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话说就在庄莱德一伙人在为雷震案分析来分析去，毫无办法为他们的“忠贞之士”解救出狱，大为伤感的时候，蒋介石也在找张群“共进晚餐”，作畅谈状。面对群山，万籁皆寂，张群道：“本来，我也想找‘总统’说一件事。”蒋道：“好极。”张道：“那一天，我听粮食局长李某说，‘一旦反攻开始，可以立即提供三十万吨食米，以充军粮’，听得我很不舒服，想起一个故事来。”蒋道：“很好。”张道：“南北朝时期，宋国大将檀道济北伐魏国，军至历城，从资运竭，乃还。时人降魏者，具言粮食已罄。道济夤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散在上，及旦，魏军谓资粮有余，遂不复追。事见‘南史’，这和诸葛亮的空城计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掩饰缺兵，一个掩饰缺粮，在兵法上是虚虚实实，确是妙用。”蒋道：“说得是。”张道：“但是，兵法不同于粮政，兵不厌诈，粮政却是硬绷绷的东西。”
蒋介石吓了一跳，问：“你说的是，我们不能反攻，为的是没有军粮？”张道：“反攻问题牵涉到美国、牵涉到世界，是一回事。今天我们的粮政不行，又是一回事。台湾是有米，可是近年来人口大增，耕地反而日缩，粮食供求早就有了问题，我去过乡下，目睹乡下人绝无可能人人吃米，更谈不上天天有米吃！这些年来天灾频繁，粮食局长大叫没问题，可是稻禾损耗，耕地流失，有目共睹，粮价波动竟然每次都是由官价配给的配售米带头，实在危险！因此这个粮政局长，我看大有问题。”
蒋介石久久无言，半晌叹道：“究竟是老弟兄，你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以为我不知道么？我知道的比你更加详细！经国派政工队到离岛工作，自己带着锅灶白米去，在那边变成了魔术表演，原来不少岛上的人，根本没见过大米，更加没见过煮饭。”蒋介石叹道：“可是你明白，这个局长是不倒翁，从陈仪到现在，省的负责人换了好几个，从来没换过这个局长，关键就在这里，他是本省人，米不够吃？找他！米有问题？找他，你当然懂得我的意思了？”
张群闻言，冷汗一身，暗忖，“我自以为是头老狐狸，却还比不上他有‘道行’。”当下听蒋说道：“米的问题，还不怎么着急，本省人大都吃惯了番薯干，可以熬一个时期，只是雷震案，反证了美方有些人容我不得，你我老弟兄，可听说有什么不利我们的说法？此事一度把你牵连，我已把办事的人痛骂一顿，事也过去，不必介意。”张群强笑道：“我也说不上什么。追随几十年，我一切都不计较，只是雷震，我在从南京来台湾之前，曾约他吃过一顿饭，印象倒是蛮深的。”
原来一九四九年元旦那天，蒋介石为了争取喘息和麻痹人民，发动了一个“和平攻势”，曾经连篇累牍地表示自己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但不过一个月有零，到二月上旬，“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那一小撮“英雄好汉”，忽然又大弹其“和共产党周旋到底”的老调，而什么“和平”的曲子突地低落。蒋介石发出“特别宣传指示”，大叫“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诸如此类，半个月前蒋方如丧考妣地急于谈判的神气全部消失。在这过程中，雷震曾在南京《中央日报》等发表反对和谈的言论，文字刊出第二天，张群就邀雷吃饭，在座的还有张群及其次女、陈博生、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张治中毫不客气，板起面孔，问雷震何以要同蒋介石唱对台？问他是不是比蒋还要“权威”，以为这一仗还能继续？雷展困窘地说，这是他个人的自由，他有权利发表他反对和谈的意见。气氛当然很僵，张群调解说：“在座都是老国民党，我们明白‘政府’为什么要和谈，而且恨不得马上进行，必然有它的理由，至于谈得成谈不成，可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正在盼望和谈时，公开强烈反对，只能替‘政府’增加麻烦。”
张治中又道：“外面传说，有人不希望在这时候和谈，而要等到共军攻下南京之后，‘政府’中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他们才出面代表‘政府’和中共谈判，而由华盛顿作为后台。”话未完雷震以掌击桌道：“那你怎么可以道听途说，当面骂人？”张治中道：“如果不是说你，你又何必生那么大的气？”两人也就剑拔弩张起来，可笑张群的次女分明已是个成人，却吓得当众嚎陶大哭，邵力子于是哄她，张群也就向雷摊牌道：“今天我们聚聚，无非是为了这个局面不行了，单是靠我们的力量，绝对拖不下去，因此就要和谈，一面放出空气和谈，一面另作准备，老实说这在我们自己来说，这不过是个公开秘密，可是，”他对雷震道：“你老弟却在《中央日报》唱对台戏，不提内容，就时间来说，好像是早了一些。因此在这紧要关头，希望老弟步伐一致。”
雷震明白这是老蒋的语气，也就不再纠缠，这顿饭也就不欢而散。张群把这件事对蒋说了，又道。“那年三月底，雷震在台北也曾发表过同样内容的反和谈文章，仔细想想，未尝完全没有道理。”蒋介石便问：“那他到底反些什么？”
张群告诉蒋，他曾见过雷震的自辩，说他到得台湾，就在“东南长官公署”任政务委员，当时为了防守台湾，在“台湾防卫司令部”中成立了一个有关材料动员的机构，雷奉派兼任主委，当时的省府秘书长浦薛凤与防卫总司令孙立人为副主委，委员十余人中，尹仲容也是其中之一。但防卫工事经费无着，几个人搜索枯肠，“发明”了税捐附加“防卫捐”，就是雷震任该机构主委的“德政”。这项捐税原来以三个月为限，结果直到如今还没取消。雷震一方面用这个例子暗示他对蒋的“耿耿忠心”，同时说明他为蒋搜刮了很多的钱，“反共”反到如此地步，怎能戴一顶红帽子？
