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衍生需求的性质

    让我们先讲衍生文化驱力的严格性和制约性。整个人类，以及每个社会中的个体，在初生之际都是赤裸的机体。他们没有武器，没有防护，亦没有装备。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的构造禀赋颇为有限。他缺少天然武器如利爪、尖牙、毒囊之类。人的牙齿不足以锯木凿石，双手不利于掘地或杀牲。但作为替代，人制造出锋利而沉重的武器，能够击中远处的目标；他发明和改进工具用以掘土，用以杀死或诱捕地面、空中和水里的猎物；他借用动物的毛皮或以植物的纤维制作纺织品。这一积极要素，这种为了对自身有利而从对环境的持续长久开发中获取的优势，明显而又巨大。当然，人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即行为上的格外制约也显而易见：他必须按时工作，知道怎么干活儿，并随时准备在工作时依靠其同事。

    然而，我们能否说，人们对文化规则的服从与对生物制约的服从是一样地绝对呢？一旦认识到对文化器具——无论何等简单或复杂——的依赖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我们马上就能认识到，在社会合作或符号精确性上的失误，会立即带来简单生物意义上的直接损坏或长时期损耗。

    就生物决定因素而言，人类在打猎时，未必非要用标枪或弓箭；或使用毒镖；也不是非用栅栏、掩体或盔甲来保护自己不可。但为了增强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力，这些装备一旦被采用，就变成生存的必要条件。在此，我们可以一一历数人文依赖要素，其重要性均已变得不亚于任何生物性铸就的关键序列的执行。设想任何直接危险以及在文化上不可避免的表现：当猎人面对一个解剖学上装备更强的动物时，徒手相搏的结果必是自身伤残或致死。他使用的器物——矛、弓箭或枪——在工艺上必须精良。在此关键时刻，他在操作技能上不容有任何闪失。在集体远途狩猎中，武器和合作伙伴都必须适时适地发挥作用。在此，若要万无一失，则符号交流必须充分。此时此地，对于自我保存的生物驱力的最终实现而言，物质设备的经济化生产和技术质量，基于培训的技巧、知识和经验，合作的规则以及符号的效能，就如同任何纯粹的生理因素一样必不可少。

    让我们简单考虑失误的深远后果。无论关注的是一个原始部落还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国家，我们看到：为了生存，他们不能单纯依靠环境中的现成之物来满足其饮食、穿衣、强身护体。为生产所有这些器物，他们必须遵循技术规范，调节集体行为，并通过一系列活动来使知识、法律和伦理传统保持活力。如作分析，这些活动可表现为经济的、法律的、教育的、政治的、科学的、巫术的、宗教的以及伦理的。物质设备、社会团结、个人培训以及能力发展等方面若出现长期退化，则最终不仅导致文化解体，而且会引发饥荒、大规模疫病、个人效能衰退，当然，还会有明显的人口下降甚至灭绝。

    既然一种原始或发达文化的集体整合功能提供满足生物需求的手段，则集体生产的每一方面就其最广的含义而言，就像全面充分执行所有的关键序列一样，是生物学上的必要。在原始文化中，坚持传统——通常被描绘为保守、奴性或不自觉——完全可以理解，只要考虑到人类的知识、技术和物质设备超简单，他们就越得明确地维系一种有效的工作水平，那里的可替代手段极少，承载知识和传统的人数也有限；因此，固守已知的和能有效实行的传统必然极为重要。

    在一种高度发展的文化中，我们有一整套明确的手段，用以保证遵循我们的科学传统，我们的经济组织，以及我们传递思想和原则的符号的精确性。

    在此，如果我们想检验严苛性（stringency）和衍生需求的原理，我们大可参照当今历史性世界局势的戏剧性演示。整个世界战争的爆发并不仅仅是实施破坏。很明显，这种功用性方法（instumental approach）的最终目标也是生物学上的：即消灭人类机体。然而，即使在这里，也常有获胜军队通过瓦解和迷惑对手，并迫使其投降而间接地达到目的者。不过，这种整体战争还有经济战、勇气的较量以及宣传相伴随。于是我们看到，假使在经济战中，一个现代大国能将饥饿乃至营养不良状况加之于对方，那么通过对组织食品生产或进口的那套机制加以破坏，就能迫使对手投降。如果通过经济战，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供应被切断、摧毁或被劳工所破坏，那我们就再次看到，一套大规模的功用性装置的破坏将如何间接地通过许多中继而影响一个现代大社区的生物效能。在战争状态下，通过削弱或破坏组织、士气和人们之间通过符号建立的关系，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就能击败另一个国家。通过实施第五纵队策略而进行的宣传战，有时能造成一套所谓的社会学上的迷向符号系统。在制服挪威时，德国间谍对挪威部队下达欺骗性命令，这些正确编制的符号命令就是被放置在虚假的，即被错误理解的当局的位置上。

