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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欧洲社会人的精神和个性大释放时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自由竞争的新局面，以及启蒙理想的破灭，使这一时期的人处于憧憬与失望的波峰浪谷之中，释放并表现自我成为一股潮流。浪漫主义即是这股潮流的文学折射。
浪漫主义，作为创作方法，自古有之；作为文学思潮，则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个激动人心的特定时代。
一、影响文学的诸要素
l．启蒙理想的破灭
启蒙理想在18世纪曾激励和鼓舞过许多人。它为欧洲资产阶级最后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
但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胜利后，社会现实中的一切并不像启蒙纲领所描绘的那么美好。首先是上台的大资产阶级立即忘了台下的诺言。他们抛弃了启蒙纲领中的“理性王国”计划，实行了孟德斯鸠的君主立宪制。其次是1793年雅各宾党人上台后，撤去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对贵族和资产阶级异己分子都实行了“红色恐怖”。在斗争扩大化的情况下，所有贵族不仅失去了天堂，而且不得不为自己的头颅担心。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本身在走马灯式的派系斗争中也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况。加上1793年到1815年七次反法同盟对法国的镇压，拿破仑的东征西战，以及最后的拿破仑称帝等，整个欧洲被搅得天翻地覆。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相比较起来，由理性的胜利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失望的讽刺画。”
在这种普遍的不满与失望中，一部分欧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开始了对新的理想的探索。这种不满现实，企图探索新的理想和新的社会出路的社会意识反映在文学上，使文学产生了一种反对现实描写、强调理想表达的倾向。因而，启蒙理想的破灭，可以说是为浪漫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
2．各种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的影响
在不满现实、企图寻求新的社会理想的社会意识的影响下，当时各种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也很活跃。这些思潮的出现，对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希德的“唯我论”夸大了主观的作用，强调天才、灵感和人的精神力量，把“自我”提到了高于一切的地位。这种强烈的唯我精神与自我意识，对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主观色彩和个人主义特点奠定了哲学基础。
傅立叶、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激发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助长了耽于幻想、脱离现实的倾向。
谢林的“自然哲学”主要强调自然和意识、客观和主体的绝对统一。他认为自然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卢梭的“返回自然”学说更是把自然的纯朴美推到极端，并认为人只有返回自然才能返朴归真。这种以自然的纯净陶冶人、净化人的学说，加强了浪漫主义文学对自然的崇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增加了新的内容。
3．18世纪文学的影响
英国感伤主义文学、哥特式小说以及德国狂飘突进文学，都推崇主观情感，热爱大自然和朴实的民间文学，这些都为浪漫主义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4．对古典主义的反抗
以古希腊罗马为创作典范的古典主义，按一套严格规定的创作原则创作。虽然体现了一种合乎理性的和谐之美，保持了古希腊传说的客观性和单纯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创作变成毫无生气的形式模仿。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已严重地束缚了作家的创作。德国浪漫派首先对古典主义进行了反驳，提出了一种以开放的、多变的、个性的艺术形式代替古典主义，这就是欧洲文坛最初表现出来的浪漫主义精神。
5．世纪病——肺炎
因工业污染而造成的肺炎，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有很多染上了此病的人，被笼罩在一种世纪病患者的悲哀与绝望之中。许多浪漫主义诗人染上了这种病，从他们的诗作中，也散发出了这种世纪末气息，这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学。
二、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1．强烈的主观色彩。浪漫主义作家出于对庸俗丑陋现实的不满，一般不喜欢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而偏爱表现主观理想，着重抒发个人的感受和体验。因而席勒喜欢称浪漫主义为“理想主义”，雨果则将其称为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而当代一些评论家则称其为“表现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中重主观、轻客观，重自我表现、轻客观摹仿的特点，对欧美现代派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
2．喜欢描写和歌颂大自然。在谢林的“自然哲学”和卢梭的“回归自然”学说的影响下，浪漫主义作家十分注重人与自然的诗意的统一。他们喜欢使自己的理想人物置身于未被工业文明浸染的、充满原始色彩的雄伟奇异、纯朴宁静的大自然中，以此衬托出现实社会的丑恶及自身理想的美好。因而对自然的描写和歌颂在浪漫主义作品中显得尤为突出。在人与自然的诗意统一方面，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作品表现的最为充分。在他的作品中，自然不仅是描写与歌颂的对象，同时也是与作者、与人交流的对象。
3．重视中世纪民间文学，喜欢采用民间文学的题材、语言和表现手法。中世纪民间文学在创作上的特点是想象比较丰富，感情比较真挚，表达比较自由，语言比较朴素自然。因此浪漫主义作家对中世纪带有神秘色彩的历史和丰富多采的民间传说、民歌、民谣极感兴趣。很多浪漫主义作家是民间故事传说的搜集者，更多的人对民间文学进行加工，利用民间文学的题材进行创作。他们的这些工作一方面丰富了19世纪初期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为各国发掘出大量的珍贵的民族文化。
