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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韩愈、孟郊、李贺诗作艺术特色
一、韩愈的诗歌创作
韩愈多长篇古诗，其中不乏揭露现实矛盾、表现个人失意的佳作，如《归彭城》、《龊龊》、《县斋有怀》等，大都写得平实顺畅。他也有写得清新、富于神韵、近似盛唐人的诗，如《晚雨》、《盆池五首》，尤其是《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但是，韩愈最具独创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则是那些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象著称的诗作。他“少小尚奇伟”（《县斋有怀》）、“搜奇日有富”（《答张彻》），天生一种雄强豪放的资质，性格中充溢着对新鲜奇异、雄奇壮美之事之景之情的追求冲动，而他一再提倡的“养气”说，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养的同时增添了一股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气概，发而为诗，便是气豪势猛，声宏调激，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试看他的《石鼓歌》：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苍劲雄浑，硬语盘空，将石鼓形成的一段远古历史鲜活地展现出来；而“愤起挥天戈”、“剑佩鸣相磨”等动作性词语的嵌用，更使诗作气酣力猛，飞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如与李白的长篇歌行比，相同点在于二者均酣畅淋漓，气象阔大，相异处则在于李诗饶有飘逸之气，韩诗更具狠重粗豪的力度。所谓“豪侠之气未除，真率之相不掩，欲正仍奇，求厉自温”（钱锺书《谈艺录》），正是韩愈其人其诗的一个显著特点。
韩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观念极强，性格木讷刚直，昂然不肯少屈，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场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涡中屡受打击，另一方面也导致其审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现出一种怨愤郁躁、情激调变的怪奇特征。韩愈诗风向怪奇一路发展，大致始于贞元中后期，至元和中期已经定型。贞元、元和之际的阳山之贬，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压力极大地加剧了韩愈的心理冲突，另一方面将荒僻险怪的南国景观推到诗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韩愈诗风大变的重要条件。他在这一时期写的《宿龙宫滩》、《郴口又赠二首》、《龙移》、《岳阳楼别窦司直》、《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等诗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荡、惊怖、幽险、凶怪的词语，诸如“激电”、“惊雷”、
“怒涛”、“大波”、出没的“蛟龙”、悲号的“猩鼯”、森然可怖的“妖怪”、
“鬼物”，都辐凑笔端，构成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意象。《永贞行》云：“湖波连天日相腾，蛮俗生梗瘅疠烝。江氛岭祲昏若凝，一蛇两头见未曾。怪鸟鸣唤令人憎，蛊虫群飞夜扑灯。雄虺毒螫堕股肱，食中置药肝心崩。”贬所环境的极度险恶，引起诗人内心的惊恐震荡，而无罪遭贬的身世际遇，更使诗人心如汤沸，百忧俱来，长期处于“数杯浇肠虽暂醉，皎皎万虑醒还新”（《感春四首》其四）的苦闷之中，并由此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搜罗奇语，雕镂词句，创造前人未曾使用过的险怪意象。元和元年，已经离开贬所回到京城的韩愈更倾心于怪奇诗境的构造，而相对了对内心世界和自我的表现。他与孟郊等人一起创作了不少联句诗，这些诗作以竞赛为主要目的，一联就是上百韵，各自逞奇炫怪，夸示才学，以致写出了大量“昼蝇食案緐，宵蚋肌血渥”（《纳凉联句》）、“灵麻撮狗虱，村稚啼禽猩”（《城南联句》）之类令人难以卒读的诗句。在此后的几年中，韩愈基本上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以世俗、丑陋之事之景入诗，写落齿，写鼾睡，写恐怖，写血腥，形成了以俗为美、以丑为美的特点。
