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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保尔·萨特（905——1980）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小说家、剧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存在主义哲学的领袖人物，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他所提出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借助他所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在二战后的法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萨特的一生，是复杂的一生，也是战斗的一生。
1905年6月21日，萨特生于巴黎。父亲是一个海军军官，在萨特两岁时便去世了。母亲改嫁。从此他被寄养在外祖父家。他的外祖父是个基督徒，学识渊博的大学德语教授，对萨特精心培养指教，使他从4岁起便开始读书。“从七岁到八岁之间，萨特已经学会在抽象和具体、深奥和形象、推理和幻想的两大类书籍中巡回、游荡。”外祖父的思想对他产生过影响，但过早失去父爱母爱后，他的精神无比孤独。小小年纪就在思考着人生的价值。
1920年萨特中学毕业。1922年9月他升入路易大帝中学的文科大学预备班，就在这里，他作出了终身献身于哲学的决心。1924年至1928年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系。1929年在全国哲学教师资格会考中，萨特名列第一，并结识了第二名的西蒙娜·德·波伏娃。从此以后他长期靠教授哲学谋生，波伏娃则成为重要的存在主义作家，他们二人结成非婚的终生伴侣。1933年9月萨特作为官费留学生，赴柏林法兰西学院深造，专攻哲学。在那里他成了“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的弟子。他钻研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说，还阅读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1940年萨特应征入伍，不久在帕杜被德军俘虏，翌年获释。二战中，他积极参加抵抗运动。1945年他创办传播存在主义思想的《现代》杂志。1950年后萨特投身于世界和平运动，与法共接近，一度加入法国共产党。但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又宣布退党。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冒着被捕的危险，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196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他以“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为由，拒绝领奖。1966年他参加罗素组织的越南战争法庭，1967年他作为该法庭庭长，起草了对美国战争罪行的判决。1968年他又支持法国学生运动，同年，他对苏联入侵捷克表示抗议。1973年后他几乎双目失明，但仍坚持参加社会活动，口授著述。1980年4月15日，萨特在巴黎病逝的消息传出后，在法国和世界引起很大震动。法国总统德斯坦说：“让一保尔·萨特的逝世，使我觉得一颗当代智慧的巨星陨落了。”19日下午巴黎为他举行葬礼时，自发前来送葬者达数万人，送葬队伍长达数公里，这是法国继雨果之后最盛大的葬礼。
