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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罗马尼亚文学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前提下，不断地与世界文学相碰撞、相融合。作家们都努力用一种现代化的语言和手法来反映历史、反映社会，反映人在各个时期的特殊心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一直在罗马尼亚文学领域独占鳌头。从雷布列亚努，到萨多维亚努，再到普列达，罗马尼亚小说基本上是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发展的。当然，在现实主义的主流中，也时常出现一些反传统的现代派倾向。杜·拉·波佩斯库的作品便将现实主义同现代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本世纪罗马尼亚小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农村题材的作品尤为发达。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罗马尼亚作家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生活具有深刻的了解。几位重要小说家的成名作几乎都是农村题材的作品。
小说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样反映在戏剧领域。两次大战间最著名的剧作家塞巴斯蒂安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罗马尼亚戏剧前进了一步。到了五、六十年代，戏剧像其它文学领域一样受到了左倾思潮的严重干扰，在艺术上并没有什么发展。只是在最近20年中，罗马尼亚戏剧才逐步摆脱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单调模式，开始朝着符合世界文学发展潮流的方向前进。倘若说奥雷尔·巴朗格等剧作家只是在没有彻底背离现实主义的前提下革新了戏剧语言，那么，马林·索雷斯库和杜·拉·波佩斯库则将一些全新的视角和结构引入了戏剧，使戏剧语言来了个彻底的现代化。他们的剧作常常显得荒诞不经，充满了寓言、象征和朦胧色彩。每一部剧作都似一个斯芬克思之谜，需要读者运用智慧、阅历和知识去猜、去想、去绞尽脑汁。
多种流派并驾齐驱，多种风格争相辉映形成了本世纪罗马尼亚诗歌的主要特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文艺理论家、诗人亚历山德鲁·马切东斯基倡导的象征主义于1908年进入繁荣时期，主要代表诗人为乔治·巴科维亚。两次大战期间罗马尼亚文学中出现了抒情诗的繁荣阶段。图道尔·阿尔盖济、卢奇安·布拉加等诗人在形式、意境、语言诸方面均有创新，写出了许多具有永恒艺术价值的诗作。五十年代，教条主义曾在文坛横行。当时，阿尔盖济、布拉加等一批优秀诗人的作品被彻底否定。唯有革命诗才被算作诗的正宗。那一阶段，诗歌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进入六十年代之后，罗马尼亚诗歌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恢复了抒情诗的传统。一批后起之秀登上了诗坛。他们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将诗歌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艺术水准。于是，六十年代后期，“抒情诗的爆炸”轰动了整个罗马尼亚文坛。尼基塔·斯特内斯库、马林·索雷斯库、安娜·勃朗迪亚娜代表着罗马尼亚当代诗坛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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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罗马尼亚小说中，雷布列亚努、萨多维亚努和普列达无疑是众多小说家中影响最大的作家。他们分别代表了罗马尼亚小说的几个辉煌的时刻。
利维乌·雷布列亚努 （1885—1944）生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一个教师家庭。特殊的生活环境使他从小就掌握了德语和匈牙利语。中学毕业后曾被派往布达佩斯军事学校学习。1905年，雷布利亚努在军中服役，然而爱好文学的他与军队生活始终格格不入。几年后，他坚决辞去军职，回到故乡，从事写作。1909年，他跨越喀尔巴阡山，来到布加勒斯特，进一步开拓文学事业。
