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话说那“军人监狱”当真不同于着守所，对雷震这个特殊犯人来说，既不迁就，也未打骂，雷震也没有别的办法。翌日宋英把律师拟订的“非常审判”申请理由书给他过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原判决仅以共同被告刘子英之非任意性自白而无其它补强证据，即认定申请人有明知为共产党间谋而不告密检举罪行，显属违背法令”。第二部分则为“原判决关于言论文字部分违反宪法言论自由之规定，并违背证据法则，以推测理想之词，故入人罪”。洋洋洒洒，又是长达数千言的一篇东西，雷震苦笑道：“这批老爷又该不耐烦了吧？”宋英道：
“内中所提理由，以及引经据典所说的，以前大体上已经说过，不过也有些新材料，例如你一再供述绝对不知道刘子英是间谍一节，在申请复判时提出一个证据，说刘子英曾在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年）四月二十日，以仇子奇名义作‘南京变色一年记’一书，以证明他对共产党的深切痛恨，绝无可能倒过来又为共产党工作，并且继续要求和刘子英对质。同时辩护意旨中陈明，仅凭刘子英的自白，而无其它补充证据，即认定你这个申请人为违法罪行，这是违背法令的，而且违背五、六条法令之多。”
雷震苦笑道：“这个已是寿星公唱曲子，是老调了，看来没什么用处。”宋英劝慰了几句，又道：“有关六篇被指‘为共产党宣传’的文章，我们这样辩护，自由中国固然是杂志的名称，也是我们努力促成、建设‘自由中国’的目标，我们每期都有刊载，在言论工作上所致力的重点有六：㈠阐释自由与民主；㈡实行法治，建立政治制度；㈢希望出现有力的反对党；㈣团结‘民主国家’和反共大量；㈥鼓励自由经济制度；㈥因建设独立性与批评性的舆论。因此原判决所妄指为共产党宣传的六篇文章，都是以上述宗旨及重点为命意立论之依据，不容曲解。”
雷震叹道：“他们才不管哩！”宋英道：“我们又把辩护意旨对他们重新说了一遍，说你这个申请人的主要观念有两点，第一点是请大家不要把‘反攻大陆’的希望，建立在并无绝对把握的未来世界大战的基础上面，同时也不要把未来的世界战争机械地理解为射击的战争。我们的想象是这样的，”雷震制住道：“我自己来说罢，看看申书上写的，是否这个意思。”
雷震等人不以蒋介石小朝廷强调的“三次大战有利‘反攻’论”为然，认为“也许今后若干年月，美俄双方并无掀动全面的射击战，而只在军备竞争的情形之下，从事文化、政治、经济的比赛”，因此小朝廷不能不适应这一情势，来作不朝廷的打算。雷震等人自称：“我们看出这一场斗争是长期的，乃要求培养持久的心理基础。”
第二点，雷震希望小朝廷不要为“马上就回大陆”的心理所误，以致放弃了眼前应该做的事情，“而去追逐那个世界射击战的渺茫幻影”，因此大叫小朝廷应该有个“健康的头脑”。雷震他们呼吁“能够辨别那些事是有用的，那些事是完全徒劳的。不作徒劳之事，才能把有限的时间和精神腾空出来，从事一些真正补益于‘反共抗俄’的努力。”意思是小朝廷胡思乱想，胡作非为，无一是处。
至于“反攻大陆”此路不通的问题，雷震等难以再辩，因为越辩越表现了蒋介石的困窘，与此同来的便是无法再考虑缩短他的刑期，夫妇两人四目相视，计无所出，也只能沿用已经辩过的东西再说一遍算了。
宋英低声道：“胡博士他们，没有一天不在为你伤脑筋，有人主张把我那篇关于营救你的文章，译成英文。”可又苦笑道：“这篇东西给他们一改再改，没有了半点感情。”谈到这里，两人又为一个身患离奇瘫痪症的孩子发愁。这个儿子二十几岁，卧床近两年，“名医”束手，如今雷震又在狱中，医疗问题更多，可是也只能相对唏嘘，眼看在台北没有什么希望，然而送到美国去却又不能出境，这便他们对小朝廷更加愤恨。结果这个儿子缠绵床褥十年之久，手术动过二十几次，当雷震在一九六九年出狱之后，这个病人还是不治死去，那是本年本月初之事，闲话表过不提。
胡适闻道雷震请求特别再审，找几个人打听有无下文，钱思亮特地访他道：“关于这件事，外面传说纷纭，说得很是难听，总的来说，‘政府’方面认为此事已经告一段落，不希望任何人再翻帐翻案。甚至放出空气，替告任何企图为他奔走的人。因此劝院长不必再为此事操心。否则双方可能都下不了台，到时候甚至可能发生更加特别的事情，不能不防。”
胡适闻言苦笑道：“这怎么‘防’法？这是防不胜防的事情。今天你来找我，我们见面了，明天来找我，说不定你就要到看守所或者军人监狱找我了。”钱思亮忙不迭双手乱摇道：“这怎么可能？他们怎会‘碰’您院长？”胡道：“我当然不过是这样说，如果他们真来这一手，那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又道：“这个世界是在往前走，谁也拖不住，留不住，不是走到共产主义，就是走到资本主义，决不是像今天的台湾那样，落后愚昧，不成体统。我是坚信资本主义会成功的，并且坚信回大陆做大寿。不过看样子，没有这么方便，所以有些困难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家天下的统治，实在有弊无利。雷震算得上是‘民主烈士’了，但是我不以为软下来是对的。你听说过么？蒋经国要他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的那批东西，到处传播‘枪毙雷震，赶走胡适’的恐吓，旨在逼我走掉，我才不在乎，李敖那个小伙子对我说，终有一天，他们会喊出‘枪毙胡适’的口号来的。”胡适一巴掌落在茶几上，把那副叠得整整齐齐的骨牌打了个唏里哗啦，却强笑道若“我还是不在乎，他们又奈我何！”
