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读《儒林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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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痛史 时代警示
“依小弟看来：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 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
——迟衡山
（一）
这几天我非常高兴，因为借到了一部《儒林外史》。温习了一遍之后， 又随便翻开看几段，简直舍不得丢，好像要留住一个好朋友不放他走似的。 这几天为了要陪这位老朋友，连那个长篇稿子都搁着没有写下去，好多要复 的信都没有复。
我忍不住要对你谈起这个。一个人要是遇到了一件使他高兴的事，遇到 了一个他心爱的人，总忍不住要跟人家尽谈，不管人家爱听不爱。
这部书里的那些人物，老是使我怀念着，记挂着。他们于我太亲切了。 只要一记起他们，就不免联想到我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联想到我自己的一 些熟人。这在文艺律条说来，是不是要算犯规，我可不知道。我竟忘记他们 是头戴方巾，身穿玄色直裰的脚色了，似乎觉得他们是我同时代的人。后来 越想越糊涂，简直搞不清他们是书中的人物，还是我自己的亲戚朋友了。
现在把书一掀开，那些老熟人就一个个登了场，我几乎要问问他们别来无恙。看到马二先生出现，我老实说有点兴奋。一看见他那高高的个子，黑 黑的脸皮，稀稀朗朗几根胡子，我就喜欢。他对我微笑，搀着我的手到文海 楼的楼上，把他的选本给我看，还用他那口处州腔谈了些举业的大道理。后 来我又跟着他去逛西湖，逛城隍山，又会见了许多老熟人。
于是我想：
“要是他们生在而今┅┅” 要是把古人作品里的人物移到而今，当然得使他们改改装。但问题还不这么简单。我想有些东西是无法移置的。
比如贾宝玉和林黛玉吧。要把他们写成现在的人，那不妨让一个穿上西 装，一个着上高底皮鞋，两家头也看电影，也逛公园，还写写“爱人啊”之 类的白话诗。可是除此以外，是不是就可以照《石头记》所写的那种情节原 原本本搬过来？——可是而今世界不同了。而今这姓贾的要娶那姓林的，娶 就是。贾母以至凤姐儿都阻拦不了的。如果再闹一出原书上的悲剧，那么这 双主人公就未免太泄气了。
像贾宝玉那号人物，现在当然有。《石头记》作者是照当时的风气，拿 当时所能发生的事件，来表现出这些人物的性格的。一把他们生到现在，则 因风气不同，所能发生的事件也异样了。就得拿别的情节来表现他们的性格。
《儒林外史》呢，那上面的各种人物，——不用说，而今他们还活着。 我是时常碰见他们的。
至于书中所用以表现那些人物的种种情形，那可也不比《石头记》里所 写的那么难商量。我之所以觉得这部书所写的东西，特别亲切者，大概是这 个缘故。
假若作者吴敬梓先生现在来重写这部书，那原有的故事多半不用另打主 意。不过原有的那些术语，是得改一改的。
怎么改法？ 我记起从前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一位老师对我们讲过的话，倒极可以做一个参考。那位老师说： “你们一拿到文凭，就是个秀才资格了。我希望你们都去进中学，中学毕业就是个举人，还希望你们都去进大学，大学毕业就是个进士。” 如此类推。
（现在有些书上把外国的那些国家学会译为“翰林院”，实深得此旨。 前一向看见报上说蔼弗·居里（Eve Curie）小姐来到我国，我一想起她的太 夫人乃是法兰西的头一个女翰林，就觉得非常高兴。）
于是乎马二先生现在就点点头： “┅┅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进小学，进中学，进大学，留洋。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 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不行了。”
马二先生虽然说过“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但现在不用 这取士，我想他也不会怎么以为不好。
各代人原有各代人的“本朝”，各有其“本期”的举业，各有其“极好的法则”：致力于此道，禄在其中矣。这犹如天造地设的一般，谈不到什么 同意不同意。比如造物主造出了我们，使我们去求生存，去求食，因为不吃 东西就得挨饿。难道我们对造物主定出来的这个“极好的法则”，会表示反 对或赞成么？
一个读书人生在唐朝，当然就弄诗赋。生在宋朝，当然是理学。生在马二先生的本朝，当然是时文。此外都是杂学，要不得的。诗词歌赋之类，连 想也不能让后生们想到那上面去。要是生到乾隆年以后的清朝，诗也得考首 把，那么马二先生当然就也得做做诗了，倒要劝诱得后生们非想到那上面去 不可了。而到了我们这一代，马二先生就得教我们专读教科书，专预备功课， 像匡超人先生那么开开夜车。不可去看什么课外书，那尽是些杂览。否则就 拿不到文凭，“那个给你官做？”
何也？——因为这“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
（二） 这实在是马二先生的可敬处，他自己只进得一个学，连举也没有中一个。
他却并没有因为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而且他一点也不嫉妒那些已经吃 到了葡萄的狐狸们。他倒拿这挣功名的大事来鼓励后生们。人既生于斯世， 就应该这么做：这是天经地义。而做官，是为了行夫子之道。他好像是那种 最虔诚的和尚——为了真正信佛而修行的，做起佛事来也诚心诚意。
然而他没有得到正果。 而那些已经得到了正果的和尚，倒未必有他这样的信念。他们不过是身为出家人，则只有这一手才博得施主们来随喜随喜，来广种福田，就这么做 做而已。他们非常切实。
你看，跟马二先生同时代的那些翰林公，孝廉公，有几个像他马二先生 那么老实，像他那么想的？那衮衮诸公——难道都也是考虑到这“法则是极好的”，才去举业的么？ 但他们自己既然已经吃到了葡萄，当然就说它是甜的。非吃不可。吃任何别的东西都不算数。施御史说得好： “这些异路功名，弄来弄去，始终有限。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科甲的出身。”
对那些没有吃着葡萄的同类呢，他们当然是看不起的： “他若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 这层道理实在颠扑不破，并且也很容易明白，就等于有人说： “他若果有学问，为什么不得了学位去？” 马二先生也正是这么一个不够有学问的脚色。要照我那位小学里老师的
话算来，他才只有个小学毕业的资格。他连个中学文凭都没有拿到。他没有 什么官好做，只配在文瀚楼当当编辑，替书店里编几部最切用的书来。这断 不是“精选三科乡会墨程”——因为而今是不作兴时文的了。而今马二先生 要编些“投稿指南”，“各科常识问答”之类了。
他编得极其认真：“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到半夜，不肯苟且下笔。”无 非是要叫后生们有益，能够“读了这一篇，就悟出十篇的道理”。如果现在 有这么一条试题——“何谓悲剧”，他恐怕会规规矩矩从亚里士多德查起， 细细参考各家所定的界说，小心在意地斟酌出一个答案来。
然而书店老板可不大中意这种编法。他们倒是更欢迎马二先生那位后辈匡超人先生些。 那位匡先生才不像马二先生那么迂哩。他听话得多了。书店里要货要得快，他出货就出得快。甚至于交货还比老板所预期的早几天。不过屈指十日之内，就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好马上去赶市场。广告上少不得仍是称 它做“精选”，因为文瀚楼书店少不得也是不惜工本，又并不为图利，而是 专门“为文化界服务”的。所出版的——那不用说，当然尽都是指导青年们 学习，为我辈后生非读不可的书了。
老板高兴得不得了，着实嘉奖了匡相公一番：
