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会主义之后

　　150年以前，马克思写道：“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这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幽灵。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但我们说它“正确”的理由却不同于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了，但它们的幽灵仍然缠绕着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他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划已经失信的地方使这些价值再现其意义。

　　今天的政治思想似乎已经失去了它们的鼓动力，而政治领袖们似乎也已经失去了领导的能力。公共讨论的主题成了各种各样的担忧：道德水准下降、贫富悬殊加剧、福利国家的压力，等等。惟一表现出坚定的乐观主义。动态的群体就是那些相信技术可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人们。但是，技术变迁的后果从来都是好坏参半的，而且，技术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为一种有效的政治规划打下坚实基础。如果政治思想想要重新获得感召力，它们就必须走出单纯对现实政治作出反应的模式，而且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于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务和狭小的空间范围之内。如果没有理想的话，政治生活就一无是处；但是，如果理想与现实可能性无关，它们就是空洞的。我们既需要知道自己想要创造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也需要知道向这种社会迈进的具体方式。本书试图指出如何达到这些目标以及如何使政治理想主义再生。

　　虽然本书的许多论证都涉及到广阔的范围，我的主要参照对象仍将是英国。在英国以及在时下的许多国家，理论都落后于实践。由于失去了原有的确定性，号称代表左翼的政府正在创造的政策是不堪一击的。理论之体必须有政策骨架的支撑，不仅仅是从理论上认可其所作所为，而且要提出具有更明确的方向感和目的感的政治框架。因为左翼确实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社会主义——至少，作为一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

　　社会主义的衰落

　　社会主义的起源与18世纪中晚期发生的早期工业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它的主要对手——保守主义也产生于这一时期，后者是在反对法国革命及其后果的过程中逐渐成型的。社会主义一开始是作为一种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体系而出现的，只是在后来它才把重点放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在共产主义随着苏联的兴起而获得特定的含义之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主义一词彼此重合的，两者都试图维护社会或共同体的首要地位。

　　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和伦理学上的冲动。但是，早在马克思之前，它就已经披上了经济学说的外衣。然而，正是马克思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严密、精细的经济理论。他还把社会主义放到一种对历史加以全面审视的背景中去。马克思的基本立场逐渐为其他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接受，不论他们在其他方面存在多大的分歧。社会主义试图直面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以便使资本主义具有人性，或者完全推翻它。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果让资本主义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它在经济上是缺乏效率的、在社会上是严重分裂的，而且，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无法实现自身的再生产。

　　资本主义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管理而被人性化，这一观念使社会主义具备了一个极为坚硬的外壳——尽管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还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的兴衰取决于它能否创造出这样一个社会的能力：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这个社会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并且能够以更加公平的方式来分配这些财富。如果说社会主义现在衰落了，则正是由于这些主张落空了。社会主义曾经以非凡的方式创造过奇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5年间，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似乎普遍存在于东方和西方。正像著名的经济问题观察家E．德班在1949年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现在全都是计划者……自从大战以来，对自由经济的普遍信仰，已经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在世界各地迅速瓦解了。”

　　西方社会主义的主要形态是社会民主主义，一种温和的、议会制的社会主义，其基础是得到强化的福利国家。在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左翼和右翼都同样为福利国家的创立作出了贡献。但是在战后一段时期，社会主义者宣称这些贡献是由他们独家作出的。至少在某一段时期，即使是在苏联那样的社会中，无所不包的计划也呈现出经济上的有效性，虽然在政治上苏联从来都是专制型的。在60年代，连续几届美国政府都对“苏联将在未来30年内从经济上赶超美国”这样一种宣称严阵以待。

　　事后来看，我们终于明白了苏联为什么不仅未能赶超美国，反而远远落在了后面，以及为什么社会民主自身也遇到了危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从来都是很不完备的，这些理论低估了资本主义在创新、适应以及不断提高生产力方面的能力。社会主义也未能把握市场作为一种向买卖双方提供基本信息的机制的重要意义。当然，只是70年代初以后，在全球化和技术变迁的步伐逐渐加快的过程中，这些缺陷才逐渐暴露出来。

