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五种两难困民

　　全球化

　　“全球化”这个并不讨人喜欢的字眼儿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仅仅在十年以前，不论是学术著作还是通俗读物都很少使用这个术语。而现在，这一术语已经从无人使用变为无所不在；如果不提到它，任何政治演说都是不完整的，任何商业手册都是不受欢迎的。它的新近流行不论在学术圈还是在社会民主党派的文献中都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有人正确地指出：近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了大多数政治讨论和经济论辩的核心问题。

　　关于全球化的许多方面都处于争论当中：对这一术语应当作何理解？它是否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以及它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什么？等等。这里，产生了两种极其矛盾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与彼此分歧的政治立场相联系的观点。有人说，全球化多半只是一种神话、或者至多也就是一些长久以来的趋势的某种延续罢了。无需惊讶，这种姿态对于那些希望维护旧式社会民主主义的各个方面的人当然具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者们的一项发明。一旦我们透过这层伪装来看问题，我们就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过去的那些主张。与此相反，政策评论家和政策制定者们认为全球化过程不只确实存在，而且其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就像商业巨子大前沿一（KenichiOhmae）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无边界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上民族一国家已经成为某种“虚构”，政治家们在这里也已经丧失了一切有效的权力。

　　按照一般的理解，全球化指的是经济全球化。而且，从其根源上看，它涉及到跨越全世界的各种联系。保尔·赫斯特（PaulHirs）和格拉姆·汤普森（GranhamTh皿pso）在他们讨论这一话题的著作中是这样说的：“有人宣称，真正的全球化经济已经产生、或正处于产生的进程当中，其中，相互独立的民族经济和因之出现的对民族经济的国内战略管理正越来越没有意义。”——他们坚决反对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大多数贸易仍保持着区域性。例如，欧盟国家主要还是在它们彼此之间进行贸易。欧盟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水平在过去的这30年中只发生了边际增长。相比之下，美国倒是变得更加开放了，它在这30年内的出口额增长了一倍，但这样的发展尚远远达不到建立起“全面全球化的经济”。在不同的经济区域内部以及在它们相互之间所展开的贸易，不过是使我们回到了19世纪晚期。赫斯特和汤普森说道，在那个时代，正像今天一样，存在着自由贸易经济。

　　上面这后一种观点实际上非常容易受到质疑。即使当前的时期只是对上个世纪的重现，那也同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在战后时代的情形大有区别。民族经济之间在那时比在今天联系更为紧密。在1950年，贸易商品的出口额只占经合组织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而1911年已经达到了12％；在1970年又再次达到上升12个百分点的水平，至1997年又上升到17％。此外，现在贸易商品（包括多种形式的服务）的范围，已经比上一个世纪有了极大的扩展。参与到共同贸易协定中来的国家也大量地增加了。

　　最重要的变化是日益在实时交易的基础之上进行运转的世界金融市场的作用的扩大。货币兑换交易中的日周转额已逾万亿元。在过去的15年当中，与贸易有关的金融交易的比例已经上升了5倍。“分离资金”（isconnectedcapi－tal，由社会机构进行管理的资金）与其他形式的资金相比，从全世界范围来统计，自1970年起增长了1，100个百分点。以1996年7月计，单是那些本部设在美国的机构的投资者们就掌握了11．1万亿美元的资产。私有化养老基金、或为了替养老金计划募资而发行的债券，都是这一巨额资金中的基本组成部分。1995年，美国的各种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以及捐赠在机构资产净值中已达3，310亿美元。

　　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我们正在面临的现实，而且，它不仅只是过去年代的趋势的某种延续或者回复。在许多贸易仍保持着区域性的同时，在金融市场的层面上确实存在着一种“全面全球化的经济”。不过，如果只是将全球化的观念应用于字面意义上的“世界范围内”的联系，并且视其为仅仅是、或者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过程，那么，对全球化这一观念就会产生误解。全球化，正如我在下面将阐明的那样，它的内容无论如何也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时一空的巨变。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无论其是否是经济方面的，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举例来说，我们个人的饮食习惯，对食品供应者来说是会产生直接后果的，而后者很可能居住在世界的另一端。

　　通讯革命与信息技术的广泛传播同全球化进程有着深刻的联系。即使是在经济竞争的领域之内，情况也是如此。24小时运转的资金市场建立在人造卫星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相互融合的基础之上，而这种技术融合也同时影响着社会的其他方面。一个瞬时电子通讯的世界——即使是那些生活在最贫穷地区的人们也能参与到这个世界之中——正在瓦解各地的地方习惯和日常生活模式。单是电视所产生的影响，就足以引人重视。例如，许多评论家都同意，如果不是电视的影响，1989年东欧的事件就不会是它们实际上所经历的那样。

　　民族-国家是否就像大前沿所说的那样正在变成一种“虚构”、政府也已经过时了呢？虽然实际上并非如此，但是它们的形态却正在发生改变。在各个民族过去所拥有的某些权力（包括支撑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的那些权力）已经削弱的意义上讲，全球化正是从民族一国家中“脱离”出来的。不过，全球化也在“向下渗透”，它创造了新的需求、也创造了重建地方认同的新的可能性。苏格兰民族运动近来在英国掀起的高潮不应当被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对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类似的结构转化过程（例如在魁北克或加泰罗尼亚所发生的事件）的某种回应。地方的民族主义者们并不必然地面临理想破碎的困境。魁北克可能会选择从加拿大独立出来，就像苏格兰可能会从英国分离出来一样。或者采取另一种选择，即他们可以按照加泰罗尼亚式的解决方案，在一个宽泛的国家联合体中保留某些“准自治区”。

　　在创建那些不时打破民族一国家边界的、新的经济和文化区域的同时，全球化也从各个侧面渗入人们的观念之中。作为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的一部分，巴塞罗那也被纳入了一个一直扩展至法国南部的经济区域之中。这种三向的全球化正在影响着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地位和权力。如果过去主权一直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东西的话，现在它已不再是如此。国家边界（尤其以欧盟的例子为甚）与过去相比，正在不断地变得模糊。但是，民族一国家尚未消亡；并且从总体上来说，政府的活动范围与其说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而缩小，倒不如说是变得更为扩大了。一些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例如苏联解体之后的东欧各国），权力比它们在过去拥有的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

　　在政府、经济以及文化事务方面，各个国家仍然保留（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继续保留）相当大的对其国内公民和在对外事务上所享有的权力。它们将经常性地行使这些权力，只不过行使的范围限于在它们彼此之间、它们同其自身所处的地区和区域之间、以及它们同各个跨国集团和组织之间的积极协作当中罢了。“政府”因此变得同原来“那种”政府（即中央政府）越来越不一样了，而且范围也变得更加宽泛。“统理”（Governance）愈益成为富有意义的概念，它意味着某些类型的行政能力或规治（regulatio）能力。一些不是任何政府的组成部分（既非政府组织、也不是跨国组织的机构），实质上也参与了治理活动。

