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平世仁德,乱世智谋



  叙议至此,我想在此章就德与智,在下一章就王与霸的问题作一简论,希望读者能透过纷乱的历史事件看到一些本质的东西。
  《吕氏春秋·义赏》讲了一个德与智的故事:春秋时,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文公因敌强我弱而问计于咎犯,咎犯曰打仗要懂诈术,诈之可矣。文公以此言告雍季,雍季曰诈伪之道,是竭泽而渔,只能应急,非长久之术也。文公用咎犯言,败楚人,而论功行赏,雍季在上。左右不解,纷纷谏问。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代之利者乎?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
  晋文公经咨询和实践,增识不小,他搞清楚了治与乱时的德与智的辩证关系。纷乱当中,为一时之务可以智谋;安顿下来,为百代之利必用仁德。刘表平荆州,即用的是咎犯的计策。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道、法、纵横家等最为有影响。《汉书·艺文志》曰: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于道最为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墨家者流,贵俭,兼爱,上贤,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识别亲疏。道家者流,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法家者流,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纵横家者流,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一般将儒、墨归为仁德,道、法、纵横归为智谋。仁德与智谋有高低上下之分,也就出现了统一和对立的辩证关系。上德鸿硕,因为在上而兼智,下德愚腐,因为在下而少谋;上智神通,因为在上而有仁,下智刻毒,因为在下而寡德。高者谓诸子之说可殊途同归,低者则言道不同不相为谋。晋文公是德智并具的人,而且知道何时任德何时用智。
  春秋诸侯争霸,战国诸侯逐王,周朝由盛而衰。孔子生于春秋,孟子生于战国,二人游事诸侯,欲恢复尧舜、殷周秩序,但却四处碰壁。《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使子贡至楚。楚昭王欲迎孔子,以七百里地封之。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帅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封土,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子西的话有三层意思。若用孔子师徒,行周君臣之礼,楚由子男爵而为王,由五十里封土而开千里之国,就都成了非法所得。若用孔子师徒,这帮人很有本事,楚王之位难保安稳。若用孔子师徒,子西等就无事可做了。前两层意思是明说的,后一层是暗藏的。第一层最为重要。《史记·孟子列传》曰: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膑、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尧舜、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德,在高低上下之间,因人而异,分有这么三个层次:品行、信仰和善政。品行主要关乎于庶民,信仰主要关乎于士大夫,善政主要关乎于君主。孔子、孟子都是怀揣德智的人,他们所信的德是三代之德,他们所使的智要为所信的德服务。但这个德,即维系三代纲纪的礼乐,已经在统治者的自践和新兴势力的踩踏下崩坏了。孔孟欲修复以固之,老子谓之徒劳无益,而更多的人则欲毁而重建。
  老子修道,无为,而无不为。《史记·老子传》曰: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孔子谓老子为乘风云而上天之龙,不能知也。
  商鞅信奉绳法。《史记·商君列传》曰:商鞅入秦,说秦孝公以帝道、王道比三代。孝公怒鞅妄人耳,谓鞅所言之事久远,不能待,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鞅复以霸道、强国之术说孝公。孝公悦,与鞅语数日不厌。鞅以帝王之说试孝公,实欲变法。太史公曰商君刻薄而少恩。
  苏秦、张仪善纵横。《史记·苏秦列传》曰:苏秦至秦,说秦惠王可以强兵吞天下,称帝而治。惠王因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苏秦遂往六国,说以霸王之事,以合纵抗秦。《史记·张仪列传》曰:张仪入秦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张仪以连横,终破合纵。太史公曰苏秦、张仪长于权变,真倾危之士也。
  孔子、孟子希望诸侯能克己复礼,与周王相安无事。但诸侯多谓周王已形同虚设,故野心勃勃,贵智力而贱仁义。秦始皇终以智力混一六合,但因不知建德,继之以暴,结果旋即灭亡。
  汉立,太中大夫陆贾说刘邦行仁政。《史记·陆贾传》曰:陆生屡说高帝宜崇《诗》、《书》,高帝骂之曰:“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使陆生辑古今成败事,著《新语》以为戒鉴。文帝、景帝取道家上品,以无为为治,与民休息,但奸伪亦纵生。武帝初立,欲有作为。《汉书·武帝纪》曰:丞相卫绾奏曰:“所举贤良,或治申子、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董仲舒传》曰:博士董仲舒奏曰:“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故立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今汉继秦之后,虽欲善治之,无可奈何。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卫绾、董仲舒认为主张仁义的儒学是治世之说,而其它言谈智力的门派是乱世之术。武帝遂尊儒而抑诸子。准确地说,武帝是以儒为主而以其它诸子为辅。宣帝继之。元帝则独好儒说,且又流下,西汉始衰。东汉初中叶之君多能以文武为治,逮末叶之主,则荒疏政术。《后汉书·黄琼传》曰:老臣黄琼谏桓帝曰:王者处平世首当施德义,不施则颠;处乱世首当任智力,不任则危。黄琼详释德与智的关系,可桓帝分不出当来。
  汉末人物,审其所学,可以断其所为。陈寿曰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孙盛云曹操“博览群书,特好兵法”。刘备临终遗诏刘禅曰:“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三国志·刘备传》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孙权说吕蒙和蒋钦曰:“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可见,曹操、刘备、孙权等多能融会诸家,不偏执一端,既适安生于太平,亦易崛起于土崩。像皇甫嵩、刘虞、孔融等皆为儒者,可为治世良臣,不善乱世斗智力。
  最后顺便一提,我觉得李宗吾穷阅史书、诸子,抽绎出的厚黑学,不过是望文之臆;他说的曹操黑,刘备厚,孙权半黑不厚,是貌合而神离。其实,曹操、刘备、孙权等在东汉末年的乱世里主要施行的就是智力、权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