　　从70年代中期到苏联解体这一段时间，社会民主制度越来越多地受到自由市场哲学的挑战，特别是受到撒切尔主义或里根主义（更一般的称谓是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主张市场自由化的思想似乎已属于过去，属于一个已经被超越的时代。自由市场的重要鼓吹者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以及其他站在自由市场的立场上批评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的言论，曾经一度被视为古怪偏执，但它们70年代中期以来一下子又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新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造成的后果比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要小。但是，正像别的地方一样，自由市场哲学对欧洲大陆的影响也是很强的。

　　“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概念所覆盖的范围非常之宽泛，涉及到具有各种不同政策取向和言说方式的群体、运动和党派。例如，虽然里根和撒切尔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但他们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奉行着不同的政策。撒切尔夫人刚刚上台时，并没有一套羽翼丰满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在她执政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型的。“左翼”政党什b如新西兰的政党）在效法撒切尔政策的时候又为其中一些关键的政策信念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而且，新自由主义也有两个流派。主要的一个流派是保守派，“新右派”这一术语就源于这一流派。新自由主义变成世界各地许多保守党派的政治观点。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与自由市场哲学相联系的重要思想类型，那就是道德和经济问题上的“自由放任论者”（libertarian）比如，与撒切尔式的保守派不同，自由论者赞成性自由或者主张毒品的合法化。

　　“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更加宽泛和更加含糊不清的术语。我用它来表示属于持改革立场的左派阵营的政党和团体。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的一段时期，许多不同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持有一种大体上相似的观点。这就是我将会论及的老派或古典的社会民主思想。自80年代以来，在回应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问题的过程中，世界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开始放弃这种先前的立场。

　　实践中的社会民主与由它们孕育出的福利制度一样有着各种差异很大的形态。欧洲的福利国家可以分成四种不同的制度类型，它们都分享着共同的历史起源、目标和结构：

　　英国的福利制度，重视社会服务和保健，但福利是按收入多寡来确定的；斯堪的纳维亚或北欧福利国家，以高额税收为基础，基本取向是使每一位公民都享受到福利，提供慷慨的福利金和资金充裕的国家服务，包括医疗保健服务；中欧各国的福利制度，对社会服务的投入相对较弱，但在其他方面却有充分的福利性投入，获得福利的主要途径是就业，而福利基金的主要来源是社会保险金；南欧各国的制度，在形式上类似于中欧各国，但涉及的范围比前者窄，提供的支持也比前者少。

　　考虑到这些差异，古典社会民主思想和新自由主义实际上代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哲学。我在下面概括了两者之间的差异。这种粗线条的简单比较明显具有把现实简单化的危险。然而这里列出的差异是真实而重要的，并且，古典式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在世界各地仍然非常顽强地延续着。

　　老派社会民主主义

　　老派社会民主主义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马克思所诊断出来的弊端，但又相信这些症状可以通过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而得到缓解或克服。国家有义务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者只能以零散的方式提供的公共产品。在老派社会民主主义看来，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是正常的，同时也是应该的，因为公共权力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代表着集体意志。有政府、企业和工会等参与的集体决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市场机制。

　　对于老派社会民主主义而言，国家对家庭生活的介入不仅必要，而且值得鼓励。国家福利在救助贫困家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当个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无法自食其力时，国家可以伸出手来助他们一臂之力。除了某些显而易见的例外情形，老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志愿组织往往表示怀疑。这些组织常常是在帮倒忙，因为与国家拨款的社会服务机构相比，这些组织往往都是非专业水平的，变幻无常的，每每在接受其服务的人们面前摆出一副大恩人的姿态。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位使战后的福利制度成为共识的经济学大师，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却含有着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所强调的某些重要方面。与马克思一样，凯恩斯也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着一些非理性的因素，但他认为这些因素可以在不否定资本主义本身的情况下得到控制，从而使资本主义得到挽救。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倾向于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视为当然。事实上凯恩斯的理论并未重视经济中的供给方面，这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先入之见恰好不谋而合。凯恩斯阐明了如何通过需求管理和创造一种混合经济来稳定市场资本主义。尽管他并不赞成国有化，但英国的混合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恰好就是国有化。某些经济部门应当从市场中抽离出来，这不仅是因为市场本身有缺陷，还因为某些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产业不应掌握在私人手中。

