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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福克纳（1897——1962）美国现当代著名作家，美国“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也是继乔伊斯、普鲁斯特之后西方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他曾获美国艺术文学院的霍威尔斯小说奖及1950年度的瑞典皇家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的创作生涯一度鲜为人知，他的许多作品开始都没有受到重视，甚至一些批评家认为他的作品修辞粗鄙、晦涩难懂，因而被嘲笑和忽视、他自己对这一切并不在乎。他毫不介意地说：“想当作家的人才看评论文章，想写好作品的人可实在没有时间去拜读。”
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果说海明威（1899——1961）是代表了一代人（即所谓“迷惘的一代勺的话，那么，福克纳无疑是代表着“一个区域的人”——美国南方的孤独、困惑、苦闷的人们。南方文学发展到今天，怪诞和恐怖仍是它的主要特征之一，这是与福克纳首创的“福式”怪诞风格分不开的。他所创造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其规模之宏大、人物之众多、时代之漫长，都堪称是美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福克纳由此取得美国南方文学开山祖和最杰出代表的地位。
福克纳189了年出生在美国南方密西百化州北部的拉波文特县的一个庄园主后代的家庭里，曾祖父威廉福克纳上校是流行小说《孟菲斯的白玫瑰》的作者；到他父亲墨雷这一代时，家道中落。福克纳曾短期就读于密西西比大学，辍学后在纽约做过书店店员，在新奥尔良当过记者，并在那里成了舍伍德·安德森的密友。然后他回到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德（“家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在那里度过余生。福克纳从小爱听故事传说，他对南方的人情风习和庄园主家庭由盛而衰的境况极为熟悉。成年后，福克纳曾说过：“我爱南方，也憎恨它。这里有些东酉我根本不喜欢、但我生在这里，这是我的家。因此，我愿意继续维护它，即使是怀着憎恨。”由此可见，福克纳对故乡怀有特殊、复杂的感情。他在近40年的创作生涯中，一共写了19部长篇和75个短篇小说，其中15部长篇和绝大多数短篇故事都发生在约克纳帕塔法县，构成了一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这个“世系”的主要内容是写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几个家庭的几代人的故事，时间跨越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的100多年，数百个人物构成各个社会阶层，纵横穿插出现，各小说之间又有一定的联系，但又相对独立，如同巴尔扎克创作的《人间喜剧》一样，进行深入地探讨和真实地反映了美国南方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各个人物的沉浮，南方庄园主阶级的兴衰、罪孽及“现代文明”造成的后果。
1924年，福克纳模仿唯美派浪漫主义诗歌，写作并自费出版一本题为《大理石的农牧神》的诗集。1925年，得到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的帮助，出版第一部小说《士兵的薪饷》，从此，正式走上文学道路。1929年至。1936年是他创作力量最旺盛的顶峰时期。在这个时期创作的《喧嚣与骚动）（1929）、《我弥留之际》（1930）、《圣殿》（1931）、《八月之光》（1932）和《押沙龙，押沙龙》（1936）等均已收入了现代经典作品的宝库。福克纳后期较重要的作品有“诺斯普斯”三部曲（《村子》，1940；《小镇》，1957；《大宅》，1959）和《一个寓言》（1955）；还有许多中、短篇小说。其中《老人》（1939）与《熊》（1942）较重要，作者将它们与其他5个短篇组成系列长篇小说《去吧，摩西》。这时期的作品数量可观，但不及先前出色。