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  士族


  两晋南北朝时,士族和庶族有严格的区别,而且在南朝时特别严重,是当时极重要的社会现象。

  士庶之别究竟严格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要看几件轶事,就可以明白。

  刘宋有个徐爰,熟悉朝章国故,文帝命将出师,常派他到军前传达机宜。文帝要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命王球和殷景仁同他相知。王球出身于门第最高的琅邪临沂王氏,他拒绝和徐爰往来,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文帝碰了这个钉子,非但不能强迫他,而且还要自己承认不对。

  刘宋时还有两件性质相同的事。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去访问同事张敷。周赳怕他不肯接待,说还是不去的好。秋当却很有信心,说:“我们都是员外郎了,如何不能同坐。”两人到了张家,刚刚坐定,张敷便命左右把自己的坐床移得离客人远些。秋、周二人无可奈何,只得灰溜溜地告辞而去。这是一件。右军将军王道隆是个有权有势的人士,但是他到了从荆州刺史任上被召还都的蔡兴宗家里,蔡兴宗不叫他坐,他就只得一直站着。这是又一件。

  南齐武帝时,又有中书舍人纪僧真求为“士大夫”(士族)不得的事情。中书舍人官品不高(七品),但是“入值阁内,出宣诏命”,是皇帝身边的要人,有权有势,“外快”也多。纪僧真出身武吏,做官做到这地步,已经踌躇满志,又替儿子娶了出身高门的媳妇,他只将自己不是出身士族引为憾事,便向武帝讨个“士大夫”的身份。武帝说:“这归江敩、谢瀹决定,我不好作主,你自己去见他们好了。”纪僧真以为奉旨而去,一定能够如愿。不料到了江家,他刚坐下,江敩便命左右移座。纪僧真见了这等模样,口也不敢开,垂头丧气而退。他回宫对齐武帝说:“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在君主专制时代,皇帝的嘴叫“金口”,他说什么,臣下都必须照办。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他也不能消除士庶之别。他可以任命一个庶族人做大官,但不能改变他庶族的身份。

  写到这里,笔者想腾出笔来,对几个名词先作一番解释,以免有时会发生误解。

  士族一词中的士,原义是从事耕作的男子,但在西周、春秋时,已经只指王和诸侯国中的“国人”,不包括野人(亦称鄙人、庶人)(西周、春秋有“国”、“野”的区别,都城及其邻近地区为“国”,四郊以外的地区叫“野”。国人和野人的身份有别,前者是统治者的自己人,后者的身份低。只能从事农业生产,没有资格当兵。春秋中叶以后,国野的区别逐渐消泯)。士是农民,也是战士,也可以被推选做官吏。春秋末年以后,士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野人原来称庶人,以后庶人逐渐成为平民的同义词。《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可见春秋后期已经这样用了。

  士、庶两字,由来已久,但是两晋南北朝时的士族和庶族,含义却和上述不完全相同。简括地说,就是把地主阶级的上层叫士族,下层和平民叫庶族。上下层之分又不以官职、财产为准,而依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地位为准。上文提到的“士大夫”,这与后世的用法有别,只指士族成员而言(士大夫原义为官吏,见《周礼·考工记序》,也与后世不尽等同)。

  士族也可以叫做世族、高门、势族,但是高门和势族两个名词,后世也用来指当时有势力、有地位的人家。还有望族一词,历代都用,意思是地方上的大族。但两晋南北朝时,这是要受评定才能被公认的。

  素族是个容易引起混淆的名词。它本指门第较低的士族;同时,又有素为世族的意思,王俭死后,宋武帝要依晋王导的先例,谥为文献。王晏反对,说:“自宋以来,此谥不加素族。”王俭是琅邪王氏的成员,门第最高,而王晏(亦琅邪临沂王氏)把他称为素族,即与通常说的素族意义不同。

  此外还有寒门、寒族、寒流、寒人等名词,都指门第低微的人。

  讲到这里,可以回过头来讲士庶之别是怎么产生的了。这要从东汉说起。东汉时,随着大地主阶级的发展,“部分世代官宦的家族,势力日益见大。如汝南汝阳袁氏从章帝时袁安任司空起,四世五人位至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门阀特权自然也决定了官吏的选举。曹丕于受禅前夕,采用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法,在州郡设中正,分九等(从上上到下下)评定士人,依其德才选拔录用。这就是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度。九品以一、二品为上品,三品以下都是卑品。大致三、四品还勉强可以,再低对仕进的影响就极严重,一般不能做官,只能充吏了。

  中正不敢或不肯得罪当地的门阀势力,所以到了西晋初年、便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见太康五年,284年,刘毅请废九品中正制疏)。这样,九品中正制就对门阀势力起了巩固和维护的作用。南朝士庶之别最严,就是因九品中正制发挥得最为充分。

  分别贵贱、士庶,必须稽考谱牒,否则人人都可以假冒。因此谱学成为当时的显学。由于家世与荣辱关系太密切,就难免有人要有意作伪。齐梁帝室自称系出西汉萧何,逐代官位、名讳,都开列得明明白白,陈武帝也自称系出汉陈寔之后,这伪造的痕迹都极明显。梁武帝指出,谱牒常有错误,“冒袭良家,便成冠族”(冠族亦即士族)。然而有谱可稽,至少可以避免大量的假冒,这也是应该承认的。

  东晋南朝,甲族(高级士族)初入仕途,便可以做秘书郎或著作郎。琅邪临沂王氏过江以后,没有做郎官的。梁王筠初仕尚书郎,有人以为破了例,劝他拒绝不做。他倒很豁达,说:“陆平原(陆机做过平原内史)东南之秀,王文度(文度,晋王坦之的字。坦之,太原晋阳人)独步江东,他们都做过这官,我能够比踪昔人,又有什么值得引以为憾的呢!”