钱思亮道：“唉，说实在的，他们也太过火了，这么一搞，他们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越闹越乱，我看不出对他们有什么好。”
胡适双手反背，踱了几步，说：“这一阵，他们的意图十分明显，恨不能把所有的‘民主人士’一网打尽，殷海光他们几个人，也是整天不安乐，我对他们说，这用不着害怕，无论如何，凡是没有参而‘中国民主党’的人，他们虽想一口吞，也是没办法，吞不下去的。我们此刻应该做的，是在合适的地方，表达合适的意见，不亢不卑，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只要看他们这一次根本不敢提到华盛顿方面任何人，拼命飞出红帽子，一顶又一顶，实在好笑煞人，这样做只能暴露他们的胆怯，那里能表示他们有什么屁的精神？”越说越气，越说越感到浑身疲乏，颓然坐下，江冬秀忙不迭给他递上参汤，强笑道：“你瞧，天气这么好，也不到外面走走，就在家里闷气，气坏了，自己吃亏，他们可高兴哩。”
钱思亮也附和着劝了几句，忽地笑道：“他们还在算老帐，说三年以前，费正清曾经对人说过，台湾应该变成美国的第五十一州，现在他们又在嚷嚷了。”胡适道：“这有什么稀奇，费正清是对陈启天和蒋匀田两人说的，这两人今天还在这里。”
那“青年党”与“民社党”的“二号党魁”陈启天与蒋匀田，不但是“妾侍党”中的尚未“扶正”之人，且为连蒋介石这一帮人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其实力“等于零”，可见一斑，因此费正清的话无论怎样充满了诱惑，两个“影子党”还是毫无办法。但作为“执政党党魁”的蒋介石，就在这当儿碰到了一个难题：陈诚忽地求见。
半小时后，这个“副总统”算是见到了蒋，寒暄过后，说：“关于雷震案，外面传得很难听，香港更是厉害，我们当然无所顾忌，但是有关雷的刑期是否长了些，胡适希望‘总统’能够再听听大家的意见。”蒋介石心头早就猜到陈诚可能为雷案而来，如今听他抬出一个胡适，不觉气上加气，冷笑道：“我也听到了有关雷案的反应，是有人在骂我们，但是雷案的性质严重，非同小可，你以为把他放了，你我就能在台湾安乐了吗？”
陈诚陪笑道：“那当然不能放，诸事已成定局，今天能够研究研究的是，是否可以减轻他的一点刑期，因为海内外对这重刑都感到惊讶，某些人还表示了愤慨，省内省外都有这种调调儿，有人比较冷静，也认为我们可能因此使‘国家’的声誉受到损害。胡适感到他不应该再为雷震说些什么，但是他认为目前国际形势可能逆转，是否在这当儿对雷震的处刑酌予减轻，以示‘总统’的宽大，并缓和各方的反感，希望能在这次中央常委会中提出、请大家考虑考虑。”
蒋介石冷冷地说：“既是胡博士的大面子，这次中央常委会，你我都去参加，但是大家对这个提议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反应，那胡适也怪不了我们吧？”陈诚唯唯，一周后战战兢兢出席中央常委会，把上面那段话说了，说是“奉谕”提出，但望各人看在“国家声誉”份上，能够支持。
说也奇怪，这个“中常委会”一反过去那个凄静劲儿，陶希圣、张其昀、郑彦棻、谷正纲、张道藩等等似乎急不可待，纷纷表示反对，并且是猛烈反对，乃至声色俱厉，指手划脚，根本没有把这个“副统”放在眼里，措词难听之极，一窝蜂地“杀”了出来，七嘴八舌，似乎事先已有所安排似的，可是蒋经国却在一旁笑而不言。陈诚心中雪亮，知道这件事大体已经“完”了，可又不甘死心，乃作小小心心状，当着老蒋把理由婉转陈词，希望“开恩”，但众人把矛头对准了“减刑”这回事，陈诚气得反而不敢开口。
但是，蒋介石也不想让陈诚在这个场合中过分难堪，便开口道：“既然有人不明真相，在那里哇啦哇啦吵，要他们几个办案的人去考虑考虑，也无所谓。不过、此案已经复判，为了维持军法尊严，他们怎么个考虑，也不必太勉强了。”陈诚闻言，知道案已无改动可能，着人转告胡适，自己不拟前在，免得引起更多传说。
那蒋经国可喜欢不迭，对陶希圣等人说：“这下子，看来雷案能够告一段落。”陶道：“但是港台方面，还有些笔墨官司尚难应付。”蒋问：“是不是指左舜生他们的攻击？”陶道：
“还不止。他们的《联合评论》向我们开炮，说当初监察院设立调查雷案小组，他们曾经寄以很大的希望。但是进行得并不顺利，还指我们对一个国民党籍的委员百般压追，使他一度退出调查小组之外，还劝阻住在台中的一名委员无故缺席，以致调查工作很难开展，总之没一句好话。”蒋经国失笑道：“那还有什么好话可听？我们又何尝向他们说过好话？”
陶希圣摇着尾巴、刻意巴结道：“但是他们太狂妄了。”意思是连小蒋都骂。又道：“而那个调查小组，也终于被迫开了一次会，所定的调查重点，却是对我们不利，分明于大胡子有所暗示，故意抬杠，现在事情已了，要不要给他看看颇色？”
