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944年9月9日，保加利亚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其后，经过尖锐复杂的斗争，保加利亚共产党取得了执政的地位，按照苏联模式在城乡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并于四十年代末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保加利亚由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农业—工业国，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社会也比较安定。但由于原有的工业基础薄弱，也由于体制的僵化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经济未能以应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为社会的近一步发展留下了隐患，终于在八十年代末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目前，保加利亚已走上了与以往不同的发展道路。
建国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在领导经济、文化事业的同时，也领导着文学事业。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作家世界观的基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作协组织团结了全国的作家队伍，并引导作家致力于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注意发挥文学的审美和教育功能。四十—五十年代，文学创作侧重于反法西斯题材和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着意表现新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六七十年代，许多作家的注意力已扩展到社会道德题材和历史题材，并开始关注科技革命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广泛影响。几十年间，不论在诗歌、小说还是戏剧领域中，都创作出一批健康的、鼓舞人民积极向上的作品。一代一代的文学新人也不断涌现。应该说，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成绩还是巨大的。
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所出现的曲折一样，保加利亚解放后文学的发展也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文学界反对过 “无冲突论”，批评过公式化、概念化的“生产小说”；1956年后，开展过反对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斗争。此后，作家的创作环境有所改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逐渐成为开放的体系。但文学中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斗争仍很激烈。七、八十年代，随着多种文艺思潮与多种创作方法的出现，文学创作出现了更加纷繁复杂的局面。
2
保加利亚解放后，无产阶级诗人如拉德夫斯基、伊萨耶夫、丘里亚夫科夫等以欣喜的心情写诗歌颂革命的胜利，缅怀反法西斯战士的丰功伟绩。拉德夫斯基发表了反映三、四十年代革命风暴的诗集 《空气窒闷》（1945）、伊萨耶夫写了表现集中营生活的诗集《火》（1946）、安德列耶夫写了《游击队之歌》，抒写了死难烈士在诗人感情世界中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许多四十年代登上文坛的现实主义诗人，这时也以同一题材创作了许多充满激情的诗作。如汉切夫的诗集《子弹袋中的诗》（1953）、佩伊切夫的《进攻之前的顷刻》、加贝表现女英雄的长诗《维拉》（1946）、拉林的《士兵日记》 （1953）等，都是当时引人注目的优秀诗作。
解放后不久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引起了诗人们的普遍关注。有些诗人到建设工地参加义务劳动，体验生活，创作出许多反映建设的宏伟图景、刻画建设者们新的精神风貌的诗作。