“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瀚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 怒。不想先生批的恁快，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
能够赶着发客，自然是“极好的”。
书一出，匡超人先生立刻成了老作家，成了个不折不扣的道地老前辈： 他亲眼看见有人供着“先儒匡先生之神位”。那位马二先生也不在他眼内了：
“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
最糟的是——这马纯兄的选本不大行销。这又怎样能够服务文化界呢？ “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惟有小弟的选本，外国
都有的。” 这不足为奇。他比马二先生会做人得多。他能够赶市场，顾到销路，倒真是个现代化的脚色。他当然会行时。那个文瀚楼老板对他说的那些话，真 一点儿也不错：
“先生住着。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 马二先生也是为了编辑费而编书。而且一方面也是为图一个名。这跟匡超人先生原是一样的。 所不同者，只是马二先生老实忠厚，干得认真不过。他一面靠编书吃饭，一面又要务使读者真正得到点益处，决不肯误人子弟。他这就活该落伍了。
弄得书店老板都不喜欢他。 要是市面上多出现了几个匡超人先生那样行销的脚色，他老先生势必至找不到一碗饭吃，非改行不可。 幸而——匡超人先生虽然极其行时，可是一出了名，就把这个玩意儿一
脚踢开，到京城里招亲得意去了。 倒是这位不大受欢迎的马二先生，还老是守着这个老行当。竟仿佛把这个当做他的终身事业似的。 至于别的大选家们，也没有谁看得起他。试听听那卫体善和随岑庵两位先生在胡三公子家里发的议论看。一提起马静——“那可正是他把个选事坏 了。”
马二先生对后生们排斥了一辈子杂学，于文章讲了一辈子理法。而今倒 招得这位卫老先生说“他终日讲的是些杂学”，而“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 不知，一味胡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所以一看见他的选本，就“叫弟 子把他的批语涂掉了读”。
他们自己当然了不起。他俩一唱一和地早就谈过。这个说，近来的选事 益发坏了。那个说：“正是。前科我两人该合选一部，振作一番。”
只有他们两位才真是大批评家： “比如主考中出一榜来，也有合法的，也有侥幸的：必定要经我们选家批了出来，这篇就是传文了。”
这么着，这两位先生就谈得满座都肃然起敬。 但马二先生不会来这一手。他没有研究过“文坛登龙术”。 从这些地方看来，那么马二先生即使做举业做成了功，乡榜中了，会试取了，做了官，可是——老实说，我也为他放心不下。
他做起官来，要是老脾气不改，又像他选文章一样迂法呢？也许——时 常一个案子要办好久，不肯苟且下批。上要对得住朝廷，下要对得住子民， 还得处处合乎圣贤的法则。这样，则他的官运是不是好得过匡超人那号脚色， 那可就说不定。
比如说吧，像王惠那样的历练——劝他的同年荀员外不报丁忧，以免耽误三年的前程。马二先生肯替人家出这样的主意么？那位王员外一补授了南 昌知府缺，头一个关心的就是“地方上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 略有些甚么通融”之类，因为做官原是为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马二先生会这样想么？
后来那位王太守一出马就“置了一把头号的库戥：把六房书办都传进来，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入官，三日五日一比”。再又较量了 两种板子的轻重，“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马二先 生肯这样干么？
而王太守却是江西第一个能员，不久就升了道台。 要是他马二先生——你想想吧，可行？ 他说不定也会落得个没趣。官场上的人也看他不起。人家一提到他，也许会像高翰林议论杜少卿的父亲一样： “他中了个进士，只做得一任太守，已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
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 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 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
（三）
总而言之，我们这位马二先生之为人——处处跟人家不同。人家也谈制 艺，他也谈制艺，然而他的跟人家的不同。人家也做举业，他也做举业，然 他的跟人家的不同。
这部作品把那些做举业的许多人物——不管他们本人愿意不愿意，都一 个一个拖上场来。有得意的，有不得意的。有半生潦倒而一举成名的。有登 了龙而又坍台的。作者剖出了他们的灵魂，判出了他们的命运，画出了他们 的脸嘴。他把他们嘲笑了一个够。
可是半中腰里，忽然闪出了这么一位马二先生：一个忠厚长者，一个极 本分，极正直，极纯洁的人物。叫人看了又敬他，又想拉住他的手跟他亲热 亲热。
可是这位先生一出场——又给描写得叫人笑不是，哭不是。 作者分明也调侃了这位马二先生。 这似乎太忍心了一点了。为什么一定要拖这么一个好人下水，把他也排
到这队丑角里来呢？ 马二先生要是不上场，我想谁都可以放放心心地去读这部书。即设我是有马二先生那么一副头脑，认为举业是“人人必要做的”吧。我也还是可以嘻嘻哈哈地读下去，十二分轻松。这里所写的那些脚色，诚然极其可笑，甚 至于不堪。可是我仍不妨把它看作事不关己。我可以对自己这么说：
“那不过就是这几个人可笑，不堪而已。这并不能怪制艺本身有什么毛病。倒是这几个人把这个‘极好的法则’坏了。他们全不知道这个法则的真 精神。所以作者嘲笑他们。作者却不曾对制艺本身嘲笑过，抨击过。”
然而马二先生一登场，可就没这么轻松了。马二先生的见解，对我们的教训，以及他的行事等等，那确实是代表了制艺的精神的。 别人做举业，也许并不纯正，或者是拿这个来做敲门砖，或者是用它来做幌子，全不把它当一回事干。而马二先生却干得极其严肃，一点不马虎，一点不随便。他是制艺的真正辩护人。所宣讲的又真是他由衷之言。他赤诚 地捍卫它，发扬它，极力叫世人认识它的真价值。并且他真是说得到就做得 到，以身作则，干上了一辈子。
而今调侃了马二先生，就是调侃到了这制艺本身。
一开首——你对马二先生那些说教不免要发笑。那你就是对制艺本身发 笑。
作者似乎在那里说： “别的那些人物做举业，也许做得不顶真。他们是些假货色。可是现在——我让你看看这个道地的真货色。” 再呢，这惟一的真货色，这制艺主义的真代表——照道理说来，他应该早就高补过的了？ 然而不然。别的那些假货倒已经功成名遂，一路顺风。他倒反而没有。 “只是科场不利，不胜惭愧。”他说。 原来这个“极好的法则”，是要叫人碰运气的。遇不遇要靠个缘分。周进要是不补个廪，也许就以布衣终其生。范进要是不遇到周进来做学道，也 许就被他丈人胡屠户骂一辈子。读书人必须做举业，而当真做起来，前途却又这么把不定。要靠自己的本领么，那全然作不得凭的。所以只能凭一些别 的东西：例如一个考生的中式不中式——大焉者要看他究竟是不是天上文曲 星下凡，其次也要看看有没有什么鬼使神差，或是看有没有什么梦兆，诸如 此类。
像我们马二先生倒不大谈这一套，因为这一套未免太荒唐了点儿。只是 他又不肯撒谎，这就老老实实说个“不利”——命也夫，命也夫！
功名富贵，全是生就了的。 然则文章的“理法”云何哉？
这里我又想起我读完中学的时候，有一位畏友恳切地对我讲过这样的 话：
“你去投考大学，考不考得取——当然要看你的考运如何。好比搓麻将 一样，输赢全靠手气。但你要是简直的不会打牌，你就是上了牌桌也没有用， 手气好煞也不相干。考试也是这个道理。要是你一点也不晓得考试的诀窍， 那你即使命里注定有极好的考运，也糟蹋掉了。”
接着他就谈了一点这诀窍。比如说，试卷上字要写得好。答题要做得开 门见山，而且不要答得太详细。又千万不要过于讨好，去发挥你自己的什么 心得。也不要答得深入，以免阅卷老师看了伤神。虽然你摸不着各位阅卷老 师的脾气，但总得摸清你投考的大学——还是喜欢古文呢，还是喜欢白话文。 你总得迎合他们的口味。他们要打倒旧礼教呢，你就骂骂孔子，他们要卫道 呢，你就骂骂新文化。总之，你要识相才行。
