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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6月普里兹伦同盟的建立，标志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争取领土完整、建立自治的阿尔巴尼亚的新时期。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民族复兴文学也进入了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1912年阿尔巴尼亚独立为止。
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建立了一大批阿尔巴尼亚语言学校。复兴文学不仅在阿尔巴尼亚国内，而且在意大利、土耳其、罗马尼亚、埃及、保加利亚和英国的阿尔巴尼亚侨民中间，也有了巨大发展，涌现出很多才华出众的作家和诗人。在八十至九十年代，拉塔进一步拓展了创作领域，继《米辽沙奥之歌》之后，又写出了另一部重要著作《无辜的斯坎德培》。阿尔贝尔特·斯特拉蒂科依写出的第一部阿尔巴尼亚文学史，对研究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八十至九十年代，阿尔巴尼亚国内文坛上，出现了另外一批才气很高的文学新人。其中成就卓异的有纳·弗拉舍里、安·恰佑比、萨·弗拉舍里、阿斯特伦、格拉梅诺、古拉库奇、西里奇等。文坛上的中心人物是纳·弗拉舍里。这一时期的文学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的民主倾向。这种倾向在纳·弗拉舍里田园牧歌式的抒情诗里，在恰佑比揭露民族运动中卖国主义分子丑恶嘴脸的政治讽刺诗里，在萨·弗拉舍里阐明复兴运动纲领的政治性抒情散文中，均有充分的展示。在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的推动下，特别是在巴尔干各国人民社会民主运动和俄国1905年革命的影响下，还出现了不少憧憬美好的未来，追求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的幻想性作品。
民族复兴时期最后年代（1900—1912）的文学，为后来民族独立时期以米吉安尼和范·诺里为代表的民主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整个民族复兴时期的文学以浪漫主义为基调，具有与当时欧洲，特别是巴尔干各文学以浪漫主义为基调，具有与当时欧洲，特别是巴尔干各国文学相同的浪漫主义特色。不过，在复兴时期的最后年代里，有些作家的作品中也出现了现实主义、甚至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成分。
在民族复兴文学的第二阶段中的大批诗人和作家队伍里，占有特别重要地位的是纳·弗拉舍里、安·恰佑比和恩·米耶达。
纳伊姆·弗拉舍里 （1846—1900）历来有阿尔巴尼亚文学之父的美名。他的文学成就和产生的社会影响，是迄今为止任何人也比不过的。他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是一个热爱祖国，眷恋人民的爱国诗人，知识渊博的教育家，阿尔巴尼亚新文学的奠基者。
弗拉舍里小时候很早就学习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法语，并且在穆斯林派作家影响下，模仿鲁米和萨迪的艺术风格，开始用波斯语写作。青年时代，为了生计，奔波于阿尔巴尼业和伊斯坦布尔之间。为了治病去过奥地利，在维也纳博物馆看到了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用过的武器，这对他后来创作长诗《斯坎德培的一生》颇有启迪。1878年，他同普里兹伦同盟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并积极参加了它所领导的斗争。普里兹伦同盟被土耳其破坏、摧毁以后，弗拉舍里被迫领着家人到伊斯坦布尔定居。身在异国他乡，心却向往着祖邦，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编写教科书和搜集、改编拉封丹的寓言的工作上。另外，还写下了 《畜群和大地》、《夏天的花朵》、《斯坎德培的一生》等不朽的作品。1900年10月20日，弗拉舍里病逝于伊斯坦布尔。
