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科学发现的逻辑》的《后记》主要写于1951－1956年期间，那时波普尔首次出版的著作《探究的逻辑》［Logik derForschung］（1934年）正被译为英语，书名译为《科学发现的逻辑》。

    《后记》的各卷最初是《科学发现的逻辑》的一系列附录，在这些附录中波普尔打算纠正、扩充和发展他的第一部著作中的观念。这些附录实际上有一些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于1959年出版时已收入书中。但是有一组附录是独立成篇的，逐渐发展为一部单独的、完整的著作——其篇幅远远超过了最初的《探究的逻辑》。于是人们决定把这部新著作——称作《后记：二十年后》［Postscript：After Twenty Years」——作为《科学发现的逻辑》的续编或者姊妹篇出版。因此在1956－1957年此书被排为长条校样。

    然而，在预期出版的几个月内，这项工作却令人难以忍受地停止了。卡尔爵士在他的思想自传《无尽的探索》「UnendedQuest］中谈到了这些长条校样：“校对成了可怕的事情……当时我的双眼不得不做手术。此后有一段时间我无法再开始校对，因此《后记》未能出版。”

    我对这段时间记忆犹新：在他因双眼视网膜几处脱离做手术后不久我去了维也纳，到医院看望了波普尔；由于他正在恢复，我们就致力于《后记》的工作。有很长时间，他只是勉强能够看到东西，我们十分担心他会失明。

    当又能够看到东西的时候，他对《后记》做了大量的工作：又增补了几节，对长条校样做了数以千计的修改。但是这时其他工作的压力又太大了。1962年后，实际上文本没有增补任何东西。在下一个而且十分多产的10年间，在出版了《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1963年）之后，波普尔完成并出版了三部新著：《客观知识：一种进化的研究方法》「ObjectiveKnowledge：An Evolutionary Approach］（1972年），《无尽的探索》（1974和1976年），和（与约翰·埃克尔斯爵士「Sir John Eccles］合著）《自我及其大脑》「The Self and Its Brain」（1977年），以及多篇论文。在这些年，在这些著作中，他的现已著名的客观心灵的（和世界1、世界2和世界3的）理论得到发展，他的方法延伸到生物学。

    同时，代表了卡尔爵士在物理哲学方面的工作的顶点的《后记》仍未出版。但不是未被阅读：波普尔最亲近的学生和同事大都研究过这部著作，有几个人在那几年中一直拥有长条校样的副本。对于那些和我自己一样了解这部书并受到它的深刻影响的人来说，看到它最终完成并与公众共享，这是巨大的满足之源。

    现在为准备出版而编辑的文本实质上是1962年存在的文本。除去所标明的几处外，未做任何较大改动。通过它对波普尔的学生和同事们的影响，这部著作已获得了历史性——自它撰写以来已过去了约25年，自撰写最初的《探究的逻辑》以来已经过去45年。人们觉得，对于这样一部著作，这样处理是适当的。显而易见，书中的许多论点今天会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但是，倘若由作者做全面修订，本书的出版就会无限期地推迟。

    编辑工作包括把那些年积累起来的文本的某些部分的不同形式收集到一起；编辑本书文稿；增添书目提要和其他注释以有助于读者阅读。波普尔本人所做的几处新的增补都做了明显的标记：加上括号或标以星号：*。我自己的简短的编者按和书目提要也加了括号，后面加上缩写词“编者”「Ed］。在此我大体上遵循被普尔《认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Die beiden Grund-probleme der Erkenntnistheorie］一书（写于1930-1932年，出版于1979年）的编者特勒尔斯·埃格斯·汉森「Troels EggersHansen］所确立的惯例。波普尔能够在一系列会议上检查编辑工作，这些会议是我们在过去的两年中在不同的地点召开的——在海德堡，奎尔夫，多伦多，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施洛斯克朗伯格，以及他的家乡白金汉郡。他也为所有各卷增写了新的前言，为第二卷写了新的跋。

    按照我自己的建议，对出书形式做了一项较大更改。把这部巨著作为一本书出版是可能的，但那样会显得笨重，而且是许多学习哲学的学生财力所不及的。《后记》的几个部分——包括《开放的宇宙：赞成非决定论的论证》——会使人们广泛感到兴趣，不仅与哲学家和学习哲学的学生有关，而且与更广大的读者有关。