萨特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二战以前，他深受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影响。1936年发表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想象》和同年发表的《论自我的超越》等，既是作家自己思索的一些重要成果，也是他研究前辈哲学家的心得。二、二战期间，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确立时期。1943年他发表了长达700多页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标志着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已经成熟。这一著作，奠定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大师的地位。在此著作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这一重要的存在主义命题。其后萨特的学说虽然有所发展，但并未脱离此书的框架和理论基础。1946年他发表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特别强调个人自由选择与对他人责任的统一。三、50年代中后期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开始衰退。萨特最重要的哲学论著是《辩证理性批判》（1860）。他企图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调和，一方面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能被超越的哲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宣称自己的存在主义就是“依附”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却认为马克思主义已日益僵化，企图用存在主义去修正马克思主义，其实他对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了解。萨特的存在主义是无神论的，其主要思想可以概括表述为：“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这样三个基本原则，总的说就是“人生是荒诞的，现实是令人恶心的，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人存在着，进行自由选择，进行自由创造，而后获得自己的本质，人在选择、创造自我本质的过程中，享有充分的自由，然而，这种本质的获得和确定，却是在整个过程的终结才最后完成。”
作为杰出的文艺评论家的萨特，其文学观与哲学观是一致的。他不但著有《什么是文学》（1947）这样纲领性的文学理论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文学思想，还有《波德莱尔》、《谢奈》和《福楼拜》三部著名的文学评传。他指出：“艺术创作的主要动机之一，是我们明确地在和世界的关系中感到我们是本质的东西的这样一种欲望。”换言之，也就是艺术家在自由的前提下通过选择写作这一种形式，与外界发生联系，从而确认自己存在本质的努力。同时萨特又认为，一部作品必须有读者的参与才能最后完成，作家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感受到自己作品的本质，进而使自己成为本质的存在。所以他提出：“全部的文艺作品都是呼吁，”是对读者自由欣赏的呼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主张“为他人，仅仅是为他人的艺术。”萨特还认为：“虽然文学是一回事，道德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还是能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到道德命令”，“不能设想，如果一部作品赞同、接受人奴役人的现象，或者只是不去谴责这一现象，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时，还会享用自己的自由？”因而萨特主张：写作即揭露，揭露即是改变。当你写出一个对象，你就说穿它的真相，揭露了它；对象一旦被揭露，它就改变了性质。要么它安于现状，在这种情况下它不能与过去一样佯装不知，它是明知故犯；要么它不安于现状，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得改变自己。萨特是批判“纯艺术”论的，主张文学介入自己的时代，介入生活，文学应该有明确的倾向性，文学作品应该具有道德意义。