不仅此也，就在上海解放以前，雷震是汤恩伯的重要助手。那当儿谷正纲与方治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委员，雷则是汤恩伯特聘的顾问，他和谷、方二人时常为“保卫上海’日以继夜地考虑问题，时常精疲力尽地各自归去。遁台后，有一次陈诚以台省主席身份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对他们三个大为捧场，要与会者向他们三个“看齐”，说他们“每逢‘国家’在极端危险之际总是挺身而出”，于是有些报纸就肉麻当有趣地说他们是“三剑客”，而雷震也肉麻当有趣地把这件事提了出来，说明他是个“反共”反到入骨的“好汉”。
且有甚者，雷震认为他的“反共’，使汤恩伯视为知己。一九四九年八月，汤恩伯这个“宝贝”正防守厦门，曾派人邀雷、方二人前往参加“金厦保卫战”，雷以顾问名义主持厦门地方“经济作战”和劳军各项工作。九月间两人又到广州，再飞重庆找蒋报告金厦防卫情形，不久蒋到厦门，对雷震等人“奖励有加”。十月十五日厦门解放，雷震几乎被俘，拖到深夜两点钟才混下小船再上兵舰，逃往金门，十八日始乘轮到达高雄，认为“反共”反到如此出力，根本与红帽子无关。
更有丑表功者，那是一九五一年底，为了打击香港的第三势力，雷奉命和洪兰友曾赴香港活动，两个“媒婆”回台后各有一套，而雷给蒋的报告长达十七页，雷认为这是他“反共信念和反共工作努力”的证据，但无论他怎样“努力反共”，却给扣上了一个“涉嫌叛乱”的罪名，并且把刘子英自白书中的一句话，作为雷震犯了叛乱罪的根据，说是刘在一九五○年夏天“密将奉派来台向雷面报，而雷告以治安机关查办甚严，嘱勿声张”云云，这一段雷震大叫冤枉。
张群向蒋转述雷震的官辩说，就在刘子英到台湾的时候，正是雷震为“防卫台湾”的工事构筑问题十分卖力的时候，同时也是蒋介石自己对雷“赞佩有加”的时候，而且正在这个时候，雷震还在《自由中国》上撰文强调“我们要以工作对付工作，从工作上对付共产党，以工作来打击共产党，以行动表现决心，以成绩争取同情。今后对工作上的问题，要以说服沟通思想，以实践取得信任”。雷震认为像他那样一个死硬反共者，竟然会戴上一顶红帽子，实在不可思议。特别是刘子英的自白式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写出来的？为什么不准他和刘子英在法庭上当面对质？甚至不准他的律师到狱中探询刘子英？一切一切，都使他感到不可思议。
蒋介石在心头暗笑，佯叹道：“在这种乱糟糟的时光，有雷震这种案子发生，看来一点不稀奇。办案的人怨气冲天，恨不得把他枪毙，我不赞成。”蒋介石道：“我要他们慎重处理，也提出了一些相反的看法，但是他们好像有很多道理似的，譬如说，假使雷震是反共的，为什么一向受到邵力子夫妇的倚重？”张群笑道：“其实这很简单，民国廿七年六月底，雷震到参政会任特务秘书兼议事组长，后来邵力子由副秘书长升为秘书长，雷震也升了。”
蒋“嗯”了一声，张道：“雷震升任为副秘书长仍兼议事组组长，这是递升，而非邵的倚重。”蒋道：“那他担保刘子英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张苦笑道：‘据雷震自己说，刘子英当年什么时候参加参政会工作，他记不起来了，时间很久，地点又在重庆，人去人来，老实说很难记住。尤其是刘子英是干会计的，属总务组，雷震不大熟，至于他到台湾找雷担保一节，按规定必须两个人担保，雷震因为老同事的关系签了字，另一个是谁他已忘掉，因为这种保证书他签得太多了，于情于理，他说他没有办法拒绝。而且还有一点，雷震说正因为他保的人太多了，治安机关也曾提醒过他，因此三十九年（一九五○年）他到香港对付第三势力时，曾经把所有的保证全都退了，从法律观点来说，雷震早已解除了保人的责任。至于以后他给刘子英介绍工作等等，完全是为了刘子英写得一手好字，人又能干，但是没有办法，因此他必须为他介绍工作。就这样，雷震说他挨了重重的一棒，说他们两人之间是‘深相结纳，引为心腹’，简直不明事理，而且他还有更加厉害的驳斥。”蒋闻言一怔。
雷震自辩的是：有关刘子英所说在他书房里交代了些什么，雷认为即使在目前，他还没有理由相信刘是间谍，否则他不可能为他找工作。特别是刘子英的自白书是在什么情形下写的？雷震一无所知，可是这一点对他的案子关系太大，他还要求能和刘当面对质，此其一。其次，根据起诉书上所说，刘子英那次和他谈天属于密谈，而“两人的谈话只有他知我知，天知地知”，为什么蒋方非要根据他的片面之词来否定雷的话，而不能根据他的话去否定刘的话？雷认为不能理解，此其二。还有，起诉书上说：“按共同被告不利于己之陈述得将为证据，最高法院三十八年德特复字第二九号著有判例”，雷认为这个判例用得不对，假定刘子英真是间谍，他供称已告诉了雷，并且得到了雷的掩护，这一陈述并非刘“不利于已的陈述”。既非“不利于己的陈述”，就不能据此来定共同被告的罪，雷自言他是学法律的，要求审判官特别注意。诸如此类，张群转弯抹角说到这里，试探道：“这桩案子，到这里为止了，大体上也告一段落，我不可能为他做说客，那万万不可以的，不过反正已经判罪，用‘总统’的名义稍为减他几年，相信对各方都好。”
蒋介石暗忖：“既说不做说客，又说减几年刑，你也未免太精了。”便叹道：“我一切不曾详细过问，如果大家认为十年太重，可以要他们酌量减刑，不过，这件事闹了个天下知闻，老实说我也不大高兴。至于雷震本人，他们说当台湾海峡炮战的时候，也曾公开撰文和共党和谈，这个嘛，也未免过分目中无人。”
张群笑道：“我无意搬弄嘴舌，只是关于这一点，外面传说很多，雷震自己也说过，他说他‘想不出有那一篇文章，可以被曲解到这种地步。其它罪名尚可在文章中断章取义，面这一罪名，即令用断章取义的手法，也不能自圆其说，这是绝对诬陷，还谈不上是莫须有’。”蒋故作诧异道：“真有其事？”张道：