蒋经国摇手道：“对于大胡子千万别再有什么动作，这是一块活招牌，我父亲千方百计把他找到台湾来，他也一直发牢骚，好在他年纪太大，不可能有什么活动的了，你们千万别再惹他。他一个不高兴，就会闯到我父亲那边，老实说还是让他一点的好。”陶希圣道：“我只是提到监察院里的人，无意和他打交道。想当初那个小组所提‘重点之’实在存心不良，譬如说罪证不够，譬如说雷震的律师没有辩护机会，譬如说雷震找不到刘子英对质，既不合理、文不合法等等。乃至他们几名监察委员主张实施调查时，除对初审判人员包括审判长和检查官进行查询外，对于复判有无违法失职，也在调查之列，这种口气，分明目中无人，应该找个机会还击！”
蒋经国心想：“他们对你特别不客气，为的是你曾当过汉奸，如今又想借刀杀人，实际上却是要我树敌，这笔账不划算。”于是劝他道：“你以为他们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据我看一点用处也没有，反而对我们有利，相信吗？”
陶希圣“哦”了一声道：“我明白了，从他们提出来的几点来看，监察院调查小组并没有完全根据我们的意思行事，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什么‘民主’，他们要这个，我们就给他们这个，的确对我们有利。因为他们要在复判后才开始调查，事后纵然发现审判人员有什么违法失职，他们要提出弹劾，也不过是放一个马后炮，毫无用处。”陶希圣笑道：“真的对我们有利，真的对我们有利。”二人皆笑。
可是说到在对方一连串反击中无法还手时，两人也就笑不出来了。对方矛头所指，首先是痛斥蒋经国，其次是指着陶希圣等人的鼻子破口大骂。例如对于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等人的共同声明，指蒋方把他们发表在雷震那本半月刊上面的文章“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张冠李戴和改头换面”，借以歪曲这几篇东西的原意，好难答复。又如《民主潮》半月刊社的负责人朱文伯，也为此事在《公论报》上发表一篇东西，题目就叫做“我曾煽动本省人民背离‘政府’吗？”说蒋方指他曾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上发表以“为‘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再说几句话”为题的东西，乃是“煽动本省人背离政府”的，朱文伯大叫冤枉，认为这是“曲解罗织”，拍马迎战，但蒋方同样难以答复。
这还不算，有一个台湾“省议会”议员叫郭雨新的，也曾在《公论报》上发表题为“主张民选省长也犯罪吗？”的反击文字，他说他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上写过“民选省长此其时矣”，蒋方指他“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的感情”，是“煽动本省人背离政府”。郭雨新辩称如果此一曲解可以成立，那么以前台省民意代表要求县市长民选，岂不是也犯了同样的罪吗？为什么作为“执政党”的蒋方反予接纳，乃至大作宣传，指此举为“建设台清为三民主义模范省的首要措施”？郭雨新这一问揭穿了蒋方与地方势力讨价还价，重新分赃的所谓“地方自治”肮脏内幕，并且“理直气壮”地质问蒋方：“如果认为‘国家’遭遇危难与在此非常时期，‘政府’施政无法遵守宪法奉行遗教，不妨公开坦诚有所表示，当民意代表们对此问题提出询问时，尤应将‘省长’暂难民选的缘由明确加以解答。‘政府’真有苦衷，人民是会谅解的，然负责当局智不出此，应该答复的问题避不答复，反在幕后曲解罗织，想用莫须有的罪名吓阻人而法的言论！”措辞相当辛辣。
不但如此，郭雨新还严厉誉告蒋方：“在此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是不会发生什么效果的。”正因为上述诸人的反击一直使蒋方无从回答，被迫“缄默”，左舜生、李璜等人的《联合评论》，就指出这是蒋方“理屈”的表现，并且指着陶希圣的鼻子说他这个“好发议论的宣传策士也没有出声”，陶希圣有点沉不住气，要求蒋经国让他“出声”了。
蒋经国还是那个姿态：一百个不理。为的是不管它是否光采。这一仗已占上风，“反对党”风消云散，如果再有下文，：那也只能授人以柄，或者激怒主子，引起更糟的反应，这笔账就很难算，说不定反而亏本。
于是乎，“民社党”、“青年党”这两个只剩下招牌的“妾侍党”负责人，如陈启天、王思曾、蒋匀田之流，忽地“蒙蒋召见”，不由得大为紧张，原来“反对党”中，十个有九个都是和“妾侍党”有关系的，以为老蒋这回要“诛九族”，此行是天主教徒的“蒙主宠召”，人人怀着鬼胎。没料到完全相反，蒋介石希望他们为他“做做好事”，弥补他残缺的“民主自由”假面具，俾便在主子面前多少有点交代。蒋介石皮笑肉不笑道：