福克纳的创作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以“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为中心，反映美国甫方社会历史变迁和现实生活。“约克纳帕塔法”原是福克纳家乡附近的一条小溪的名字，源于印第安语，意为“崩陷的土地”。福克纳对家乡的感情特别深，这种怨恨与不由自主的热爱相交织的情感，是他写小说的主要动力。正如马克斯韦尔·盖斯玛在《危机中的作家》（1947）中所评，他“在其他美国小说家也许完全不会自称是南方人的时候，不仅代表了南方，而且本人就是深沉的南方。”福克纳论述了密西西比州的生活史，把奥克斯福德变成了虚构的“杰佛逊”，创造了一个哟克纳帕塔法县”，这一切在本质上类似于托马斯·哈代对英国西部生活的记录。”我发党”，福克纳评论说，“不但每本书必须有构思，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全部作品，或者说整个创作也得有一个通盘考虑。”人物和地方反复出现在不同的故事里，使得他的作品像是一部南方生活的连续的家世故事：一个生活痛苦、死气沉沉的家乡僻壤的记录，一个居住着穷苦白人农民、暴发户政客、受尽剥削的黑人伯农和念念不忘光荣过去的没落贵族的地方的记录。可以说，福克纳执意描写美国南方本地风情并非出于其地方观念、而是他为寻求基本的永恒的文学主题独辟的途径。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讲话中，曾提醒人们注意他作为一个作家的首要目的。他说，他的目的旨在启发“人们心灵中亘古至今的真情实感——爱情、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缺少这些永恒的真情实感，任何故事必然是昙花一现，难以久存的”。福克纳的“世系”是从《萨特利》（1929）开始的。这部小说描写了美国南方种植主萨氏家族（实是福克纳家族的变形）有害的精神遗产对子孙的不良影响。它标志着作者创作的成熟，被评论界称为“站在门槛上”的书。福克纳此后的重要作品中出现的主题、题材、人物形象及艺术手法等，在此已有显露。在长篇《押沙龙，押沙龙》中，作家描写了托玛斯·塞德潘一家的盛衰史，表现了罪恶起家的庄园主的“现世报”，揭示出庄园制社会趋于衰亡的必然性。在“诺斯普斯”三部曲中，作者通过唯利是图的贪婪恶棍弗莱姆·诺斯普斯不择手段地追逐财富的发迹史，揭露了资产者的残酷精明与冷漠无情，反映了本世纪前4O年美国南方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诚然，福克纳的创作是一次大战后西方社会精神危机的产物。他笔下的南方种植园主家庭飘零子弟的苦闷、没落感与负罪感，同作者及西方现代许多敏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失落感，是息息相通的，不能把“世系”仅仅看作是南方历史风情的艺术写照。
二、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残酷性和战争给人们造成的痛苦与灾难，也是福克纳小说的主要内容之一。《士兵的薪饷》就是写战后青年的痛苦与幻灭感的。小说主人公唐纳德·马洪从战场回到家乡，身心受到严重创伤，并丧失了记忆力，遭到人们的鄙视，连心爱的未婚妻也弃他而去，唯有在战争中失去了新婚丈夫的玛格丽特同情他，自愿和他结合；但唐纳德不久死去，玛格丽特从此再也无意婚嫁，内心陷入极度痛苦与孤凄之中．《一个寓言》也是一部反战小说。它以一次大战期间的欧洲战场为背景，通过法军班长为谋求和平而惨遭杀害的事件，把批判锋芒直接指向法德两国政府和军事当局，既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违反人民意愿的非正义性，又歌颂了为和平献身的仁人志士。
三、反对种族偏见，歌颂普通人的高贵品格，探讨人类相亲相爱的途径是福克纳小说创作的又一基本主题。福克纳幼时体弱多病，常得到黑人女仆的照顾，童年多与农家孩子一起玩耍，对黑人勤劳、淳朴的品质和仁爱之心、忍耐精神一贯钦佩。他说《喧嚣与骚动》中的黑人女仆“迪尔西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人物之一，因为她勇敢、大胆、豪爽、温厚、诚实”。《秋光》就是以种族问题立调，写一个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孤独者如何被不合理的社会法则所支配，受到命运的拨弄而悲惨死去。它告诉人们要相互行善，并要理解作为人所固有的弱点，如果人们做不到这一点，灾难和罪恶就会发生。短篇小说《熊》（1942）写白人少年艾克·麦卡斯林在狩猎中结识了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混血儿山姆·法泽斯，并从山姆身上学到了廉恭、勇敢等许多优秀品质，增长了才智和勇气，体会到原始森林的纯洁、粗犷和大自然永不枯竭的生命力，领悟到人类的智慧、勇敢、自由、繁衍都与大森林不可分割，而祖父的庄园田产和记录它的帐本都渗满黑奴的血泪。他决心放弃祖传家业，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熊》被评论界认为是表现了作者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观的重要作品，它谴责了奴隶制和“现代文明”的罪孽，号召人类要“返朴归真”，和睦相处。
