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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个妻子简和我姐姐艾丽各自有一位时常要发疯的母亲。简和艾丽都是杜达霍尔女子学校毕业生，曾经是伍德斯托克高尔夫乡村俱乐部里两名最漂亮、最活泼的姑娘。顺便提一下，所有男性作家，不管多么潦倒，多么令人讨厌，娶的都是漂亮太太。该有人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简和艾丽都没赶上时震，谢天谢地。依我的推测，如果她们活着的话，简可能会在重播中发现人类一些好的方面，而艾丽则不会。简热爱生活，性情乐观．同癌症搏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艾丽的临终遗言表达的是解脱的宽慰，没有任何其他意思。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记录了她的话：“没有痛苦了，没有痛苦了。”我没听到她的话，我哥哥伯尼也不在场，是一个带外国口音的男护工打电话向我们传达的。
我不知道简最后说了些什么话。我也问了。她那时已是亚当·雅莫林斯基的妻子，不再是我的了。她好像是默默地安睡了，没意识到不再会回来呼吸空气了。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一座圣公会教堂里举行的葬礼上，亚当对前来哀悼者说，她最喜欢讲的惊叹语是，“我等不及了！”
简一次次以极大的兴奋期待的事件，总是与我们六个孩子中的某一个或几个有关。这些孩子现都已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是精神病科的护士，一个是喜剧作家，一个是儿科医生，一个是画家，一个是航空公司飞行员，一个是版画复制匠。
在圣公会教堂她的葬礼上，我没有讲话。我什么也不想讲。我想说的一切，都是给她一个人听的，而现在她已离去。我们两人同是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老朋友。我们之间最后一次谈话，是她去世前两个星期的一次电话交谈。
她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雅莫林斯基家中，我在纽约曼哈顿。我同我现在的妻子吉尔·克莱门茨结了婚，她是个摄影师兼作家。
我记不得我们俩是谁先拨的电话，是谁花的电话费。
反正是我们两人中的一个。不管发起人是谁，这次通话实际上是一次告别。
她死后，我们当医生的儿子马克说，他不会像她那样，为了多活几天，为了能够继续两眼炯炯有神地说“我等不及了！”而默许医生在她身上采取各种救治措施。
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十分亲密。简问我，她死亡的具体时刻将由什么决定——好像我知道答案似的。也许她觉得自己像我写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就是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二十二年婚姻生活中，是我决定着我们下一步的去向，到芝加哥，到斯克内克塔迪，或者到科德角。是我的工作决定我们下一步做什么。她从来没有从事任何职业。抚养六个孩子已经够她辛苦了。
我在电话里对她说，一个皮肤硒得黝黑、举止放荡、闲得无聊但并非不快乐，我们俩都不认识的十岁男孩会出现在斯格达巷末端用作船下水的砾石斜坡上。在科德角巴恩斯特布尔港，他眼望前方，但并不专注什么特别的东西，如鸟、船或其他别的东西。
离船下水的斜坡十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在斯格达巷末端的A6大道上。有一幢很大的老房子。在那里，我们曾养育了我们的儿子和两个女儿，以及我姐姐的三个儿子，直到他们长大成人。现在，在老房子居住的是我们的女儿伊迪丝和她当建筑师的丈夫约翰·斯奎布，以及他们的两个小儿子威尔和巴克。
我告诉简，那个男孩闲来无事，会像其他男孩一样拣起一块石子。他会将石子扔过港口。当石子划着弧线碰击水面时，她的寿期也就结束了。
简真心真意地愿意相信任何能使生活充满神奇色彩的东西。那是她的力量所在。她作为教友会教徒被带大，但在斯沃思摩尔度过了幸福的四年之后，她不再参加教友的聚会。同亚当结婚以后，她成了圣公会教徒，而他还保持着犹太人的文化。她至死仍然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相信天堂、地狱以及所有这类东西。为此我感到高兴。
为何如此？因为我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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