“关于雷震案，这个……这个外面的传说很多，希望你们两党不要误会，我们是‘民主’的，雷震案完全是共党关系，和外国人的猜测完全不同。为了证明我们是‘民主’的，我今天请你们几位前来，就为了明年双十节的时候，我们要召开反共救国会议。”众人一听，一方面放下心来，另一面可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因为这个什么“会议”吵嚷已久，这不过是旧调重弹，说不定讲过就算。何况即使到时侯有那么回事，但张君劢和左舜生极可能不理不睬言。
蒋介石结结巴巴道：“这个会……这个会是非开不可的了，因为……因为非如此不能表示‘政府’的民主态度，非如此不能表示我希望大家团结反共的态度。为了听听大家的意见，下个月就召开不拘形式的小型会议。这个小型会议嘛，希望你们快一点派人到美国和香港‘外国’地方去，找到你们的党的主持人，为这个小型会议先铺铺路面，路费大概不成何题吧？很有限，真有困难，你们可以找人谈谈，我保证你们派出去的人，可以飞来飞去。”又道：
“至于这个会开成之后呢？新娘进房，媒人不会扔过墙，我答应你们有办法，就有办法，你们没什么不同意见吗？”末一句等于命令，众喽罗怎敢摇头？于是齐点头，可又一头大汗，因为此事不妙。
此事何以不妙？左舜生与李璜的《联合评论》痛斥蒋介石道：“别以为当权者（指蒋）鉴于国际局势的恶化，已体会到非团结无以图存，因而采取如此的措施。须知蒋‘总统’的性格，一向以一意孤行见称，更何况还有一位‘别有怀抱’的爱子日侍在侧？即令上帝能给以特别的启示，而使其有所彻悟，经国也必阻其实现。他们现在所谈的团结，不但压根儿没有诚意，而且居心险恶。他们企图以若干不关重要的名位和少许财政上的津贴，诱迫民社、青年两党人士参加政府，其目的端在于拆散两党与新党的关系，使两党与新党背道而驰；尤其是要使两党取缔其参加筹组新党之若干党员。如所周知，今日筹组新党的重要台籍人士，多为两党党员，假设两党能迫使这些党员不参加新党，则新党可能胎死腹中。如两党果要对这些筹组新党的党员采取行动，又势必演成两党内部的更多纷扰而导致自我解体。因此，当权者不惜利用政府的名位和金钱来笼络两党，表面上只是孤立和拆散新党，而对于两党仍示特别优遇的诚意；实则企图借此使新党与两党同归于尽，而确保其一人一姓的政权于久远。闻两党人士中热心参加‘政府’者大有人在；但能洞悉其奸着也不乏人，将来如何演变，未可知也。”
读到这篇东西，蒋经国可气坏了，准备有所还击，乃父却笑道：“你算是懂得香港‘第三势力’内幕的，那是一批什么东西？文不能卖菜，武不能打架，由他们去嚷嚷，不会有出息。我们在大陆时，他们已经在耍这猴子戏了，事实不是那么回事，美国人花了这么多冤枉钱，有肉痛的一天，有明白的一天，美国政府的钱是花得完的，不是花不完的，我太明白，因此最好的办法是不理。要理，也不给他们见报、免得反倒抬高了他们的身价，我才不干！左舜生也罢，张君劢也罢，你放心，他们玩‘第三势力’也玩得差不多了。你反我吧？我们还是这个样子；你反共吧？共产党才不在乎这几个文绉绉的孔夫子卵泡，一点屁用也没有，再过几年，你看他们到我这里来讨饭！”
见老蒋如此愤激，小蒋也就不再表示什么，却要在香港等地的爪牙，尽量找“第三势力”的晦气。同时派人找胡适，打听一下他对“两党入阁”的意见，可是想说好话，胡适还是拒绝会见。
眼见社会上对“打雷案”虽无剧烈抨击，但对蒋方硬飞红帽子，一般反应印象恶劣，认为不敢对美方正面抗击，此乃蒋介石永远挺不起脊骨的“奴性十足”表现，而长此以往，终会给美方达到驱蒋吞台的目的。蒋家父子早有所闻，认为对美方还是不能“得罪”，但对左舜生等人的驳斥，必须再予答复。折腾多日，算是在蒋的机关报上公开答复，首先认为“雷案交由军事审判在刑法上的根据”并无问题。指雷等都是“非现役军人”，而他的所犯罪名全系“惩治叛乱条例”上的非法颠覆“政府”罪嫌，为有利于叛徒的罪嫌，以及什么明知为‘谍”而不告密检举罪嫌，此外还有“刑法”上的伪造文书及诽谤等罪嫌。再次犯罪地点在台湾，而台湾乃戒严区域，根据这些，蒋方认为不必是法律专家，即使是略具法律常识的公民，也就足够为法律解答的资料了。并且再三说明雷案交由军事审判在刑法上的根据。
并且敷饰曰：“本案交由军事审判，在刑事法基础上极为稳妥，而毫无动摇之点。至少数人士强调‘非现役军人’不应受军事审判，指摘本案由军事审判为不当，在法理上也无其存在的法律依据，因为法律有‘原则’规定，亦有‘例外’规定。原则规定系适用于一般及承平时期，‘例外’乃为应付变局之规定。”而且在“宪法”上都有条文，云云。
紧接着，蒋方又强调“雷案由军事审判是合理合法的”。乃至拉开一副老太太的裹脚布，大谈‘军事审判制度的沿革”，竟由“黄帝征蚩尤于束鹿”开始。
蒋方为了作“头头是道”状，还大谈其“军事审判与司法审判的比较研究”，说是蒋方如何如何“进步”，最后来个结论曰：
“雷案由军事审到，乃系依据法律所规定，无违于‘宪法’，适与惩抬叛乱条件、戒严法、戡乱时期肃谍条例，台湾省戒严时期军法机关自行审判或交法院审判案件划分办法等法令规定相符。所以现代之军法，能够维护军纪，增强战斗力，宏扬法治，保障人权……”总之是美得不得了，完整美好，大大胜过了美国的那一套。
那一日，庄莱德等以参观中研院古物为名，一窝蜂到达南港，由众人瞧热闹，庄与胡适单独会见，说：“多日未见，胡博士己经瘦了不少。”胡适道：“没有办法不瘦下去，他父子俩就像一剂泻药。”庄莱德苦笑道：“我和他俩私交不恶，但在这桩案子上无从插嘴，两人都替雷震戴上红帽子，”庄双手一摊：“我们毫无办法只好眼睁睁看雷先生进监牢去。而且他们这一次算是横了心，用一句中国话，我们是连水都泼不进了。”