　　全球化似乎经常被说成是某种自然的力量，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国家、商业团体和其他组织积极地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就像新近成为国际互联网络的研究项目在早期阶段那样，大量有助于建立卫星通讯的研究是由政府资助进行的。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来为它们国内的委托人进行筹资，从而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扩张助了一臂之力。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促进了国际贸易和经济交往的加强。各个公司越来越踊跃地参与到直接对外投资当中去。1997年，跨国公司联属企业的销售额比全世界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总额还要高出20个百分点。

　　总的来说，全球化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进程，它受到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的合力推动。全球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中，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和力量对比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并不仅仅作为当前政策的背景：从整体上讲，全球化正在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组织发生巨变。它无疑与“新个人主义”——在有关社会民主的各种争论中，这一思潮可谓声势浩大——的兴起具有直接的关联。
　

　　个人主义

　　“团结”曾经在很长的时期都是社会民主党派的主旨。马克思主义的原始遗产在相对于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主旨中产生了矛盾。马克思曾谈到，国家的消亡将伴随着一个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在实践当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都一致地强调国家在团结与平等的过程中的作用。集体主义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区别于保守主义的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后者在意识形态上更着重强调“个人”。集体主义也曾经长期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基督教民主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从本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上述很多情况都已逐渐发生了逆转。社会民主主义被迫要对新自由主义发出的挑战作出回应，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在西方国家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化作出回应，这些变化为“撒切尔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支点。如果允许化简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在一些较小的国家中、或者在具有相似的民族文化的国家中，得到了极大的成功和充分的发展。但是，所有的西方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仍然呈现出多元化，同时生活方式也不断地变得丰富多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福利社会”造成的现实影响所带来的结果。

　　由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新姿态更多地是建立在固守陈旧观念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积极激发出来的，那么，毫不奇怪，他们一直拒绝适应日益具有重要性的个人主义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他们始终不能将自己的思想理清楚：新个人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中的追求自己利益的。因而是被束缚于各种关系的制约的个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毕竟，“自主的个人”，正是社会主义在斗争中提出来的理念。

　　我们在这里面；隔几个基本的问题。新个人主义确切是指什么？它与市场的不断扩张的作用具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是否正在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以“我”为中心的一代——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共同价值和公共关怀的瓦解和“自我优先”的社会的产生——的兴起？如果个人自由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那里必然受到比过去更多的强调，关于自由与平等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又该如何得到解决？

　　左翼和右翼同样都在担忧“以我为中心”社会和它在社会团结方面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但是，寻求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使他们追溯到了不同的原因。社会民主主义者把它归因于市场力量和“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冲击，后者则重点强调个人应当进行自我捍卫、而不是去依赖国家。而新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一些保守主义者，却回溯到60年代，认为那时的自由放任是道德沦丧过程的开端。

　　上述两种假设都经不起严格的细究。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对整个争论需要进行重新检讨。用“以‘我’为中心的一代”来描述新自由主义是误导性的，后者并未引发道德沦丧的过程。而与之正好相反的是，调查显示，当今年轻一代充满敏感的道德关怀，比过去几代人所关注到的范围还要广泛得多。但是，他们并不将这些价值与传统相联系，也不认同那些对生活方式进行立法的传统形式的权威。在这类道德价值中，某些在英格哈特所理解的意义上是后物质主义的，例如它们关注生态方面的各种价值、人权或者性自由。就像社会学家尤里奇·贝克所观察到的那样，新个人主义：

　　并不是“撒切尔主义”，也不是市场个人主义或原子论。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制度化的个人主义”。例如，福利国家中的许多权利和对权利的授予都是为个人、而不是为家庭设置的。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预示着就业权。而就业权相应地意味着受教育权，而这两种权利又预示着人会流动。

　　具备了所有的这些必要条件之后，人们就可以将他们自己建构成个人：即作为个人来规划、理解和设计自身。

　　简言之，新个人主义与传统和习惯从我们生活中消退有关。它是一种与全球化所产生的、范围非常广泛的冲击相联的现象，而并非仅仅是市场所造成的。福利国家一直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在集体主义的庇护下建立起来的各种福利制度，有助于将个人从过去的某些僵化制度中解放出来。与其将我们所处的时代看作道德沦丧的年代，不如将它看作一个道德变迁的年代更有意义。如果制度化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并不是一回事的话，那么前者对社会团结所造成的威胁会小得多。但是，这也确实意味着我们必须寻求创造团结的新手段。国家的严格管理和诉诸传统是不能保障社会凝聚力的。我们必须采取比过去几代人更为积极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且，我们还要更加积极地认同我们应当为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而承担责任，认可我们所采纳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责任，或者相互义务的主旨，存在于旧式的社会民主之中，只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是潜在的，因为它在集体性规定的概念中被淹没了。我们必须找到今天的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的新的平衡。

　　许多左翼批评家都对新自由主义持有保留态度。如果自我实践就是可能性的实现，这难道不就是各种形式的“。动理疗法”、或者说是富人的自我放任吗？显而易见，事实确实可能如此。但是，如果只看到了事情的这一面，那么就会忽略人们在观念和期望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新自由主义者们万众一心，为着实现更进一步的民主化而不断努力。这一变化绝不仅仅是有益的：新的忧虑和不安正在开始呈现，但许多更加积极的可能性也同样出现了。

　　左和右

　　从最初时期（即18世纪晚期）以来，左和有之间的划分一直都很模糊、很令人困惑，一直都需要廓清。但是，这种划分始终顽固地存在着，从来都没有消失。法国一位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学家泽夫·斯场奈尔（ZeevSternhell），在其关于一些团体和政党——它们都将自己描述成“非左非右”——的历史研究中，指出围绕这种划分的性质所进行的论辩一直是存在的户左和右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只要对政治思想的发展进行一番创览，就可以发现同样的观点在某些时期某些背景下被看成是左翼，而在另一些时期另一些背景下又被看成是右翼。例如，自由市场哲学的倡导者们在19世纪被视为左翼，而在今天一般将其归入右翼。19世纪如年代，工团主义者和主张社会团结的人宣称左与有之间的区别已经消亡。这些年来，每隔一段时间，这种说法就被重复一遍。虽然让一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在本世纪60年代曾经对这些理论提出过争议，但是，就像那些来自右翼的人经常所做的那样，这一主题始终不断地被展示。1930年，历史学家阿兰（EmileChartterAlain）评述道：“每当有人问我，左与右之间的划分是否仍具有任何意义，我心中最先产生的想法便是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本身并不属于左翼。”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诺伯托·鲍比欧（NorbertoBobbio）于1994年出版了一部以晚近的左翼与右翼为主题、引来讨论最多的著作。这部著作一出版在意大利就成了畅销书，第一年的销售量就超过了20万册。面对大量宣称左和右的划分已经过时的著作（这些著作这次主要是来自那些具有左翼背景，而非右翼背景的人），他试图为这种划分的有效性进行辩护。鲍比欧的论辩值得一听。他说，在和右的分类一直在对政治思想施加着影响，因为政治必然是充满对立的。政治的实质就是针对相反主张和政策的斗争。左翼和右翼来自于一个机体的两个侧面。虽然什么是“左”或什么是“右”可能发生变化，但在同一时间内，不存在既左又右的观点。一种立场只可能是两极化的。

