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九世纪初叶，阿尔巴尼亚正处于民族复兴运动的前夜。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文学，也处在新旧交替的阶段。宗教色彩依然浓厚，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点。它反对泛希腊化，反对土耳其压迫，抵制伊斯兰教。在斗争中产生的《福音书》（译者不详）和《新旧约全书》（塞道尔·哈吉菲利普译），虽然是为教会服务的，但却表达了人民使用民族语言的愿望。
出现于十八世纪的土耳其—阿拉伯模拟文学，在这一时期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伊斯兰寓言诗歌，这种诗歌作品尽管也表现了某些社会生活的侧面，但总的来说，却对国家命运、民族压迫等重大社会问题视若无睹。形式非常呆板，语言也很混乱。实践证明，阿拉伯语字母根本不符合阿尔巴尼亚语的固有特点，因此缺乏生命力。穆罕默德·屈瞿库（1784—1844）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其主要作品有长诗《爱尔维哈》和寓言长诗《约瑟夫和泽丽哈》。
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土耳其侵略者的斗争，发展成为拥护阿尔巴尼亚语言和阿语学校、实现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运动通常称为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运动，或简称为“阿尔巴尼亚的复兴”。
民族复兴时期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爱国者和作家强烈要求自由使用阿尔巴尼亚语和发展阿尔巴尼亚教育。民族复兴时期的文学与民族解放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时期的著名作家，同时也是最有影响的爱国者，他 们的思想集中地代表了民族复兴运动的革命理想。民族复兴时期的作家和诗人，擅长描写时代的重大题材。对祖国和人民炽烈的爱，对外国侵略者和人民的敌人的无比仇恨，贯穿在几乎所有的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中。号召人民为争取阿尔巴尼亚的独立与自由而斗争，是民族复兴文学的基本特征。诗歌在民族复兴文学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诗人们主要的创作方法是浪漫主义。
整个民族复兴文学以1878年普里兹伦同盟建立为标志，分为前后两年时期。前期的代表作家和诗人有韦奇尔哈尔吉、科里斯托弗雷迪、米特科、乌莱托、巴萨、拉塔、达拉、赛兰贝等。
在民族复兴的前期，韦奇尔哈尔吉等人在普及阿尔巴尼语言文学和教育事业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文学方面，民间文学特别是民歌的搜集和出版，占有重要地位，出现了两部描写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好作品。戴·拉塔和小加乌里尔·达拉等阿尔布莱什作家的作品，是一时期文学的代表作。
韦奇尔哈尔吉用自己编定的三十二个字母，写成阿尔巴尼亚语教科书。1844年，还在罗马尼亚用阿尔巴尼亚语出版了名为《埃韦塔尔》的通俗小册子，对掀起用阿尔巴尼亚语言推广教育的运动，起了良好的作用。
科里斯托弗雷迪 （1830—1895）是一位翻译家、语言学家。毕生从事编写字典的工作，从外语中选择吸收能为本民族接受的词汇，从而丰富了本民族语言，对阿尔巴尼亚文学语言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雅尼·乌莱托 （1822—1900）是一位园丁之子，一生从事识字课本和阿尔巴尼亚语言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并与巴萨、萨·弗拉舍里共同创办了“阿尔巴尼亚出版协会”（1879）。1884至1885年，在伊斯坦布尔与纳·弗拉舍里和萨·弗拉舍里兄弟一起创办了《光明》杂志。
民族复兴前期的文学成就，也是与瓦索·巴萨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他参加过1849年的威尼斯革命，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与弗拉舍里兄弟及乌莱托创办了“阿尔巴尼亚出版协会”，热情地支持普里兹伦同盟，勇敢地捍卫民族解放运动。 《关于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真理》一书是巴萨最重要的政论性著作，此书讲述了阿尔巴尼亚的历史和现状，表达了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抒情诗《呵，阿尔巴尼亚》是他文学方面的代表作，也是阿尔巴尼亚整个民族复兴文学的名篇。
希米·米特科 （1820—1890）是民族复兴时期著名的民间文学搜集者、出版者。1878年，将搜集好的民歌以《阿尔巴尼亚蜜蜂》为书名正式出版。此书内容丰富，色彩绚丽，是考察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时期民间文学的重要文献。米特科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人，还在普里兹伦同盟成立之前，他就在诗歌中号召人民快拿起武器同侵略者进行斗争。
耶洛尼姆·戴·拉塔 （1814—1903）是民族复兴时期阿尔布莱什文学的杰出代表。他参加过反对波旁的运动，主办过意大利的《阿尔布莱什人》报纸。创办过 《阿尔勃里的旗帜》等杂志。长诗《米辽沙奥之歌》（也可称诗体小说）是拉塔的代表作。这是一曲缅怀阿尔巴尼亚先辈的战斗传统，激励同代人为尽早驱除土耳其侵略者而献身的爱国主义颂歌。诗人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特别是米辽沙奥几次奔赴疆场的描写，有力地表现了斯坎德培的儿女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重建光辉业绩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心。长诗巧妙地抒发了作者思念故土、热爱祖国的无比深情和对异族占领者的刻苦仇恨。另外，《米辽沙奥之歌》通过对两个出身截然不同的青年男女的爱情的描写，还深刻地表达了诗人蔑视权贵、向往平等的民主思想。在长诗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米辽沙奥和丽娜的形象。米辽沙奥热爱祖国的大自然，对爱情忠诚专一，甚至准备献出自己的财产。他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更愿意为祖国的解放和自由而战斗。因此，当妻子、孩子接连死去的时候，他并没有因此绝望消沉，相反，却从反抗土耳其的战斗中找到了最大的快乐和安慰。这是一个能充分体现阿尔巴尼亚人民传统美德的可爱形象。丽娜作为贫苦人家的女儿，心地纯洁善良，忠诚老实。在民族复兴文学五彩斑斓的画廊中，她是最早出现的颇有代表性的劳动妇女形象之一。
