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杂剧的衰微

  A.元杂剧创作中心的南移和杂剧的衰微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占领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北人大批南下,兴盛于北方的杂剧艺术,也伴随南征的大军和南徙的人口,来到了南方。富庶的江南,为杂剧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吸引了大批北方杂剧作家和艺人。在北方享有盛名的杂剧作家如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尚仲贤、李文蔚、戴善夫、侯正卿等人,纷至沓来,或游历,或卜居,或出仕,继续着他们的杂剧活动。著名杂剧演员如珠帘秀等,也辗转来到扬州、杭州等地演出。一时间星河灿烂,名家汇聚,杂剧的重心遂向以杭州为中心的南方转移。

  杭州众多的勾栏瓦舍,转眼成为北杂剧的演出场所。良好的条件和机会,反过来更吸引大批杂剧作家和戏班源源南下,寻求发展。所以元初杂剧迅速在南方紥下深根,杭州和大都(北京),分别成为南方和北方戏剧圈的活动中心,它们彼此呼应,交相辉映,迎来了元代杂剧的鼎盛时期。

  元武宗至大(1308~1311)到元文宗天历(1328~1330)至顺(1331~1332)年间。关汉卿等杂剧名家陆续退出舞台,代领风骚的是郑光祖、乔吉、宫大用、秦简夫等人,他们虽然来自北方,但主要创作活动是在南方。同时,南方籍杂剧作家如金仁杰、杨梓、朱凯、沈和、范康、王晔、屈子敬、鲍天佑等也崭露头角,成为杂剧创作的生力军。这一时期的作品明显体现出南方的人文色彩,创作风格趋向典雅,创作题材多为文人韵事和仙道隐逸;宣扬伦理的题旨日益加强,而积极的精神日渐消退。原先“本色”与“当行”并重的做法,转为侧重辞藻的华美,而剧作的舞台性则有所忽视,不太适于场上演出。这便为杂剧的衰落种下基因。从元顺帝朝开始,北方杂剧创作日见沉寂,而南方也是萎靡不振。于是,杂剧便走向衰落了。

  杂剧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体制上的缺陷,是导致它日益衰微的重要原因。它由一人主唱的形式,明显地有着说唱文学的痕迹,这固然可以使主角尽情发挥,能较透彻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但其他角色只能作为陪衬,也必然限制了作家的发挥。其第四折多成强弩之末。相比之下,南戏在体制上较杂剧更合于戏剧的本质。当南戏吸取了杂剧的优点,由粗转精,也就赢得了观众的喜爱。随着《琵琶记》和《拜月亭记》等作品的出现,南戏这个综合了杂剧体制所长,又能扬弃其所短的剧种,便取代了杂剧,成为剧坛的主流。

  B.郑光祖、乔吉的元杂剧创作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人。生于元世祖至元初年。《录鬼簿》说他“以儒补杭州路吏。为人方直,不妄与人交。名香天下,声振闺阁,伶伦辈称郑老先生”。青年时期置身于杂剧活动,享有声誉。但他的活动主要在南方,是南方戏剧圈中的巨擘。元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激赏郑光祖的文词,将他与关、马、白并开。约于泰定元年(1328)前后,郑光祖卒于杭州。他一生写过杂剧18种,今存《倩女离魂》、《㑇梅香》、《王粲登楼》、《周公摄政》、《伊尹扶汤》等8种。
  《倩女离魂》是郑光祖的代表作。本事出于唐代陈玄祐的传奇小说《离魂记》。宋代人改编为话本,金代人则编为诸宫调。元杂剧初期作家赵公辅有同名剧本。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杂剧当是参照赵作及有关说唱材料改编而成的。
  这是一个富于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郑光祖以优美的文笔,从两个方面叙写了女子在礼教抑制下精神的痛苦。一方面,倩女的魂魄,代表了女性对爱情婚姻的渴望与追求。倩女爱恋的是文举本人,她不在乎有无功名,担心的倒是文举高中后别娶高门。在离魂的状态下,她大胆冲破礼教观念,与心上人私奔,遂了心愿。另一方面,现实中倩女的躯体,则只能承受离愁别恨的熬煎,病体恹恹。当文举中了状元,寄信给张家,说“同小姐一时回家”是,病中的倩女以为文举另娶,悲恸欲绝。显然,既渴求爱情婚姻,又面对礼教禁锢,这便是封建时代女性的的真实处境。她们唯有在非常的情况下,才能挣脱束缚,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一旦“灵魂出窍”,精神获得自由,她们便表现得热情似火,敢作敢为。在这里,离开躯体的倩女之魂,寄寓着挣脱礼教枷锁的女性的心态;至于倩女在家中的病躯,那种幽怨悱恻,凄凄楚楚,正体现出礼教禁锢下广大女性的百般无奈。剧中,郑光祖让离魂与躯体有不同表现,这一艺术处理,当给明代汤显祖《牡丹亭》的创作以有益启迪。