    总的看来，这些部分也是彼此独立的。因此我建议这部著作分为独立的三卷书出版，版式相配合，整体构成《后记》。略为犹豫后，卡尔爵士同意了这个建议，也同意了我为这三卷书建议的书名。

    因而《后记》以如下所述的形式出版：

    《实在论与科学的目的》「Realism and the Aim of Science」（第一卷）

    《开放的宇宙：赞成非决定论的论证》（第二卷）

    《量子论和物理学中的分裂》［Quantum Theory and the Schism in Physics］（第三卷）

    尽管作为《后记》的这三卷书很容易分别阅读，读者却应该意识到它们构成了一个连贯的论证。《后记》的每一卷都抨击了对于知识的一二种主观主义的或者唯心主义的研究取向每一卷都构成了对于知识的一种客观的、实在论的研究取向的一个或更多的组成部分。

    因而在现在称作《实在论与科学的目的》的一卷中，波普尔通过四个阶段（即逻辑的，方法论的，认识论的和形而上学的阶段）探索了他视为主观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主要来源的“归纳主义”。他阐述了他的可证伪性理论，说明了它把科学的、非科学的、伪科学的观点相互区分的效用。他提出了他的确证的理论，把它当作表达无需求助于常规哲学的主观的“必然之事”或者客观的“证明正当”而理性地喜爱一种理论胜于另一种理论的方式。在第一卷中，波普尔也讨论了他在哲学上和诸如贝克莱「Berkeley］、休谟「Hume］、康德「Kant］、马赫「Mach］和罗素［Russell］等历史人物的关系，那些人物对主观主义的传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详细答复了当代哲学和科学批评家。波普尔也抨击了对概率演算的主观解释，这种解释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概率测量了不充分的知识的主观状态。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波普尔主张对概率演算的客观解释，为此目的曾使用概率解释。现在他也批评概率解释。他详细地提出他自己的倾向解释以取而代之——在过去20年中，这种解释赢得了许多人的拥护。这些观念和论据在余下的几卷中得到了应用与发展。

    在《开放的宇宙：赞成非决定论的论证》中，波普尔对“科学”的和形而上学形式的决定论都提出了批评，论证说经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一样也不以决定论为先泱条件或者蕴涵着决定论。然而他发现形而上学的决定论继续构成许多当代量子论者包括决定论的对手们的工作的基础。波普尔把对概率的主观解释在物理学中所继续起的作用追溯到这些形而上学的决定论的先决条件。

    第一卷和第二卷的论证间有着深刻联系，它们共同关注着人类的自由、创造性和纯理性。

    第一卷在考虑正当性和纯理性时反驳了关于批评的限度——随之还有纯理性的限度——的主观主义和怀疑论的主张。如果这样一种限度存在，那么认真的论证就是无效的；它的出现就会是虚幻的。

    第二卷在论述决定论时，支持在对人类知识未来的增长的预测上我们的纯理性是有限度的主张。如果这样一种限度不存在，那么认真的论证就是无效的；它的出现就会是虚幻的。

    因而波普尔论证说，就批评而言人的理智是无限的，然而就它的预测能力而言它却是有限的；并表明无限和有限在它们各自的方面对于人的纯理性的存在都是必要的。

    在第三卷《量子论和物理学中的分裂》中，波普尔考察并反驳了被广泛用来为一种唯心主义观点做辩护的一系列论据和“停论”。在推测对量子力学的解释的问题可追溯到对概率演算的解释的问题时，波普尔进一步发展了他自己对概率的倾向解释。然后他彻底地批评了对量子论的一些主要解释，试图解决它们众所周知的悖论，把“观察者”从量子物理学中驱除出去。

    他的最后的“形而上学的跋”「Metaphysical Epilogue」对形而上学的研究纲领或者解释在物理学历史中的作用进行了历史的和纲领性的研究，把全部《后记》的主题都编织在一起。

    编者要向美国学会委员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Societies］和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致谢，感谢他们慷慨地支持这几卷书的编辑工作；感谢唐纳德.T.坎贝尔「Donald T.Campbell」教授和F.A.冯.海耶克［F.Avon Hayek］教授的建议与支持。编者也要感谢他的秘书南希.阿蒂斯.佐渡耶麻「Nancy Artis Sadoyama」忠诚而可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