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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虽被沙俄、普鲁士、奥地利三国瓜分，但波兰人民并未终止他们为恢复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1896年，流亡国外的东布罗夫斯基将军在意大利领导成立了“波兰志愿军团”，继续坚持战斗。在这期间，也出现了歌颂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军团诗歌，其中最有名的是尤泽夫·韦比茨基（1747－1822）的《波兰军团之歌》。这首歌由于它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表现了人民恢复祖国独立的信心和决心，对波兰的爱国志士有极大的鼓舞作用，它在1830年后，还成了波兰的国歌。1807年，拿破仑打败了俄奥联军。曾在波兰建立一个华沙公国 （1807－1815）。拿破仑失败后，沙俄又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波兰议会王国”，简称“波兰王国”，对波兰人民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波兰人民不堪占领者的压迫，此后曾多次发动起义斗争，如 1830年11月在华沙爆发的民族起义，1846年的克拉科夫起义和1848年在波兹南和加里西亚爆发的民族起义都有力地打击了沙俄等占领者在波兰的统治。
十九世纪初，波兰文坛出现了的古典主义流派。这一流派的诗人和十八世纪要求改革，富于爱国精神的古典主义诗人和作家不同，他们较为保守，在政治上主张维护封建特权，反对民族起义，对占领者持妥协投降的态度。他们的创作大都美化贵族，在形式上模拟古典主义诗歌，但内容贫乏。他们的代表有卡耶坦·科希米杨（1771－1856）和阿洛伊齐·费林斯基（1771－1820）等。
除伪古典派外，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又兴起了浪漫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开始还曾遭到伪古典派的攻击，说它破坏了文学创作的原则，因为伪古典派拘泥于古典主义创作形式，认为它不可动摇。可是波兰浪漫主义由于作家们的政治态度不同，也分消极和积极两派。消极浪漫主义作家主张维护贵族特权，反对革命，对沙俄等占领者妥协投降，它的代表是诗人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一开始就和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有密切的联系。这一派诗人和作家都是爱国者或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他们的作品是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或者在民族解放斗争的鼓舞下产生的，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又教育和鼓舞着千百万人民去和侵略者进行斗争。
波兰积极浪漫主义者认为，只有诗歌才能充分表现民族解放斗争的精神，具有激动人心的魅力，所以他们特别推崇这种文学创作的形式。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也很重视继承波兰民间文化的优秀遗产，他们不仅大量收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从这些作品中，也为自己的创作吸取了素材和营养。
波兰积极浪漫主义流派最伟大的诗人是亚当、密茨凯维奇 （1798－1855），他出身于立陶宛一个小贵族家庭，父亲是律师，曾参加科希秋什科领导的民族起义，密茨凯维奇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熏陶。1815年，他在维尔诺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秘密爱国组织爱学社和爱德社，并开始写诗。1922年，他的第一部诗集的出版标志着波兰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翌年他又发表了诗剧《先人祭》第二、四部和长诗《格拉席娜》。《先人祭》第二部通过波兰民间超度亡灵的一种祭典，揭露了恶霸地主压迫农民的罪恶。第四部写的是一个青年失恋后的痛苦，和诗人以往的一段经历有关。《格拉席娜》则歌颂了一个为保卫祖国而牺牲的巾帼英雄的形象。此后不久，爱德社的爱国活动被沙俄当局发现，密茨凯维奇和这个组织其他成员被捕入狱，1824年10月，他又被流放到了俄国。密茨凯维奇在俄国期间，结识了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1826年，他出版了《十四行诗集》，其中包括《爱情十四行诗》和《克里米亚十四行诗》。前者写主人公对爱情的追求，后者描绘克里米亚的高山大海，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的怀念。1828年，密茨凯维奇发表了长诗《康拉德·华伦洛德》，它叙述了十三世纪立陶宛爱国者华伦洛德如何灵活机智地抗击入侵的日耳曼骑士团的故事。