　　对平等的追求已经成为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者（包括英国工党）的主要关注点。更大程度的平等将通过各种拉手（levelling）策略来实现。比如，通过福利国家来推行的累进税制度，就是一种取富济贫的制度安排。福利国家有两项目标：首先是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同时也要保护各个生活领域中的个人。19世纪开始出现的最早的福利措施本来是由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倡导的，还常常遭到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反对。但是，战后的福利国家普遍在体力劳动阶级中拥有稳固的基础，这一阶级直到20年以前仍然是社会民主党派的主要选票来源。

　　直到社会民主主义在70年代末期遭受挫折时为止，它一直遵循着线性的现代化模式——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英国福利国家兴起的最著名的阐释者、社会学家T．H．马歇尔对这样一种模式作出了也许是最引人注目的说明。福利国家是一个长期的公民权演进过程所达到的最高峰。正像战后初期的大多数人一样，马歇尔预期福利制度能够不断地进步和发展，为经济的发展配置日益充分实现的社会权利。

　　大体上看，老派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排斥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但是它发现自己很难把这种关注纳入到自己的政纲之中。它对社团主义的侧重、它的充分就业取向以及它对福利国家的绝对强调使它很难采取一个适当立场、并采取系统的措施来解决生态问题。此外，它在实践中也缺乏一种全球性眼光。从取向上看，它是国际主义的，这是指它试图在志同道合的政党之间建立团结，而并不意味着它会寻求国际合作来解决全球性的问题。但是，它与两极化的世界仍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立场介于美国式福利最小化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指令性经济之间。

　　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一个首要特征是对“大政府”的敌视，这一特点有几个来源。英国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柏克表达了他对国家的嫌恶，他认为国家的过分扩张会变成自由和自主的敌人。美国的保守主义则一直保持着对中央政府的敌意。撒切尔主义利用了这些思想，但它同时还利用了对于国家角色所持的古典自由主义怀疑论，这种怀疑论的基础是关于市场优越性的经济学论证。使国家最小化的理论与把公民社会视作一种社会团结的自生机制的独特观点紧密相关。必须有条件让公民社会的小股力量得到发展；而且，如果它们没有受到国家干预的阻碍，就能凭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点。一位作者说道，如果任由公民社会来完成其自我设计的话，它将具有这样的美德：“良好的品格。诚实、义务、自我牺牲、荣誉、服务、自律、宽容、尊重、公正、自强、信任、文明、坚韧、勇气、正直、勤勉、爱国主义、为他人着想、节俭以及崇敬”。这位作者还说，在现代人听来，这些美德犹如“带着远古魔咒的悦耳铃声”——但是，这正是因为国家权力已经通过破坏公民社会而压抑了这些美德。

　　据说，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对公民社会的秩序具有破坏性；但市场则不会如此，因为市场的兴衰取决于个人的能动性。正像公民社会的秩序一样，如果任由市场自行发展，它们将为社会提供最大的好处。市场是“永动机，它们只需要一个法律框架和不干预它的政府，就能提供不间断的增长＂ 。

　　新自由主义把无拘无束的市场力量与对传统制度——特别是家庭和民族——的维护联系起来。个人的能动性需要在经济领域得到发展，但责任和义务则应当在其他领域中得到维护。传统的家庭是社会秩序的功能性必要条件，传统的民族也一样。其他的家庭类型——比如单亲家庭或同性恋关系——则只会导致社会的衰败。其他任何弱化民族整体性的因素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声明中，仇外主义的情绪溢于言表，他们保留着自己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最严厉的责难。