在美国作家中，没有一个像福克纳那样塑造了那么多的社会各阶层的各种各样的人物；而且他笔下的人物，步履艰难，心灵痛苦，内心骚动不安，灵魂为各种情欲所驱使煎熬，不由自主地发出或凄厉、或疯狂、或哀惋、或刻薄的呼叫，组成了一首巨大的人类心灵的悲怆交响曲。
《八月之光》中的乔·克里斯默斯一出生就因莫须有的黑人血流而遭遗弃，四处流浪，饱尝艰辛，受尽磨难。不难想象，这种经历在他心里留下的是创痛，是仇恨和报复的渴望。但出人意料的结果是，他杀死了收留他、帮助他、与他同居多年的情人乔安娜·伯顿，而原因只是由于乔安娜劝他上黑人大学读书。尽管我们可以为乔的杀人找到某些合乎情理的解释。如乔安娜的提议中是否包含微妙的种族歧视等，但乔的行为终究也太荒唐了。而作者正是要通过乔这怪诞得惊人的行为来揭示背后隐藏的深刻思想。乔的杀人，本质上是一种疯狂的非理性行为。借助这种处理，更深刻地揭示了乔的极端痛苦与不幸。种族压迫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折磨了他的肉体，更摧残了他的心灵，使他完全丧失了对人的真正的爱和信任，变成了困兽般狂暴、绝望的动物。。
福克纳的另一短篇《献给艾米莉的玫瑰》（1930）也是写女主人公艾米莉杀死自己的情人。而被害者却是无辜的。艾米莉小姐是南方一小镇上的某贵族后裔，父亲死后，她孤身一人，几乎一无所有。她对日趋没落的南方贵族阶级及其传统有着根深蒂固的信念，以隔绝人世的方式作为对这个日趋北方化的社会的反抗。她的青春被父辈留下的阴森朽败的大本屋所吞噬，成了老处女。可是孤高、冷漠的艾米莉后来却爱上了来自北方的工头荷默·伯隆，失去的青春似要恢复生机，贵族阶级的偏见和固执也似乎要向爱情屈服。可她经不住小镇市民的纷纷议论甚至诽谤，最后竟残酷地把情人毒死。在爱情和传统两者中，她选择了后者。然而，艾米莉是非常爱荷默的——她把荷默的尸体一直保存到她死，而且始终与荷默的尸体同床共枕，这真是悲剧中的悲剧！作家用半谴责、半惋惜的笔调，精心塑造了艾米莉的形象——“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一个代表南方旧社会倒下去的“纪念碑”。
福克纳给我们塑造了一系列病态、畸形、怪诞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都不再是按照常情可以被理解、接受的人物，其人格、理智早已毁坏或残缺，小说中曾多次出场的昆丁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光凭昆丁的所作所为就简单地把他归结为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疯人”，那实在是太不公正的。其实，昆丁是作者笔下没落南方世家的不肖子孙的代表，是他们中间最有深度、最有自我意识，然而也是最孱弱的一个。
《押沙龙，押沙龙》向我们展示了昆了生长的环境。昆丁在一个“向后看”的没落腐败的社会中长大，家人从小就反复向他叙述往事——神秘的塞特潘兴衰史、旧式南方人“爱得像样、死得也像样”的高大悲剧形象等。这些故事连同讲述人那阴沉病态的情调、末日临头的灾祸感，都渗进了昆丁的心灵，使他着迷。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昆丁，其生活理想、道德观念等已盘根错节地与旧南方纠缠在一起而不能自拔。