胡适戚然道：“现今之计，只能从雷的安全动脑筋，我们不能使他免于牢狱之灾，但在保障他的生命，以后勿使他们把他发配火烧岛来说，我们不能放弃了。”庄莱德点头道：“这是真的，不过胡博士也不必太难过，因为我们获得的消息说，他们父子俩也很明白，再把这桩案子闹大，对他们就没便宜，因此雷震看来不会发配火烧岛，也不会把他干掉。”
胡适叹道：“你要知道这个：此案发生以后，不但反对党的事情胎死腹中，一般大专院校中的‘自由活动’，也受到了很大打击，影响所及，我们十几年的努力有了大挫折。”
庄莱德忽地问道：“我听说雷震参加国民党已经有三十七年，可曾遭到四次开除党籍，是否真有其事？”
胡适苦笑道：“关于这个，他自己有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他对国民党毫无幻想，宁可等着开除党籍的经过。”边说边把它翻了出来，把几段恩恩怨怨的东西，译给庄莱德参考。
庄莱德“哦”了一声道：“这样说起来，他们双方早就‘心照不宣’，老早在摊开底牌，吵个不休了，问题是有力的一面，只不过是不敢过早抓破脸而已。”
原来蒋介石却也干脆，一如传说中的韩复榘审案所说：“没到庭的站右边”那样，对办事人道：“雷震没有登记，也要开除！”这么着，雷震分明已非国民党党员，可也给“开除”了。
庄莱德闻说此事，不能不笑，胡适道：“这一段话，乃雷震被除名后所写，比较露骨。”念给他听道：“雷震说：我做了主十七年有半的国民党党员，对党虽无贡献，也未靠党吃饭。在党内始终是独来独往，未参加任何派系的活动。纵然无益于党，也无害于党。惟国民党把统治了二十多年的大陆搞丢了，我是国民党党员，而且当时还是中央监察委员，我是不能不负责任的。及到台湾之后，政治仍无进步，我又无力纠正。此次注销党籍，倒使我减轻了责任。故不无多少轻松之感。还有，因为保有党籍的关系，对于国民党的政策及其政府的施政批评，不无若干保留之处。人总是人，人总是感情的动物，对于自己现在参加的团体，不无若干偏爱之性。经‘注销党籍’后，对于政治的批评，倒可以少保留一些。惟今日忌讳实多，究仍不能畅所欲言，对许多问题，我们欲言而又中止，所谓‘话到口边留半句’，就是今日我们的心情。”
庄莱德沉吟道：“我们对国民党太熟识了，雷震一口咬定自己无党无派，或许没人相信，他应该说是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在声势上也就可以什么一些。”胡适苦笑道：“他所以这样说，无非是避免拖累人家罢了。他是湖州人，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同乡，有人曾视他为ＣＣ的一分子，当然，ＣＣ不可能有像雷一样的事件。但是雷的辩白也有好处，就是不再牵连他人。因为在国民党里看这么一种说法，就是指某某人为某某派系的‘门神’。意思是看起来门神的样子十分威武，贴在大门上面，望过去煞有介事，从外面看过去门神不但是属于这个派系，而且还是这个派系的头面人物，但是从里面来说，门神和他们完全没有关系，他不过是给贴在外面的。”
庄莱德笑道：“这很有趣。”可又叹道：“不过，他实在太露骨了，刚才你说的那一段，简直居高临下，把蒋他们当作下人对待了。”又问：“胡博士，你和《自由中国》的关系密切，这是大家知道的，可是我知而不详，今天可有机会请问了。”胡适作不胜感慨状道：“这个，我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说过：记得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我们几个人还在上海，那时感觉到这个形势演变下去，会把中国分成‘自由的’和‘被奴役的’两部分，所以我们不能不注意这一个‘自由’与‘奴役’的分野，同时更不能不注意到‘自由中国’这个名字。”胡适纵然不愿把美国幕后牵线有所透露，但庄莱德却非常自然地赞叹道：“人人都像你胡博士那样含蓄就好。”胡适苦笑道：
“我想，可能是我们几个最早用‘自由中国’这个名字的。后来几位朋友想到成立一个‘自由中国出版社’。当然并没有想要出杂志，只想出一点小册子。所以‘自由中国出版社”刚成立时，只出了些小册子性质的刊物。我于四月离开上海，搭威尔逊总统号到美国。在将要离开上海时，他们要一篇‘自由中国社’的宣言。后来我就在到檀香山途中，凭我想到的写了四条宗旨，寄回来给大家修改，但雷震先生他们都很客气，就用当初我在船上所拟的稿子，没有修改一个字。《自由中国》半月刊出版以后，每期都登载这四条宗旨。”
庄莱德笑道：“也就难怪他们在说，《自由中国》的主将是胡适，并非雷震。最多雷震是你的代言人罢了。”却又问：“据他们告诉我，你曾给毛泽东去过一封信，可是一直没有回信。当然，这只是随便说说的。”
胡适不胜欣喜道：“这封信回不回都是一样，我已预料到，毛泽东是不会写回信的，因为这和他的主张大不相同，他主张革命要用武力解决，我们则主张用议会政治，我当年那封信这样说：‘现在日本既已投降，中国共产党实在没有什么理由继续保持一个庞大的军队。中国共产党现在应该和英国工党的良好模范相媲美，工党没有自己的一兵一卒，但在最近一次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毫无疑义地能够在未来五年中掌握政权。我劝中共以此为标本。’”
