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九十年代文学流派及其创作

第一节：新写实小说
导学：本节必须掌握
1、 新写实小说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征。
2、 新写实小说的主要作家作品。
3、 池莉小说的主要特色。
　　一、概述
　　1985年之后，在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纪实文学的创作处于低落状况之时，刘恒的《狗日的粮食》（1986）、池莉的《烦恼人生》（1987）、方方的《风景》（1987）等小说，以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不同的题材取向、叙事方式、情感表达等，呈现出一种新的气息和风格。它们注重冷静地展示下层社会人们的庸常生态，注重在对世俗人生的叙写中含蓄地表达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味的思考，在对生活琐事的极端关注与对故事情节的相对淡然中，突出了对生活真实性的热情和强调，这几篇作品后来被人称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以我们的眼光看来，新写实小说创作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一种文学创作现象。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你是一条河》、《白云苍狗谣》等，方方的《风景》、《白雾》、《落日》、《黑洞》、《这天这年》、《结婚年》、《行云流水》、《桃花灿烂》等，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四条汉子》、《陡坡》、《连环套》、《两块心》、《力气》、《杀》等，刘震云的《官场》、《塔铺》、《单位》、《一地鸡毛》、《官人》、《新兵连》等，都可视为新写实小说。另外，叶兆言的《艳歌》、李晓的《关于行规的闲话》、《天桥》等，也可归入新写实小说之列。它们的共同之点是对平凡普通人们庸常生态的关注与描写。对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生命状态、精神状态的关注和体验，使这些新写实小说读来真实而亲切、生动而感人。

　　二、新写实小说的主要内容
　　1、新写实小说大多关注社会中卑微小人物的卑琐人生，在对他们卑琐人生的描绘中，突出他们窘困的生存状态。
　　中国文学从三十年代开始，大多注重群体意识，关注民族的命运与阶级的命运，这是当时大多灵敏作家的心理定势和创作追求，这种状态可以说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之初。进入八十年代后，这种状况逐渐有了变化，作家努力从群体意识中摆脱出来，关注个体、重视自我，这不仅表现在作家们 对创作个性的追求与努力，也表现在对代表着群体精神和意识的英雄形象与业绩的漠视。新写实小说创作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生动而冷静的笔触，展示芸芸众生窘困的生存状态。
　　这是一个匮乏的时代，人口的众多导致物质的匮乏，经济的增长缓慢与人们消费要求的快速递增，使中国社会中的芸芸众生常常处于一种窘困的生存状态。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以极为生动的笔触突出地描述了这种生存状态。洪水峪的杨天宽以二百斤新谷换了个被卖了六次的脖子上长了个瘿袋的女人，这个健壮泼辣勤快的丑女人曹杏花一连给他生了六个孩子，生存成了他们人生的第一要义，粮食成了他们生活中最最重要的东西，以至于六个孩子个个都以粮食作物命名。民以食为天，为了一家大小八口人的生存，曹杏花千方百计弄粮食，她四处借粮，借不到就偷，偷别人家菜园里的南瓜、葫芦，偷生产队田里的嫩棒子、谷穗子、梨子、李子，甚至从骡粪里淘出碎玉米粒儿煮杏叶儿吃。曹杏花因失落了购买返销粮的购粮证，生存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她吃苦杏仁儿自尽了。小说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处于窘困生存状态中的人们所经受的生存的磨难和挣扎。方方的《风景》以武汉下层人们的栖息之地河南棚子为背景，写出城市下层贫民的窘困。码头工人的父亲、搬运工人的母亲有着七个儿子、两个女儿，一家11口人住在仅13平米靠近铁路的板壁房子里，小儿子七哥只能睡在潮湿阴冷的床底下，大哥为了白天可以在家睡觉而每天上夜班。大哥与父亲吵架时就这样骂道：“混了一辈子，却让儿女吃没吃穿没穿像猪狗一样挤在这个十三平方米的小破屋里。”为了生存，大哥15岁就进工厂做工，二哥、三哥小小年纪就去爬火车偷煤，又聋又哑的四哥14岁就去打工零工，七哥5岁就开始去捡破烂、捡菜叶，河南棚子中的这些人们，自小就为了生存而挣扎、而拼搏。在这种窘困的生存状态中，人们酗酒、吵架、殴斗、奸淫，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展现了一个蛮野鄙的人生世界。精俗凶悍的父亲以殴打妻子儿女为乐事，风骚无比的母亲喜欢在男人们面前挑逗卖弄，大哥与领导的妻子通奸，五哥、六哥带一女孩回家轮奸，四哥因失恋而自尽，七哥为升迁而与比他大八岁不能生育的女子结婚......方方在小说的开篇引了波特莱尔的诗句：“......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见那些奇异世界......”《风景》正展示了在生存的布景后面最黑暗的奇异世界。
