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  南北朝的文艺学术


  南朝文学,成就很高,诗、赋、文尤为可观。现依时间顺序,介绍一些重要的作者及其成就。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谢灵运(385~433年)。他以山水诗见长,生活在晋宋之际,与陶渊明几乎是同时代人,昔人也常以“陶谢”并称。他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是名将谢玄的孙子,晋末袭封康乐县公,世称谢康乐。他所处的时期,正在“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之际,所作山水诗、山水画、写景文都很出色;之所以如此,这固然“有它的社会历史根源与阶级根源。它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级对紊乱腐朽的市朝政治生活的逃避,也反映了文艺在颓废时期对形式技巧的追求。”(朱光潜《山水诗与自然美》)但也与中原士大夫被灵秀的江南山水景色所吸引有关。晋王献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见《世说新语·言语》)就是一个明证。

  谢灵运正是一个不得志的人、他因“非毁朝政”,出任永嘉太守,于是就在这里尽情游览;去官以后,即隐居会稽。他曾带几百人,从始宁(今嵊州北)出发,伐木开山,直抵临海,当地人竟把他当作山贼。他最后以“谋反”罪被杀。他的名句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都清新可喜。谢氏山水诗,以写永嘉(温州)、桐庐、富阳一带景色者最多,诗学大师黄节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为之作注。

  谢灵运的族弟惠连,诗赋都有声名。颜延之字延年,诗与灵运齐名,但论者多谓不及灵运。

  比谢灵运稍晚的诗人,以鲍照(约414~466年)最为杰出。他字明远,东海(今山东苍山南)人,曾任荆州刺史刘子顼的前军参军,人称鲍参军。刘子顼拥护晋安王刘子勋,与朝廷对抗。事败,鲍照为乱兵所杀。唐杜甫《春日忆李白》有句云:“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即是说李白的诗兼有庚信、鲍照的长处,故“俊逸”二字也高度概括了鲍照诗的风格。

  现代人不大会去读鲍诗了,所以笔者也不想多说,但是他的《芜城赋》和《登大雷岸与妹书》两篇文章却实在是好,不可不讲。宋孝武帝与竟陵王刘诞相忌。刘诞据广陵(今江苏扬州)抗命,事败后,孝武帝迁怒百姓,下令屠城。《芜城赋》即为此事而作。他先极写广陵人口之多,财赋之盛,城池之雄壮,然后笔锋一转,写这一切皆化为乌有,终而慨叹道:“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沉痛之至。

  斌的体裁实介于诗和文之间。《登大雷岸与妹书》则是一篇写得极好的情景交融的美文,写江行时的心情与所见的景色,一向为人传诵。他的妹子名令晖,也是一代才女。

  讲刘宋时的文学,最不可忽略,也最容易为现代人接受者,当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刘义庆(403~444年)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封临川王。这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雅量、任诞等三十六类,记载汉末魏晋时人的轶事佳话;晋人言语,向称“简约玄澹,尔雅有韵”。此书所录言语,颇能传其神韵,当与当日的语言相去不远。许多著名轶事,如嵇康临刑奏广陵散曲、王羲之坦腹东床等都见于此书。鲁迅说读此书可见“晋人清谈之状”(见《开给许世瑛的书单》,收在《集外集拾遗附录二》内)。鲁迅难得推荐古书,这份书单列书十二种,《世说新语》与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均在其内,故其价值可见。

  南齐沈约、谢眺等竟陵八友,已见前篇,现在只就沈、谢等的文学成就,稍作补充。沈约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之制韵,用于诗文,号永明体。然沈约又提倡平易,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见《颜氏家训·文章》),其说是。他著有《晋书》、《宋书》等,《二十四史》中的《宋书》即他所撰,另见本篇史学部分。沈约的诗清旷婉秀,所作山水诗秀丽疏朗,不像谢灵运常杂以哲理,容易被读者赏识。论者说他“开(唐)王维蹊径”(钱基博《中国文学史》),是讲得对的。

  谢眺(464~499年)的诗名比沈约大。他字玄晖,陈郡阳夏人,因曾任宣城太守,后人称为谢宣城。他与谢灵运称“二谢”,也因卷入政争被杀。他善写山水诗,清丽工巧而不失劲挺之致。沈约对他推崇备至,说“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李白对他“一生低首”,用心向他学习。