《畜群和大地》写于1886年，这是一首清新隽永、散发着浓烈的泥土芳香的抒情长诗，激荡着充沛高昂的爱国主义感情。
全诗由几乎同等长度的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描绘出畜牧劳动的秀丽的图画；后半部分展示了农业劳作的动人的场景。诗人以巨大的热情，歌颂了祖国，赞美了阿尔巴尼亚美丽的自然风光、农夫及牧民的生活和劳动，颂扬了祖国同胞高尚的道德情操。
长诗一开篇，就以铿锵有力的诗句向民族的叛徒和头脑不清楚的人郑重申明：对那些为祖国辛勤工作的人来说，阿尔巴尼亚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对那些未抛弃祖国的人来说，阿尔巴尼亚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国家。他满怀民族的自豪感，放声高歌：“阿尔巴尼亚，你使我感到光荣，赋予我阿尔巴尼亚人的姓名。/呵，阿尔巴尼亚，你是我的心灵，/尽管我流落在异国他乡，心里却从未忘记你的爱情。/”长诗一开篇就以这些烨烨生辉的诗句，真切火炽的心声，抒发了诗人对祖国赤子般的深情。这种美好的感情，不是用空洞的议论来表达的，而是凝聚在对祖国山水景物细致入微的描写中。诗人把人们带到气象万千、色彩绚丽、幻想般的境界里：“啊，阿尔巴尼亚的群山，啊，您——高高的橡树，/百花争艳的广阔的原野，我日夜把你铭记心头，/您——美女般的峻岭，您——清沏明净的河流，/丛莽、丘陵、峭壁、葱绿的森林和岩岫！/……啊，锦绣斑澜的大地，你在我的头脑里永世长留。”长诗就以这样一些富有阿尔巴尼亚风光特征的诗行，唤起人们对祖无限热爱的感情，催促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
在这部长诗里，诗人非但歌唱阿尔巴尼亚美丽的自然风光，畜牧业和农业劳动，而且还赞美普通劳动者——牧民和种田人，流露出可贵的民主精神。
《畜群和大地》没有描写在异族统治者蹂躏下的阿尔巴尼亚广大劳动者的痛苦与灾难，对他们生活的描写，似乎有些理想化。不过，这与诗人创作这部长诗的目的有直接关系。展示民族的大灾大难，不是本诗的宗旨；唤起人们对祖国的热爱，进而为她的解放事业而斗争，才是此作的魂灵。诗人通过对阿尔巴尼亚美丽的风光富有情趣的生活的描写，圆满地达到了这一目的。
在阿尔巴尼亚文学史上，祖国的山山水水，普通农牧业劳动者的生活，得到如此迷人的描绘与讴歌，这还是第一次。全诗自始至终贯穿着田园牧歌情调，感情真挚、炽烈。诗中时而热情高歌，时而委婉低吟；有时突然铺展开一幅色调绚丽的水彩画，有时又响起淙淙的流水声；有时漫天的暴风雨惊得你心神不安，有时又使你被皎洁的月光或芬芳的花丛绿野陶醉得手舞足蹈。诗行整齐和谐，语言纯洁丰富，把诗人对祖国真挚而深厚的爱，抒发得淋漓尽致。在这首长诗中，弗拉舍里采用了十六音节的长诗行，读起来气势磅礴，充分地表达了作者热情祖国和普通劳动者的真诚而深厚的感情。
由二十五首短诗组成的集子《夏天的花朵》（1890），是弗拉舍里的第二部重要作品。这些诗有的以充沛的感情，抒发了对祖国炽烈的爱，表达了阿尔巴尼亚一定要解放，美好的日子即将到来的坚定信念（《为什么》）；有的热烈赞美祖国的语言，称它“优美、纯洁，就象上帝的语言一般”（《我们的语言》）；有的对背信弃义、抛弃祖国的叛徒予以揭露和鞭笞（《叛徒》）。 《夜》、《心灵》等小巧玲珑的诗篇，描绘了色彩浓丽、秀美多姿的山水风光，借以表达诗人对幸福未来的憧憬。十六首短诗组成的爱情篇《美》，犹如五彩辉映的集锦画，恰似悦耳动听的交响诗，将诗人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表达得非常充分、完美，反映了民族复兴者强烈追求自由的民主思想。