“我们那边，也有几个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把《自由中国》有问题的几十篇文章都逐字逐句仔细看过了，的的确确没有主张和共党和谈的文字。”蒋介石沉吟道：“那他们太开玩笑了，这样重大的事情，白纸上既无黑字，怎么可以随便乱说？”张群生怕开罪小蒋，忙说：“这些都已过去了。”
突地蒋介石出起题目来道：“据你看来，雷震的罪名大致没有错吧？一共有几项？我已经记不得那么多了。”张群硬着头皮答道：“此事给军事法庭慎重审判，当无差错。他的几项罪名，在于妄指政府‘反攻大陆’之政策与号召，为自欺欺人，自误误人之词，散布悲观无望之论调，意图瓦解‘反共抗俄’之斗志，”张群一笑：“这是起诉书上的措词。还有，便是态意渲染军中有官兵互相猜忌与长期抑郁现象，以打击士气。又有：公然要求美国干涉内政，此外便是所谓主张与共党和谈了。”
蒋介石道：“此事已成过去，此刻我们两人在这里说这件事，可能他们办事的人，把那张弓拉得太紧张了些，相骂无好话，他们对雷震的起诉，有些地方可能是过火了些。可是雷震出我们的洋相，也真的很是到家，难怪下面的人光火。我也曾经看过几篇他们的东西，有些是连我们的年纪都没法忍耐的。譬如反攻无望论，岳军兄你说，就是无望罢，也该给我留点面子，吵什么？又说军人待遇太苦，生活困难，内心苦闷，十分严重，因此军人自杀案件时有所闻，军官眷属，因为生活困难而当下女的一天多似一天。言下之意，军官女眷如此，再低一等的不是当娼妓了吗？事实上是如此，我也知道，可是你说出来千什么？岂不是往我脸上抹屎？岳军兄想想，雷震无论怎么解释，怎么可能逃得掉煽动军心，破坏士气的罪名全而且他这样做究竟目的何在？除了共产党，还有谁愿意看见我们的这种窘态？因此我给庄莱德大使去过一封信，告诉他外面有人造谣，说雷震案是为了对付美国，现在我用事实证明，这是对付共产党而不是对付美国，于是他们也就没什么话说。”
张群闻言打了个冷战，暗忖老蒋的“道行”，确乎比自己深了一些，先发制人，堵住了美国人的嘴，这场官司也就使他们插不下手。便道：“诚如‘总统’所说，此事已成过去，我们但求平平静静过去就是了。”蒋道：“那也不然，我们希望如此，人家不一定答应，昨天美国方面有人来信，说雷案在那边反应不佳，白宫中有人在骂我们的山门，意思是要我们小心。因此我就让办案小组加倍谨慎。”下面几句他可没说出来，那是蒋、宋、孔、陈几家在美国的投机倒把买卖，例如地产物业股票市场等等，忽地碰上风浪，事出仓卒，孔祥熙怀疑是一种报复。
那边厢，筹备“中国民主党”的高玉树、李万居、夏涛声、齐世英、王地、郭雨新、黄玉娇、谢汉儒、许世贤、杨毓滋、李赐卿等十人，明知“反对党”已无希望，那一日集中在和平东路二段《自由中国》社内商议一阵，决往青岛东路警备总部监牢探望雷震。高玉树道：“前天，雷太太来电话，问我有没有胆子探监，这句话显然大有文章，她说她丈夫代表我们坐牢，我们应该如何如何，话很难听，我不准备转述了。我就告诉她，我们十几个人并没有忘记老雷，只是有所不便，我们集体去探过监，也曾集体撞过钉子，雷太太是知道的。如今一审再审，一判再判，案子看来已定，看来不致吃闭门羹了，因此请大家一齐探监。”说罢携带了苹果、凤梨酥等物出发，到得那边，一一登记，送雷食物一一检查，却只准派三个代表与雷相见。
高玉树、李万居、夏涛声三人当下随狱卒前往客厅，雷震迅即出见，隔着一道木栏杆，无从握手，相顾惨然。高玉树等问候过后，雷震道：“此案如此冤枉，我十年坐完，不知道是个什么局面了！”却道：“我当然不想冤冤枉柱坐下去，不知道‘中国民主党’方面曾否延聘律师，为我上诉？”
李万居低声说：“这个党根本不准成立，因此它还没有合法地位，未便延请律师。”雷道：“但是我们曾经召开过几次筹备会议，报上也刊登过新闻，按理是可以的。”夏涛声的声音更低，说：“别说用中国民主党的名义了，即使你自己的辩护律师梁肃戎。他的监察委员纱帽看来都会不保。”雷咬牙道：“这算什么自由民主！”高玉树瞅一眼周围的狱卒，强笑道：
“关于这桩案子，现在真是世界轰动了。我们当然还要尽力而为。”雷震见众人谈吐之间，压根儿没有为他“出头”的决心，已经明白此事已无减刑可能，当下老泪纵横，却苦笑道：“我这几天也很明白，看来我要做一个‘民主烈士’了，如果非坐十年不可，在这期内如果年老体弱，瘐死狱中，你们几位也得和我主持主持正义，否则这个‘自由中国’，眼看要随着我们的《自由中国》关门而关门了！”众人闻言大惊，没人胆敢接嘴，听雷震道：“我最不甘心的，是给我一顶红帽子，我们反共抗俄几十年，到头来要我这样不明不白，冤冤枉枉地受这份罪，我死不瞑目，我一定要反对，我可以坐牢。但是决不能在我头上扣一顶红帽子，那太不伦不类！”
蒋介石那一帮，也并非不知道这顶帽子戴在雷震头上确乎不伦不类，无奈除了祭起这件“法宝”，已无其它办法，而《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发起人与撰稿人之一、台湾的一名教授殷海光，针对这些情形，也就开了口。他说自从雷震和他“主办了令人喜爱同时也令人厌憎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以来，耳边时常有人说。雷震是一个失意的官僚政客，跟他在一起搞什么？照我看来，他不止是一个‘官僚政客’，而且简直是一个‘最愚蠢的官僚政客’！”为什么呢？殷海光认为在雷的面前，摆着两条可以选择的道路，第一条是“照美国时代周刊和台湾时与潮杂志所载，雷震在二十岁时就加入国民党，后来‘官运亨通’，一直做到‘朝廷命官’，奉命连络四方，在政局动荡之秋他尽力之所及，为在朝党立过功劳。来台后他如利用这个历史，他也不难做起特字号的官儿，锦衣玉食，扬扬自得。第二条路是，”殷海光认为：
“雷震坚持他的‘民主宪政’主张，不肯放弃批评，而且硬要组织一个新的政党。结果十几年来，他由被开除党籍，而被削掉‘国策顾问’的纱帽，又遭治安机构看守大门，而被阻浇印刷，而因陈案被控，终至因‘叛乱罪嫌’而身陷囹圄。”雷震不走第一条路而走第二条，因此他是“最愚蠢的官僚政客”。