  沈约死时,已在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年),正当“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的早期。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承平时期,也是诗人、文士空前活跃的时期。笔者在前面有关各篇中,已经提到过梁武帝父子,包括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都长于诗文。这里需要着重提到的是昭明太子萧统(501~531年)。他字德施,小字维摩。他编纂的《文选》,收历代诗文辞赋七百多篇,是现存最早的诗文选本。文选怎么也收诗?原来,当时习称有韵者为“文”,无韵者叫“笔”(见《文心雕龙·总术参)。萧统自称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标准,即专收文采华美的作品。后人把它看作治词章之学的必读书。唐杜甫勉励儿子,就要他“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

  在梁朝众多的才士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吴均(469~520年)。他字叔库,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西北)人,因曾任奉朝请(有参加朝会资格的人员,闲散无实职),人称吴朝请。他的诗文极清拔,号为“吴均体”,文章尤佳。《与宋元思书》仅一百四十四字,不妨全录如下: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啭不穷,猨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富春江的山水宛如仙境,吴均这篇文章正好配得上山水的景色,清幽绝俗,像是不食人间烟火者写出来的。古人许多写景文很少比得上它的。

  以《与陈伯之书》(参见第四十一篇)著名的丘迟(464~508年),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对远处北国的人,确实很能引起他的乡思,所以有充分的感染作用。他也有诗名。

  梁朝文学家,名气最大的当推江淹(444~505年)。他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民权东北)人,历仕宋、齐、梁三朝。他年轻时才思敏捷,后来减退。相传他梦见一人,自称晋郭璞,对他说:“我有笔在卿处,可以见还。”他就从怀中拿出一支五色笔,还给此人,此后就“江郎才尽”,再也写不出好诗。

  江淹最有名的作品是《恨》、《别》二赋。《恨赋》先总提世间多有抱恨而死的,然后列举帝王(包括成者和败者)、列侯、名将、美人、才人、高士、孤臣、孽子的恨事。而以“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作结。《别赋》也先提“黯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然后列举各色各样人的离别之苦。两赋状景写物,抒情感怀,无不丝丝入扣,极文笔之妙。

  何逊也是梁朝有名的诗人。他字仲言,东海郑县(今山东郊城北)人。他的诗很受范云、沈约的推重,与陈朝的阴铿并称“阴何”。唐杜甫自述“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之七),又称赞李白的诗可与阴铿所作媲美,“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由此可见唐人是把他们评价得很高的。阴铿字子坚,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历仕梁陈,曾任员外散骑侍郎等官。

  庚信(513~581年)字子山,小名兰成,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与父亲庚肩吾都有文名。侯景乱时,他逃往江陵。后奉梁元帝命,出使西魏,被魏人扣留。北周时官至骠骑大将军、洛州刺史。他常被称为北周人,其实他的内心很痛苦,对梁朝的灭亡和江南人士(包括统治阶级和一般百姓)所遭受的灾难,耿耿于怀。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苦难玉成了庚子山,否则怎么会有《哀江南赋》这样的名作呢!他若处于承平之世,至多仅以文辞瑰丽见称而已。杜甫诗多次称道庚信,而《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中的“庚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两句,最能抉出庚信的精神,原因实在于同遭乱世,作品同样“穷而后工”,所以领会得最深切。

  庚信善作碑版之文,然为北朝贵人所作,不过谀墓而已,独为被俘的陈将吴明彻所作,死者与执笔者同有英雄失意的遭遇,慷慨悲歌,特具精彩。

  徐陵(507~583年)与庚信并称“徐庚”,其实除文辞瑰丽这一点外,两人很不相同。他字孝穆,东海郯县人。侯景叛乱前夕,他奉使北齐,被扣达七年之久,因此没有亲历台城、江陵陷落之苦,后随萧渊明回建康(事见第五十篇)。家口先由长子徐俭携同避往江陵;江陵陷落后,没有被掳,仍回建康。他可说是个在大乱中幸得瓦全的人。他在陈朝历官尚书左仆射等高官,过上二十七年安富尊荣的生活,号为一代文宗。他的作品未尝没有感慨兴亡之作,然而绝无庚信那样的悲凉愤激之辞。他编有《玉台新咏》,收录的多系有关爱情的诗歌,正好补了萧统《文选》的缺陷(萧统连陶潜的《闲情斌》都不收,而且认为是渊明的“白璧微瑕”),因此是有贡献的。他写的《玉台新咏序》是一篇名文,形式为声偶兼到之作,内容则专讲名媛淑姬,好是好的,但是总不能与发抒兴亡之感的《哀江南赋》相提并论吧!

