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文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是波兰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由革命民主主义者领导的1863年一月起义的爆发，表明了波兰反抗沙俄占领者的民族革命发展，到了高潮，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它给了占领者以有力的打击。起义失败后，沙俄当局加剧了对波兰的民族压迫，他们不仅掌握了波兰王国的军队大权，而且规定在政府机关和学校里全部使用俄语，企图从根本上消灭波兰人的民族性。可是由于一月起义的影响，沙皇也不得不于1864年2月19日宣布在波兰王国废除封建农奴制。此后，波兰王国城乡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波兰无产阶级也开始诞生和成长起来，在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迅速激化的形势下，八十年代便出现了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的革命运动。

　　在六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波兰王国在意识形态的领域里也出现了各种思想和政治观点百家争鸣的热烈局面。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提出了实证主义建国纲领，他们反对封建主义，提倡科学民主，为波兰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他们主张对沙俄占领者实行妥协。在文学上反对继承积极浪漫主义者所提倡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传统，说明他们在这方面又站在反对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一边。

　　这一时期是波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繁荣发展的时期，在体栽上则以小说创作为主。波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以下三个特点：一、它较之以往时期的文学更广泛和更深刻地揭示了波兰社会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和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不同阶级的典型人物。二、继克拉谢夫斯基后，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有了新的发展。作家们大都由于占领者当局对书刊出版的检查和干涉，不能直接揭露社会中的症结，因而不得不借古喻今，用写历史小说来加深读者对黑暗现实的认识。三、在艺术形式上，波兰小说这一时期发展到了最成熟的阶段。著名的作家善于对社会的全貌作艺术的概括，在人物典型性格的塑造，作品结构的设计和语言的提炼等方面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平。波兰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有显克维奇、普鲁斯、奥热什科娃、科诺普尼茨卡、热罗姆斯基和莱蒙特。

　　亨利克·显克维奇（1846－1916）出身于卢布林一个租赁地主的家庭，父亲参加过一月起义，因此他从小就受到家庭爱国主义的教育。七十年代初，他和华沙报刊联系，开始发表小说：《徒劳无益》和《沃尔瓦皮包里的幽默作品》 （1872）颂扬了华沙实证主义者的施政纲领。《老仆人》（1875）和 《哈妮娅》（1870）反映了一月起义前的贵族生活，但对封建宗法制的奴仆关系作了美化。 1876到1879年间，显克维奇以《波兰报》记者身分旅游北美，写了报告文学《旅美书简》。在这部作品中，他广泛地描写了北美的社会面貌和风土人情，颂扬了美国高度发展的工业文明，也揭露了白人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残酷压迫和对华人的歧视。

　　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显克维奇发表了一系列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如《炭笔素描》（1877）、《音乐迷扬科》（1879）、《一个波兹南家庭教师的回忆》（1879）、《奥尔索》（1879）、《穿过大草原》（1879）、《为了面包》（1880）、《灯塔看守》（1881）、 《胜利者巴尔代克》（1882）和《酋长》（1883）等。这些作品有的反映了波兰人民在沙俄、普鲁士占领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悲惨命运，有的描写农民不堪贫苦境遇，流亡北美遭受的苦难，有的揭露了北美殖民者对印第安人残酷的压迫。

　　八十年代初，显克维奇开始创作历史小说，在1882至1888年间，他发表了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和《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 《火与剑》以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末波兰贵族和乌克兰农民的战争为背景，真实地揭露了乌克兰贵族赫米尔尼茨基为实现他称霸乌克兰的政治野心，不惜出卖祖国，勾结沙皇和克里米亚鞑靼汗国，并伪装革命，利用乌克兰农民起义，分裂和肢解波兰的罪行，但对乌克兰农民起义作了歪曲事实的描写。《洪流》写的是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波兰反抗瑞典侵略的战争。它真实地揭露了瑞典侵略者疯狂掠夺波兰人民的财富，烧毁波兰城市和屠杀波兰人民的滔天罪行，抨击了一部分大贵族卖国投敌的可耻行经，生动地再现了在国王领导下由爱国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参加的统一战线以人民战争反击和战胜侵略者的全过程。《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以七十年代初波兰反抗土耳其侵略为背景，讴歌了波兰军队1672年为保卫卡米涅茨城堡和土耳其侵略军进行的英勇不屈的斗争。这套系列作品的发表，大大地激发了波兰人民爱国斗争的精神。

