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兽类发情期

作者:[俄罗斯]瓦莲金娜·尤尔琴柯 作 余静珊 译




  加丽娜在赫梅利尼茨基雕像旁等我。
  “加丽娜,我必须离开这里。”我看着雕像说。
  “离开?到哪里去?”
  “不知道,哪怕是去莫斯科也行。”我对着这尊铜像呼喊。
  “你疯了……一切都会好的,你看着吧!”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在安德烈街缓缓地走着。
  “记得吗?你写过第聂伯河也像约旦河一样,在河里可以洗礼。”
  “是的,记得。”
  
  我忐忑不安地整整生活了两个月,秋天,有人给我打来电话,我听出来是上次那个人的声音,那种粗鲁的语气。
  “好样的,你没骗我,我们很高兴。记住:铁道,车站,桥,明白了吗?今天晚上10点钟,在铁路交叉口见面,注意别耍花招。”这一次我没有给加丽娜打电话。路灯黄色的光环在水洼上反光,当从黑暗中走出遇到灯光时有些刺眼。褐色的,仿佛生了锈的树叶贴在马路上。细雨霏霏。我已经看见了车站平台和“非法”穿过铁道线的狭小通道——会面地点。没看见人。电气火车刚刚开走,最后一节车厢的四只红灯闪闪发光以示告别。我的高跟鞋急促的嗒嗒声被踩在砂石上的沙沙声所取代。后面有脚步声——我不敢回头。
  当我走在两条铁轨之间,我的鞋跟陷在碎沙里面了,此刻,脚步声听得更加清楚了。猛力向外拔出鞋跟,没有站稳跌倒了,有一个人从我的身体上面跳过去,在不远处也摔倒了。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下,我看见一个青年,帽子从他的头上滑落,顺着斜坡滚了下去,他想站起来,身穿皮夹克,右手芬兰刀闪出寒光。不知怎么的,刚好我的手边有一块大卵石,我抓起来向他猛地砸去。
  寂静无声。青年人倒了下来,一动不动。我走到他的跟前,从皮夹克衣兜里露出钱夹,我戴上手套拿出钱夹翻看——电话号码、地址、姑娘照片,还有两张一百美元的钞票。
  在回家的路上已经下定决心,可以躲藏的唯一城市——莫斯科。
  早晨买了几张报纸,看了看犯罪消息——没有登载。后来又去了铁路交叉口——那个青年已经不见了,在我的大衣口袋里装着面值一百元的美元两张。
  “第聂伯河和约旦河一样,在河里洗礼。”那些沿河岸跑着的信徒们当时不知道,众神之首已有接替者,他们不知道不久将爱上新神,不明白注定吸取一切的斯拉夫人的诞生……
  