  当时风俗如此,出身寒微的人,即使建立功业,做了大官,也不敢比同世族。刘宋的陈显达,在宋、齐从幢主(幢,本义为旗帜,此为军队建制单位。幢主,低级军官)做到方面大员。他告诫儿子们说:“我本意没有想到会做这么大的官,尔等切勿以富贵骄人!”又说:“麈尾是王、谢家的东西,你们不要学他们拿这种东西!”刘宋屠狗出身的王敬则和王俭同拜开府。王俭对褚渊说:“老子遂与韩非同传。”《史记》有《老子韩非列传》。时人尊重老庄,轻蔑商鞅、韩非,所以王俭有此说法。有人把这话告诉王敬则,王敬则并不生气,说:“我本来只是一个小吏,现在能同王卫军(卫将军,官名)同拜三公,高兴还来不及,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从这些事例可知,当时人把门第高下视为理所当然。

  高门大族的人士不需竭智尽心,便可以做到大官,其才能也往往平常得很。读者只要翻本书东晋南朝部分,便可以知道,琅邪临沂王氏除王导、王敦、王彪之等几人外,梁国阳夏谢氏除谢安、谢玄等外,其余各人在事功方面几乎都无所建树。有些大名士徒有虚名,一旦委以重任,往往偾事,殷浩、谢万是两个典型人物。不仅此也,高门大族的人士往往吟啸自高,把国家大事当作俗务,不肯认真办理。这种情形,越到后来越严重,上面列举的王、谢两氏能够建功立业的都是晋时的人,面在宋、齐、梁、陈四朝,一个也举不出,这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在这种情形下,南朝君主不能不用寒人执掌机要。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劄记》第八卷《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中说:“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又说:“然地当清切,手持天宪,口衔诏命,则人虽寒而权自重,权重则势利尽归之。”这实在是必然的趋势。至于赵氏认为这种人“持正者少,乘势作奸者多”,则未免过于侧重其中几个著名的奸臣,如陈末的施文庆、沈客卿等。其实寒人中不乏贤良之士,这是不待细说的。赵氏同书第十二卷《江左世族无功臣》条,列举了“立功立事为国宣力”的一大批寒人(其中偶有误列,如晋顾荣,顾、陆为江东士族之首,绝非寒人),说明东晋南朝所赖以“御武戡乱’的,主要是寒人。这两条也充分说明寒人在政治军事上所起的作用。

  这个不涉世务而坐享其成的高级士族阶层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身经亡国之痛的颜之推讲这个问题最是透彻。他原籍琅邪临沂,生于江陵,梁元帝时官至散骑侍郎,江陵陷落即成为俘囚,后来逃往北齐,曾任黄门侍郎等官,去世时已在隋朝初年。他是个历尽风波的人士,加以才识优长,对南北世情都看得非常透彻,其言论见于所著《颜氏家训》。书中的《涉务》、《勉学》两篇讲梁朝子弟之弊及其遭遇丧乱时的惨状,极具体也极沉痛。

  他说:梁朝的贵游子弟,大多不学无术,凭着身份,便可做官,民谚说道:“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即起家可任著作郎、秘书郎)。他们喜欢打扮化妆,“熏衣剃面,傅粉涂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他们穿戴宽衣、博带、大冠,进出靠车辆代步,下地进门要人搀扶,甚至不会骑马。有人见一匹劣马嘶叫,就吓得说:“那是老虎,怎么叫做马!”有个尚书郎骑马,竟有人提出弹劾。很多看起来像个文雅之士的人,作文赋诗,都要找人代笔。

  梁末丧乱(指侯景之乱和江陵陷落),这些士大夫顿时陷入了绝境。他们本来连路也走不动,至此却或被驱迫做苦工,或作俘虏跋涉长途,死亡的不知凡几。那些在西魏做奴仆的人,如果以前读过《论语》、《孝经》,主家还往往让他们教子弟读书,至于那些“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颜之推以“勉学”为篇名,用意就在教子弟要留心学问,遇有危难,才能自立。

  当然,在南朝高级士族中,在北方处境优裕的也不在少数,如颜之推、庚信官都做得不小;江总在陈亡之后,也依旧有官可做,然就整个阶层而言,它已是没落的了。

  上文没有讲到北方的士族,因为他们的情况与南方士族很不相同。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定氏族以前,北方的士族并没有受国家的特殊尊重。太和二十年上距永嘉(307~313年)丧乱已经有一百八九十年之久。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北方士族在各少数族领袖的暴力统治下,他们是如何维持其社会地位的呢?

