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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古文运动的基本内容
一、古文运动的社会原因
文体的由骈而散，在开元时期已有相当的发展，而作为一种改革思潮出现，则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气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佛老蕃滋、宦官专权、民贫政乱以及吏治日坏、士风浮薄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已处于一种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危险状态。
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表现出改革现实的强烈愿望。与强烈的中兴愿望相伴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韩愈、柳宗元将复兴儒学思潮推向高峰。《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越过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他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声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当然，韩愈弘扬儒家道统的基本着眼点，不是想在理论上有大的建树，也不是想当孟子之后儒学的第一传人，而是在于“适于时，救其弊”（《进士策问》其二），解救现实危难。在韩愈看来，当时最大的现实危难乃是藩镇割据和佛老蕃滋，前者导致中央皇权的极大削弱；后者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面，以紫乱朱，使得人心不古，同时寺庙广占良田，僧徒不纳赋税，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因而都在扫荡之列。围绕这一核心，韩愈撰写了以《原道》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论文，明君臣之义，严华夷之防，对藩镇尤其是佛、老进行了不遗馀力的抨击。
柳宗元也是重新阐发儒家义理的重要理论家，与韩愈有所不同的是，他对所谓儒家“道统”没有多大兴趣，也不排斥佛教，他更重视的，乃是源于啖、赵学派不拘空名、从宜救乱的经世儒学。柳宗元、吕温等人都曾师事陆质，受到他的直接影响。吕温在《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中明言：“所曰《春秋》者，非战争攻伐之事，聘享盟会之仪也。必可以尊天子、讨诸侯、正华夷、绳贼乱者，某愿学焉。”柳宗元在《送徐从事北游序》中指出：“得位而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儒可以说读为哉？”这些观点鲜明地体现了柳宗元等人通经以致用的治学特点。
中兴的愿望促成了儒学的复兴，促成了政治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体文风的改革得到了发展。换言之，是经世致用的需要促成了文体文风改革高潮的到来。
韩愈、柳宗元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韩愈一再说自己“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其主要目的，除了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统外，便是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使文成为参预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柳宗元最初“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语书》），将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了更具实效性的政治改革运动中去，待到改革失败、被贬南荒之后，才不得已而主张以文来明其“道”。他说：“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同上）“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由此可见，出于相同的政治目的，韩、柳二人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以文明道、反对不切实际的文体文风的路途。他们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创作了大量饱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的感召力的古文杰作。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记载当时的情况是：
“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但“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由此可见韩愈力倡古文宁为流俗所非也绝不改弦易辙的胆力和气魄。在这一过程中，韩愈还以文坛盟主的地位，对从事古文写作的人予以大力扶持和称赞，在他周围，聚集了张籍、李翱、李汉、皇甫湜、樊宗师、侯喜等一批古文作者，声势颇为强盛。柳宗元当时身在南方贬所，创作古文的声势和影响虽不及韩愈，却也不是默默无闻。据《旧唐书》本传载：“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至此，由儒学复兴和政治改革所触发、以复古为新变的文体文风改革高潮便到来了。
二、古文理论的发展