事情很明显，殷海光是在企图为雷作“尽人事”的解围，一口咬定雷震的入狱与反对党有关，抓他是蒋方“对新党‘打蛇打头’的行动，我怎样也想不出这项行动有什么必要，怎样也想不出雷震等创建新党有什么‘危险’可言。”殷海光认为：“无论是‘造反’也好，或者是‘革命’也好，必须许多条件辐凑在一起才能成功。第一是人的素质，第二是社会基础，第三是国际背景。关于人的素质，搞‘革命’必须要有搞‘革命’的人，怎样的人才是搞‘革命’的人呢？搞‘革命’的人在思想和情调方面有浪漫的和理想的趋向，前者就是反传统反古典反权威的趋向，他们无视于既成的政教、典章和制度。后者就是超越现实的一切，而一心迷醉于理想王国之降临。具有这两种趋向的人多半是青年，或者是受到阻抑或挫折的人，或无恒心、恒产、恒业的人。”
殷海光乱扯了一阵之后，立刻为雷震洗刷，认为他不是个“造反”或“革命”之人，他说他已年逾花甲，活到六十多岁才搞“革命”，有如一个独身主义的女子到六十多岁忽然要嫁人一样，他认为不大可能。
蒋方相当注意殷海光的调调儿，因为在雷震等人纷纷入狱时，他居然胆敢露面，这件事本身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他们见殷海光为雷震辩护，认为一个六十开外的女人不可能兴出嫁之想，可又加个尾巴道：“这样的事情也不能说没有，但总有点令人发生‘姗姗其来迟’之感罢！”看在蒋家父子等人眼里，似乎是在为雷震可惜：“你这个反对党，搞得太迟了些。”
殷海光为反对党及其发起人逐个解释，有道：“根据十几年来和雷震接触所得印象而论，他在政治思想方面是一位十足的‘顽固而坚持的宪政主义’者。在他身上很难找得出一点浪漫气氛和太多的理想倾向。六十岁以上的人之不太有这些成素，毋宁是一件自然而不足怪的现象。我常常觉得他太注意一件一件的琐事，他和我这样的人之思想，除了都赞同民主自由以外，距离是很遥远的。我认为他‘太现实’一点。而且无论他口里怎样不满意国民党，尽管这十几年来他已有了不少的改变和进步，同时他和新牌国民党人很不相同，可是，我看来看去，无论在基本的思想形态，行为模式，和待人接物的习惯上，他和老牌国民党人并没有根本的差别。以这么样的一个人，那里造得起反？那里会搞‘革命’？有什么‘危险少可言？’”
接着，殷海光道：“上面所说的，同样可以应用到我所知道的从事创建新党的若干领导人物，比如说李万居罢，他是那样沉静持重，富于理性。高玉树呢？他为人机智，反应灵敏。我们与其说他是一个旧式的政治活动家，不如说他是一位美台合璧的企业家。郭雨新则‘面团团富家翁’，一看就使人觉得可以信赖。夏涛声满脑袋的‘国家民族’思想，一心为‘民主’政治献身。齐世英心思缜密，富正义感，而无激越之情。总而言之，这些位都是中年以上的人，都深晓利害，都熟谙世情，且都有身家之累，这样的一些人物，怎会‘造反’，怎么‘搞革命’？”
蒋家父子心中明白，殷海光所以如此一一点名道姓“评价”主要为的是担心那几个反对党“领导人物”也步雷震后尘，再看殷海光分析台湾的“社会基础”，说是小朝廷的“社会层界可以三分，在这三个层界中，新党比较有希望植根于其上的有两个，一是农民，另一是中小资产阶层。”殷海光却又认为“农民底政治感觉比较迟钝，他们主要的努力是糊口，生小孩，有闲暇的时候听歌仔。”
殷海光认为台湾“农民的政治欲望是很低的，他们只希望他们认为公正的人士出来为他们谋福利，如此而已，在台湾有势力的是近十几年来新兴的中小资产阶层。这一阶层的人的政治欲望，在消极方面是求减少苛扰，在积极方面是希望有他们选举出来的县市长或议员们替他们保证既得利益，或更进而开拓利益。这个阶层的政治胃口，多半于中下层民意代表或首长之选举。根据农民和中小资产阶层的政治欲望来观察，在基本上是现实的、直接的、事务性的而非原则性的。新党的社会基础主要在这两个层界之上。而这两个层界的基本政治要求不过如此，所以怎么会搞‘革命’？怎么值得这样紧张？”
殷海光扯了一阵所谓台湾的“社会基础”，在他是旨在援雷，在蒋却大有所“感”，感到不论殷某背景如何，不论殷某对台湾的“社会基础”研究是否到家，反正胆敢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也就说明他是个有来头的角色了。也就注意起他的那一套来，只见殷海光在为雷案继续辩护道：“看国际背景，中国近几十年来闹‘造反’或搞‘革命’都是有背景的。在中国，凡无重大国际背景的政治集团，一概不能掌握政权。新党有否国际背景？显然没有！”
事情非常明显，殷海光在和蒋方“白刃相见”了，他何以“吃了狮子心老虎胆”？对方则有如吃了萤火虫一般，见他为反对党辩道：“美国怎样？美国的意向是非常明白地摆在那里的：美国已经觉得横跨海峡的‘中国问题’非常麻烦。他们对于这个地区的态度，是希望在和平安定之中逐渐作一民主的转变。因此，如果有一个新的政党起来发挥这一种作用，那么他们自然是欣喜之不暇。然而，如果因此引起骚乱，把一锅粥打翻了，那么他们会认为不合他们的策略希望。任何国家的政府决无直接或间接奖励别国内部任何政党从事与其政策希望相违的活动之理。基于这项考虑，新党能而且只能从事和平合法的奋斗，决不可能‘造反，或搞‘革命’的，既然如此，有什么不可容忍的？”殷海光自以为头头是道，干净利落，没料到他的辩护恰巧是美国对台局的“夫子自道”，殷海光不作辩护，某些人还搞不清雷案究竟有些什么花招？给他辩护之后，几乎人人都恍然大悟：雷案确乎是美蒋一场大战，美方固然吃了个“哑巴亏”，蒋方“赢”得也很“辛苦”。
蒋方密切注意殷海光的争辩，听他这样说：“依据上面的解释，我们知道，即将成立的新党，无论在人的素质上和社会基础上，以及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上，都先天地决定着它不是一个‘革命党’，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主党’。这样的一个政党有什么作用呢？这样的一个政党的作用有二：第一，她可作‘中国’民主政治的产婆；第二，她可作‘自由中国’政治机能里的调节器。”