　　鲍比欧说道，当政党或政治意识形态多多少少呈现出均势平衡，就几乎不再会有人对左和有之间的划分的有效性存有疑问。但是，一旦这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变得强大起来、以至于它看起来似乎成了“惟一的游戏”（theonlygameintown），则两边便都会趋向于对这种划分的有效性产生质疑。更为强大的那一方，会如同玛格丽特·撒切尔所声称的那样，作出“别无其他选择”的声明。随着它所代表的潮流逐渐地变得不受欢迎，势力渐衰的一方通常会试图接受反对派的某些观点，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主张进行宣传。失势一方的经典战略就是“综合对立的立场，通过吸收对手的观点并将其中性化、从而达到尽可能保留自己立场的目的”。每一方都显示出自己正在突破已趋陈旧的庄与右之间的划分，或是将自己一方的各个因素重新整合，以建立起一种新的重要取向。

　　政治派别已经装扮一新。例如在二战结束以后的时期内，随着法西斯主义的覆灭，就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为了存留下来，右翼政党被迫吸取了左翼的某些主张，并且接受了福利国家的基本构架。自本世纪80年代初以来，由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上升和共产主义的衰落，情况又发生了逆转。关于托尼·布莱尔接受了撒切尔主义的大部分观点，并将它们重新改造为某种新思维的说法，从上述立场来看，确实易于被人们理解。而这一次，从关于旧的分类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的论争中受益良多的却是左翼。依照鲍比欧的说法，就像过去一样，左和有之间的划分将得到自我重申。因此，如果假设社会民主主义正在复兴、而新右派正在迅速地变得不那么新的话，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可能很快会不再对左和右的划分是否已经过时感到犹豫。

　　在鲍比欧看来，左和有之间的区别不纯粹是一个正反两极的问题。一个主要的标准在将在与有进行区分的过程中不断地重现，这就是：对待平等的态度。左翼倾向于更多的平等，而右翼则认为社会必然是阶层化的。“平等”是一个相对概念。对于它，我们必须要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什么人之间的平等？在什么问题上的平等？在何种程度上的平等？左翼寻求减少不平等，但这一目标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加以理解。下述这样的一种假想是不切实际的：左派希望消除一切不平等现象，而右派却想要永远保留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有背景的。例如，在一个近来有大量移民涌入的国家中，左和有之；司的矛盾就可能表现在对下述问题的态度差别上：是否应当给予这些移民基本公民权利和实质性保护。

　　在坚持主张左和右的划分将持续下去的同时，鲍比欧通过承认这种区分现在未具备其过去具有的支点，而结束了对他的著作的批评者们的“回应”：

　　不可否认，当前在左翼中方向的丧失，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些在左翼的传统运动中从来不曾提出过的问题已经在现代世界中显露出来；并且，他们为了改造社会而提出来的某些设想（他们曾对这些设想和各种设计付出了巨大努力）一直未能实现……

　　任何一位左翼人士都不能否认，今日的左翼已经不再是它过去那样了。

　　鲍比欧无疑是在直说，左和右的区分不会消失，而且毫无疑问他是将不平等视为这种区分的核。动所在。虽然关于平等、或者社会正义的观念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解释，但这一观念对于左翼来说仍然是最为基本的。它受到了右翼分子坚持不懈的攻击。不过，对鲍比欧的阐述还需要进行某种提炼。那些持左翼观点的人不只是要追求社会正义，他们还认为政府必须在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发挥关键作用。但与其这样理解社会正义，倒不如说“站在左翼就是坚信解放政治”来得更为准确。平等之所以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机会，即幸福与自尊。正像牛津大学的哲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nhRaz）所指出的那样：

　　使我们关注形形色色的不平等现象的……是饥饿者的反乏、贫困者的需要……他们在这些方面比他们的邻居的情况更为恶劣的事实，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但是，它不只是这个不平等单一的罪恶，它还表明这些人的饥饿状况更为严重、他们的需要更为紧迫、他们的苦难造成了更大的伤痛，因此，我们对于平等的关注就是让我们优先考虑他们。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使我们关心平等问题。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由于未能使其公民最充分地发挥天赋和能力而损害了社会自身。此外，不平等还能威胁到社会凝聚力，并能够造成其他的一些社会所不愿看到的后果（例如刺激了高犯罪率）。过去确实存在过一些虽然包含着大量不平等、但却依然保持着稳定的社会。例如，传统的印度世袭阶层制度。而在一个充分民主的时代，情况却大为迎异。一个制造出大范围不平等的民主社会，很可能会产生普遍的不满与冲突。

　　全球化同共产主义的衰落一起改变了左和右的形态。在工业国家中，已经没有极左派可言，但是却存在着极右派，它自我定位为对全球化的回应，这种对全球化的共通回应使右翼的政治家们，如美国的派特·布坎南（PatBuchanan）、法国的让一玛·里蓬（Jean－MarieLePen）以及澳大利亚的波利娜·汉森（PaulineHanson）彼此联成一气。对于那些更广义的右翼人土（例如美国那些将联合国和联邦政府均看成是破坏其国家完整之阴谋的“爱国者”）来说，情况更是如此。极右派的主旨是经济和文化保护主义。例如，布坎南就声称“美国优先”！他为民族分离主义和强硬的限制移民政策辩护，认为用它们替代“全球一体论”才是适当的选择。