4．注重艺术效果。如果说古典主义在艺术上强调均衡过度以及形式的单纯的话，那么，浪漫主义在艺术表现中则注重效果的体现。这种效果体现为：异国情调。在浪漫主义作品中往往出现异国生活，表现异国风光和多采的风俗。对比和夸张手法的运用。这是浪漫主义作家制造强烈的艺术效果惯用的手法。法国作家雨果还专门提出创作中的“对比原则”，小说《巴黎圣母院》是一个创作范例。人物形象的超凡性。在浪漫主义文学中，作品的主人公往往具有超出普通人的秉赋，表现出一种超凡的力量，常常震撼读者的心灵。
三、文学状况
德国的封建割据局面长期未能改变，经济落后，封建势力相对顽强，市民阶级十分软弱，这种情况决定了德国浪漫主义缺乏反封建的战斗精神。规模宏大、体系精严的德国古典主义哲学，更是直接地影响了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致使德国浪漫主义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比较浓厚。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于18世纪末，延续到19世纪30年代，其间出现了早期的耶拿派和稍后的海德堡派。从30年代始，德国浪漫主义运动走向衰落，以海涅为代表的创作显示了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耶拿派是德国最早的一个浪漫主义文学流派。其主要成员有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蒂克等。施莱格尔兄弟是早期浪漫主义的理论家。他们在1798年到1800年间创办的《雅典娜神殿》杂志上，第一次提出浪漫主义这个名称，并且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强调想象与情感。他们认为浪漫主义的本质是“以幻想的形式给我们以感伤主义的内容”。所谓感伤主义，就是“令我们感动和情感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与古典主义相对，强调文学创作的绝对自由。他们认为，创作的第一法则，是诗人的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狭隘规律约束。追求宗教的神秘感和象征感。他们认为物质世界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而只有从梦幻、宗教和童话世界中，才能找到精神的乐园，只有像中世纪文学那样充满神秘感和象征感，才富有诗意。
施莱格尔兄弟的理论对诺瓦利斯和蒂克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诺瓦利斯（1772——1801）的创作充满了宗教神秘色彩。在代表作《夜的颂歌》中，他整个沉湎于神秘的世界中，否定人生，歌颂黑夜和死亡。通过对黑夜与死亡的诗化，作者充分表现了他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蒂克（1773——1853）是耶拿派创作成就最高的一位。他创作的小说有《威廉·洛弗尔》（1795——1796）、《弗兰茨·斯泰恩巴德的漫游》（1798）和《金发的艾克贝尔特》（1797）等。蒂克的创作较多地接受了施莱格尔创作自由理论的影响。他的文体活泼多变，同时擅长表现人和自然的默契融合。
1805年左右，又有一批作家在海德堡创办《隐士报》，形成了海德堡浪漫派。这一派的中心人物有阿尔尼姆（1781——1831）和布伦塔诺（确78——1842）等。海德堡派的功绩主要在于对德国民间文学的收集和整理。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收集编写的民歌集《儿童的奇异号角》（1806——1808）以及格林兄弟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都是对德国民族文学的重要贡献。
除海德堡派外，稍后德国还出现了其它一些浪漫派作家。他们是集中在德国北部的柏林派和在德国南部的士瓦本派。柏林派的作家有克莱斯特、沙米索、艾沁多夫等。克莱斯特（1777——1811）的创作除了戏剧之外，还有影响很大的小说，其中著名的中篇小说有《马贩子米歇尔·科尔哈斯）（1810）。沙米索（1781——1838）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家中进步倾向最明显一个。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童话体小说《彼得·史雷米尔奇异的故事》（1814）。作品通过一个人用影子换得财富但却丧失了人的要素而痛苦不堪的奇异故事，揭露了资本主义的金钱罪恶。另一位柏林派作家艾沁多夫（1788——1857）的代表作是小说《一个废物的生活》（1826）。柏林派的小说创作是德国浪漫主义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霍夫曼（1776——1822）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最具有国际影响的一位。他的创作充满了神秘、怪诞的色彩。作品中的人物常常被一种阴暗的、幽灵般的力量所支配，显得十分无奈。作者通过这些离奇怪诞的情节，深刻揭示和批判了现实中的黑暗与腐朽。
海涅（1797——1856）也是在浪漫主义影响下开始走上创作道路的。但是，他的《论浪漫派》（1833）的发表，却结束了浪漫主义在德国文学的统治地位。在《论浪漫派》一书中，他对德国的浪漫派进行了全面的抨击。他称德国的浪漫派是“中世纪文艺的复活”，是“一朵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海涅后期创作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主要作品是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
英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浪漫主义作家是所谓“湖畔派”三诗人——华兹华斯（1770——1850）、柯勒律治（1772——1834）和骚塞（1774——1843）。他们三人都喜欢歌颂大自然，描写宗法制农村生活，而且都厌恶资本主义的城市文明和冷酷的金钱关系，都远离城市隐居在昆布兰湖区和格拉斯米尔湖区，由此得名“湖畔派”。
“湖畔派”中成就最高的是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华兹华斯于1789年和柯勒律治合作发表了《抒情歌谣集》。1800年再版时，华兹华斯增加了一篇序。在这篇序中，华兹华斯阐述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①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诗必须表现诗人的真情实感。②诗歌不仅要写伟大历史事件，也要写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要让微贱的田园生活入诗。③采用普通人真正使用的朴实易懂的语言，在节奏上必须与口语的音调一致。④诗歌必须具备极丰富的想象，以“使得平常的东西能以不寻常的方式出现于心灵之前”。华兹华斯的诗歌理论动摇了英国古典主义诗学的统治，有力地推动了英国诗歌的革新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因而英美评论家历来将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称为是英国浪漫主义划时代的旦回。