殷海光分明已经跳了出来，俨然新党的又一发言人了。他又把胡适的“恩师”杜威抬将出来道：“杜威说：‘民主必须代代更新’，‘中国人民’渴望民主已经半个世纪了。然而，民主依然在难产之中。雷震先生之失去身体的自由是一个风标，这个风标告诉我们，‘中国’要真正民主化，是一件尚待大家十分努力的事业。民主的真正基础在人身自由。如果你的身体暴露在一个毫无约束的权力之下，随时可以因莫须有的借口而失去有由，那么所谓‘民主’，究竟挂在那棵树上呢？”分明在指着老蒋的鼻子骂人。
殷海光又道：“近若干年来，有些人士把台湾的光景看成‘安定’的局面，我非常抱歉，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这种看法不合实情，台湾的光景只是花费了极高的代价所换得的‘表面平静’而已。”
这一拳打得不轻，蒋家父子咬牙再看殷海光的反击道：“近十几年来，台湾的社会活动，除了吃喝玩乐以外，一切都置于自上而下的强力控制之下，一切非来自控制者的活动，都在怀疑和禁止之列，因此，社会正常发展的生机都窒息和扼杀了。长此以往，结果不堪设想！针对这种可悲情形，‘自由中国’需要一部政治的调节器。有了这部调节器之调节，社会各方面的机能才得以正常的发展。即将成立的新党，正好发挥这一积极性功能。当然，她更可能给人一个有希望的远景。”
蒋经国冷笑道：“这几段东西，再清楚也没有的了，既然说不是革命的、不是造反的，那它怎可能带来有希望的远景？而且，此案已定，他还来一个‘即将出现的反对党’念念不忘，比反对党中的筹备委员还要热心，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分明是在为高玉树、李万居、夏涛声他们打气，要他们不管雷震是否恢复自由，反对党可要继续成立，殷海光好大的胆子，竟然公开挑战，把他抓了，看看我们的颜色！”
当然，那只是“气话”，蒋家父子还不敢马上把殷海光逮捕，直到一九六九年殷海光在台死去，他只是“台湾大监狱”中的一名囚犯，还没有正式入狱，可见蒋对美方的顾虑很大，而“打雷”案的主要意图也就在于击破反对党。
殷海光在那篇为雷震辩护的东西里，尾巴上来了这么一段道：“无疑，雷震先生是这样的一个新党之催生医师。他为了这个新党之出世，他为了实现‘民主宪政’的梦，牺牲了唾手可得的富贵荣华，而陷身莫测的疑害。我绝不愿为一时一地的是非而辩论。自古至今，该有多少人为了科学上的真理或为了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生命的。这些人物在当时不是曾被咬定为‘叛徒’吗？然而，时过境迁了，那些咬定这些志士为‘叛徒’的人们，却替历史留下了人类的愚蠢、自私和黑暗的记录。虽然，我置身于这小书室中，我正神驰于古今的兴亡历史，可是我毕竟与这样的一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和同一岛上。我的身体，正像一切讲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之身体一样，毫无掩蔽地暴露在一个毫无约束的权力之下，雷及先生就是这样地失去身体自由。想到这里，我不禁要借圣经上的一句话，赠与雷震先生：‘为义而受难的人，有福了。’”
不用说，殷海光也在指着蒋家父子的鼻子痛骂，妙就妙在他已“告诉”人家，他也有被捕可能的，这使蒋方又气又恼，只能咬紧牙齿再说了，可是消息传来，殷海光并未到此为止，已经另外和两个“教授”联名撰文，继续反击，蒋方没料到对方有此表现，忙不迭传下令去，未得许可，千万妄动不得。
那边厢探监的人也多了起来，“警总军法处”看守所定每星期四为“接见日”，宋英和长女雷凤陵、三女雷美琳、儿媳徐予安、女婿陈襄夫、堂侄雷鸣、姨侄程积宽等一行七人，携带水果，前往探视，所长张某奉命予以“优待”，准许他们在律师接见室相见，但这间屋子很小，仅设四张单人沙发，接见时张某必须在旁，加上雷震本人，只剩下两张沙发，于是分三批接见。第一批宋英单独与雷相晤，两人久久无言，雷震瞅一眼张某，强笑道：“我没有想到你们今天会来，你好吗？”
宋英却答非所问道：“我替你请的是两个律师，除了梁肃戎，还有李公权，可是开庭太快，这次他们办事过分迅速，我们的两个律师只有一人来得及办手续。”
那看守所所长张某，从两人谈话中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两人在指昏庸因循的法庭，平时办事慢似蜗牛，这回却非常迅速，显然内中有鬼，旨在打击雷震，便笑道：“军事法庭嘛，当然快得多。”宋英道：“不管什么法庭，总得像个法庭嘛，我先看了起诉书之后，曾经拟了三十七条答辩纲要，提供给律师参考，可是来不及了。”雷震对张某苦笑道：“那一年我和国大秘书长洪兰友到香港工作，两人曾经共拟过十条国是意见，呈给‘总统’，这对我的答辫有利，我请我太太去找那个原稿，找到之后，对我这桩案子帮助很大。”却叹道：“张所长，我所担心的，是《自由中国》半月刊。”问宋英：“能不能按期出版？不要脱期，如果做不到，那对工作不利，对国家不利，对不起读者，你知道吗？”
那张某见雷震提到“不利国家”，心中暗惊，这句话分明是说给他听的，他知道“打雷案”是避重就轻的做法，一方面“打”，一方面胆颤心惊，惟恐美方报复，如今雷震当真当场发出警告了。
两人会见时间已到，接着是雷美琳和她的姐夫陈襄夫入室，那雷美琳并非宋英所生，乃雷妾向筠所生，毕业于台北“世界新闻学校”，却在彰化银行工作。
张某早已知道，这个女儿的性格酷肖乃父，因此雷震特别喜爱，女儿还未入室，雷震已起立往迎，上演了一出抱头痛哭。半晌，雷震吻着她的头发道：“现在，是该坚强的时候了，你要好好做事，努力进修，帮忙照顾家庭，不要为我的事情烦恼。”雷美琳抹抹眼泪，对旁边的看守所所长恨恨说道：
“瞧我爹瘦了这么多，眼睛无神，面色难看，我真为他的健康担忧。我相信他这一次是冤枉的。因为他一向忠贞，对国家对‘总统’忠心耿耿，对共党恨之入骨，他绝对不会庇护什么间谋，更加不会什么颠覆政府，只不过我爹个性倔强。直爽，喜欢讲民主，爱自由，对政府批评激烈了一些，以致落得今天下场，但他是无辜的。”又道：