　　在和右之间的划分继续得到了保留，但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而言，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划分是否同过去一样涵盖了同样广阔的政治领域？我们是否如鲍比欧所言仅仅处于左与有完成其自我重建之前的过渡时期？或者，是否左与右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确实存在着，我们很难否认这一点。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在过去几年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论争当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揭示。无论他们是否直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大多数站在左翼的思想家与激进分子都曾以一种进步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他们不仅将自己与“向社会主义进军”的里程紧密联结起来，而且也将自己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紧密联结起来。保守派则相反，对宏大的计划向来持怀疑态度，并对社会发展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始终强调的是连续性。这种对立在今天已经变得不那么尖锐了。左和有同样都逐渐地接受了科学与技术所具有的“双刃”性质：它们不仅为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利益，同时也制造了新的危险和动荡。

　　随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计划经济管理理论的衰亡，左和右之间的主要分界线之一已经消失——或者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会消失。马克思主义左派曾期望推翻资本主义，并以一种不同的制度取而代之。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曾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也应当不断地被修正，这样它就会失去（在定义上）许多原有的特征。但现在似乎再没有人认为除了资本主义我们还有别的什么选择。于是剩下来的问题或争论所关年的，是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来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规治。这些争论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它们却并没有如过去那样是在更为基本的问题上的分歧。

　　随着这些情况的改变，大量的其他问题和可能性也渐渐显露出来，而它们并不属于左与右的范畴。这既包括生态问题，也包括与家庭和工作的特征变化、个人认同以及文化认同有关的问题。当然，社会正义和社会解放的价值与所有这些问题都具有相关性，但是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与这些价值交互关联。我们还必须在传统左派的“解放政治”中，添加上我曾在别处所称的“生活政治”。当然，这也许是、也许不是一个好的术语。我想用它表达的意思是，相对于解放政治关注的是生活机会（lifechances）而言，“生活政治”关注的是生活决定（lifedecisions）。这是一种如何选择身份及相互关系的政治。我们对于全球变暖的假说到底应当作何反应？我们是否应当赞成使用原子能？工作到底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保留核心的生活价值？欧盟的未来应当是什么样的？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是明确的左或有的问题。

　　上述这些都说明，社会民主党应当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政治中间派。各个社会民主党派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机会主义的原因，已经逐渐地向这一中间派靠近。当然，这一政治中间派在按左一有分界的背景下只能意味着妥协，即对两种更为明确的选择的“折中”。但如果在一有不再像过去那样概括一切，那么这一结论也将不再成立。我们应当严肃地看待近来在社会民主主义者中极为广泛地受到讨论的“活跃的中间派”或者“激进的中间派”。

　　这意味着“中左”（Centr－left）并不必然地与“温和的左派”是一回事。几乎所有的前面所提到的生活政治问题，都需要在不同的政府层面上采取激进的解决方案，或者提出激进的政策。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存在着潜在的分裂性，但是对于解决它们所需的条件和联合，却并不必然地要从立足于经济利益划分的那些人中产生。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恩（J．K．Galbraith）在其《满足的文化》（CultureOfChntent－ment）一书中曾经提到，在当前的社会中，富人对下层社会人们的命运漠不关心。不过在欧洲国家中的研究表明，在许多方面事实却恰恰相反。自下而上的联合是能够建立起来的，而且能够为激进政策奠定基础。例如，对生态问题的解决无疑经常需要某种激进的观点，但是，这样的激进主义大体上能够博得广泛的一致同意。从对全球化的反应到家庭政策，情况都是如此。

　　因此，“中左”这一术语并不仅仅是一个标签。革新后的社会民主党必须站在“中左”一边，因为社会正义和解放政治仍处在它的核心。但是“中间”不应被视为缺乏自己的主旨。相反，我们所谈论的是这样的一些联合：社会民主主义者可以将它们从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各条脉络中编织而成。对于传统的以及新颖的政治问题，都需要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思考。例如，一个经过改革的福利国家必须符合社会正义的标准，但它也必须认同和创造积极的生活选择，并与生态战略结为一体，以及对新的风险情形作出反应。

　　“激进主义”过去一向被认为是植根于左一有对立并且是以左反左的，因为那些自称是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认为自己与那些仅仅被视为“改良主义者”的人相距甚远。左与激进，如果曾经几乎是同义词的话，现在已经不再如此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发觉这种处境令他们很不自在。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因为它允许突破那些曾经一度高高筑起的政治樊篱而进行交流。让我们再来考虑福利改革的例子。关于福利国家之未来的设想，在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之间差异迎然，并且，这些差异集中围绕在左和右的分界线上。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保持高额的福利支出，而新自由主义者们却主张建立一个更小的福利安全网。但是，所有福利改革者们也都面临着一些公共问题。例如，怎样解决人口日趋老龄化并非仅仅是调整养老金水平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更加彻底地反思这种老龄化的性质变化、健康与疾病的形式变化以及其他更多的问题。

　　政治的行动主体

　　在就政治革新作出的所有尝试中，关干行动主体（agen－Cy）的问题自然也呈现了出来。如果某项政治纲领能够取得一致，又如何来贯彻它呢？社会民主政治最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社会运动而兴起。今天，他们除了遇到意识形态危机以外，还发现新的社会运动已经从侧翼包围着自己，自己也像其他党派一样陷入了一种政治不断贬值、政府权力明显耗损的处境之中。新自由主义一直坚持不懈地对政府在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进行着批评，这种批评看起来似乎是与现实世界中的各种趋势相一致的。现在已经到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对这些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观点发起反击的时候了。

　　“政治终结”的主题和全球化市场所导致的“国家隐没”，在近期的种种文献中显得如此突出，以至于值得我们反复重申政府在当代世界中所能够取得的成就。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

　　为各种不同利益的体现提供途径；

　　提供一个对这些利益的竞争性要求进行协调的场所；

　　创设和保护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关于政策问题的论争能够不受限制地持续开展下去；提供包括集体安全和福利的各种形式在内的、多种多样的公共产品；为公共利益而对市场进行规治，并在存在垄断威胁的情况下培育市场竞争；通过对暴力手段和警察机构的控制和使用，来培育社会安定；通过其在教育制度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来促进人力资源的积极开展；维持有效的法律制度；作为主要的用人方，在干预宏观和微观经济、以及提供基础设施中发挥直接的经济作用；比较富有争议的是，政府具有教化的目的：政府虽然体现着那些得到普遍支持的规范与价值，但是它也可以在教育制度和其他方面对这些规范与价值的塑造起到帮助作用；培育区域性和国际间的联合，并寻求实现全球性目标。

　　当然，上述各项都可以以颇为不同的方式去进行解释，并且在它们当中也总是存在着那些与非国家行动主体相重叠的领域。而上述这份清单是如此地令人难以驳法，再谈什么国家和政府正日益变得无关紧要已不具有任何意义。