文体文风的改革高潮一方面固然缘于前述儒学思潮和政治改革的触发，另一方面也与文章发展的内部规律密切相关。骈文发端于先秦，形成于魏晋，至南北朝大盛，此后一直延续不衰。作为一种美文学，骈文十分重视对偶、声律、用典和辞采，重视美感。它的出现，突破了早期散文过于古朴简单的格局而向形式美方向发展。并且日益精致，日益华美，从散文的艺术特质说，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发展到后来，弊端也随之而生。如对偶惟求其工，四六句型限制了内容的充分表达；用典惟求其繁，不少篇章晦涩难懂；一意追求华丽辞藻，内容空虚浮泛。华美的形式往往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障碍。
骈文是唐代前期普遍使用的文章样式，大量的章、奏、表、启、书、记、论、说多用骈体写成，从贞观初至开元末的一百一十馀年间，如今可看到的策文全是骈体，无一例外。不过，唐代骈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自初唐“四杰”始，不少作品已于工整的对偶、华丽的辞藻之外，展示出流走活泼的生气和注重骨力的刚健风格，如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其落霞孤鹜之景，一抷六尺之情，英思壮彩，珍词秀句，已为人千古传诵；杨炯的《王勃集序》、卢照邻的《释疾文》等也都情文并茂，灿然可观。进入盛唐以后，骈体文风有了更大的改变。首先是“燕许大手笔”张说、苏颋，在骈文写作中崇雅黜浮，运散入骈，展示出雍容雄浑的气势；接着是大诗人李白，将诗的笔法情调注入文中，破板滞为流动，变用典为白描，如其《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开篇数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说理抒情简洁明快，如行云流水。骈文发展到中唐陆贽手里，已达变化的极致。他的奏议较彻底地去除了此前骈文的丽辞浮藻，不用典，不征事，而代之以充分的散体文气，“真意笃挚，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四库会书简明目录》卷十五）。其《论裴延龄奸蠹书》长达六千馀字，言事详备，说理深刻，既纡曲宛转，又晓畅易懂。
骈文去赘典浮辞，走向平易流畅的过程，反映出文风正在不知不觉的变化之中，文风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散文领域中要求改革的愿望。这种愿望，也表现在理论批评上。从初唐以来，不断有人对骈体文风提出批评，如杨炯指斥龙朔文风是“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集序》），陈子昂也明确提出应继承“汉魏风骨”，反对“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的作品。天宝中期以后，元结、李华、萧颖士和继之而起的独孤及、梁肃、柳冕、权德舆等人，或友朋游从，或师生相继，形成了若干个文人群落。他们以复古宗经相号召，以古文创作为旨归，从文体的角度倡导改革。
独孤及在宗经之外，主张“先道德而后文学”（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引），对“饰其辞而遗其意”、“天下雷同，风驱云趋”的“俪偶章句”予以抨击（《赵郡李公中集序》）。其门人梁肃继承了老师的观点，认为：“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强调文章要有利于教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气说：“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补阙李君前集序》）这一主张的重心是在强调文章的内容、气势和骨力，是对当时空洞浮靡文风的一种批判。它的提出，对其弟子韩愈的文气说显然具有直接影响。
比起上述诸人，柳冕的理论主张更为系统，更为集中，也更为绝对。他有大量的论文专篇，所说的意思概括来讲有两点：一是以文明道，极力突出文章的教化功用：“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别是一枝耳。当时君子，耻为文人。”（《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君子之儒，学而为道，言而为经，行而为教。”（《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二是由教化论出发，对文学史上与教化无关的文学性作品一概否定：“屈宋以降，则感哀乐而亡雅正；魏晋以还，则感声色而亡风教；宋齐以下，则感物色而亡兴致。教化兴亡，则君子之风尽矣。”（《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究其实质，仍然是要由文返质，倡导复古。
从李华、萧颖士到独孤及、梁肃，再到柳冕，围绕文体文风的改革进行了反复的理论探讨，他们那些一味强调教化乃至否定一切文学性作品的态度，显然是偏颇的；他们的理论主张缺乏实践性品格，带着空言明道的性质，因而不可能难创作带来与现实紧密结合的鲜活的生命力；但他们提出的宗经复古、以道领文、充实文章内容而反对浮靡文风等观点，以当时却具有积极意义。
三、韩愈、茆宗元的古文理论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韩愈、柳宗元提出了更为明确、更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古文理论。概括来讲，韩、柳的古文理论有如下内容：其一，是“文以明道”。其二，在倡导“文以明道”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为写好文章而博采前人遗产。韩愈多次提到：“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书》）柳宗元也说：“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这种重道亦重文的态度，已与他们之前的古文家有了明显的区别。由此出发，他们进一步主张广泛学习经书以外的各种文化典籍，对《庄》、《骚》、《史记》、子云、相如之赋等“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
