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王业与霸业



  司马光曰:“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以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资治通鉴·魏文帝黄初二年》)
  五帝大概是王业之祖。关于五帝,有数种说法:一曰为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一曰为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一曰为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我们这里从唐尧、虞舜说起。五霸可谓霸业之宗。关于五霸,亦有数种说法:一曰为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一曰为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一曰为齐桓、晋文、楚庄、阖闾、勾践。我们这里从齐桓、晋文说起。
  传说唐尧是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连盟首领。唐尧举虞舜为继承人,唐尧死,虞舜即位。虞舜又选夏禹为继承人,虞舜死,夏禹即位。夏禹死,子夏启即位。夏启创建夏王朝,确立了宗法制度。历史一般把尧舜传位称为禅让,但是也有另外一些说法,说其传位是在倾轧中完成的。
  夏到桀而衰,商汤灭之,建立商王朝。商到纣而败,周武王亡之,建立周王朝。武王死,成王即位,开始大封诸侯。周王自称天子,为天下共主,将宗亲、异姓功臣及先代贵族数百人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建立诸侯国,以为藩属。诸侯主要履行尊周王为天下共主、定期朝贡及提供军赋力役等责任,除此之外,享有世袭、拥兵、任免官吏、征收税赋等自治权。周王认为分封制度有如一棵常青树,自己根深干拔,诸侯枝繁叶茂。
  西周基本保持了干强枝弱的状况,天子得政,王权在握,有威望和实力号令天下。东周则渐渐本末倒置,天子失政,王权旁落,诸侯纷扰而起。春秋诸侯相争霸权,战国诸侯则并逐王业。
  春秋时,郑庄公挑战王室,初显霸权锋芒。庄公经常冒犯周桓王。桓王率兵讨之,结果战败。庄公部下欲追捉桓王,庄公不许。他谓打败王师、解除郑国之危即可,虽说王室可图,但诸侯不好对付。
  真正登上霸主之位的是齐桓公。桓公得管仲辅佐,齐国日益强盛。桓公未有去挑衅王权,而是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他多次召集诸侯会盟,由自己为盟主,戮力周室,以讨不臣。周王自感权轻,只好正视现状,与其无力统摄,不如依托霸主,于是便赐桓公侯伯与王命。侯伯,即诸侯之长,王命,即持王命以号令诸侯的权力。
  晋文公继齐桓公后成为霸主。周襄王异母弟子带率狄师攻占王城,自立为王。襄王败逃,向晋秦两国求助。咎犯劝文公勤王,文公遂出兵戡乱,使襄王复位。继之,文公在城濮以弱势击败强大的楚军,威镇中原。襄王闻之,即赐文公侯伯与王命。“桓文之功”为汉末群雄津津乐道。
  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楚越等国国君已先后僭号称王了。周王则称天王,以别僭越。
  进入战国,诸侯演变成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列强割据称雄的局面,僭王替代了争霸。前344年,魏惠王自称为王。不久,齐军大败魏军。前334年,魏惠王被迫与齐威王相见,互尊为王。秦国经商鞅变法国力大增,东扩战争节节胜利。前324年,秦惠王称王。为抗击秦国,前323年,韩、赵、燕等国联合称王。至此,战国七雄全部称王,周王独尊共主的政治地位失去卫护,陷入孤境。前288年,秦昭王为联齐攻赵,遣使同齐闵王相约,齐称东帝,秦称西帝,以示帝位在王之上。因苏秦离间,两国不久取消帝号。但此时的秦国离真正成为帝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前256年,秦攻灭周室,八百年之久的百足王朝遂僵亡。