　　在任何这些领域中，市场都不能取代政府，社会运动或者其他各种类型的非政府组织（NGO）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不论它们变得如何重要。80年代或者90年代初英国的社会运动和所谓的“挑战者党”，从来不曾像它们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发挥过如此重要的作用。但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到处都在削弱着、威胁着各种正统的政治党派。社会民主党派在80年代发现他们自己缺少一个有效的意识形态架构；当社会运动和其他集团将那些落在传统的社会民主政治之外的问题（如生态、动物保护、性、消费者权益、以及许多其他的问题）推到前台的时候，他们缺少一个能够用来进行回应的意识形态架构。

　　国家政府和政治党派影响力的削弱，在某些人看来是非政治化进程的趋势，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却是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激进主义的散播时机。尤里奇·贝克谈到了“亚政治”的出现：从议会向社会中单一问题团体（singl－issuegrouPs）的转移。许多这样的团体，如绿色和平组织或环保生态组织，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着活动。对于贝克和许多其他人来说，最为关键的一个事件就是1995年的BrentSpar事件。壳牌石油公司（Shell）当时计划通过将BrentSPar石油钻井平台沉入海底的办法来对其进行销毁。环境保护组织对此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并且许多国家的消费者们也停止购买壳牌汽油。壳牌公司自那以后在态度上的转变，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壳牌公司于1998年公布了一份内容翔实的报告，这份报告说明了它对于企业责任所持的新态度。该报告谈到了要参与这一“全球性争论”，目的是“为了向他人学习”并“解释我们的行为”。它承认有责任“保证以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在伦理上可以接受的方式而开展我们的商业活动”，并说“我们必须表明，我们这样做是保证能够通过独立验证的”。壳牌公司还宣称自己是第一个公开支持联合国（人权宣言）的重要能源公司。一个旨在对壳牌公司的商业政策和行动进行审查的“社会责任委员会”也于1997年成立。

　　壳牌公司的全球总裁科尔·赫克斯特罗特（CorHerb－stroter）所作的一番讲话是具有启迪意义的。当他谈到环境保护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时说：“我们对于这些组织想要获得权威的理解有些迟钝。我们低估了这些变化的程度，我们未能参与到与这些新兴组织的严肃对话当中去。”他还补充说，“简单地说，伴随着技术重新定义个人与机构之间的关系，全球社会的机构都在经历着组织重建。”

　　因此，所有这些新的运动、社会集团、非政府组织，确实能够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且，甚至全球性的大企业也必须注意到它们的活动。贝克将“政府机构的凝固”与“行为主体（组织、机构、个人）在社会的各种可能层面上的流动”、“政治的逐渐隐没”与“亚政治的日趋活跃”进行比较。他说道，公民主动成立的各种组织已经撇开政治家们而单方面地取得了权力。正是他们而不是政治家，在行动计划中提出了生态保护问题和其他的许多新的关注点。这些公民群体导致了1989年东欧的转型：在“没有复印机或电话”的情况下，它们“能够通过在广场上举行集会的方式来迫使统治集团退却或瓦解”。

　　文化评论家汉斯·马格努斯·思曾斯伯格（HansMagnusAn。北erger）在书中是这样来描写德国（对其他一些国家也适用）的情况的：

　　政治家们由于越来越不受到人们的关注而感受到了侮辱…（但是）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从政治阶层中一直未产生关于未来的创新和决策……

　　（德国）联邦政府是相对稳定和相对成功的，尽管并非因为事实上它受到那些从竞选海报上向我们露齿而笑的人们的统治……德国可以容忍一个并不胜任的政府，毕竟，那些在每日新闻中使我们感到厌烦的人们，最终确实是无关紧要的。

　　这一类评论，与有关研究发现的、人们对政治家们和正统的政治行动主体缺乏信任是一致的，这后一种情况在大多数工业国内都很相似。在美国，当人们在1964年所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被问到——“你有多少时候相信联邦政府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时，76％的人回答说“始终信任”，或者“大部分时间是信任的”。而在1994年再次进行的民意测验却表明，这一比例已经骤然降至25％。在那些明确表示继续信任政府的人中，有61％在过去的总统大选中参与了投票，而在持不太信任态度的人中仅有35％参与了过去的大选投票。年轻人对于议会政治，比年长的几代人持更为保留的态度——虽然年轻一代对“亚政治”的各种问题比他们的长辈怀有更加浓厚的兴趣。出生于1910年至1940年之间的“一代市民”最有可能信任政治家和参加投票选举。十一个西欧国家在1981年和1990年所进行的内容相同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人们对于政府机构的信赖在六个国家中已经下降，在四个国家中虽然保持稳定不变但信任度本来就相当低，只在一个国家（丹麦）有所上升。人们并非仅仅是对政治家的信任比从前减少了，他们对于其他权威人物（例如警察、律师或者医生）的态度同样也是如此 。

　　“挑战者党”一直在寻求通过直接对正统的政党展开攻击的方式来激发民众的这类情绪。绿党和极右的民粹主义政党已经在大多数工业国家中提出了分享权力的挑战。这两类政党与广泛的社会运动相联结，并且都立场鲜明地反对既有的政党和政府系统。就以1998年为例，绿党在十一个欧洲国家的国会中都拥有了席位。而大部分是在80年代才建立起来的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更加具有多样化色彩，在某些国家中他们的支持率已经达到了20％。例如奥地利的“争取自由党”（FreiheitlichePartei），但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例如英国、西班牙、荷兰或挪威）却并没有出现。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政党今后将获得比它们目前所得到的还要多的选票，虽然这也会将他们置于权力行动主体的地位。就像社会运动和激进主义团体一样，它们的重要性主要是象征意义上的：它们把各种问题推进政治议程，并且为它们周围所发生的斗争提供具体形式。如果极右的政党和运动真的变得超出了少数关注之外，那么它们将必然是十分危险的。另一方面，绿党引发了绝不能被忽略的、对社会民主的一些基本方向提出置疑的意识形态问题。即使有了历时十年的关于“生态现代化”的讨论，也不能说社会民主主义者就有足够的能力来吸取生态方面的思想。“即使是从对立的那一方来看，许多国家中既有的左派直到90年代末仍未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他们对于各种新问题已经转变了立场。”这一困难部分地是由于，与之相关的知识问题和政策问题是非常棘手的；再加上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派实际上是分裂的。这就如置身于一座尚未竣工的建筑里一样，在那里，陈旧的左派观念仍然突出，而成熟的选择一直未能形成。

　　“亚政治”到底将在何种程度上取代政治与政府更为传统的领域呢？贝克正确地提出，对于政党和议会政治的兴趣的降低与非政治化并不是一回事。社会运动、单一问题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公民联合组织必定将在一个连续的基础之上，从地方政治直到世界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必须作好向它们学习、对它们提出的问题作出反应、以及与它们进行谈判的准备，而公司与其他商业机构也将会照此行动。