伊凡·拉多耶夫 （1927—）的 《旗帜飘扬》（1951）描绘了工地热火朝天的建设情景。布拉加·迪米特洛娃（1922—）到罗多彼山区生活两年，写出了诗集《罗多彼颂》（1954）。在诗集中，诗人把耳闻目睹的感受和民间传说揉合在一起，歌颂了普通劳动者的建设热情。写建设题材最有成就的诗人是潘留·潘涅夫 （1930—1959）。诗人作为义务劳动队的一员，全身心地投入季米特洛夫城的建设。他的诗集《早晨好，人们！》（1956）感情浓烈、意境深远。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不是隔岸观火式的赞赏建设成就，而是作为劳动者的一员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建设联系在一起。诗人宣称：“我不祈望道路轻松”，“建设事业不能没有我”，体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觉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
1956年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与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使一些被挫伤的诗人，如塔尔切夫、佩伊切夫、拉伊诺夫、格罗夫、鲍日洛夫等解脱了出来。他们纷纷写诗抒发自己的感受。最先呼唤解冻的诗人是格奥尔吉·加戛罗夫 （1928—）。他的 《早春》（1957）一诗的发表给诗坛带来了春的信息。他表示要象越冬的鸟儿那样自由地歌唱。汉切夫写诗讽刺了一些在同志之间制造仇恨的“伪革命者”，称他们是铁一样冰冷的人。阿列克山德尔·格洛夫 （1919—？）的长诗 《不平静的思绪》（1962），诉说了自己在个人迷信时期的遭遇。诗人从前是一位反法西斯革命战士，解放后却遭到不公正的打击。诗歌描写了他当时思绪万千、愁肠百结的精神状态，并为正义得以伸张而感到庆幸。
随着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一些三十年代的民主主义诗人，如弗尔纳耶夫、巴格良娜等也写诗称自己获得了“第二次创作生命”。尼古拉·弗切吉耶夫的《沿着你的道路走过》、多拉·加贝的《等一等，太阳！》（1967）倾诉了自己的对新时代的感怀，表达了对祖的真诚的爱。
在1956年以后的诗坛上，加戛罗夫、马特夫、麦托迪耶夫以社会政治为题材所写的诗歌占有重要地位。
加戛罗夫在发表《早春》之后，于次年发表诗集《在沉默的时刻》，倾诉了他对违反社会主义准则的现象的不满。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对革命充满了挚爱之情：
革命啊，
你在我的脉管中，
注入了纯洁而欢快的血液，
给了我听觉、视力和意志。
然而为了维护革命事业的正常发展，诗人请求母亲——党教会他识别破坏社会主义准则的人。
加戛罗夫的诗歌感情真纯炽烈，诗风刚劲有力，博得了评论界的高度赞赏。
帕维尔·马特夫（1924—）的诗集 《海燕在浪头休息》（1963）、《未被伤害的世界》 （1970）显示了诗人对时代迫切问题的关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诗人借抒情主人公之口表明，看待事物不能依据陈规陋见和虚幻的揣度：
旧有的习惯令人反感，
如今我们已不在梦中相见。
这实际上是对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发出的抨击。
米特尔·麦托迪耶夫（1922—）于50年代写作了反法西斯著名长诗《季米特洛夫的后代》之后又陆续，发表了数部歌颂祖国、社会主义和党的诗集，如《为了时代与自己》（1963）、 《巨大的变迁》（1971）等，表现了诗人忠于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赤子之心：
我的精神来自你的精神
我的道路由你的道路引申，
我来自你这里又回到你这里，
你曾经用旗帜包裹着我，
你曾经用双手搂抱着我。
(《献给党》)
诗人常常喜爱在作品中同时代对话，以勇敢无畏的精神向时代和社会发出严峻的质问，同时也将自己置于责任与良心的天平之上。这赋予他的诗歌以凝重深沉的格调，读来激动人心。
六十—七十年代，诗坛产生了一大批新秀，如巴谢夫、格尔曼诺夫、艾夫蒂莫夫、卡拉斯拉沃夫、克里木、达缅诺夫、粲涅夫等。他们的诗扩大了题材范围，注入了新生一代的青春活力，表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时代气息。这些诗人中成就较突出的有：
柳波米尔·列夫切夫 （1935—）是声名卓著的诗人。解冻后发表的诗集 《星星是我的》（1957）以豪迈恢宏的气魄宣称：标志着时代进取精神的“星星”是属于他的，也是属于他这一代人的。诗人这种豪迈的情怀来自对光荣革命传统的继承：
给我吧，给我力量！
那力量由伟人们的雄心播种，
由勇士们用利剑收割，
经受过绞架的称量。
短短几句话，艺术地概括了先辈的革命业绩，形象地阐明了诗人力量的源泉。