（韩愈《答侯继书》）。并借此“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即使对他们一再指斥的“骈四俪六，锦心绣口”（柳宗元《乞巧文》）的骈文，也未全予否定，而注意吸取其有益成分。这种文学观较之此前古文家将屈、宋以后文学一并排斥的极端态度来，无疑有了长足的进展。其三，为文宜“自树立，不因循”，贵在创新。韩愈认为：学习古文辞应“师其意不师其辞”，“若皆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答刘正夫书》）。在文章体式上，他主张写“古文”，但在具体写法上，却坚决反对模仿因袭，指出：“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在《答李翊书》中，韩愈概括了他追求创新的三个阶段，最后达到随心所欲、“浩乎其沛然”的自由境界。可以认为，倡导复古而能变古，反对因袭而志在创新，乃是韩愈古文理论超越前人的一大关键。其四，韩愈论文非常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章的情感力量，认为这是写好文章的关键。他一再指出：“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答尉迟生书》）
“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答李翊书》）
“有诸其中”、“养其根”，都是指道德修养，有了良好的道德修养，文章才能充实，才能光大。在此基础上，韩愈还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和梁肃的“文气说”，提出了一条为文的普遍原则：“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答李翊书》）“气”是修养的结果，其中既有“仁义之途”、“诗书之源”
等道德因素的贯注，又有源于个性秉赋和社会实践的精神气质、情感力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讲，后者的比重要更大一些。当这种“气”极度充盈喷薄而出时，文章就会写得好，就有动人的力量。由此出发，韩愈进一步强调“郁于中而泄于外”的“不平之鸣”（《送孟东野序》），主张“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等“勃然不释”（《送高闲上人序》）之情的畅快渲泻。与韩相同，柳宗元也主张人的气质“独要谨充之”，情感要“引笔行墨，快意累累”
（《复杜温夫书》）地尽兴抒发，并认为：“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吟踊跃以求知于世。……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
（《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这里的“感激愤悱”与韩愈的“不平则鸣”有着内在的同一性，作为一种高度重视个人情感的理论主张，二者均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B．韩愈、柳宗元的生活与创作
一、韩愈的生平与创作
（一）生平韩愈（７６８～８２４），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言郡望昌黎，故后人多称韩昌黎。他三岁而孤，由嫂郑氏抚育成人。贞元八年（７９２）登进士第，先后任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贞元十九年（８０３）因上书言关中旱饥，触怒权要，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令。元和十四年（８１９）又因反对宪宗拜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他任国子监祭酒、兵部侍郎，又转吏部侍郎。有《昌黎先生集》，存诗三百馀首。（二）韩愈的散文创作
韩愈的论说文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一类重在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等，过去的评论家曾给以较高的评价，认为是“大有功名教之文”（吴楚材《古文观止评注》卷七），但今天看来，因其思想陈旧且少文学色彩，故价值不高；另一类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明道倾向，但重在反映现实，揭露矛盾，作不平之鸣，而且不少篇章还有一种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因而值得重视。
在这类论说文中，《师说》最有代表性。它针对当时士大夫阶层耻于从师、轻视学习的社会风气，开篇便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的中心论点，接着层层深入，借用古今、幼长、下层艺人与上层官僚等多方位的对比，从正反两方面申说
“必有师”的道理，提出了崭新的师道思想：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这一观点，强调能者为师，既赋予“师”以“传道、授业、解惑”的具体职责，又打破了传统师法森严的壁垒，把师弟子的关系社会化了。柳宗元读此文后说韩愈“抗颜为师”，以致被世俗目为“狂人”，可见此文所蕴含的勇力胆魄及其对流俗的冲击力量。
韩愈是一位善辩之士，而善辩又主要来源于他的胆壮气盛，二者结合在一起，遂使得他的议论文字往往惊世骇俗，极具震慑人的气势。《原毁》、《讳辩》、《争臣论》、《论佛骨表》，都是反映时代精神、抒发愤慨不平、对社会现实深刻批判的佳作，大气磅礴、笔力雄健、排宕顿挫、感情激烈是其共同特点。《讳辩》是为李贺鸣不平的文字。针对当时社会舆论认为李贺必须避父名之讳、不得参加进士考试一事，韩愈以极大的义愤尖锐指出：