1829年，密茨凯维奇来到罗马。在1830年十一月起义爆发时，他曾整装回国参加起义，但途中被阻在波兹南。起义失败后，他随流亡战士来到了德累斯顿，写出了 《先人祭》第三部（1832）。这部作品取材于沙俄政府镇压维尔诺学生运动的政治事件，诗人不仅揭露了占领者屠杀和迫害波兰人民的罪行和波兰民族败类卖国求荣的丑恶面貌，而且颂扬了革命青年团结互助、不怕牺牲的高尚品德。1834年，密茨凯维奇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作品：长诗《塔杜施先生》。书中以立陶宛地区两大仇家的争斗与和解以及两家年轻一代塔杜施和佐霞恋爱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贵族的日常生活，讴歌了波兰爱国志士为祖国复兴所进行的斗争以及他们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期间，密茨凯维奇来到意大利，组织了波兰志愿军队，反对奥地利占领者。1855年俄土战争爆发后，他又来到土耳其，打算组织军队和沙俄占领者作战，但受到了反动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后来诗人染上了瘟疫，逝世于君士坦丁堡。密茨凯维奇的创作最充分地表现了波兰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和艺术特点。他的诗歌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战斗激情，有的表现了他对敌人的仇恨和对民族英雄由衷的赞美，有的借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和风土人情，抒发他对乡土的热恋，有的通过激进人物的刻画，寄托他对未来的理想。他的剧作采取将现实的梦幻，天上、人间和地狱的场面交织在一起的描写手法，也颇见新意。密茨凯维奇和他的作品对波兰文学和波兰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尤利尤什·斯沃瓦茨基（1809－1849）是另一位积极浪漫主义代表诗人。他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酷爱文学，二十岁以后开始发表作品。他的长诗《杨·别刊茨基》（1830）写的是一个小贵族由于大贵族的欺凌而遭遇不幸。诗剧 《明多维》写十三世纪立陶宛大公明多维在统一立陶宛后和入侵的日耳曼骑士团进行迂回曲折斗争的故事，反映了诗人同情弱小民族，痛恨强暴。诗剧《玛丽·斯图亚特》取材于苏格兰王后玛丽·斯图亚特的生平，她勾结博德维尔阴谋篡夺王位，最后遭到失败，剧本揭露了封建制度的残暴。1830年十一月起义爆发期间，斯沃瓦茨基写了《自由颂》、《颂歌》和《立陶宛军团之歌》等战斗诗篇，这些作品当时在群众中流传，成了鼓舞起义战士前进的战歌。
起义失败后，斯沃瓦茨基流亡国外，在1832年至1836年间居住在日内瓦，创作了他一系列最重要的作品如诗剧《科尔迪杨》、《巴尔拉丁娜》和 《霍尔什丁斯基》等。《科尔迪杨》的主人公是一个贵族子弟，他有爱国心，参加了秘密爱国组织，但他错误地以为他一个人杀了沙皇，就能推翻沙俄在波兰的统治，他的暗杀活动结果遭到失败，被沙皇处死。《巴尔拉丁娜》写一个农民女儿与贵族骑士结合之后，以阴谋诡计和残酷虐杀的手段当上了女王，可最后遭到了雷殛。《霍尔什丁斯基》写一个爱国者由于不能和她的卖国贼父亲割断感情上的联系，未能投身到革命中去。在1836至1838年间，斯沃瓦茨基曾经游历意大利、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地，先后创作了长诗《贝尼奥夫斯基》和《里拉·文涅达》等作品。前者以十八世纪贵族巴尔同盟为历史背景，主要描写主人公贝尼奥夫斯基的个人经历，但作者通过诗中的插议，表现了他对母亲和故乡的热爱和怀念。1842年，斯沃瓦茨基曾经受到宗教神秘主义的思想影响，后来在国内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形势的鼓舞下，他又摆脱了宗教神秘主义，在1845年写的《对<未来的礼赞>的回答》中，他明确指出：“只有农民革命才能把波兰从奴役中解放出来。”