庄莱德闻言失笑道：“胡博士这封信，在今天看，真的是费尽心机，非常努力。”可又苦笑：“如果毛泽东相信你的话，那今天的世界局势，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无奈你是如此聪明，他也一点不傻，贯穿着他的武装革命精神，直到如今。”正色道：“你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他的影响正在越来越大。”两人相顾无言，庄莱德透了口气搓搓手道：“今天我们须要设法挽回的，是反对党的建立。‘中国民主党’不怎么有希望了。连那本杂志的命运都很难说，何况一个政党？因此如何弥补这个大窟窿：胡博士可要花点精神了。”
胡适叹道：“今天再谈谈这些老问题，真是别有滋味，并不好受。就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那年，我就对国共两党有了非常明白的对策。对共产党，我请毛泽东解散八路军新四军，连一个字的回信也没有，对国民党，我请蒋介石参考美国政治的做法，来一个议会政治，可是他也并不感到兴趣。”
庄道：“原来胡博士在一九四五年就进行起反对党的工作来，在我已经印象不深，我只记得我们花钱，几位‘学者’出名出力，在当时的北平和上海等地，出了一些杂志什么的，其它已经记不得那么多了。”
胡适道：“但是我坚持我的主张，那就是自己决不参加，更加谈不上做反对党的负责人。那一年在重庆，蒋廷黻、罗敦伟、刘支龙、张广兴、毛彦文、仇亦山、凌舒谟等等，差不多一百多人吧？大家谈得差不多了，筹备正式成立，传说也就满天飞舞，也知道了，派人试探我的口气，我也只能说生平不欢喜会客，不欢喜宴客，我不是个组党的材料。再说今日之下，还有许多地方不适合组党。这么看拖到南京。”胡适想了想，说：
“再拖三年，一九四八，蒋忽然要我做总统，不管真假，他这着棋子下得很辣，意思说‘美国朋友不相信我，不喜欢我，你来吧’，可是当我还没有正式表示态度的时候，他的内部已经纷纷反对。他的内部派系很多，可是在反对我当总统这回事上，却取得了空前的态度一致，据说理由是如果这样‘美国势力’就会直接干预他们的政怡，而在‘民主自由’的标准下，他们的高官显爵，很可能全部受到影响，丢了乌纱，砸了饭碗，最后据说蒋也有了这种顾虑，因此对这建议也不再坚持，一拖，又是十几年啰！”
但在一般人看来，胡适组织“反对党”的意图并未消弭，而在十几年前的反对党、和十几年后的反对党人事有异，童心未变，还是胡适，这势必引起蒋家父子更大的惶恐，因此雷震虽倒，那个反对竟的阴魂却是未散，蒋经国要手下继续注意胡的动向，并且寻找他曾经说过、写过的东西中，有没有油水可捞。
明乎此，“打雷案”也就说明了它问题的本质，乃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为了各自利益而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永远无法缓和，无法解开这一矛盾，但是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又在尽可能压缩这一斗争的影响。
话说老小二蒋对雷震案认为已经定了案，判了刑，雷震也已投进监狱服刑，那《自由中国》半月刊也该偃旗息鼓，不料就在这时，突地消息传出，说《自由中国》半月刊将移香港出版，胡适已经委托左舜生等人主持其事，坚决反蒋。蒋经国闻讯颇为紧张，派出专人分头“遏阻”。雷震在狱中晤见宋英，宋英道：“你的事还没完，又一件事情可钻出来了，他们说胡先生托人在香港出版《自由中国》，昨天有好几个电话找我，都是不认识的，他们表面上是询问这件事，实则旨在恐吓，你有没有听到这个消息？”
雷震苦笑道：“事到如今，《自由中国》半月刊，不是我们雷家可以办得下去的了。你想，胡先生拍胸脯拍得砰砰响，这是以前，出事之后又如何？你不是没听他说过一句话吗？这就很明白，我的官司吃定了败仗，他不愿意为了我，为了这本半月刊，为了这个反对党和政府吵闹。他为什么不敢？也就是说，华盛顿对这件事顾虑太多，因此把我牺牲了！这几天我在这里反而有心情多想，因此想到了内中的奥妙，我的年纪不小，这辈子不一定能够活着出来，你们在外面，暂时不要活动，正像我刚才说的，活动无用。看华盛顿的态度只要看胡先生，胡先生不声不响也就是宣布了我的牢狱之灾，我不是给蒋某人判刑的，我其实是给华盛顿判了刑的。”
宋英见乃夫泪下似雨，忍不住尖声痛哭道：“这样说起来，我们找胡先生去。”雷道：“找他无用，他不愿意在我入狱前花功夫，他一定有很大的困难，此刻再动手，无论如何来不及，你不必再去，再去只会更糟。不过那半月刊移到香港出版，不管是否真假，你一百个不理。如果是真的，胡先生一定有所安排，我们已经帮不上忙；如果是假的，我们更加没有必要瞎起劲，因此总而言之，这件事不能问闻，由它去吧。”