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凌厉斩截，笔无藏锋，在蓄积已久勃然喷发的情感浪潮推动下，文章援引古事，证以今典，追源溯流，横出锐入，步步紧逼，有力地抨击和嘲笑了“避讳”
的不合情理和提倡“避讳”者的可笑可怜亦复可恶。如果说，《讳辩》重在讥俗，那么《论佛骨表》便重在刺上，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充溢着强烈的情感力量，相异处则在于后者有被杀头的危险，因而蕴含着常人绝难达到的勇力和胆魄。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
这是就唐宪宗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入大内奉养一事而上的谏表，当满朝上下如醉如狂，奉佛骨如神明之际，韩愈敢于直斥佛骨为“朽秽之物”，并对宪宗亲临观之的行为表示“耻之”，这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量！
有为而发，不平则鸣，本无意于塑造形象，而其自我形象在波涛翻卷的情感激流和气势夺人的滔滔雄辩中得以自然展现，这是韩愈论说文的一大特点，也是它近于文学性散文的主要原因。与此相比，韩愈的杂文更为自由随便一些，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送穷文》重在发牢骚、泄怨气，前者写韩愈这位为人师者“恒兀兀以穷年”的勤勉和困厄，后者借五个穷鬼对主人的讥笑和侮弄，嘲骂当时社会。在写法上，两篇作品均采用问答对话体，将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炉，喜笑怒骂，怪怪奇奇，而赋的铺排和骈偶的杂用，更给文章增添了浓郁的文采，令人读来，别有一种新颖奇妙之感。
韩愈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伯夷颂》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也颇有影响。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杂说四》：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文章通篇以马喻人，表现作者对人材受压抑的悲愤，构思精巧，寄慨遥深。
韩愈不少序文言简意赅，形式多样，表达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送李愿归盘谷序》用“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描摹奔走权门者的复杂心态，《送石处士序》用“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来形容文士之机敏善辩，都极形象生动。《送董邵南序》历来被人称赏，起首一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劈空而来，一股郁勃侠烈之气溢于毫端。全文仅１５字，但其中笼罩着的悲怆情调和言而未尽的深长意绪，却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至于那篇历来为人称誉的《祭十二郎文》，则围绕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尽情抒写作者对亡侄的伤痛，缠绵悱恻，凄切无限。其中叙“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的孤苦境况，写“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彼苍者天，曷其有极”的无穷怅恨，无一语不从至性中流出，令人读后，为之泪下。
除了上述文体和特点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其传记文《张中丞传后叙》记叙张巡、许远守睢阳事，杂以议论和抒情，其中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一段最为精彩：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馀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
仅廖廖数语，人物声貌如见，其刚烈忠义之性格也在拔刀断指的动作描写中鲜明地展现出来。《毛颖传》则用传记体为毛笔立传，以戏谑滑稽的形式来讽刺现实；《石鼎联句诗序》更出之以传奇家的笔墨，将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联诗的情景给予戏剧化的表现。这两篇作品，已与当时流行的传奇小说没有什么差别了。
至于韩愈的碑志，则仿佛是一组组生动形象的人物画廊，历来为人所称赏。碑志早在汉代已开始流行，其主要特点是在不太长的篇幅内历叙传主德行、事迹，而多有谀美之词，久而久之，便形成空洞呆板的格套，令人读来生厌。韩愈所写７５篇碑志中也有一小部分是“谀墓之文”，被人诟病，但在写法上却能不拘格套，别出手眼，或正写，或反写，或赞美，或讽刺，尤重细节描写，借一二琐事，即将传主的性格、心态巧妙地展现出来，使之成为一篇篇生动的人物传记，从而一举打破了传统碑志死气沉沉的局面。韩愈碑志的不拘格套从一些篇章的起笔即可看出，如《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开篇即云：“有女奴抱婴儿来，致其主夫人之语曰：‘妾，张圆之妻刘也……’”，《考功员外卢君墓铭》一上来写道：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学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这种写法，与先叙墓主姓名籍贯谱系的碑志贯例截然不同，而是着意于出奇变化，很有些破空而来的味道。在人物刻划上，韩愈诸碑志更是“一人一样，绝妙”（李涂《文章精义》）。如《殿中少监马君墓志》记传主幼时相貌：
眉眼如画，发漆黑，肌肉玉雪可念。……娟好静秀，瑶环瑜珥，兰茁其芽。