华兹华斯的创作与其诗学是一致的。他的诗歌喜欢描绘大自然中活动的普通人形象，如《露西》、《孤寂的刈麦女》、《我们是七个》等等。诗的意境清新，形象生动，极有情趣。在他的诗作中最为特殊的是描写自然的诗如《致布谷鸟》、《致云雀》、《丁登寺》等等。在这些作品中，大自然不仅是人物的陪衬，而且是人物歌颂、交谈的对象，是激发人物热情、陶冶人物情感的重要媒介。这种自然与人的诗意的统一，为后代描写自然的诗歌开辟了一条新路。华兹华斯也因此被誉为“自然诗人”。
柯勒律治（1772——1834）特别强调想象的作用。他喜欢描写超自然的人与事。他的诗歌通常以奇给人深刻印象，以怪制造强烈效果，其中最突出的是《古舟子咏》。它描写一个老水手在一次航行中，杀死了一只信天翁，因而遭到上天的惩罚。南风把船送到赤道下面，从此风停浪静，船被一丝不动地困住，火热的太阳晒裂了船板，人们口渴难忍。结果除老水手外，全船的人都一个个沉重地倒下，成了僵硬的尸堆。在冰冷的尸体中间，老水手终于祈祷了。随后鬼影消失，清风把船吹向岸边。这首诗是一个幻想的罪与罚的寓言，诗中的人物经历离奇古怪，然而作者则借助想象的力量将它写得逼肖现实。老水手那奇特的目光，可怕的经历，沉重的负罪感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当拿破仑率大军在欧洲东征西伐，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时，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和雪莱登上文坛。他们的诗歌比较关心社会重大问题，因而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
雪莱（1792——1822）和拜伦相比，拜伦比较注重对现实的揭露，而雪莱则更注重对未来的描绘。雪莱认为，按照现实主义中实际的样式，远远不能包容他所关注的问题。他试图在创作中充分描述出他对人类远景的看法。恩格斯称雪莱是“天才的预言家”。雪莱的“预言”首先体现在他的长诗《麦布女王》（1813）里。作者让麦市女王撩开“时间”的帷幕，看见“未来世界不再是地狱，而是爱情、自由与健康”。其次是《伊斯兰起义》（1818）。这部作品更多地掺进了政治社会的内容，其结局虽然是悲剧性的，但雪莱对未来仍充满了信心。他在结尾预言：“未来的欢腾从我们的死亡中会来到”。在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里，这种“预言性”和艺术表现得到了成功的结合。在这首诗中，作者改变了神话原型——普罗米修斯对暴君宙斯的最后妥协，进一步强调了不屈抗争的精神，并预言人类社会最终将“再也没有暴力，没有暴君，人们彼此间，好像精灵一样地自由”。
除政治抒情以外，雪莱的自然山水诗也很出色。他的自然山水诗好以大海高山、行云流水、雷电风暴等宏伟、强悍的自然力，以自然景观为对象，不仅注重人与自然的交流，而且注重揭示自然所包含的特别的精神与性格。如鹰的勇敢顽强与桀骛不驯的性格，云的送风化雨、沐浴万物的神力，西风的摧枯拉朽之势等等。总之，自然在雪莱的诗中基本上是人格化的。更为可贵的是雪莱善于巧妙地将人格化的自然，与诗人的政治激情结合在一起，使自然山水诗也带上了强烈的政治抒情色彩。自然山水诗中最著名的有《云》、《西风颂》等。名句“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即出自《西风颂》。
约翰·济慈（1795——1821）是稍晚于拜伦、雪莱出现在英国诗坛上的又一位奇特的诗人。他英年早逝，却留下了丰富的作品。他最重要的长诗有《安狄米恩》（1818）《拉美亚》（1820）、《海壁朗》（1821），稍短的颂诗有《夜莺颂》、《希腊古瓮颂》等。他的诗歌形象动人，想象丰富，真正达到了诗中有画的境界，感染力极强。
华尔特·司各特（1771——1832）是19世纪前30年英国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早期创作的长诗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从1814年开始写历史小说，其中最出色的部分是以苏格兰历史为题材、被称为“威弗利小说”的部分。除此以外也写了许多有关英国和法国历史的小说。代表作是《艾凡赫》。
司各特擅长在艺术虚构的同时引入历史真实的细节，情节曲折，富于传奇色彩。1833年，司各特的去世标志着英国浪漫主义的结束。
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后，政治风云急剧变幻，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哲学社会思潮应运而生，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纷经复杂的局面。在宗教的神秘主义、教权思潮、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主义思潮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文学领域里各阶级各阶层的作家日益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和风格流派，而浪漫主义则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
浪漫主义作家要求想象力的解放和创作的自由，而在复辟王朝的扶植下，因袭陈规的古典主义限制和阻碍了文学的发展，因此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在同反古典主义、反复辟王朝的斗争中崛起的。
夏多布里昂和史达尔夫人是19世纪初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与他们同时的浪漫主义作家有贡斯当、塞南古和诺蒂埃。贡斯当（1767——1830）的《阿尔道夫》被认为是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发端。gw古（1770——1846）的重要作品是《奥贝曼）。诺蒂埃（1780一1844）的小说《萨尔兹堡的画家》被其自称为《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模仿之作。他们的作品都是表现人与社会矛盾的主题，抒发个人与社会环境对立的思想感情。这一时期由于拿破仑实行军事独裁以及王朝复辟，压制言论出版自由，所以法国文坛比较沉闷，浪漫主义还没有形成一种文学运动。1827年雨果们克伦威尔）序言》的发表，树起浪漫主义的旗帜，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蓬勃兴起。1830年2月雨果的浪漫主义剧作《欧那尼》演出的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最后胜利，涌现出乔治·桑、缨塞、贝朗瑞、欧仁·苏和大仲马等一批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盛期在19世纪30——40年代，诗歌、戏剧、小说都取得了辉煌成就。1843年雨果的浪漫剧《城堡里的伯爵》演出失败，标志着法国浪漫主义的衰落，但一些浪漫主义作家仍进行着创作，如雨果、乔治·桑等。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是早期浪漫主义作家。他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1786年获少尉军衔，大革命中他采取旁观态度。1792年参加贵族叛乱，负伤后逃往英国，在那里写了《革命论》（1797）。书中既有自由主义和无神论言论，又有对大革命的满怀忧郁、惆怅和怀疑主义色彩，反映出作家思想的矛盾。由于母亲死在狱中，他精神上受到打击，变成了基督教的卫道者，写出《基督教的真谛》。这部书是由各种考证、哲学论述、游记、回忆、艺术评论以及《阿达拉》和《勒内》两部中篇小说构成的。