  “过江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他们是南迁士族部分的代表。另一部分士族,如范阳卢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等,则在故土坚持,不曾迁走。这只要翻一翻各史列传所收人物,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在五胡各国,有官可做就做,有的还很受重视,但往往别有滋味在心头。举几个例子。卢志是晋成都王颖的心腹。永嘉时洛阳陷落,他北投刘琨,在途中遇害。他的儿子卢堪跟着父亲,被汉刘粲俘获留用,也曾历仕前、后赵,但心里一直不痛快。他的曾孙卢玄在北魏太武帝神麚四年(431年)与博陵崔绰等同被起用。其时司徒崔浩要“大整流品,明辨氏族”,他就劝崔浩不要做这种不合时宜的事。崔浩不听,后果然以国史问题遇害。卢玄本来隐居不出,因朝命州郡以礼发遣,不能不出仕,做了官又顾虑重重,他对北魏朝廷显然是有看法的。

  朝廷既不明辨氏族,北方士族只能自尊自重,方法不外乎教育与婚姻。教育包括经学和礼法。陈寅恪先生谓此时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这确是不易之论。否则,在学校兴废无常,且兴亦多限于国都的十六国时期,士族怎能绵延不绝,到神麚四年竟有多至数百的一批人物可供国家征用呢!

  崔浩之死(见第三十三篇)对士族势力是个打击,但是影响并不很大。清河崔氏遇祸的以崔浩的同宗为限,其中崔颐、崔模又以一向与崔浩不睦而得免。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遭殃的,亦以崔浩的姻亲为限。卢玄是崔浩的姻亲(崔浩是卢玄的舅父),出事时卢玄已故。他有五个儿子,长子度世是嫡妻所生,应当连坐,其余庶出四子都不受牵累。度世得讯后就弃官逃亡。太武帝搜捕不得,以为已经逃往南朝,后从刘宋使者口中,知其并未南逃,就下诏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没者。度世就结束流亡生涯,回朝为官,其事前后不过一年而已。由此看来,这个事件像个风暴,虽有损害,过去以后便完了。

  崔浩事件发生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下距孝文帝定氏族凡四十六年。定氏族的具体内容,已见第三十八篇《魏孝文帝改革旧俗》,这里不再重述。

  太和定氏族的影响十分深远。世家大族的地位,因得到政治力量的确认,比过去有所加强。孝文帝使六个兄弟娶大族之女为妻,其中除河南王乾娶代郡穆明乐女外,另五人所娶都是中原大族之女。元魏向来盛行族际联姻,皇后就颇多汉人,此后鲜卑贵族与汉族通婚更加频繁,鲜卑贵族改汉姓后,两个民族间的共性更日益增强。

  这种流风余韵,到唐朝还没有完全泯灭。《新唐书·儒学柳冲传》录柳芳论氏族之论甚详。他说,晋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他又说:“今(指唐时)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他认为这是不经之谈,其实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柳芳列举的各方大姓,可以认为是到太和定氏族为止的情况。从此至陈亡凡九十多年,又二十年而入唐,前后共一百余年。在此百年之间,各方大姓有何变化呢?我想为他们作一小结。

  1、随着南朝的衰落灭亡,侨姓、吴姓都失却了昔日的威风。“可怜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两句诗形象地说明了这个变化。宋、齐、梁、陈四书所收王、谢二氏人物,逐朝递减,说明这两个家族的地位一朝不如一朝。南朝亡后,隋唐两代的统治者再也不会去关心这两个没落的家族了。吴姓中的顾、陆两氏,历代(直至民国时期)名人辈出,号为望族,然而他们都分别是以官宦、财产、学术擅名,而不是自成一特殊的阶层。

  2、中原和关中的郡姓保持兴旺发达的趋势。隋朝帝室出自弘农杨氏,唐朝帝室出自赵郡李氏。从北魏后期,中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崔、卢、李、郑、裴、韦、柳、杨等氏的人物在政治舞台上一直很活跃。

  3、“虏姓”是个带侮辱性的词,北朝鲜卑人自己是不会用的。元氏因亡国受的打击很大。其余各姓在这百年左右的期间都很兴旺,到了唐朝,更与汉人融为一体,不知其本为另一民族了。

  4、南朝士族日益变得腐朽无能,已见上文。国家再要用人,就不能不偏重庶族。《颜氏家训·涉务篇》为“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辩护,就持此论调。庶族对上族的特殊地位,本来视为理所当然,虽有不满,也无可奈何。日子久了,随着庶族地位的上升,士族的特殊地位自然难以维持。前举寒人乞作士大夫之例,都是宋、齐两代的事情,而梁、陈未见,其中消息,可以想见。

  5、唐初士族地位特殊,已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贞观十二年(638年),高士廉等编《氏族志》成书,以崔民斡为第一,这是旧有成见所使然。后太宗命改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民斡第三,从此身份标准就以现实政治地位为首选,原有观念日益成为人们头脑中的残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