宛然一幅活灵活现的人物写真。《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选取薛公达一生的三件突出事例予以描述，力状传主“气高”、“务出于奇”和“不同俗”的性格特征。其中写他以竞射而技冠全军一段最为精彩：
一军尽射，莫能中。君执弓，腰二矢，指一矢以兴，揖其帅曰：“请以为公欢。”遂适射所，一座皆起，随之。射三发，连三中，的坏不可复射。中辄一军大呼以笑，连三大呼笑，帅益不喜，即自免去。
类似这种已极近小说笔法的文字在韩愈碑志中并不鲜见，《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就是较突出的一篇：
初，处士将嫁其女，惩曰：“吾以龃龉穷，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君（王适）曰：“吾求妇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
即谩谓媒妪：“吾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妪谢。”诺，许白翁。翁曰：“诚官人邪？取文书来！”君计穷吐实。妪曰：“无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视，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与王氏。
叙写骗婚经过极形象生动，充满戏剧色彩。侯翁的迂直、媒妪的狡猾、王适的违俗不羁，都借助灵动的文字跳出纸外。这种写法，在韩愈之前从未有过，在韩愈之后也甚罕见，它只能出现在韩愈笔下，成为对墓志的一大创造。
韩愈碑志不惟叙墓主事迹，时亦借以发议论，寓讽刺，表现强烈的爱憎之情。如《柳子厚墓志铭》以大段议论之词表述他对浮薄世风和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者的极度愤慨，对柳宗元与刘禹锡在危难中相扶持的义烈之风的由衷敬慕；《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铭》、《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等，则以议论的形式对那些假隐士以及服药“祈不死”者进行讽刺。诸如此类已将重心转向揭露现实社会弊端的写法，在此前墓志中也是不多见的。
二、柳宗元的生平与散文创作
（一）生平柳宗元（７７３～８１９），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贞元九年（７９３），登进士第，十年后，调入京城，为监察御史里行。顺宗永贞元年（８０５），他以极高的政治热情参加了王叔文为首的革新集团，任礼部员外郎，在短短四、五个月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政局为之一新。但就在是年八月，在以宦官为首的保守势力的联合反击下，革新运动惨遭失败，柳宗元被贬永州（今属湖南）司马，十年后迁官更为遥远的柳州（今属广西）。长期的贬谪生涯，沉重的政治压抑和思想苦闷，使柳宗元享年不永，４７岁即卒于柳州贬所。有《柳河东集》，存诗一百六十馀首。（二）柳宗元的散文创作
当韩愈积极活动于政治文化中心、奋笔为文的时候，柳宗元正置身偏远的贬所，从别一角度冷静的思考着各类哲学、政治、社会、人生问题，写出了《贞符》、《封建论》、《时令论》、《断刑论》、《天说》等一系列哲学论文，也写出了一批闪耀着思想火花而又韵味隽永的短篇杂文。
柳宗元的杂文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正话反说，借问答体抒发自己被贬被弃的一怀幽愤，《答问》、《起废答》、《愚溪对》等均属此类作品。在《愚溪对》中，作者通过虚拟的梦境，写了他与溪神的一段辩论，将其哀怨全部包容于
“智者用，愚者状，用者宜迩，伏者宜远”的反语之中。在该文的姊妹篇《愚溪诗序》中，作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
名，先说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平静的生活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另一个特征是巧借形似之物，抨击政敌和现实。如《骂尸虫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斩曲几文》等，或以动物的阴险邪恶来比喻奸毒小人，或以物体的欹形诡状来象征现实社会，对“谮下谩上，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失”的丑恶行径和“末代淫巧”之世予以指斥批判，语言辛辣，笔无藏锋，嘻笑怒骂，痛快淋漓。
柳宗元的寓言文大都结构短小而极富哲理意味。《三戒》借麋、驴、鼠的故事，写三件应该警戒的事情。其中《永某氏之鼠》写群鼠在旧房主纵容下横行无忌、干尽坏事，最后被新房主彻底消灭；《临江之麋》写一只惯受主人宠爱的小鹿常与家犬嬉戏，以犬为同类，后一出家门，立即被外面的狗吃掉；《黔之驴》的故事已广为人知，被贵州山中小老虎吃掉的那只蠢笨的驴子已成为某些外强中干者的绝妙象征，而“黔驴之技”、“庞然大物”也作为富有形象性的成语流传下来。这三则寓言用笔精到而细节刻划非常生动，其意在于讽刺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殆于祸”
（《三戒序》）者，但作为一种人生哲理，它的意义还要广泛得多。《罴说》写一“能吹竹为百兽之音”的猎人，虽吹出罴、虎的声音吓退了虎和貙，但当最凶猛的罴到来时，他已无兽音可吹，只好被罴所食。故事有力地讽刺了那些无真实本领、虚张声势欺世惑众而终必败灭者。《蝜蝂传》先以简洁的文字勾勒出蝜蝂的形象：
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己，至坠地死。
接着发为议论，将讽刺矛头直指“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智若小虫的贪得无厌者，用语精警，立意深刻，给人留下深长的思考和回味。