    对所有这些事实的具体过程的一个更充分思考将表明，借助于暴力格斗、经济进攻和宣传的战争，只有当其最终达到人类福祉的生物层次时，才能作为一种强制手段而生效。杀戮、伤残、置身于可怕的声音和光线，都直接作用于身体和神经系统。伴随着难民全体逃亡、道路阻塞和天寒地冻而在荷兰低地和法兰西恐怖地带发生的混乱，都只能以人类躯体和生理上的痛苦及直接的人体活动的紊乱来描述。

    因此，我们首先看到，衍生需求与生物需求具有相同的严苛性，而这种严苛性总是与机体的欲求密切相关。我们也看到，它们在何处以何种方式进入人类有组织的行为结构。最后，我们看到，即使像学问和研究、艺术和宗教、法律和伦理之类高度衍笺活动，也正如它们与组织化行为、技术，以及交流的准确性相关联一样，尽管多经几次转换，最终还是与维系人类生存、保持健康和机体效率的正常状态的必要性明确相关。总之，我们的概念和论据从未超出为充分理解所必须的经验层次分析——即一种正确、客观、充分的事实描述——之外，这一点几乎无需强调。

    现在，我们只须将结果列表并对各条目加以简明扼要的定义。并列两栏中的左栏梗概陈述迄今为止出现在我们分析中的文化的功用性驱力，而相对于这些驱力的文化反应则简要地列于右栏：

    我们不必从第一组条目入手。我们已经证明它们何以被视为严苛，并把一种新型的衍生驱力强加于人类行为之上。我们也已证明了衍生的过程，因而已把文化活动的功用决定性与该制约力的基本来源——即生物要求连接起来。

    关于第二栏，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经济活动总是形成更一般制度——诸如家庭、氏族、领地群体、政治部落或年龄级——的组成部分。即使在原始阶段时，人类就按特定的制度原理来组织自己。一队食物采集者，一个有组织的狩猎或捕鱼群队，一个联合从事社区农业劳作的人们群体，这都是原始层次上的主要经济制度。随着文化发展，出现了特定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群体。在最高文化中出现的工业、财政、银行业、合作社和消费者协会组织，就更不消说，都是典型的支配性经济制度。

    然而，重要的是认识到：文化的经济体系，就其整体而言，所意味的不仅是生产、交换、商品消费的各种制度的描述性清单，而且还是对控制整个社区的经济通则的分析。经济学是对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研究。财富随着进化水平，或随着环境的差别而迥然不同，并且还取决于由传统所界定的一系列法律规则或价值观念。对于这一整体过程的综合研究，始于生产要素，交换和分配的组织，以及财产部分被消费、部分被用作权力工具的方式。这种整合研究要考虑特定文化中支配着每一具体经济制度的通则。它也是对于每种特定制度的一种附加研究。在以更灵活的术语定义诸如土地、劳动、资金、企业组织，而这些术语又不能从我们自身文化中直接借用的时候，古典经济学理论必须部分地加以检验，部分地加以重构。