　　九十年代初，显克维奇发表了两部现实题材的小说：《毫无宗旨》（1891）刻画了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波瓦涅茨基一家》写一个善于经营买卖的资本家，作者指出了他对社会的贡献，也揭露了他的投机取巧和损人利己。显克维奇晚年还出版了两部重要的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1896）和《十字军骑士》 （1900）。前者取材于古罗马尼禄皇帝统治时期，通过尼禄下令焚烧罗马，将基督教徒送竞技场处死以及一对恋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了罗马统治者对人民野蛮残酷的压迫，颂扬了早期基督教体现的平等博爱的思想。后者反映了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初波兰北方人民遭受日耳曼骑士团压迫和他们的反抗斗争。显克维奇创作这部小说的意图和三部曲一样，在于激发人民对普鲁士占领者的仇恨，鼓舞他们去反抗压迫。他在说中通过波兰国王领导军民最后在格隆瓦尔德打败十字军骑士团的描写，也表现了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战争的性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显克维奇是波兰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他最深刻地揭露了异族侵略者对波兰的压迫和波兰人民反压迫斗争的正义性。在艺术上，他的小说以虚构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见长，他的历史小说在再现古代社会时，既反映时代的面貌，又很富于生活气息。在描写战争和各种事变的场面时，既展现磅礴的气势，又写得细致入微。在塑造人物上，他善于将他的每一个主人公都放在各种激烈的战争场面和戏剧性的冲突中，来表现他们的思想、个性和才能，他笔下的人物个个鲜明突出，栩栩如生。显克维奇的文笔优美，他的人物的语言也具口语化和个性化的特点。他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显得既巍峨高大、又浩瀚广阔，同时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高尚和善于克制。他的史诗风格更是达到了艺术上绝对完美的地步”，达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正因为这样，他于190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波利斯瓦夫·普鲁斯（1847－1912）也是一位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身于一个小贵族家庭，十六岁时就参加了一月起义。他最初写小品文和政论，反映了社会中的贫富不均和阶级对立。八十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如《顶楼上的房客》（1875）、《孤儿的命运》（1876）、《米哈尔科》 （1880）、《改邪归正的人》（1881）、《一件背心》等。这些作品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颂扬了他们患难与共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美德，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伪善、贪婪和损人利己的行为。中篇小说《回浪》（1880）还直接描写了资本家如何压迫工人，工人奋起反抗和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全过程。