要懂得了这些个，然后才可以去碰碰运气。
那么马二先生之讲究投考指南，或者也不外乎这个意思了。 不过我那位畏友的意思，却又有点与那马二先生的各异。他只是为要应
付考试而已。试卷上所写的，未必真是自己的文章，未必真是自己的作风。
甚或不是自己所愿写，所要写的东西。反正不把它当做自己真正的成绩，管 它呢，就是一个最憎恶时文的人，考起来难道不也勉强作时文？就是一个最 反对这种举业的人，为了出路问题，难道不也是未能免俗，硬着头皮作它一 下？
仅仅如此而已。
即使那些考运极好，历科连捷的时文家——事实上也不免是这样，把它 当做一块敲门砖。功名之门一开，这砖头就扔掉。
至于那些运气不好的，尽敲敲不开呢？那就有两条路。或者老是不死心，老是敲下去。或者是拉倒，干脆摔掉这块砖头：改行。 马二先生则不然。他想进去的那扇门——没有敲开。而今他不再敲了。
知道这对于他是无缘分的了。然而他可又死抓住这块砖头不放，一辈子小心 在意地捧着它，抱着它，说它是个“极好的”东西。
但这种马二先生精神——明明是跟那“做举业”相抵触的。万万学不得。 所以，他就是讲究那么一点儿投考方法——这方法压根儿也就不对。一 味把这个玩意儿认真当作自己的文章事业，全不去揣摩人家，这怎么行？可笑他恳孜恳孜一辈子，连个此中诀窍都不曾理会得。 有一位高翰林讲过一些极中肯的话，值得我们后生紧紧记着的。当时迟衡山谈起马二先生——“他着实在举业上讲究的。不想这些年，还是个穷秀 才出身。可见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那位高翰林就说：
“迟先生，你这话就差了。我朝二百年来，只有这一桩事是丝毫不走的，摩元得元，摩魁得魁。那马纯上讲的举业，只算得些门面话，其实，此中的 奥妙，他全然不知。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考二百个案首，进了大场总是没 用的。”
只有“揣摩”二字，这才是举业的金针。“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 也是不中用的。”
故曰：“那马二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不中的举业。” 那马先生的全部生命力都抛在了这上面。但他生前的功名没有成就，即在做举业的同行中间，也没有被人看重。并且他那种选本又只行得一时，连 个身后名都没有博得。
他老先生竟做了制艺的牺牲品。 而今你我都知道有个马二先生，那是因为他在《儒林外史》里给立了传。
但作者虽然爱他，却又不得不忍痛调侃他。噙着一把眼泪来笑他，为的他是 代表了制艺的真精神的。
这里，他更是做了制艺的牺牲品。 如果他的灵魂没有这么纯洁，为人没有这么可爱，或是他没有这么背时的话，则那个箍住了他一辈子的那个“人人必要做的”举业——读者对它还 多少可以宽恕一点儿。惟他是个忠厚长者，待人接物，处处是一片热忱，事 事认真不过，而他终身以之的那个大事业，他倒又没有“侥幸”过，这就使 你我更要笑他，又更同情他，忍不住要为他酸鼻。于是那“极好的法则”就 简直不可原谅了。
（四） 这些做举业的人物，简直没有几个像样的脚色。大都酸溜溜，迂腐，甚至不近人情。而且多半是除了会几句八股之外，余者就一窍不通，什么都不懂得。顶好叫他们不要发什么议论。他们一开口就得叫你长一身鸡皮疙瘩。 他们思思念念的只想得到两件事——其实只能算是一件事——就是资格和官 位。
马二先生虽然可敬可爱，又是个特出的脚色，比他们正经得多，——他读过《纲鉴》，还看了《春秋》——但他既然讲制艺，就不得不把他也算在 这一队人里面。
可是同时，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队。那可是一批高人了。
匡超人在家乡进了学，出外重游杭州，在船上遇见了一位景兰江先生。 一谈之下，他这才知道天地间——竟还有另外一种当读书人的办法。他问起 马二先生时，那位景兰江先生就有点看不起地说：
“那是作时文的朋友。虽也认得，不算相与。不瞒先生说，我们杭城诗 坛中，倒也没有他们这一派。”
诗坛中人不作时文，只作诗。 作诗有甚好处？
“不过要破破俗”。例如芜湖的牛浦郎先生，自知读书做官没有他的份， 就学学诗。要稍微雅他一雅。
儒林中这两队人，自不免彼此相轻。那一队人叫后生们不可沾上一丁点 儿诗赋气，而这一队人就笑那一队所干的尽是些俗事。蘧公孙跟鲁小姐新婚 燕尔之际，就闹得不大愉快。这正是雅俗二者的当面冲突了。新娘子出了个题目——“修身而后家齐”，要请教新郎一篇文章。不料新郎正要做两件雅 事，“这样俗事，还不耐烦做哩”。
然而诗人们之中，也不尽是布衣。也有生员。也有弄过时文来的。他们 或许也像马二先生一样“科场不利”。俗不出一个名堂，就丢掉那块砖头， 改行来当雅人。
唯有马二先生固执，死也不肯改行。景兰江先生他们自然“不算相与” 的了。
要是马二先生运气好，乡试会试都中了去呢？——这自然又当别论的 了。
像范通政公呢，只要他老人家的船一路过这里，这些诗人们就巴巴地拥 到他船上去作了一天的诗。那位范老先生——连四川的苏轼到底是怎样一个 考生，他都没有打听过。但这不相干。他毕竟也是诗人们极相与的。
蘧公孙的丈人鲁编修公，一看见女婿的文章——“都是些诗词上的话， 又有两句像‘离骚’，又有两句像子书，不是正经文字”，就十分不高兴。 至于那位编修公自己有没有作过诗，那更无从打听出来。但这也不相干。鲁 老先生是他们的诗友，极相与的。
这不用说。马二先生之所以不算相与，实在是不能怪马二先生的作时文， 而只能怪马二先生的作文章而“不利”。
要是一经“利”上了，那么马二先生的无论哪一方面，无论学问道德——就猛地从不及格而升到甲等了。人也会陡然一下子雅了起来。 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人人如此的。比如前次世界大战时的一个奥国下士，
本没有什么了不起。而后一做了德国的所谓元首，就忽然无所不通。文章经济自不消说得。就连哲学呀，艺术呀，人类学呀，什么什么呀——只要你叫 得出一个名目，他都是精通的，而每一句话都成了经典。
马二先生自然不是一个人类的例外。只要他一抖了起来，毫无疑义地是个诗友。即使他忙于替朝廷做事，没有功夫去结交景兰江先生他们，他们自 也会找上门来结交他的。就是从没见过面也不要紧，仍然是——
“这位马公是小弟最相与的了。”
（五） 可见得要做个雅人，也有个一定的做法。假如雅得不通这么一点儿官气，那又有个什么意思呢？ 支剑峰先生跟诗会中同人逛了西湖回来，居然要学李太白宫锦夜行。这就活该碰钉子：被盐捕分府抓去打屁股。你学李太白？——你不想想人家是 个什么出身，你自家是个什么出身。人家是个什么官儿，你是个什么官儿。 要高雅，顶好是——先要俗得出一个道理来，做了官。然而再来作作诗，学点名士风流。这是上上。再也没得说的。 其次，就得像赵雪斋先生那样┅┅
不过这么一“次”下来，的确“次”得太远了点儿。这就未免有许多不 方便之处了。
即如他带着个药箱子，坐顶轿子走来走去的辰光，他的灯笼上该写些什 么字呢？要是只写个“诗坛领袖”，那实在等于没有灯笼。这犹如在户籍调 查之际，在职业一栏填个“诗人”，是算不得数的一样。名片上也没有个头衔可以刻，光头光脑的实在寒伧。 这就是因为——他“到底差一个进士”。
固然他的大公郎已经高进了。将来名登两榜。少不得封诰乃翁。然而“儿 子的到底是儿子的”。不但人家这样谈，“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快活的—
—是差着一个进士”。 可是景兰江先生问：中进士是为名，是为利？众人道，是为名。景兰江先生就说： “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大着哩。” 这虽然说得十分有理，把一个布衣而做诗人的好处讲了出来，但我总觉得他差得远。 何也？——因为一个读书人没有做官，就等于没有做人一样。
不过一个人说话总要凭良心。所以我要讲一句公平话：那位赵雪斋先生 终究也是极可佩服的。他的确不愧为诗坛领袖。并且也没有第二个人配来坐 这一把金交椅。
他纵然不是个官（那个时候还不作兴纯由写几句诗而授以官职的规矩）， 他到底也是个官的影子。“府司院道，现任的官员，那个不来拜他？”
那么他总也是伟大的。连胡三公子那么一位冢宰公子——先年冢宰公去世了，“他眼下又没人在朝”，这也要结交赵雪斋他们。好仗着诗人的势， “替他帮门户”，才“没有人敢欺他”。“而今的人情是势利的”。人家只 看见我们这位赵诗人大门口，“今日是一把黄伞的轿子来，明日又是七八个 红黑帽子吆喝了来，那蓝伞的官不算，就不由的不怕。所以近来人看见他的 轿子，不过三日两日，就到胡家去，就猜疑三公子也有些势力”了。