  《倩女离魂》词藻俊美,刻划人物细致入微。如第三折:

  《㑇梅香》是一部模仿《西厢记》而作的爱情剧。《王粲登楼》,据东汉王粲的《登楼赋》虚构而成。它的情节平淡,人物塑造一般,但曲文挺拔,颇具感的人力量。如第三折,作者写王粲落魄荆州,登楼作赋,抒发了游子飘零、怀才不遇的感情:
  〔迎仙客〕雕檐外红日低,画栋畔彩云飞。十二栏干、栏干在天外倚。我这里望中原,思故里,不由我感叹酸嘶,越搅的我这一片乡心碎。
  〔红绣鞋〕泪眼盼秋水长天远际,归心似落霞孤鹜齐飞。则我这襄阳倦客苦思归。我这里凭阑望,母亲那里倚门悲。争奈我身贫归未得。

  〔普天乐〕楚天秋山叠翠,对无穷景色,总是伤悲。好教我动旅怀,难成醉,枉了也壮志如虹英雄辈,都做助江天景物凄其。气呵做了江风淅淅,愁呵做了江声沥沥,泪呵弹做了江雨霏霏。

  这几支曲子意象开阔高远,感情激越真挚,堪与王粲《登楼赋》媲美。剧中王粲宣泄的怨愤,也正是作者客寓他乡、沉抑下僚、终生不得志的感情吐露。它是元代由北方南下的文人飘泊未遇心境的写照,所以特别易于引起失意文人的共鸣,容易受到人们的激赏。

  乔吉(1208?~1345)是南方戏剧圈中重要的作家和散曲名家。他字孟符,号笙鹤翁,又号惺道人。原籍山西太原,流寓杭州近四十年。乔吉作剧11种,今存3种:《两世姻缘》、《扬州梦》、《金钱记》,都以才子佳人爱情故事为题材,创作风格与郑光祖相近,但语言更为清丽,与所叙写的爱情故事相得益彰。

  乔吉的代表作是《两世姻缘》。故事本于唐范摅的《云溪友议》。写书生韦皋与洛阳名妓韩玉箫相爱,被鸨母拆散,玉箫忧思成疾,恹恹而死。死后转世为荆襄节度使张延赏的义女。18载后,韦皋得第出征叶蕃立下大功,班师途中拜访张延赏,筵间与玉箫相见,忆及前世事,引起一番波折。后经皇帝为媒,才了结了两世姻缘。剧中男女双方对爱情的追求热烈而执著,生死不渝,奇情动人。这个戏情节曲折,富有戏剧性。如第三折再世的玉箫与韦皋重会,而张延赏不知底里,怪罪韦皋,争执之间,几乎刀兵相见,使情节跌宕起伏,奇趣横生。曲辞也跌荡生姿,颇多丽词佳句。

  《金钱记》写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韩翃与京兆尹王辅之女柳眉儿的爱情纠葛。剧中以御赐金钱串作为信物,贯穿全局。中间穿插诗人贺知章主媒,皇帝主婚,李太白宣旨等关目,表现了以“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为人生美事的文人情趣。这个戏情节紧凑,环环相扣,曲折热闹,颇适于舞台演出。

  《扬州梦》演唐代诗人杜牧的故事。杜牧《遣怀》诗有句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剧本以此命意,写杜牧与名妓张好好的风流韵事。乔吉曾自比杜牧,剧本表现了元代文人风流自赏的风气。

  C.宫天挺、秦简夫的创作

  宫天挺是南方戏剧圈中一个较有特色的杂剧作家,字大用,原籍大名(今属河北),宦居江南。《录鬼簿》说他“历学官,除钓台书院山长。为权豪所中,事获辨明,亦不见用。卒于常州”。所作杂剧6种,今存《范张鸡黍》、《七里滩》两种。

  《范张鸡黍》根据《后汉书·范式传》改编而成。写国子监生范式、张劭愤恨权奸当道,绝间仕进,结为生死之交。张劭死,范式千里送葬。太守第五伦慕其德,推荐为官。剧本在歌颂朋友间真挚情感的同时,激烈抨击了仕途的黑暗。词气激烈,痛快淋漓。如第一折:

  〔哪吒令〕国子监里助教的,尚书是他故人;秘书监里著作的,参政是他丈人;翰林院应举的,是左丞相的舍人。则《春秋》不知怎的发,《周礼》不知如何论,制诏诰是怎的行文。

  〔寄生草〕将凤凰池拦了前路,麒麟阁顶杀后门。便有那汉相如献赋难求进;贾长沙痛哭谁瞅问?董仲舒对策无公论。便有那公孙弘撞不开昭文馆内虎牢关,司马迁打不破编修院里长蛇阵。