　　但是，关于这类组织能够在政府失灵的情况下接替后者的作用、或者能够居于政党的位置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虽然民族一国家和中央政府可能正在改变它们自己的形式，但两者在当今的世界中均有着确凿无疑的重要性。那些“在每日新闻中使我们感到厌烦的人”是无关紧要的，并且在不确定的未来这种情况将仍然如此。1989年在东欧所发生的变化，事实上至少是建立在国家和国家领导的默许基础之上的。尤其重要的是苏联领导层所作出的关于不派军队镇压示威运动的决定。但是，不论是多么重要的运动与特殊利益集团，也不能像这样地来进行管制。

　　第二章五种两难困境一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正是既要在实践中、也要在法律上对不同的特定利益集团所提出的相互分歧的利益要求进行协调。但是，对于这里所提到的“政府”，应当在一种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来进行理解，而不是仅仅将其理解为中央政府。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考虑，怎样对政府进行最佳的重构才有可能使其适应时代的需要。

　　生态问题

　　生态政治的重要性超出了绿色社会运动所可能凝聚起来的任何影响、或者绿党所可能获得的选票率。在具体政治中，尤其是在德国，生态保护组织的影响已经是非常引人注目了，因此，“亚政治”的概念从那里起源是不足为奇的。安德列·马克威茨（AndreiMarkovits）与菲利普·戈尔斯基（PhihPGorski）在他们合著的《德国的左派》（TheGermanL巾）中评论道：“贯穿整个80年代，绿党已经进入了德国左派的社会化代表之中，给人们的感觉是：实际上后者的各种新思维、政治改革、战略陈述、生活方式……全都是从绿党及其周围发端而来的。”威利·布兰特（WillyBrandt）大法官过去喜欢将绿党说成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失散的孩子”，而事实上社会民主主义者通过被迫面对生态保护运动而获得了新的活力。这些后果是实实在在的。－方面（例如能源效率——即生产一单位国民收入所需要的能源的总量，或者污染物如二氧化碳或二氧化硫的人均散发量）是世界上遥遥领先的国家之一。

　　各种环境保护运动当然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生态保护领域内也充满了争论。潜在的全球性灾难的前兆最早于60年代显露出来，并且迅速发展成为成熟的预测。据称，地球资源正在以一种令人震惊的速度被消耗，而污染却正在破坏自然所赖以持续存在下去的生态平衡。这些可怕的警告促使批评家们作出了态度强硬的反应，他们争辩道：无限期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他们主要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来提出这一论断的。市场规则将保证不会限制经济增长。就像其他商品一样，如果任何自然资源逐渐变得稀缺，那么它的价格就会上升，它的消费量因此就会下降。如果商品的价格趋于下降，这就意味着供大于求。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Simon）曾于1980年与环境保护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Ehrlich）打了一个著名的赌。西蒙打赌说，无论埃利希举出任何类别的自然资源，它们的价格都将会在未来的某个特定时刻下降。而埃利希选择1990年为基准年，并选择了铜、铬、镍、锡以及钨。到1990年为止，这些金属的价格都已经比它们在10年前的价格降低了，降价率从24％到78％不等。最后当然是埃利希输了。

　　就目前受到关注的污染问题而言，西蒙以及其他一些沿着相似思路进行论争的人完全倾向于否认存在任何值得担忧的原因。例如，全球变暖既是非偶然的、同时也是一种并非由人类活动所带来的自然现象。自然所拥有的自我复原的能力远远超出人类对环境可能施加的任何影响——例如，自然总是在创造新的物种，并且也总是在消灭它们。

　　上述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呢？我不认为是站得住的。对于各种各样的生态问题，用市场办法解决是可能的，但是正像在别的问题上一样，这不意味着应选择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各种环境危机抱乐观态度，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战略。正如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派所正确认识到的那样，承认这一事实就意味着与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现代化的观念发生冲突。

　　自认可持续发展于1987年被纳入《布伦特兰委员会报告》（Brul；dtlandCommissionRdert）以来，它逐渐成为环境保护组织的压倒一切的关注点，而大多数党派的政治家们对这一问题则只是空话连篇。《布伦特兰报告》中只对可持续发展给出了一个具有迷惑性的简单定义，即当前的一代“保证它在不损及下一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前提下来满足现时需要”的能力。o由于我们并不知道未来几代人的需要将会是什么，或者资源的利用将会怎样地受到技术变革的影响，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不可能是准确的。故而，迄今我们可以数得出来的关于它的不同定义就多达四十个，便不足为奇了。

　　因此，可持续发展更多地是一项指导性原则，而不是一则准确的公式化表述。然而，它仍然被写入了“第21号行动计划”，这是由联合国所主持的作为布伦特兰一系列措施的一项具体后续行动。几个国家已经致力于将可持续发展融入它们的经济思想之中。而令人惊讶的是，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却在1988年宣称英国的经济政策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各项原则。由此也可见这一概念具有多么大的伸缩性。

　　英国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态度与某些欧洲大陆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如荷兰在1989年曾经启动一项将生态标准与一切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结合起来的全国性计划。每个政府部门都具有环境质量方面的一些指标，以及限期达到这些指标的一份固定时间表。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从一开始设计就要避免或者限制污染。为了有利于这样的生产方式，应避免应用“极端”的技术。公民组织和工业界代表参与了为拟订各项指标作准备的各次会议。虽然这项计划经常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的干扰，但还是起到了作用，使荷兰成为具有世界上最好的环境纪录之一的国家。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非常适合“生态现代化”这一更为宽泛的概念。M．哈杰（MaartenH旬er）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视生态现代化为几个串接到一起的“可信而引人入胜的线索”：可持续发展替代“确定性的增长”；侧重点在于预防而不是补救；将污染等同于无效率；将环境规治与经济增长视为互有种益。一方面政府干预对于促进建立完善的环境保护规范是有必要的，同时它也关系到工业界的积极合作，一旦工业界认识到生态现代化有益于商业发展，它的自愿合作就是有希望的。“生态现代化意味着这样的一种合作关系：处于这种合作关系中的政府、工商企业、温和派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及科学家们，在沿着更具有环境保护说服力的思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重建的过程中相互进行协作。”