这就是学作诗的又一桩好处。
本来牛浦郎先生不过要破破俗。后来就发见只“要会作几句诗，并不要 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就更该要做诗人了。
老爷们因为诗人们风雅，故此相交。藉以通那么一点儿雅气。那些既非老爷又非诗人的普通人，则因为诗人们与老爷们相交，通上了官气，就对他 们着实恭敬，且“不由的不怕”。他们又雅又有气派。又可以打秋风，又可 以出名。
赵雪老虽然“到底差个进士”，不免耿耿于心，究竟也名利双收，差强人意的了。 只可惜他们怎样谈诗法，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关于他们的座谈，并无记录。只知道他们谈吐不俗。而官场里的那批俗人倒着实恭维他们。他们也拚 命去找那些俗人相与。否则即不成其为诗人。
他们雅集颇多。而赵雪斋先生总是最后到，因为他最伟大之故。他不谈 医理，也不谈诗，专谈一些官名，好像背一部《缙绅录》一样。原来这皆是 他极相与的。
又知道他们凡有雅集，不可无诗。逛西湖，要作诗。晋谒公卿，更该作 诗。做生日，尤其该作诗。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文艺刊物，可以编一撮特集 把这些伟大作品登出来。只能刻刻版子印诗集，出些不定期刊。
顶可惜的是，关于他们怎样学成功的，没有什么记载。不然也可以让后 辈们藉资借镜。而今呢，只知道匡超人先生真正是个天才。他本来不会作诗， 只把一本《诗学入门》看了一天两夜，“拿起笔就作”。而作出来的，又觉
得比那几位所作的还好些，但不知道这本书是哪里出版的。真是功德无量。 凡我辈文艺青年，皆不可不读。
还有呢？要是《儒林外史》能够像《石头记》或《花月痕》等等一样，——把书中人物所作的诗词对联，以至谜语之类，都成坑成堆地写上去，那 也好叫人“揣摩”“揣摩”（有些诗人是专宗林黛玉，或是专宗韦痴珠或韩 荷生的）。然而赵雪斋、匡超人他们的杰作，一首也没给录出来。
作者只说道那卫体善和随岑庵两位老先生的诗，“且夫”“尝谓”都写 在内。“其余也就是文章批语上采下来的几个字眼”。我要是当了某种批评 家，我一定要去翻开《诗学入门》看一看，查出诗是不能这样作法的，就可 以由此定这《儒林外史》的作者一点也不懂诗。于是我就可以讲一篇“创作 与诗学之关系”，来教训“文艺青年”，说明一作者如果要写诗，就得懂诗。 而吴敬梓先生对于此道一窍不通。要是他通，那他还不赶快向读者“指出” 卫、随二位的“错误”么？
所以这些大诗人的作品——能够入于何品，不得而知。 好在所谓诗不诗，大概连他们自己也不怎么关心的。 假设他生在以诗赋取士之朝，不得意于科场，他们也许就不至于去作诗——倒要以传奇或文章晋谒公卿了。 但虽然没有拜读过他们的大作，我也知道它的好，那些诗人们写出来的斗方，由景兰江先生带到了匡超人先生那里，只见“纸张白亮，图书鲜红，
真觉可爱”。可不是么？
（六） 有些人读一部作品的时候，常不免自拟为这里面的主人公，或是想要做主人公那号人。 可是这在读《儒林外史》时就办不到。固然是因为这里没有一定的主人
公。还有一方面呢，则是由于不好选中哪些人物来做理想中的自己，不好拿谁来做榜样。 那派做举业的俗人自不必说了，我是不干的。要干就得干高雅的一派。 那么——这一队高人雅士如何？这没得说的了吧？ 那么——姑且假设我也是这么一个作诗的当行罢。我一天到晚跑来跑去的，赶着各处的雅集。一开口就告诉人家，昨日某通政公跟我握过手，前天则某编修公拍了我两个肩膀。而各处送来的斗方，又简直打发不清。┅┅唔， 就譬如我竟有这么伟大吧。
而你一读了《儒林外史》之后，就忽然对我拱拱手说： “我看老兄简直就是我们诗会中的领袖。” 这就立刻会使我面红耳赤。甚至你就只是恭维我是个“诗人”，我也得受不了。哪怕我向来是以李青莲自命，或是以中国的荷马或但丁或莎士比亚 自命，我也会以为你是在故意跟我耍骨头。
谁知道这时候你脑筋里是转了怎样一个念头！你不是想到了赵雪斋先生 以及牛玉圃先生之类，才这么来上我一个徽号的么？
赵雪斋先生那伙诗人——给写得太逼真了。毛病就在这里。 看到这派诗人之为人，竟不免要联想到别的一些脚色身上去，例如范进老先生的丈人胡屠户，等等。女婿没发迹时，自是个“现世宝，穷鬼”，一中了举，就马上“才学又高，品貌又好”，由“尖嘴猴腮”猛地一变而为“一 个体面的相貌”了。另一方面，当然也由俗一跃而为雅，不比马二先生那么 不可相与了。
所差的仅仅乎是——胡屠户送给老爷的礼物是猪肉，猪大肠。而这些诗 人所送的则是斗方。老爷府上一有事，那位胡屠户则张罗厨房，在那里称了 一天肉。这些诗人则点缀客厅，在那里作了一天诗。各人的当行稍许不同一 点就是了。
这部书的作者不单把那派做举业的拿来嘲笑，而今把这做举业以外的雅 人高士拖了上场，也仍旧是不怀好意的。
如此看来，无论俗的也好，雅的也好，都是极其不堪。真叫人无所适从 了。
然而作者对这一方面的讽刺，似乎跟他对制艺的讽刺不一样。写制艺， 是对制艺本身也嘲笑的。而这里，他只是对赵雪斋以及牛玉圃他们这些脚色 嘻嘻哈哈，倒没有去伤害真正的高行雅事。
他另外又引出了一批人物来。那真叫人看了愉快，而心向往之。 比如娄相府里的三公子和四公子——那才的确是道地“雅”字号的哩。 他们一出场，我就高兴。他们无论谈吐举止，都是不凡。他们所做的事真也不俗。
一读到这里，我就把书摆着。想了一想。我恨不得拉着赵雪斋或牛玉圃 的耳朵，叫他们过来看看这两位公子怎样个雅法，叫他们学学榜样。
可是赵雪斋先生就得这样说：
“你这位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像这两位公子那种雅法，难道我学 不会？只是你不想想这两位公子——他老太爷生前是中堂大人，在朝二十年 的。他家老大又是现任通政司大堂。他们那样有钱有势，自然用不着像我这 样到处去打秋风，去拜官拜府——却只有官府去拜他们的。这样自然雅得好。 然而我不行。我要不去张罗，我的轿子钱出在哪里？我要是不去结交府司院 道，哪个来怕我？”
我可以说，赵雪斋的修养远不如娄家两位公子。这你大概不会否认。
但即令那位赵诗人真有两位公子这样的修养，是不是就能够学上两位公 子这样的雅法呢？——倒的确是一个疑问。
真的。要学他们这一手，可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其实他们也是像其余那些不走时运的人一样，科名蹭蹬，不得早年间中 鼎甲，入翰林。于是他们不免牢骚，回了家。这就做了几件雅事。然而这在 普通人却有点难学。
他们一听说有杨执中先生那么一位高人，就马上要去结识他。谁知道那 位高人正亏空了盐款，押在了县里。要是换了别人，只能怅然一下，说一声 无缘识荆就拉倒了。
这两位公子则不然。他们立即打发一个家人，带了七百五十两银，去向 县里说，这杨先生“是家老爷相好，叫他就放出监来”。并且就叫这个家人 出个名字，“添上一个保状”。当然是马到成功。（这个家人带去的银子并 没交库，还是那位知县自己设法填补起来的。可见得就是不出这笔钱，也一 样的成得了功。）
看到他们去找这位高人，人家替杨家办了点酒菜预备接待，而杨先生的 那个又醉又荒唐的儿子——一看见就要捞来吃，我又替他们着急。幸亏这儿子一听说“酒菜是候娄府两位少爷的”，他虽是蠢，“但听见娄府，也就不 敢胡闹了”。不然就真扫兴。
这里，事无大小，看了总叫人觉着痛快。三公子和四公子坐坐小船，看 看幽雅景致，吟吟“计算只有归来”。要是换了支剑峰先生，这回恐怕又得 像“宫锦夜行”一样，吃点子眼前亏了。原来他们忽然碰到了一只装米的大 船，借着娄府的灯笼作威作福，“拿鞭子打这小船的船家”。等这三公子一 站出来，慌得那大船上人只是磕头。这叫人联想到那些皇帝微服出行的故事： 碰一点小别扭——不但不会打断了雅兴，反而出尽了风头。
至于这两公子的招致高人雅士，置酒聊天，以至大宴莺脰湖，自更不必 说了。虽然客人中间有权勿用以及张铁臂之流的怪人，但这总是雅会。以后 的人还把这当作轶事谈，羡慕得了不得。因为他们办不到。
还有一些派头，那也是俗人们连想也想不到的。比如书房里焚香，则“但 见书房两边墙壁上板缝里，都喷出香气来”。娄三公子向客人解释：
“香必如此烧，方不觉得有烟气。” 连鲁编修公听了，都也不免要惊叹哩。 于是我又听见赵雪斋先生对我说：