  陈朝的文学是很发达的,陈后主叔宝本人就是个诗人。虽则他的行为可议(见第五十四篇),诗文是写得好的。

  讲南朝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绝不能忘掉两部文学批评的名著,即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

  刘斜(约肠5一约532年)字彦和,东莞莒(今属山东)人,早年孤贫,依佛教学者僧祐而居,因而深通佛典。后来做过梁朝的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晚年出家做和尚,法名慧地。《文心雕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批评的专著。六朝是骈文形成并盛行的时代,刘勰尽管写的是理论文章,但用的却是骈体。古文本来难译,骈文自然更难译。即使译得都对,可读起来往往一点味道也没有。但张光年先生用白话拼体译《文心雕龙》,能够保持原著风味,所以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本子。

  钟嵘字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西)人,约子公元518年去世。依年代顺序,他比刘勰早,但《诗品》的价值不如《文心雕龙》,所以放在后而讲。

  钟嵘把自汉至梁的一百多个诗人(有姓名的一百二十四人,另加不知姓名的《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分为上、中、下三品,每人都有评语。他对于过多地使用典故等流弊,颇有讥议。但陶潜、鲍照、谢眺列为中品,曹操更屈居下品;反之,刘祯、王粲,陆机、潘岳等都在上品之列,就未免失当。然而,其评陶潜云:“文体省净,殆无长语(长语意为冗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则又推崇备至,无一字讥评。此书有陈延杰先生注本,注释详明,并附有诗选,甚便读者。

  接着,再讲北朝文学。

  西晋以后,北方的文学在许多年间,寂然无闻。是没有人才呢?还是有人才而没有作品流传下来呢?笔者认为应该是后而一种情况。丧乱流离的现实,理应产生一大批震撼人心的力作,然而未有闻也。这一定是艰难的时世使作品的保存与流传,都有不可克服的困难。这种情形,在北魏统一以后,仍然没有多大改变。笔者在第三十三篇中讲过,崔宏写过一首抒发遭逢世乱的感慨的诗,秘不示人,因儿子崔浩得罪,抄家时才被人发见。我们看了这件史事,就可以知道北朝诗文流传极少的秘密了。

  从崔宏、崔浩以后,北方文学渐盛,然而史籍所载文士,如温子昇、邢劭、魏收等,多以撰写政府文件擅名(魏收为史家,详后),与南朝文人辈出,情形不大相像。至于北朝文学的精华所在,实在于三部大书。它们是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它们都不是文学作品,但是都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郦道元(466或472~527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人。他做关右大使时被萧宝寅所杀,事迹入《魏书·酷吏传》。他为传为汉桑钦所作的《水经》作注,注超过正文二十倍,是一部地理学的名著。他对每一条河,都详述故实逸闻,其文笔长于写景,因而为历代文人所盛赞。巫峡一则,语文课本选的很多。现在摘录“渐江水(浙江)”注一小段如下,以见一斑。

  (浦阳江),江水导源乌伤县,东经诸暨县,与泄溪合。溪广数丈,中道有两高山夹溪,造云壁立,凡有五泄。下泄悬三十余丈,广十丈。中三泄不可得至,登山远望,乃得见之。悬百余丈,水势高急,声震水外。上泄悬二百余丈,望若云垂。此是瀑布,土人号为泄也。

  杨炫之,一作姓羊,又作姓阳,北魏北平(今河北满城北)人,曾任秘书监等官。东魏武定五年(547年),因事途经洛阳,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惨状(高欢毁洛阳,事见第四十四篇),黯然神伤。他从此下定决心,收拾遗闻,著成此书,以寄托兴亡盛衰之感。全书以“伽蓝”(梵语寺院)为纲,凡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佚事、传说,均系于寺院之下,资料丰富,可补史传之缺,而文词优美,又具有艺术价值。试录城南景明寺条的一小段如下:

  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旛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信徒……车骑填咽,繁衍相倾。

