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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与法布尔的毛毛虫实验并不完全吻合。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脱离了毛毛虫们爬行的轨迹，他们不但遇不上松叶，过不上所谓的美好的日子，相反，他们可能活不过七天，会立即毙命，而且是以一种更恐怖的方式。如果说儒学政治化打断的是知识分子之膝盖的话，那愈演愈烈的文字狱，则给知识分子戴上了紧箍咒。
秦皇的“焚书坑儒”，一下子坑杀诸生四百六十余人，开文字狱之端。
汉宣帝在文字狱方面，又有所发明。首先是盖宽饶案。盖宽饶喜上书批评时政，大概用的是当今的杂文体，偶而来个小讽刺什么的。殊不知，圣上最不喜欢的就是文人那些小弯弯肠子。有一次，盖的奏疏里出现了“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宣帝看了不高兴，把盖的奏疏发下，命群臣议罪。众所周知，汉是知识分子政府，没想到这些知识分子官僚们很争气，从这些话里读出了这样的意思：盖宽饶想要皇帝禅位！这还了得，所以，没等到有司治罪，盖就自尽——自绝于人民了！
宣帝制造的第二桩文字狱案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杨恽也是典型的御用文人，喜欢揭发别人不忠，终于也被别人揭发了，被免为庶人。做了庶人的杨恽，自然心有不甘，偶有牢骚。家庭里面闹革命，有个仆人举报了杨恽，宣帝派人搜查，查出了一个关键的证据——杨恽给友人的书信《报孙会宗书》。书中自然有些牢骚，最后杨恽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处以腰斩。
其实，令人悲哀的并不是皇帝杀了几个文人，而是皇帝这般杀文人，导致三个恶劣的传统：其一，文字的解释权归皇帝本人；其二，文人之间的攻讦之风，说得不好听些，是狗咬狗；其三，也是最坏的一个传统，文人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也就是，官方可以随便跑你家里，收你的书信。这一传统，在“文革”时被发挥到极致。至于知识分子，更有把书信自动上交组织的。这种做法，在现代的中国家庭、中国教育界，遗毒还不少，比如家长、教师理直气壮地私拆子女和学生的信件。侵入私人空间，不但没有耻辱感，反而有很强的道德感，这种传统，也算是世界一绝了！
文字狱搞得最有声色的，当数朱元璋。皇帝生日或节日，各地官吏都要上贺表，虽然是些陈词滥调，朱皇帝却很喜欢。问题是文字狱不是个科学问题，遵循的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些游戏规则，所以，马屁没拍好，却拍没了自己的小命。有些马屁文章，内有“作则垂宪”、“睿性生智”、“天下有道”等词。朱老师将“则”念成“贼”，将“生”念成“僧”，“有道”读成“有盗”，将“光”理解成“秃子”等，如此讽刺全国人民的导师，不杀你杀谁？
有些知识分子也不傻，隐居不仕，不陪朱老师玩，惹得朱老师老大的不痛快，说：“安有怀大材，抱厚德，视君缺佐，目民受殃，恬然自处者？”总之，不出面帮助皇帝治国平天下，就不是好人。儒士夏伯启自断手指拒绝出仕，朱老师一听急了：“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体而已，而保命在君……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最后，夏伯启被抄家枭首。朱老师由此规定：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也，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总之，惹不起，也躲不起，只有掂着小命陪皇家玩到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