　　普鲁斯从八十年代开始发表长篇小说：《前哨》（1885）写一个波兰农民在德国殖民者的打击和侵犯下陷入种种灾难，深刻揭示了波兰农村的民族矛盾。长篇小说《玩偶》（1887-1889）是普鲁斯的代表作。它的情节围绕暴发户沃库尔斯基追求贵族小姐伊莎贝拉的失败，以及他和华沙各阶层人物的复杂关系展开，深刻地揭示了一月起义后波兰商业资本主义勾结沙俄外资，在和封建贵族实行妥协的条件下发展的状况。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典型，对封建贵族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行为作了有力的批判。《解放了的女性》（1890－1893）通过一个热心农村公益事业的女性的悲惨遭遇，反映了资产阶级尔虞我诈和小市民的自私狭隘。《法老》（1895）以古埃及拉美西斯王朝统治时期为背景。通过拉美西斯十三世法老和保守的祭师集团之间的斗争，揭露了统治集团的反动腐朽和他们对人民革命的恐惧。普鲁斯的作品善于高度概括地展示波兰社会的全貌，深刻反映现实中的黑暗，对波兰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艾丽查·奥热什科娃 （1841－1910）出身于立陶宛一个地主家庭。她在一月起义爆发期间，在起义部队中做过通讯联络、采办粮食、给起义战士缝制衣衫的工作。奥热什科娃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创作，最初发表短篇小说如《荒年》（1866）、厄运》 （1876）、《尤里扬卡》（1878）、不愉快的山歌》 （1878）等，揭露了封建地主的自私和冷酷，资产阶级的法律和社会旧习的不公正。她的长篇小说 《马尔达》（1872）写一个妇女由于封建旧习的戕害而遭遇不幸。从六十到八十年代，她还发表了两组小说：第一组总的题目叫《幽灵》，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劳资矛盾，反映了波兰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颂扬了革命者为创造一个美好正义世界而奋斗的理想。另一组包括《底层》（1864）、《久尔济一家》（1885）、《涅曼河畔》（1887）和《乡下佬》（1888）等作品，它们都以立陶宛农村生活为题材，反映了在沙俄农奴制长期统治下波兰农村愚昧落后的面貌和贫苦农民在沙俄占领者和地主资产阶级压迫下的悲惨命运。《涅曼河畔》是奥热什科娃的代表作，描写地主别涅迪克特和农民安哲尔姆因他们的哥哥一同参加过一月起义，在战斗中牺牲，他们之间的关系曾经十分密切，后来别涅迪克特欺压佃户，企图强占安哲尔姆的土地，使两家产生了矛盾。别涅迪克特后来在儿子劝导下，改变了过去的态度，他的族女尤斯迪娜也和安哲尔姆的儿子杨相爱结了婚，两家终于和好。小说宣扬了平等、博爱和爱国主义的思想精神。

　　玛丽娅·科诺普尼茨卡 （1842－1910）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受到波兰民族解放斗争革命传统的教育。她的作品一开始就表现了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倾向，为此遭到了沙俄当局的迫害，她不得不离开波兰，长期流亡国外。在俄国1905年革命爆发期间，她一度回到华沙，参加过救援被沙皇囚禁的革命者和他们的家属的工作。科诺普尼茨卡一生的创作题材丰富，形式多样，从十九世纪七十后代到二十世纪初，她连续发表了七部诗集，有的以波兰民族解放斗争为题材，有的写贫苦农民的悲惨处境。在这期间，她还发表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说集，如《四个短篇小说》（1888）、《我的相识者们》 （1890）、《在路上》（1893）、《短篇小说集》（1897）等。这些作品揭露了贵族阶级的腐朽没落和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虚伪，并对政府法庭迫害劳动人民的罪恶提出了控诉。在 1902－1908年间，科诺普尼茨卡发表了长诗《巴尔采尔先生在巴西》。它写一群波兰农民漂洋过海，去巴西谋生，可是在那里却饱受饥饿、疾病的折磨和当地德国殖民者的压迫，最后他们来到了一个港口，参加了当地工人反对资本家剥削的罢工游行。作品反映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

　　斯泰凡·热罗姆斯基 （1884－1925）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年轻时因为参加爱国活动，曾被沙俄当局囚禁。九十年代末，他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徒劳无功》（1898）和《无家可归的人们》（1900）。前者写一个沙俄当局控制的学校，当局在这里对波兰学生实行俄罗斯化，爱国学生和他们进行斗争，小说带有自传体性质，后者的主人公是个鞋匠出身的医生，他决心改善城乡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但他的努力受到上层统治者的阻挠，没有成功。1902至1903年发表的小说《灰烬）以十八世纪末东布罗夫斯基为了祖国的独立，组织“波兰志愿军团”，参加拿破仑战争为背景，揭露了拿破仑对异国的侵略，反映了波兰农民遭受封建压迫的痛苦。在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热罗姆斯基又创作了剧本 《玫瑰》（1909）和小说《罪恶史》（1909），这两部作品讴歌了波兰革命者为了人民的自由和祖国的独立，在战斗中建立的功勋，但反映了作者在革命失败后的悲观情绪。热罗姆斯基的一生和创作表现了他对沙俄占领者统治下的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革命的同情，但他作品中的激进人物都是一些脱离群众的孤军奋斗者，他们的事业总是失败。