在诗歌表现手法上，韩愈也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用写赋的方法作诗，铺张罗列，浓彩涂抹，穷形尽相，力尽而后止。《南山》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全诗１０２韵，长达一千多字，连用七联叠字句和５１个带“或”字的诗句，铺写终南山的高峻，四时景象的变幻。令人读来，虽觉十分详尽，却又颇为烦琐。再如那首著名的《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极写一场山火的强猛酷烈。诗人赋予山火一种狂野暴烈的力量，以泼墨法大笔渲染，巨细靡遗，极尽形容描绘之能事；与此同时，又创造出“山狂谷很”、“天跳地踔”等怪奇意象，使得诗意益发光怪陆离、狰狞震荡。这是一种超乎常情的创造，惟其超常，所以生新，惟其生新，所以怪奇。怪怪奇奇，戛戛独造，乃是韩愈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追求目标。
韩愈除了追求诗歌的雄奇怪异之美外，还大胆创新，以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诗，融叙述、议论为一体，写出了不少“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的佳作。作为古文大家，他熟谙古文章法，而他的尚奇精神和豪放性格也使他不惯于诗律的束缚，所以采用表现手法上较为自由的散文笔调入诗，痛快畅达地叙事抒情，乃是其诗散文化形成的一个要因。且看他那首有名的《山石》：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全诗单行顺接，不用偶句，不事雕琢，按照时间顺序，直书所历所见，诗人的游踪在有条不紊的叙述中一一展现出来。在结构安排上，一方面以浓丽的色彩来点染景物，一方面以清淡的笔触来抒发情怀，浓淡相间，自然清朗，一种摆脱尘世牢笼完全放松的自由感、一种挣开格律束缚追求诗歌原始美的主体精神充溢于字里行间，似散文，却又极富诗意。
韩愈不仅以散文的章法结构诗篇，而且还在诗中大量使用长短错落的散文句法，尽力消融诗与文的界限。五言诗如《符读书城南》之“乃一龙一猪”，《泷吏》之“固罪人所徙”，《谢自然诗》之“在纺织耕耘”，《南山诗》之“时天晦大雪”；七言诗如《送区弘南归》之“嗟我道不能自肥”、“子去矣时若发机”，《陆浑山火》之“溺厥邑囚之昆仑”、“虽欲悔舌不可扪”，都有意拗峭句法，使语势、节奏滞涩不畅，与传统五言诗之上二下三型、七言诗之四下三型节奏迥然不同。又如《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东驰遥遥，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侧，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
不受韵律、节奏、对称的约束，完全打破了诗歌圆转流利、和谐对称的特点，在形式上表现为新颖、生僻、怪奇，散文倾向也更为明显。
在以文入诗的同时，韩愈还无视古典诗歌重形象、重比兴、重趣味的传统，屡屡在诗中大发议论，直接表述对人生、社会的看法，形成了以议论入诗的特点。《荐士》、《醉赠张秘书》、《汴泗交流赠张仆射》等诗都穿插有议论，其《谢自然诗》“余闻古夏后”以下３６句，《赠侯喜》“是时候生与韩子”以下１４句几乎全是议论。这些议论，有的饱含忧怨，语义劲直，下笔不能自己；有的则纯属说教，用哲理取代了形象，读来枯燥无味。至如有的议论抒情色彩浓厚，且凝炼简洁，洒脱率放，足以捱起全诗，自然是不可欠缺的。
在反对传统、锐意创新的路子上，韩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取得了应有的成就。他以宏大的胆气驾驭诗篇，赋予诗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超现实色彩；他雕镂词句，尚险求奇，营造出大量他所独有的险怪意象；他以文入诗、以议论入诗，开一代诗风，这些无不展示出他在中唐诗坛所具有的独特地位。清人叶燮《原诗》说得好：“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
事实上，韩愈的“崛起”及其对唐诗的“大变”，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而且对后世尤其是宋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孟郊