　　新写实小说大多关注社会中卑微小人物的卑琐人生，在对他们卑琐人生的描绘中，突出他们窘困的生存状态。方方的《行云流水》描述知识分子捉襟见肘的经济窘况。作品中的主人公高人云是大学副教授，由于进个体理发店理发后掏不出八元钱，受到女理发师的奚落：“别信他的，他们知识分子会算计得很，一分钱是一分命，买豆腐恨不得用尺量，一个荷包放一个弹簧称。”气得高人云胃出血倒卧在街头。作品细致地描述了他们窘困的生存状态：欲买胃必治医胃病却无钱购买，狭小的住房两夫妻只能合用一张书桌，家里只有一台破旧的黑白电视机和一台老掉牙的录音机，想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却没经费赴会，发表论文却交不出版面费......。高人云的女儿愤愤地说：“听说政府宣布一百块钱为贫困线，咱家里两个副教授，一家人却在贫困线上挣扎。”作家这样描绘高人云的内心：“......只是眼前，他心里头涌动着说不出的酸楚。毕竟他们是四口之家，毕竟他俩有一个上大学的儿子和一个上高中的女儿，生活的需求远远超过他们的收入。两份微薄的工资在飞涨的物价和眼花缭乱的新潮面前显得那么的干瘪和孱弱。他们现在连买一本书都要算计一下是这个月买合适，还是下个月买更好。高人云为此胸间总是萦绕着一份愧疚，他为自己一个大男人不能让妻子儿子过上舒适的生活时常责备自己的无能。”这两位有抱负有才华有责任心的大学副教授，过着如此贫寒的生活，无怪乎上大学的儿子戏称毕业后要去开饭店了。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描写主人公小林的生活，展示小职员生活的窘困。小说从小林为了省钱排队买豆腐写起，描写主人公生活中种种烦恼无奈的事情：为了帮妻子将工作换到离家近些而四处奔波，家乡来了小学老师找医院看病而无力相助，为孩子入托之事寻找门路而四处碰壁，排队购买大白菜然后再为收拾大白菜而忙碌，为给幼儿园老师送礼而跑遍全城高价购买炭火，无权无势的小林就在这些忙忙碌碌琐琐碎碎的事务中奔波和操劳。小说中写道：“小林的问题是房子、孩子、蜂窝煤和保姆、老家来人，所以对热闹的世界充耳不闻。”
　　与反思文学、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相比，新写实小说忽视对具有史诗色彩重大题材的关注与描写，而是关心芸芸众生平平常的生存状态，关心他们在这个物质匮乏世界里的挣扎与奋斗，关心他们在窘困生存状态中琐碎的人生经历。拆迁户陆建桥拆适后寄寓在姐姐家一年多仍然不能搬进新居，姐姐的冷言冷语，侄女的没有好脸色，妻子的唠叨与刺骂，姐姐与妻子的口角，生存的艰难与迷惘，命运的难以捉摸和把握，这都使陆建桥总是处于一种黑洞般的尴尬处境中中（方方《黑洞》）。操作工印家厚工作了十七年还没分到房子，半夜里孩子掉下床的惊慌，早晨排队上厕所、排队洗漱的尴尬，带儿子跑月票挤公共汽车的拥挤，只得了三等奖的他怨怒，食堂吃饭菜中有虫的恼火，为父亲祝寿买礼品的奔波，菜市价格上涨的不满，房子面临拆迁的困境，这都让印家厚总是陷于难以摆脱的烦恼人生之中（池莉《烦恼人生》）。在新写实小说中，有中学毕业后的田二道，为了生存去舅舅的车铺学修车托，舅舅却不教手艺只要他干脏活累活，他愤而辞职自己在胡林的大陡坡下开了车铺（刘恒《陡坡》）；有被错打成历史反革命的金中，二十五年的折磨使他由过去的傲慢变为猥琐，将搁浅了近三十年的书稿写完出版社却不愿出版，把下放农村的儿子一家调回城却为生存而担忧（方方《金中》）；有煤窑窑主陈金标，为了采煤四处物色炮手，煤窑出了事故炮手一死一伤，两家人都打上门来要求赔偿，陈金标被县公安局抓走，拿不到偿钱的人们动手洪抢他的煤窑（《连环套》）；有晨报副刊的记者萧白石，为了从农村调进省城报社，与省报女记者痴呆的女儿结婚，后来虽然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却忍受不了回山村当采石匠的压力，继续过着无爱无欲麻木的家庭生活（方方《随意表白》）。
　　新写实小说大多描写社会中卑微小人物的生活：贫苦的农人、烦恼的工人、待业的青年、贫寒的教师，落魄的营业员、卑怯的找工仔，它们大多描绘这些下层社会中芸芸众生窘困的生存状态，突出人们生存的挣扎与烦恼。在方方的小说《黑洞》中，主人公陆建桥 的同事柳红叶说：“没你那个运气，柴米油盐酱醋茶，外加买不到白糖，搭不上汽车，定不了职称，加不上工资，一大堆杂事，个个都逃不脱。”这些琐琐碎碎的人生小事，这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芸芸众生，谁都不能避免，谁都无法逃脱，新写实小说突出地描写了这些人们窘困的生存状态，凸现出中国社会物质的匮乏，含蓄地道出作家们渴望改变这种生存状态的希冀。