《阿达拉》写一个发生在北美原始森林的故事。印第安人夏克塔斯被俘后，与敌部落酋长之女阿达拉相爱，但阿达拉自幼被母亲许身上帝，终身不能嫁人，她既不愿毁弃誓言，又无法抗拒夏克塔斯的爱情，最后为忠于信仰服毒自杀。夏克塔斯最后也皈依了基督教。故事歌颂了基督教的崇高伟大，赞美为天主献身的精神。
《勒内》写的是一个贵族青年的仟悔。勒内向印地安老人夏克塔斯和教士叙述自己的身世。他出生在法国的贵族之家，父亲死后他和姐姐阿美莉寄住在亲戚家。他为排解苦闷出国浪游，回来后姐姐进了修道院。原来阿美莉有着一种“罪恶的情欲”：她爱着弟弟。勒内发现了这个秘密，精神上受到打击，于是只身来到北美，最后死于部落战争中。勒内生性孤僻、忧郁，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整日在冥思遐想中排遣他的忧郁，在孤独的漂泊中消磨着年轻的生命。这是文学史上第一个“世纪病”的形象。小说反映了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丧失了一切的贵族青年，在现实生活里找不到自己的地位时那种悲观绝望的精神状态、阴暗的心理和郁郁寡欢的情怀。
夏多布里昂建立了一整套适合贵族阶级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想。他扩大了对自然美的描写范围，在浪漫主义文学中最先歌颂废墟、荒凉和萧条之美。他的散文富于抒情节奏，对浪漫主义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19世纪初的许多作家，如雨果，都以他为旗帜。由于夏多布里昂是用浓浓的诗意去描绘主人公那种忧郁、孤独的状态，并竭力把这种忧郁的根由深藏在浪漫主义的情调后面，这就使对现实不满的各阶级的读者都对勒内式的感情产生强烈的共鸣。勒内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具有广泛魅力的人物形象，以致在后来的浪漫主义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勒内式的人物。
史达尔夫人（1766一1817）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她自幼受启蒙思想影响，尤其推崇卢梭。她的主要作品是小说《黛尔菲娜》（1802）和《柯丽娜》（1807）。这两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写的都是热情、高尚、才智出众的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代表作《黛尔菲娜》通过女主人公黛尔菲娜与贵族青年莱翁斯相爱最后成悲剧的故事，反映出作者与旧社会习俗的对立，谴责了传统的道德观与宗教观。女主人公大胆、热情、追求个性解放与爱情幸福，终于以自杀表示对传统观念的反抗，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史达尔夫人在理论批评方面也卓有建树。在《论文学》和《论德国》这两部重要的理论著作中，作者从文学与社会制度、政治、哲学、宗教的联系中考察和评判文学，确立了社会学文学批评方法，提出了北方（浪漫主义）文学与南方（古典主义）文学的概念，要求扩大题材范围，主张文艺面向未来，扎根民族土壤，反映本民族特点，要求用“自己的感情来感动我们自己”。这些为法国浪漫主义理论打下了基础。
乔治·桑（1804——1876）原名杜邦，是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她从小随祖母生活在乡村，对大自然有着深沉的爱恋，同时在祖母的指引下，读过卢梭许多的作品，对他十分崇拜。她创作了中、长篇小说近100部，成名作是《安蒂亚娜》（1832）。乔治·桑的小说分为三类：爱情小说、社会小说和田园小说。具有空想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康素埃洛》和《安吉堡的磨工》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丑恶现实，宣扬以仁爱来实现社会平等、普遍幸福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康素埃洛》是她的代表作。小说描写一个富有才华的女歌唱家康素埃洛的坎坷经历，以非凡的艺术手法写出了音乐中蕴含的诗情画意。她的田园小说《魔沼》、《小法岱特》、《弃儿弗朗沙》以抒情的笔调描绘美丽的田园风光和农民那淳朴的、富于诗意的自然的生活和美好的心灵，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乔治·桑主张艺术“是对理想真理的探索”，“表达情感和爱”是艺术的最高使命。乔治·桑的文艺观点引人注目。她反对巴尔扎克只是如实地反映冷酷的现实，而是主张作家应有社会责任感，尽量在冷酷的世界上挖掘光明和温情，而不要趁火打劫。她晚年还发表《金色树林的漂亮先生》、《我的生平》、《祖母的故事》等作品，并注重对青年作家的帮助。
拉马丁（1790——1869）写有诗集《沉思集》、《诗与宗教的谐音集》等。七月革命后，逐渐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诗作以宣传“博爱仁慈”的人道主义和泛神论思想居多，还写有史诗《若瑟兰》和史诗片断《天使滴凡记》等。拉马丁的代表作《沉思集》歌颂爱情、死亡，赞美大自然和上帝，具有忧郁、悲观和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他的诗歌着重抒发内心的感受，诗风朦胧、飘逸，开浪漫派诗歌之新风。
维尼（1797～1863）的主要作品有长诗《摩西》、《爱洛亚》、《洪水》，剧本《查铁敦》，小说《散一马尔斯》、《军人的屈辱和伟大》等。维尼认识到旧制度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他的诗歌主要是抒发贵族阶级在这种历史命运面前的悲观、绝望的思想情绪。他的诗富有哲理性，他善于用象征的手法表现哲学的思考，强调诗歌要客观地表现世界。他的抒情诗和诗歌创作的观点颇受60年代帕尔纳斯派的推崇。
平民出身的贝朗瑞（1780——1857）是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诗人，在19世纪前期法国文学中占有特殊地位。他早期的诗作多以爱情、美酒、欢乐为主题。他的《意弗都国王》以轻松幽默的笔调，描绘一个愉快、朴素、善良、深受人民爱戴的国王，同骄蛮、奢侈的拿破仑形成鲜明对照。这首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歌谣使他一举成名。王朝复辟时期贝朗瑞的创作达到高峰，他的诗歌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情绪，是人民对反动势力斗争的武器。他在《白帽徽》中揭露复辟者反攻倒算的凶恶面目，在《传教士》中怒斥那些“犹大先生”、跳梁“小丑”。他的诗歌直刺反动势力的要害，因此1821年和1828年，诗人两次遭迫害。他的诗在七月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