  前221年,秦王嬴政扫灭六国,鲸吞天下,建立大秦帝国,自称始皇帝。秦始皇以周朝分封而灭亡,遂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认为集权优于分封,可保江山千秋万代。但很遗憾,新制度缺少实践,虽貌似强大,但很脆弱。秦始皇身死不久,他那方如日东升而崛起的帝国,便顷刻若夕阳坠下而灰飞烟灭。英雄竞起,追逐秦失之鹿。
  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建立张楚政权。陈胜称楚王,吴广称假王,项梁、项羽叔侄及刘邦等纷起响应。不久,陈胜、吴广被杀。范增认为陈胜复楚不立楚后而自立难以势久,故说项梁宜复六国王族子嗣王位以拉大旗。项梁大致复辟之,以故楚怀王孙熊心为楚怀王,为反秦盟主。未几,项梁战死,项羽、刘邦等继续拥立怀王。前206年,秦朝灭亡。项羽假尊怀王为义帝,徙之长沙,自为西楚霸王,大封功臣为诸侯王,原王族诸侯王所剩无几。项羽忌刘邦功高,又不忍除之,将偏僻的巴蜀、汉中地与之,封为汉王。刘邦隐忍就国,旋即东伐。项羽使英布杀死义帝。刘邦责项羽弑主,与之相争。前202年,刘邦消灭项羽,乃自为汉家皇帝。
  汉承郡县制,但又复设王侯二等爵,揉周秦二制于一体,欲矫枉,可又不免过正。西汉初,吴楚齐等宗室诸侯王自治坐大,发动叛乱。景帝平之,实行中央集权,朝廷任免治理诸侯封邑的官吏,诸侯只食税租。武帝继续削弱分封,并加强皇权专制。东汉继续加强中央集权专制。诸汉帝只晓得一味拔升皇权,殊不知高处不胜寒。
  汉末晋初人士对上述王霸之业皆有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尧舜禅让王权被视为理想,但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只有假借的份儿,没有实现的可能。三代确立了世袭王权,各个朝代的君主为巩固世袭王权实行了不同的制度:商周实行的是分封制,秦实行的是集权专制,汉实行的是半分封半集权专制(开始侧重于分封,后渐倾向于集权专制)。春秋时,齐桓、晋文称霸,孔子以为霸权能够辅佐周王,故称之为仁者的行为;及战国诸侯逐王,孟子看清了诸侯由称霸而称王,周室将摧,故谓春秋五霸为三王之罪人。秦末,项羽、刘邦打着兴霸复楚的大旗反秦;及秦亡,项羽杀楚王,刘邦灭项羽,刘邦遂有天下。
  这里有两个问题应略加注意。一,王霸之道与王霸之业不同。君主行仁义谓王道,恃强力则谓霸道;雄杰开国谓建王业,而扶持王室则谓谋霸业。二,集权与专制有别。中央政府将地方政治、军事、经济等权力上收谓集权;而帝王再将中央政府的权力敛为己有谓专制。专制可谓集权之集权。分封与集权,两种制度虽然泾渭分明,但是目的一致,适可融汇。如果说分封的宗旨是君主与诸侯共同治守天下,那么集权的目的则应是帝王与贤能一道统理国家。两种制度结合适当,扬长避短,亦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创新。不幸的是霸主蹂躏了君王,独裁践踏了精英。分封和集权相继沦为若隐若现的陪衬,而专制主义则跃居如日中天的主角。我这里用的集权专制一词是偏正结构,集权是次,专制为主,集权是形式,专制为内容。
  知道王业、霸业的由来及演变,便可理解东汉末年的事情。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军阀角逐及豪强并起,其目的多是要建立王业或霸业。
  张角领导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就是要改天换地,改朝换代。董卓擅废置,总揽朝权,篡逆之心昭然若揭。阎忠向皇甫嵩提出了“天道无亲,百姓与能”的王业思想。他认为皇甫嵩功高名大,不宜再事庸主,应起兵亡汉,重建政权。皇甫嵩未从。袁术认为汉之失天下久矣,豪雄纷起,分裂疆宇,与周末七国分势,秦末群雄逐鹿如出一辙,最后是智勇者胜。他因此而僭号。《三国志·鲁肃传》曰:周瑜欲鲁肃依孙权,乃曰:“今孙将军亲贤贵士,且吾闻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 鲁肃从之。孙权见鲁肃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 鲁肃对曰:“昔高祖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趁北方多乱,剿除黄祖,进伐刘表,全据长江,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 孙权暗喜,却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
