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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缨尔·贝克特（1906——1989）描绘了第二次大战后西方社会人类生存状况。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坐以待毙的残废者、浑浑噩噩的湖涂虫，他们生活在凄惨冷寂的环境中，在孤独、绝望的折磨下走向死亡。贝克特“因为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贫困境地中得到振奋”而荣获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
贝克特于1906年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耳闻目睹人民被奴役的惨状。天主教的束缚，社会的守旧，政府对思想与出版的严厉控制与检查，都使他无法忍受。他曾经嘲弄那些在教堂里划十字的教徒：“一天，爱尔兰的狗也将会这样做。可能猪也会如此。”大学毕业后，贝克特结识了著名的“意识流”作家乔伊斯，担任过他的秘书，创作思想受到他的很大影响。他设法逃出了爱尔兰，来到法国，1937年定居巴黎。在巴黎，他看到的是灯红酒绿与失业贫困的惊人对比。有天晚上，他被一个流浪汉无缘无故地刺了一刀，当问及行刺的原因时，对方居然说“不知道”。贝克特首次亲身体验到了荒谬的滋味。
在德国占领期间，贝克特参加了法国反纳粹的地下抵抗运动。法西斯的暴行，人民的苦难，以及战后人们生活的空虚无聊，使他感到世界满目疮痍，到处“乱哄哄”、“一团糟”。他曾颇有感慨地说：“人们不需要寻找忧伤，它便映入人的眼帘，甚至在伦敦的出租汽车里也是如此。”贝克特自谦不是哲学家，而只是个“无知”“无能”的作家。冷酷的社会使他感到人们丧失了理智，人间的不幸使他决意通过涉笔混乱社会中的一群可怜虫来揭示世界的荒诞和人生的痛苦。他觉得生活就寓于阴暗和空虚之中，生即包含死。人自出生起，就向坟墓走去。在这漫长而痛苦的人生中，人时时受到某种巨大力量的支配与逼迫，因此，贝克特认为沉默是人所能持有的最适当的态度。他闭门谢客，拒绝采访，不问政治，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将自己关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过着孤独的生活。因而他的剧作流露出浓烈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
为了表现世界的荒诞与人生的痛苦，贝克特在创作上打破了传统戏剧的陈规，使剧本没有完整连贯的情节，没有明确的时间、地点，结尾是开端的重复，终点又回到起点，可以周而复始地演下去。布景、道具极为简单。一片荒原，一棵枯树。但剧中的道具都有其寓意，像《等待戈多》中光秃秃的树上一夜之间新添几片绿叶，代表了时光的流逝。维妮手提包里的物品是她赖以生存的全部财产。
贝克特剧中的人物大多是身残志缺的糊涂虫，而且人物少，动作单调。不少剧作只有一个人物。剧中人几乎与世隔绝，思维混乱，语言贫乏，活动幅度很小，观众甚至无法看到这些人物的完整外形与动作。在《喜剧》中，人们只看到装在坛子里、只有头露在外面的一男二女在争风吃醋，打情骂俏，演出一场“棺椁里的爱情三重奏”。在《啊！美好的日子》里，看到的是半截入土的维妮在梳妆打扮，追忆她的“第一次舞会”、“第一次亲吻”。在《剧终》里，看到的是被装在垃圾箱中的纳格、奈尔在乞讨食物和拥抱接吻。贝克特通过这种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表现了西方普通人的共同命运——徘徊在虚无缥缈的人生道路上，等待着不可知的命运，忍受着生与死的折磨。
贝克特干20年代末就开始文学创作。早期创作的诗集《婊子镜》（1930）、长篇小说《莫菲》（1938）等，就具有现代派的特点，并体现出他渊博的学识、非凡的洞察力和出色的讽刺才能。他的长篇小说三部曲《马洛伊）、马洛纳之死》和《无名的人》（1946——1950）通过主人公的四处游荡表现了人生的艰辛与虚无，被一些评论家誉为20世纪的杰作。
使贝克特蜚声西方文坛的还是他的戏剧创作。《等待戈多》（1952）是贝克特的成名作。他的主要剧作还有《剧终》（1957）、《最后一盘磁带》（1958）、《啊！美好的日子》（1961）和《喜剧》（1964）等。