    然而，在我看来，古典理论的总体结构经过修正后仍可应用。“土地”的分析——亦即产权，选择性使用的意义上的所有环境资源，以及从神话、巫术、宗教和本土爱国主义的意义上对它的欣赏——当然必不可少。劳动组织与“土地”相关，但它主要是与家内的功能分化，或与氏族制度，或与最终导致奴役的社会分层的某些形式相联系。这对田野工作者是个描述上的难题。但它能为关于人类经济态度的普遍理论提供宝贵的比较材料。以功用性财产作为形式的资本概念，可能还包括积累的食物，在原始经济学里如同在古典理论里一样有用。销售与交换的组织明显导致仅仅作为善意象征的交换问题。关于交换的机制和手段也出现了颇为复杂的问题。许多人类学记载错误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对货币概念的随意使用。的确，如果人类学家分析过这个概念的基本组成要素，并研究过特定商品作为价值标准，交换的共同手段，以及延期付款的尺度等用途，并为作为商业交易通用媒介的货币的逐步发展和整合的历史提供了资料，那么，人类学家或许早就为经济发展史和我们对货币的了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然而，我们无需在此详述原始经济学各种方法和原理的专业性。这里的重要之点是：物质装备持久更新需求的功能性反应这一问题，确立起具体制度分析所不能涵盖的一种方法和一个理论视角。在此，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问题：即文化作为一个整合的机制，如何组织起来以满足出自一个象征性反应的整合连贯系统的功用性驱力。这样的答案将包含——或至少把我们引向——我们对于经济决定论，或对于在多重动机下实现的复杂行为网络中的经济限额和经济动机的更完整定义。我个人将用“经济的”这个形容词形式来定义人类行为中与所有权即财产的使用和处理权有关的方面，亦即物质货品的具体占有。显然，这个定义还意味着经济价值的概念，即那种由文化决定，旨在要求某种排他性占有权，从而可以排除他人而实现对物质财产的使用、消费和享受的特殊冲动。

    我们的第二个条目是社会控制。它断言每个社区都存在着供其成员认知其特权和责任的手段和方式；存在着使每一个体大体上充分履行义务并从而得到其特权的适当满足的强制性理由和机制。最后，它断言如果发生背离或违犯，就会有某些手段来重建秩序并使末实现的要求得以满足。某些简单社会缺少具体明确的法律制度，这经常导致民族志作者对这一功能问题的忽视。然而，我们在此阐述的方法证明：一种长久和有力的，即使是衍生的需求，也必须得到明确而充分的反应。所以，我们的方法主要是对更充分、更定向和更有效的田野调查的呼唤。在此，定向的重点即有必要研究个体在生命历程中被灌输以各种规则的方式。这显然是教育问题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在这里或可称之为规范的或法律的方法，它把观察者的注意力导向训练的方式，即从最初的阶段一直到充分的部落启蒙或习艺期，它不仅促成对部落传统的普遍尊敬和服从，而且昭示出背离或违犯传统的后果和处罚。人们可能发现，力量或强制暴力的因素多出现在培训和操练阶段，而不是出现在违犯习俗之后的惩罚中。众所周知，在所谓的原始人中，父母的权威松弛无力，不过，作为家庭权威的补充或替代，还存在其他的强制训练机构：游戏伙伴团体、启蒙营地的严格纪律、为培养男孩或青年参加经济事业或军事活动的严苛习艺期，以及伴随着教育或生理发展过程的一套有组织的制裁体系。在此，良好的田野工作者还必须更全面地记述公众舆论对一个人从孩童到成年施加压力的实际方式（actual manner）。

    另外，在成熟个体变成某一机构成员的年龄段上，驱使他正确承担角色的绝大部分制裁并不是来自群体内部中心权威的组织化实施，不管这是一位家内群体的长辈、氏族的族长，还是一个领地群体的头人或小部落酋长。最严苛、最强制的结果来自所施与所报（service and counter－service）的直接挂钩，来自通过直接经验而感受的强制力，其中的任何懒鬼、无能之辈，或不诚实的合作者都最终会被淘汰于机构之外，沦为被放逐或被排挤者。他因而会逐渐地、或多或少地沉沦到完全无足轻重或百无一用的境地。那时他就只能通过更严格、更充分地重新履行其职责来拯救自己。只有对原始生活的规范层面做出如此细致、具体和综合的研究，我们才能学会理解通常被描绘为“原始人对规则、习俗和禁忌奴性的遵从”的真正性质。至于教育，我们只需在此重申：具体的机构极为少见，培训、操练，以及正确的态度和礼法的灌输过程，都内在于每个制度的运行。这些制度当中最重要的显然是家内团体。但人们将会发现，每个组织化制度都提供了特定的习艺期，即新加入的成员首先要学习生意（trade）、社会职责、礼仪和伦理等方面的规则。

    我们对于人类组织中的政治方面的定义可缩小为：群体之中有权威的个体对他人使用的直接强制力。从观察肉体暴力实际发生的场合，其所依据的方法和法律限制，以及允许其发生的原因入手，我们将进而研究其如何一方面被转换为服从和默认的态度，另一方面是有限的及合理的或其他的专制和滥用权力的态度。显然，无论是在和平关系中还是在战争环境下，暴力的组织都明确地与一个群体相对于与之共同生活的其他群体的地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