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1812－1859）是波兰消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他出身名门望族，父亲曾在波兰王国的沙俄驻军中任职，受到沙皇的器重。他大学毕业后，在出国深造期间，就先后发表了他的主要作品诗剧《非神的喜剧》 （1835）、《伊雷迪翁》（1836）和长诗《黎明之明》（1843）等。 《非神的喜剧》写的是以亨利克伯爵为首的贵族营垒和潘克拉齐所率领的农民、手工业者起义军的一场战争。作者正确地指出了这些农民和手工业者正是由于长年的饥饿、贫困和遭受屈辱而起来反抗，他们高喊为了面包和工资，要求自由和解放的口号，说明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但他又把他们写成是一群毫无组织纪律的乌合之众。他们肆无忌惮地杀人，纯粹是为了个人复仇，他们最后虽然战胜了贵族营垒，但在他们取得胜利的时候，一个耶稣的圣象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起义军统帅潘克拉齐见到后立刻死去。这一切都说明了克拉辛斯基清楚地看到了人民革命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但他对此又十分仇视。 《伊雷迪翁》和《黎明之前》都从宗教仁慈的观点出发，宣扬了对压迫甘心忍受，不予反抗，这对波兰四十年代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四十后代侨居国外的作家除密茨凯维奇、斯瓦茨基和克拉辛斯基外，影响较大的还有诺尔维德、列纳尔托维奇和叶日。崔布里杨·诺尔维德（1821－1883）是一位诗人、画家兼雕塑家，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1842年去意大利学习绘画和雕刻。后到过美国，定居在巴黎。诺尔维德同情人民的疾苦，在《肖邦的钢琴》这一首中，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对伟大音乐家肖邦的崇敬。他还发表过歌颂波兰革命将领贝姆、科希秋什科和美国革命家约翰·布朗的诗篇。特奥菲尔·列纳尔托维奇 （1822－1893）四十年代初曾侨居意大利，他的诗集 《抒情小诗》和《新抒情小诗》描写了玛佐夫舍地区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具有民歌风格，但他很少反映人民的疾苦，他的诗都是田园诗，他自称“玛佐夫舍的抒情诗人”。
特奥多尔·叶日（1842－1915）出身于贵族家庭，他参加过匈牙利1848年革命，曾多年侨居于巴尔干半岛的国家。深入了解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和习俗，极力支持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1872年，叶日去瑞士，曾在瑞士的波兰侨民组织中工作。他的作品主要的有小说《瓦西尔·霍乌布》（1858）、《桑多尔·科瓦兹》（1861）和《巴比伦河畔》（1888），前者反映农民的痛苦，第二部取材于1848年匈牙利革命，第三部描写波兰侨民的生活状况。
在波兰国内，十一月起义失败后，沙俄占领者对波兰人民进行了更加残酷的民族压迫，经过一段黑暗时期，到三十年代末，波兰民族解放运动重又兴起，新一代作家成长起来了，他们继承了密茨凯维奇和斯沃瓦茨基等老一辈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思想传统，如古斯塔夫·艾伦贝尔格 （1818－1895），他是一位革命诗人，在十一月起义失败后，他就参加了波兰王国的秘密爱国组织，后被沙俄当局逮捕入狱，曾长期流放到西伯利亚。他的诗集 《过去时代的声音》（1848）记载了他在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经历。在《1831年的贵族》中，他歌颂了参加起义的爱国人民，抨击了贵族的背叛行为，这首诗经过谱曲，后来成了一首革命歌曲。
四十年代初，在华沙还出现了所谓“波兰茨冈派”。这一派诗人过着茨冈人的流浪生活，他们的行为放荡不羁，以此表示对现实不满和对民族敌人的仇恨。他们常去农村收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他们的作品也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对立和农奴制压迫下的农民的痛苦生活。在他们中有成就的首推弗沃基米耶日·沃尔斯基（1824-1882），他的长诗《哈尔卡》曾被著名音乐家莫纽什科谱上曲谱，成为波兰最著名的歌剧。还有一些青年诗人，他们充满了爱国热情，志在创造一个正义的社会，被称为“热情派”，其中影响较大是女作家纳尔齐扎·兹米霍夫斯卡（1819－1876），她的小说《女异教徒》批判了贵族，表现了民主思想。