“我小时候喜欢养鸟玩弄昆虫，小笼小瓶，养了一大批，可是给我爹统统放了，他对我说，‘要给他们自由。’因此我就把所有的小鸟小昆虫统统放了，你看，这不是……”雷震这当儿和他说些别的，张某心中暗笑，他想：“到底是女孩子，会编出一些童话来，无奈我听不懂，听懂也没用。”
雷美琳以为在张某面前可以表达些什么，又道：“张所长，我妈妈在前天收到了爹爹从这里寄出的一封信，他在信上说，‘我素性倔强，只向真理点头，这是无法改易的，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否则《自由中国》半月刊不会支持到十一年，否则大陆易手前我不会去上海和厦门，与共党周旋到底的。犹忆从上海退到台湾后，台湾省主席陈辞修先生有一天在中央委员会谈话会上，要大家向我和谷正纲、方治三人看齐，今日我则以叛乱嫌疑而为阶下囚矣！请想想，心中岂能平下去。’”张某忙道：“雷小姐记性好，过目不忘，哈哈，对不起，时间到了。”于是两人退出，由雷震儿媳徐予安、长女雷凤陵、堂侄雷鸣三人跟着进来，雷震没什么好说的，双方扯了几句，雷震强笑道：“你们要好好做事，不必为我的事情担心。”雷家一行先后探监完毕，出得门来，却见“监察委员”陶百川提了一盒点心也来探望，两人促膝而谈，声音极低；张某明白，陶某是个有名的党棍子，此番准是为“安抚”而来，也就由他，但对雷震的妾侍向筠前来探望，人人精神一振。只见她带来一个菜盒，并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却先对张某大表感谢，说是如果没有他的照料，她先生可能已经病倒。
当着旁人，向药不便说些什么，可是转念一想，她和雷震生下五名子女，宋英那边又有好几个，雷震在时，生活不愁，如今他系身囹圄，生活费用由宋英管得好紧，万一雷震痪毙狱中，那她大小六人如何生活？不由得吸泣起来，雷震劝道：
“别哭，美琳已能自力更生，四个小孩子还小，需要你多加教养，”哄了一阵，双方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向筠只能对张某“万事拜托”，哭着回去。张某开雷震的玩笑道：“雷先生享齐人之福，听说很久，却第一次见到。”言下之意，说的是雷震全家不是“监委”就是“名流”，反正都是“有来头”人物，以如此人物而无视于一夫一妻的“法律”，这笔账也很难说了，雷震心事重重，井没听见他说些什么。回到房里，颓然躺下，感到“一世英名”，如此下场，蒋家父子对他，也未免忒煞凶狠，想不到雷震自己由于美国撑腰，对蒋家父子又几时“客气”来着？双方都在勾心斗角，这回事无非是彼此挣扎，美蒋无数矛盾中的一例，但他想想仍不甘心，披衣而起，准备写信。
但是雷震明白，无论怎样“求助”，这一个回合已经告一段落，此信无甚重要，而且不知道应该写给谁才好，当下颓然躺下，眼睁睁望着天花板，不知东方之既白。
那边厢，《自由中国》半月刊方面，以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为“言论撰稿人代表”，也在字斟句酌地草拟“共同声明”，不知东方之既白，他们以自己的震惊为“举世震惊”，认为蒋方起诉书中涉及言论的地方，与雷震被控“涉嫌叛乱罪”有互为关联，因此认为蒋方这一表示，“十分值得全自由世界关心言论自由的人士注意，更值得我们为那些言论的执笔人注意”，显然在消极方面为自己辩护，意图阻遏蒋方的再逮捕，积极方面则为雷震呼冤，希望不能够立即释放，也可能减少几年坐牢。
殷海光等三人有道：“我们都是读书人，我们没有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兴趣，被指控的那些文字，除了读者投书以外，大都是我们撰写的。我们写那些文字，只是书生论政。我们来到台湾，正和所有纯正知识分子一样，只有一个大的目标，那便是反共救国。”在这里，这一小撮自由主义者分明已经绑在美帝破车上死硬反动，却还装扮起“与政治无关的清高模样”，抽掉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内容，希望获得“全世界的注意”哩！
三人联名写道：“在这一个大的目标之下，十几年来、我们奋笔直书，我们承认，我们主言的方针和若干观念，与十几年来官方千篇一律的颁制品有所不同。诚然，我们所见也许不尽与人相同，但是我们立言，无一不是对自己的知识负责，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读者负责。我们坚守着‘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原则，我们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对的。以人类思路之广，以中国人才之众，以‘反共救国’蕴义之富，我们实在想不出任何理由必须把我们的言论强迫纳入官言制就的紧身衣以内，我们更想不出任何理由必欲将言论亦步亦趋地依照官方模型的铸造才算不违背‘国策’，果真如此，我们只算是播音筒，那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
非常明显，美蒋矛盾在这三个人的表态声明中更加清楚了：“反共”是一致的，但怎么个“反”法却有不同，美帝有美帝的一套，蒋帮有蒋帮的一套。美帝驱蒋吞台，置台湾于美帝直接统治之下，方便它的扩大军事冒险；蒋帮则希望拖人落水，希望美国能为蒋帮的“反攻大陆”火中取栗。
这是个鬼打架的局面。鬼声啾啾中，殷海光他们三个继续辩护道：“但是我们拜读了警备总部的雷案起诉书，和一现即隐的‘白皮书’，我们获知我们这些言论竟被认为是‘违法言论’，因而是雷震先生‘叛乱罪嫌’的一个构成层面。这真使我们惶惑万分。固然，雷震先生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发行人，因而他对《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言论负有法律责任；可是，我们是撰稿人，对于我们自己撰写的文字，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规避自己应负的言论责任。”摆出了一副应战的姿态，抓住了蒋家父子的小辫子大声吆喝道：