雷布列亚努先写短篇，后作长篇。但他在罗马尼业文学、中的特殊地位主要是靠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奠定的。他实际上是罗马尼亚现代长篇小说的创始人。第一部长篇《依昂》（1920）中的主人公依昂没有土地，贫困潦倒，为了占有土地，他决心不择一切手段。他抛弃自己的恋人，投入到富农女儿的怀抱中并因此而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土地。缺乏爱情的婚姻很快令他生厌了。他百般虐待妻子，致使她自尽身亡。一旦拥有土地，爱的呼声便又一次在他心中响起。他重新去追求昔日情人，结果却被情敌杀死。小说通过这样一个悲剧故事揭示了农民与土地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本世纪初罗马尼亚农村生活的生动画面。
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起义》（1932）是罗马尼亚第一部反映1907年农民大起义的宏篇巨制。这部小说背景广阔，人物众多，结构精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
总的来说，雷布列亚努的小说朴实自然，毫无雕琢，散发着浓浓的土地的气息。罗马尼亚著名诗人奥克塔维安·高加（1881—1938）这样写道：“我看到自己站在一片无垠无际的新耕的田地里。大片黑油油的，因深耕而翻起的泥土正凝望着我。那就是雷布列亚努的小说。土地在诉说。”
米哈依尔·萨多维亚努（1880—1961）在两次大战间的罗马尼亚文学中一直独领风骚。他出生于摩尔多瓦地区一个律师家庭。自幼酷爱文学。听故事、读小说成了他少年时代的两大乐事。中学毕业后，入布加勒斯特大学攻读法律。后因服兵役而辍学。服役满期后，干过杂志编辑，当过剧院经理。1929年当选为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
萨多维亚努1897年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他早期的作品大多描写底层人民贫困的境况。1904年对于他说真是大丰收的一年。这一年，他一连推出了《故事》、《肖依姆》、《难忍的痛楚》、《布列库老汉的酒馆》四部小说集。评论家约尔加索性称1904年为“萨多维亚努年”。
之后，他的创作激情始终未减，差不多每年都有两部以上的作品问世。 《泥棚户》（1912）、《漂来的磨坊》（1915）、《安吉察客栈》（1928）、 《斧头》等优秀小说的出版更使他声名大振。《斧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维多丽娅是位纯朴而又刚强的农村妇女。他丈夫外出购羊，但却迟迟不归。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她的心头。她决定不顾一切，沿途寻找。经过千难万险，维多丽娅终于在荒山野沟发现了丈夫的遗骸。她确定有人为了谋财而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凭着智慧，凭着山民的相助，维多丽娅最后查到了凶手，为丈夫报了仇。作者从神话《羔羊》中汲取灵感，写出了这部优美动人的中篇小说。作者并不仅仅想讲述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更多的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来展现罗马尼亚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展现如诗如画的罗马尼亚景色和五彩缤纷的罗马尼亚民间习俗。
萨多维亚努的作品题材极广，古与今、现实与梦幻、乡村与城镇、自然与社会无一不成为他描写的对象。他极善于根据不同的题材而变换手法和语言。他的作品有现实主义，有浪漫主义，有自然主义、有象征主义。他的高明之处便在于巧妙地将这些揉为一体。他在五十年的文学生涯中所写下的百余部作品组合在一起便是一首宏伟的罗马尼亚民族史诗。萨多维亚努的名字在罗马尼亚文学中是不朽的。
马林·普列达（1922—1980），出生于特列奥尔曼县一个农民家庭。上完中学后，担任过校对和秘书。1952年起，任《罗马尼亚生活》杂志编辑。后升任副主编。1968年，当选为罗马尼亚作家联合会副主席。1980年5月猝然去世。
