶段并总是导向最终阶段，即满足。然而，我们分离这个概念的策略表明，功用性表现中的所有要素之所以取得价值，乃是因为驱力的最初阶段把受条件制约的机体导向功用性设置，并因此而赋予它文化价值。直接基于机体冲动并被满足强化的驱力（2），由于与驱力（1）紧密相连，而为所有功用性要素提供强化。

    我们现在已看到，我们所定义为宪纲者，即传统确立的价值、纲领和组织化行为原理，再次充分和直接地与我们的驱力概念相符，只要它是处于文化重新解释的范围之内。这种文化重新解释又意味着驱力以双重方式运作，首先是通过确立器具和表现中的功用性含量的价值，然后通过作为文化决定的驱力（2）的再现而导致文化重新解释动作的实现。表中的活动一项显然与整体的功用性系列相应，只要对它的观察是在实际的执行中，而不是在分解成组成要素后。再次解释一下：两者的差别在于，我们在田野工作中观察的是系列的组成因素的理想的、传统地定义下来的形式。而在实际表现中，我们要结合它们所有的内在背离、不完美和偶尔的失败来研究它们。出现在我们先前图表中的功能概念，显然是满足和驱力之间的联接。更全面地讲，由于我们的制度图表所指的不是某个单独的表现，而是与某一类型的所有驱力相关联的手段的总和，所以功能在此就是指功用性范围。它参照复杂的驱力和一种需求的多方面满足而估定。为使这里的论证清晰，让我们再次将分析排列成一个新图表。这个图表依据的是刺激和反应心理学，更具体地说，依据的是我们对功用性实施的关键序列概念的应用。

    我们能很快得出几点对任何文化分析都十分重要的结论。我们用图表阐述的功用性序列的理论表明，驱力的概念不能被排除在任何简单或复杂的文化表现之外。一件人工制品、一个习惯、一种观念或信仰得以恒久地纳入一个原始或文明的文化，其原因在于它在一阶段或另一阶段进入一个功用性系列；也因为它作为功用性系列的一个构成部分而继续存在。动物心理学家教给我们一个重要事实是：得不到强化的习惯会变得生疏，甚至“消亡”。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理论应用于文化。任何关键的行为体系如果不和人类的需求及其满足直接或间接地相关联，都不可能继续存在。对任何文化要素的理解都意味着——除了其他方面之外——说明它与根本需求的满足之间的功用性联系或直接关系，无论这种需求是基本的，即生理需求，还是衍生的，即文化需求。当一个习惯得不到回报和强化，即不再有用时，它就会被抛弃。换言之，这正是我们对“遗存”、无意义的特质、无关的形式，以及类似概念的批判。某些进化或传播理论的构建工作曾不合逻辑地将这些概念作为论证手段。

    另一个结论是，功用性延伸的关键系列一旦被正式确立，就变得非常严格。我们看到，以教育或生物的方法来研究人格的形成，研究个体进入各种活动的组织化系统，是所有文化理解的精髓部分。这种分析还能延伸，用以表明任何单个机体被纳入一个功用系列时，都带有某种法律成份。简言之，技术操作中的缺陷，对合作规则的违背，以及对人或物的处理不当，都会因功用序列的失败而给机体带来最终惩罚。机体在功用序列内受到的来自物质器具的这种惩罚，也许是所有文化活动为调控人类行为而提供的最早和最有效的训戒措施。我们还看到经济原理再次被列于文化分析的维度之内。它是指通过努力，以及通过我们的系列中最易变，即最可互换的功用部分的境况而获得的价值。

    复杂的、繁琐的、基于物质和社会的器物层面，构成了人类通过它并在其中满足持续的基本需求的手段。这个器物层面还使人们发展出新需求，而且正如我们在双重驱力的概念中所见，它导致新驱力和新欲望的产生。这个器物层必须作为一个整体维持其存在，为的是共同运用它的那个群体的利益。它必须全面有效地延续，否则该群体的需求——甚至最基本的机体需求——都会因为不能单纯从动物依赖环境的方式来满足而不能生存。

    我们在此应当再加上一条概括。虽然达尔文的追随者做出了某些修正，但“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生物进化概念仍然十分重要。P·P·克鲁泡特金（Prince Peter Kropotkin）正确地指出，在合作共同体中，个体之间的互助是个支配性概念，而个体间的生存竞争则不适用于整体的人类社会。我们不能仅依据极少的文献证据就想当然地将物竞天择的概念应用于原始共同体，当然更不能把战争、弱者群体灭绝和强者以弱者、胜者以败者为代价的扩张假定为一种常态。不过，我们可以将生存价值的概念应用于文化。在此它或许不应与文化内或文化间斗争（struggle）的任何概念，而应与竞争（competition）的概念相搭配。我们能肯定，任何文化在功用效能、人工制品、合作或符号精确性等方面的失败，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文化器物层的逐渐消失。

    我们应该补充一点：接触传播的概念在此很有用。一个消亡的文化意味着人数的减少、适应的无能，以及部分地从文化回复到动物状态。然而，既然文化可以在几个群体中同时发展，我们就可以假定一个文化的某个缺陷可以得到矫正。矫正的形式是将有缺陷的群体整合到另一个更有效的文化中，或者是交流或采借，即传播，亦即把某些手段从较高文化引入较低文化。无论情形如何——我们在此一如既往地避免过于具体和确定地构拟幻象——某些受机体决定的文化器物之效能，可作为文化稳定性、生命力、组织的机会以及发展的决定因素。我们应假定这一原理是文化的功能分析的基础，而文化则是在特定环境内，人类机体和群体为了基本需求的满足和生活水准的逐步提高而充分适应环境所逐渐发展出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