  〔六么序〕您子父们轮替着当朝贵,倒班儿居要津。则期瞒着帝子王孙。猛力如轮,诡计如神。谁识您那一伙害军民聚敛之臣?现如今那栋梁材平地上刚三寸,你说波怎支撑那万里乾坤?都是些装肥羊法酒人皮囤,一个个智无四两,肉重千斤。
  《七里滩》,写严子陵蔑视功名富贵,谢绝汉光武帝刘秀的征召,隐居七里滩,垂钓为乐。剧本借古讽今,反映了作者对现实黑暗政治的愤慨和失望,表露了对隐士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作者曾为严子陵钓台所在的钓台书院山长,他把自己为权豪所中,不受重视的经历,化为慷慨激昂的文字:

  〔离亭宴煞〕(当作〔鸳鸯煞〕)九经三史文书册,压着一千场国破山河改。富贵荣华,草芥尘埃。畅道禄重官高,寘是祸害;凤阁龙楼,包着成败。您那里是舜殿尧阶,严光呵,则是跳出十万丈风波是非海。

  这种因不满现实,转向隐逸遗世的情绪,是元代后期知识分子的普遍倾向。由于宫天挺的作品感情激越奔放,笔力猷劲,所以王国维称他“瘦硬通神,独树一帜”(《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

  秦简夫是元代后期关汉卿本色一派作家的代表。他是大都(今北京)人,杂剧创作颇负盛名,后流寓杭州。著有杂剧5种,今存《东堂老》、《赵礼让肥》、《剪发待宾》3种。其中以《东堂老》最有特色。剧本写扬州富商赵国器,因儿子扬州奴不肖,忧思成疾,临终前把黄金和管教儿子的责任,交托给好友李实。李实人称“东堂老”。赵死后,扬州奴结交非人,肆意挥霍,不久即将田产荡尽,沦为乞丐,备尝生活的艰辛。东堂老看准时机,苦心教诲,终于使得浪子回头。东堂老随后告诉原委,将用赵国器所寄之金购得的赵家财产奉还,让扬州奴重振家业。

  中国传统观念,向来重农抑商,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而秦简夫的《东堂老》,第一次正面塑造了李实这样一个见财不昧,有情义、重言诺、诚恳可信的商人形象。它肯定了商业行为的正当性,对商人经营的艰辛深表同情。这种违背传统意识而与近代进步思潮更接近的观念,很值得读者注意。

  东堂老并不讳言追求金钱。因为他看透世态炎凉:“你有钱呵,三千剑客由他们请;一会儿无金呵,……冻剌剌窑中把不到那明,痛亲眷敲门都没个应,好相识街头也抹不着他影。”(第二折〔煞尾〕)他对儿子说,要获取财富,只有更加勤劳地付出:“那做买卖的,有一等人肯向前,敢当赌,汤风冒雪,忍寒受冷;有一等人怕风怯雨,门也不出。所以孔子门下三千弟子,只子贡能善货殖,遂成大富,怎做得由命不由人!”;他又说:“我这般松宽的有,是我万苦千辛积攒成。”宣称通过正当途径,凭自己的才智和辛劳获取财产,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是值得自豪的事:“我则理会有钱的是咱能,那无钱的非关命。咱也须要个干运的这经营。虽然道贫穷富贵生前定,不俫咱可便稳坐的安然等?”(第二折〔端正好〕)东堂老这一连串的自白,实际上否定了贫富穷通皆由命的观念,肯定了商人阶层注重实际、刻苦耐劳的人生态度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反映了元代社会日益活跃的商人和手工业主的人生观和道德观。

  《东堂老》是元代杂剧中写实性较强的一部作品。剧中没有离奇的情节和特异的人物,也没有夸张的语言和华丽的词藻,它真实地描绘正直的商人如何面对险恶的商场和世俗的偏见。整个戏关目紧凑,结构谨严,冲突鲜明,曲辞本色自然,较好地继承了关汉卿杂剧的创作风格。从此剧的取材内容看,它当是秦简夫游历南方之后所作。
  秦简夫的《剪发待宾》,取材于《晋书·陶侃传》。作者在保有“母贤子孝”
  传统道德内涵的同时,又虚构了一位“巨富的财主”韩夫人。她颇有识见,主动将女儿嫁给陶侃。这一部作者刻意编结成的喜剧,实际上是元代士商通婚的现实写照。由此可见,秦简夫的作品触及到许多具有时代意义的道德观念问题,在元人杂剧中,诚属难能可贵。

  元代后期南方杂剧创作,较有影响的还有萧德祥的《杀狗劝夫》,王晔的《桃花女破法嫁周公》,范康的《陈季卿竹叶舟》,朱凯的《刘玄德醉走黄鹤楼》等,但它们的总体成就并不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