萨特的文学作品是他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的图解，其中的人物都是吮吸了存在主义的乳汁而活动起来的，我们若不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出发，就不可能充分理解他的文学作品。从1938年起，他笔耕不辍，写了一系列存在主义小说和戏剧，共有50多部作品，无不体现“社会环境与人作对”、“人们都在追求自由”的主题，把荒谬社会与人的存在关系形象化了。萨特在写作中不过分渲染，不重雕琢，给人以真实感，方法上把现代的与传统的并用，既有陌生感又有熟悉感。萨特的作品也写古代题材，借古讽今，但归根结蒂还是反映现代，所以罗杰·加洛蒂称“他的戏剧与小说是我们时代的见证”。萨特的作品无论是内容情调还是艺术追求，都迎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态，因而其存在主义作品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热门话题。
萨特的文学创作主要包括小说和戏剧两大部分，它们从不同方面，表现了其存在主义哲学思想。
萨特的存在主义小说主要有《恶心》（1938），短篇小说集《墙》（1937——1939）、三部曲长篇小说《自由之路》（1945——1949）等。
《恶心》（又译《厌恶》或《作呕》）是萨特的成名作。它的出版，标志着萨特独有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的开始形成，“恶心”这个概念在萨特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的、重要的作用。
《恶心》采用的是日记体、自叙体。主人公是青年历史学家安东纳·洛根丁，他在国外漂泊6年之后，毅然返回法国，来到一个叫布维尔的城市完成一部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这条线索时断时续，贯穿在书中。小说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只是一连串乏味的日常生活片断；在街上散步，到饭馆进餐，与酒店女老板调情，回旅馆睡觉，偶尔记下一些所谓的研究心得。洛根丁完全生活在自我感觉中，深深体悟到外界的荒诞和无意义，于是千方百计避免与身外的人与事发生联系，但周围的世界侵入他的意识，使他感到“恶心”。“恶心在那边，在墙上，在吊带上，在我身边的一切事物上。”小说对主人公第一次产生恶心感如此描写：“现在我知道了，我记得更清楚那天我在海边拿着石子时感觉到的是什么。那是一种甜腻不适的感觉。它是多么烦人啊！我可以肯定，它是从石子上来，它从石子传到我手里。是的，就是这样，不折不扣就是这样：我手掌感到的是一种‘恶心’。”因此，他认为他和饭店老板娘法兰梭瓦的“性爱”，只是“互利的交易”，毫无其它意义；他和昔日的情人安妮最后幽会时，彼此的心灵都是干枯而空虚的，幽会与分手都很乏味。他从而感到赋予他生命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他在图书馆遇到熟人，突然一阵陌生感、厌恶感袭来，马上松开那只“像一条肥大的白色的虫”的手。他对图书馆中按字母顺序读书的“自学者”的钻研精神的赞赏、对旅馆侍女露西不幸的婚姻的怜悯，都只有“一瞬间”。似乎“恶心”感觉包罗万象，没有穷尽之日。他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和自己本人也产生了无以名状的“恶心”感。洛根丁诅咒：“德·洛勒旁先生使我烦透了。”他甚至紧贴着镜子看着自己说：“我讨厌自己，”“一切属于人的东西都不存在。”在洛根丁看来，身边出现的人们身上都笼罩着传统和现实的社会的阴影，他们甘愿放弃自由，选择做社会习俗的俘虏，其得意与失意都是咎由自取，只能由个人负责。人一旦屈服于一定的社会现实，按照别人赋予他的角色去生活，人就变成了物，丧失了自由就意味着丧失了自我的尊严和价值。在洛根丁这个存在主义者心中，四周的一切都令人恶心，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
“恶心”感令洛了根茫然不安，他意识到再照这样下去，自己将可能发疯，所以他决定运用自己“自由选择”的权力，去重新安排未来的生活。小说将结束时他打算“试写”另一本书，“必须能使人透过印出的字和书页，猜出某些不可能存在的、超出了存在之上的东西。”这也就意味着，洛根丁企图通过创作新作品这种方式，来重新确定自己的存在本质，完成从“自由存在”向“自在存在”的超越。加缨在评论此书时曾说：“看到生活的荒诞，这不能成为目的，而仅仅是个起点。这是一个真理，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都由此起步。令人感兴趣的不是发现，而是人从中引起的结论和行动准则。在结束这次在不安的境界内遨游之时，萨特先生似乎允许人们有所希望：一个在写作中获得解放的创造者的希望。”这对《恶心》是一个十分恰当的评价。
