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记

编后记

　　对于元曲作品的解读，最早始于元代。但是，当时对元曲——那时称“大元乐府”或“新乐府”的研究注重文献和音律的研究，对曲的解读，还处于作家、作品简朴的、笼统的评价，以及对曲律的规范和品评。前者如钟嗣成《录鬼簿》、贯云石《阳春白雪·序》和杨维桢等为人所写的序文中；后者则是周德清《中原音韵·定格》中对具体作品音律得失的品评。至明、清两代，戏曲、散曲的研究已很昌盛，领域也已很阔大，有曲律音韵研究、曲目文献研究、作家作品研究、戏曲艺术研究等等。最可贵的是提出了一些创作与演出的重要问题，并作了探讨：“论创作流派，已有本色、文采之分；论人物塑造，已有化工、画工之别；论艺术效果，已有场上、案头之辨。”（王季思《元杂剧论集·序》，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与此同时，还对一些重要作品，如《西厢记》、《琵琶记》、《拜月亭记》等的优劣成败，作过讨论，发表了不同看法。明、清两代集大成的曲论著作是明王骥德《曲律》和清李渔《闲情偶记》，各自代表了他们时代的研究成就。古代戏曲、散曲研究著作已然不少，但是，这毕竟是我国戏曲的古曲式研究。从思想体系来说，是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而从方法论来说，系统性、理论性远不够。或许曲律音韵研究较成系统，但其概念有模糊性、笼统性、不够清晰、不够科学的毛病。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却更多的是感悟式、点评式的研究，比较主观、随意。因此，戏曲、散曲研究的理论建设差，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学科。
　　本世纪初，资产阶级维新派梁启超等人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当时小说、戏曲的概念不很清楚，因此，“小说界革命”实际上包括了戏曲界革命。后来，同盟会会员陈巢南等人创办了《二十世纪大舞台》，柳亚子发表了《发刊词》，陈独秀又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了《论戏曲》，提出了戏曲改良的口号。虽然当时改革的要求主要是针对戏曲作品的内容，但是，这两个口号，根本改变了戏曲的价值观，戏曲从历来比较低的文学地位，被提到与诗、词、文同样神圣的文学地位上来了。同时，它的教化功能被大大强调了。此后，戏曲、散曲研究逐步纳入现代化、科学化的轨道上来，突破了传统理论的封建思想体系和古典式的感悟性、评点性的研究方法。在革故鼎新方面，王国维与吴梅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王国维将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与我国传统国学相结合，建立了戏曲史学；吴梅则改造传统曲学，使之科学化，同时也做了些基础理论建设。自这两位大师之后，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在这个领域内做着筚路蓝缕的开垦工作，在文献资料的发现整理，戏曲理论的建设，作家作品和戏曲、散曲史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而这里，元代作品的研究、解读，始终居于第一位，其成就自然高于对明清两代作品的研究。自世纪初至 1949 年，元曲研究取得很大成绩，《脉望馆钞校本元明杂剧》的发现，犹如石破天惊，不仅为戏曲研究扩大了领域，而且为解决戏曲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提供依据。这一时期，除王、吴二人的研究成就外，在考订方面，最有成就的是冯沅君的《古剧说汇》、孙楷第的《傀儡戏考源》及苏明仁的《白仁甫年谱》。此外，关汉卿生平与《西厢记》的作者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史作则有贺昌群
　　《元曲概论》。在学术论考方面，胡适《再谈关汉卿的年代》，郑振铎《元代公案戏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许地山《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朱东润《元杂剧及其时代》，石兆原《元杂剧里的八仙故事与元杂剧体例》，钱南扬《宋金元戏剧搬演考》等，很有理论创见。散曲研究则有任讷的《散曲概论》、《曲谐》，王易《词曲史》，梁乙真《元明散曲史》和卢前的一些著作。
　　建国以后至文化大革命这一阶段，学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用以研究元代戏曲与散曲，取得了新的成就。在考订方面，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作者于 1940 年作《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后对原稿作了修改，于 1953 年出版）、《元曲家考略》，严敦易《元剧斟疑》，谭正璧《元曲六大家略传》等著作很有分量。史学方面，周贻白《中国戏剧史讲座》、《中国戏剧史长编》等，阿英《元人杂剧史》皆是力作。