　　2．新写实小说在对芸芸众生庸常生活的描写中常常突出其中执著的生命状态，或在平凡的婚恋生活中感受与体验生命的存在，或在变通的人生历程中突出生命的顽强与挣扎。
　　“不探讨人存在的意义（即生命在客观上的价值取向），而是把问题集中到生命自身，关注的是生存何以成为可能，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是以怎样形态，换句话说，它不探讨生命生存的意义是什么，仅关心生命本身的意义是什么。”池莉的《太阳出世》、叶兆言的《艳歌》、方方的《结婚年》都从年轻人婚恋生活的视角，描述恋爱、结婚、怀孕直到孩子降生等琐琐碎的生活情景，在对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过程的描写中，突出对生命的感受与体验。《太阳出世》中真实地描述了主人公赵胜天与李小兰从结婚到孩子诞生的生命历程：排场时髦的迎亲车队。历怀孕而取消的蜜月旅行，越来越重的妊娠反应，痛不欲生的生产过程，照料孩子的忙碌苦辛，为孩子申报户口的四处奔波，因孩子生病的惊慌失措，为孩子做周岁的欢愉快乐，苦恼与欢乐交织在一起，艰难与成熟相依相存，这就是平凡而真实的人生，这就是生命的本真意义。无怪乎在孩子的周岁生日宴席场景中，作家写道：
　　赵胜天站在朋友们中间，李小兰扎着条围裙靠着厨房门框，他们不时地相互对视一眼。这快乐无比的场面真使他们心潮汹涌，感概万千。
　　养一个孩子是多么艰难！李小兰的腰背还在酸痛，赵胜天的困劲还没消失。两人都是又黑又瘦。孩子，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睡过一整夜觉呢。光是泪水汗水，他们为你流了多少！为你吃奶粉发生了好多次经济危机，最困难的那一次手里只有三毛五分钱硬币。
　　养一个孩子又是多么有意思！八个月零七天，你突然十分清楚地叫了声“爸爸”，你把从来不哭的赵胜天一下子激动得扑沙扑沙流泪了。你爸爸结婚那天打架，你妈妈穿着新娘婚纱骂大街，多么调皮多么轻浮多么无知多么浪漫的一对年轻人，是你默默地把他变成了稳重的成年人。从前他们不知友爱，现在他们对你对其它孩子对老人对所有的人都充满宽容，自然，会爱的同时也会了恨。都是因为有了你，孩子。
　　这是一首充满了生命体验和感悟的抒情诗，这是一阕洋溢着生命的无畏与无私的交响曲，在一个平凡生命的诞生过程中，去感受普通生命的存在，在一个弱小生命的养育甘苦中，去体悟伟大生命的意蕴。这一对小夫妻就是在一个生命的诞生与养育过程中，在自下而上的烦恼与磨难中，进一步感受了生活、了解了生活的“真谛”，更加热爱生活热爱人生，他们在生命的生存过程中逐渐成熟。
　　倘若说池莉的《太阳出世》主要叙写生命诞生后共同的磨难中主人公爱情的成长与成熟，那么，叶兆言的《艳歌》主要讲述生命降生后生活的重压下小夫妻心灵的距离与隔膜，方方的《结婚年》主要描述恋人结婚后平淡的生活里小两口情感的微澜和波折。《艳歌》中的尺钦亭是历史系的高才生，与中文系的女诗人沐岚家感到受了她当厅长的父亲的冷落。怀孕后他俩匆匆结婚保胎，生产后在吃饭问题上引起婆媳不和，小保姆打碎一叠碗受责赌气辞职，孩子请人带却摔破了脸，夫妻间常常为生活琐事磕磕碰碰吵吵闹闹。后来沐岚撞见尺钦亭的女弟子在她家为被“发配”去边远城市而对着他哭泣，尺钦亭为了妻子单位的男同事过多地出现在他家里而不快，夫妻间由猜疑而引起口角，结果导致了长期的分居。作品从恋爱、怀孕、结婚、生产、育子的生命历程写来，在最为普通的婚恋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写出对生命状态的体验和感受。《结婚年》中的维扬和嫩影，恋爱见满两个月便结了婚，在山盟海誓的蜜月旅行结束后第三个月，失去了新鲜感的维扬就有了失落感。他们为一幅朋友送的画挂在哪面墙而引起争吵，接着“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睡，那一桩都可以成为吵架的契机”。而对维扬的冷淡，如影提出离婚，维扬要求“留家察看”。如影与学校男教师们去神农架旅游了二十天，如影前后写了十三封信回家，却因写错地址都寄到对门不识字的老太太家里。如影回家丈夫就为没收到一封信而责怪她，受了委屈的如影在沙发上坐着哭了一夜。小说以具有浓郁生活气息平平常常的恋爱故事、家庭生活，写出他们在人生历程中的经历和感悟。
　　新写实小说有时在对平凡普通的人生历程的叙写中，突出生命的顽强与执著，从而颂扬生命的本真意义。刘恒的《力气》以力大如牛的杨天臣平凡而坎坷的一生，咏赞人们赖以生存的生命力。刘恒说：“写完《狗日的粮食》之后，脑子里始终埋伏着一条感觉，顺着这条感觉的绳子往混沌的远处爬，想找农民赖以生存的几根柱子。粮食算一根，再找到了‘力气’。发现力气对于劳心者和对于劳力者是有区别的。又发现哪怕劳心者浮上塔尖，在塔基里垫着的还是那层‘力气’。力气绝了就全完了，于是写了《力气》。”杨天臣的出世是难产，接生小姐说先出腚有力气，他出生后的一声大嚷惊住了洪水峪整个村子。他三岁跟忍受上野坡剜菜，四岁上随爹进山拾柴，七岁下地犁田，十三岁已长成“洪水峪正正经经一条汉子”。他上崖采石板泼命干，“赚来爹的裹身木和娘的药泉”，赚回九亩一洼的沃土。小说以顺时序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烈军属出杨天臣恃勇力在其人生坎坷中的种种经历：抗战期间他身背几十颗铁雷，成为远近闻名的地雷大仙；解放战争他夹一筐手榴弹上前线，甩得昏天暗地；大炼钢铁他百多斤的红水包子稳稳端开；文化革命他挥一根铁棍从斗争会上劫走被斗的杨明德。为寡妇锄地他不幸摔断了胯骨，不能动弱满怀羞辱的他以自尺的方式离开了人世。作家在着意咏赞杨天臣的力气时，针砭了后人的乏力颓丧。尾声中，作家描述杨天臣坟上的水泥裂了缝：“老东西似乎等不及二十年，已经悄悄发猛力撞回人世，要给争气做苦力的垫些阵脚，要给不争气且乏力且颓丧且无聊赖的精心谋划，那事情或许就关系到人种的改良。”作家对生命力的推崇与赞叹可见一斑了。