在独幕剧《剧终》里，哈姆下肢瘫痪，终日坐在轮椅里，由身患一种“只能站不能坐”的怪病的仆人推着走。哈姆的父母生活在两个垃圾箱里，饿了就伸出头来向儿子讨粥喝。全剧没有情节，只有这些残疾人“完了，完了，是完了，就要完了，也许马上就要完了”的梦呓和恐惧。它“像一篇遗言，记载了一种文明的毁灭”。在两幕剧《啊！美好的日子》里，半身埋进黄土的维妮醒来后的第一句台词就是“又一个好日子”，接着就是梳妆打扮，陶醉在“我的第一次舞会”、“我的第一次亲吻”的往事回忆中。到第二幕，黄土已埋到了维妮的脖子，她依然如故，乐在其中：“嗅，又是美好的一天！”剧本突出地表现了人的精神麻木。《最后一盘磁带》里只有一个人物，主人公克拉普整天播放自己30年前的录音带，从中寻找生活乐趣。
《等待戈多》是贝克特的代表作，1953年在巴黎上演后，立即获得了巨大成功，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上演，风靡西方剧坛。
《等待戈多》是个两幕剧。主要人物是两个衣衫褴楼、浑身发臭的流浪汉爱斯特拉网和弗拉季米尔。他们在乡间小道的一棵枯树下焦急地等待戈多。第二天，他们又在原地等待戈多。戈多是谁？干什么？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他们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等着，靠梦吧般的对话和无聊的动作消磨时光。他们渴望戈多的到来能改变他们的处境。但戈多始终没来，接连两个晚上都是一个小男孩——戈多的使者前来传讯：“戈多先生今晚不来了，明天准来。”他们绝望了，两次上吊都未能如愿。他们只好继续等待，永无休止地等待。
50年代的西方，政治腐败，经济萧条，社会混乱，道德沦丧，宗教的灵光已经褪尽，人们思想苦闷，精神空虚，对未来失去信心。面对这种现实，贝克特认为人生只不过是一连串无意义的失败和苦难的记录。他力图通过自己的剧作来反映这一“社会真实”，弹出“一个时代的失望之音”。
《等待戈多》是一部反传统、反理性的剧作。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非理性的世界。剧本通过两个流浪汉水无休止而又毫无希望的等待，揭示了世界的荒诞与人生的痛苦，表现了现代西方人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但又难以实现的绝望心理。
剧中的主要人物两个流浪汉是被社会挤压扁了的“非人”，卑微、低贱、丑恶。他们迷离恍惚，浑浑噩噩，只会做些脱靴子、摘帽子的无聊动作，说些莫名其妙的梦吃之言，第二天见面时连头天的事也不记得了，只是按照动物的本能生活，完全丧失了人类应有的尊严，胆战心惊地向波卓乞讨吃剩扔掉的骨头。他们糊涂到连自己苦苦等待的戈多是谁都不知道。他们毫无可以识别的个性特征，可以互换角色而丝毫不影响演出效果。“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他们面前只不过是天国的神话。他们已经离开了自己的本质，成了现代西方社会这部大机器下失去了个性的小零件。剧中所有的人物只是某种习俗、思想感情的代表，它表现的只是类型，而不是个性。爱斯特拉网和弗拉季米尔只“是人类的缩影”。
贝克特为了体现他的创作意图，找到了一种恰当的艺术形式——“荒诞”。剧作完全摒弃了传统戏剧的情节结构，有意将生活撕成毫无内在联系的断片碎块。从表面上看，根本没有戏，简直使观众倒胃。这不可思议的东西却恰恰是《等待戈多》独特的艺术手法。在贝克特看来，世界是荒诞的，生活是痛苦的、零碎的，人与人的关系凭理性是永远也说不清的。因此，他认为在剧作中表现连贯的情节是胡编乱造，蒙哄观众。而他所采用的这种“荒诞”的艺术形式，正好表现出现代西方社会正经历着难以克服的精神危机。
剧作用“直喻”的方法强化了“纯粹戏剧性”。作者通过非理性的夸张，利用各种舞台手段，让舞台形象、灯光、道具“说话”，把内在的思想变为视觉形象，以达到使人物感情外化的目的。剧中人物那疯疯癫癫、充满梦幻意识的外观和舞台布景的莫名其妙，都源于人物痛苦、恐怖的内心。这种隐藏在荒诞外形下的痛苦与恐怖更深沉、更强烈，它是西方社会不少人心理特质的真实写照。酉方不少观众觉得剧中人物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甚至觉得就是他们自己。两个流浪汉的苦苦等待，使他们联想到自己在失望中等待，在等待中死亡的惨淡人生和苦闷绝望的心态。该剧在美国一所监狱演出后，一千多名囚犯涕泪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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