  一派繁盛热闹的场面跃然纸上,写得何等生动。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笔者在第五十一篇和五十六篇中都提过。他痛斥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公卿的恶劣风气,表现出一个在乱世中不肯随风逐浪的大丈夫的凛然正气(原文见《家训》卷一《教子第二》)。但是希望能够教书以免苦役,又表现出在乱世中无可奈何、只能委曲求全的“弱点”(笔者写了这两个字,又不满意,因为有几个人能避免这个弱点呢)。

  《家训》的内容非常丰富,文字朴质,比较容易读。

  关于北朝文学,还有两者应该提到。

  一是北方民歌。“救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唱出了游牧民族生活的风趣,也描绘出优良的生态环境,使人心向往之。

  二是《周书·宇文护传》收录的宇文护母子的信件。东西魏分裂时,宇文氏的一部分家属在晋阳被扣,成为高氏的奴隶。后来,北齐想与北周议和,愿意遣返宇文护的老母阎氏,使人为阎写信给宇文护。宇文护看了,非常悲痛,也写了一封回信。后来老母竟得西回长安。这两封纯是家信,写得情真意挚,许多地方近似口语,现在摘录阎氏信一部分如下:

  时汝叔亦遣奴来富迎汝……。汝时著绯绫袍、银装带……并乘骡同去。……今又寄汝小时所著锦袍表一领,至宜检看,知吾含悲戚多历年祀。

  ……假汝贵极王公,富过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飘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暂见,不得一日同处,寒不得汝衣,饥不得汝食,汝虽穷荣极盛,光耀世间,汝何用为?于吾何益?……

  钱基博先生激赏这两封信,赞道:“一味情真,宇字滴泪,而精神恺恻,为北朝第一篇文字,足与李密《陈情表》并垂千古。”(见所著《中国文学史》上册)这是极恰当的评价。

  讲了文学以后,接着再讲史学。

  “二十四史”中,成书于南北朝的有《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四部。此外,宋裴松之作《三国志注》,补救了原书太简略的缺点;成于唐初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都以当时人的著作为基础,增补而成。故如包括这些,那就有九部之多。

  裴松之(372~451年)字世期,闻喜(今属山西)人,历仕晋、宋。他作的《三国志注》,以材料宏富为特色。有人认为他收的本来是陈寿弃而不用的,这未免持论太苛。当然,有些材料,明显是不可信的,如《诸葛亮传》所收“郭冲三事”的空城计事,即后来演义所本。从史学角度讲,不必收录,但因尺度较宽,收录下来就保存了许多资料,这却不能不说是裴氏的功绩。他的儿子裴骃,字龙驹,著《史记集解》,流行至今,也于史学有功。

  范哗(398~446年)字蔚宗,南阳顺阳(今河南浙川南)人,以阴谋迎立刘义康为帝,下狱而死。他删各家《后汉书》成一家之言。后人把晋司马彪(司马懿的侄孙)《续汉书》各志与范书合刻,遂成为后人所见的《后汉书》。范书于体例有所创新,如为“党锢”诸人作传。范氏的文辞也有可观,古文学家尤称道其论赞之作。

  《宋书》是沈约(441~513年)所撰。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已见上文。他自宋入梁,著《宋书》是写“现代史”。当时已有好几部关于刘宋的史书,这为他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他没有写《食货志》,但是在孔灵符、羊玄保(附羊希)传内对经济情况有所反映,可以稍补缺憾。他收录奏疏及杨伟、何承天、祖冲之所修历法原文等,有功于保存文献。第一百卷的《自序》,历叙吴兴沈氏家世(沈约为沈林子之孙),所以沈田子、沈林子等都不入列传。这与《史记·太史公自序》为“二十四史”中仅见的两篇作者自序(自序即自传)。

  《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489~57年)是南齐宗室。他在梁朝撰《南齐书》,也是写“现代史”。《梁书》和《陈书》的作者都由唐姚思廉署名,其实草创者是他的父亲姚察(533~606年)。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历仕梁、陈、隋三朝,从梁朝时领史职起,没有脱离过修史的工作,隋朝政府因而命他编撰梁、陈二史。姚思廉把他没有完成的工作接下来,撰成《梁书》、《陈书》。

  《北齐书》的编撰情况,与梁、陈二史相似。署名作者李百药,他是以父亲李德林(531~591年)的旧稿为基础的。李德林历仕北齐、北周、隋朝,他写的自然也是“现代史”。

  讲北朝史学,有两点遗憾。一是崔浩修的《国史》被毁掉,这部书一定保存了拓跋氏早年的许多实况。另一是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不幸佚失,今本是明人托名所撰。