普列达1942年登上文坛。1948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四方来相会》问世。集子中的八篇短篇均以乡村生活为题材，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农民形象。这些短篇小说的创作为作者今后的长篇写作奠定了基础。真正确立普列达在罗马尼亚文坛重要地位的是长篇小说《莫洛米特一家》（第一卷，1955；第二卷，1967），这部宏篇巨制生动地展现了一幅罗马尼亚农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特殊心态，被评论界誉为罗马尼亚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之一。普列达也因此跻身于当代罗马尼亚最著名的小说家的行列。之后，他又创作了涉及工业领域的《不速之客》（1968）、描写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多重性格的《伟大的孤独者》（1972）、探讨历史问题的《呓语》（1975）等长篇小说。其中《呓语》因受到前苏联《文学报》的猛烈抨击而更使作者声名大振。1980年春，普列达去世前不久出版的三卷本巨著《世上最亲爱的人》为他的小说创作划上了一个辉煌的句号。
《世上最亲爱的人》讲述了一位青年知识分子的故事。维克多·佩特里尼在某大学哲学系任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诗人尼古拉乌的妻子玛蒂尔达。维克多不禁被她的美貌和气质深深地打动了。玛蒂尔达同尼古拉乌早已同床异梦。在维克多身上，她似乎看到了自己的理想。黄昏后的相会，田野间的漫步，公园里的长谈使得维克多和玛蒂尔达双双坠落爱河。经过两年多的周折，他们终于正式结为夫妻。可婚后不久，他们的爱情生活便出现了危机。维克多悲哀地意识到玛蒂尔达并不是他原先想象的那种理想的伴侣，而是一个情绪不定、自私自利、追求虚荣的女人。他们对人生的看法也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为了摆脱家庭生活的烦恼。年轻的助教开始埋头于哲学研究。罗马尼亚著名诗人卢齐安·布拉加的哲学思想以及处世态度使他深受启发。他在一篇题为《卑鄙者时代》的文章中指出人可以通过不断增强自己的悟性而获得一种心灵上的平衡，一种精神上的超脱。他的文章在大学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与此同时，他与玛蒂尔达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他们的女儿茜尔维娅的出世也未能弥合两人的感情裂痕。一天，警察突然闯入他家，逮捕了维克多，原因是他被控参与了反革命匪帮“黑衫党”的阴谋。这实在是莫须有的罪名。维克多稀里糊涂地开始了铁窗生涯。他时常坐在阴暗的牢房里，追忆逝去的年华，剖析自己的灵魂，思索人生的真谤……经过三年多极为艰苦的劳改生活后，他刑满释放，回到家中。为了糊口，他四处奔波，寻找工作。然而却屡屡碰壁，因为他身上已永远地打上了刑满释放犯的烙印。出于无奈，他到灭鼠队当上了小工。玛蒂尔达抛弃了他，投入了一名要人的怀抱。几经磨难后，维克多在一家企业当上了会计。他同出纳员苏齐相爱了。苏齐是旧时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因受父母牵连而被开除出大学。相似的坎坎经历使他们结合在了一起。但是，在一次外出滑雪时，维克多出乎意外地撞见了苏齐从未提及的丈夫彭恰。维克多受到攻击，被迫同彭恰格斗，彭恰从电缆车上摔进了山谷。维克多重又踏进监狱的大门。爱情又一次破灭了。等待他的是无境无止的漫漫长夜……
《世上最亲爱的人》于1980年出版后，立即轰动了整个罗马尼亚文坛。人们争相购买传阅，报刊纷纷介绍评论。一时间，几乎所有阶层的人的目光都投向了 《世上最亲爱的人》。虽然小说引起了某些争论和非议，但得到了广大读者和评论家的肯定和好评。不幸的是，小说出版后仅仅几个月，作者竟出乎意料地猝然死去，年仅五十八岁。普烈达带有神秘色彩的死亡更加突出了《世上最亲爱的人》的影响。巨大的容量、深刻的哲理性、丰满的人物形象无疑是这部小说成功的几大要素。整部作品就像一座庞大的立交桥，各种阶层的人物，各种社会环境中所发生的事情都在此交会通过。尽管小说的主线是维克多的几次爱情悲剧，但这条主线又引伸出无数条支线，涉及到教育、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因而敏感的读者并不把它仅仅看作一部爱情小说，而是称它为“无所不包的”广角式作品。在这部长达一千二百页的小说中，作者的笔自由驰骋，成功地描绘了一幅“苦难的十年”（指五十年代，普列达语）中整个罗马尼亚社会的全景。以文学的形式，如此全面地反思那个不正常的时代，普列达在这里实际上承担起了历史学家的重任。读着这部作品，读者会不知不觉地被介入一场对人生、爱情、理想、真理等的全面思考，小说中时有大段大段的人物独白和哲理性议论。