　　撒切尔主义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不平等现象的漠视，或者甚至是对这种现象的积极支持。“社会不平等天然就是错误的或有害的”这一观点，是“天真的和不合情理的”。首先，它反对平等主义。平等主义的政策（特别是苏俄所遵循的那些政策）创造出一个单一的社会，而且，这些政策只能借助专制力量来推行。然而，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政策却又把机会平等看成是值得追求的和十分必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约翰·梅杰非常不恰当地模仿马克思的语气去表达自己想要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的意图。一个任由市场自由运作的社会可能会产生大量的经济不平等，但这并不要紧，只要具备决心和能力的人能够上升到与他们的能力相匹配的位置就可以了。

　　对福利国家的反对是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新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国家看成是一切罪恶的源泉，正像当初的革命左派把资本主义视为一切罪恶的源泉一样。有一位作者写道：“我们将带着轻蔑的嘲笑来回顾福利国家，正像我们现在会玩笑式地说奴隶制是组织有效率、有动力的生产活动的手段一样。”福利国家“给它所设想的受益者——被它界定为弱者、贫穷者和不幸者的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它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

　　那么，在福利国家垮掉之后，由谁来提供福利呢？答案是市场引导的经济增长。福利不应当被理解为国家的救济，而应当被理解为最大化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总体财富，而做到这一切的惟一办法就是让市场自己去创造奇迹。这种取向通常伴随着把生态问题当做一个恐怖故事而不予理睬的态度。撒切尔对“绿色资本主义”的提议还表示首肯，但新自由主义对生态问题的态度通常则是敌视。曾经有人认为生态危机是被夸大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它是末日审判神话的贩卖者们发明的把戏；现在的证据反倒恰恰表明了人类社会正朝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普遍繁荣的时代迈进。这是一种线性的现代化观念，几乎不考虑经济发展的任何限度。

　　与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全球化理论，又是一种直接推动着全球化的力量。新自由主义者把那些指导他们参与地方性事务的哲学运用于全球的层面。如果市场能够在不受干预或少受干预的情况下自由运作，那么这个世界最终将达到它的最佳状态。但是，正像传统民族观念的维护者一样，新自由主义者采纳了一种关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全球社会仍然是一个由民族一国家组成的社会；在一个民族一国家体系的世界里，真正起作用的是权力。为战争作好准备并维持军事实力，是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角色的必要因素。正像老派社会民主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是在两极化的秩序中产生的，并且受到使其得以产生的那些条件的限制。

　　各种原则的对比

　　新自由主义似乎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毕竟，社会民主正陷入意识形态的混乱之中，而且，如果说五十年以前八人都主张计划的话，那么现在似乎再没有人是计划者了。这是一种相当彻底的逆转，因为至少有那么一个世纪，社会主义者认为自己是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驱。

　　但是，新自由主义也并非就未曾受到过挑战。其实它本身也陷入了某种困境，而我们有必要了解这是为什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两个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存在的张力。保守主义总是意味着以一种谨小慎微的实用主义姿态来看待社会和经济变迁，这正是柏克在面对法国革命的救世主式主张时所持有的态度。传统的连续性在保守主义的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传统中包含着过去所累积下来的智慧，并因此提供了一种迈向未来的指南。主张自由市场的哲学则持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它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通过不断解放市场力量而获得的永无止息的经济增长上。

　　一方面钟情于自由市场，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传统的家庭和民族，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处境。个人主义和自由选择应当在家庭和民族认同的边界上冥然而止，在那里，传统必须保持完好无损。但是，再也没有什么比市场力量的“不断革命”更能消解传统的了。市场的动力机制削弱了传统的权威结构并瓦解了地方共同体；新自由主义制造了新的风险和新的不确定性，而它却要求公民们忽视它们。而且，它忽视了市场本身的社会基础，这种基础正是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无情抛弃的共生形式。