“然而，不幸得很，我们细读警备总部起诉书中有关《自由中国》半月刊言论的部分，和那本一现即隐的‘白皮书’，我们发现其中尽是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张冠李戴，和改头换面之词。这一编织的结果，和我们文章的原意完全不符。我们认为这种举措，关系乎我们个人者尚小，关系乎言论自由者大，关系乎‘中国’政治民主前途者更大。假设英美民主国家的政府对于民间学人论政之稍有不合口胃者，动辄加以‘助敌宣传’的帽子，罗织罪名，那么，他们的言论自由岂不尽遭扼杀？他们的民主制度岂不将被摧毁无遗？”很明显，抬出“美式民主自由”来吓唬小朝廷了。
那三人结束这个联名声明道：“我们再四思维，我们实在发现不了我们的言论‘违法’之处何在，现在将那些被指控的文字，除读者投书之外，全部搜集起来，印成专册，呈献在广大读者面前，我们衷诚诉诸读者的理智、常识和良心，我们要求大家对我们的言论作一致公正的评判。来势可是不小，还要编印专册，但他们也有先见之明，加了个附注道：“本文所指的专册，正在积极筹印中，如无意外困难，当于日内与读者见面。”明确暗示蒋方会对这本专册采取干扰。蒋经国好不气恼，立刻派人到承印《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印刷所调查、却无此事。遍查台北各处，也无此事，折腾了几天，根本未见此书印刷，故意拨电话询问，却说业已付印，但因官方阻挠，因此不一定能够出版了，蒋方恍然大悟上了个当，对方在这枚棋子上比蒋高了一着，故意虚张声势反击蒋方，结果明知蒋方不会放过而干脆没有进行其事，但把出不了版、“扼杀自由”的那一套搁在蒋方身上，这使蒋方哭笑不得，分明输了一着，却又担心对方在他处悄悄付印，甚感别扭。
但是，以蒋家小朝廷来说，别扭的事精太多，殷海光等人那本“专集”的出版与否，还不是最别扭的，宋英的到处讨救兵，显然给予小朝廷以不小的压力。此人此事当然可以不理，但总得“措辞得体”，这使小朝廷自蒋以下，都憋了一肚子气。
而内中最最着急的，乃是胡适。自从“安全局”在他庙门口登记进香客姓名地址、籍贯职业之后，这个泥菩萨也就庙前冷落车马稀起来，那一日正在闷得发慌，和老伴照例“骨牌算命”，来了一个美国佬，通名报姓，才知道来人隶属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为调查雷案而来，打着旗子找胡，蒋家人马“避之则吉”，因此也用不着登记什么的。寒暄一阵，那美国佬道：
“我这次真的是为了雷案而来，对他们说得清清楚楚，说是想不到像自称为‘民主烈士’的雷先生竟然私通共党，因此非调查不可，以免在类似雷先生的人士之中，给混进了间谍。”胡适苦笑道：“那他们怎么说？”美国佬道：“他们表示欢迎，并且愿意协助。我到南港找你而不用登记，就是他们‘协助’的表现。”接着又道：“华盛顿的意思是，暂时不妨冷静下来，否则也只能是使他们火上添油。如今雷先生坐牢已经有两个多月，有人建议把宋英的那篇文章译成英文，在美国有限度地散发，胡博士以为如何？”
胡适沉吟道：“看来，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不过让有些人能够受到影响，也是好的。”美国佬给他一份拷贝道：“译成英文，是否还过得去？”胡适接过看了，原来还是初时的那篇，“营救我的丈夫雷震”上面这样说：
“近十几年来，治安当局所指的间谍究竟是什么？并无明确宣示，但给予一般人的印象，构成所谓间谍的条件很广泛而模糊。有时候一个人只要和共产党粘上一点点关系，或者只是许许多多年前的旧帐，也要翻过来算，扣上一顶间谍帽子。如果间谋构成的条件是这样的广泛模糊，那么，且不说已死的人，今天自大陆来台实在五十以上的人，尤其是政治圈子里的人而又绝对不是间谍的，恐怕寥寥无几了。”
胡适笑道：“对，第一个，蒋本人就是到莫斯科去的，他儿子还是个什么名堂呢！不但父子两个去了莫斯科，而且还讨了个俄国媳妇来，这笔帐怎么算呢？再说北伐的时候，没有共产党的帮忙，老实说他早就在几十年前下了台，根本到不了一九四九年了。”美国佬笑而不语。
胡适读下去，笑道：“宋英是有点厉害，你瞧她先在蒋的脸上擦了一层粉，然后说，蒋家父子虽然和苏联以及中共发生过关系，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他们是间谍，这句话的分量不轻。因此宋英认为，这个标准可以施之于蒋家父子，当然也没有理由不可以施之于一般国人，因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见宋英写道：
“要订立什么是间谍的标准，并不怕严格，愈严格愈能发生防谍作用，但怕失之于太宽泛模糊，太宽泛模糊就难免牵扯太广，人人自危，造成恐怖，乃致窒息了社会的生机！”
宋英又道：“我们‘中华民国’在目前世界大局中的处境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因此我们对于‘反共抗俄’和‘整肃共谍’，必须临之以‘哀矜勿喜’和谨慎戒惧的心情，这样才能保持‘反共抗俄’这块招牌，使之真正发生号召作用。本着这个原则，治安机关在‘整肃匪共谍’时，必须以真正的间谍为对象，如果拿间谍的帽子来迫害异己，那么久而久之，一般人看出其真正的用意所在，那就是自己毁掉‘反共抗俄’这块招牌，会产生相反作用的。”显然在向蒋正面开火了。
美国佬忽地问：“据胡博士看，宋英这种语气，会不会引起麻烦呢？也就是说，她以她的角度，说这样的话，合不合适呢？”
