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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RNST GOMBRICH
献给恩斯特.贡布里希
——卡尔.波普尔
我希望就此机会感谢我的同事沃特金斯［John W．N．watkins］，他的经久不衰的兴趣对我一直是巨大的鼓励。他阅读了本卷的手稿和校样，提出了最有益的改进建议。正是按照他的建议，我决定把这个《后记》作为一部独立的著作出版，而非如最初打算的那样，作为《科学发现的逻辑》的一系列附录出版。但是对于这部著作的完成比这些建议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它的观念的兴趣。
我也感谢《科学发现的逻辑》的合译者朱利叶斯.弗里德博士「Dr
Julius Freed」和兰.弗里德「Lan
Freed」，他们阅读了本卷的大部分长条校样，提出了许多改进它的文体的建议。［他们两人都在本书出版的许多年前去世——编者。」
在撰写本书期间，约瑟夫.阿加西［Joseph
Agassi］起初是我的研究生，后来是我的研究助手。几乎每一节都与他详细讨论过，结果常常是按照他的意见把一两个陈述扩充为整个新的一节——有一次扩充为整个新的一部分。［成为《实在论与科学的目的》的第2部分。」他的合作对我最有价值。
我还要感谢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s］，它使我能够得益于阿加西博士的帮助感谢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福特基金会）「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FordFoundation）」，感谢它给了我机会从1956年10月到1957年7月连续地阅读本书的长条校样，并使阿加西博士在此期间能够协助我的工作。
1959年于白金汉郡佩思
W.W.巴特利第三教授「Professor
W．W．Bartley，III」是我的学生，后来从1958年至1963年是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在1960年到1962年与我密切合作致力于此书。1978年，他诚恳地同意担任《后记》的编辑。我感谢他的帮助，感谢他担当这项艰巨的工作。我对他的感激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
还要感谢其他几个人，他们这些年和我一起致力于《后记》，尤其是艾伦.
E.马斯格雷夫「Alan E．Musgrave］，戴维.米勒「David
Milled，阿恩.F.彼得森「Arne
F．Peterse］，汤姆.塞特尔「Tom Settle」和杰里米.舍莫「Jeremy
Shearmur］。其中应当特别提到戴维.米勒和阿恩.彼得森，因为在1970年以前的各个不同时期他们都做了大量工作。
伦敦学院在这几年都一直在帮助我，并为我指派一名研究助手。自从我于1969年退休后的13年来，它借助于纳菲尔德基金会「Nuffield
Foundation］的一笔补助金继续帮助我，我要向纳菲尔德基金会表示感谢。主要做出这一安排的人是我的朋友和继任人约翰.沃特金斯教授；学院院长，已故的沃尔特.亚当斯爵士［Sir
Walter Adams」；和现任院长，拉尔夫.达伦多夫教授「Professor
Ralf Dahrendorf］，我深深感激他们的热忱的友谊以及对我的工作的浓厚兴趣。
倘若《后记》于1950年代出版，我本会把它题献给伯特兰.罗素：巴特利教授告诉我一封大意为此的信件现存于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的罗素档案馆「Russell Archives」。
我最后可以提一下，在我看来这部《后记》（连同《科学发现的逻辑》的译本）在1954年时几乎已准备就绪。正是在那时我选择了它的最初的题目，“后记：二十年后”，暗指1934年《探究的逻辑》的出版。
1982年于白金汉郡佩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