与此同时，李万居也在接受访问，那英国记者道：“外面传说纷纭，不过都是环绕着《自由中国》半月刊将要在港出版的消息，有人说是胡博士主持，有人说是你主持的，究竞有无其事，大概在什么时候出版？”李万居苦笑道：“如有其事，那是发生在香港的事，我们都在台北，我们都不知道。如果是胡适先生主持的，他没对我说过，我不知道，你可以问他。如果是我主持的，我连做梦也没想到。你的问题，我也只能这祥答复你了。”那记者再问：“为什么胡博士不见客？”李万居不耐烦道：“这个问题你应该当面问胡适才是，一来我李某不能代表他，二来他也从来未对我谈起他的今后打算。你若一定要我回答，那我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与此同时，高玉树也接见了那个“安全局”的专员。来人道：“我们是一回生，两回熟。今天拜访你不为别的，为了听说香港要出版《自由中国》半月刊，这又是你们的老本行了，因此物地来看你，希望你告诉我们一些内情。例如谁在策划，谁在主持，经费何来，几时出版等等，我知道你是个够朋友的人，在台湾家大业大，并没有一家一当尽往美国搬，你是可以谈谈的。”
高玉树打了个哈哈道：“一上来，你老兄就没头没脑给我一大堆问题，老实说此事我一无所知。你说得对，我的一家一当在台湾，既然如此，怎么可能到香港办杂志？何况又是《自由中国》？我实在不想到台中去陪伴雷震，你们听错了，不是我。”
来人道：“那又是谁？难道胡适自己去？”高道：“我真的不知道。胡适这位先生，反对党中人对他的印象有了变化。以前当神佛似的敬他，现在有点‘怕’他。”来人笑道：“怕他干吗？”高道：“你们也该知道，雷案发生之后，胡适他做了些什么？他并没有大锣大鼓为雷震说好话，碰到钉子之后，他只顾撇清他自己，什么他反对写文章不具名啦，诸如此类，并没有真正为这里那批人奔走帮忙，因此这边的朋友们，对他很是失望，宋英也有同感，可是有什么办法？人家有地位，有‘国际信誉’，我们惹不起他，也不能勉强他，因此大家对他已经没什么来往。”又道：
“再说我不是办报办杂志的料，这些外行生意，我不会冒险。你们别多心，我真的一点风声也没听到。”来人再问，也无结果，知道此事与高无关，也就另外找人打听去也。
与此同时，胡适也感到有些异样。那一日赴宴归来，江冬秀对她丈夫说道：“研究院有好几个人来问，你是不是要在香港出版《自由中国》，这几天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打听，看来有人在打你的主意。”胡适又气又急，跌坐在沙发里道：“也真奇怪，这几天真是这样，刚才人家请客，也有好几个人提到这件事，他们把我看得太笨了，我无论如何怎样想出口气，也不会跑到香港搞杂志，何况又是这本《自由中国》？”这当儿钱思亮来到南港，也是为了这件事，问胡适可曾估计过：这是怎么回事？
胡适皱眉道：“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他们有所闻，很着急，总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才喜欢舞文弄墨，想不到我早已有所感、有所警惕，我才不会做大傻瓜的。”
胡适可又苦笑道：“人难做，难做人，真太对了。人难做，说的是在这里宣传民主自由，人人以为这是我胡某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姓雷的帐固然算在我的头上，姓张姓李的任何‘自由民主’活动，也都算在我的帐上。”他希望人们为他推卸反蒋反共的反华责任，便道：
“可是人们显然忘记了这一事实：蒋‘总统’也在高喊‘自由民主’，为什么一碰到这四个字，就联想到我头上来，好像这是我的注册商标似的。”又道：
“人难做呢？你们明白，形势是微妙的，一方面，有人要民主自由；另方面，有人要独裁专制，这就有了磨擦。我，当然站在‘自由民主’这一边，好，现在出了问题，出了问题之后，大家希望我出面，可是我怎么个出面法？人家飞的是红帽子，而且还有人证物证。就是美国总统要开口，也不能不让人家反共吧？你们想想，我的困难有多大！”停了片刻，又长叹一声，接着说道：
“公要馄饨婆要面，我的这个角色可不好演！一方面视我为眼中钉，另方面说我不够义气，雷震判了十年，我没有尽力援救，还有人打电话来，说我对不起这个那个的，我反问他应该怎样做才能使大家满意，对方可是已经收线。”
江冬秀道：“理他们作甚？”钱思亮也苦笑道：“处境真的很难。”胡适道：“这还不够，那些反对党中人，还给我写过信，等于正面指责。”江问：“是谁？”胡摇手道：“这个不管它，反正有人这样做就是了。我不能埋怨他们，因为他们的心情我太理解，不过这种情绪发展下去，对我显然不利。右手在压我，左手也在压我，我变成了夹心饼、三明治。”说完发怔，正襟危坐，久久无言。
江冬秀劝道：“宰相肚里好撑船，左手也罢，右手也罢，别太伤脑筋了，这对你身体健康不利。”钱思亮也插嘴劝了几句：“这个世界已经够复杂的了，这个小地方可是越来越复杂，我们真的要格外冷静才是。有些人冷言冷语由它去吧。”胡适透过一口气来，沮丧地说：“今后，看来，我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要特别小心了。我本来已够小心，想不到还会落得这般地步，连反对党的朋友都冰怎么相信我了，这就不好。他们大都是本地人，如果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去，那我花这么多年的气力，岂不是白费。”他打了个冷战：“甚至是负数。”