由于作者很善于变幻叙述手法，回忆，倒叙、对话、内心独白都运用得恰到好处，因而这些大段大段的独白和哲理性议论并不给人一种枯燥乏味的感觉，反而调动起读者的参与意识，让读者同主人公一起思索。小说主人公维克多是个有血有肉，有善有恶的立体人物。尽管他有种种弱点、弊病甚至卑劣面，但他身上散发出了强烈的精神力量。他始终坦然地用微笑迎接接二连三的打击。“你可以消灭他，但你并不能使他屈服。”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海明威所推崇的精神。作者意在通过描写特定时期这样一个普通人的悲剧来揭示整个民族的悲剧，因为个人的命运总是和整个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的。《世上最亲爱的人》已被罗马尼亚文学评论界公认为“描写动荡时期由爱而生发的欢乐和灾难的无与伦比的杰作”，它使罗马尼亚小说前进了一大步。
本世纪初，罗马尼亚戏剧同小说和诗歌相比，发展得比较缓慢。戏剧舞台依然由十九世纪的一些剧作家的剧本占领者。直到三十年代，戏剧才出现了相对的繁荣。一批新人新作给戏剧舞台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两次大战间最引人注目的剧作家当推米哈依尔·塞巴斯蒂安（1907—1945）。进入五十年代后，戏剧同政治联在一起，因而优秀剧作寥若晨星。当代戏剧的迅猛发展始于七十年代。一些有深度的作家将目光投向了戏剧舞台。奥雷尔·巴朗格 （1913—1979）、霍里亚·洛维内斯库（1917—）、马林·索雷斯库 （1936—）、杜·拉·波佩斯库（1935）等作家都为戏剧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限于篇幅，我们只能介绍一下杜·拉·波佩斯库，因为他的剧作在某种意义上还比较能代表当代戏剧的发展趋势。
杜·拉·波佩斯库 （1935—）是当代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出生于比霍尔县一个教师家庭。中学毕业后，先到克罗日城攻读医学。1956年又转入语言文学系。大学毕业后，曾在《星》月刊当过校对和编辑。1970年起担任《论坛》杂志主编。八十年代，曾长期担任过罗马尼亚作家联合会主席。
波佩斯库以诗歌创作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后又致力于小说创作。1958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逃亡》出版。翌年，又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一周》。这部小说讲述了星期一到星期天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背景广阔，人物心理刻画细腻，充满喜剧色彩。从六十年代起，波佩斯库主要从事长篇小说和戏剧创作。他的《F》（1969）、《过时的雨》（1973）等长篇引起广泛注意。这些作品无论在题材或手法上都突破了罗马尼亚文学传统的框架，描写的大多是转变时期各种错综的社会矛盾和内心冲突。手法上，他侧重心理描写，用近乎荒诞的结构来揭示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的的对立。这些倾向同样反映在了他的剧作中。他的主要剧作有《无望的爱之夏》（1966）、 《这些悲哀的天使》（1969）、《除夕夜之猫》（1970）、《飞鸟萨士比亚》 （1973）等。他的剧作带有存在主义的色彩。让我们来看一看《除夕夜之猫》。
该剧剧情是这样的：除夕之夜，奥雷尔家中的酒宴正在热闹地进行。奥雷尔手拿餐叉，站在奇子上指挥着大家齐唱《茶花女》。在场的人中有疯人院院长普拉东，奥雷尔的胞弟、精神病患者维克多，奥雷尔的放荡不羁的妹妹齐尔达，他们的母亲以及舅舅埃利泽乌等。正在他们欢度除夕时，奥雷尔的父亲图道尔却出乎意外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二十年前，图道尔被控犯有反革命判国罪而锒铛入狱。如今他已刑满释放，还带着一个哑巴朋友回到家中。图道尔的归来使埃利泽乌胆战心惊，当着众人的面，图道尔揭露了埃利泽乌当年诬告陷害他的卑劣行径。一直厌恶舅舅的齐尔达也鼓起勇气讲出了她甘于坠落的原因。正是埃利泽乌使她走上这一步的。出于羞愧和恐惧，埃利泽乌走进厕所上吊自杀了。对于父亲的出现，奥雷尔也很不高兴。少年时期，由于父亲的罪名，他受尽了种种的歧视。如今他好不容易混进上层社会，父亲又出现了。于是，他首先拒绝承认自己的父亲，将他赶出家门，然后竟心狠手毒地将他压死了……