在《喧嚣与骚动》中昆丁面对家道的衰落，弟弟的痴愚和妹妹的胡为，意识到自己作为长子，有责任振兴家业、捍卫家庭的声誉；便做出了“怪”举动——要杀死妹妹及其情人，甚至想以承认自己与凯蒂有乱伦行为来启欺欺人：宁愿上帝惩罚自己和妹妹，也绝不使“家丑外扬”。但他也明白一切都无济于事，旧的南方传统已行不通了。他认为要在这个日益北方化的世界立足，就得像以后杰生所做的那样。学会冷酷、残忍和唯利是图；然而昆丁又做不到，在英雄祖先的憧憧鬼影中长大的他已经无法适应这个世界了。不过，作为一个对南方旧传统有着根深蒂固信念的昆丁，其与众不同在于：他不是麻木地在侧听旧传统的丧钟；他已自觉地意识到与自己作对的不是任何个人，而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即时间），知道对南方来说，这是场从未打赢的战争（南北战争）。这种清醒的认识又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他想以砸怀表来逃遁时间咱然是荒唐和于事无补的。另一方面，昆丁爱妹妹凯蒂，爱得有点怪诞。对此，我们不应当像评论界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片面地理解为乱伦情感、性本能观、颓废色彩等。福克纳自，己曾说过，昆丁爱的不是妹妹的身体，而是某些关于康普生家族荣誉的信念。在昆丁的心目中，凯蒂的堕落只是一种象征。它标志着康普生家族的彻底衰败、他个人的无能和他所钟爱的传统的毁灭。这些想法在压迫着、折磨着他，终于使他的精神完全崩溃。在这种处境下，自杀不过是昆丁复仇、解脱的最后也是唯一的方式罢了。
福克纳为我们塑造了许许多多在重重矛盾和痛苦挤压下心理变态、精神失常的不幸者，借此为旧南方社会和传统唱挽歌，并揭露社会给广大下层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与此同时，作者又着意塑造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像《喧嚣与骚动》中杰生那样兴起的“诺斯普斯世界”（指新兴资产阶级）。这说明作者已深刻地意识到了他所亲身经历和目睹的种种痛苦与新南方崛起的历史进程的内在关系。康普生家族的毁灭，本德伦一家的破产，乔所代表的现代人的孤独、盲目的处境以及通过他们揭示出的黑人在肉体、精神上遭受的折磨，归根结底都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如果把他们放进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来理解，这类“怪诞”的人就显示了多层次、多色彩的丰富内涵——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实际上超越了个人的范畴，而上升并抽象成为一种历史，即美国南方在资本主义道路上所经历的极其痛苦、极其残酷的进步历程。福克纳迫不得已地接受了这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又用充满愤怒和怀疑的笔触写出了这一进程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灾难和精神痛苦，而乔、艾米莉、昆丁等正是这种灾难和痛苦的浓缩和最触目惊心的体现。
在福克纳的艺术世界里，人物都在激情和欲望的驱使下，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痛苦，在生活中演出一幕幕生动的悲剧。这是因为作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对美国南方社会和传统有着特殊的、不同寻常的感情。而正是这种感情，才驱使他描绘出一幅幅奇异怪诞的图画。
美国南方有它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它在比较长的时期内推行了惨无人道的奴隶制，但干场南北战争（1861）又使它毁于一旦；这使南方人普遍产生了一种失败感和痛苦感。重建（1865——1877年南方曾实行军事管制）以后，南方非常落后，在当时日新月异发展的美国国土上，南方成了一个闭塞落后的死角。在这里不仅旧的生产、生活方式延续了下来，而且在宗教习俗、民间传统和道德观念诸方面都趋向保守。到19世纪末，北方资本主义大举进入南方，南方的状况发生骤变。在工业化浪潮冲击下，一些南方人开始如痴如醉地追求“现代化”，随之带来的是工人受到更为深重的剥削；农民日益破产；而令人痛苦不安的则是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和道德观念都在社会、历史变化的冲击下分崩离析，这二切使南方的物质和文化传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处在这种思想高度活跃、痛苦和不平衡的非常精神状态里的南方知识分子的代表福克纳，又本能地被资本主义现实以至对人类前途抱有深刻怀疑的现代主义思潮所吸引，因此，在他的小说里，形成了一种客观上与现代派文学一脉相承而又富于南方色彩的怪诞特征。