　　新写实小说在对生活的平庸与琐屑的叙写中，突出了平凡而顽强的生命状态。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以速写般的笔调描述了在炎热夏季里生命的状态。小说以在连体漫表都爆了的酷暑季节里、主人公猫子去女友燕华家的生活场景为主要情节，展现了社会下层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大汗淋漓地拥挤的公用厨房里准备晚饭，家家户户在门口的马路上放上竹床摆开晚饭，端着饭碗看电视议论国际新闻，许师傅说金日成访武汉汤包，王老太数武汉早上的传统小吃，燕华和女友逛大街吃冷饮，邻居四对猫子聊他要写的作品的构思，公交车司机燕华的清晨四点准时出车......，生活就是这样平平庸庸琐琐碎碎，生命却在这平庸琐碎的生活场景中溢出它的光与色。方方的《哪里来哪里去》用细腻的笔触叙述了受伤害的朦朦胧胧的处子之情。从孤儿院出来的达子姑娘被介绍到加油站工作，偶然间她听说她的爹妈是被人杀死的，她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头上都留下了刀疤，从此她对脸上有刀疤的人都注意了起来。后来她认识了一位额头上有刀疤的司机刘林，她被刘林拥抱后开始常常思念他。一天晚上刘林从窗户爬进了她的房间，与她发生了关系后又翻窗而去。逃跑了两个月的杀人犯刘林被围在一幛老太太楼里拉响炸药自杀了，达子晕倒了。小说通过单纯孤寂的女子遇到第一个亲近她的男人时朦胧真挚情感的真切描绘，突出这种处子之情中涌动着的生命意蕴。在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中，对生存状态的描述常常与对生命状态的展示交织在一起，在对窘困的生存状态的描写时，突出生命的执著与顽强。池莉的《你是一条河》中的寡妇辣辣含辛茹苦竭尺全力拉扯大她的七个孩子，那种生命的挣扎与抗争在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方方的《风景》中的河南棚子中这一家在混混噩噩的人生中挣扎，那种生命的顽强与不屈在作品中展示得惊心动魄。新写实小说在对芸芸众生窘困生存状态的叙写中，在叩问生存何以成为可能时，着力展示生命的本真意义，在呼唤生命力的同时，感慨现代社会生命力的衰退与弱化。
　　3．新写实小说在对家长里短的世俗生活叙写中，努力展示人们灰色的精神状态，虽然这种展示不再如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那样直露，但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有着相近的精神内核。
　　因而方方曾经说：“......但你把新写实说成是批判现实主义也行，把生活中的一切都写出来，摆在大伙面前，供读者批判。不过又不像过去那样直露，所以叫新写实。”方方的《落日》就是通过主人公丁如虎、丁如龙兄弟把他们自尺未死的寡母送进火葬场情节的描写，在展示武汉下层人们的世俗人生、生活窘境时，展示人们灰色的精神状态。拉黄包车的丈夫死后，丁太含辛茹苦拉址大如虎、如龙两兄弟。未读书的如虎成了菜场营业员，读过书的如龙当了公司的副经理。妻子去世十多年后如虎欲续弦，丁太一直执意不同意。如虎因见母亲抓过煤的手切菜而大声呵斥，母亲一气之下竟喝了敌敌畏。自私狡诈的如龙一手策划，把尚未死去的母亲送进了火葬场。小说似乎并未着意进行道德的教诲或伦理的责难，而是在平平实实、冷冷静静的世俗人生的叙写中，写出下层人们窘困的生活境况和灰色的精神状态。刘恒的《杀》中，落魄的王立秋欲下煤窑挖煤，窑主关大保不让，他竟借争水灌田之际找死了大保，写出了愚昧残忍的精神状态。方方的《这天这年》描写工厂里无视工人生命的状况。为了达到局里一年中恶性事故不超过三起的规定，厂长何汉江千方百计竭尺全力救治因火灾烧伤的挂钩工罗建火，甚至不惜将其截胳膊截退，而一进元月厂长就撒手不管了，却为在电视台点播香港电视连续剧而忙碌，突现了他虚伪怎么的个性性格。刘震云的《新兵连》描写新兵连三个月集训中发生的故事。一群河南来的新兵们为了各自的“进步”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对长官拍马奉承，与同伴你争我夺，“随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紧张了。因为大伙总不能一块进步，总得你进步我就不能进步，我进步你就能进步”，“演出的竟是种种令人悚然惊战的人生悲剧：有的忧烦，有的痛哭，有的锒铛成了囚犯，有的自戗于美好世间......”展示了一种近似于“他人就是地狱”的生存环境。李晓的《关于行规的闲话》描写在进口设备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厂方与外方公司之间，厂方与进出口公司、经委主任之间，各外方公司之间，相互争斗竞争收买拉拢，对上级心领神会，对对手软硬兼施，最终却在纪委主任的撮合下放弃了价廉质高的日本艾卡公司的设备，而购进了价高质次的美国三星公司的设备，在一种具有荒谬意味的社会现实中，揭示出人们异化了的精神世界。