列夫切夫诗歌的题材很广。歌颂科技进步中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是他诗歌的另一主旋律。例如《新纪元》一诗，写宁静的夏夜牧羊人停止了挤奶，抬头仰望天穹中缓缓掠过的人造卫星，嘴里发出啧啧的惊叹。通过对这样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夜晚的素描，作者写出了它的不普通不平凡。从宁静的夜晚被非同寻常的事物所打破，抒写出人类建设“新纪元”来临时的动人的诗篇。再如诗人写马尼查河水电站的建设，着重表现了劳动者精神面貌的变化。为了建设那生产“光明”的“工厂”，他们风餐露宿，日晒雨淋，面色有如紫铜：
他们脸上不再有父辈的容颜，
他们变得酷似自己的子孙。
这两句诗表现出现代人的美好理想使他们越来越具有青春活力，也展示出他们不同于父辈的、新的精神风貌。
丽梁娜·斯特凡诺娃 （1929—）六十年代以来注重以丰富的色调多层次的表现时代的生活画面。她不仅透视了社会的种种复杂矛盾，而且关注着原于时代物质文明的进步。诗人以满腔热情歌颂那“奇迹般的新世界”（诗集 《未来的声音》（1969）、《太阳吻我》（1970）、《磁场》（1979））在诗人笔下，这种腾飞式的高速发展已“深入人们的灵魂”，“控制着他们生命的脉搏”。诗人呼唤人们奋勇争先去掌握尚不曾为旁人所知的第一个信息，但对时代发展与人的自然本性不和谐的关系，也表示了自己的隐忧。《不可容忍的高速》一诗着重讴歌人们在平凡劳动中表现出来的优良的自然本性和民族与社会的优良传统，以唤醒人们对精神文明的重视。
斯特凡诺娃诗歌中鲜明的时代精神寓于优美动人的诗歌形式之中，即使触及最迫切的时代问题，也显示出丰富的形象性和浓郁的抒情意味，富有女性所特有的温馨柔润的感情特质。
八九十年代的诗歌趋向晦涩朦胧，引起评论界的争议。
3
解放后的小说创作空前繁荣，同过去相比，具有如下的显著特点：
第一，作家队伍不断扩大，作品数量明显增多。三十—四十年代开始写作的老一代作家，如塔列夫、古里亚什基、达斯卡洛夫、曼诺夫、巴尔丁诺夫等，解放后重新焕发了创作青春。由于他们是解放前后社会变迁的历史见证人，生活阅历丰富，因而各阶段的重大社会问题都成为他们描写的对象，近几十年最优秀的小说作品大都出自他们的手笔。他们的创作代表了保加利亚传统小说发展的思想艺术风貌。六十年代产生了第二代作家，如彼得罗夫、拉迪契科夫、弗切吉耶夫、波波夫、纳科夫斯基、阿森诺夫、米海伊洛娃等。他们在艺术上有新的探索和追求，尝试运用现代小说的种种表现手法，创作出不少具有艺术魅力的作品。七十年代后出现的第三代作家，如马尔科夫斯基、苏加列夫、斯特拉蒂耶夫、亚勒莫夫、佩特科夫、科鲁吉耶夫、扎列夫等，更加注重人物心理深度的开掘，和确立“主体—我”的地位。他们的作品也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成就。
第二，小说创作的题材范围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扩大，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拓展。四、五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中心题材是反法西斯斗争，作家围绕这一题材创作出了一些激动人心的作品。此后不久，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作家普通关注的焦点，虽有一些佳作，但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比较严重，中人物形象刻画有些苍白无力。1956年后，表现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对社会和个人的危害成为小说创作的热门题材，其中不乏有积极意义的作品，如古利亚什基的《金羊毛》、卡尔切夫的《新城的两个人》、拉伊诺夫的《茫茫无路》等。六、七十年代，不少作家的视线转向了社会道德问题与科技革命时代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创作出一批优秀的传世之作，如维任诺夫的《夜驰白马》、《障碍》《白蜥蜴》、古里亚什基的《桃花心木架的起的房子》、弗加吉耶夫的《荒园绿草》、拉迪契科夫的《最后的夏天》等。
第三，在小说艺术表现形式上，五十年代小说讲究故事情节的错综复杂、生活画面的广阔丰富，注重人物品格与命运同社会历史的紧密联系，从历史着眼表现个人；六十年代以后的小说则不重情节而重人的主体意识的表现，注重以人为中心，从人的主观世界折射社会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和作品的抒情意味都有所加强。随着种种现代小说创作手法的引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成了开放体系。
在解放后四十余年的小说领域中，创作成就最为突出的作家有：