孟郊（７５１～８１４），字东野，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性格狷介孤傲，不谐流俗，虽有很强的功名心，却因不善变通而少所遇合，直到４６岁才进士及第，５０岁任溧阳尉。晚年做过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一生沉落下僚，郁郁寡欢，饥饿、穷蹙、疾病、羁旅、失子、衰老，接踵而来，使他受尽了苦难生活的磨难。有《孟东野诗集》，存诗四百馀首。
孟郊的诗风也有明显的怪奇倾向。但因他才力不及韩愈雄大，而沦落不遇的生活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遂使得他的怪奇诗风向幽僻冷涩一路发展，从而表现出不同于韩诗的别一种风貌。
在孟郊的作品中，有一些关注社会、反映下层民众生活的诗作，如《杀气不在边》、《感怀》、《寒地百姓吟》等，但数量更多的是抨击黑暗世俗、强烈表现自我悲慨和贫寒生活的诗作。如“玉京十二楼，峨峨倚青翠。下有千朱门，何门荐孤士！”（《长安旅情》）“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楚屈入水死，诗孟踏雪僵。直气苟有存，死亦何所妨！”（《答卢仝》）这些作品，写事抒情真切感人，用词造语古拙直率，颇具汉魏风貌。李翱评价说：“郊为五言诗，自前汉李都尉、苏属国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
孟郊作诗以苦吟著称，注重造语炼字，追求构思的奇特超常。如“风叶乱辞木，雪猿清叫山”（《送殷秀才南游》）、“镜浪洗手绿，剡花入心春”（《送淡公十二首》其二）、“声翻太白云，泪洗蓝田峰”（《远愁曲》），都经过精心的锻造锤炼，所以能尽去枝叶，精当洗练，在人意中而又出人意表。《游终南山》诗前四句写山的景象是：“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夜留景，深谷昼未明。”着一“塞”字，即将终南山拔山倚地、吞吐日月的雄姿展现出来。《怨诗》写思妇之怨是：“试妾与君泪，两处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为谁死！”
用莲花被泪水浸死的假想之词来表现人物怨情之深，涉想奇绝。韩愈说他作诗
“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没，间见层出”（《贞曜先生墓志铭》），是很贴切的。
孟郊写得最多、也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充满幽僻、清冷、苦涩意象的诗作，这些诗作大表现诗人凄怆寒苦的生活，诗境仄狭，风格峭硬。诸如“日短觉易老，夜长知至寒”（《商州客舍》）、“天色寒青苍，北风叫枯桑……调苦竟何言，冻吟成此章”（《苦寒吟》），以“寒”字为中心，极力突出诗人对生活的特殊感受。苏轼所谓“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之“郊寒”一语，可以说是对孟诗特点的最好概括。在这类诗作中，组诗《秋怀十五首》堪称代表：
孤骨夜难卧，吟虫相唧唧。老泣无涕洟，秋露为滴沥。（其一）
秋月颜色冰，老客志气单。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其二）
商虫哭衰运，繁响不可寻。秋草瘦如发，贞芳缀疏金。（其七）
冷露多瘁索，枯风饶吹嘘。秋深月清苦，虫老声粗疏。（其九）
这里，“吟虫”、“秋露”、“秋月”、“秋草”、“冷露”、“峭风”等意象组合在一起，渲染出浓郁的凄冷寒寂、幽僻萧索的氛围，强烈地刺激着“孤骨”病老，使他生发出无可底止的哀痛。不仅于此，组诗还运用视觉、触觉、听觉、味觉等艺术通感，嵌入“峭”、“剸”、“瘦”、“折”、“刀剑”、“干铁”等外形尖利、瘦硬的字词，将刺激的程度进一步强化：“一尺月透户，仡栗如剑飞。老骨坐亦惊，病力所尚微”（其三）、“商叶堕干雨，秋衣卧单云。病骨可剸物，酸呻亦成文”（其五）、“棘枝风哭酸，桐叶霜颜高。老虫干铁鸣，惊兽孤玉咆”（其十二）、“霜气入病骨，老人身生冰。……瘦坐形欲折，晚饥心将崩”（其十三），形容身体病弱，瘦骨为耸，可以像铁器一样拿来割物，甚至坐下去这瘦骨似乎也会折断。这种夸张虽近乎怪诞，但以艺术上却更为真切地展现了这位“哀哀孤老人”的形销骨立和凄凉晚景。
大概是受韩愈影响，孟郊也创造了一些以丑为美、意象险怪的诗作。如“饿犬{齿乍}枯骨，自吃馋饥涎”（《偷诗》）、“怪光闪众异，饿剑唯待人”（《峡哀十首》其四）等，但与韩诗相比，此类孟诗数量不多，影响也不大。真正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并被人传诵不已的，倒是那首古朴平易的小诗《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三、天才诗人李贺