柳宗元的传记文与抒情文也颇有佳者，如《捕蛇者说》通过对蒋氏三代经历的描写，深刻揭示了蒋氏宁可死于毒蛇、也不愿承担赋税的内心痛苦，表现了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主题，全文“含无限悲伤凄惋之态”（《古文观止》卷九）。《段太尉逸事状》记录了正直官吏段秀实的几件典型事例，予以生动的描写，作者曾自许此作“比画工传容貌尚差胜”（《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他如《童区寄传》、《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等，都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祭吕衡州温文》是柳氏抒情文中最动人的一篇。该文以沉痛的笔墨来抒发对亡友吕温的哀悼之情，一开篇就是“呜呼天乎，君子何厉，天实仇之！生人何罪，天实仇之！”以对天的责问领起全文，气势凌厉至极。文中反复呼天抢地，指责“苍苍之无信，漠漠之无神”，或叙或议，或骈或散，随着感情的起伏变化而跌宕有致，荡气回肠。文末以“幽明茫然，一恸肠绝”
收束全篇，但见泪痕，不睹文字，其艺术成就完全可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相媲美。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的精品，也是作者悲剧人生的审美情趣的结晶。身世遭遇和环境的压迫，造成心理的变异，长歌当哭，强颜为欢，聊为优游，乐而复悲。郁愤填膺时，憎山恶水，以山水为“狴牢”（《囚人赋》）；一人独游时，又与之同病相怜，并借山水之“幽幽”“窅窅”以“处休”、“观妙”（《永州龙兴寺东丘记》）。由意在渲泻悲情到艺术地表现自然，将悲情沉潜于作品之中，形成了柳氏山水游记“凄神寒骨”之美的特色。
翻阅这些主要写于永州贬所的记游之作，会突出地感觉到，其中呈现的大都是奇异美丽却遭人忽视、为世所弃的自然山水。在描写过程中，作者有时采用直接象征手法，借“弃地”来表现自己虽才华卓荦却不为世用而被远弃遐荒的悲剧命运，如《小石城山记》对小石城山的被冷落深表惋惜和不平，《钴鉧潭西小丘记》直接抒写对“唐氏之弃地”的同情，都具有“借题感慨”（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卷五）的特点；但多数情况下，作者则是将表现与再现两种手法结合起来，既重自然景物的真实描摹，又将主体情感不露痕迹地融注其中，令人于意会中领略作者的情感指向。如“永州八记”中最为人称道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而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记游文字，其中不独写景状物绘声绘色，生动传神，而且可以见出作者观察之细，用笔之妙。开篇未见小潭，先闻水声，因闻水声，转觅小潭，即表现出行文的曲折变化；篇中写水之清却于水着墨不多，而是借石之底、鱼之游、日光之影来表现，可谓匠心独具；至于篇末对清冷寂寥之境的描摹和气氛的渲染，更隐然展示出被贬者凄楚悲苦的心态，令人读后为之怦然心动。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真正的艺术性的文学，美的文学。他善于选取深奥幽美型的小景物，经过一丝不苟的精心刻划，展现出高于自然原型的艺术之美。用他的话说，就是“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即通过文学家的发掘、加工和再创造，将那些罕见的胜境传给世人，以免“贻林涧之愧”（《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他要用自己的全副精力和才情，去“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愚溪诗序》），借以安顿他那颗悲哀苦闷的灵魂，并从中获得些许凄美的怡悦。在他笔下，自然山水是那么纯净，那么奇特，那么多彩多姿，那么富有灵性！水，有涧水，有潭水，也有溪水。这些水或平布石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石涧记》）；或奔流而下，“流沫成轮，然后徐行”（《钴鉧潭记》）；或因地势、流速的差异，呈现出“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袁家渴记》）的特点。石，有横亘水底之石，有负土而出之石，园林之石“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山野之石则“涣若奔云，错若置棋，怒者虎斗，企者鸟厉”（《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形貌态势各各不同。至于林木山风，更是生气勃勃，气象万千，“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袁家渴记》）。这里，有动有静，有形有色，有疾有缓，有点有面，刻划细致而不琐碎，语言精炼而极富变化，文势则严整劲峭而不乏参差舒缓，用刘熙载的话说，就是：
“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柳州记山水……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艺概·文概》）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上承郦道元《水经注》的成就，而又有了突破性的提高，它不是对山水的纯客观描写，而是在描写中贯注了一股浓烈的寂寥心境，且借对山水的传神写照来表现一种永恒的宇宙情怀。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他这样写道：
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
深邃幽寂的环境，适足以安放作者凄苦的心地，使他在自然美中获得暂时的忘却，以虚静的心神，达到与自然的合一，展现出一种如雪天琼枝般的清冷晶莹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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