迪米特尔·迪莫夫（1909—1966），最重要的作品是195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烟草》。小说主人公鲍里斯由一个普通青年经过自我奋斗而取得了尼古丁烟草公司总经理的职位，并借投靠国内反动政权和国外垄断财团，在你死我活的竟争中不断吞并其他公司。为了榨取更多的利润，他残酷剥削工人，无情镇压工人罢工，甚至让自己的情人去做德国垄断组织头子的情妇。但随着法西斯政权的崩溃，他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小说以现实主义笔墨揭露了金钱势力和对人的腐蚀和毒害，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堕落和腐朽，表现了工人群众的英勇斗争，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高度赞扬。
卡门·卡尔切夫（194—1988）五十年代的重要作品有表现季米特洛夫伟大一生的传记小说《工人阶级的儿子》和表现反西斯斗争的《生者的回忆》 （1964）。六十年代最成功的作品是长篇小说《新城的两个人》（1964）。小说的主人公马斯拉尔斯基是一名县委政工干部，在农作合作化时，因不同意县委的左倾冒进政策而遭受打击，后来在下放工厂时又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锒铛入狱。1956年得到平反后，自愿放弃原先的权力而去他曾参与建设的新城当一名司机。在此，他巧遇危难时刻同他离异的前妻，发现她生活得并不幸福。他认为那是自己的遭难给她带来的苦果，因而同情并暗中保护她。作品展现了主人公以德报怨的宽广胸怀，鞭挞了生活中的丑恶、歌颂了当代人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不可多得的杰作。
卡尔切夫还写有不少反映当代生活的中短篇小说。曾获季米特洛夫文学奖。
安德列·古里亚什基（1914—？）是一位创作题材广泛、勤于探索的作家。五十年代写了几部反映农村现实的作品。其中，长篇小说《金羊毛》（1958）最为有名。主人公达莫夫是一个农业合作社的主席，革命斗争时期曾是党内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在合作化高潮时又曲解党的政策，干了不少过左的、有失人道的事情。在人们眼里，他事业上成就辉煌，连少先队也邀请他讲述自己的光荣事迹。可是当他准备讲稿而翻阅过去的日记时，一桩桩以革命名义所做的错事引起他的反思和自省，并终因愧悔和精神崩溃而自杀身死。小说成功地塑造了那个典型环境中具有鲜明个性的达莫夫形象，成为一部摆脱了公式化的佳作。
古里亚什基的另一部著名长篇小说是《桃花心木架起的房子》（1975）。它写的是布尔斯基一家的变迁及其三个儿子的命运。一个儿子从事诚实的劳动，走的是正道。一个儿子是有才能的工程师，但受到权位与名利思想的侵袭。他虽获得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也拥有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却灵魂空虚，无崇高理想。他所建造的桃花心木住宅无比舒适优雅，但生活其间却忧思萦绕，不得安宁，最终遭致了不幸。另一个儿子在一处地方建设了一座现代化工厂，造成了该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小说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矛盾，揭露了现代市侩主义对人的心灵的污染。作品以其现实主义的深度和人物的心理刻画赢得了好评。
古里亚什基八十年代写的长篇小说《怪人》（1983）在揭露现代市侩的同时，突出了正面人物的斗争精神。主人公耶夫迪莫夫在同企业管理人员的惰性和世俗偏见进行斗争时，得不到周围人们的理解，甚至被看成是“怪人”。作品的社会批判力量在于：耶夫迪莫夫周围的人或墨守成规、苟且偷安，或投机钻营、贪图实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然与主人公创新与敬业的精神发生冲突，成为社会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作品揭露生活中的这些阴暗面，不仅表明了创业的艰难，也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
帕维尔·维任诺夫（1914—1983）是一位勤于探索、才华横溢的作家。四、五十年代写了一系列反法西斯军事题材的中篇小说，如《第二连》、《在原野》、《远离海岸》等。其中《第二连》写保共为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而同留用旧军官中的异己分子所作的斗争。《在原野》写一支游击分队深入敌占区，烧毁奶制品作坊、处决伪县长的英雄事迹。这两部中篇曾获季米特洛夫文学奖。