李贺（７９０～８１６），字长吉，生于福昌昌谷（今河南宜阳县），是没落的唐宗室后裔，父李晋肃，曾当过县令。仅因“晋肃”之“晋”与“进士”之
“进”同音，“肃”与“士”音近，李贺便以有讳父名而被人议论攻击，不得参加进士考试。后荫举做了个从九品的奉礼郎，不久即托疾辞归，卒于故里，年仅２７岁。有《李长吉歌诗》，存诗二百五十馀首，除少量伪作外，可确定为他本人所作的约有２４０首左右。
李贺成名甚早，少年时代即“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王定保《唐摭言》）。然而，诗歌的成就并没能改变李贺不幸的命运。作为宗室后裔，他自视甚高，在诗中一再以“皇孙”、“宗孙”、“唐诸王孙”
称呼自己，希望致身通显，获得较高的地位和享受；但因其家族早已败落，家境颇为贫寒，他的这种希望只能成为一种幻想，并由此生出沉重的失落感和屈辱感。他自幼体质赢弱，长得“细瘦”，而且是“通眉”、“巨鼻”、“长指爪”，可他却每每以“壮士”自称，写出一些意气昂扬的诗作：“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他有理想，有抱负，但这理想抱负很快便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使他的精神始终处于极度抑郁、苦闷之中。他早熟、敏感，但这早熟敏感却令他比常人加倍地品尝到了人生的苦涩。在现实的重压下，他呈现出种种早衰的症状和心态：“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崇义里滞雨》）、“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咏怀二首》其二）、
“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赠陈商》）、“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人生的短暂倏忽，引起李贺的无比惊惧，而怀才不遇的苦痛，又时时冲击着他多病的身心。《秋来》这样写道：
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流年似水，功名不就，恨血千年，知音何在！带着沉重的悲哀和苦痛，带着对生命和死亡的病态的关切，李贺开始对人生、命运、生死等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思考。他写鬼怪，写死亡，写游仙，写梦幻，用各种形式来抒发、表现自己的苦闷。
在短短２７年的生涯中，李贺将其卓荦的才华和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诗歌创作上，骑驴觅诗，苦吟成性，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把作诗视为生命之所系。这一方面导致他对社会不可能有较深刻的理性认识，而时时耽于幻想；另一方面则使得他的诗作融入了极为浓郁的伤感意绪和幽僻怪诞的个性特征，表现重点也从韩愈的粗猛豪横、孟郊的冷峭枯寂转向对主体心灵的全力开掘和虚幻意象的巧妙营造，由此形成了与韩、孟颇有差异的凄艳诡激的诗风。
翻开李贺诗集，那奇特的造语、怪异的想象和幽奇冷艳的诗境便会迎面扑来，宛如进入了一个别样的世界。“秋野明、秋风白，塘水漻漻虫啧啧。……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
……月午树立影，一山惟白晓。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感讽五首》其三）、
“百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呼星召鬼歆杯盘，山魅食时人森寒”（《神弦》）……在这些诗句中，作者写荒芜的山野，写惨淡的黄昏，写阴森可怖的墓地，而活动于这些场所的则是忽闪忽灭的鬼灯、萤光、百年老鸮，食人山魅。令人读后，深感其“险怪如夜壑风生，暝岩月堕”（谢榛《四溟诗话》卷四）。
李贺深受屈原、李白及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多以乐府体裁驰骋想象，自铸奇语，表现其苦闷情怀。他对冷艳凄迷的意象有着特殊的偏爱，并大量使用“泣”
“啼”等字词使其感情化，由此构成极具悲感色彩的意象群。诸如“冷红泣露娇啼色”（《南山田中行》）、“露压烟啼千万枝”（《昌谷北园新笋四首》之二）之类诗句，在其诗集中俯拾即是。对于物象的色彩和情态，李贺也极尽描绘渲染之能事，写红，有“冷红”、“老红”、“愁红”、“笑红”；写绿，有“凝绿”、