“你看，要雅到这个地步——原是很要有一点底子的。大凡一个人要做 真正的雅士，必须预先派几个家里的父兄出去，专去做俗事，专去求功名富 贵。父兄们要是俗不出来，子弟们也就雅不出来。再不然，则自己已经俗出 了头，而后再来雅，才雅得有个名堂。此所以小弟一想到‘到底差个进士’， 就心里不快活。要不然，小弟也不会像而今这样做法，至少小儿也可以学学 做个娄三公子了。”
要是既没有这样的底子，又不肯学赵雪斋先生——并不想那么坐轿子，也不想那么叫人“不由的不怕”——而又要做个真正的高士呢？ 那只有学杨执中先生。 不过要像杨执中先生那样的有涵养，恐怕也为一般常人所难办到。他自从在县里出来，“家下一无所有，常日只好吃一餐粥”。到了除夕那晚，没有了柴米。一个心爱的香炉又不肯卖掉。这就拥这炉摩弄了一夜过年。可惜 没有焚香。更谈不到从墙缝里喷出香味儿以除烟气了。这到底也不免叫我觉 着雅得不怎么够劲儿。
他被娄府上两位公子招去作客的时候，使他不愁柴米，倒着实雅了几天好的。可是后来他又叫我替他担忧。后来那两位公子意兴稍减，杜门谢客了。 这位高士杨执中先生——那怎么办呢？他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一年到头摩弄他那香炉，不食人间烟火了呢？ 我老是记挂着。
原来娄三公子四公子的这些举动，不过是出于一时高兴。等到张铁臂侠 士演出了一幕猪头喜剧，权勿用先生又出了些尴尬事情，就过了兴头。以后 就是真有个高人在，他们大概也懒得再去访问的。甚至于人家自己找上门来， 那也得挡驾，家人们只回说家老爷上京里去了。连个蘧公孙也因此“把这做 名士的心看淡了，诗话也不印刷送人了。”改变作风，到文瀚楼找马二先生 去了。以后竟也当了选家。
这只是一种临时的雅人高士。偶然逢场作戏而已。 这样不算数。
可是另外还有那么一两种，却来得长远些，例如天长杜府里的杜慎卿，杜少卿，以及其他。
（七）
天长杜府——自也不消说得。“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人家是津 津乐道的。
慎卿、少卿这两个也都是名士。据韦四太爷说，则“他家兄弟虽有六七 十个，只有这两个人招接四方宾客；其余的都闭门在家，守着田园做举业。”
然而这两个人的做法各又不同，两兄弟实在是两号人。 杜慎卿一出现，就逗人爱。又漂亮，又潇洒，又从头至尾都显出了一股
才子气。 人家在他那里喝了酒，有一位诗人很忠实地按照那诗人必须遵守的规矩，提起“今日对名花，聚良朋，不可无诗。我们即席分韵如何？” 这位杜才子就笑道： “这是而今诗社里的故套。小弟看来，觉得雅的这样俗，还是清谈为妙。” 他请客的下酒菜，也把些俗品都去掉。只有几色极精致的小品。他自己只能够吃这些东西。要是他吃一口馆子里的通常饭菜，就得呕个不亦乐乎。 大概一个人这样雅惯了，胃口就不免要娇嫩起来的。 这一手——就也不容易学。纵然勉强学来，也很糟糕：要弄得饮食起居都不大方便了。
难怪他忍不住要顾影自怜。他原就很自觉到他自己的雅，自觉到他自己 是色色与众不同的。
而且——我想——他心目中一定有他那么一套雅的哲学。何者雅，何者俗，何者雅而俗，何者俗而雅：都一项一项的定得清清楚楚，界线分明。于 是乎他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有它的原则，都有它的哲学根据。一点儿也 错不了。
要是他差池了一点儿，竟然干出些并不十分与众不同的举动来，甚或做出了那一般俗众也要做的事来呢？ 那他就必有一番与众不同的解释。他就必道出为一般俗众所说不出的一篇雅学理论。
而今他要“纳宠”了。但他绝不是如季苇萧先生所想到的那样，为了什 么“才子佳人，正宜及时行乐”。他倒偏偏是顶嫌恶妇人的，只要“和妇人 隔着三间屋，就闻见她的臭气”。至于他之所以羡慕“郑君绣被的故事”， 而也想要找这么一个朋友者，那只是他看到了“千古只有汉哀帝要禅天下于 董贤，这个独得情之正”的缘故。
假如没有这一套哲学的话，那就不够味了。那就——虽然一般风流才子 也是讨小老婆，也是玩男色，认为这是天地间必不可少的雅人深致，但我们 慎卿先生却会要笑道：
“何必雅得这样俗！” 然而像他这样的干法，我也有点替他担心。
我并不是怕他一个不留神就会雅得不适当。这一点他倒极其有把握，不 足虑。我所想到的，只是一个很俗的念头。
我看见他一登场——他就从他府上带了一笔银子来做雅本钱，这么花， 那么花的。落后还看见他在莫愁湖湖亭上，把个南京一百几十个戏班子里的
旦角儿，全都征了来，仔仔细细地把他们考试了一遍，堂堂皇皇贴出了一张 榜。好像他有心要为花旦们立个万世的举业基础，以备将来选博士似的。
“这样下去怎么办呢？”我嘀咕着。 一点儿祖产一花光，银子一使完，那风流韵事也就难以为继了。而他家又没个老大在京里当通政司大堂。 再看下去，才知道不要紧。 这位天长杜十七老爷是很有把握，做事很有分寸的。
原来他只是一个业余的名士。此外他可还有正经事要做。这就是凡为读 书人所非做不可的正经事，也就是马二先生所说“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 正经事：举业。
马上他就要到京里去考。而且“就在这一两年内要中”，会有官做。再 不用你替他发愁。
在用钱方面呢，他也有个打算。 他在南京住了那些时，总也很花了些银子：但那都是些韵事。于是谁都慕天长杜慎卿的名。至于鲍廷玺要向他借银子做戏班子本钱呢，那可另外是 一回事了。所以他就叫这位鲍朋友到天长杜府去找七房里的杜少卿。他自己 虽然还有几千银子，那可不得不留着，以备自己高发了之后要做种种用处。 好在他家少卿不做举业。一个不做举业的人——留着钱干什么呢？
他杜慎卿这号人物，似乎是有两重性的：一重是求功名富贵，一重是做名士。 为什么要去做官？
他自己竟没有解释过，也并没有道出一篇与众不同的道理来。
那大概是不必解释的了。反正他的种种举业，大家都看得见，都早已知 道他是雅得入到了骨头里的。他就进京赶赶考，别人也断不至于把他排到俗 人队里去。
再呢，正也只有像他这号人——做举业一那么做成了功，而且对银钱出入上又都有个算盘，于是他再把剩下来的功夫来弄点雅致——这雅致才能够 支持得下去。
这么着，两方面都有成就。这真是个“极好的法则”了。
至于杜少卿那号人，那又是另外一流。 杜少卿快要上场的时候，作者似乎特别铺张了一下。好像旧戏里一位什么主将登台之前，要先打一通锣鼓，先出来一些跑龙套的一样。并且还由别人的嘴里把这位主将的为人，性格，预先介绍了一番。 等到笔端一触到了这个人物上，我觉得作者也格外严肃了起来。 接着——由这个杜少卿，又引进一队人物来登场，也一个个都是用极庄重的态度写着的。 我想，这些描写大概要算是全书的重心了。
这是不是作者有意为之，我可不知道。总之我是得了这么个印象。我仿 佛听见作者对我说：
“看哪，这是我所最肯定的人物。你说你要选中我这书上的一种人物来 学学，那你就学这号人好了。”
许多人都谈着杜少卿，议论着杜少卿。 有些人看他不起，说得他一钱不值。然而恰恰是恭维了他。正如迟衡山在听了高翰林一席话之后所说的——
“方才高先生这些话，分明是骂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许多身分。” 攻击他的，尽是高翰林那类脚色。而真正的高士，则没有一个不敬重他： “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 于是杜少卿这个人物——就成了一个试验雅俗的测量器了。 这就是他远不如慎卿的地方。那位慎卿，俗人们可以恭维他的做官而又羡慕他的雅，雅人们可以恭维他的雅而又羡慕他的做官。但这位少卿办不到。 如果你容许我把慎卿看做业余的名士，那么少卿该是以做名士为终身职
业的了。 他在银钱上没有杜慎卿那么会划算。他瞎花一气。不管君子小人，一向他开口他就给。别人弄好了圈套给他上，他就上。人家尽笑他呆，说他是个 冤大头。然而作者却叫我们喜欢他的爽快。
他原是个十足的大少爷。因此他也有一些杜慎卿所没有的豪举。张俊民 的儿子是冒籍的，不敢去考。少卿偏要送他去考。即使是管家的儿子也不妨 送，因为“这学里秀才未必好似奴才”。王知县要见见他，他偏不见。可是 等到那位父母官一给摘了印，他倒把那个倒霉人接到花园里来住。也不怕百 姓要来闹他：
“先君有大功德在乡里，人人知道。没有人来拆我家房子的。” 这真比看到娄公子那些行径还要觉得痛快些。 但杜少卿之所以为杜少卿，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那就是——他不做举业。他不希罕一顶纱帽。
这样一来，他这号人不但与马二先生以至高翰林他们根本不同，并且也 与那因科名蹭蹬而一时寄情于雅事的娄公子他们，也根本不同。就是与这一 面挣功名，一面玩风雅的杜慎卿他们，也根本不同。