六十年代，维任诺夫转向道德题材的开掘。小说集《持小提琴的少年》和《扁桃的气息》以现实主义的剖析力触及了现实社会的道德问题，揭示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心态。同时期的长篇小说《星星在我们顶空》写农民什迪利亚老爹在法西斯监狱经过九死一生的磨难终于逃出虎口，随游击队转移时为掩护他人而英勇地献出了生命。在作者笔下，什迪利亚的形象是保加利人民精神品德的化身，是当今精神文明建设中作者为现代人树立的榜样。作品以其感人的内容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获得评论界好评。
七、八十年代，维任诺夫的创作领域进一步扩大。他以一系列新颖奇幻的作品表现了现代精神文明受到的巨大的挑战以及人类的历史命运与人性健全发展等重大问题。长篇小说《夜驰白马》（1976）通过对科学工作者乌鲁莫夫院士及其外甥沙绍相互关系的描写，表现了当今两代人之间的精神道德差异。乌鲁莫夫的正面形象和沙绍的复杂性格显示出作品巨大的心理深度。乌鲁莫夫富于创造的崇高一生，为读者展示了一幅人性和谐完美的图画。小说不是把两代人的关系表现为不可弥合的鸿沟，而是艺术地指明了世代更替得以顺利实现的现实途径。小说荣获季米特洛夫文学奖。在中篇 《障碍》 （1976）中，作者把人与人关系中存在的精神壁障形象地凸现了出来：一个受过精神创伤而又保持了内心和谐的年青姑娘多罗特娅与一个囿于世俗之见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作曲家曼内夫之间的邂逅相逢，演化为一幕令人震惊的悲剧。多罗特娅不惜一死抗议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不信任，构成了一个富有整体寓意的“障碍”形象。这一形象是小说主题带哲理性的艺术升华。它唤醒人们消除相互关系中的精神壁障，切中了时代的弊病，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强烈反响。中篇《白色蜥蜴》（1977）以超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现代人性发展中理智与感情的矛盾，提出了智能的片面发展而又缺乏健全的人类情感必然导致人的异化的重大主题。小说描写一个生物学家用遗传工程的方法制造了一个早熟、早慧的神童和“超天才”奈西。奈西不仅身体发育超常，而且脑子象电子计算机那样快，小小年纪就大学毕业，成了数学家。可是，他没有人类的良知和道德情感，不懂得如何同他人正常相处。他逼得母亲羞愧自尽，在女友的生日晚会上残杀了与会同伴，最后导致了自身的毁灭。作品的社会批判意义不仅在于反对滥用科学技术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说明了片面强调理智的发展，急视健全人类情感的培养，人必然异化为丧失人性的禽兽。小说貌似荒诞，但在本质上具有极高的生活真实性与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表明了作者对年轻一代和人类未来命运的忧虑和关切。长篇小说 《天平》（1982）写一个建筑师在一项工伤事故中丧失记忆力。在恢复记忆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心灵陷入市侩主义泥坑的“旧我”，通过反思他最后走向了通向“新我”的阳关大道从而使自己获得了思想道德的升华。作品构思新颖，富有心理和哲理深度，深受评论界好评。
约尔丹·拉迪契科夫（1929—）写有大量小说和剧本。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发表作品；六十年代中起，以现代手法表现现实生活。作品的故事和人物时常显示为现实与虚幻、正常与扭曲、严肃与荒诞的怪异的结合。
拉迪奇科夫的作品主要描写农村社会，表现工业化过程中农民的文化心态。在《恼怒的情绪》中作者借助农民戈茨形象的描写表现了农民面对现代科技发展所产生的惊诧、疑虑以及他们在维护民族优良传统时所具有的矜持与傲岸的精神境界。在中篇《最近的夏天》（1967）中描写老农拉弗伦蒂耶夫在山村修建水库时留恋故土，游离于现代文明的大千世界之外。在《和风》 （1963）中描写农民菲利普历尽人间沧桑之后，在山村原野的自由劳动中寻得和谐与幸福。作者在描写农民的这些守旧意识时，大都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幽默和善的嘲笑来刻划来他们在变革时期的典型心理特征。在另外一些作品中，拉迪奇科夫则描写农民在面对革命、战争时所发挥的斗争精神。在他喜爱描写平凡人物的丰攻伟绩 （《火药识字本》（1969）和共产党人在严峻时刻的道德选择与献身精神 （《所有的人与无人》1975），并取得了较显著的艺术成就。
（陈九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