长篇叙事诗《斯坎德培的一生》写成于1895年，发表于1898年，是一部由二十二首诗组成的长达11，600行的巨著。弗拉舍里通过斯坎德培这个艺术典型，真实地再现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时代。首先，长诗以错综复杂但又严整有序的故事情节，生动而真实地描绘出十五世纪中叶阿尔巴亚人民英勇抗击奥斯曼土耳其侵略者的一幅幅威武不屈、气壮山河的斗争画卷，歌颂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光荣的战斗传统。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领导下，同当时最强大的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他们不仅血战玛蒂河，死守克鲁雅，在阿尔巴尼亚的国土上建立了不朽的业绩，而且还出国远征，北到波兰的要塞符瓦迪斯拉会，西到那不勒斯，到处都响彻着阿尔巴尼亚军民胜利的凯歌。《斯坎德培的一生》是一部壮丽的英雄史诗。
在这部长诗里，诗人成功地塑造了斯坎德培这个传奇式的英雄形象。斯坎德培是十五世纪威扬四海的世界人物。革命导师马克思曾多次高度评价他为保卫欧洲文明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称他是土耳其侵略者的“眼中盯”。诗人通过多种艺术手段，描写了这位名扬四海的民族英雄的各个方面。在诗人的笔下，斯坎德培是一个爱憎分明、感表丰富、平易近人的普通人。同时，诗人还以大量篇幅描写了斯坎德培作为一个杰出的军队领导者所具有的卓越的军事才能，赞美了他的精辟的政治见解和雄辩的说服力，讴歌了他为国为民不怕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以及在任何困难险阻面前都毫不动摇的坚强决心和钢铁意志。
总之，弗拉舍里为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文学的画廊增加了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的不朽形象。这一形象，以其独特的光辉照耀着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史册。
弗拉舍里不仅搜集、改编了拉封丹的童话，而且还亲自创作了许多篇寓言诗和童话，他是阿尔巴尼亚儿童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弗拉舍里具有多方面的艺术造诣。他擅长运用描写、对比、比喻等艺术手法，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描绘绚丽多姿、生机盎然的生活图画和自然风光。在使用顿呼、修饰语、 音法等方面，诗人具有特殊的才能。
总之，弗拉舍里是一位进步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使阿尔巴尼亚诗歌摆脱了穆斯林派作家的不良影响，走上民族化的自由的道路，对阿尔巴尼亚新诗歌的形式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对后世人具有无比深远的影响。
安东·扎科·恰佑比（1866—1930）是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晚期与弗拉舍里并驾齐驱的诗人。原名安东·扎科，恰佑比是他的笔名。后来人一般都习惯地称他恰佑比。他出身在南方扎戈利的一个爱国的烟商家庭。1882年跟随父亲到了埃及，目睹了当地人民的种种苦难，这对他后来创作一大批反映埃及人民充满血和泪的生活的诗篇颇有裨益。他先右在埃及的一所法国专科学校和日内瓦的高等学校法律系毕业。后来，他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大诗人弗拉舍里。在弗拉舍里的良好影响下，他迅速地走上了文学之路。1898年，恰佑比严肃而庄严地提出了阿尔巴尼亚语应该使用拉丁字母，反对使用土耳其和希腊字母的主张。1902年，他用阿尔巴尼亚文发表了诗集《父亲——托莫尔山》，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1912年11月28日，阿尔巴尼亚获得了民族独立，对此恰佑比感到欢欣鼓舞。他严厉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坚决反对损害阿尔巴尼亚民族利益的“巴黎和会”和都拉斯政府的背叛行径。他也反对索古皇帝的反动统治。晚年生活非常困难。1930年病逝于开罗。