“恶心”本是一种生理和心理反应，实际上却成了表述人的存在、内心感觉和现实空间之间关系的一个哲学概念。萨特以此来表达荒谬的现实造成的洛了根的迷惘感、孤独感、陌生感、忧郁感、恐惧感和恶心感，从而表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即用曲折的手法对资本主义社会加以诅咒，这乃是萨特存在主义积极方面的表现。但同时，小说发出人生虚妄多余的叹息，充满浓厚的悲观情绪，格调低沉，色彩灰暗，这是萨特思想中消极之处的流露。
《墙》是同名短篇小说集中的一篇重要的哲学小说，已译成28种文字，影响十分广泛。故事发生在二战前西班牙战争时期，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将人生的恐惧感渲染得淋漓尽致。西班牙共和党人巴勃洛·伊比埃塔、国际纵队成员汤姆、普通的年轻人若望，被佛朗哥法西斯分子逮捕入狱。他们经过草率的审讯，就被判处死刑，第二天早晨将被枪决。在等待死刑执行的晚上，他们饱受死亡的精神折磨与求生欲望的冲击。若望心理上无法承受这一残酷现实，尖声喊叫，面部扭曲，浑身瘫软，惊恐万状。汤姆虽然主观上不怕死，但对死亡的本能恐惧使他小便失禁。面对这一切，自己也很焦虑。翌晨，敌人杀鸡吓猴，汤姆和若望都被拉出去枪毙了，留下了伊比埃塔。他再次受到佛朗哥分子的审讯，他们提出“以命换命”，逼迫伊比埃塔讲出雷蒙·格里斯的去向。伊比埃塔宁愿静候死神的到来，坚决不肯出卖与他同样遭受追捕灾难的战友。临近死刑，他忽发奇想，编一套假日供，耍弄敌人。他知道格里斯住在表兄家里，却信口说格里斯躲在墓地或坟场工人小屋里。不料格里斯前一天同表兄吵架出走，又不愿连累别人，真的逃到了墓地掘墓人的小屋。没想到假戏真做，佛朗哥分子按照伊比埃塔讲的地址，果然搜捕了格里斯，当场把他处死。伊比埃塔想促弄敌人，反被捉弄，他从鬼门关上获释。当他从刚被捕的加西亚口中得到事情的原委后，当即“昏厥”了过去，苏醒后禁不住“狂笑起来，笑声如嚎哭一样凄厉。”
小说通过存在主义的化身伊比埃塔从生到死、由死而生的曲折经历，控诉法西斯匪徒草菅人命，嘲笑了荒谬的现实世界，反映了存在主义的生死观。“我”本意是要牺牲自己，保护战友，结果却成了出卖同志的“叛徒”，整个斗争过程一下子失去了意义，变得不可理喻。伊比埃塔对自由的选择是不可思议的，“我”不供出格里斯，不是因为“友谊”，起先是觉得他比“我”对西班牙“更有用”，随后又认为这仅仅是由于“我”的“固执”，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并不比别一个人的生命更有价值，即使生命本身也不值得过分留恋，生命终究是要消亡的。萨特认为，生存与死亡之间只是一“墙”之隔，并非不可逾越的天堑，人是翻“墙”而死，还是留在“墙”内苟且偷生，纯属偶然。无形的“墙”横在生与死之间，使生与死对立隔阂，变幻莫测。求生者失去了生命，求死者却活着受罪。小说以“墙”作为标题，是颇具哲理意味的。
小说主人公伊比埃塔对敌人的嘲弄给别人和自己带来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这样的存在主义英雄，具有一定的批判法西斯主义的进步意义，但不能作为当代人的榜样。
多卷长篇小说《自由之路》包括《理性的时代》（1945）、《延缓》t1945）和《心灵之死》（1949）三部曲，是萨特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的代表作之一。它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争初期为历史背景，通过一个与萨特有类似经历的知识分子——主人公玛蒂厄在政治上的日益觉醒，说明在荒谬绝伦的社会里，要想获得自由与幸福，就必须“介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为寻求正义的事业而斗争。