  北朝史学的主要成就是一部《魏书》。作者魏收(507~572年)字伯起,下曲阳(今河北晋州西)人,是北魏有名的才士。前人说他因个人恩怨,褒贬不从其实,所作实为“秽史”。这种评论未免太苛。如果确有其事,也只会影响少数列传,不能据以否定全书价值。这部书材料丰富,文字畅达。为“释老”立志,是一个特色。《序纪》收录石室祝文,现在已被考古发现证实。笔者在第三十三篇说过,他把崔浩得罪的原因,分别写在几篇传里,应该是写本朝史时的苦心安排。我们应该承认,魏收撰史,为了揭示历史真相,是用了气力的。至于“秽史”之称,至少是证据不足,难以成为定论。

  艺术方面,有两点最值得注意。

  一是山水画的兴起。南朝宗炳、萧贲、梁元帝、陶弘景、张僧繇等都善画山水。宗炳(375~443年)字少文,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州东北)人。他酷爱游览,足迹遍历巫峡、匡庐、衡岳等地。晚年住在江陵,画所历山水,卧而观之,号为“卧游”。但是陆探微与张僧繇及晋顾恺之号为绘画史上的“六朝三杰”,而不以山水见长,可见这时还不是山水画的鼎盛时期。

  二是石窟艺术的兴盛。随着佛教的盛行,信徒们凿石窟,雕佛像,作壁画,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艺术作品。甘肃敦煌石窟约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天水麦积山石窟约始凿于后秦时(384~417年),临夏永靖炳灵寺石窟最早纪年为西秦建弘元年(420年)。举此数例,可知在公元4、5世纪中盛行开凿石窟的风气。敦煌壁画以唐代作品最为精美,然北魏时的佛本生故事画,如萨棰以身饲虎,突出舍己救人的思想;降魔变画释迦成道前与魔王斗法,都已经非常精彩。

  北魏后主在内地开凿的云冈、龙门两石窟,都是我国著名的文化遗产,石雕佛像气魄雄伟,云冈大佛最高的为第五窟的坐佛,高达十七米,小的只有几厘米,都各具精彩。

  最后,讲讲南北朝的学术。

  南北朝时,在民间讲授经学的人,时有所闻。隐士顾欢,宋时在天台山讲学,徒众常有百人。南齐刘瓛博通“五经”,徒众常有数十人。梁贺瑒在乡里讲学,四方受业的竟有气千多人。北方学风也不逊色。高允还家教授,受业的有一千多人。华阴人徐遵明(475~529年)是魏末大儒,讲学二十余年,北齐经学诸生多出于他的门下。

  黄老、老庄之学也传授不绝。前引《文心雕龙》“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话,后半完全正确,前半则未必尽是。梁元帝在危城中还要讲《老子》,好之可谓甚矣。大抵梁时士大夫仍沿晋人积习,崇尚玄谈了;武帝大同二年(547年),东魏李谐、卢元明聘于梁,梁武帝同他们一谈,大为倾倒。卢元明正是长于玄理的人物。梁使者到邺,贵族子弟都盛装到馆,看南朝人物,听他们谈论。

  然而无论经学、玄学,南北朝人都没有什么新的贡献,只是传承未绝而己。最为南朝思想史生色的,只有齐梁时范缜的《神灭论》。这是中国无神论发展史_上的重要文献。

  范缜(450~507年以后)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他与齐竟陵王萧子良等的争论,已见第三十九篇。他和梁武帝本来是西邸老朋友,梁初做到尚书左丞,只比仆射低一级。不久因替人申诉冤枉,遭人弹劾,于天监四年(505年)谪徙广州,两年后回建康,任官职较低的中书郎。梁武帝信佛教,他不信,又对当时“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见《梁书》本传)的状况深表不满,就公开发表《神灭论》。梁武帝知道了,亲自与他辩论,又发动僧法云等六十多人,写文章与他争辩。佛教的教义本极博大精深,但一般信徒往往只知道因果报应与神不灭而已。范缜所驳也只限于这点,不过强调形神不可分,人死则神灭,并不是全面批判佛教教义。

  梁武帝并没有因此处分范缜,这倒是可取的。范缜后事不详。僧法云把辩论的文章,编成一部《弘明集》。《梁书·范缜传》也载有《神灭论》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