1958 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我国掀起了纪念与研究关汉卿热潮，发表了为数众多的论文，如：郑振铎《关汉卿——我国十三世纪的伟大戏曲家》、田汉《伟大的元代戏剧战士关汉卿》、戴不凡《关汉卿笔下妇女性格的特征》、程毅中《谈关汉卿的〈鲁斋郎〉杂剧》、冯沅君《怎样看待〈窦娥冤〉及其改编本》、陈毓罴《关于〈窦娥冤〉的评价问题》等是其中代表。《西厢记》一直是元曲研究的热点，这一阶段的著作有王季思的《从莺莺传到西厢记》、戴不凡《论崔莺莺》；学术论文则有宋之的《论〈西厢记〉》、王季思《西厢记叙说》、林涵表《论〈西厢记〉及其改编》、霍松林《西厢记简说》等。这一阶段还对元代戏曲中一些作品的评价问题进行过讨论，如《琵琶记》、《汉宫秋》、《梧桐雨》等，学者们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见解，代表了这一阶段的学术倾向。除此之外，王季思《元人杂剧里的本色派和文采派》、陈中凡《元曲研究的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乃是两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前者对元剧的艺术流派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到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后者对自王国维以来，半个世纪的元剧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态度严谨，注重科学性，即便现在读来，也能受到启迪。这一阶段的元曲研究虽然取得一定成就，却存在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是学者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不够准确和熟练，因而产生主观穿凿方法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的学术研究，往往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尤其在 1958 年之后，元曲研究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失去了学术独立性，对文化遗产采取了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或否定过多，或违反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作品真实面貌以适应某种需要。如对关汉卿的作品、对《西厢记》等著名作品，采取了比较简单的批判态度，公案戏更是被全面否定。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元曲研究迅速发展，出现了全新的格局，其著述数量众多，不胜枚举，现就这一阶段的特点进行粗浅的分析。这一阶段研究工作的第一个特点是研究队伍的壮大。老一辈学者摆脱桎梏，以深厚的学养，继续从事元曲研究，成果丰硕。年青学者不断涌现，以新锐的目光和方法进行研究，使元曲研究领域充满活力。第二，扩大了研究领域。在作家、作品的研究上，不但加强了一流作家的研究，而且还开拓了二三流作家的研究；如果说在此之前，元曲研究还是点式研究——即重点作家的研究，那么，如今则是线式或网式的研究，也只有这样，才能了解作家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才能使研究更加深入。更值得注意的是，元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开掘了新的课题。如杂剧艺术、元曲格律与音乐、戏剧文物的研究等等。第三，观念与方法有所更新。学者们突破了以往一些传统观念，进行了重新评价；突破了一些固定的研究模式，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活跃了自由争鸣的学术空气。文学现象原本非常复杂，只有多角度的审视，多方面的探讨，才能接近其真谛，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学者尝试用新的角度、新的研究方法进行工作，这是十分可贵的。譬如，用美学、心理学分析元曲的艺术性，探讨宗教与戏剧的关系，宗教对作家世界观的影响，哲学思潮对元曲发展的影响，戏剧文化的研究等，都取得可喜成绩。
　　要把近百年元曲研究的丰硕成果，曲折发展的历程，在有限的篇幅中得到反映，是一项费斟酌的工作，同时也须考虑本书的编辑宗旨、体例，这又带来难度。元曲研究的范围广阔，本书只选取五个方面：第一部分为元剧的总体面貌。第二部分为元剧所反映的社会风貌及其风格流派。第三部分为元杂剧重要作家、作品的评论，限于篇幅，只选关、王、马、白四家，后期作家未选；每一作家所选文章也很有限，并照顾到可读性。第四部分是元散曲文章，选取了对前期豪放派代表马致远、后期清丽派代表张可久的解读文章，及数篇赏析文章。第五部分是元曲的流播和影响。本应再选宋元南戏、诸宫调文章，因篇幅所限，只能割爱。本书意图是为元曲爱好者在解读元曲作品、了解元曲面貌时提供参考，非专为学术界所编，选取文章学术性、可读性兼顾，并重在传播名家们的正面阐述的观点。因所收文章，时代跨度大，差异自然不小，希望读者在阅读文章时，能理解这些可敬的学者，与此同时，也能更好地了解他们不同的学术个性。本书的选编工作，难免阙失，敬请指教。
　　编选者
　　1998 年 1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