拖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廿五，料峭春寒，细雨霏霏，这气氛使胡适很不痛快，起得床来，长吁短叹，江冬秀劝道：“今天你还要主持一个大会，看开点吧。”胡适凄然长叹一声道：“我看得开没有用，人家看不开，我也只能把老命送进去了。”江冬秀明白，所谓“人家看不开”，指的是美方恶蒋与日俱增，蒋方防美变本加厉，而胡夹在中间。倒蒋他有信心，但蒋倒之后，美国势力能否回到大陆，那就毫无信心。倒蒋如摧枯拉朽，尚且如此费劲。其它的不必提了，而岁月无情，胡适已经感到疲备困顿，加上雷案的打击，使他的“金字招牌”失信于“反对党同仁”，乃至失信于更多的“拥护者”，黯然无光，度日似年，心情恶劣，难以言喻。
江冬秀照料他吃过早点，劝道：“别再想到那些无聊的恐吓电话恐吓信，他们不敢怎么样的。”胡道：“我想的不是这些，而是在今天的大会上，我要结结实实骂蒋一通！叫他知道我的厉害！”说罢默然，苦苦思索他的“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和院士选举大会”的演讲辞了。
那一日，南港“中研院蔡元培馆”打扮了一下，九点多，十八名“院士”到齐，先进行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的“院士选举”，候选人十三名，梅贻琦、任之荣、柏实义、程毓淮、李景均、何廉、陈槃等七人当选。
接着胡适作了个简单报告，说这次院士会议，出席者本地十四位，海外四位，共有十八位，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中研院”的院士原有四十一人，自王宠惠死后，只剩四十人，这次尚有二十二名未能回台。这个会本来每年开一次，因为他的身体太差，以后每两年开一次云云，扯了几句，由凌鸿勋及李济代表在台“院士”讲话，吴大猷代表海外“院士”致词，至此胡适举行欢迎新院士酒会，正式演讲道：
“我今天兴奋极了，愿意呼吁海外回国院士，到立法院、监察院、省议会去看看。”众“院士”与来宾莫不奇怪，“这些腐败到透顶的机关有什么可看的？这三个机关之中，虽然有人胆敢批评蒋家父子。可是又能‘看’出个什么名堂来呢？”台上胡适在说：
“看什么呢？去看看‘自由中国’真正在享受着言论自由！”众人会意；莫不苦笑。胡道：“还有很多报纸杂志，也都有言论自由，特别是对于我，正在有很多出版物向我围剿，可是我不在乎，因为这是言论自由！我受了四十一年的攻击，没什么可怕的，我只知道这是言论自由！”音调骤变，众人骇然。
胡适音调更尖，其声凄厉，越说越激昂，但对蒋介石统治下的“言论自由极多”越来越“恭维”，说他讽刺犹嫌不够，说他谩骂可尽是好听的，如此“善颂善祷”，把众人听呆了。待气喘已定下得讲台，酒会开始，气氛才稍级和。于是人们一个个和胡握手道贺，坐下来拉索扯西时，消息传来，美方对“自由中国”的“经援”决计中止，“军援”仍在七折八扣之中，并且还没“发”完上个年度，因此蒋介石此刻正在暴跳似雷，认为美方刚刚到达的复函，简直在“要他的老命，掘他的祖坟！”
胡适闻言心头一宽，喜形于色，却又不便叫好，就在酒会的长桌上举杯请饮道：“今天如此盛况，却是少有，不过会散之后，你们诸公也该到南港来走走，别让我胡适好像做了个小土地庙里的泥菩萨才好。”弦外之意是众人顾虑太多，不敢找他。众人无言，胡适可又越想越气，却一脸笑容道：“刚才有人说，美国对‘自由中国’的援助不但没有增加，而且正在减少，甚至中止，这太不对了，‘自由中国’的‘自由’之多，大家都增经历过，或者将要碰上，譬如我，我受到各方英雄好汉的围攻，当局既不管，我自己也不理，这不是百分之百言论自由的最好证据吗？”
胡适忽地气极而笑，凄呼道：“大家可以在盟友前作证，‘自由中国’应予援助，也就等于援助了自由民主，‘拿证据来！’我自己就是证据。”还想狠狠地挖苦几句，忽地天昏地转，心里难受，面部抽搐，边上的人一把没扶住，胡博士仰面例地，酒会于是大乱，各方人马群往探视，有的希望他醒过来，有的希望他死了算，可是胡博士终于再也到不了岸，走完了他最后的一步。
草山上的蒋介石犹不知情，还在为美方的还击惊惶愤懑，不知所措，在他儿子面前大跳其脚，一口咬定这是“打雷”的必然后果，他早在估计之中，但来势凶险，“毫无还价”，却又出他意料之外。正痛骂间，闻报胡适忧愤交集，心脏病发，业已暴卒，此刻停尸南港，江冬秀正在拉住了他冰冷的手嚎晦痛哭，蒋介石闻报却无喜色，更增忧戚。他知道，死了一个胡适并不等于“天下太平”，有如抓了一个孙立人并不等于“四海无波”一样，他凝视草山，迷迷惘惘，双脚虚软。跌坐沙发，远处传来号兵呜咽练号之声，凄凉颇栗，有如为美蒋的末日举丧。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集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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