福克纳受到现代派其他作家的影响。若仅从形式而言，在他的作品里不难找到乔伊斯、卡夫卡、海明威或弗洛伊德的怪影；但是，福克纳自己曾坚决否认读过任何与他同时代的现代派作家的作品。事实上，福克纳的研究者们也没有发现有材料足以说明他受哪一种流派或作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的影响。福克纳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流派、团体，更没赞扬过任何其他作家。同时，也不能忽视年轻的美国文学传统对形成福克纳作品怪诞特征的影响。如果没有爱伦·坡或霍桑播下的无形的种子，没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马克·吐温的长篇，以南方生活为背景，描写与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的天真的“野孩子”哈克的经历）或《温斯伯格·俄亥俄》（舍伍德·安德森的短篇集，作者在“前言”中自称是本“描写怪人的书”）的熏陶教化，是不会斧出福克纳这朵怪诞之花的。这正如华莱士等人所说：“像霍桑一样，他（指福克纳）是罪恶的解剖家；像爱伦·坡一样，他是个‘黑夜’的描绘者和噩梦的制造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克纳才把合伍德·安德森看成是他那美国作家的“父亲”，而视马克·吐温为“祖父”。
美国南方社会难道真的充满了像福克纳笔下那怪诞得似乎离奇的人和事？福克纳笔下经常出现的疯子、白痴、恶魔等，在现实的南方毕竟是罕见的，读福克纳的传记，也会发现他的家乡奥克斯福镇并不像其作品中写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那样阴森可怖和怪人堆积。可以说，福克纳创造的那个怪诞世界与南方生活的真实面貌是大相径庭的；然而，我们决不能因此否认福克纳小说的怪诞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因为像昆丁、乔和艾米莉等类型的怪人形象。著作为活生生的个人，恐怕是相当反常和极个别的现象。，但他们并不是为了反映这种个别才被写进作品的，而是作为一种或多种社会痛苦的承担者出现于作品二通过他们——为旧南方殉葬的昆丁、艾米莉，被荒谬种族歧视逼得心理失常的乔等等——福克纳把自己以及同时代人们所体验到的共同痛苦、不安和怀疑浓缩到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触目惊心地展示在读者面前。所以，福克纳的“怪诞”不仅本质上是真实的，而且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段。
首先，神秘。恐怖的哥特式描写以及种种怪人怪事常常引起强烈的感情反响，有力地震动着读者。《押沙龙，押沙龙》自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作。尽管作家在语言和技巧运用上显得有些过火，但他确实通过一连串风格独特的叙述，把人们带进了年轻昆丁的生活环境中，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身临其境地体验了昆丁的痛苦和激情。的确，有什么能比那些夸张、别扭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长句子更传神地向我们转达南方人对“过去”的那种病态的爱和恨呢？又有什么能比罗莎小姐充满怨恨和自怜的阴森回忆，康普生先生对“过去”的深切。悲观而又错乱的怀念，昆丁中魔的狂热想象以及他们共同创造的塞特潘神话更能揭示美国南方历史演变所搅起的污秽和痛苦呢？
其次，福克纳小说中的怪诞形象往往构成一种象征或对比，并藉此点出许多不同的层次和言外之意。荒诞派戏剧的特点之一是以荒诞的事物和形象来构成一种象征，但这种象征却是纯理性和抽象的，而象征本体却缺乏个性。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1953）始终没有出场的戈多给观众的印象显然是荒诞的。剧作家是用荒诞的戈多来象征上帝并不存在。福克纳小说中的怪诞虽然也有这种象征意味，如《八月之光》中的乔。其怪诞的言行就是一种纯粹的人类孤独的象征；但福克纳笔下更多的怪诞形象的象征并不与此相同，它不仅是一种纯抽象的象征，而更多的是具体的象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生动的个性——更富有人情味，带有更复杂、更多面化的含义。福克纳塑造的艾米莉形象，无疑是一个“传统的化身”，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把她同旧南方传统划等号，而是围绕杀死情人这一怪诞情节，用浓彩重墨揭示了艾米莉极端矛盾、痛苦的感情世界——双重的爱（祖先、南方和情人荷默）、双重的恨（流言蜚语与自己堕入情网）、双重的负疚（对不起南方与荷默）……这样，呈现在读者眼里的艾米莉形象，不只是一个象征，而首先是多层次的、极富个性的女性。