恰佑比生活在民族运动的高潮时期，晚年又经历了民族独立的沸腾岁月以及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时代赋予他比先前的作家更先进的思想。恰佑比紧紧追随弗拉舍里等杰出的爱国者，高举反对土耳其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旗帜，主张举行武装起，提出了“要么死亡，要么自由”的战斗口号。积极地为争取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和自由而斗争。他非但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而且还对其它遭受土耳其侵略者压迫和统治的国家感到忧心忡忡。恰佑比不相信上帝，相反，还对上帝和耶稣进行过无情的嘲讽。
恰佑比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一个家庭的历史》、《恰佑比的客人》 （1898年以前），《113首寓言诗》（根据拉封丹的寓言改编，1898～1902）、 《印度之花》（1921），话剧《大地的希望》（1937），喜剧《死后》（1937）和《十四岁的新郎》（1898～1902）等。
代表作《父亲——托莫尔山》写于1898至1902年。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汇集了许多歌唱祖国的爱国主义抒情诗。第二部分汇集了不少赞美爱情的诗歌。第三部分搜集了一百一十三首根据拉封丹的寓言改编和创作的寓言，另外还有小型喜剧《十四岁的新郎》。
全书以短诗《父亲——托莫尔山》开篇。恰佑比称托莫尔山是“圣山”、 “上帝的宝座”、“奥林匹斯”。面对这座昂首晴空、巍峨壮观的奥林匹斯，诗人痛苦的讲起人们悲惨的生活：“阿尔巴尼亚人，还有骡马牛羊，全都赤着脚，光着身子，因为饥饿而死亡。”恰佑比没有对阿尔巴尼亚作任何一点理想化的描写，而是作了深刻而真实的现实主义的描绘。由此可以看出恰佑比爱国主义抒情诗的特点：真实地描写深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统治阶级压迫、奴役的祖国的现实生活，无限憎恨土耳其侵略者的野蛮统治，强烈的渴望武装起义和阿尔巴尼亚的解放、独立与自由。
《苏丹》和《上帝的事业》两首政治讽刺诗，以尖刻辛辣的笔触，勾勒出苏丹阿勃杜勒·哈密迪二世的可憎嘴脸：“不要留下任何人，只留下可怜的大地，因为我想单独地生活，同飞禽走兽共居。”诗人通过这一反面人物，集中地概括了几个世纪以来土耳其统治者野蛮凶残的本质。
《哭诉》一诗，通过象征阿尔巴尼亚的母亲之口，对人民群众中间长期流行的互相残杀的恶习，提出中肯的批评，号召人们要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 《祖国与爱情》一诗，号召人们不要为个人的一点点利益和爱情杀戮争斗，而要同心协力抗击土耳其侵略者，将强盗驱除出阿尔巴尼亚。《祖国》一诗，以明快晓畅的诗句，把祖国与个人的关系说得分外透彻，表达了诗人决心回到故土，死在祖国的真诚愿望。
恰佑比的爱国抒情诗具有鲜明的特色，与先前的许多诗人运用譬喻、暗讽、隐喻等手法不同，他经常开门见山地把思想和主张坦露在读者面前。“要么死亡，要么获得自由”的呼号，作为抒情诗的主旋律，响彻在字里行间。
恰佑比的诗作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爱情诗。这种爱情诗的显著特点是：对祖国的爱和对情人的爱水乳交融，既表达了情人之间冰清玉洁的爱恋之情，又抒发了诗人对祖国的深挚怀念，例如，在《爱情的花园》中有这样的诗句：“啊，美丽的鸽子，我将把你捧在手上，/一边唱歌，/一边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带你到繁花似锦的国家，/带你到美好之邦；/带你到清泉洗浴和畅饮，/带你到树荫下乘凉。/”全诗散发着泥土的气息和山花的清香，流露出诗人竭力追求一种农民式的幸福的强烈愿望。
恰佑比非常关心人民的命运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喜剧《十四岁的新郎》批评了阿尔巴尼亚农村中男尊女卑、买卖婚姻等落后习俗和封建思想。恰佑比还是一个胸襟宽广的国际主义者，不仅为自己的苦难同胞忧虑难过，而且还为埃及农民的悲惨遭遇愤愤不平：“这里有许多公爵和巴夏老爷，/别依比驴还要多，/富人富得忘了自己有什么东西，可是大多数人却在忍饥挨饿。/”（《埃及》）