贝朗瑞的诗歌在法国民间歌谣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构思精巧，形象生动，语言洗炼流畅，优美动听。他的诗歌艺术在法国诗歌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缪塞（1810——1857）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浪漫主义诗人、小说家。他的第一部诗集《西班牙和意大利故事集》，充满异国情调和热烈的激情。两年后又出版了《椅中景象》。长诗《罗拉》标志着他在思想和艺术风格上的转折，反映了复辟时期一代青年的痛苦和绝望。他的抒情诗《夜歌》抒写他同乔治·桑感情破裂后的复杂、痛苦的心情及在现实面前的绝望和迷惘，感情细腻，诗句流畅，富于音乐感，是法国浪漫主义抒情诗的杰作。缨塞还被称为法国的“莎士比亚”。悲剧《罗朗萨其奥》描写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如何发展到一个绝望的孤独者，表现了缨塞自己的幻灭心情。
《世纪儿的仟悔》是缨塞的自传体小说，它塑造了一个“世纪病”患者阿克达夫的形象。阿克达夫属于第一帝国时期出生的一代青年。他们在战鼓和硝烟中长大，仰慕父辈们随拿破仑转战欧洲的战绩和功名，但王权和神权的恢复使他们失去了信仰，又无所追求，于是他们在放荡的生活中消磨青春，在闲暇和厌倦中度日。阿克达夫就是这一代青年的典型。起初，他梦想着纯洁无瑕的爱情，热恋他的情妇。一次，他无意中发现了他的情妇与别人的私情，他与情敌决斗，结果身心均受伤害。从此他悲观厌世，陷入无法自拔的孤独和忧郁之中。后来，温柔善良的比莉斯又唤起了他的爱情，但他悲观怀疑和忧郁始终无法医治。他爱比莉斯却又无端地怀疑虐待她，最后他发现比莉斯和音乐家史密斯互相爱慕，又陷入极度的悲哀中。作者通过阿克达夫的形象表达了对复辟王朝压抑人性的不满。
大仲马（1802——1870）出生于军人家庭，父亲的坚定的共和主义思想和大将的气度从小就给大仲马以深刻的影响，形成他热情、勇敢和富于幻想的性格。大仲马一生写过200多部小说。
大仲马的小说大多写16——18世纪发生的事情。《亨利三世及其宫廷》写的是16世纪宗教战争期间国王和反动贵族之间层出不穷的阴谋倾轧；《基督山伯爵》写的是波旁王朝复辟到七月王朝时一个报恩复仇的故事；《三个火枪手》描写的是17世纪的社会生活、宫廷斗争。作家用历史演义的形式，加上浪漫主义手法，描写出法国几百年的社会风貌。但他的小说并非都是历史真实，有的相去甚远。
大仲马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富于浪漫色彩。情节的发展常突如其来，但又在情理之中。如三个火枪手和对手交锋时无论怎样身陷绝境，总会化险为夷，绝处逢生。《基督山伯爵》的故事情节更是新颖奇特，环环相扣，自始至终生动曲折，引人入胜。
人物刻画独具匠心，个性鲜明，栩栩如生，是大仲马小说的又一特色。作者常通过大段对话刻画人物形象，交待历史背景，展开故事情节。如《基督山伯爵》，通过几段人物对话，就使疾恶如仇的邓蒂斯、智慧超人的法利亚、唯利是图的邓格拉斯的形象跃然纸上。
19世纪初期，俄国还是一个沙皇专制的农奴制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残酷、野蛮的专制制度不仅大大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严重窒息了文学的生机。法国大革命后欧洲蓬勃开展的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震荡了这个封建堡垒，西方的民主思潮不可遏制地涌入俄国，深入到各个阶层。越来越多的贵族青年开始觉醒，尤其是1812年卫国战争的胜利更是极大地激发了俄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个了解了西方文明并在卫国战争中看到了自己力量的民族再也不愿忍受沙皇的专制统治了，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渴望自由和民主。在一些进步人士的倡导下，一个个秘密社团相继成立，先进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出现了一个社会思潮相对活跃的时期。同时，面对人民的日益觉醒，沙皇统治者在充当国际宪兵、镇压欧洲革命之际加强了国内的专制统治，企图以严酷的手段扼杀一切进步的思想。一方面是强烈的民主意识，一方面是野蛮的专制统治。民主意识使人们对现状极端不满，专制统治更激起人们反抗的激情。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正是在这种民族意识的大觉醒、进步与黑暗的大决战中，在这种强烈反差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对自由的歌颂，对民主的向往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旋律。
茹科夫斯基（1783——1852）是俄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他曾亲身参加过卫国战争，写了《俄国军营中的歌手》（1812）等充满爱国热情的诗歌。后来，他又利用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为减轻对十二月党人的刑罚，对改善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进步作家的境遇也做过有益的工作。他的诗歌善于剖析人物心理，表现人物内心丰富的感受。他在发挥诗歌的音乐性、扩大诗歌的表现力、拓宽诗歌的题材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茹科夫斯基被誉为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抒情诗人。茹科夫斯基很重视民间文学，善于从民间文学中汲取养料，他的不少作品均取材于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如悲歌《黄昏》，1806；《捷昂与艾斯欣》，1815；故事诗《柳德米拉》，1808；《十二个睡着的姑娘》，1817等）。别林斯基说他“使我国诗歌获得了心灵”，并把他视为普希金的先驱，认为“没有茹科夫斯基，我们就没有普希金。”
20年代，普希金、莱蒙托夫和以雷列耶夫为代表的十二月党诗人的创作形成了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高潮。
十二月党诗人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力军。他们大多出身于中小贵族家庭，是最早受到欧洲民主思潮影响、最早觉醒的一批贵族先进分子。他们主张推翻沙皇统治，彻底解放农奴，建立共和国。十二月党诗人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的创作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中一个光彩夺目的组成部分。但他们首先是贵族革命家，把创作视为抨击沙皇专制统治的工具，视为贵族革命的舆论准备。因此，他们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明确的政治目的。他们在那些激情澎湃的诗歌中愤怒控诉专制农奴制的罪恶，无情抨击沙皇统治的腐败，热情歌颂自由、民主，号召人民为正义而斗争。他们的领袖雷列耶夫用诗歌吹响了向沙皇斗争的号角：