　　社会民主主义又如何呢？我们可以分辨出一套被凯恩斯式的福利共识视之为理所当然、而现在都已经相继解体了的社会特性：

　　一套社会系统，特别是一种家庭形式：在这种家庭中，丈夫外出工作赚钱，而妻子则操持家务并抚育子女，这一套社会系统使一种确定的充分就业成为可能；一个具有同质性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受到失业威胁的主要是体力劳动者，他们愿意从事任何工作，只要工资足以养家糊口；大规模生产在基本的经济部门中占主导地位，它有助于为许多劳动力创造稳定（即使不是报酬丰厚）的工作条件；一个精英主义（elitist）的社会，少数具有公共意识的专家在国家的官僚机构中监控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实施；主要集中在主权领土范围内的国民经济，因为凯恩斯主义假定了国内经济相对于国际贸易在提供商品和服务方面的优势地位。

　　老左派所奉行的平等主义在动机上是高尚的，但是，正像它的右派批评者们所说的那样，这种高尚的动机有时会导致修理的结果。比如，社会工程所留下的遗产就是衰败的、罪犯云集的贫民区。被大多数人看成是社会民主政治之核心的福利国家如今制造出来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最近的争论

　　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社会民主党派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而且，至少从80年代初期开始，它们一直不断地回应着这些问题。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的瓦解更进一步刺激了力图要摆脱过去的迫切愿望。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都纷纷改名换姓并且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而在东欧国家，新的社会民主党派也成立起来。

　　在英国，摆脱古典社会民主原则的第一次系统化尝试包含在《工党的政策评论》中，这一文件是在1987年10月的年度大会上产生的。在这次大会上组建了七个评论小组，每一个小组专门讨论一个特定的政策领域。工党本来设想使公众也参加这次讨论，但公开会议只有很少的人参加，最后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面对着公众对撒切尔主义的普遍支持，各个政策评论小组一致认为工党应该更加重视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早先提出的扩大工业企业的公有化范围的动议被取消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型管理被明确地放弃了，而对工会的依赖程度也减弱了。生态问题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一直被低调处理并且没有被有效地整合到其余的政策框架之中。

　　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民主政党也经历了类似的改革过程，这些改革大多发生得更早一些，而且有时在意识形态上导致了更加彻底的变化。社会民主政党开始关心一些它们以前并不关心的问题，比如劳动生产率、参与性政策、社区发展，特别是生态问题。社会民主主义“超越了资源分配的舞台，开始强调生产的物质和生活组织以及发达工业社会中消费的文化环境”。

　　比如，挪威工党在1986－1988年间发起了一场“自由问题”的讨论，这正好发生在撒切尔主义政府统治了一段时间之后。遍及全国各地的地方性研究小组围绕着六个主题展开了讨论：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平衡；工作日的灵活性；教育机会；环境；住房以及经济民主。支持个人利益的言论不再被视为不正当，而且工党提出要使自己成为一年‘开放的政党”，各种各样的群体都可以通过它来提出自己的要求。参加1989年“社会主义国际”会议的一位哥伦比亚代表是这样来评论这一政策转向的：“我的政党被称为自由派，但它其实是非常社会主义的。对于这些欧洲人来说，这是与社会主义相近的另一条道路。”

　　一些主要的西方共产党在80年代开始发生类似的变化。意大利共产党于1991年重新组建为左翼民主党。在此以前，该党已经开始重视社会民主党派所讨论的那些主题。80年代中期，一场关于左、有之分还有什么意义的重要讨论在意大利展开。对生态问题的关注、社区参与和宪政改革也早已被纳入议事日程。

　　最有意义的讨论也许发生在德国。正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这场讨论的目的是回应自由市场哲学的兴起，但是，影响甚大的绿色运动也强烈刺激了对政策变化的需求。经过五年时间的详细讨论，在象征性的1989年产生了一份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的《基本纲要》。该纲要对生态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一个抓住70年代末发生的生态思想大突破的重要社会民主党派。在古典社会民主思想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假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一种“以此换彼”的交易关系。而根据生态现代化提出的新论点，环境保护应当被看成是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资源，而不是它的对立面。

