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日产与雷诺结盟前的磋商期，这些法国人便已领教过日本传媒为提供民众茶余饭后话题所施展的各种行径。在进行此类经营方针时所特别严格的保密原则，似乎早已被来自日产内部，特别是相当高层的人士给破坏殆尽，这一点被认为是日本各公司机构与主流媒体之间互动的基本模式。透过“记者联谊会”，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政党要员、各省及各大城市机要、各机关显贵，甚至各大企业主都被涵盖在这一特殊讯息交换中心。尽管有人想要推动开放，但是此种联谊会依然十分封闭，只开放给传统主流媒体，并且对于非属该联谊会成员却想获得信息的人订出极高的门槛，不只是外国媒体，就连日本当地的小报或期刊都很难进入这种联谊会。记者联谊会大多设立在某一提供其资金及记者的机关里，所有的记者流连在该地，甚至过夜，以便和主人维持密切关系。许多反对此不正常关系的人士均看清日本主流媒体根深蒂固的陋习。戈恩从一进入日产起，便三令五申，要求日产不得再继续玩这种把戏。
之所以能确保振兴计划的内容在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以前不外流，是因为所有执行委员会成员都被要求保密直到记者会当天为止。从９月起，我就特别要求公司全体上下必须对该计划内容保持缄默。日本政府在记者会前一刻才接获通知，各工会组织也是如此；所有人都是在第一时间获知内容，绝不能让他们事先知情。消息一般会走漏，都是因为在先前的接触中漏了口风，所以我必须不计一切手段阻止消息外泄。幸而消息一点也没有走漏。为什么要严防计划内容外泄呢？这是因为若没看见计划的全貌，是无法完全了解计划的内容的；如果该计划被分成片段散布出去，很可能会变成“日产将关闭三座工厂，将合作供货商数量减少到一半，并且出售股权”，这会造成难以想像的严重后果：支离破碎的讯息只会令民众更为不安。为了让大家都安心，有必要让大家看见计划的完整全貌，所以必须让计划同步而完整地呈现给媒体、公司内部同仁及公司的合作伙伴，让大家对此计划有更全面性的接触，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一再要求大家遵守保密原则。基本上，在计划公布之前只有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知道计划的全部内容。
１０月１９日全球各大报的头条标题显示，该项保密做法已达事前的预期效果，记者会的成效也如预期。
所有国外媒体都非常重视这项计划，因为这是在日本首次有重大计划愿意如此明确向媒体公布，并且作出公开保证。当我于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公布振兴计划后，会场内响起了一阵鼓掌声，我有一点儿吃惊，因为在记者会上，通常不会有人鼓掌。这无疑是因为有些人认为，终于有人有勇气挑战日本企业文化里人们长久以来不敢碰触的禁忌。很快地，我便感受到美国新闻界特别希望这项计划能成功，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从该计划中嗅出某种“起床号”、某种刺激，认为将会全面改变日本新闻界。这些记者非常高兴这种改变是从像日产这样一家在日本具有指针性的企业开始。
但是，要让计划成功的真正的关键很明显在于企业内部的意见，不仅是日产内部大家都意识到的问题，同时也是这么多年来各种振兴计划所无法解决的困扰。为了平息大家的意见，戈恩非常明确地保证：要是三项主要目标，即财务平衡、获利上升与降低负债中有任何一项未能在时限之内达成，他便辞职下台，同时执行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也一并下台。
对内，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我以个人及全体执行委员会去留所做的担保。其实在当时，不管直接或间接，我都不必为公司的现况或是结盟之前的状况负责，不过，我仍将我的工作以及前途全部投进这项计划中的三大保证，当成赌注。这样一来便平息了各方意见。每个人都认为公司的确有决心要实施这项计划，而且我们已经公开做出保证，绝无妥协的余地，这一招激发了些许令人感动的效果：要是在２０００年，公司的状况没有明显的改善，我就要和执行委员会全体一起下台，由别人接手为日产的前途掌舵。此举确实平息了许多意见，因为大家认为：这次是来真的，完全不能让步，不能延迟计划，也不允许只达成百分之八十的目标，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必须完全实现所有诺言。
另外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我们提出的数据非常明确、详细，并依据分析结果决定准备采取的步骤及预定达成的目标。这突显出和以前完全不同的做法。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和过去所有日本经验相比，这个计划非常明确、客观、数据化，不仅表现在预期成果上，同时也表现在预定时间表上。容许误差的范围非常有限，这样的讯息内容绝不能打折扣。当你宣布要关闭五座工厂，就要提出时间表；或提出要降低百分之二十的采购成本，而整个采购成本当中有百分之三十三的部分当中必须和工程部门携手合作。当这一切都数量化之后，便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不接受这样的目标，就只有走人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