“寒绿”、“颓绿”、“静绿”。他的《长平箭头歌》写一久埋地下又沾人血的古铜箭头是“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铜花”。黑处如漆灰，白处如骨末，红处如丹砂，而凄凄古血经蚀变竟生出斑驳的“铜花”！设色奇绝，涉想亦奇绝。他的《将进酒》写宴饮的酒具和酒色是“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琉璃、琥珀，色泽已十分晶莹瑰丽了，更益之以“真珠红”酒的色感，一下将瑰丽的色泽推向极端。诗中写由美人歌舞而联想到的情景是“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将“桃花乱落”与“红雨”乱落两种不同的景象绾合在一起，营造出同一色彩叠加而成的“落红”意象，借以表现诗人对青春将暮的哀感，甚为贴切传神。作者宛如一位高明的画工，一眼觑定事物的本质特征，便倾全力摹状绘形，敷彩设色，构造五彩斑斓的画图，又在此画图的关键色彩上加以哀伤的字眼，注入强烈的主观感受，使得其笔下的诸多意象都呈现出一种哀感顽艳甚或病态美的特征。
为了强化诗歌意象的感染力，李贺还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精选的动词、形容词，来创造视觉、听觉与味觉互通的艺术效果。在他笔下，风有“酸风”，雨有
“香雨”，箫声可以“吹日色”（《难忘曲》），月光可以“刮露寒”（《春坊正字剑子歌》），形容夏日之景色，是“老景沉重无惊飞”（《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表现将军之豪勇，是“独携大胆出秦门”（《吕将军歌》）……通过这些不同感官相互沟通转换所构成的意象，诗人的艺术直觉和细微感受倍加鲜明地展现出来。与此同时，李贺也多用质地锐利、脆硬、狞恶的物象，辅之以“剪”、
“斫”、“古”、“死”、“瘦”、“血”、“狞”等字词，营造一种瘦硬、坚脆、狠透、刺目的意象。如“斫取青光写楚辞”（《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其二）、
“一双瞳人剪秋水”（《唐儿歌》）、“荒沟古水光如刀”（《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其二）、“青狸哭血寒狐死”（《神弦曲》）、“金虎蹙裘喷血斑”
（《梁台古意》）、“花楼玉凤声娇狞”（《秦王饮洒》）等等，或惊心刺目，或幽凄冷艳，大都是一种怪奇、畸形的审美形态。这种审美形态的产生，既源于李贺褊执、狭隘的精神世界和审美取向，也得力于李贺对字词的精心锤炼。似乎可以说，艺术思维的逸出常轨，遣词造句的刺激狠透、修辞设色的惨淡经营，意象结构的古怪生新，乃是李贺诗歌意象创造的基本特点。
李贺诗中的怪奇特征，还主要得力于他迥异于常人的想象乃至幻想，而这想象、幻想又总是和夸张相并行的。他可以从一方端州紫砚，联想到“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杨生青花紫石砚歌》）的惊险，也可以由传说中的瑶台仙草，幻化出“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天上谣》）的奇景，他想象天上的银河流云会发出响声：“银浦流云学水声”（同上），他还能从箜篌的乐音想象到“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而这乐音的美妙动听竟使得“江娥啼竹素女愁”、“老鱼跳波瘦蛟舞”（《李凭箜篌引》）。李贺的想象不仅出人意表，而且跳跃性很大，有时完全听凭直觉的引导，一任自己的想象超时空地自由流动。《梦天》即是这方面的范例：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前四句借助奇特的幻想，从人间飞跃到天上，进入扑朔迷离的月宫，在广袤的空间里遨游；后四句又陡作转折，从仙界折返尘世，注目人世的千载沧桑。诗句忽开忽合，忽起忽落，时空交杂错落，意绪游移无端。求生的意志、对天国的向往与人生的短促、现实的困厄构成一对尖锐的矛盾，困扰着诗人的心灵，使他的精神常常处于亢奋与消沉交替起伏的状态，导致其想象变化倏忽，活跃异常。李贺不少诗歌，特别是游仙诗都具有这种特点。表面上看，这一特点与现代意识流的创作方法确有相通之处，但从深层来看，却直接导源于李贺独特的心理状态，换言之，李贺全部诗歌都可视作苦闷的象征。
与韩愈、孟郊相比，李贺更重视内心世界的挖掘，更重视主观化的幻想，因而具有更突出的诗人气质，其诗也成为真正的诗人之诗，并对晚唐诗风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内容过于狭窄，情绪过于低沉，一意追求怪异，难免走向神秘晦涩和阴森恐怖。