波佩斯库的剧作被称为后易卜生戏剧，不受舞台空间限制，大多采用荒诞和象征的表现手法。《除夕夜之猫》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剧尽管时间跨度极小，仅在除夕之夜的短短几个小时内展开，但容量却极大。它实际上展现了罗马尼亚整个民族极权时期所遭受的灾难。这出家庭悲剧无疑深深地刻着时代的烙印。剧中人奥雷尔绝望地说：“我们都是一串肉泥肠！时间绞碎了我们的人格，如果我们还有人格的话，时间把我们混合在一起，加上佐料，经过熏制，成为被人吞食的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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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罗马尼亚文学而言，二十世纪显然更是诗的时代。尤其在近几十年，当小说和戏剧由于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原因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诗歌却一直如暗流般悄然奔突，激起了一朵又一朵美丽的浪花。走进二十世纪罗马尼亚诗苑，我们看见了沉思的布拉加，看见了飞翔的斯特内斯库，看见了衣著随便的索雷斯库，看见了多愁善感的勃朗迪亚娜，还看见了许许多多光彩熠熠的诗人。
卢齐安·布拉加 （1895—1960），罗马尼亚文化史罕见的集诗人、剧作家、哲学家、杂文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他出生于阿尔巴县一个乡村牧师家庭。童年在美丽的乡村中度过。从小就表现出了对文学和哲学的好奇心。中学毕业后，考入西比乌神学院。后又到维也纳攻读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到罗马尼亚克罗日市定居。1926年起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外交生涯，先后到过许多国家。1936年当选为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
布拉加在哲学、美学、戏剧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但他在诗歌方面成就最大。出版了《光明诗篇》（1919）、《先知的脚步》（1921）、《睡梦颂歌》 （1929）、《分水岭》（1933）等十余部诗集。
当诗人同时又是哲学家时，往往会出现一种危险：他的诗作很容易成为某种图解，很容易充满说教。而布拉加却巧妙地将诗和哲学融合在了一起。他们的诗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哲学思想的“诗化”。他认为宇宙充满了神秘。哲学的任务是一步步揭开神秘的面纱。而诗歌的使命则是不断地扩大神秘的范围。于是，在 《我不践踏世界的神奇花冠》中，诗人决心：
我要用我的光明扩展世界的神秘——
一如月亮用它的光华
颤悠悠地增加，而不是缩小，
夜的奥妙。
布拉加坚信，万物均具有某种意味，均为某种征兆。在他的笔下，“光明”象征生命，“花冠”象征存在，“风”代表摧毁者或预言者，“雨”则是忧郁和悲伤的源泉，而当“雨”变成“泪一般的水滴”时，就已然成为忧郁本身了。请看 《忧郁》一诗：
流浪的风擦着窗上
冷冰冰的泪。雨在飘落。
莫名的惆怅阵阵袭来
但所有的痛苦，
所有我感到的痛苦
不在心田，
不在胸膛，
而在那流淌不息的雨滴里。
作为哲学家—诗人，布拉加的目光敏锐而深邃。他很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然后又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短诗《三种面孔》形象地道出了人生三个不同阶段的特质。
儿童欢笑：
“我的智慧和爱是游戏！”
青年歌唱：
“我的游戏和智慧是爱！”
老人沉默：
“我的爱和游戏是智慧！”
布拉加一生都在诗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着。他在追求美，而美是需要代价的，诗人深深地懂得这一点：
不容易的还有那歌声。
昼与夜——世上的一切都不容易：
露是通霄歌唱的夜莺
因病劳而流下的汗。
尼基塔·斯特内斯库 （1933—1983），罗马尼亚当代诗歌的代表诗人。出生于普洛耶什蒂。1957年毕业于布加勒斯特大学语言文学系。担任过编辑、记者和副主编。1960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爱的意义》。之后，又有《感情的幻觉》（1964）、《时间的权利》（1965）、《非语词》（1969）、《严寒》 （1972）、《绳结和符号》（1982）等十几部诗集先后问世。
