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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凯雄
“别裁”一：女性·爱情·性
在王蒙以往的作品中，不能说完全没有女性、爱情与性的元素，但的确不是他的所长，因而也鲜有读者从这方面解读。
《青狐》则不同了。这个曾经平凡无比后来又风光无限的女性，“从十二岁以来，她就做着爱情的梦，是高雅的、诗一样的、无比纯洁的爱情。……然而她仅有的性经验却使她觉得在与男人的那种关系中她得到的差不多只是强奸，和她发生过性关系的男人到了那个当儿全都恶俗不堪、丑陋不堪、挤鼻皱眼、口角流涎，连几句有情有义的话都没有就开始脱她的衣裳，还没听清楚她想要说的话就硬是压上去挤进去了，像是谋杀，像是抢劫，像是强暴。她没有得到过诗意。”《青狐》中的这两段或高度概括、或竭尽铺陈的文字，实际上已经将王蒙笔下将要展开的“女性·爱情·性”主题捋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
“被爱还是没有被爱？这才是女人的大问题”。然而女性面临的这个大问题，在中国新文学以来的作家笔下，表现尽管截然不同，但却清晰地呈现出前后两种不同结果。当新文学的大幕徐徐拉开的时候，“女性·爱情·性”的主题是与当时反对封建、张扬个性的时代启蒙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到了王蒙的《青春万岁》与《恋爱的季节》时代，“女性·爱情·性”开始由单一清纯的无限美好逐渐演变为讴歌的、理想的再加上一点点现实的、生活的……与男女主人公们的爱情联结最紧的，是讴歌，是理想，是现实生活，性的位置无足轻重，最多不过拉拉手而已。而在《青狐》中，关于“女性·爱情·性”主题，除理想的、诗意的、现实的成分外，又打入了一个性的楔子。性在王蒙笔下，一方面充满了幻想与沉醉，另一方面又时时无能、屡遭失败。于是，我们在这里听到了一个与传统的“女性·爱情·性”母题十分不和谐的音符——“粗鄙”，它“既是热情的、人性的，又是欲望的、要求的”。《青狐》中主人公卢倩姑的爱情与性的发展轨迹大致就是这种具有王氏特色的“爱情学”与“情欲论”的艺术写真。
“别裁”二：时代·使命·人
这个标题倒是为王蒙一直擅长的。但《青狐》在关注“时代·使命·人”这个文学母题时，有超越自己的不同凡响之处。
在《青狐》中，我们围绕着这个母题读到了王蒙的另一番“叙事”：时代是宏大的，使命是辉煌的，但这个宏大与辉煌最终是要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来实现，也正是这一个个具体的人常常让时代与使命演绎出一幕一幕不那么宏大、不那么辉煌的悲喜剧，人是基础的具体的个性的，但时代与使命又是时时作宏大与辉煌状存在于那里，于是一个个具体个性的人也经常不得不被这宏大与辉煌裹挟得无奈与无味。在《青狐》中，彼此间互动互为尴尬的命题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青狐》所涉猎的内容当然不会止于“女性·爱情·性”的单一层面，而最容易对这部长篇产生误读的层面就是它写到了文艺界。王蒙说，文艺界的这些人哪一个也不像圣人，同时也不是牛鬼蛇神。用平常心看待历史，看待文人，这样有好处。这能算对文艺界的某种解构吗？我不敢肯定。这也是比较容易得到的一种印象。他话中显然有话，既然有“比较容易得到的一种印象”，那就还存在着另一种不太容易得到的印象。在我看来，这恰恰就是人与他所扮演的历史角色间的衔接与不平衡以及人与历史究竟是怎样在互动与互相创造。作品中的一个个文艺界中人、一个个具体的场景与画面、一个个生动的细节与情节，一而再、再而三地显现出这一点。作品的大幕一拉开，读者就不难看出，故事发生在“四人帮”刚刚被粉碎不久，被砸烂了二十年的文艺界又开始了活动。接常理，在这样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被深深地压抑了二十年的文艺界，文艺家们究竟该有多少激情需要释放，需要纾解？这理应是一个出大作品、好作品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不可谓不宏大，这样的使命也不可谓不辉煌。然而，作品中的那些文艺家们或长袖善舞、左右逢源，或追逐名利、不择手段：或高谈阔论、云山雾罩，或危言耸听、貌似深沉，或言不由衷、装聋作哑，或努力自持、不偏不倚，或神经兮兮、飘忽不定，或鸡鸣狗盗、猥琐不堪……正是他们身上这形形色色的不可避免的世俗性使得宏大的时代与辉煌的使命变得大轰大嗡，变得充满粗糙与夹生。反过来，这些变得充满粗糙与夹生的时代与使命，又进一步使得生活于其间的人变得更加世俗、更加粗鄙。
在“女性·爱情·性”与“时代·使命·人”这两大文学母题的表现上，《青狐》举重若轻地传递出的更深一层的因与果，恰显现出王蒙的深刻与大家风范。正所谓：“悟出人生哲理，下笔如冷面杀手；说破春秋奥妙，行文是古道热肠。”
(原载《书搞》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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