　　这是否已经美妙得令人难以置信了？但这确实是可能实现的。毫无疑问，生态现代化将社会民主与生态方面的关注比过去所能设想到的还要更加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它拥有属于自己的现实成就：受到生态现代化很大影响的那些国家，在各个工业国中是最清洁和绿化程度最高的。但是，在宣称要让世界变得最好的同时，生态现代化回避了生态问题对社会民主思想所提出的某些重大挑战。那种关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互相能够很好地适应的假设确实不太令人信服，因为它们中的一方有时必然要同另一方发生冲突。此外，生态现代化主要地是关乎一个国家政策的问题，而各种环境危害却大多跨越了国家的边界、并且有的还是全球范围内的问题。各种关于生态现代化的美妙假设，使注意力从由生态考虑所引发的两个基本问题上发生了偏转：即我们与科学进步的关系，以及我们对于危机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全球化的后果之一，科学与技术变革日益加速，并且它对于我们的生活所发生的影响逐渐变得更加直接、意义也更加深远。我们可能曾认为“环境”即为自然世界，但是它现在当然已经不再只是这样了。许多过去属于自然界的事 物，现在既可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也可能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这不仅包括地球气候的外部世界、而且还有人体的“内部环境”。不论好坏，科学与技术已经浸入到人体之中，并且已经重新划定了那些通过人工制作才能获得的东西与那些完全需要从自然中“获得”的物质之间的界线。

　　过去一直将科学与技术看作政治之外的事情，但是这种观点也已经变得过时了。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在这里我们与科学及工业革新的关系比起过去来更加“值得怀疑”了。“新建的高速公路、垃圾焚化装置。化学工厂、核能或者生物技术工厂、以及各种研究机构，遭遇到直接受其影响的民间组织的抵制。越来越可以预知的，正是这种情况，而不是（就像在工业化早期一样）对这一进程所表示的欣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决策是不能留给那些“专家”去做的，而必须使政治家和公民们也参与进来。简言之，科学与技术不能被置于民主进程之外。不能机械地信任专家，认为他们知道什么对我们有利，他们也不可能总是向我们提供明确的真理；应当要求他们面对公众的审查来证实他们的结论和政策建言。

　　许多人将英国的疯牛病危机看成是个一次性的问题，即仅仅是一个英国的问题；或者，在某些左派人士的眼中，是撒切尔的一次不成功的规治。实际上它两者都不是，或者说它不只是这两者。疯牛病事件更应当被理解为是在“自然不再是自然”情况下所发生的风险情形的一个典型。新的风险情形的特征，在于专家们相互之间不能达成一致。政策制定者们能够依赖的。线索清晰的一系列发现现在是不存在的；相反，倒是研究萌生了许多模糊的结论和备受争议的解释。

　　从历史上看，对于许多典型的风险而言，后果是能呈现出来的。因此可以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去推测各种风险。对于某位卷入了在某给定时间内发生的交通事故的司机来说，他的风险能够在统计的基础之上轻易地被推测出来。而新的风险情形却并不属于这一类。我们并不具有可以指导自己行动的以往经验；而且，即使是关于究竟是否存在任何风险的问题，也可能会一直处于沸沸扬扬的争论之中。这一领域内的多数科学家们都认为，全球变暖正在发生，它具有人为的原因，并且它包含着预期的潜在灾难。但是，也有少数专家对于上述所有的这一切都不以为然；并且，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某些对环境科学文献有重大贡献的人也对后者表示赞同。

　　疯牛病事件至今仍远未结束。没有人知道疯牛病可能会在多少个其他国家中发生，以及它更为长远的后果将是什么。它在物种中进行传播的准确方式还是一个未解开的谜，而且它可能会有一个很长的潜伏期。仅仅是它对于经济所产生的冲击就已经是相当剧烈了。从1998年对疯牛病的调查中所得出的最新估计显示，它为英国经济所带来的支出迄今已达30亿英镑，这还仅仅是就向农民支付的赔偿、以及销毁受到感染的牛和处理它们尸体的支出来进行测算所得出的结果。在许多至今并未直接受到疯牛病侵袭的国家中，牛肉的消费量也已经降低了。

　　疯牛病事件为说明生态危机不能被“置之不理”、而是已经涌入了现代政治的核心地带这一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证明——假如需要证明的话。例如，卫生保健政策不能离开控制污染去设计，而把后者仅仅看成是“环境问题”中的某个独特领域；或者，仅仅把这些政策的制定看成是与技术变革相分离的过程。如何面对生态危机，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在关于生态现代化的文献中，预防原则通常是作为一种处理生态恶兆的方式而被提出来的。这一观念大概是在80年代首先为德国所采纳，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构成了该国公共政策中的一部分。这个国家最基本的态度就是，它声称有关环境问题的行动即使在科学上存在着不确定性，也仍然应当付诸实施。因此，80年代在几个欧洲大陆国家中启动了一些对付酸雨的项目，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英国，缺乏结论性证据竟被用来证明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以及其他污染问题上行动迟缓的合理性。

　　不过，预防原则并非总是有助益的，也并非总是可行的。生态危机经常都不会是如此标准化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已不再拥有‘坝占近自然”的机会。或者，因为同是源于科技进步的利益与风险，它们之间的平衡点是无法把握的。在支持科学技术革新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常常需要的是大胆，而不是谨慎。

　　新的风险情形的复杂特性甚至已经扩展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它们已经进入了公共讨论的领域之中。再以疯牛病为例。当时政府受到了普遍指责，首要的原因是，它先否认疯牛病对人们造成了某种健康方面的风险，后来又根据新的科学证据而转变了态度。作为政府不称职的表现，光是这种态度上的矛盾就足以轻而易举地使政府解散。在新的风险确实存在、而科学证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政府必须作出严格说来是具有冒险性质的决策。关键的不确定性在于：政府应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宣布那些通过新的科学信息而日益彰显的可能危险。对于某种新的风险情形的公开宣布，就像疯牛病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能够产生深远的后果。如果一项风险被公布出来，或者经过政府的干预而被赋予了“官方”的性质，然而事实上却是被夸大了或者什么也没发生的话，批评家们就会说这是一种“谣言惑众”；但是，假如官方认为这事风险很小，因此对是否要公开宣布持谨慎态度，那么批评家们就又会说这是“掩盖真相”：为什么不让公众早一些了解情况？

　　这里所牵涉到的问题甚至比上面的问题还要难办。在某些情况下，对于说服人们在改变自己目前行为的同时，又使他们同意采取那些为了避免某个风险或者一系列风险而采取别的行动步骤，预先警示可能是有必要的。例如，只有当政府与其他机构已经以种种方式受到了连续发生的灾难的严重干扰，解决全球变暖的有效的世界性行动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但是，那些能够、或者应当被公开激起的警惕，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如果有太多预警，就可能使人们今后对任何事情都不再严肃对待。

　　长期以来，向公民提供安全保障一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福利国家一直被视为这种安全保障的载体。从生态问题中所能汲取到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需要对风险予以同样多的关注。新表现出来的风险的突出性将个人自主性同科学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广泛影响这两个方面联系了起来。风险一方面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我们所面对的各种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是由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些风险所伴生的各种机会。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动力的规则。