斯特内斯库非常注重竟境的提炼。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诗人承认他始终在思考着如何让意象更加完美地映照出自己的生命状态。他极力倡导诗人用视觉来想象。在他的笔下，科学概念、哲学思想，甚至连枯燥的数字都能插上有形的翅膀，在想象的天空中任意翱翔。《追忆》一诗便具有典型意义：
她美丽得犹如思想的影子——
她的后背散发出的气息
象婴儿的皮肤，
象新砸开的石头，
象来自死亡语言中的叫喊。
她没有重量，恰似呼吸。
时而欢笑，时而哭泣，硕大的泪
使她咸得宛若异族人宴席上
备受颂扬的盐巴。
她美丽的得犹如思想的影子。
茫茫水域中，她是唯一的陆地。
追忙本身是一种难以捉摸的思维活动。但在诗人的描绘下，追忆竟变得有声有色、具体可感。诗人用奇特的意象调动起了读者所有感觉，让读者去凝视，去抚摸，去倾听，去品尝。于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美感便在读者心中油然而生。
因了他那不朽的诗，诗人便也“美丽得犹如思想的影子”。
马林·索雷斯库（1936—），罗马尼亚当代诗坛最引人注目的诗人之一。生于多尔日县一个农民家庭。童年和少年在乡村度过。1955—1960年，就读于雅西大学语言文学系。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1978年起担任《枝丛》杂志主编。索雷斯库从1964年发表第一部诗集至今，已出版了《时种之死》 （1966）、《万能的灵魂》（1976）等十几部诗集。
有人说他是位讽刺诗人，因为他的诗作掌常常带有明显的讽刺色彩。有人称他为哲理诗人，因为他善于在表面上看起来漫不经心的叙述中突然挖掘出一个深刻的哲理。有人干脆笼统地把他划入现代派诗人的行列，因为无论是语言的选择还是手法的运用，他都一反传统。但他更喜欢别人称他为“诗人索雷斯库”。
他特别喜欢以自由的形式，用通俗的语言来叙述某些人们熟悉的人物或某些普通事情。然而他的不拘一格的简单叙述不知不觉中就会引出一个深刻的象征。在《一切》这首诗中，诗人写道：
一切都在迅速进行：
土地即兴长出几棵草，
树即兴生出几片叶，
一只鸟——我来不及看它叫什么——
即兴唱了首歌，
一个女人即兴唱了首永恒的歌……
而我即兴微笑了一下
为了拍张人生的照片。
人生的短暂，光阴的迅速，瞬间与永恒的关系在这首诗中得到了形象而又深刻的反映。他的另一首诗《奇想》猛一看似乎令人不可捉摸：
每天晚上，
我都将领居家的空椅，
集中在一起，
为它们念诗。
倘若排列得当，
椅子对诗，
会非常敏感。
我因而
激动不已，
一连几个小时
给它们讲述
我的灵魂在白天
死得多么美丽。
我们的聚会
总是恰到好外，
绝没有多余的
激情。
不管怎样，
这意味着
人人责任已尽，
可以继续
向前了。
只要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便可悟出这实际上是一首有关孤独的诗。人在孤独的时候，连椅子都能成为他交谈的对象，都能成为他诗歌的听众。不管怎样，同椅子的交流也是一种宣泄，也能排泄孤独，也能使人继续朝前走。
如此看来，索雷斯库完全有可能用诗来和整个宇宙交流。
安娜·勃朗迪亚娜（1942—）、罗马尼亚当代诗坛最活跃的女诗人之一。生于蒂米什瓦拉市。曾就读于克罗日大学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先后当过编辑、图书馆员。十七岁步入诗坛，至今已出版《脆弱的足跟》（1967）、《第三种秘密》（1970）、《蟋蟀的眼睛》等十余部诗集。
勃朗迪亚娜具有女诗人所特有柔美和细腻。但她的柔美和细腻是以一定的思想内涵为基础的。她所选择的都是些永恒的主题，比如爱情、纯洁、生与死、人生与自然等等。这都是些十分古老的主题了，因而更需要诗人具备非凡的艺术敏感以及独特的艺术视角。
抒情诗《十月》很能体现女诗人的特色：
温馨的泪
滴落在我的额头，
又款款地
顺着睫毛
流淌，
仿佛源自
那双紧闭的眼。
谁在我的上方哭泣，
让甜甜的泪
变成我的？
是父亲呢，
还是位以此方式
收养我的陌生人？
这首谜一般的优美短诗纯真但又决非简单，细腻但又不乏启迪。女诗人并不想明确地歌倾什么事物或表达什么思想。她仅仅勾勒出一幅朦胧的画面，描绘出一缕微妙的感觉，然后让读者去尽情地想象，尽情地体味。
对于女诗人来说，诗的天赋实在是一种命定的痛苦。她甚至都决定要“走出我的声音/就象走出早已被上帝遗弃的教堂。”然而诗已然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离开了诗，她便难以呼吸，难以生存。因此，痛苦的女诗人甘愿为诗而奉献牺牲：我/犹如/漏刻里的/细沙/唯有在/坠落中/才成为/时间。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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