　　弗瓦迪斯瓦夫·莱蒙特（1868－1925）出身于农民家庭，从小家境贫寒，十八岁就出外谋生，因和社会下层接触较多，对劳动者的生活际遇有深刻的了解，他早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如《母狗》（1892）《汤美克·巴朗》（1893）、 《正义》（1899）等对那些阴险残暴的工头、地主、仗势欺人的管家、虚情假意的村长和神父进行了揭露，并且刻画了敢于坚持正义、反抗黑暗现实和纯朴善良的劳动人民形象。长篇小说《女喜剧演员》（1895）和它的续篇《烦恼》 （1896）反映了社会下层艺人的不幸。《福地》（1897－1898）以当时波兰最大的工业城市罗兹的工业发展状况为背景，通过一系列资产阶级典型人物的塑造，揭露了这个阶级唯利是图，尔虞我诈，损人利己的面貌，指出了资本主义生存竞争的实质。长篇小说《农民》（1902－1908）是莱蒙特的代表作，小说的主要情节通过富裕农民波利那一家争夺财产继承权的斗争，展示了一个农村封建宗教法制家庭的没落和解体。此外，它还在波兰二十世纪初的大的历史背景下，生动地再现了农村各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歌颂了农民反抗沙俄和普鲁士占领者以及和他们勾结在一起的波兰地主阶级的斗争。莱蒙特正是“由于他那伟大的民族史诗《农民》”，于192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除以上作家外，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现实主义作家还有迪加辛斯基、奥尔坎、扎波尔斯卡，斯特鲁格和先罗谢夫斯基等。阿多尔夫·迪加辛斯基（1839－1902）出身于一个地主管家的家庭。曾参加一月起义。他的作品主要有中篇小说 《在鸟巢里发生了什么》（1883）和长篇小说《兔》（1900）。它们的特点是在描写人的不幸遭遇时，又写动物的遭遇，加以类比，指出弱肉强食既存在于动物界，也存在于人类社会，在手法上，有自然主义倾向。弗瓦迪斯瓦夫·奥尔坎 （1876－1930）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雇农们》和《在岔道上》。前者刻画了一个凶残自私的地主形象，后者写一个农民出身的改革家，他认为小农经济和土地兼并是农村饥饿落后的根源，因此提出了农村集体化计划，但他脱离群众，孤身奋斗，最后失败。加布列娜·扎波尔斯卡 （1857－1921）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剧作家。她出身地主家庭，年轻时就参加波兰各地的戏剧演出活动。她的作品大都揭露波兰市民阶层的虚伪和狡诈，讽刺他们的狭隘和愚昧无知。她最著名的剧本《杜尔斯卡太太的道德》写的是一个女房东杜尔斯卡，她讲门第，爱面子，但她的儿子兹贝什科却和厨娘汉卡通奸，引起舆论的指责，她为了维护体面，矢口否认她过去对儿子的放纵，而当儿子提出要和汉卡结婚时，她又嫌她出身低贱，表示不同意，后来她不得不花一千克朗把汉卡辞退，但她最后表示要把这钱“加倍地捞回来”。剧作者对女主人公的悭吝、自私而又虚伪的典型性格，作了惟妙惟肖的描绘。安杰伊·斯特鲁格（1871－1937）出身于卢布林一个破落贵族的家庭。他在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爱国活动，1893年又加入波兰社会党，曾多次被沙俄当局逮捕入狱和流放。他的作品如短篇小说集《地下活动的人们》 （1908）、长篇小说《明天》（1908）、《一颗炮弹的历史》（1910）等主要描写波兰社会党人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他们主要搞暗杀，以为杀死几个沙俄当局的大官，就可以推翻他们在波兰的统治，这些革命党人大都脱离群众，孤军奋战，但他们表现了热爱祖国、不怕牺牲的精神。瓦茨瓦夫·先罗谢夫斯基 （1858－1845）出身于一个爱国贵族的家庭，早年参加过无产阶级革命活动，曾被沙俄当局逮捕入狱，流放到西伯利亚。他的长篇小说《林边》 （1894）、《陷阱》（1897）等就是描写西伯利亚非俄罗斯民族劳动人民的生活习俗和他们被压迫的命运。二十世纪初，先罗谢夫斯基远去亚洲旅行，到过中国、日本，朝鲜和蒙古，写过不少反映他所见到的这些国家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如《中国小说集》（1903）、 《洋鬼子》（1909）、 《越浪》（1910）等都很有影响。《洋鬼子》以清末义和团反抗外国侵略者的革命斗争为题材，作者对西方殖民主义者进行了愤怒的谴责，讴歌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还出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主要是革命诗歌创作的高潮。早在 1879年，革命诗人希文切茨基等在华沙监狱中就创办了手抄刊物《囚徒之声》，发表了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诗歌，此后在八十年代和1905年又相继出版了一系列革命诗歌集。这些诗歌都是波兰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者在和敌人作英勇卓绝的斗争中创作的，它们的题材直接来源于斗争生活，在人民群众中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其中尤以切尔文斯基的《红旗》（1881）、希文奇茨基的《华沙革命歌》 （1883）和瓦林斯基的《镣铐歌》最著名，三位作者都是波兰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领导者或参加者。他们的作品充满革命激情，有的揭露了沙皇对波兰的残酷压迫，反映了人民对压迫者的仇恨，有的表现了革命者的坚定信念，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要和侵略者战斗到底。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小说作品创作出现繁荣景象的时候，一批年轻的诗人和剧作家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斯瓦夫·普日贝谢夫斯基（1868－1927）于1899年提出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纲领，认为艺术不来源于生活，不反映社会矛盾，它的目的就是它自己。艺术家是天才，是人民群众无法理解的天才，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艺术都是等而下之的艺术，只有象征的艺术才是天才的艺术。与此同时，在诗歌和戏剧中也出现了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创作流派，其代表作家有泰特马耶尔、卡斯普罗维奇和韦斯比杨斯基等。