　　这份《基本纲要》还认识到“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sm）在发达国家的影响。对这一概念进行的最详尽的研究是由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哈特提供的。据说，在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之后，选民们开始不太关心经济问题而关。已自己的生活质量。《基本纲要》总结道：“富裕的大多数”的观点已经不再体现集体主义和团结的社会民主精神；个人成就和经济竞争力越来越得到重视。

　　自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59年发表其里程碑式的把〈德·哥德斯伯格声明〉以来，它一直致力于建立“市场秩序”。现在，这一努力方向还伴随着国家干预主义的进一步退却。“国家所应尽的职责不是一种教条…检验的标准是看私人消费的增加或国家政绩的累进是否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基本纲要》指出了“协调经济活动与社会保障”的需要，并强调“个体性与社会团结不应当是彼此对立的”。它最后总结道：“如果选民中的重要成员对社会民主党的信任不是由于它出色地完成了经济现代化的任务，而是由于它确保了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维系，它就很难赢得多数选。”

　　政治支持的结构

　　所有社会民主党派都不得不对政治支持方式的变化作出反应，这表明，前述这些政策转变是非常必要的。由于蓝领工人人数的急剧减少，以往一直作为投票和政治关系之基础的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行列这一现象进一步动摇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支持模式。数量可观的少数派群体不再参加投票，而且基本上游离于政治过程之外。过去几年中发展最快的一个群体其实根本就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由非选民组成的无党派团体”。最后，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代际更替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回应其他变化的结果。

　　谈到其他的变化，现有的证据表明存在着两种趋势：一种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从‘侵乏价值”（scarcityvalues）到“后物质王义价值”（post－materialistvalues）的转变；另一种则是价值分布状态的变化，这使得价值的分布已经不再取决于阶级界限或者左翼一右翼之分。尽管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但英格哈特关于价值变迁的论述还是获得了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持。在掌握了许多工业国家的大量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英格哈特指出：随着社会的日趋繁荣，经济成就和经济增长的价值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光彩照人了。自我表现和对有意义的工作的渴望已经取代了经济收入的最大化。这些关注点与一种对待权威的怀疑态度联系在一起，这种态度可能是非政治化的，但从总体上讲，它能够创造出比正统政治所能获致的更大程度的民主和参与。

　　在一些特定国家进行的社会调查证实了态度变化的事实，并确认了左一右之分尚不足以阐明这种变化。例如，约翰·布伦德尔（JohnBlundell）和布里安·格斯卓克（BrianGosschalk）发现在英国存在的社会和政治态度可以分为四类，他们分别将之称为保守主义、自由论、社会主义和威权主义。对经济自由（自由市场）的信念与对个人自由的信念，用不同的标准会有不同的权衡。

　　“保守主义”的立场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一个保守主义者会赞成市场自由，但希望国家对诸如家庭、毒品和堕胎这样的问题实施强烈的控制。“自由论者”赞成个人主义并主张在所有方面都减少国家的干预。“社会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针锋相对：它们希望国家更多地干预经济生活，但对市场缺乏信任，并且对政府在伦理问题上的作用持有戒心。“威权主义者”则希望国家插手所有的领域，既包括经济领域，也包括道德领域。其余不能归入这些类别的人则保持着更加模糊不清的政治观点。

　　根据调查得来的数据，在英国有大约1／3的人属于上述定义中的保守主义者，将近20％的人属于自由论者，18％的人属于社会主义者，13％的人属于威权主义者，而30％的人则属于其余的阵营或者不属于任何阵营。1997年大选之前，除保守主义者以外的上述所有群体都把经过托尼·布莱尔重整后的工党奉为首选。在那些打算投保守党一票的人们当中，84％的人来自保守主义者和自由论者这两个阵营。调查结果还表明：在不同年龄的人之间存在政治取向上的明显差异，这一点也验证了英格哈特的论点：在16一24岁的人口中，只有18％的人属于保守主义者，而在55岁以上的人口中，保守主义者的人数超过55％。在15—24岁的人口之中，72％的人相信这样一种说法：“国家没有权利干涉任何类型的性行为，只要这种行为是在一致同意的成年人之间发生的”；而在55岁以上的人口之中，同意这一说法的人只有36％。

