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从远古流传至今，从未间断过，这一切都有源可溯、有迹可寻、有据可考、有案可察。可以说，中国文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忍的稳定性。在它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当然也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中发展，在既往中得以传承……
可以说，从远古到今天，中国文化虽然本质未移，但其表象的确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么，中国人到底变了没有呢？时下倒是有一种很熟悉的说法：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知识爆炸的科技时代，社会的变迁十分迅速。因此，时代不同了；时代和环境的变迁，使得中国人也跟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其实，自有人类以来，哪一个民族不是逐渐在改变?每一个民族，都必须随着时代进步，为了生存，势必要日新月异，经常有变化。
那么，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变了吗？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史，由此来看看中国人到底变了没有。
根据传统的观点，我们可以把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创造时期、因袭时期、转变时期、成熟时期、发展时期。从先秦时期的三教九流、百家争鸣，直到如今我们国家随着改革开放大业，逐渐融入全球体系;而东西方文明在这个时候同样也在交流、碰撞，乃至于融合。可以说，中国文化一直都是处在发展、变异、继承、延伸之中。循着变化起伏的潮流，我们可以把两千年来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五大段落：
创造时期
自孔子诞生到秦始皇统一(公元前551—前221年)，为时约300年，包括春秋晚期及战国时代，通称为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以儒、道、墨、法四家为主流。儒家信仰仁义，主张柔术治天下；法家主张废礼而以法治天下，运用的是刚术。这两家都倡导以人力来管理，可称为人为主义者。道家信仰道德，主张无为治天下，清静无为、效法自然，可以称为自然主义者。墨家则主张以墨为道，所谓墨道就是尚同、兼爱、自苦、利人，倡导舍己救人、刻苦自励，可以称为苦行主义者。此外尚有农家主张看民并耕，以平等破阶级；阴阳家提倡阴阳五行，以世运定盛衰；名家主张辨名实、析物理、明荣辱；而杂家则并无自己的中心思想，只是折衷其他诸家思想为主张。
儒、道、法、墨虽各立门户，实则交互影响。一般认为儒、墨都重人治，不过儒重君子、墨重贤人。君子指德才兼备的人，往往带有贵族色彩，其品格亦偏重于崇法社会的道德;贤人则多为平民身份，其品格相当于服务的精神与实用的技术。前者重行为的动机,后者重行为的效果。法家重法治，以严刑重罚为主，不免刻薄寡恩。道家则重无为之治，厌弃法令，不尚贤能，以自然为理想。农家的态度近墨，而阴阳家的主张较近于儒。
因袭时期
自秦汉到宋元(前221—公元1367年)，为时约1600年。因袭并不是完全模仿，而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进展与改易。但因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远不如先秦那样富于创造精神，所以名为因袭。由于秦灭六国带来空前的巨变，把分割的封建改变为统一的郡县，将贵族的分权集中为君主的专制。于是墨家衰微，到汉武帝时已经失去“显学”的地位。汉初数十年中，儒、道、法互争雄长。秦始皇用法而抑百家，儒、道依然存在。汉武帝尊儒而黜百家，道、法还能生存。墨家独自没落，其最大的原因，在于不能及时修改师说以适应环境——论思想不如儒家，谈鬼神则不如阴阳家，又主张平民色彩，注定要被专制时代所消灭。
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脱不了儒、道、法三家的长期争战。法家在秦汉先盛后衰，儒家同样在汉魏先盛而后衰。道家在魏晋一度复兴,儒家在汉代只有独尊的地位却无法垄断全局。此后佛教东来，影响甚巨，但却始终没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流。
转变时期
自明初到清末(公元1360—1898年)，为时约500年。其时正以西方“大航海时代”为肇端，渐渐地西风东渐。到18世纪中叶，国门洞开。海通之后，欧洲文化随传教士而来，使中国人心目中昔日大一统的“天下”突然变为世界列国之一，无疑带来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空前巨变。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不得不有所因应而革故鼎新。
这一时期虽然包括明、清两朝，但是重大的转变，一直到晚清才出现。其时太平天国以反清复汉、奉天博爱、平等尚贤为主旨，本基督教义与民族思想，带来第一波的转变。由于严重破坏中国社会习惯，遭到传统势力的镇压；加之其领导集团内部蜕化变质，对于外来基督教义与固有中华文化都无深切的了解，“学西洋而未得其当强立国的真谛，攻旧习而反醉心于君主政治的恶举”，终告败亡。此后,戊戌维新掀起变法运动最惊人的一幕，希望兼用西洋的政教，可惜后来引起庚子义和团运动，遽而告终。直到辛亥年国民革命爆发，推翻满清帝制、建造民国，才产生了根本的转变。
成熟时期
这段时期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公元1898—1949年)，堪称是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成熟时期。民国肇始以来，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作为中国治政的根本，逐渐开始顺应世界潮流。客观地说，中山先生可谓是把中国带进现代化的第一人。
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俗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的模式依样画葫芦，像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欧美的机器制造我们可以学会，也可以随时随地拿来使用;但如果像外国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体制乃至思想文化全盘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因此中山先生主张“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就是希望我们用中国人自己的管理哲学，采纳西方进步的管理工具与方法，开创中国式管理的光明大道。
发展时期
星移斗转，随着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几经曲折，终于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终于认识到：经济领域没壁垒，管理技术无国界；然而就文化层面来考察，东、西方各异，一度形成所谓“东、西文化冲突论”这一命题。但是应该看到，虽然东、西文化各异，但并不乏相互间的融合与沟通；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方能彼此珍重，相亲而相敬。世界迟早要步入大同，文化的融合与趋同更是不可变更的历史规律。为此，作为中国社会的建设者和中华文化的发扬者，我们应该坚定信念，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扬并予以创新，并由此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完成时代赋予中国人的使命。
铁证如山，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一直在变，而且已经变了五千年，当然不会就此停下来，事实也不允许我们有所停滞。然而，我们不能不从历史的轨迹，明白我们演化的整个过程以及所处的阶段。我们所要做的，乃是顺着先哲们开创出来的大路，勇敢地迈向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