　　传统和自然，就其“不由分说”地作出它们的决定而论，是很相似的。各种行动与事件都“向来如此”，或者，作为“天经地义的”结果而为人们所接受。一旦传统和自然得到改造，就必须采纳富有远见的决定，并且我们对于这些决定所带来的后果须负有责任。谁应当对（无论是个人、国家。还是其他组织所采取的）当前行为的将来后果承担责任，是新型政治主要关注的问题之——如同在情况恶化的时候，由谁、怎样、以及利用什么资源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一样。

　　机会与创新是风险的积极一方。当然，没有人能够逃避风险，但是在对于风险的被动经历与对于风险环境的主动探测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风险的积极参与，是社会与经济动员的一个必要成分。对于某些风险，我们希望尽可能将其降至最低程度；而另外的一些风险，例如那些涉及到投资决定的风险，是成功的市场经济中一个积极的和不可或缺的部分。

　　确切地说，风险与危险并不是一回事。风险涉及到那些我们主动寻求与之面对、以及对其进行估量的危险。在一个面向未来并充塞着信息的社会（如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当中，关于风险的主题将政治的其他各个不同领域联结了起来：福利国家改革、参与世界金融市场、对技术变革的反应、生态问题、以及地缘政治的变化。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抵御风险的保障，但也需要具有面对风险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对待风险的能力。

　　“第三条道路”政治

　　迄今为止，我已经分别谈到了“五种两难困境”，仿佛它们是互不相关似的。然而，它们其实并非互不相关，而且在这一节和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需要将这些不同的线索联接到一起。

　　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总目标，应当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些变革是：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第三条道路政治应当对全球化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但至关紧要的是，必须将其视作范围比全球市场还要宽得多的一种现象。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与极右派所主张的经济和文化保护主义进行论争，后者将全球化看成是对国家的完整性和传统价值的威胁。经济全球化无疑能够对地方性的自给自足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但是，保护主义既不明智也不合乎民意。即使它能够在实践中被采纳，它也只能制造一个自私的、各经济集团之间很可能会相互敌对的世界。第三条道路政治不应当把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中的“一揽子协议”（blanketen．dorsement）相等同。自由贸易能够作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是，假如市场对社会和文化具有破坏性力量，那么，对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广泛后果就总得进行仔细审视。

　　第三条道路政治，在明确承认它所关注的问题范围比旧的左一有分野架构下更加广泛的同时，保留社会正义问题仍然是核心的关注点。平等和个人自由也许会发生冲突，但是立足平等的各项措施也常常会扩大那些向个人敞开的自由的范围。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自由应当是指行为自主，而后者反过来又需要广大社会共同体的参与。在置老式的集体主义于一边的同时，第三条道路政治正在寻找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寻找一种对于权利和义务的重新定义。

　　有人可能会以下面的这句话作为新型政治的座右铭：无责任即无权利。政府对于其公民和其他人负有一系列责任，包括对弱者的保护。不过，老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于将权利作为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种种要求。个人主义不断扩张的同时，个人义务也应当延伸。例如，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应当履行主动寻找工作的义务；并且，能否确保各种福利制度不会阻碍主动的谋职行为则取决于政府。作为一项伦理原则，“无责任即无权利”必须不仅仅适用于福利的受益者，而且也适用于每一个人。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强调这一点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规则就只能适用于那些穷人或需要得到福利的人——正如政治权利的实际情形一样。

　　在今天的社会中，第二条规则应是无民立即无权威。无论是在国家、政府、家庭、还是其他机构之中，权利总是以不断地关注传统的各种标记作为使权威正当化的主要手段。右翼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说道，如果失掉传统和传统的各种形式，权威就会瓦解，人们就将失去分辨对与错的能力。这样一来，民主就永远只能是残缺不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反对这一观点。在一个传统与习惯正在失去其支配力的社会之中，树立权威的惟一途径就是通过民主新自由主义虽并不必然地腐蚀权威，但却需要在一个积极的、或参与的基础之上来对权威进行重铸。

　　与第三条道路政治相关的其他问题并不隶属于解放政治的构架，或者只是部分地关系到这一构架。这些问题包括对全球化的反应、科学与技术变革、以及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需要在这里提出来的问题不是关于社会正义，而是关于我们在传统与习惯已趋衰落之后应当怎样生活、如何重建社会团结、以及如何对生态问题作出反应。在对上述问题作出反应的过程中，应当着重强调世界价值、和可能被称之为“哲学上的保守主义”的价值。在一个充满生态危机的时代，现代化不可能完全是直线型的，而且也绝对不可能仅仅等同于经济增长。

　　现代化问题对于新型政治来说，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生态现代化是其中的一个视角，但还包括有其他方面。例如，托尼·布莱尔的各次讲话中，掺入了某些关于现代化的言论。现代化究竟应当意味着什么？明显地讲，它所指的一个方面就是社会民主自身的现代化，即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阵营中脱离出来。但是，作为内涵广泛的一项行动计划，一个现代化战略只有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对这一观念已经具有了极富经验的理解的前提下，才能奏效。

　　在生态方面极富敏感性的现代化问题，不是关于“日益增长的现代性”的问题，而是旨在了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与限制。在一个繁复变化的世界（其中，本质上不可预测的科技创新所释放的能量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中，急需重建连续性和提高社会凝聚力。

　　哲学保守主义的主旨是走中间道路。当然，现代化与保守主义通常被视为两个对立面。但是，我们必须利用现代性这一工具，来解决如何生活在这个“超越了传统”并“处在自然的另一端”的世界（在这里，风险与责任进行了新的组合）中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保守主义”与政治右翼对其进行理解的方式之间，只具有一种不牢固的密切关系。它提出，应当采取务实的态度来应付变化；在对科学技术为我们带来的各种不确定结果进行认识的过程中，对它们采取某种具有细微差别的立场；对过去和历史保持尊重；而在环境保护领域中，在可行的情况下采用预防原则。这些目标非但不与现代化行动计划相矛盾，而且还以后者为先决条件。科学与技术，就像上面所谈到的那样，已经再也不能被置于民主的范围之外了，因为它们对于我们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比对前几代人更加直接、也更加深远。

　　再以现代政治中某些最激烈的争论所涉及到的家庭作为另外一个例子。维持家庭生活的连续性，尤其是保障儿童的幸福，是家庭政策中最为重要的目标之一。不过，这个目标不能通过某种反动的姿态——即试图重申“传统家庭”的做法——来达到。就如同我将在后面试图说明的那样，它必须以民主化的现代化进程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