在暴君和奴隶之间
不可能有调和与妥协；
这里用不着墨水，只需要鲜血！
我们应当用宝剑来行动！
十二月党诗人强调文学的教育意义和社会功用，认为文艺就是要“真实地表现高尚的、善良的思想”，指出“诗的力量和美不在于字音的和谐，不在于冠冕堂皇的思想，而在于……真挚地叙述崇高至善的感情”。他们认为“描写那些不仅不能鼓舞、反而会降低崇高思想的事物和感情，无论它怎么美，都不配叫做具有教育意义的诗。”可见他们的文艺观就是要诗人歌颂高尚、善良的思想，鼓舞人民为高尚、善良的理想而斗争。十二月党诗人写了很多“公民诗”。他们认为诗人首先是一个公民，而一个公民的职责就是为了祖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而自觉战斗。雷列耶夫曾骄傲地说过“我不是诗人，而是一个公民”，这表现了十二月党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无畏的斗争精神。
十二月党人重视发展民族文学，重视在创作中发扬民族风格，把民间文学当作“我们文学最优良、最纯洁与最可靠的来源。”他们特别喜爱民间文学中那些反专制、反暴政、为了祖国和人民而浴血奋战的英雄，往往以此为素材进行创作，鼓舞人民起来斗争。他们的文学创作不仅为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增添了光辉的篇章，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和后来千千万万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而战的人民群众。
莱蒙托夫（1814——1841）是贵族革命向民主主义革命过渡阶段的代表作家。他出生于贵族家庭，从小在外祖母的庄园里长大。农奴所遭受的残酷虐待及他们悲惨的命运在莱蒙托夫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小就憎恨这种野蛮、残酷的农奴制度。在外祖母的亲戚、朋友和仆役中不少人参加过卫国战争，有的则是十二月党人的亲密朋友，莱蒙托夫的家庭教师还做过拿破仑的军官。这样的家庭环境，这些人的教育和熏陶培养了诗人的革命意识，培养了他对祖国、人民和正义事业的热爱。1830年，莱蒙托夫考入莫斯科大学，受到了别林斯基、赫尔岑等思想家影响，形成了他的进步世界观。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写出了一系列谴责专制暴政，追求个性解放的战斗诗篇。1837年，诗人普希金被阴谋杀害了。这一噩耗震动了所有正直善良的心灵，也震动了莱蒙托夫。他满腔悲愤地写下了《诗人之死》，对杀害诗人的凶犯，对炮制这一个谋杀阴谋的沙皇政府发出了强烈的抗议。《诗人之死》道出了人民的心声，引起了千千万万正义人士的强烈共呜。莱蒙托夫因此遭到宫廷逮捕。1839年，度过了12年苦役生活的十二月党人奥陀耶夫斯基病死在军营之中。莱蒙托夫写了充满哀伤的诗篇悼念他，表达了诗人对十二月党人崇高的敬意和深厚的感情。莱蒙托夫诗歌中越来越鲜明的政治倾向激怒了沙皇统治者，他们策划了多次阴谋迫害他。1841年7月27日，在一次蓄意安排的决斗中，莱蒙托夫被沙皇暗探局唆使的凶手杀害了。
莱蒙托夫的作品充满着对专制社会的愤怒。他笔下的主人公往往是社会的叛逆。他们憎恶现实，否定现实，甚至起来同黑暗的社会斗争。在《土耳其人的哀怨》（1829）中，诗人借土耳其人的悲惨生活表达了对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黑暗的俄罗斯现实的愤怒控诉。《瓦吉姆》（1831）描写了人民对压迫者的反抗斗争。莱蒙托夫认为诗人的创作应该“燃起战士战斗的火焰”，他的许多诗篇正是直接表现了这种向专制社会宣战的斗争精神。他在《诺伐哥罗德》（18307中歌颂了十二月党人的英勇精神，并预言“你们暴君将死亡”。在《诗人之死》（1837）中更是愤怒痛斥了专制统治者对普希金的迫害，把他们斥为扼杀“自由”和“天才”的屠夫，并警告这些刽子手，比法律更严厉的审判在等待着他们。
莱蒙托夫诗歌最基本的主题是对自由的渴望。在《希望》（1831）中，他感叹道：“为什么我不是一只飞鸟……为什么我不能够在空中翱翔遨游？”在《囚徒》（1837）里，诗人迫不及待地呼唤着：“快快给我打开这所监房，给我白日的灿烂的光华，……让我长风般地飞向天涯。”诗人在不少诗篇中对为国捐躯的英雄的歌颂，对民族解放战士崇高形象的塑造都是与这种追求自由的思想一脉相承的。这种思想在《童僧》（1839）中得到了最高的体现，童僧高傲的形象表现了作者对自由热烈的追求。
莱蒙托夫的诗还准确地反映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被镇压后，一代进步人士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白色恐怖下所感到的压抑、孤独和悲观的心态。在《囚徒》中，诗人感到俄罗斯成了一座牢狱，“我孤独的——没有一点安慰：四周都是光秃秃的高墙”；在《又苦闷又烦忧》（1840）中，诗人写道：“又苦闷，又烦忧，能向谁伸出自己的手，在这抑郁不乐的时候……徒然地永远的希望又有何用？……”
莱蒙托夫的诗歌常采用独特风格的日记体。他又喜欢采用民间文学中的素材，吸收民间艺术的手法。同时，他往往在作品中抒写自然美景。这些使得莱蒙托夫的诗作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的色彩。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也是莱蒙托夫创作的一大特色。
《恶魔》（1841）代表了莱蒙托夫浪漫主义创作的最高成就。恶魔的形象表现了对旧世界、旧秩序、旧的传统观念的激烈的否定。但恶魔对现实的否定是盲目的，他对“眼前所能看到的一切，全都蔑视或全都憎恨”，不但否定了五和恶的，也否定了美和善的。他的极端的利己主义造成了女郎塔玛拉的死，也酿成了他自己的悲剧。恶魔的形象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叛逆精神，同时又表现了作者对自己一代人的批判。这个形象体现了俄国贵族革命家的力量和局限。
《童僧》也是莱蒙托夫最杰出的浪漫主义长诗之一。主人公是自小被掳到俄罗斯的高加索山民之子，他在牢狱一般的修道院中时刻向往着自由的故乡。在一个暴风雨之夜，他勇敢地逃了出来。在三天艰难的跋涉中他历尽艰险，还与凶猛的豹子搏斗。虽然伤痕累累，奄奄一息，但他享受到了自由，他为一生中这幸福的三天而骄傲。童僧的形象表现了作者对自由热烈的追求和赞美，同时，童僧的悲剧又是对这个牢笼般的现实社会愤怒的控诉。
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39——1840）是莱蒙托夫整个创作的顶峰。小说由五个中篇组成，通过毕巧林的生活经历连缀成一个整体。厌倦了上流社会豪华生活的毕巧林为了寻求刺激，到高加索军中服役。路途中，闲得无聊的毕巧林企图调戏走私女郎，结果破坏了女郎一家宁静的生活。后来，在矿泉疗养地，他又玩弄手腕，从葛鲁式尼茨基手中夺走了美丽的玛丽小姐的爱情，从而引起了一场决斗。毕巧林在决斗中打死了朋友葛鲁式尼茨基，因此被流放到偏僻的N要塞。临行前，他拒绝了热恋着他的玛丽的爱情，面对她苍白的面容，恭恭敬敬地鞠个躬走了。来到N要塞后，毕巧林又爱上了土司娇美的女儿贝拉。但当他赢得了贝拉的爱情后，很快又对她厌倦了，致使她被复仇的土人杀死，她的家人也因此惨遭横祸。后来他去波斯旅行，死在归来的途中。