《喧嚣与骚动》中的白痴班吉一般被看作是南方种植园主阶级没落的象征。在小说中，作者通过这个“只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天真者，表达了康普生们对失去的一切的深情而又痛苦的怀念。在读者看来，福克纳始终把班吉描写成一个孩子，他没有抽象思维和对现实的思考、理解，只有孩提时代的模糊混乱的记忆。然而，班吉实际上又不是孩子，而是个胖大呆傻的成人白痴。借助班吉这一怪诞矛盾的形象，作家抒发了种种相互冲突的情感：既有对没落贵族的同情，也有对其堕落、无能而产生的恼恨和耻辱；既有对过去的眷恋、对现实的不满，又有对未来的失望和茫然……
除了用人物形象的怪诞构成象征之外，福克纳还颇为注意用人物怪诞语言来构成象征。这些语言大都不合逻辑、不讲思维、不着边际。《我弥留之际》中为母亲送葬的儿子瓦达曼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母亲是一条鱼，显然是怪诞而令人茫然的。然而，如果把这句话看成是表层结构，那么，它至少有两层的深层结构：一是从讲话者的角度而言的，瓦达曼下这个定义的推论根据是基于他母亲和被他们吃掉的那条鱼在死的这一意义上的相同，这从逻辑上说是错误的；而更重要的是，瓦达曼为什么不直接说明“我母亲死了”之类的话呢？作为儿子，他不能接受母亲由一个他所熟悉的活生生的变成一个死亡的东西这样的转变，于是他从另一角度讲了这句话。简言之，瓦达曼企图用语言推理方法来理解母亲之死是荒唐的。第二层是从作者的角度而言的。福克纳比讲话人走得更远了——他通过这句话进一步探索了瓦达曼本人并未意识到、却能使读者展开联想的象征意义；在基督教义中，基督的象征是一条鱼，而这鱼又是“最后的晚餐”中他和门徒享用的。由此作者把死亡和人生及人的本质等一般人类的基本问题沟通起来，从而引起人们的思考。可见，在瓦达曼嘴里，语言表现为一种文字上的荒唐，而福克纳又为他的读者把这种荒唐转换成一象征的真理，这是福克纳的怪诞所显示出的智慧，它不属于瓦达曼。相反，如果没有这种转换而直言其事的话，就不可能表达这么丰富的意思，达到这么高的艺术效用。
美国著名作家和诗人罗伯特·沃伦（1874——1963）说：“威廉·福克纳已经写了19本书，从效果上、哲学份量上、风格和独创性上、人物性格的多样性上来看，都是当今我国无与伦比的。”这个具体评价也许过高，但我们至少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福克纳的作品给了人们一些别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论是他自己创造的，还是甫方本身创造出来而藉作家手笔加以表达的，我们都能从中看出：福克纳是南方文学卓越的怪诞大师。而作为怪诞大师的福克纳，其名字与南方是永远连在一起的。有人认为福克纳的作品表现了人在自己亦难阐明的历史中极其痛苦的摸索前进的状况。的确，历史的每一点进步总是残酷而又曲折的，它不断地向人类索取代价。南方的过去曾搅得多少“人们无法安眠，它屈曲了人们的性格，绞扭着人们的心灵”；福克纳小说中的怪诞即所体现的那种病态和痛苦就是这代价的一部分。怪诞，无疑是福克纳表现南方的最好形式。当然，你可以对这种怪诞所引起的晦涩不以为然，甚至可以对这种怪诞的艺术价值表示疑问；但是，你都必须毫无保留地承认：福克纳的怪诞创造了一个世界。
、在“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最能体现福克纳创作特色的作品，当推长篇小说《喧嚣与骚动》（又译《声音与疯狂》或《喧哗与骚动》）。它是福克纳花费心血最多、最为喜爱的作品，也是一部才华横溢、深刻反映时代的传世之作。书名出自莎士比亚悲剧《麦克自》第五幕第五场主人公的著名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故事发生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20年代，主要内容是描述康普生家庭成员的际遇变故和日趋衰颓的精神状态，反映美国南方庄园主贵族走向没落的历史趋势和传统价值的破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对资本主义价值标准的批判。