功名富贵，老实不看在他眼里。连做官的人他也懒得睬。人家恭请县主老爷，拖他去做陪客，他就觉得可笑： “你要做这热闹事，不会请县里暴发的举人进士陪？我哪得功夫替人家陪官！”
他卖了产业，把全家搬到南京，在秦淮河边一住。这就喝喝酒，跟朋友 聊聊天，跟他娘子逛逛清凉山。
可是这里，——作者愈写愈严肃了。
这个最值得我们赞许的人物，老不去做官，那么——难道他就单只取了 杜慎卿那雅的一面，玩他一辈子么？他绝不去做一点点正经事么？
（照常理推起来，一个人只有去做了举业，才有点正经事可做，才可以有功于社稷，才不枉为一世人：这是天经地义。） 于是作者极其庄重，极其认真地来答复了这个问题。 原来杜少卿的雅法，本就与他家慎卿先生的不同。而他这种名士也并不是无益于世的。 真的，这号人能够担当得起一些正经事。也会很热心地去干，完全出于自动，而且极其纯洁。既不是图名，也不是为利。 你看，他们已经郑郑重重做成功了。他们修了泰伯祠，重兴礼乐，为的“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 为了这个大典，作者还介绍出了一位南京国子监博士——虞果行老先生。这是杜少卿他们所最钦敬的人物。换一句话说，也就实在是值得我们大 家都钦敬的人物。他老人家虽然中了个进士，得了功名，但又无意于功名。
要不然，他也不会安于这个闲官了。再呢，他又是个不耐烦作诗文的。 像高翰林那般做举业成就了的脚色，那可再也想不到要干这样的事业。
倒是那个“穷秀才出身”的马二先生——参与了这种盛典。他老先生虽然是 个举业当行，但除开他的举业论而外，他的一切都配得上这队人物。于是在 这里，他跟杜少卿竟成了同道。我觉得大祭的时候，大家公推他担任三献， 就好像是把他列到了第三名一样。
这桩盛事，比到杜慎卿为花旦发榜的盛事如何？ 但杜慎卿既有功名的正经事可做，大概就落得索性放雅些，尽量放风流些，也都无妨的了。 读者读《儒林外史》到这里，也许会觉得舍少卿吾谁与归。我真也忍不住顺着作者的意思说： “你看，杜少卿不做官，他倒做出这千载难逢的正经事！”
（八） 杜少卿的不求功名，是他这号人跟别人根本不同的地方。也就是作者叫我们觉得这人物可敬爱的地方。
然而——要是禄位于他绝对无缘，那可又不行。 我一想到假如“纱帽满天飞也飞不到他头上”，我心里就怪难受的。 不瞒你说，我乃是一个极热心的人。我每逢看到古来那些大诗人或大学 者的名字——只要他是我所佩服的，或者是我所喜欢的——我就总要千方百 计去打听一下，看他生前究竟做到了几品官（书读得这么好，当然是个老爷）。 要是他官做得小，我就要替他难过，觉得满肚子的不舒服。几句诗倒刮刮叫， 可惜只做了这么一个官儿，唉！想起来扫兴透了。如果他只是个布衣，做官简直没有他的份，我就更觉得不高兴。
而今这位杜少卿先生┅┅ 可是莫慌！
这位作者仿佛早就已经看出了我这种好人的心事，仿佛为了要满足我这种热心汉的希望似的，这就又写出了一段事来。 哪，瞧这里！李巡抚大人忽然派来一个差官，拿了一角文书，开“钦奉圣旨，采访天下儒修”，就举荐了天长杜仪，叫他即日到院，以便考验。“申奏朝廷，引见擢用。”等因，奉此。这是没得说的了。一应了征就是老爷， 很抖的。
迟衡山一听见这回事就高兴。因此就谈起而今的读书朋友——只会做举 业，若会做两句诗，就算是极雅的。而“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不用 说，这只能期望到杜少卿头上，希望他——
“你此番征辟了去，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方不愧我辈所学。” 可是少卿不想做官： “这征辟的事，小弟已是辞了。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 连他娘子也觉得奇怪，朝廷叫他做官，为什么他偏不去。但是他偏要留在南京玩。他偏要想尽方法推辞，“做个十分有病的模样，路也走不全”。 人家也只好由他去了，不再来勉强他了。
这些故事叫我十分欢喜。而他自己也欢喜：
“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 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吧！”
可见得纱帽并不是于他无份。纱帽竟还自己找着飞到他头上来哩。并且 他要戴起来也毫不惭愧；他真有宰相见识。
不过他推掉了。他看得不在乎。 我这就仍旧高高兴兴地看下去。他并不是做不到官，只是不屑做而已。
并不寒伦。这更显出了他的高，而又十分体面。 所以不管他应不应，不管他有没有“引见”而“擢用”，总得把这征辟的故事来这么一下子，才有个意思。 作者自己是怎样个想法呢？他还是跟我有此同感呢，还只是为了敷衍我这号热心人，免得我看不起他那个最肯定的人物，才写下这一笔呢？——我 可不知道。
总之，这是非常光荣的事。要是杜少卿连这点光荣都没有，那他真枉为 读书人了。那——真的，我对他就没这么钦佩了。
这里，我不免联想到“楔子”上的王冕。他正也是这么一个可敬的脚色。 虽然正史里的王元章先生，那脸貌给写得稍微不同了一点，——说他是几次 考不利，而后做高士的。——但此地就用不着去考究这些事情。外史到底是 外史，自不妨把那王先生写成一个作者的理想人物了。
而这杜少卿——我承认他也是一个标准的高士。
不过要叫我学他呢，那老实说，我可还要考虑考虑。 像他那种种豪举，原就要有底子才行。但后来本钱一花完，也就有点不好对付。故此高翰林教子侄读书，就以天长杜仪为戒。这实在是个稳重办法。
他老先生的议论杜少卿，也一句不错： “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得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
“这样下去怎么办呢？”我又想到了这个老问题。 要是落后像杨执中先生一样，大年夜没有柴米，摩弄这“铜盏子”过年，那就太不愉快了。虽然精神上也许舒服，但一个人受了生理上的限制，恐怕顶多也只能摩弄一两夜，再多可不行。 杜少卿果然钱花完了。一天一天穷了下去。总该打算打算才是。 我就想，我们可不可以准许他卖稿过活呢？ 这种买卖到底是不是一俗事，尚有待专家们研究。至于《儒林外史》的
作者，他对这一点是万分让步的。“楔子”上所写的那个理想人物，竟也毫
不以为耻地在那里卖画。这杜少卿大概也不免卖卖文。你只看——虞博士转 托他写一篇碑文，把稿费让给他，他居然也答允了。
可是我有一个朋友愤慨起来： “那不作兴！那完全是个文丐的勾当！——太卑鄙，太恶俗了。” 于是我只好把笔放下，再来想一想这个大问题。 像高翰林那号人，自不消说，用不着卖稿子，而杜慎卿之流呢，功名成
就了，写点东西自也不在乎一千字几毛钱。他们当然看不起文丐。 再不然，就如文瀚楼老板——专为文化界服务，死也不肯赚一个钱的。
他自必也就希望作家们为了文化事业之故，不要计较稿费的多少，版税也减 到百分之七以下。否则就会“赔本”，出不了书，要闹精神粮食的恐慌了。 这书店老板当然也看不起文丐。
那么，一个文人如果不戴纱帽，又要不卑鄙恶俗，那只有学学景兰江先 生，开个头巾铺。拿铺子里的收入来吃饭。另外就写些东西，交给书店老板 去专“为文化界服务”。
然而我再仔细一查书，又觉得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大概因为这头巾铺里 景老板——不曾为实业界服务之故，就也想不到要叫头巾匠减少工钱，以免 成本太大。而主顾们也不曾听说有非光顾本店不可的义务。于是这铺子折了 本。据潘三爷说，则这位景兰江先生而今只好“借这做诗为由，遇着人就借 银子，人人听见他都怕”。
这可更不对劲。 想来想去，还是要怪杜少卿自己——为什么不应了征辟去。 你看看庄绍光先生。给朝廷征辟了去引见之后，皇上赐了他一个元武湖。
你说他不是个官，他倒是一位征君，大官大府拜得他不耐烦。你说他是个官， 他却用不着天天上公签到，只逍遥自在地呆在湖上“坚卧烟霞”。凭栏杆， 看景致，他这就对他娘子笑道：
“你看这些湖光山色都是我们的了！我们日日可以游玩，不像杜少卿要 把尊壶带了清凉山去看花。”
那还有什么说的？庄征君闭门著书，当然不用眼巴巴地等着稿费使。 要照我那个朋友所讲的道理看来，那不消说，杜少卿又远不如庄征君。 凡为文人，如要人品高洁，高洁得连稿费都不准拿，那就必须学庄征君——必须结交一位达官，例如礼部侍郎或巡抚部院等等，好请他们去举荐，等朝廷来征辟，然后钦赐你一个元武湖玩玩，写出一部不要钱的伟大作品来。
（九） 这种种的难处——《儒林外史》的作者似乎都也知道，而且是考虑到了的。