李贺之外，韩孟诗派较重要的成员还有卢仝、马异、刘叉、皇甫湜等人。
B．刘禹锡、柳宗元诗歌的艺术特色 刘禹锡、柳宗元是中唐诗坛两位重要诗人，他们交情甚笃，才华相当，而且 “二十年来万事同”，政治遭遇非常接近，由此奠定了他们的诗歌思想内容的共同基础。
刘禹锡（７７２～８４２），字梦得，洛阳人；贞元九年（７９３），登进士第，十年后，调入京城，为监察御史，顺宗永贞元年（８０５），参加了王叔文为首的革新集团，任屯田员外郎。革新运动失败后，刘禹锡被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十年后迁官更为遥远的连州（今广东连县）。后又转徙夔州、和州刺史，晚年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与白居易唱和，世称“刘白”。有《刘宾客集》，存诗八百馀首。
与当时活跃在文坛中心的韩、孟、元、白诸人有很大不同，刘禹锡、柳宗元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穷僻荒远的贬所度过的，所以抒写内心的苦闷、哀怨，表现身处逆境而不肯降心辱志的执着精神，便成了他们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如刘禹锡的《酬扬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
直道由来黜，浮名岂敢要？三湘与百越，雨散又云摇。远守惭侯籍，征还荷诏条。悴容唯舌在，别恨几魂销！
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诗里没有故作哀愁的无病呻吟，有的是巨大人生感恨形成的刻骨凄怆；憔悴的容颜、销魂的别恨、遥无际涯的愁思、肝肠寸断的哀怨，印证着贬谪诗人的人生苦难，充溢着他们搀和着血泪的悲伤意绪。清人贺裳评刘、柳诗谓：“五古自是刘诗胜场，……非徒言动如生，言外感伤时事，使千载后人犹为之欲哭欲泣”，
“柳五言诗犹能强自排遣，七言则满纸涕泪。”（《载酒园诗话又编》）可谓恰切地道出了人们读刘、柳诗的共同感受。
刘禹锡及其诗风又颇具独特性。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确实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始终跳动着一颗斗士的灵魂；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华佗论》等诗文，屡屡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他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这种“感慨”
不仅增加了其诗耐人涵咏的韵味，而且极大丰富了其诗的深度和力度。
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捷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诸如“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其二）、“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这类诗句，写得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具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绝句，也是别具特色，如：“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词九首》其一）就诗意看，这两篇作品均简练爽利，晓畅易解，但透过一层看，便会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慨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宵。
全诗一反传统的悲秋观，颂秋赞秋，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