　　在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中，对世俗人生的灰色精神状态的展示最为深入的莫过于刘震云了，他的不少作品都努力从官场权欲的争斗中，坦现人们灰色的精神状态。小说《官司人》写某政府机关里的权力争斗，凸现出人们畸形的人格和心理。部里新换了部长，传闻这个局的局长、副局长之间不团结要大换血，又听说原局长老袁留用，并由他重组班子，他要把七个副局长全换了，引起副局长们的不满，老袁成了众矢之的。八个局长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他们拉小山头、打小报告，捏造罪名、胡乱整人。整材料放暗箭，竭尺全力把对手搞下台；走路子找关系，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位子。部里派下调查组，搞民意测验，找群众调查，结果却是调查组组长老曲当了局长，因为他是部长的亲信。最后副局长中仅留下两个，老袁与另一位副局长调走，其余的四位副局长全部退休。作品在叙述局长老袁难堪的处境时说：“难的倒不是工作能力达不到，工作干不了，而是身边几个人捣蛋，相互看不起，相互不服气，有隶不往一个壶里撒，撒得遍地都是，等着让老袁去收拾。有劲儿不往工作上使，相互拆台，相互想看笑话，明里一盆火，暗里一把刀，上面握手，下面使绊子，不知哪来的那么多阶级仇恨！这还像党的机关吗？但老袁说服不了他们，拢不住他们，最好现在老袁突然有一天死了，把位置让给他们才好。”这种争权夺利而显示出的卑劣心态无耻行径，将人们的灰色精神状态描述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池莉的《白云苍狗谣》以流行病研究所的人们为争夺所领导的职位而费尺心机，揭示世俗生活中人们的灰以人生。有人反映所里画宣传画的阮宣与一有夫之妇有染，李书记、张干事决定去捉奸，捉奸未成却闹起轩然大波。李书记调走已成定局，为能得到这个位置不少人四处活动。张干事告汪所长滥发日用品收买人心，希望能获得研究所书记之职；黄副教授自荐为研究所所长，并拟订了一份流病所的改革方案；许多人则认为刘干事既然懂行又没整人之心，推举她当所长，为此而引起所里人们的勾心斗角各显神勇。然而，最后上级却让不学无术逢拍马的郑尔顺当了所长，汪所长调整为书记，李书记调出却升了一级。这导致了黄副教授的醉酒骂街，刘干事的愤而辞职，张干事的调出研究所。辞职的刘干事对大伙说：“......我突然感到一种憎恶，一种很深的疲倦。我想到自从我进这个所工作以来，所里就没有平静过几天。十年里，所领导几次更替，生一次都复杂得不得了。其实呢，不论汪所长王所长，李书记孙书记，都是想把工作搞好，可就是影像为只有自己才有能力，别人都不行，都不能当头，就想尽办法抓住对方短处。这样何年何月是了个了结？我真累了，我讨厌这一套了。”权力争斗中人们的阴暗心理心态被揭露得原形毕露栩栩如生。
　　在新写实小说中，作家们对世俗人生中灰色精神状态的展示是多方面的。刘恒的《两块心》揭示了人们居心叵测见利忘义的精神状态。主人公乔文政在粮栈做合同工过于卖力，遭到同事的嫉妒陷害，后他受雇于老同学郭尚真去服装厂工作，日夜忙碌却受尺剥削。方方的《白雾》展现了现代社会中的是非颠倒无是无非。主人公田平开出租车斩客，后却成了改过自新的典型四处演讲。记者豆儿先撰写题为《正义的胜利》的文章，报道吴教授离婚为法庭驳回的经过，后却撰写褒扬吴教授的新闻，大谈他新婚的妻子如何支持吴教授的科研工作。刘震云的《单位》突出了单位里人际之间的尔虞我诈微妙关系。处长老张被提升为副局长后，老孙、老何为了得到处长的位置四上活动勾心斗角。新写实小说在对世俗人生中灰色精神状态的关注和描绘中，表现了作家对现代社会中人们内心世界的关切，他们写出了商品经济大潮中人们精神状态的畸变，体现了作家们对当代社会精神匮乏的思考和焦虑。
　　新写实小说创作，在芸芸众生窘困的生存状态的写真中，在揭示现代社会物质的匮乏时，透露出作家们的生命意识；在世俗人生的灰色精神状态的展示中，在针砭现代社会精神的匮乏时，洋溢着作家们的人伦意识。对人的生存、人的生命、人的精神的关注和描写，使新写实小说的作品充满着人本色彩，洋溢着人道精神。
　　 三、新写实小说的艺术特色
　　倘若说寻根文学努力在人类远古历史的深处寻觅文化之根，而疏远了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倘若说先锋文学刻意在文学形式的探索中追踪文学新潮，而忽略了对文学内容的关心；那么可以说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在注意汲取一些新的形式和手法的同时，更注重文学创作的实际内容，努力将文学与现实人生紧密地连在一起，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这在新写实小说的取材、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表现出来，它们可以作为衡量一篇作品是否是新写实小说的依据。