玛蒂厄的一生是对“自由选择”的形象图解。玛蒂厄事事怕妨碍他的自由。他和情妇玛赛尔同居长达7年之久，却不愿和她结婚，怕正式的婚姻关系牵制了他的自由；吕纳劝玛蒂厄加入共产党，虽然他也愿意，但惟恐妨碍他的自由，最终还是没加入；玛蒂厄虽然想到西班牙参加民族革命战争，但又犹豫不决，也是因为担心个人自由受到限制。最后，他终于选择了抵抗德国人的战斗，但是他射出的子弹却是随意的；“这一枪射向洛拉，因为我不敢偷他的钱；那一枪射向玛赛尔，因为我本应该摔（甩）掉她；另一枪给奥黛特，因为我不愿意去吻她；这一发子弹是为了我没有敢写的书；那一发子弹为了拒绝自己去旅行；另一发笼统地射向所有那些我心里厌恶、但又努力去了解的人。‘啪’一下打中这个王八蛋的脸，你不杀生；‘啪’一下打中对面这个坏蛋，他向人、向德行、向世界开火；向漂亮的军官开火，向大地全部美好的事物、向大街、向花卉、向园林、向所有他爱过的东西开火。”总而言之，敌人与朋友，坏蛋与恶人，美的与丑的，人与事，实物与德行……都在玛蒂厄的瞄准之列。
小说以“荒谬”对“荒谬”，这既是存在主义标榜的“自由之路”，有明显的无政府的意味；同时亦是萨特走过的人党又退党的自由之路。萨特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反映了当时法国中下层知识分子想走或正在走的道路。
萨特的存在主义戏剧区别于传统戏剧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境遇”二字。它们不是按传统戏剧的原则处理环境与人物的关系，而是让环境支配人物。给人物提供一定的环境，让人物在特定的环境中选择自己的行动，造就自己的本质，表现自己的性格和命运。就是说，要在戏剧舞台上展现人物的境遇，以及在特定的境遇中，剧中人所进行的“自由选择”。因此，萨特把自己的戏剧称为“境遇剧”，也有人称之为“自由剧”。
存在主义戏剧在西方剧坛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应归功于萨特，他的许多剧本上演时都曾引起轰动。萨特的境遇剧共有11部，其中著名的如《苍蝇》（1944）、《禁闭》（194）、《毕恭毕敬的妓女》（1946）、《死无葬身之地》（1946）等。
《苍蝇》取材于古希腊戏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三部曲《俄瑞斯忒斯冲的第三部《报仇神》。萨特用这个古老的故事影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铁蹄践踏下的法兰西。剧中大量运用象征手法。玛耳戈城象征现代化都市；苍蝇象征邪恶，它是罪恶、残暴的侵略者和一切投降卖国的附庸势力的代表；俄瑞斯忒斯不再是维护父权、弑母报仇的古代英雄人物，而是抵抗法西斯、拯救人类而选择了自我牺牲的现代斗士的象征。全剧回荡着崇高、悲壮的浩然之气，萨特也由先前的批评人生进入反暴抗恶的新阶段。
《禁闭》（萨特最初拟定的题目叫《他人》）又译为《间隔》，剧名原意是审判时禁止旁听，只限当事人在场。这是一出哲理意味很浓的名剧。该剧构思奇特，故事场景被规定在地狱中“一间第二帝国时代款式的客厅里”，主要人物是三个鬼魂——一男二女：加尔森（男）、伊内丝和艾丝黛尔。他们在生前都有一段不光彩的经历，作奸犯科。加尔森是个和平主义文人，当过报纸编辑，他是个胆小鬼，品质卑劣，虐待妻子，在战场上临阵逃脱，背叛祖国，被判处枪决。伊内丝当过邮递员，他是个追求同性恋的、具有变态心理的虐待狂，凶狠毒辣，因煤气中毒而死；艾丝黛尔是个放荡的色情狂，因为财迷心窍而与一个老头结婚，却对自己的老丈夫不忠实，又与一情人发生关系生下一女，并亲手把私生女溺死，情夫悲伤欲绝，开枪自杀，不久她也因病而亡。三个鬼魂在地狱里继续为非作歹，始终不得安宁。他们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像旋转木马一个追逐一个。”他们彼此猜疑忌恨，相互妨碍牵制，谁也不能如愿。这里的地狱没有“尖头桩”。“铁皮架”、“皮漏斗”等刑具，但他们都在这里经受精神上的折磨。他们在一起时，每个人都能置对方于痛苦境地，每个人都成了对方的地狱。剧本结尾时加尔森点明题旨地说：“提起地狱，你们便会想到硫碘、火刑、烤架……哈，真是莫大的玩笑！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狱。”自此，“他人就是地狱”成为揭示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句名言，也成为表达存在主义哲学的一句名言。
萨特为“他人就是地狱”作过解释，这句话并非泛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地狱般的关系”。他认为，对那些不想方设法改变与人对立的环境，而又害怕人别人评判的人来说，“他人才是地狱”。这个地狱实际上是作者所熟悉的资本主义社会，地狱中鬼魂与鬼魂的斗争和利害冲突，象征着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畸形关系。萨特的用意是要人们正视无情的现实，起而砸碎这个地狱。由此可见，“他人就是地狱”，并不能任意搬用。
