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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至死不渝的勒德分子，就像基尔戈·特劳特，就像纳德·勒德①，那个可能但不能肯定是虚构的工人，他据说在十九世纪初在英格兰的莱斯特郡带头砸毁机器，我至今坚持使用一台手动打字机。尽管如此，我比威廉·斯泰伦、史蒂芬·金②等人在技术上还是先进了几代人。他们至今还像基尔戈·特劳特一样，仍然用铅笔在黄色的便笺本上写东西。
我用钢笔或铅笔在稿子上进行修改。为了生意上的事我来到曼哈顿，打电话给一个许多年来一直帮我重打修改稿的女士。也许我应该把她解雇了。她已从城市迁出，现住在乡镇。我问她那边的气候怎样。我问她放在外面的鸟食是不是有稀有鸟类光顾。我问她松鼠是不是找到了去吃鸟食的路，等等。
是的，松鼠又找到了一条去吃鸟食的新路。如果有必要，它们可以成为高空秋千杂技演员。她过去常犯腰疼病。
我问她现在腰怎么样。她说腰还可以。她问我我的女儿莉莉好吗。我说莉莉还可以。她问莉莉现在多大了。我说到十二月份就过十四岁生日了。
她说：“十四岁！哦，天哪，哦，天哪。好像昨天还是个小婴孩。”
我说我还有几页纸要请她打。她说：“没问题。”由于她没有传真机，我必须寄给她。又是这个问题，也许我真该把她解雇了。
我住的是市里我们那幢褐色沙石房子的三楼。我们没有电梯。所以我带着修改好的稿子．步履沉重，咚——咚——咚地走下楼去，走到底楼。我妻子的办公室在底楼。
她在莉莉那个年龄的时候，最喜爱读的书是关于女侦探南茜·德鲁的故事。
南茜·德鲁对于吉尔，就像基尔戈·特劳特对于我一样。
于是吉尔问道：“你上哪儿去？”
我说：“我去买个信封。”
她说：“你又不是个穷光蛋。为什么不买上一千只，放在柜子里？”她以为她思维很有逻辑性。她有一台电脑。她有一架传真机。她的电话装有录音装置，所以不会错过任何重要信息。她有一台复印机。那一堆垃圾她全有。
我说：“我很快就回来。”
推开门，我踏入了外面的世界！行凶抢劫者！找名人签名的追星族！毒品贩子！有真正职业的人！乱交的女人！联合国工作人员和外交官！
我们的住房离联合国总部很近，因此常有完全外国模样的人在非法停泊的豪华轿车里走进走出，像我们所有其他人一样，尽力维持着他们的自尊。当我慢悠悠地逛过半个街区，来到第二大道上兼卖文具的报刊店时，由于周围都是外国人，如果我有这个情趣，就可以使自己感到像《卡萨布兰卡》中的亨弗莱·博加特①或彼得·洛尔②一样。《卡萨布兰卡》是历史上第三部最伟大的电影。
任何有半个脑子的人都知道，历史上最伟大的电影是《我作为狗的一生》。第二伟大的电影是《夏娃轶事》。
而且，我还有机会撞见真正的电影明星凯瑟琳·赫本③！她的住宅离我们只有一个街区！我同她说话，告诉她我的名字时，她总是说：“哦，对，你是我弟弟的那个朋友。”我不认识她的弟弟。
但是今天没有这样的运气，管它呢。我是个哲学家。
我别无选择。
我走进报刊店。相对贫困的人，那些活着也没有特别价值的人，排着队在买彩票或其他骗人货。每个人都十分安分。他们假装不知道我是个名人。
这家铺子是印度人开的夫妻老婆店，实实在在的印度人！那个女人的双眉之间，装饰着一块小小的红宝石。就凭这个也值得走一趟。谁用得着信封？你必须记住这一点，亲吻依然是亲吻，叹息仍旧是叹息。
那家印度铺子文具用品的库存我了如指掌，知道得同他们一样清楚。人类学专业我不是自学的。我不用帮助就找到了九英寸宽十二英寸长的马尼拉纸信封，同时想起了一个关于芝加哥虎仔棒球队的笑话。据说虎仔队要移师菲律宾，并且重新命名，叫马尼拉文件夹①队。用于波士顿红袜队，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笑话。
我站在排队人的末尾。与其他不是买彩票的顾客闲聊。
那些已经被希望和数字占卦剥去了一层皮的痴迷于彩票的受骗者们，就相当于患了时震后麻木症。你可以开着十八轮的大卡车从他们身上碾过去。他们全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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