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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老笑话：“你好，我的名字是斯波尔丁①。你一定玩过我的球了。”②但现在这个笑话没什么效果，因为斯波尔丁已不再是体育用品的主要生产商，就像里埃伯金奖啤酒已不再是中西部受欢迎的消遣麻醉品，也就像冯内古特五金公司已不再是非常实用的耐用品生产、零售商一样。
一些更加充满活力的竞争对手将五金公司彻彻底底打垮了。一九一九年修订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八条，使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酿酒业全部倒闭。这一条款规定，任何生产、销售、运输酒精饮料，都是违法行为。
谈到禁酒运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幽默家金·赫伯德③说，反正“比没酒喝好”。直到一九三三年，酒精饮料才开禁。到那个时候，做私酒生意的阿尔·卡波恩已经拥有了芝加哥。遭谋杀的未来总统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已经是个百万富翁。
展出我和乔·佩特罗第三作品的丹佛艺术展开幕后第二天是个星期天。一大早，我从那边最古老的一家名叫“牛津”的旅馆房间里醒来。我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如何到达，就好像昨夜没被外公的啤酒灌得酩酊大醉似的。
我穿上衣服，朝外走去。人们还没有起床，四周无人，也没有移动的车辆。如果自由意志选择此时此地闯入，我失去平衡跌倒在地也不会有人从我身上踩过。
当自由意志闯入的时候，最好的处境也许是在非洲扎伊尔雨林当个姆布蒂人，或者俾格米人①。
离我旅馆二百码的地方，过去曾是这座城市跳荡的心脏，它的心房心室，而现在只剩下了躯壳。我指的是火车客车站。它建于一八八○年。现在每天只有两班火车在那儿停站。
我本人是个老古董，仍然记得蒸汽机车雷声般轰轰隆隆的音乐、哀鸣的汽笛、经过铁轨接缝处车轮有节奏的嗒嗒声，以及交岔道口由于多普勒②效应听上去有起有落的警报铃声。
我也记得劳工斗争史。为了提高工资，为了得到尊重，为了更安全的工作条件，美国工人阶级进行的第一次有效罢工，就是在铁路上搞起来的。再接着，是同煤矿、制铁厂、纺织厂等等产业的老板进行的斗争。工人们为这样的斗争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但在我同一代的大多数作家看来，这样的战争，就如抗击来犯的敌人一样，是完全值得的。
我们有了大宪章，然后又有了独立宣言．然后又有了人权宣言，然后又有了废奴宣言，然后是一九二○年使妇女获得选举权的宪法第十九条，我们也总会有权衡经济利益的办法。那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正是基于这样的信仰，我们的作品中融进了那么多的乐观主义成分。
我甚至在一九九六年的讲演中，还提议在宪法中增补如下两条：第二十八条：每一个新生婴儿都应得到热诚欢迎，并得到关怀直至成年。
第二十九条：每一个需要工作的人都应该得到有意义的工作，得到能维持生活的工资。
然而，作为顾客、作为雇员、作为投资者，我们创造的是山一样的纸面财富，财富如此之巨，一小部分掌管财富者可以成百万、成亿地从中捞取而不会碍着任何人。显然如此。
我们这一代的很多人对此十分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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