小说主人公康普生家曾是显赫一时的望族，祖上出过议员、州长和将军，家有良田千顷，仆人黑奴成群。但传到康普生这一代时却家道中落，穷得连儿子的学费也缴不出，家中女佣只剩黑奴迪尔西一个。一家之长康普生本人虽是律师，却不接洽业务，只会喝酒沉湎往事，发些愤世嫉俗的牢骚议论。其妻孤僻，无病呻吟，常觉气恼压抑；她待人冷漠，丈夫和儿女们未能从她身上得到爱抚与温暖。康家有子女四人，虽所走的生活道路各异，但精神上都日趋崩溃、堕落。大儿子昆丁是个大学生，其性格内向、孤僻寡欢、敏感而脆弱；他看重祖辈传下的门第观念和各种“清规”，妹妹的沦落使他失去精神平衡，粉碎了他心目中“南方淑女”的美好形象，最后以投河自尽结束内心痛苦。老二杰生与大哥不同，随着金钱势力在南方的上升，他顺流而下，干脆趋附“新秩序”，成了一个冷漠无情、卑劣无耻的实利主义者，仇恨与绝望有时又使他变成一个失去理性、不切实际的复仇狂和虐待狂。女儿凯蒂幼时受贵族世家的严格教育，铭记要格守“南方淑女”的各种规约；但“物极必反”，在“南方新秩序”的冲击影响下，却成了一个轻挑放荡的女子——未婚先孕，不得已嫁给另一男人，婚后被丈夫发现隐情而遭遗弃，只得自去大城市闯荡谋生，挣钱养活私生女儿。小儿子班吉是个白痴，智力低下，到了3Q多岁时，还不及一个3岁的孩子聪明。如果说，通过康普生家其他成员的命运，反映了福克纳对南方旧制度的绝望；那么，对杰生的漫画式的刻画，则鲜明表达了他对“新秩序”的憎厌。如果说，凯蒂的堕落是南方道德法规破产的象征，那么老康普生家族的破败是整个南方庄园主家庭解体的缩影。这部小说中唯一健康的力量是黑奴女仆迪尔西，她的忠心、仁爱。忍耐与坚毅，与康普生家的冷漠、自私和病态性格，恰成鲜明对照。通过迪尔西这个形象，作者沤歌了存在于纯朴劳动者身上的精神品质，宣扬了他自己“人性的复活”的理想。
福克纳在这部小说中妇熟地运用了意识流的技巧，用“时序颠倒”、“多角度对位”、“象征隐喻”等手段，将复杂繁乱的篇章构成一个多视角、多层次的总体结构。福克纳自己说过，这本小说“是两个堕落的女人，凯蒂和她女儿的一出悲剧”，“是一个美丽而悲惨的姑娘的故事”。其中心人物是凯蒂，她是整部小说的一个轴心，所有别的人物，都因与她有关而存在，他们的所思所行，都与她紧密相连。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作家并没有单独给凯蒂写一章，没有将她作为一个正面的、实在的人物置于作品之中。他运用的是“人物虚出”的美学原则：间接的叙述方法更加饱含激情，用以表现“树枝的姿态与阴影，而让心灵去创造那棵树”。福克纳从四个不同叙述者的角度，描述了同一个人物——凯蒂的四个凌乱的情节。全书以叙述者为界分四章。第一章《斑吉的部分》正式的标题是41928年4月7日》，通过康普生的小儿子白痴斑吉在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忆，他的混乱的意识流，表现他对失去姐姐关怀的悲哀。第二自昆丁的部分》正式标题是《1910年6月2日》，通过大儿子昆丁在自杀前精神错乱时的内心意识，写他与妹妹凯蒂之间不正常的爱的性变态心理；第三章《杰生的部分》正式标题是（1928年4月6日》，通过二儿子实利主义者杰生的自我表白与自我辩解，写出他对凯蒂行为的恨，并将这种恨转移到凯蒂的私生女小昆丁身上；第四章《迪尔西的部分》正式标题是（192年4月8日》，通过女佣人迪尔西的叙述，来补叙前三章没有交待清楚的情节。小说的前三章通过康普生家三兄弟的意识流动，揭示了他们与凯蒂之间的关系，为凯蒂提供了逼真的、主观色彩强烈的、同时又是支离破碎的侧面印象。第四章则通过作品中唯一的正常人迪尔西的完整的叙述，为凯蒂的形象作了必要的补充，使凯蒂的形象完整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这种“多角度对位”的叙述方法，不仅使凯蒂的性格得到多层次、多角度的揭示，而且也反映出凯蒂与其他人物的关系，同时也以各人的所思所忆所行中表现出各自的内心世界深处，各人的潜意识活动，可谓“一箭三雕”。
在时序安排上，《喧嚣与骚动》也别具一格。整部小说四章的时序为C、A、B、D，前三章的叙述者都是心智不健全的人物，他们对自身及外在世界的感受，印象本来就混沌杂乱，常有彼此颠倒混淆甚至不合逻辑的情况。作者采用时序颠倒或相互交叉、渗透、时空跳跃多变等手法，场景转移频繁，正有助于表现这类人物的变态心理和意识流程。对此，作者自己颇为满意，他说；“时间乃是一种流动状态”，“我可以像上帝一样，把这些人调来遣去，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我抛开时间的限制，随意调皮书中的人物，结果非常成功，至少在我看来效果极好。”
此外，在结构处理上、福克纳仿效乔伊斯，采用了“神话模式”和“逆转式”的象征隐喻手法，加强了作品的现实主义，寄托了他期望人们毋忘基督教诲，要关心人类命运的深刻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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