刘禹锡最为人称道的是咏史怀古的诗作。这些诗语言平易简洁，意象精当新颖，在古今相接的大跨度时空中，缓缓注入诗人源于苦难而又沉潜凝聚了的悲情，使得作品具有一种沉思历史和人生的沧桑感、隽永感，在中唐诗坛胜境独标。如《西塞山怀古》、《荆州道怀古》、《金陵怀古》、《姑苏台》、《金陵五题》等作品，无不沉着痛快，雄浑老苍。就中尤以《西塞山怀古》为著：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诗咏晋事，而饱含现实意味，“似议非议，有论无论，笔著纸上，神来天际，气魄法律，无不精到”（薛雪《一瓢诗话》），充溢着一种悲凉而不衰飒、沉重而不失坚韧的精神气脉，以及纵横千古、涵盖一切的气象，读来令人感慨遥深。据说此诗原是刘禹锡与白居易等四人的同题竞赛之作，刘诗先成，白览刘诗而为之“罢唱”，并不无遗憾地说道：“四人探骊龙，子先获珠，所馀鳞爪何用耶！”
（计有功《唐诗记事》）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在长期的谪居生涯中，刘禹锡受民间俚歌俗调的浸染，还创作了不少富有民歌情调、介于雅俗之间的优秀诗作，清新质朴，真率自然。如《竹枝词二首》其一：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还有情。
用谐音双关语表现女子对情人的微妙感情，既具浓郁的生活气息，又有很高的艺术品味。
与刘禹锡诗相比，柳宗元诗又别具风貌。简言之，刘诗昂扬，柳诗沉重；刘诗外扩，柳诗内敛；刘诗气雄，柳诗骨峭；刘诗风情朗丽，柳诗淡泊简古。柳诗的这些特点，首先缘于他独特的心性气质。从本质上说，柳宗元是位性格激切、甚至有些偏狭的执着型诗人。他思想深刻，有着极敏锐的哲学洞察力，但却不具备解决自身困境的能力。面对沉重的人生忧患，他读佛书，游山水，并幻想归田，希望获得超越；但他激切孤直的心性似乎过于根深祗固了，他对那场导致自己终身沉沦的政治悲剧始终难以忘怀，因而很难超拔出来。在谪居永州的十年中，他
“闷即出游”，而且也有“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的时候，但紧随这“一笑”
之后而来的却是那百忧攻心的“已复不乐”（《与李翰林建书》）。这种忧乐交替、以忧为主的心态，使得柳宗元的大量纪游诗作染上一层浓郁的幽清悲凉色彩。苏轼评柳诗谓：“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盖妙绝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仪曹何忧之深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引）所谓“忧中有乐，乐中有忧”和“忧之深”，道破了柳诗的奥秘。试看其《南涧中题》：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从“始至若有得”四句看，诗人“独游”的心境是愉悦的，但这种愉悦又是有条件的：愉悦之前，便先已存有沉重的失意之感；愉悦之中，失意之感虽暂时下沉一潜意识层次，却并未消失；而在愉悦之后，这种失意之感便愈发浓烈地涌上心头。何况他所游之南涧是秋气毕集，回风萧瑟，林影参差晃动，气氛幽寂清冷，而所闻之声响又是羁禽的幽谷哀鸣！所有这些，作为触发他内心悲感的媒介，不能不使他愉悦未终便忧从中来，生发出“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的深沉至极的凄怆感受；而诗人又将此凄怆感受投射诗中，为景物统统染色，营造出一个砭人肌骨的清冷诗境。
柳诗的特色还缘于诗人自觉的美学追求。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柳宗元明确提出了“奥”、“节”、“清”、“幽”、“洁”诸点写作标准，其内在指向都与清冷峭拔有关。在创作实践中，柳宗元对具有凄冷意味和峭厉之感的意象也特别偏爱，大量使用诸如“残月”、“枯桐”、“深竹”、“寒松”、“零露”、“寒光”、“幽谷”等词语。在色彩选用上，也偏重于青、翠、碧等冷色调，如仅就其《界围岩水帘》、《再至界围岩水帘遂宿岩下》两诗所用词语看，即有“青碧”、“凝碧”、“青枝”、“阴草”、“翠羽”、“寒光”等，使得诗境阴暗幽冷。至于柳诗中使用的形象尖利的词语，更是所在多有，如“砉然劲翮剪荆棘”（《笼鹰词》）、“左右六翮利如刀”（《跂乌词》）、“林邑东回山似戟”（《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奇疮钉骨状如箭，……支心搅腹戟与刀”（《寄韦珩》）等等，无不尖利峻刻。当暗淡的冷色调与词语尖利的峭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无论是作品的基调，还是作者的感受，都势必呈现出冷峭的风格特征。这种特征，在那着被誉为唐人五言绝句最佳者的《江雪》中，得到了集中表现：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一个“绝”，一个“灭”，见出环境极度的清冷寂寥；一个“寒”，一个
