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上的偶遇

[美]欧文·斯特恩




  我在纽约开出租车,干这一行已经有28年多了。要问我昨天早饭吃的什么,我或许回答不上来,但有一位乘客给我留下的记忆之深,我这一辈子怎么也不会忘掉的。

  那是1966年春天,一个和煦的星期一早晨。我驾着车在纽约大街上慢慢前行,以兜揽顾客。行至68号街口,红灯亮了,我停了下来。街的正对面便是纽约医院,我看见一位穿戴得体的男人急步冲下医院门前的台阶,在向我打招呼。

  正在这时,绿灯亮了。我后面那位司机在不耐烦地按着喇叭,警察也吹起哨子示意我快开车,但我不愿失去那位顾客,一直等他钻进车里。“请去拉瓜地亚机场,”他说,“谢谢你等我。”

  那太好啦!我暗自盘算自己的运气不错。星期一上午,拉瓜地亚热闹非凡,回来不会放空的。想到这里,我不禁会心地笑了起来。

  他一上车,我就在寻思:这位乘客爱不爱讲话?或是上车就老盯着报纸看?过了一会儿,他讲话了:“你觉得开出租车这一行怎么样?”

  那可是个极为普通的问题,我也给了他一个极为普通的回答;“很好,”我接着说,“既能谋生,有时还能遇上些很有趣的人。不过,要是还能找到一项一周可挣100块钱的差事,我也会改行的——就像你一样。”

  他的回答引起了我的兴趣;“假如还有待遇更高的差事,我也不会改行的。”

  我还从未听见过有这样讲话的人,便问道:“你干什么工作?”

  “我就职于纽约医院神经病科。”他回答说。

  这些年,我对人总有一种好奇感,总想尽量从他们身上打探到更多的东西。很多次跑长途,我都和乘客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常常得到他们的建议和忠告。或许是这位乘客酷爱自己的本职工作,或许是那美好的春光令我心情舒畅,使得我开口向他寻求帮助。离机场已经不远了,我正了正身子。

  “求你帮我个大忙,行吗?”我带着恳求的口吻问道。他没有回答。“我有个儿子,”我接着说,“他今年15岁,是个好孩子,在学校各方面都不错。暑假期间,我们要他去参加夏令营,可他想干活。眼下,一个15岁的孩子是找不到活干的,除非父亲有门路,而我又没有这个本事。”我顿了顿问道:“你能不能找个活路让他暑假去干——哪怕不给报酬也行。”

  他仍一言不发,这时我才觉得谈起这样的话题未免显得太不知趣了。但在到达终点时,他终于说话了:“好吧,学医的学生暑假期间有个研究项目,或许他适合干,你让他把成绩报告单寄给我看看。”

  他把手伸进衣袋去掏名片,但没掏着。“有纸吗?”他问我。

  我从棕色午餐食品袋上撕下一小片纸递给他,他在上面写了些什么便交给我。我们最后对视了一眼,便各奔东西了。

  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入围坐在餐桌旁,我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了那张纸条,自豪地说道:“罗伯特,你暑期要干的活我给你找到了,就在这儿。”他接过去大声念道:“纽约医院,福雷德·普拉姆。”

  第二天上午,儿子总算寄出了他的成绩单。几天之后,这件事就被淡忘了。

  两周以后,我下班回到家,只见儿子满脸笑容,递给我一封写给我收的信,信中要儿子去面见普拉姆的秘书,落款是“纽约医院神经病科主任、医学博士福雷德·普拉姆”。

  儿子得到了工作,最初作为自愿参加者,不拿报酬,干了两周。随后是每周40块钱的薪水,一直干到开学。他跟着普拉姆博士在医院上上下下,为他做些细小的杂事。穿上白大褂,他顿时有一种比平常的自己更有不同的感觉。

  第二年暑假,他又去了那里,这次吩咐他做的是些较为重要的活。中学快毕业时,普拉姆博士还为他上大学写了推荐信。令我们十分高兴的是,儿子进了一所名牌大学。

  第三年暑假,儿子还是去了普拉姆博士那里。他对医务工作渐渐地产生了好感。大学毕业前夕,他申请上医学院,普拉姆又写信证明他已具备上医学院的能力和资格。

  儿子上了纽约医学院,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又做了四年实习生,专修妇科和产科。

  后来,罗伯特·斯特恩博士,我这个出租车司机的儿子,终于成了纽约市哥伦比亚一长老会医学中心的一名妇产科主任医师。

  也许那是偶然的机遇,但此事却表明,普普通通的一次意料之外的偶遇,也许会带来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良机。

  意林札记

  一次偶然,成就了一个出生在出租车司机家庭的孩子的美好未来。没有任何许诺,生命,真的犹如拼图游戏,只不过刻意少了那张原图,你始终无法猜测出将来会拼出什么样的图案,所以,就像罗伯特一样相信自己,没有永远的王子,没有永远的乞丐,说不定,幸运之神正在命运的下一个拐弯路口等着你。(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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