《毕恭毕敬的妓女》是一部反种族主义的剧本。萨特在1945年担任法国《战斗报》驻美国记者期间，目睹美国种族歧视的种种现象，不禁奋笔疾书，写作该剧。该剧同时体现了作家“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主张。
《毕恭毕敬的妓女》剧情十分简单，整个剧情都是围绕白人妓女莉吉·麦克·凯的活动而展开的。它是一部典范的“境遇剧”。通过该剧，白人妓女莉吉的“选择”主要有6次。莉吉的第一次选择是；当黑人第一次“恳求莉吉为她出庭作证”，证明“他的确是无辜的”时，她同意了。这是莉吉发自内心的真正选择，莉吉是美国白人的代表，加之黑人确实是无辜的，出于正义和良知，她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莉吉的第二次选择是：“当黑人进而要求她把他藏起来时，她便粗暴地把他关在了门外。”这也是出自她内心的真正选择，因为多年所受的教育和影响，使她同样有着白人的高傲和特权，使她观念上有着不可避免的对黑人的某些偏见。莉吉的第三次选择是；当弗雷德与警察串通一气，一方面弗雷德“用500美元来利诱莉吉作伪证”；另一方面，警察又破而入，“指控莉吉卖淫是犯罪行为”，并且还“拿出一张事先拟好的伪证词，要她签字，同时用坐班房来威胁她”。面对他们的威胁利诱、软硬兼施，“莉吉毫不示弱”，并且对他们表示蔑视，弄得他们束手无策，这亦是出自莉吉内心的真正的选择。莉吉的第四次选择是：当弗雷德的父亲，老奸巨滑的参议员克拉克，以“悲痛的神情”、“花言巧语”，以凶手托马斯年迈的母亲的名义，“以美利坚民族的名义”，利用莉吉的恻隐之心，来诱骗她时，她心软了，改变了初衷，最后“被参议员强按着右手在伪证上签了字”。这种选择虽然是违心的但却是真诚的，因为她善良、富有同情心，加之受当时特定形势所逼。莉吉的第五次选择是：当黑人第二次出现，“请求莉吉为他提供藏身之地”时，她非常坚定地把黑人藏起来，而且还巧妙地哄骗三个持枪进屋搜捕的人，保护黑人得以逃走。这与第一次选择一样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选择。莉吉的最后一次选择是：当她端着手枪，对准弗雷德的身体时，他“拿出他父亲的那一套伎俩”，“莉吉始终一言不发，最后顺从地倒在他的怀里”。这次选择与第四次一样，虽然是违心的然而是真实的，莉吉虽然是白人，但身为妓女，她不得不“随境况而动”，经过了激烈的内心斗争后，为了自己的生命和生存所作出的选择。
作者把黑人与妓女放在一起是有深意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妓女已是够可怜的了，但黑人的境遇还要凄惨，两相比较，黑人无疑处在最低处。而作品中人物总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所处的境遇迫使他们作出选择，正如萨特自己曾说：“既然人在一定环境中是自由的，既然他在一定境遇中自由地选择他自己，既然他在这个境遇中，并且通过这个境遇选择自己，那么在戏剧中就必须简单地表明人的境遇，以及在这些境遇中选择自己的自由。”作者正是按照他的存在主义文学的真实性来塑造莉吉的。
《死无葬身之地》在萨特创作的“境遇剧”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剧本以法国沦陷时人民的抵抗斗争为背景。法国抵抗法酉斯人侵的一支游支击队奉命去敌人手里夺回一个村庄，由于执行错误的命令导致战斗失利，300个英勇的游击队员倒在血泊中，坚持到最后的五个游击队员卡诺里斯、索尔比埃、昂利、吕丝、弗朗索瓦不幸被俘，若望队长逃脱。他们戴着手铐关在一个顶楼上。审问开始，敌人用了种种酷刑，拷打、拔指甲、轮奸……目的是要游击队员供出队长的下落，但游击队员坚贞不屈，其中年仅15岁的吕丝的弟弟弗朗索瓦，吓得直打哆嗦，口口声声说要供出队长，昂利在吕丝的默许下把这个“潜在的叛徒”掐死了。队长若望本已脱险，后在路上又被捕，但敌人并不知道他的身份。若望见同志们为保护他而受尽酷刑，心里很难过，想自杀以解救同志们。但同志们坚决不从并阻止了他，劝他争取释放，出狱后领导游击队残部继续战斗。若望以假情报骗得敌人的信任，果真被释放了。剩下的三名游击队员，包括若望的情人吕丝，在敌人的排枪声中壮烈牺牲。