总的来看，尽管恰佑比也写过一些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但文学史家却仍然定评他为现实主义诗人。从恰佑比的创作开始，现实主义才在阿尔巴尼亚新文学中占有了应有的地位。
恰佑比的诗歌创作与民歌有着很深的联系。他创造性地从民歌中汲取营养，不仅学习民歌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和铿锵上口的韵律，更主要的是从民歌中吸取了大量素材，经过自己的艺术加工，形成了一种带有浓厚的民歌风格的新诗歌。它来源于民歌，但又增添了新内容，表现了新的思想，将民歌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恰佑比在描写自然景物、刻画人物方面，具有很高的修养。他能用最简练的笔墨描绘出事物的主要特征。例如，他对故乡扎戈利的塞贝尔村的风景描写，就很有代表性：“石头累累遍山川，/草儿青青盖平原，/田里小麦金灿灿，/河水浇山银光闪。/”寥寥几行诗，便让如锦似绣的山村风光跃然纸上。
恰佑比虽然是个诗人，却能像小说家和剧作家那样成功地刻画人物，塑造典型。如《十四岁新郎》中古怪落后、多嘴多舌的村妇塔娜，《死后》中的假爱国者、土耳其的间谍阿达穆迪，便是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文学中塑造得很成功的反面人物。另外， 《死后》中滑稽可笑的仆人泽奈利，蛊惑家、叛徒迈赦迪·弗拉舍里，天真幼稚的新闻工作者乌尔科，轻佻的女教师柳塞； 《十四岁的新郎》中满脑子封建思想的懒汉爸爸万健里，不讲信义、心肠毒辣的桌莱依卡等一系列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大大丰富了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文学的画廊。恰佑比为塑阿尔巴尼亚新文学最早一批典型形象，作出了重要贡献。
恰佑比的政治讽刺诗，猛烈地抨击了土耳其统治者、希腊沙文主义者、地主和政客。因此，后人尊称他是阿尔巴尼亚讽刺文学的创始人。
恰佑比创作的几出戏，是阿尔巴尼亚剧坛上最早的剧目，他对建立和发展阿尔巴尼亚戏剧事业，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恰佑比改编的拉封丹的寓言以及自己创作的寓言作品，在阿尔巴尼亚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直到今天，恰佑比仍然还是阿尔巴尼亚杰出的寓言作家。
恩德莱·米耶达（1866—1937）是一个自幼就受到过耶稣学校教育的牧人之子，后来还到西班牙、意大利和波兰的天主教学校学习过。曾荣获神学和哲学博士学位。当了神父以后却与宗教界的虚伪行为格格不入，把心灵和感情全部寄托在诗歌创作上，经常写诗，表达对正义事业的向往和对祖国的热爱。不久，米耶达便抛弃了神父的职业，投身到爱国运动的行列中。1901年，他在斯库台创办了一所旨在开展阿尔巴尼亚语言教育，出版阿尔巴尼亚文书藉的“光明文化协会”。一年以后，他出席了在汉堡举行的东方文化会议。会上，他作了关于阿尔巴尼亚语言问题的讲演。正义的爱国行动却遭到土耳其当局的迫害。米耶达回国后被捕遭流放。残酷的打击并没有影响他的爱国热情，释放后更加努力地从事阿尔巴尼亚语言的研究工作，出版了不少质量很高的教科书。1908年，米耶达作为“光明文化协会”的特派代表，出席了玛纳斯蒂尔会议。1916年，他还作为“文学委员会”的代表，从事过阿尔巴尼亚语的缀字法工作。1917年发表了抒情诗集《青年之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20—1924年，他作为斯库台市议会的代表，参加了民主运动。索古皇帝当权后，米耶达退出政治舞台，过着一种清贫的农村神父的生活。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里，还重新当过阿尔巴尼亚语教师，继续从事语言研究工作，关心文学事业。1937年，米耶达逝世于斯库台。