不错。一个读书人要是嫌弃举业，又不会理财，一味只去做高行雅事， 这分明就要有点底子才做得起来。
又，即使像杜少卿那样底子厚吧，可是本钱一花完，即将无以为继。
学庄征君呢，又不是人人都办得到。哪怕他有胡屠户和赵雪斋他们的本 领，去相与徐侍郎，但要是徐侍郎不来相与他呢？更谈不到征辟的故事了。 至于卖文，——也许作者是顾忌到了那种“卖稿即文丐”说的缘故，在书里很少提到这种买卖。只不过躲躲闪闪似地轻轻带了那么一笔。
事实上那时候大概也不能以此为职业。出书不但没有收入，还要自己出 钱去刻版印刷送人。那真是不为牟利，极为清高的一件事。这在高翰林，以 至赵雪斋，以至杜慎卿，以至庄征君，都可办到。在一个文丐就办不到。而 当时又没有杂志可以投稿，也没有抽版税或卖版权的规矩。就是作兴了这规 矩，但为了怕书店赔本之故，版税都拿不到，也就只好找个香炉或“铜盏子” 之类来摩弄摩弄了。
那么——一个不做举业的人，又要高雅得下去，就须另外想些办法。 于是在这部书收尾的地方，上来了四个人物。 一个在寺院里随堂吃饭，会写字。一个卖吹火筒过活的，会下围棋。一个开茶店的，会画画。一个裁缝司务，会弹琴。 这四位都是业余的读书人。
至于当行的读书人——像杜少卿他们那一辈的，那只能说是个例外，只 占得个最少数。而此刻他们又“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了去的， 也有闭门不问世事了的”。
剩下来的，就是那一般的当行的读书人。他们还是照常在那里忙着举业， 忙着弄时文，“为圣贤立言”。于是礼乐兵农，也不见有人讲究。“论出处， 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杰，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 足的就形萧瑟”。
他们的言行也可以想得到。早就给描写过了。仍旧也是——几个弄出了 头的，“无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而“那贫贱儒生，又不过做的是 些揣合逢迎的考校”。
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了。以前杜少卿、虞博士他们那一派人的作为，那是 顶值得大家敬佩、顶值得大家学样，简直是个儒林中的模范。可是每一个做 举业的朝代里，能不能够出现这么一队例外的卓特之士，那要碰运气，那完 全是偶然的。他们一散，大雅就不作，又恢复到了以前的乌烟瘴气——而这 倒是儒林中的通常现象，是读书人弄那“极好的法则”必有的结果。
这时候要真正找出几个奇人来，只好求之于野。 这里的四位奇人——虽然担当不了礼乐兵农那样的大事业，可到底比一般士子高得多多了。
如此看来，要雅，就不一定要做儒林中人。 并且正因为他们是儒林以外的，他们就用不着如一般读书人那样去学得种种举业技术，他们即也可以糊口。（甚至于连做文丐也不必。）因此他们反而沾不上俗，而雅也雅得下去。 然而这已经是《儒林外史》的尾声了。
然而这部写儒林的作品，却又不得不以儒林外的人来作结——最后让一位当裁缝的来弹一曲高山流水。这真是一般士子的悲哀，而且也是个大讽刺。 还有一个极不相干的小件头，我也想在这里带一笔。 有些《儒林外史》的本子上，被人装上了一个尾巴——“明神宗下诏旌儒”。把书上的人物列了一个榜，赐进士第。加写这一回的那位先生，我猜他一定也是个儒林中的热心人。大概他看见这许多的当行士子不曾入得鼎 甲，总觉得是个大大的遗憾，愀然不乐。于是他带着一片热忱，怀着一颗好 心，仔仔细细加写了这么一幕“大团圆”。叫我们看了，也好为那些人吐一 口气，快意一下子。
这位先生的心地，真是古道可风的了。但不知原作者吴敏轩先生看了，将作何想法。说不定也会要把这位好心人写进《儒林外史》里去。当高翰林 瞪着说：
“他肚里若果通，为什么不中了去？” 这位先生就点头道：
“一些也不错！老先生，而今好了：虽然他们生前到底差一个进士，冤 冤枉枉当了一世的读书人，而今他们死后——到底得个进士去了。要不然， 怎样叫做个‘学问好’，‘肚里通’？”
（十） 这部作品写的这儒林中人，但要是不写官，那也等于没有写士子。官场设在儒林的中部，好像一座紫禁城。谁要跑到那里面去，就必须通过这座林 子。反过来讲也是一样，大家之所以巴巴的要进这林子，无非为的要进那紫 禁城。
那么当然——一个人书读得好不好，通不通，就完全以他能否敲开那扇 官门以为断。他进门之后混得愈得意，就愈足以证明他的学问好。这永远成 正比例，自不消说。
可是还有一个手脚要做。 他这么读书读成功了之后，要是没有人敬畏他，那也还是显不出读书的好处来。于是乎又有一批人物应运而生。 一开场就有梅玖相公。他把周进那么一个老童生调笑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后来周进一抖，做了官。这位梅相公就是在背地里也着实恭敬，自称 是受业弟子了，接着登台的可就多了：从严贡生之“相与汤父母”起，一直 到五河县的唐二棒椎，成老爹，都是这一坛子里的醋。
还有赵雪斋先生和牛玉圃先生之类的诗人——也可以算是这里面的一个 亚种。
这批人自己也干着这一行的，自应认识读书成功的伟大了。所以他的有 这一手，还算不得怎样稀罕。要连士子以外各行人也做到这一步，那才有个 意思哩。
正说着，就又产出了像胡屠户那样的一种亚种。这正如生物学家到处去旅行，采集得极丰富似的，被这部小说搜罗了许多脚色。有的，已经把各个 个体取上了名字。有的却还没有，仅只写到了一般的。总之是时不时的在那 里出现，到处都有得出现。
不过胡屠户他们的出发点，与梅玖相公之流的也许稍微不同一点：他们倒多半不是为了要抬高自己的身价而出此。他们要这样借重人家么，那可还 不够格。他们能知道读书成功的伟大，大概是出于所谓直觉的。因为他们看 见人家坐着黄伞的轿子，蓝伞的轿子，七八个红黑帽子吆喝了来，要“不由 的不怕”。而叫人怕，总是了不起的。
有人说，上帝创造种种东西，各有其目的。就是生物，也是为了各种有各种的用处，这才制出来的。这句话真说得不错。 即如咱们而今谈到的梅相公及胡屠户这一类人——就是专为这么一件事业而存身于人间：脚踹老童生而叩头于老爷脚下，他们的人生意义，也就在这里。否则天也不降斯人于斯世了。 他们当了一辈子的镜子。一个读书人的成功与失败，伟大或渺小，就全靠这面镜子照出来。 然而一般不念书的人当中，也还有全然与胡屠户他们不同的人物。 楔子里就写出了一个秦老爹。他着实同情王冕，帮了许多忙。这种人物以后又出现了好几个。例如乐清县的潘保正那么照应了匡超人，芜湖的卜诚、 卜信那么养活了牛浦郎，等等。
这些事，——高翰林以至匡超人他们可会去做？ 不会。他们没有这个工夫。他们只一心一意在那里读书，全副精神都放在举业上。他们连想也不会想到那些闲事方面去。 不但如此。就是人家做了那些闲事，那么婆婆妈妈地照顾了他们一场，那似乎只是应份的。落后他们还肯不肯把人家放在眼里，可就没有准儿了。 那位秦老爹是运气。他遇见的幸而是王元章先生——一位例外的读书人。所以彼此还相与得下去。如果遇见的是匡超人先生呢，结果就要不同得 多。这位匡相公后来把不把潘保正当作一个人看，书里面没有交代。但只要 参考参考潘三押在监里的时候，要求匡相公去看看他，而怎样讨了一场没趣， 也就可以想象得到了。
至于牛浦郎，——那刚刚只通了一丝丝儿读书人的气味，就要叫卜诚、 卜信这两位舅丈人伺候他的贵客，还大模大样地责备他俩不会端茶。那两个 养活他的长辈回了两句嘴，他立刻就要“向董老爷说，拿帖子送到芜湖，——先打一顿板子”！ 作者仿佛是故意要把这些不读书的人跟一般读书人摆在一起，使他们彼此发生一点关系，好让我们领教领教。 谈到这里，我又想到了马二先生——只有他老实，肯做那类闲事。这就
太不像一个举业当行了。怪不得没人看得起他。所以他造就出来的那位匡超 人先生一经成龙，就把他连同潘三一齐都摔掉，正像摔掉一块敲门砖似的。 可是凭良心说，虽然“儒林”中的英雄大都是这一类货，但倒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 他们多半仅只是小丑而已。还不是粉净。要说到做什么大恶，那他们倒还不配。 有许多许多地方——作者的确讽刺得很刻毒。但他除开对严贡生和匡超
人几个儿表示了很大的愤怒以外，对其余的倒都肯予宽容，对他们多多少少都原谅着些。 你看到他们那副嘴脸，顶多你只能长一身鸡皮疙瘩，或是吐一口唾沫。
他们只会叫你鄙视，叫你笑，却还不配叫你痛恨。而有的竟还叫你觉着可怜，叫你笑里噙着泪。 不论是他们的喜剧也好，是他们的悲剧也好，我觉得作者都是嘻嘻哈哈地写出来的。