诗人显示了擅长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艺术才能。他笔触细腻，色调柔和，为其描写细微复杂的思想感情增加了不少光彩。长诗生活气息浓厚，富有浓郁的田园牧歌色彩。
《米辽沙奥之歌》是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前期文学中最优秀、最有影响的作品，它为后来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1839年问世的《赛拉菲娜·道比之歌》讲的是安得列·道比之女赛拉菲娜的爱情故事。两位相爱的青年因为家庭反对不能结合，痛苦不已，最后悲惨地死去。长诗后来再版时，曾改名为《人生的一面镜子》，中心内容仍然保留了赛拉菲娜与保兹塔尔的爱情。
如同长诗《米辽沙奥之歌》一样，诗人再一次将作品所描写的事件安排在十五世纪。不同的是，在这部长诗里，爱国主义思想更为强烈，反对土耳其侵略者的斗争在作品中占有最主要的地位。
拉塔是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前期文学中成就最为卓著、影响最为深无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作品虽然具有生动的故事性，但他仍然是一位抒情诗人。拉塔通过对斯坎德培时代的描写与讴歌，号召阿尔巴尼亚人民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战斗，他不愧是十九世纪阿尔布莱什文学的代表人物，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文学的开拓者。他的代表作《米辽沙奥之歌》曾博得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拉马丁和雨果的热烈称赞。拉塔对后来的小加乌里尔·达拉和赛兰贝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阿尔布莱什诗人小加乌里尔·达拉（1826—1885）是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前期的主要诗人之一。他不仅积极参加过意大利全国运动，推翻那不勒斯—波旁封建帝制的革命运动，当过加里波的义勇队的领导人，而且还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他坚决地站在普里兹伦同盟一边，谴责践踏阿尔巴尼亚人民正义事业的欧洲列强。他号召巴尔干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击土耳其侵略者。
达拉死后出版的长诗《巴拉最后的歌》，是继拉塔的《米辽沙奥之歌》之后出现的又一部重要作品。这部长诗通过阿尔巴尼亚勇士尼克·巴塔与卡乌尔亲王的独生女玛拉的感人的恋爱故事，艺术地再现了斯坎德培时代不肯忍辱作奴隶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抗击异族占领者的伟大斗争。全诗情节曲折，波澜起伏，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
《巴拉最后的歌》突出地塑造了尼克和巴尔两个骑士的英雄形象。这两个人物热烈地向往和追求幸福的爱情，然而当保卫祖国的重任落在肩上的时候，他们都奋勇当先，奔赴前线，为了祖国和斯坎德培的荣誉，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决不让战斗的旗帜倒下去！”他们这种忠于祖国，为祖国献身的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儿女。英雄人物的榜样力量永世长存！
达拉这首长诗的另一成就，是用较少的笔墨鲜明地勾勒出斯坎德培的光辉形象。诗人笔下的斯坎德培，不仅是一个骁勇的军事领导人，而且还是一个通情达理、关心士兵、体察民情的普通人。诗中还成功的塑造了玛拉这个具有阿尔巴尼亚妇女美好品德的贞洁女性。她俊美无瑕，对爱情无比坚贞，即使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也忠于自己心上的人。
《巴拉最后的歌》的出现，标志阿尔布莱什文学乃至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文学在长诗创作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诗人达拉在塑人物形象、描写环境和战斗场面以及自然风光等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和所取得的成就，为后来的诗人和作家提供了可供学习和借鉴的宝贵经验。
泽夫·赛兰贝（1843—1901）是与拉塔和达拉并加齐驱的浪漫主义诗人，在阿尔布莱什文学和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爱情诗占诗人全部诗作的一半。其中名篇有《初恋之歌》、《相思》、《献给斯特雷加尔最美的人》等。这些感情真挚、描写细腻的爱情诗，生动地表现了民族复兴时期具有民主思想的青年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无比愤恨和对自由、幸福的热烈向往。
赛兰贝的抒情诗具有很强烈的艺术魅力。在景物描写方面，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他为阿尔布莱什农村可爱的山水描绘了一幅幅新奇多资、优美迷人的图画。赛兰贝笔调纤细，语言丰富俏丽。他还能恰到好处地运用寓言抨击粗野凶残的土耳其人。
在十九世纪的阿尔布莱什文学中，安东·善多里 （1819—1894）、威琴茨·斯特拉迪郭依（1822—1866）等诗人，也为阿尔巴尼亚新文学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