　　1．庸常人生的平实叙写。
　　1988年刘恒谈及他创作的小说《四条汉子》时愤愤然地说：“近期的小说讲究文化，讲究人类，讲究忧患意识。写小说捎带了多么多讲究，真是越写越难了，摇杆的人迟早要给讲究到边个像样的屁都放不出来的地步。我崇拜这些高大的讲究，但我疑心写小说时念念不忘它们是否恰当。”这表明了刘恒对故作深与崇高的躲避与反对，以及对真实生活庸常人生的关心与注重。刘恒的《四条汉子》，以桑峪曹伍奎患食道癌而死、是火化还是落葬为主要事件，叙写了曹家四条汉子平凡而琐碎的人生故事：大儿子国槐是腰缠万贯的桑峪建筑队承包人，他一心卢钻入党内因此将父亲火化，把寿材送给了村支书；二儿子国榆是桑峪第一台手扶拖拉机驾驶员，在老婆的撺掇下千方百计想搬进父亲为老三盖的新房；三儿子国柳是雁翅小学的语文老师，又是业余剧团的名角儿，追求同校的女体育教师，却被她轻而易举的地踹了；四儿子国杨是桑峪的候补流氓，最终因为撬窃供销合作社的货物而被关进监狱。作品絮絮地进述庸常琐碎的人生故事，在写出四条汉子不同生活态度生活道路时，也刻划了他们不同的秉性。谈及此作时，刘恒说：“文学来源于生活，《四条汉子》来源于我的亲戚。”关注现实生活，瞩目庸常人生这成为新写实小说创作的共同追求。
　　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大多以现实社会庸常人生的平实叙写，客观真实地再一作家门经历过、感受过、体验过的现实人生，他们所写的以方方的话来说“其实都是身边事”。几乎没有金弋铁马的浩之气，同乎没有生离死别的惊心动魄，有的只司空见惯的日常琐事：恋爱、结婚、怀孕、打胎、生孩子、带孩子，经济的拮据、住房的拥挤，气候的令暖、菜价的上涨，小夫妻间的打情骂俏、争争吵吵，婆媳之间的鸡毛蒜皮、勾心斗角，似乎大多就是发生在你我家庭中的琐事。即使走出家庭，所展示的大多也是发生在你我之中的身边事：上班、下班、打瞌睡、磨洋工、挤车子、谈妻子，工作的繁忙、奖金的多少，单位的远近、职位的竞争，同事之间争风吃醋明争暗斗，领导之间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大多就是你我单位里面的凡了小事。
　　在描写普通人们生活中的身边事时，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努力写出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体验。池莉在《我写〈烦恼人生〉》一文中说：“我下班得挤三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车老坏，路老堵塞，可我又拼命想早点到，想将自己的这份工作干得让别人说不出闲话。......我得买菜做饭，洗衣服，打扫房间；太阳出来得赶紧晒被褥，气候变化了得赶紧换上时令作品。我还得孝敬父母、侍候久丈夫，应酬朋友，灭蚊灭鼠......与此同时，还得读点书，写点什么。我很想对一切都应付裕如，但总也办不到。”池莉的《烦恼人生》就将她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受放到了创作创作中，因而主人公印家厚平凡普通的一天，在作家的笔下写得如此真切感人：半夜里孩子的跌下床，晨起的排队洗漱解手，上班坐车的拥挤，午饭吃到虫的愤懑，为父亲祝寿买礼物的奔波，房子将拆迁的烦恼......一切都是这样平平常常零零碎碎，但却真实地展示了一个普通操作工的烦恼人生，我们可以从这种“普通公民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平凡且又显得琐碎的家庭生活、班组生活、社交生活中去发展‘问题’与‘诗意’”。新写实小说作家们表现出对下层社会里人们命运的同情与理解。开车铺的田二道将铁悄撒在胡林村的大陡坡上，想以此扩大他的修车生意（刘恒《陡坡》）；拆迁户陆建桥尴尬地寓居在姐姐的家里，做着早日搬进新房的美梦（方方《黑洞》）；落榜的考生们参加高复班，受苦受累拼足全力准备再考一次（刘震云《塔铺》）；守寡的小女子努力求生存，含辛茹苦挣扎着带大七个孩子（池莉《你是一条何》）。还有的新写实小说描写出租车司机斩客被告（方方《白雾》）；或叙述集中训练的新兵争强好胜（刘震云《新兵连》）；或描写打工他的被剥削受欺凌（刘恒《两块心》）；或叙述知识者的被奚落受嘲弄（方方《行云流水》）。在对这些下层社会里日常生活的叙写中，展示普通百姓的生态状态、生命状态、精神状态，含蓄地表露作家们对生活的感受与思考。
　　很多论者认为新写实小说具有还原生活本相的特性，其实文学创作真正要做到还原生活本相似乎的是不可以的。作家的创作从生活到作品总有一个对生活的选择取舍过程，不可能完全是生活本相的还原，倘若作家的创作完全是生活本相的还原，那也就不成其为文学创作了。新写实小说的特性之一是作家对庸常人生的平实叙写，不回避、不隐匿，不夸饰、不拔高，不为了达到主题的深刻而故做姿态，也不为了追求思想意义而努力地“去粗取精”，而是注意生活的丰厚复杂，注意人生的多姿多彩，并且大多以冷静平实的语调写来。《上海文学》在1992年第2期发表叶兆言的小说《艳歌》时的《编辑的话》中说：“《艳歌》叙述一对大学生从谈恋爱、毕业分配、结婚、生孩子、过小日子到闹家庭矛盾的整个过程，作者写得客观、冷静，正因为笔下的人物不是某种政治意义、道德意义或者某种哲学观念的符号，无所谓‘美’，无所谓‘丑’，无所谓‘高’，无所谓‘低’，所以作者也就隐去了在某种作品中常见的‘爱’与‘憎’。然而，作品描写这样的主人公以及他们的和生活决不是无意义的。当社会摆脱了过于浓重的政治色彩与道德色彩之后，作家看到的是一种原色的生活、原色的人物。”从某种角度说，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看重文学创作的源于生活，而看轻文学创作的高于生活。