于是——哪怕这些人物的面目极其不堪，极其卑劣，极其无聊；可也只 化为一笑罢了。
只有写到杜少卿他们的时候，作者就严肃起来，极庄重地介绍出了虞博士。还另外辟了一章，专来传这位当代的贤人，加意来描写他。可是——也 许是因为作者太慎重其事了，太想要使我们敬佩这个人物了，就反而写得不 十分生动。
就是写到杜少卿，也如此。固然，作者着笔时，仿佛比较显得没那么矜持，写得活泼了些。但也是他加意写出来的。而这个人物所给我的印象，比 起别的一些主要人物来，似乎倒还没有那么亲切。
这一派人的领袖虞果行老先生——他那种浑雅，的确是给写到了家。他 和马二先生同样是我所爱的人物。但我一想起马二先生，立刻就看见他站在 我面前，他跟我挨得很近。我能够跟他手拉手，还感觉得到他手上的温暖似 的。而虞博士呢，我只能隔一层窗户看他。要是丢开了书而回忆到他之际， 那扇窗子更像是装上了一层毛玻璃一样模糊了。
我想，一个作者的得意之笔，是未必能如期的那样使读者感受的。 这里我又顺带想起了泰伯祠的祭典。这个人司什么，那个人司什么，怎
样安排，怎样开始，都写得仔仔细细的。所有的仪式——也都从头至尾叙述 出来，毫无遗漏。这真是全部书里顶庄严的地方。大概也是作者的得意之笔。
你读了觉得如何？
不瞒你说，我有点没这耐性看下去。 我知道作者并不是专为要卖弄他的这方面知识。他只不过想要借此提倡，或者竟不如说他是要给世人一个教训，一个榜样。也许他简直是把这一 段当作全部书的最高点的。他把其余的人物和事件——嘲笑的嘲笑，批评的 批评，把他们多多少少都加以否定。而在这里呢，建起了这么一个场面。这 无异于告诉我们：
“哪，这才是读书人该做的一件事哩。” 他非常认真，非常小心，来正面指出一条儒林中应走的正路之一。 说不定他就是为了这一点而写这一部书的。讲得不“美”一点儿，他就
是拿这个“文”来“载道”了。 不错。一个作者总有他所最首肯的东西，那并不足怪。就说“载道”——姑毋论其美不美——也是很自然的事。一个作者，总不知不觉有点儿他的 “道”要“载”上去的。
可是在这里，我以为尽可用另一种方法来载这些道。他尽可以用别的方 法来写出他们正礼乐，来表现出他们这种做正经事的精神。这样，则这种“道” 之感染于我们读者，也许能够更有力些，更深刻些。至于那些祭仪的详细程 序，那最好是写到别的专门著作里去。
等到把杜少卿那队人一写过，作者就从这严肃的高峰又走下来，又嘻嘻
哈哈地写那一般士子的形形色色去了。 可是这一队人以后怎样了呢？有没有交代？” 不一定有。
我们还能再遇见他们吗？
也没有准儿。 不单是这一批哩。就是所有的上场人物，都也是这样。
一个英雄给介绍出来了，登场了，写了一个，随即又引出了第二个。读下去，能不能再看见先前的那一位，那得碰运气。一件事情写了出来，带过， 往后能不能知道那结果，再有没有下文交代——那也得碰运气。
我第一次读《儒林外史》的时候，看到这种怪写法，老实吃了一惊。那时候我很不高兴这部书。这不单是因为我还看不十分懂，同时也因为这种写 法不能满足我。我要知道的是——这个主人公结果怎样。要打听他后来有没 有中状元，有没有招亲，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看到有没有团圆。然而这里多 半没有提。
要是单爱看看故事的话，那简直是错找上了这部书。
原来这里——兴趣全不在故事本身，而是在人物上。只要借点儿事情把 一个人物之为人写了出来，就已经是交代清楚了。以后他怎么样，就不大去 关心了。
这部小说在形式上也像一般的演义之类一样——开头有个“楔子”，正 文也从某省某府某县的某村讲起，而篇末也结了个尾。但内容上其实无头无 尾。
这里只是写出了人生的一个个片断——接上个榫头，把它连在一部书上 而已。
要是作者把它分写成许多短篇或是中篇，也许还好对付得多。事实上， 他大概是照“儒林列传”那样来处理他的一个个人物的，不过让他们分配在 一回一回里面而已。于是看起来有第一回，第二回，这么排下去——像煞是联贯的，而其实不相干。 据说《儒林外史》里所写的，大都实有其人。虞博士是谁，杜少卿是谁，马二先生是谁，如是等等，都有人索出来过。“若以雍（正）乾（隆）诸家 文集，䌷绎而参稽之，则十得八九”。这也许是可信的。
并且，凡是他听到看到的一点什么，甚或从别人书上得到的一点什么——只要是他认为可以写进稗史里的，他似乎无不写了进去。 这么着，要它有整个的结构，想来的确有点伤脑筋的。 但作者或许是简直无意于讲求什么结构，也说不定。 像《儒林外史》这样自自然然的写法，倒似乎更切合那实在的人生些哩。 一个人活了一辈子，他的活动，作为，以及他所接触的种种一切——难道都也像一般小说里所写的一样，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么？凡事都一定也有头 有尾，必会有个交代的么？
也许一个人有这样的企图。他力求他的生命史有个完整的结构。他努力 干了一辈子他所希求的种种事情。但他晚年写起自传来，这种种事情是不是 就全都有了个交代，是不是就全都有了个团圆不团圆呢？
说不定某几项是有了一个结果的。说不定他终身所执著的一件事，是有 了一个交代的。但要每一桩都有个尾可结，那却是不可能的事。
至于他一生的遭遇，可更说不上有什么结构了。
要使它有的话，那就要把实际人生里那许许多多的偶然，许许多多不完 全的东西——都拿来丢掉。而从别处，从别人的生命史里，挑一些合用的东 西来补上。有时候，还要替那个原没有什么结局的实在人生，虚构出一个合 适的结局来。
但如果只是限于真人真事的描写，那就谈不到这一层。
而《儒林外史》——正就是这样的。 我并不是硬说这里所写的人物，所写的事情，全都是实际上有过的，硬说作者一点也没有加进他的什么想象。那是事实上办不到的。我的意思只是说，这里的写法——全然是描写真人真事的那种写法。 所以《儒林外史》里虽然没有一个第一人称在那里穿线，但似乎有一个“我”在。这个我——把自己所历种种，老老实实地写了出来。只要是我所见所闻，于儒林有点关系的，我都把它罗进去。 我看见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描述给你听。以后如何，我可不知道了，我就不提。这有什么整个结构呢？
人生在世，原遇见许多许多东西，难道都能够一一知道它的下文么？ 杨执中先生在娄公子杜门谢客之后怎么样？牛布衣太太扭着牛浦郎要她
丈夫，却被向知县送回原籍，后来她怎么办？沈琼枝小姐的官司如何了结？
——诸如此类，我没有听说，所以就不交代。 你说这是无头无尾：不行。然而人生本是如此。怎样才叫做有头尾呢？ 这个我——并不去打听那些下落，也不去着意安排什么。碰到我手边来的，就算数。碰不到，就拉倒。 说不定你要问：
“你为什么这么懒懒散散的？你为什么不在你所创造的世界里——做他 一个全智全能的上帝，把这人生布置一个妥帖呢？”
但我本无会心。于这人生也并无打算，也不必打算什么。一切遇合，都 听其自然而已。
再呢，一切都会过去的。剩下来的只有空虚，正像《旧约》传道书里梭 罗门所说的一样。
有些脚色轰轰烈烈干了一场，随后也就无声无息地去了。杜少卿他们在 南京着实热闹了一番，随后也冷清清的了。就是千载难逢的祭泰伯的盛典， 以后也就无人过问。泰伯祠也荒废了。
你跟着我这么去经历了一番，到此你就有不胜今昔之感，是不是？ 而人生就是如此的。 又，人生也往往会遇见一些极偶然的事。所以，这里也拿来写进去。 人的做梦，有时候竟凑巧得仿佛是个预兆似的：这里就有王惠跟荀玫同榜的梦。有些扶乩的不灵，有些却也偶合：这里就有陈和甫替王惠扶乩。你 说这不合理么，但人世间有时也有这种碰巧的事。这也像蘧公孙成婚那天——端菜的闹出了许多笑话一样，都是我偶尔见到听到的。 由此种种，就形成了我这种写法。 有人要求——作品里所写的，应与自然绝对同一。你表现人生，就叫你写得与实在人生要一模一样，丝毫不走，绝不许你加上一点你自己的想头进 去。这才算是道地的自然主义。
照这样说起来，则《儒林外史》或者可以算是一种最高明的自然主义作 品了。
话虽如此，可是咱们不要忘记，这种写法——纵然是照着原本原样而老老实实映出了人生本相，但究竟也是由作者自己眼睛里所看出来的人生本 相。换一个人写来，就会换一副面目。
而我们要是想一想——他怎样一来，就用他这么一个方式来映出人生的，那我们自必要想到他那处世之道上面去了。 关于这一点，则这部书收尾的一首《沁园春》或者竟不妨说是无意中做了它的一个注脚。
（原载《文艺杂志》1942 年 12 月 15 日第 2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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