毕巧林是继奥涅金之后又一个“多余人”的典型。他是个精神空虚的人，不仅厌倦了上流社会的豪华与虚荣，而且厌倦整个生活，什么都不能使他满足，什么都使他腻烦，所以玩世不恭，惹是生非，到处寻求刺激。毕巧林又是个自私卑鄙的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以损害别人来娱悦自己。为了满足一时的虚荣，他骗取了一个又一个少女的爱情，然后再冷酷地将她们——一抛弃。他把女人仅仅看作“享乐的源泉”。正如作者所说，“这个肖像是由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作者通过人格分裂者毕巧林的形象，表现了一代贵族精神的崩溃、道德的沦丧，批判了造成华巧林个性的贵族上流社会。
细腻深刻的心理分析是作品主要的特点。作品通过主人公的自我剖析和日记形式，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因而被誉为“俄国第一部社会心理小说”。小说的语言优美而富于哲理意味，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到1783年，历时8年的独立战争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美国不但从政治上摆脱了英国的统治，而且也迫切需要在文化上摆脱对英国的依附。当时美国文坛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方面是美国没有真正上乘的本土文学；另一方面整个文坛盲目崇拜欧洲，欧洲人对美国文学不屑一顾。英国人嘲笑美国没有自己的文学深深地刺激了美国作家，要求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学的愿望成为当时文坛的中心课题。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具有美国自己民族个性的文学诞生了，这就是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文学，从而掀起了美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美国浪漫主义的产生，一方面是民族文化独立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当时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正处在全盛期。尤其是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对美国文学产生了直接影响。
美国浪漫主义的发展过程可以划为三个阶段：①前期浪漫主义，以欧文、库柏等作家为代表。②从30年代开始形成后期浪漫主义，以霍桑、麦尔维尔等为代表。③50年代惠特曼《草叶集》发表，美国浪漫主义进入高峰时期。1892年，随着惠特曼的去世，美国浪漫主义走向衰落，随之而来的是现实主义的繁荣。
华盛顿·欧文（1783——1859）是美国建国后第一个获得国际声誉的作家，有“美国文学之父”之称。欧文早期的重要作品是《纽约外史》（1809）。这部作品并不是纽约历史的严肃纪实，而是充满滑稽幽默的地方风情的描述。代表作《见闻札记》（1820）使欧文获得了国际声誉。全书包括32个短篇，大部分写的是英国，包括散文、杂文、故事等，只有少数几篇写美国本土。
《瑞普·凡·温克尔》以荷兰殖民时期的乡村为背景，描写了农民瑞普的奇遇。欧文在这篇故事里一方面写了乡村的风土人情，另一方面通过瑞普这个形象开创了美国文学的一种典型——反抗专横思想的个人（当然，瑞普反抗的是他的精明专横的妻子），并讽刺了美国的民主制度。
欧文的创作，从思想深度看，不及后来的霍桑和麦尔维尔，但他创造性地运用了本土题材，为美国文学画廊增添了自己的形象，而且他的优美的文笔也是对美国文学语言的一个贡献。
库柏（1789——1851）的成就在于他对美国长篇小说创作的贡献。在欧洲，他被称为“美国的华尔特·司各特”，因为库柏擅长在冒险故事中引入历史的细节。但库柏在题材运用上是纯粹美国式的。
他的航海题材的小说《水手》，（1824）被誉为美国第一部海上冒险小说。
库柏小说最引人注目的是“边疆系列小说”。“边疆小说”以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期间，美国边界不断向西推进和土居的印第安人及早期欧洲其他殖民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为背景，以一个名叫纳蒂·班波（绰号“皮袜子”）的猎人为中心人物，展示了美国历史上一段特定的历史阶段。“边疆小说”由《开拓者》（1823）、《最后一个莫希于人》（1826）、《草原》（1827）、《探路者）（1840）和《打鹿将》（1841）等组成。
库柏笔下的“皮袜子”热爱森林，心地善良单纯。作家试图从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一种所谓的“蒙昧人身上的最高文明原则”，从而表达作家对文明的进程带来的社会进步所表示的怀疑。
爱伦·坡（1809——1849）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具有唯美倾向的作家。他的作品不被同时代人理解，直到19世纪后期，在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大力推崇下，他的影响才传遍欧洲。他被誉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远祖。
他的创作理论深受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的影响，竭力反对文学的功利性，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声称“一切艺术的目的是娱乐，不是真理”，提倡以艺术美引起审美的快感。他还提出了一套短篇小说的创作理论，特别强调小说创作的艺术效果。他的诗非常注重形式美，尤其刻意追求诗的“音律”，基调低婉、忧郁。爱伦·坡的小说可以分为两大类：推理小说和恐怖小说。推理小说的重要作品有《毛格街的谋杀案》（1841）和《失窃的信》（1845）。这两篇小说讲述的侦破过程，都基于侦探的推理。坡被誉为西方推理小说的鼻祖。恐怖小说的重要作品有《厄合古屋的倒塌》（1839）、《黑猫》（1843）等，尤其是《厄舍古屋的倒塌》体现了一种鬼怪神秘、阴森恐怖的哥特式小说的特征，对后来美国南方的小说产生了影响。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转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期间出现的超验主义理论影响了文学的创作。超验主义者宣称用情感和直觉而不是用逻辑去寻找真理，其思想核心是一种有机的自然观。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爱默生（1803——1882）建立“超验主义俱乐部”，全面宣扬了超验主义思想。在《论自然》（1836）中，他认为自然是人的精神的体现，每种自然形态都是人类作为观察者的某种内在特征的表现。他试图把人类生活中内在的、道德的、宗教的法则，都通过直觉直接找到自然界中的对应物和对应关系。