　　有人认为“新写实小说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主题的模糊乃至消解作品常常没有什么明确的意义指向”。其实，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并非太故意模糊和消解主题，它强调的只是生活本身，强调老老实实地写生活，“泡在生活的原汁原汤里，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要矫情，不要造作，不要取悦于谁，更不要屈服于什么，用整个身心去感受历史，感受这个世界，感受人类的欢乐和呻吟，也感受自己生命的流程”。这种不矫情不造作、以自己整个身心去感受去创作的追求，正是新写实小说创作的特征之一池莉在谈到他的《烦恼人生》的创作时就说：“......我很怕直露地写出思想，而认为应该含而不露。我对人的感受很敏感，中国人很苦，能自我忍耐，印家厚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比比皆是，我的作品完全是写实的，写客观的现实，拔高了一个，就代表不了人类。作者的作用中只是在技巧上的凝练，使小说不那么单调、枯燥、冗长和无意义，实际上是生活现象的集中、提炼，是生动的细节忍气吞声组合，《烦恼人生》中细节是非常真实的，时间、地点都是真实的，我毫不篡改客观现实。所以我做的是拼版工作，而不是剪辑，不动剪刀，不添油加醋。”对生活现象作适当的集中和提炼，客观而不拔高，真实而不夸饰，含蓄而不直露。新写实小说虽然不刻意作思想道德文化伦理的评判与教诲，但是作家并非努力去模糊乃至消解主题，在庸常人生的平实叙写中，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和体悟到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曾卓在池莉的小说集《太阳出世》的跋中就曾经写道：“我们应体会得到，在作者似乎不动声色地涂写人生诸相，有时近乎白描时，从选择题材到表现题材，都寄寓着她对生活的思考、体验，她的家憎，她的批判和追求的。”“她力图真实地将芸芸众生的生活实相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卑微的向往和希望......没有故事的铺展，没有技巧的卖弄，没有浅薄的乐观主义，然而却自有吸引读者、感染读者的力量。”刘震去谈及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时说：“生活对我的影响最大，写生活本身，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理性作家总是吃亏的，因为这总会过时的。理性应该体现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上，写作前总是有了独特的体验，然后再写作。”新写实小说创作的作家们已人中国传统的启蒙者与俯视视角和焦虑情绪，而以形而下的平凡与平实与平民的平视眼光、平常心态。关注和描写芸芸众生平平常常的生活，将他们对生活独特的感受和体验融入作品中，含蓄地透露出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思考。新写实小说创作的这种特性，正如作家范小青谈及新写实小说时说的：“小说写凡人小事，锁碎的细节，表面上无甚意义，但我觉得在骨子里还是有内容的，只是这些内容不像过去那样集中，直露，而是分散在全文中，小说的深度意义不能概括出，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2、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
　　1987年池莉的《烦恼人生》在《上海文学》发表时，该刊《编者的话》中介绍说：“这部小说的特点是：它那完全生活化的尾随人物行踪的叙事方法；它那既有故事、又没有故事模式，让主人公面对实际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机缘、偶遇、巧合自由行动，因而就像植物的生长发育那样，不是预先定型而是逐渐定型的结构形态；它那接近于提供生活的‘纯态事实’的原生美；它那希望由读者自己面对作品去思考、去作判断的意愿。”这种概括可以说道出了新写实小说叙事结构的特点：不重情节结构的过分戏剧化，而重叙事方式的完全生活化；不重情节间的因果逻辑关系，而重生活的“纯态事实”的原生美；不重故事情节的跌宕曲折，而重生活细节的真实生动，我们将这种特征称为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