　　在把这些结果与美国的研究作了对比之后，民意调查专家罗伯特·伍斯特总结道：再用左派和右派的标签来概括今天的工党和保守党，其实掩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过去20年中，对两个政党同时发生影响的那些事件已经使昨天的语义学在描述今天的两党情况时显得含混不清。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今天的美国和J党统治下的英国的相关统计数字，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一致性，这一点确实有些令人吃惊，因为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过去5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大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把比较的范围扩展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就会发现政治吸引力和政治支持的模式已经发生了全面的变化。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中，选票都不再是按阶级分界线来划分的了，而且已经从左一右两极格局转变到一种更加复杂的图景。以往把选民划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的那一条经济轴线已经不是那么明显，而自由论与威权主义、“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对立则日趋尖锐。此外，某些更加偶然的因素时C如领导风格）现在也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这样一种局面中，存在着各种政治支持的两难困境，但同时也存在着新的达成共识（onsensusuilding）的可能性。社会民主党派不再拥有一个可以为其提供稳定支持的“阶级集团”。由于它们无法依赖自己以前的阶级认同，因此不得不去寻找适应于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具多样性的环境的新的社会认同。即使是在瑞典，这个曾经在投票上受阶级地位影响最明显的国家之一，可预期的来自特定阶级的票数也已经从1967年的53％下降到了1985年的34％。舆论对选票的可预期的影响力在此期间则稳步上升。瑞典的年轻选民和女性选民是受阶级地位影响最小的群体。

　　社会民主主义的命运

　　这些变化并没有把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治地位排斥到边缘。到1998年中期，社会民主党派或中一左（entre－left）联盟已经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希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几个国家以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执掌了政权，它们在东欧诸国的影响也日渐提高。

　　尽管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但社会民主党至今仍未创造出一种新的、前后一贯的政治观点。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世界上，它的取向又应当是什么呢？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在两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至少在某些观点上是与共产主义者相一致的——尽管他们把自己确定为共产主义的对立面。既然共产主义在西方已经土崩瓦解、而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已经衰落，那么，继续固守左派立场还有什么意义呢？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遍及全欧洲的政策讨论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了社会民主主义，但这一过程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意识形态上的混乱。一位参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要》起草的人士以一种非常富有启发性的方式说道：

　　着手进行政策评论的决定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作出的：我们已经很难清晰地描绘出世界和社会的变化。社会民主党本身也发现自己正处在这种两难困境之中。它知道，在这个变迁的时代，重新定位是非常必要的，但各种变化本身却使得重新定位变得异常困难。科学没有为这个时代提供一种诊断。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将来的发展趋势，很难产生共同的理解。

　　面对这种情景，我们怎样来描述“第三条道路”呢？这一语词似乎早在本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而且在20年代就已经在右翼群体中流行。但是，使用这一词汇的最主要群体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战后时代的早期，各社会民主党非常明显地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的市场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联的共产主义的独特道路。当“社会主义者国际”于1951年重新创立时，它明确地表明了这个意义上的“第三条道路”立场。大约二十年之后，正像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和其他人的用法那样，这个词汇主要被用来表示市场社会主义。80年代末期，当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开始经常性地提到“第三条道路”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是政治纲领上的一次重大更新，这可以算作这一术语的最近版本。

　　当“第三条道路”这一概念最近从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市莱尔的口中说出时，大多数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人士和美英两国的老左翼批评家都对此反应冷淡。批评家们把这种伪装的第三条道路看成是一种回过炉的新自由主义。他们看到美国的经济极具活力，但同时也看到那里的不平等程度高居发达国家榜首。克林顿承诺要“在适当的时候终止福利”，这似乎体现了某些新自由主义保守分子的态度。而布莱尔的批评者则指出，当布莱尔和新工党上台之后，他们仍然坚持着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策。

　　在下文中，我的目的不是评价这些观察性结论是否允当，而是考察关于“社会民主之未来”的讨论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在我的叙述中，“第三条道路”指的是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试图适应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意义在于：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