在沙俄占领区较有成就的小说家有尤泽夫·科热尼约夫斯基和尤泽夫·伊格纳齐·克拉谢人斯基。尤泽夫·科热尼约夫斯基 （1797－1863）是一位剧作家和小说家，早年发表剧本，有讽刺贵族贪婪的 《犹太人》和写农民在奥地利占领者征兵中遭遇不幸的《喀尔巴阡山山民》。后来他创作了小说《投机者》和 《分解》，《投机者》刻画一个为了猎取嫁妆而不择手段的投机者的形象。《分解》揭露了在农村土地兼并的过程中贵族所表现的自私、贪婪和残暴。
尤泽夫·伊格纳齐·克拉谢夫斯基（1872－1887）是十一月起义后最著名的作家，也是波兰文学史上最多产的一位作家，他一生发表的小说、剧本、诗歌、政论等达五百卷，其中以小说为主。他的小说以题材论，大致可分两种，即反映农民生活的“农民小说”和历史小说。前者主要的有《乌兰娜》、 《雅雷娜》、《奥斯塔普·蓬达尔楚克》、《村外茅屋》、《叶尔莫瓦》和 《篱笆木桩的故事》等，这些作品颂扬了农民勤劳和善良的品德，反映了他们在封建压迫下的悲惨命运。后者从波兰史前的《古老的传说》开始，一直写到十八世纪中叶，几乎涉及波兰全部历史的内容。克拉谢夫斯基写历史小说的意图是，在波兰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瓜分的情况下，使人民永远记得波兰数世纪来的光辉历史，以增进他们的爱国思想。
在普鲁士占领的波兹南地区，由于较早地实行了农奴解放，资本主义发展很快，各阶层社会活动频繁，文化事业也繁荣发展，但在政治上仍然受到占领者当局的控制，这里文坛上的代表是雷沙尔德·贝尔文斯基（1819－1879），他是一位激进的社会活动家、革命诗人。他年轻时就常去乡下收集民歌和民间故事和传说，从中吸取素材，创作了《大波兰小说集》，这部作品写的是波兰古代异教和基督教的斗争，后来他又出版了长诗《波兹南的唐璜》，这是一部带议论的诗作，主要针贬贵族落后和狭隘的思想方法，贝尔文斯基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的革命抒情诗集《生与死的书》，这是他1844年和著名革命民主主义者艾德瓦尔德·邓博夫斯基一起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时写的。在《向未来进军》这一首中，他指出了对被压迫者来说，只有革命才能推翻特权阶级，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
奥地利占领区的情况和其他两个占领区有所不同，奥匈帝国的统治者当时忙于他们的内部事务，无暇顾及这里的政局，因而这里的民族解放运动恢复较早。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四十年代就出现了两位革命诗人：罗曼诺夫斯基和乌叶伊斯基。密奇斯瓦夫·罗曼诺夫斯基 （1834－1863）年轻时就参加了秘密爱国组织，1864年4月牺牲在战场上。他的诗歌继承了积极浪漫主义的传统，大都以波兰民族解放斗争为题材，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乌叶伊斯基（1823－1879）从四十年代开始写作，他的长诗《马拉松》以古希腊使者从马拉松到雅典报讯的距离比喻波兰民族解放斗争的持久性。其他作品再现了1894年科希秋什科领导的农民起义和1864年加里西亚爆发的农民起义，但他美化了贵族地主，对农民起义认识不清。
亚力山大·弗雷德罗 （1793－1876）是波兰著名的喜剧作家，他出身于小波兰地区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1809年，波兰军队从华沙公国开往加里西亚，弗雷德罗借此机会参了军，1812年，他参加过拿破仑指挥的对俄战争，1814年退役后，他住在利沃夫。在1818至1835年间，他发表了《哥德哈布先生》、《丈夫和妻子》、《外国化》、《约维亚斯基先生》和《终身利益》等剧作，主要讽刺贵族资产阶级崇洋媚外，揭露他们的贪婪、吝啬、虚伪和淫乱的道德面貌和生活方式。《少女的宣誓》和《报复》是弗雷德罗的代表作。前者写两对男女的爱情纠葛，后者揭示两个家庭长期存在矛盾，争吵不休，但他们的后代却相互爱恋，一对情人终成了眷属，两个家庭也得到和解。弗雷德罗喜剧的人物和情节都很生动有趣，深受观众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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