  上述是图建王业的言论和行为,下面再来看一些谋求霸业的主张和举动。
  皇甫郦见董卓窥朝政不振而怀奸计,遂谓皇甫嵩宜为汉家除之,以建桓文之功。皇甫嵩不愿专擅自行。《三国志·荀攸传》曰:董卓乱政,荀攸与何颙、伍琼等人谋曰:“董卓无道,甚于桀纣。今直刺杀之以谢百姓,然后据崤函,辅王命,以号令天下,此桓文之举也。” 临发事觉,荀攸、何颙被收下狱。何颙忧惧自杀,荀攸后因董卓死得免。袁绍得冀州,沮授便劝其迎献帝,以建“挟天子而令诸侯”的霸业。曹操在东郡,鲍信、陈宫献策,据兖州为基,以建霸王之业。曹操因兖州之败而欲归袁绍,程昱劝其振作,霸王之业仍就可成。后毛玠、荀彧等皆为其出勤王谋略。张纮对欲据江东的孙策曰,据长江,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齐于桓文。在隆中,诸葛亮说刘备曰,宜先占荆州,后取益州,以此为基,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图王谋霸,两种主张不同,因而有争论和斗争。
  董卓擅政,袁绍、袁术、曹操等逃离京城,出走关东,与关东诸将结盟起兵,打出的便是诛讨董卓、匡扶汉室的旗号。但是同时他们大都看到汉祚难兴,不过暂以辅翼为名来掩饰其真实动机罢了。换句话说,他们在意识中谋霸,在潜意识中图王。袁术很快撕去勤王的蒙纱,露出自立的面目。结果,他失道寡助,徒劳一场,没有得到天下的认可,旋即败亡。他失败的原因显而易见:一是仁德不厚,二是才能低下,三是因德才不具而不能审时度势。袁绍要比袁术沉着,但还不如曹操老练。袁绍立刘虞不成,便想自立,灭掉公孙瓒后,他觉得时机成熟,遂授意主簿耿苞进言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三国志·袁绍传》注引《典略》)(注一)袁绍以此示众,希望能得到支持和附和。不料群臣皆言耿苞妖妄宜诛,袁绍无奈,只好杀之自解,后悔将献帝让给了曹操。孙权的做法与曹操不相上下,他虽然窃喜鲁肃的王业之说,但自感机宜不适,还是应该先循霸业为妥。
  霸王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指霸业与王业,桓文勤王建立的是霸业,秦兼六国建立的是王业;二,为建霸业者之尊称,管仲言其可佐齐桓公以成霸王(《吕氏春秋·勿躬》),项羽自称西楚霸王。汉末雄杰常说的霸王之业一般指后者。王霸一词也有两个意思:一,与霸王一词的前者相同;二,可谓王道与霸道,以仁义治天下为王道,以武力进行统治为霸道。有人将东汉末年诸雄追逐王业、霸业之举解释为是行王道、霸道,这显然似是而非。其实,在这期间,主张王业者,就是要亡汉,建立新的朝代;奉行霸业者,则是要扶汉,平定反叛和谋篡。三国鼎立才有王霸之道的事情。古今中外,政治用语的使用一向慎重。汉末战乱,除农民起义等高喊打倒汉王朝的口号外,一般军阀尚多举着称霸的招牌。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所畏忌。而军阀是受益阶层,多少要瞻前顾后。建立霸业,尚顺从帝意,没有什么忧虑;而欲成王业,则是抗拒王命,要冒很大的风险。汉王朝历经四百年而衰落,芸芸众生苦难深重,热血沸腾,豺狼当道,幸灾乐祸,他们多为其表象迷惑,谓其苟延残喘,行将就木,于是急于造反,行篡,趁火打劫;而虎豹狮熊则能洞若观火,识其僵而未亡,余威犹存,故而随机应变,一步步接近目标。前者很快纷纷落败,成为铺路石,使后者居上。这也是王朝兴灭的一般规律,墙倒众人推,但要鹤立鸡群,绝非等闲。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转眼间落花流水,董卓篡政及袁术僭号亦瞬息而呜呼哀哉。袁绍、刘表等虽不乏胜出的能力和机遇,但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淘汰赛中,因丧失耐力、运气不佳而出局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不足为奇。曹操、刘备、孙权一路打着勤王、称霸、兴复汉室的旗帜使队伍逐步壮大,逢山开道,遇水架桥,而终成鼎足。之后,他们徐徐降下恭奉的高调,顺势做起君主。称霸是手段,称王则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