　　卡齐米日·泰特马耶尔（1865－1940）的诗歌首先表现了一种怀疑一切的情绪，他对世界、对人类至今创造的一切价值都表示怀疑。他由怀疑便产生痛苦，认为只有诗歌才是高尚的。他的抒情诗和写景诗善于运用光线、色彩和音乐的调配，创造某种气氛，以表现他的思想情绪的变幻，富有象征主义和印象主义的艺术特色，杨·卡斯普罗维奇 （1860－1926）年轻时参加过波兰社会主义革命组织，曾被沙俄占领者逮捕入狱。他早期的诗歌描写了波兰无产阶级遭受压迫的悲惨命运。在1899年发表的长篇抒情诗《赞歌》中，反映了他在思想上的矛盾，他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面临灾变，但也充满了爱，它可以得救，长诗富于表现主义艺术特色。斯坦尼瓦夫·韦斯比扬斯基（186－1907）是著名的象征派剧作家，但他的剧作从题材到构思却有不少现实主义成分，他把象征当成一种表现手段，如《婚礼》（1901）讽刺了加里西亚一些知识分子对农民生活和习俗的无知，谴责了他们对农民革命的敌对态度。剧中以草人象征农民起义的失败，反映了作者在波兰民族解放斗争失败后的悲观情绪。《华沙歌》（1898）和《十一月之夜》（1904）都以1830年十一月起义和它的失败为题材，剧作者颂扬了起义官兵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但他又以各种象征的描写，暗示一种超人的力量：灵魂或天神主宰了一切，决定起义的成败，反映了他的宿命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