胡适道：“不会有什么吧？反正她的处境是这样的了，讲出来，他们不会有什么的，因为他们已经把反对党扼杀了，他们是胜利者。”再看宋英的文章道：“要防止上述的弊端，最便捷的途径在于对间谍下个确切的定义。比如说构成间谍的‘技术条件’是些什么？种种等等，都得规定清楚。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将间谍的轮廓清清楚楚描绘出来，一点也不含混。这么一来，使大家看到一个显然易明的样品或标本，凡合乎这一样品或标本的就是间谍，否则不是。复次，非军人必须由司法审讯，既然政府自信公正，那就没有惧怕公开审讯之理。现在关于雷案，海内外议论纷纷，认为是一件显然的‘政治诬陷’。在秘密刑讯之下迅速构成的所谓‘供认’和‘自白书’，实不足以昭信。这已经是大家司空见惯的常识。司法机关并未闻这样抢先发表‘自白书’的事，何以在警备总部这样快就有所谓‘自白书’？这真是不可理解和令人怀疑的事。”美国佬问：“当初这篇文章在这里用中国文字发表的时候，究竟发生过怎么样的情况？他们禁止过没有？驳斥过没有？”
宋英认为她丈夫的案子“如果交给司法审讯，那么是非曲直必可大白于天下，这样才可以恢复政府的威信，这样才会发生安定社会人心的作用。”她认为共产党所以成功，是由于“社会不安所造成”的，“我们如果一个安定社会，人人泰然自若，大家享有无虞恐俱的自由”，这么着，共产主义也就没什么了。当然，这是宋英浅薄的看法，是抽调了阶级与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的说法，但她的目的显然在于对付蒋介石，在所谓“反共一致”的角度上有所辩驳，说道：
“话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一个人的经历和反共的保证问题。显然得很，一个人的反共经历愈久，则愈可以保证他的可靠性。拿蒋‘总统’作个最佳的例子罢，三十多年来，蒋‘总统’一直是坚强反共的领袖，他有了这一长期的经历作保证，大家就不会疑心他会把我们出卖。在他手下从事反共工作的重要干部，也多有二三十年反共的经历作保证，所以大家不怀疑他们的可靠性。如其不然，历史对我们一点用也没有，我们也等于活在一个太虚幻境里。”一望而知，宋英图以雷震臭不可闻的反共反人民那一套作为护身符，左一个譬如，右一个譬如，莫非是说她丈夫积数十年“反共经验”，是大可以作为“忠贞保证”，如今挨了这一下，太冤枉了。
这还不算，宋英又举了个例道：“艾森豪威尔总统反共的坚定，大家也是信得过的，假若有一天，我们睡一觉起来，忽然看到某些报纸上说：‘艾森豪威尔总统袒共’，这是多么不可想象的事：如果我们就此问题去请教一位外国教授，他回答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否不袒共，乃一“理论问题”，这须以以后的“事实”来证明。我们想，这位外国教授除了否定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历史之外，他既不明白什么是‘理论’，更不明白什么是‘事实’，艾森豪威尔多年的反共经历不是‘事实’是什么？除了这一‘事实’以外，我们究竟到哪里去找‘事实’？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岁，他的行为轨序和模式都铸成了，要改变也不大可能了。如果有人造谣，说孔子做小偷，这是不会有人相信的。关于雷震是否‘掩护共谍，知情不报’的问题，完全可作如是观。今日在台湾作‘掩护共谍’的利害如何？连小孩子都看得清楚，何况以雷震的经验和阅历？他三十多年的经历足以解答这类问题，用不着我来多说了。”宋英显然以“老资格”指着蒋的鼻子讥讽：“你们不如小孩子。”
听完宋英最后一段结尾，美国佬问道：“她在最后强调外省人和台湾人一起如何如何，会不会给蒋又想到其它方面去？”胡适道：“我看没什么。因为，文章是该这样做的，宋英为了援救她的丈夫，最后呼吁外省人和本省人大家联合起来反共，这没什么。再说，再三强调本省人如何如何，也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美国佬又问：“那雷震这件事，此刻究竟发展到什么地步？我的意思是，他这十年牢狱之灾是判定的了，上诉也没希望，那究竟应该怎样下手？我们是不准备出面的了。”
胡适低声道：“现在已决定向他们的国防部军法复判局主任检察官，依法申请非常审判了。”美国佬“哦”了一声道：“有希望么？”胡道：“不管有没有希望，反正要这样做。而且听说雷震快要搬出看守所，正式关进监狱去了。”美国佬皱眉道：“那你们应该多花点时间。胡博士是知道的，在他们监牢里，有着很多很多古怪玩意。”胡适唯唯。
那边厢雷震骤闻“搬家”，凄然问张某道；“这就是说，我这十年牢是坐定的了。因此临时看守所不能再住，正式迁入监狱？张所长在这一两个月期间，相信对我的事情也多少看出了一点眉目，因此能不能让我再住下去，待上诉有个结果之后再说。”
张某笑道：“雷先生知道，这不是我的能力可以解决的。”雷问：“那搬到什么地方？”张道：“新店安坑军人监狱。”雷怒道：“又是军人监狱！又是军事监狱！分明我不是军人，军人长军人短，最后又给送进军人监狱，这不是欺人太甚了吗？”张某心中暗笑，却一脸悲天悯人之状道：“总而言之，兄弟只能根据上面命令行事。老实说，雷先生在这里，我有不懂的事情，时常可以向你请教，你一搬家，我也少了一个可以请教的人了。雷先生知道，我名义上是个所长，但是整天、整月、整年不能到外面去，和你们的情形也差不了多少。”
这么着，雷震就迁入新店军人监狱开始了为时十年的刑期，正式监狱不像看守所，那阴森的气氛更加浓厚，“会客”也远不如后者“方便”，雷震那把火简直有十丈高，入得监狱，大骂大叫，感到一死了之，这对小朝廷的打击不小。可是满脸横肉的狱官狱卒，对他的暴跳如雷视若无睹，铁窗铁门，锁住便算，雷震倒是没了办法，终于静了下来，嘶哑着嗓子问狱卒要水，要报纸，要这个那个的，而且要快。那狱官狱卒就是不理，弄得雷震毫无办法。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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