“雪”，更给这清冷寂寥之境增添了浓郁的严寒肃杀之气。这里有冷，也有峭，是峭中含冷，冷以见峭，二者的高度结合，形成了迥异流俗的一尘不染的冷峭格调和诗境，而柳宗元那忧愤、寂寞、孤直、激切的心性情怀，正通过这冷峭格调和诗境表现出来，闪现着一种深沉凝重而又孤傲高洁的生命情调。
当然，柳宗元的诗风还有淡泊纡徐的一面，前人多将柳诗与陶渊明、韦应物的诗风联系在一起，认为：“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所贵乎枯淡者，谓之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是也。”（《东坡题跋·评韩柳诗》）从风格之淡泊古雅一点上看，部分柳诗与陶、韦诗确有近似之处，亦即都能以其接近自然、不事藻绘的风貌给人以清新淡雅之感，如柳宗元的《渔翁》一诗：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造语平实，设色淡雅，情致悠闲，境旷意远，确是一首淡泊入妙的好诗。然而，从总体看，柳与陶、韦的诗风又是颇有差异的：陶诗淡泊而近自然，，最能反映心境的平和旷达；韦诗淡泊而近清丽，令人读后怡悦自得；而柳诗则于淡泊中寓忧怨、见峭厉，尽管诗人曾有意识地将此忧怨淡化，但痕迹却未能全然抹去，加上诗人在遣词造句上多所经营，致使不少诗作仍于隐显明暗之间传达出冷峭的信息。
C．贾岛、姚合
贾岛（７７９～８４３）和姚合（７７５？～８５５？）是以苦吟为特点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内容比较狭窄，很少反映社会问题。贾岛所写，有科考碰壁的失意和怨愤，有贫穷窘困生活的哀叹，有对于清寂之境和佛禅境界的感受，以及与僧人、隐士的交往，大多不出个人生活范围。姚合诗的题材与贾岛接近，而对琐细的日常生活情景写得更多，在风格上，贾岛因有过禅房生活体验，又曾受韩愈、孟郊的影响，诗中冷僻的成分多一些，而姚合仕途较为顺利，诗风相对显得清稳闲适。同是写小县府署的庭院，贾岛诗：“言心俱好静，廨署落晖空。归吏封宵钥，行蛇入古桐。”（《题长江厅》）姚合诗：“鼓绝门方掩，萧条作吏心。露垂庭际草，萤照竹间禽。”（《县中秋宿》）贾诗以空庭落晖的无我之境显得超妙，姚诗境界幽静。相比之下，可见贾诗比姚诗幽冷奇峭。
贾岛、姚合等人在创作态度上的共同表现是苦吟。传说贾岛在长安街上酝酿吟诵“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一联时，唐突了京兆尹刘栖楚；斟酌“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联时，冲犯了京兆尹韩愈。具体情节虽不一定可靠，但贾岛等人确实苦吟成癖。通过对情与景深刻的挖掘与琢磨，做到工整中见清新奇僻，有别于韩、孟的奇险和元、白的流易。
苦吟诗人对社会生活关心不够，阅历范围狭窄，入诗的事料相对贫乏。他们的诗思往往不是自然涌现，而是一开始就着意为之。“莫笑老人多独出，晴山荒景觅诗题”（姚合《寄周十七起居》），“物外搜罗归大雅，毫端剪削有馀功”（方干《赠李郢端公》），表现出为作诗而刻意搜寻。他们撇开以情感充沛、气势贯注为特点的歌行之类体裁，把力量倾注在近体（尤其是五律）上。近体可以在音律、对偶、字句上见功夫，可以澄心静气地推敲锤炼。由于苦吟，他们确实创造了不少佳句。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通过动静相衬，使境界更见幽迥。《送无可上人》“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一联，上句写人在潭边散步，与水底的身影相映衬；下句写走走停停，一再憩息于树边。境界之清幽寂寞，人之孤独，身体之疲倦衰弱，以及对景物环境之欣赏流连，等等，均可想见。虽是“两句三年得”，尚不负苦吟之功。姚合的诗，比贾岛稍嫌贫弱，但亦能于朴中见巧。如“马随山鹿放，鸡杂野禽栖”（《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一），用简练朴实的语言，写出山县荒凉之景。在生活素材的提炼和景物组合上，既巧为用心，又能出之以平淡自然。
贾、姚的缺点是诗境狭窄，有句无篇。生活阅历有限，诗料不离琴、棋、僧、鹤、茶、酒、竹、石等物。内容不足而一叶苦吟，不免琢伤元气，减损诗美，露出小家习气。“姚、贾缚律，俱窘篇幅”（刘克庄《程垣诗序》），之所以受缚于格律，局促不伸，关键还是由于缺乏博大深广的情怀。
贾、姚一派诗人的心态，与封建王朝末世一些政治上无出路的士人比较吻合。这些士人将生活情趣转移到吟咏日常感受以及与亲友唱和上，因而贾岛、姚合在晚唐五代受到很多人的追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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