爱默生最著名的作品是《散文集》。
纳撒尼尔·霍桑（1804一1864）是美国19世纪影响最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短篇小说《重讲一遍的故事》（1837）、《古屋青苔》（1842），长篇小说《红字》（1850）、《带七个尖角顶的房子》（1851）、福谷传奇）（1852）和《玉石雕像》（1860）都是其优秀的作品。
《红字》以英格兰殖民地清教徒居住的地区为背景。一个叫海丝特·白兰的妇女和她所在教区的年青牧师丁梅斯代尔“通奸”，被关进了监狱，在狱中海丝特生下了一个女孩。出狱后，海丝特胸前仍被挂上一个红色的A字（英文Adultery义为“通奸”）作为耻辱的标志，住在远离市镇的小屋，靠针线活为生。海丝特凭着自己的毅力和坦诚，终于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胸前的红字似乎已不是耻辱的标志，而是一个精美的装饰物和德行的象征。
这部看似在讲一则爱情故事的小说，实际上揭示的是一个罪恶的主题。霍桑认为在现实世界中到处存在着罪恶。小说开头就称监狱为“文明社会的一朵黑花”。海丝特和牧师的通奸也是一种犯罪行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对待罪恶和消除罪恶。海丝特·白兰面对罪恶，以坚毅的品格带着红字顽强地生活，由此表达了这种思想：罪恶并不是以标志有否来决定的，带着标志是一种不幸，不带标志也不意味着没有罪恶。按照基督教的思想，罪恶是与生俱来的。在消除罪恶的问题上，霍桑认为人应该以一种坦诚的态度面对自身的罪恶，把自身的罪恶充分暴露出来，达到一种自我净化。他说：“内在世界一旦净化，外在世界游荡着的许多罪恶都会自行消失。”霍桑的小说虽然比较阴暗、深邃，但作家理想的光束仍然在闪烁。《红字》被称为是一部“心理罗曼史”。霍桑善于结合环境气氛，运用象征手法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灵历程。
赫尔曼·麦尔维尔（819——1891）的小说《白鲸》（又名《莫比·狄克》）（1851）写一条叫“佩阔德号”的捕鲸船，在船长亚哈的带领下，航海追杀一条曾经咬断过亚哈一条腿的巨大白鲸（莫比·狄克）。最后，“佩阔德号”终于找到那条白鲸，紧张激烈的捕杀结果是：全船覆没，亚哈与白鲸也同归于尽，只剩一个幸存者来叙述这则故事。在这部令人瞠目结舌的作品里，小说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这部小说通篇充满了象征，亚哈船长和白鲸的关系是理解小说的关键。一种理解是把亚哈船长追杀曾经咬断他的腿的一条白鲸看作是一个报复的行动；另一种理解是把亚哈船长的追杀赋予象征意义，小说讲的是一个追求的主题。人类有两种追求的形式：哲学的（形而上的，诸诉理性的）和原始的（靠感情、本能、非理性的）。亚哈的追求属于后一种。亚哈把他的追求比作是囚犯打穿墙壁的出逃行为，他说：“一切看到的东西，都是硬板做的面具，只有戳穿这个面具，才能探出事物的本质。”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亚哈想戳穿这堵墙的冲动，他说：“如果太阳侮辱我，我也要戳穿它。”亚哈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偏执。另外，也可赋予白鲸以象征意义：白鲸是恶的化身或白鲸象征一种无限和永恒，亚哈追杀白鲸是人类对无限的刺探。作为有限的个体最终不能和无限同一，所以，亚哈的悲剧也就是必然的了。
惠特里（1819——1892）是美国浪漫主义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草叶集》是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到顶峰的产物。
惠特曼一生的诗作几乎全收在《草叶集》里。1855年，《草叶集》首次出版，一直到诗人去世那年，其间出了12版，每版诗人都增加新篇并修订原作，最后一版共收了300多首。贯穿全集的是诗人民主、自由的思想，在诗篇里处处可见一个乐观、自信的自我。诗人用草叶形象来象征生机勃勃的年青的美国。
诗人以全新的感受表现了美洲大陆的一切，代表诗作有《我听到美洲在歌唱》。诗集里，最引人注目的中心意象是“自我”。全诗塑造了一组“自我”的形象，如《我歌唱带电的肉体》、《自我之歌》等，《草叶集》把人和自然作为一个有机统一体来歌唱。
在一片热情沉歌声中，诗人也看到了美国社会的现实和人类民主理想的不统一。从内在的自我扩展到整个社会和宇宙的统一成为惠特曼的理想。
《草叶集》除了全新的内容外，还呈现了崭新的诗歌形式。惠特曼摒弃了传统诗歌的格律，创造了“自由诗体”。全诗气势澎湃，情感抒发激越奔放。
《草叶集》是对乐观、自信的年青国家的一个总结，也宣告了浪漫主义时代的终结。
18世纪末，意大利仍然处于奥地利等国的奴役下。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进驻意大利，促进了意大利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掀起，浪漫主义也开始在意大利产生。白尔谢（1783一1851）是意大利浪漫主义理论家、诗人。他的《格利佐斯多莫给儿子的亦庄亦谐的信》（1816）被称为意大利浪漫主义的宣言。曼佐尼（1785——1873）是意大利浪漫主义小说家、诗人，他的代表小说是《约婚夫妇》（1821——1823）。曼佐尼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虽然出身贵族，但具有强烈的民主息想。《约婚夫妇》就以一对下层劳动人民夫妇为主人公。意大利最有影响的浪漫主义诗人是莱奥帕尔迪（1798——1837），他的诗篇和意大利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紧密相联。他著名的抒情诗《致意大利》、《但丁纪念碑》，通过对意大利过去的追思，表达诗人要求改变现实、追求自由的强烈欲望。莱奥帕尔迪一生致力于意大利民族的拯救，他的思想情绪也随着革命运动兴衰而起伏。
19世纪初，东欧一些国家虽然仍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但在文学创作上却出现了一批出色的作家。密茨凯维奇（1798——1855）是19世纪波兰最伟大的诗人。1822年他的诗集《歌谣和传奇》出版，标志着波兰文学进入了浪漫主义时期。他的最重要作品是诗剧《先人祭》（1823——1832）。全诗以立陶宛的古老风俗为基本内容，写在万灵节灵魂升天那日，有一个因失恋而自杀的古斯塔夫，因灵魂不能超度而痛苦。几年后，古斯塔夫变成一个热爱祖国和人民而无畏的斗士。全诗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强暴统治的痛恨。
裴多菲（1823——1849）是19世纪匈牙利最伟大的诗人。长诗《雅诺什勇士》（1844）写一个善良的青年，为追求爱情和幸福，经历了无数的磨难，终于如愿以偿的故事。除此之外，诗人还写了数百首抒情诗。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有《自由与爱情》（1847）：“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俱可抛。”裴多菲的抒情诗真挚动人，语言大众化，格调多变，在简朴中有一股清新率直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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