米耶达的作品有诗集《青年之歌》（1917）、《利苏斯》（1921）、《自由》（1937）和《斯库台》（1939）。另外还有一些儿童诗和散文作品。
诗集《青年之歌》是米耶达的代表作，其中行数较多，影响较大的诗篇有《夜莺的哭泣》、《流放者》和《生活的幻想》。《夜莺的哭泣》把在土耳其残酷压迫、蹂躏下的阿尔巴尼亚比喻成被牢牢地锁在笼子里的夜莺，他期望尽早打开鸟笼，让祖国这只灾难深重的夜莺“快快飞腾，飞向森林和树丛。”这首诗表现出诗人对美好未来抱有无比坚定的信心。全诗感情真挚，笔触细腻，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
《浪亡者》是一首带有故事情节的抒情叙事诗。诗中通过一位流浪者对一只仙鹤的回忆，巧妙而优美地表达了诗人思念祖国和亲人的深厚而纯朴的感情。
《生活的幻想》细致地描述一个农家母亲和两个小女儿的艰难生活和不幸遭遇，表现出诗人关心农民的命运，同情同农民的疾苦的人道主义思想。在这首诗里，诗人还用简练的笔墨塑造了卓加、辽基娅两个人物形象。
在诗集《青年之歌》里，还有一些洋溢着爱国主义感情，对社会不合理的现象表示愤懑的诗。《留下的人》赞美了为祖国而献出生命的孩子，同时也向那些祖国的蛆虫——别依、地主和富人们提出了抗议。在《斯坎德培之墓》一诗中，诗人满怀对民族英雄的崇敬之情，颂赞了斯坎德培光辉的业绩和不朽的人生。《巴布纳的穆斯塔发巴夏》是阿尔巴尼亚新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诗篇之一。在这首诗里，诗人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谴责了叛徒、强盗穆斯塔发巴夏，表达出诗人强烈的反封建情绪。
《青年之歌》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抒情诗集，其中不少诗篇不乏现实主义的叙述和描写，它不愧是阿尔巴尼亚古典诗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自由》是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同土耳其侵略者进行决战的年代创作的，全诗激荡着高昂的爱国主义情感，历来被誉为阿尔巴尼亚新文学的名篇佳作载入史册。
米耶达是一个进步的浪漫主义诗人，又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为在阿尔巴尼亚建立民主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尽管他是一个耶稣教信仰者，但却无情地揭露、鞭挞了反动的天主教首领。米耶达在抒情叙事诗创作方面，作了艰苦的努力和大胆的尝试，为发展新文学中崭新的体裁建立了不朽的功绩。米耶达在使用描写、对比、比喻、借喻、讽刺等艺术方法方面独树一帜。他的景物描写别具色彩。他的语言丰富优美，在使用诗行、诗段、韵律等方面，显示出很高的艺术修养。
民族复兴后期成就颇大的诗人、作家和学者，还有萨米·弗拉舍里（1850—1904）、阿斯德伦（1872—1947）、米哈尔·格拉梅诺（1872—1931）、留依吉·古拉库奇（1879—1025）和雷斯托·西里奇（1882—1936）。萨米·弗拉舍里的主要作品有话剧《信义》、小说《泰拉特与费特奈特的爱情》、《卡穆苏—阿拉姆》 （六卷本《历史和地理百科全书》）、《卡穆苏—提尔基》 （《土耳其语辞典》）。另外还翻译了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的世界》。萨米·弗拉舍里的代表作是政论《阿尔巴尼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阿斯德伦的主要作品有诗集 《阳光》（1904）和《幻想与眼泪》（1912）。在这两部诗集中，诗人抒发了热爱祖国的强烈感情，倾吐了对纯洁爱情的一片真心。格拉梅诺的主要作品有话剧《阿尔巴尼语言的诅咒》和《毕洛之死》。小说有《洗礼的坟墓》、《吻》、《阿尔巴尼亚起义》等。古拉库奇的重要著作有关于诗韵学的《阿尔巴尼亚语写诗法》和诗歌《魔女之死》。西里奇的主要作品是诗集《流血日月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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