  恰好,在那个时候父亲的朋友、国家杜马议员达姆科夫打来电话,我从他那虚假、阴险的“嘿嘿”笑声听出来是他,他笑时总是伴随着咳嗽声。80年代他和我父亲相识,当时我父亲领导一个新的工程,从奔萨作为天才的专家把达姆科夫派去搞那个工程。在父亲的朋友当中他最年轻,妈妈想到我要去莫斯科可请他帮忙。
  达姆科夫经常到我们家做客并过夜。进了门,在前厅他就嘿嘿笑,带来三支康乃馨,一盒巧克力和一瓶白兰地酒,用手指梳理着头发,径直走到厨房,妈妈接过礼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布置餐桌——妈妈不喜欢达姆科夫。
  达姆科夫总是眯缝着眼睛,吃得很多,爱开低俗玩笑。夜里11点钟他说完“晚安”便倒头睡觉,没过三分钟我们就听得到他那响亮的鼾声。
  在我父亲领导的工程结束以后,达姆科夫经常来基辅出差,由于频繁出访应酬,头发开始变秃,身体开始发福,职位逐渐攀升。达姆科夫身上没变的只有神经系统:他依然那样贪吃,睡觉香甜,吃饱喝足以后,晚上11点准时睡觉,立刻响起高低起伏、长短不一的呼噜声。
  “你自己不想来,哪怕让女儿到莫斯科来也好嘛。”达姆科夫在长途电话中喊着。
  “是啊,现在我不能去,工程紧急。”父亲对达姆科夫的邀请表示歉意。
  “真有你的,好一个民族主义分子!看样子,苏联并没有把所有的人都给喂饱。”达姆科夫确信我父亲在乌克兰肥沃土壤里培养出来的民族意识中已愈陷愈深。
  “喂,就让她去吧,没有人拦着她,好像是我拴着她似的。”
  这正是我所想听到的话。
  两个昼夜之后,我按了国家杜马议员住宅的门铃。
  “啊,你更漂亮了,该出嫁了吧!”
  达姆科夫已经猜到了一部分来意。加丽娜随时向我的父母传达我的行程细节,似乎是说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莫斯科人,认识之后产生好感,不想再回家了,打算和那个人一起生活并嫁给他。在我父母还在适应我的这一思想时,我已经找到了住处和工作,我和加丽娜商定我离开家一年。
  “好,快进来,脱下外衣。”
  达姆科夫的目光落在我的鞋上:皮鞋在前厅油漆地板上留下了脏的痕迹。
  “坐下,快坐到餐桌这边来,详细一点说吧!”达姆科夫开始喋喋不休地说。
  达姆科夫暗示他早已不把我当作小孩子看待了,他想听我讲讲我的父亲。我谈得枯燥乏味,于是达姆科夫兴冲冲地开始侃侃而谈。
  “你不能想象,在世界各国访问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奥克萨娜,我没有什么遗憾,我亲眼见识了一切,我现在什么都有。”达姆科夫斟满酒杯说,“我祝愿你也这样。”
  晚饭结束了,达姆科夫给我安排了游览计划:阿尔巴特街、克里姆林宫、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大剧院、小剧院。
  “不过你只能自己去,我很忙,这你能理解。”
  这正合我的心意,我另有安排,我回来得很晚,在前厅里脱下沾有泥土的皮鞋放在预先准备好的报纸上,以免弄脏地板。交流了以前来莫斯科时留下的印象,幼年时曾和妈妈一起参观过苏联首都,第三天我才有机会在咖啡厅与一个亚美尼亚人见面,他给我介绍了工作,并答应帮助我找到住处。
  “你不否认想留在莫斯科吧?”在最后的晚餐时,达姆科夫感兴趣地问,白兰地酒的刺激使他变得善良了。“好吧,丢开你的不好意思吧,我自己知道应该帮忙。”达姆科夫拿起电话筒。
  随着达姆科夫的官运亨通,他对生活的看法有所改变,因此他才能青云直上,凡是与他的观点不同的人,他都无法忍受。
  “奥克萨娜,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应该明白,你父亲相信无稽之谈。”达姆科夫一边翻着电话本一边傲慢地说。他之所以尊重我们的家庭,是因为无论是我,还是我父亲都不能超越他。
  他妻子制止了他,担忧地向他小声嘀咕了什么。
  达姆科夫的司机把我送到了基辅火车站。
  “谢谢,我自己走好了。”
  我把火车票交给了乘务员,听到向莫斯科基辅列车乘客祝“一路平安”的声音。
  
  (三)
  
  莫斯科的市郊大体相似:一方面,有开阔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城市又向那里冲击。市郊逃避文明的愿望如此强烈,竟然在风俗习惯上也不向首都作出丝毫让步。首都居民向两个方向移动:晚上——奔向大自然,真诚地希望远离化妆品,忘掉礼仪规范,早晨——奔向城市,以便显现自己的竞争能力。从面孔和鞋子两个方面可以作出判断。面孔——阿谀奉承,讨好的表情。鞋子——就算是新鞋和擦得很干净的——也不能长时间保持原形,每天步行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鞋会被踩大,至少大一个号码。
  市郊的空气饱和,热量充足,好像没有消毒和没有过滤的啤酒,这种空气对莫斯科人不利。长期用惯合成材料制品的莫斯科人变得臃肿发胖,神情呆滞,像临产的产妇一样。
  莫斯科市郊好像不过问政治的人——没有拼搏的方向,也不害怕任何人。
  我坐上开往维西诺方向的电气火车:经过科西诺,乌赫托马河站——车窗外面掠过光秃的树木和冒烟的烟筒,一群枯瘦的野狗像狼群一样搜寻食物。每到一站,都会从外面传入车厢一股股烟味和树叶的霉烂味。
  柳别尔齐——一号站台下车,然后走地下通道,原有的人流与刚刚下车的乘客汇聚一起,形成杂乱的人潮忽而向左涌,忽而向右挤,跌跌撞撞,你推我搡,夹杂着骂娘的脏话。
  在这个长长的灰色隧道里可以买到一切:蜡烛、毛袜、乳渣。顺墙排着的小商贩货摊好像通向大市场的道路。前面有一个6岁或者7岁的小女孩把一个空袋紧贴在胸前,她不停地盯着我看,她穿着蓝色锦纶防雨布外套、一双破靴子。我正好要去市场,于是决定避开她,拐向一个角落,顺通道向前走去,但是在垃圾箱附近我重又遇上了穿蓝色外衣的小女孩,不过,这一次她没有注意我——她顾不上我了,一群肮脏的鸽子在垃圾上面咕咕叫着,她正忙着用空口袋去捉最边上的一只。我发觉在我的身后有一辆深红色“奔驰”汽车缓慢地行驶。卖音乐制品的商亭传出高声喊叫的歌曲“天堂的鸟儿唱得好听,美如梦幻,如入仙境,可惜这只是在银幕之中”。在没有涂色的砖墙上有用红色大字写成的店招“索契咖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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