在这个“境遇境”里，萨特让人置身在最艰难的情境中，即面临生与死的考验，让他们“自由选择”，决定自己的道路。五个游击队员抵抗暴力，维护民族和人格尊严，宁死不当叛徒，决不出卖同志。出生希腊的老战士卡诺里斯，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集坚强、机智于一身，他被拷打时不吭一声，不愧为坚强的英雄，后来他采用队长若望的建议，用假招供诱惑敌人上钩，表现出机智善战。索尔比埃，被敌人首先提审，受拷问时他也大叫过，但就是不招供，当敌人用钳子拔他的指甲，他担心自己熬刑不过，于是假装招供，骗得敌人松绑，然后跳楼自杀了。跳楼前他在窗口向战友们呼喊：“喂，上面听着，昂利，卡诺里斯，我没有招供。”昂利思想比较复杂，开始情绪低落，后经战友开导受到感染，遂振作起来同敌人斗争。面对敌人的酷刑，他叫喊了，但他认识到“我一开口，他们（敌人）就得了分，”终于挺住，只字不露。他还“推己及人”，担心年幼的弗朗索瓦泄密，有失游击队员的高尚人格和民族尊严，当着弗朗索瓦姐姐的面将他掐死了。他顾大局识大体，阻止若望自首，劝说他争取出狱率残部继续战斗。吕丝是个女英雄。她有女性的温柔天真，战斗时不为严酷的环境所困，追求爱情与幸福，与队长若望是一对情人，被囚时还憧憬着未来。但是在吕丝身上表现得更多的是刚强与勇敢。被俘前，与其他战友一道冲锋陷阵，一往无前；在狱中，敌人从她口中得不到一丁点儿秘密，虽然惨遭强奸，但她思虑得多的却是抵抗事业的神圣而不是个人的屈辱。她认为有两种强奸：肉体的、气节的和意志的，而后者遭强奸更令人羞愧、更可怕。她对年幼的弟弟弗朗索瓦说：“我使他们（敌人）害怕了。弗朗索瓦，要是你招供了，他们就会真正强奸了我。他们会说‘我们终于占有了他们’……一定得让他们丢脸，你能保持沉默吗？”当弗朗索瓦声言要揭穿若望队长的身份时，她大义灭亲，让昂利将自己的亲弟弟当面掐死。这种“关怀”在非常情况下近乎“残忍”、“不舍情理”，但却显得分外可敬可佩。萨特认为，“自由选择”向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积极的选择和消极的选择，且任何一种选择都在其最后的结果上确立自己存在的本质。作品中的游击队员们并非生就的英雄，只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而“自由选择”了自己的“本质”，并在特定的情境中实现了自己的选择并确定了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因而作品的基调是积极向上的。
剧本还比较具体地揭示了世界的“荒谬性”。剧本开场就通过游击队员之日揭露了德国法西斯匪徒及其帮凶“合作分子”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法国人民由于参加和支持抵抗运动因而招致巨大的牺牲，“村子里除了士兵、死人和石头以外再没有别的。耳朵里听着这些叫声死去真不好受啊”。即使孩子和妇女也未能幸免。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更是牺牲惨重，五名战士被俘后，一人跳楼自杀，一人被自己的同志掐死，剩下的三名决定以假供求生存与战斗，但仍遭枪杀。剧本里，世界的荒谬性与法西斯的凶残野蛮是统一的，这对于反动势力是有力的揭露和致命的打击。
萨特的哲学思想决定了他的文学作品的内容，而作品的内容又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艺术手法。《死无葬身之地》艺术特点是鲜明的：首先是现实主义成分较突出。虽是一部图解存在主义哲学观点的作品，但许多方面亦可算得上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代表剧作；无论是交待具体时间、地点，还是所描绘的事件，都相当强烈地反映了二战中法国人民开展抵抗运动的一些现实，且人物形象突出清晰。就整剧而言，具体性显然胜过抽象色彩。其次它又是一部典型的存在主义“境遇剧”。剧中通过几次波澜的设计，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观点，人物在特定境遇中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再者场景和对话要而不繁，简短有力，既有戏剧性，又意味深长。
从萨特的小说和剧作中，我们看到了作者思想的演变。他一生中在不断地修正自己对自由的看法。“自由”是萨特存在主义核心之核心。他的小说没有离开“自由选择”这一基本命题，他的剧本几乎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命题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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