　　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是采用了十分典型的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小说以尾随主人公猫子行踪的叙事方法叙述作品。作品选写天气太热，营业员猫子卖出的一支体温表在顾客手里爆了，下班了本准备回家的猫子去女朋友家。接着作品就描述猫子在女友燕华家的种种生活细节：猫子在公用厨房里大汗淋漓边炒菜边与女人们聊天，猫子和燕华在门口放好竹床摆上饭菜，猫子与燕华父亲边喝酒边说体温表爆了的奇事，猫子和男人们边吃饭边看国际新闻，猫子与燕华上楼在闷热的房间里亲热，猫子与邻居们说体温表爆了的怪事，燕华父亲和街坊们讲毛主席吃豆皮、金日成吃汤包的故事，燕华与女友们一起逛大街吃零食，猫子听作家谈他小说的构思，凌晨燕华开车见猫子摊成个大字睡在竹床上。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引人入胜的故事，只是一些平平常常琐琐碎碎的生活小事，集中描述主人公猫子在女友家的日常琐事，作家似乎随着猫子的行踪事无世细地录下了他的所作所为，构成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却真切地展示了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方方在谈到她的小说创作时说：“我们生活复杂丰富离奇的程序常常超出你的想象，最美最巧妙的构思其实也没有生活本身的事来得漂亮和巧妙，为此，想写小说，不必作什么刻意的观察乃处心积虑地收集什么素材，闭上眼睛，你的经历便如潮般自动涌来，只需牛来一些，组成文字，加上姓氏，集中一起，便是人们所说的‘现实主义’小说了。而小说中的人物，随便放一个到你的生活里，他也只会是如鱼得水，并不给人做作之感。”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式描写生活，保持生活的自然形态，这就是方主的经验之谈，她的许多作品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写成的。小说《黑洞》尾随着借住在姐姐家的拆迁户陆建桥 的生活流程叙写故事，从而突出小人物人生命运的难以捉摸和把握。作品选写陆建桥在下雨的晚上察看对面三楼那套空关房子的窗口，想等那灯亮了去与主人商量高价借住。接着写回家后妻子要他到房屋开发中心多跑几趟，陆建桥思量近几个月姐姐、外甥女对他一家的敌意。然后写陆建桥睡的沙发翻身移动引起妻子与姐姐半夜的口角，在儿子身上出气后陆建桥破门而出。上班时他得罪了来照相馆取照相的老头儿。下班回家妻子告知新房已竣工，但要按迁出的先后编号。陆建桥 得罪的老头儿告到报社牵连到摄影师大陈，陆建桥忍借款去老通城请客赔罪。他去房屋开发中心找到小路送礼请客，想早日搬进新居。他接受局调查组的调查帮助，并在单位大会上作检讨。下班路上他心血来潮去看新大楼，回到家妻子告知小路说事情难办，他家得最后一批分房。屋里停电了，心烦意乱的陆建桥 起到巷口，他似乎觉得那套空关房的灯亮了，就上楼去找房屋的主人，邻居说这家根本就没有人。作品就这样尾随着陆建桥日常生活的流程写来，平平淡淡就是真，琐琐碎碎也是情。这种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在似乎没有故事的生活流积的叙写中，揭示主人公尴尬烦恼的生存状态。方方在谈及这篇作品时说：“坦率地说，它甚至并没有作什么特别的构思以及人物的安排，几乎是写到哪算哪--因为急于了结那笔文债。但是《黑洞》中的人物及故事，却是闭上眼睛就能出现的。在都市里生活了30年的我，对陆建桥们的底细太了解了。”作家对所描写的人物生活及其环境的熟悉，作家注重对真实生活的叙写，使她择取了“没有作什么特别的构思”的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读来真实而生动，细致而感人。
　　刘震云谈到他的小说《一地鸡毛》时说：“......我们拥有世界，但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它成了我们判断世界的标准，也成了我们赖以生存和进行生存证明的标志。这些日常生活琐事锻炼着我们的毅力、耐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就以“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为叙写内容，以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展示主人公小林窘困的生存状态。作品以小林买的一斤豆腐变馊了写起，豆腐变馊引起了夫妻俩的争吵，查水表老头的上门却无意间制止了事态的发展。老婆因单位太远想调动，小林由老张介绍，找到欲调人单位管人事的头头，老婆另外又托了在那单位工作的处长，管人事的头头却停止了努力。小林夫妇硬着头皮上门去送礼，却碰了壁。乡下来了小学时的老师看病，小林却无力相助。孩子病了夫妻俩急忙带她去医院，单位通班车了，老婆就不想调单位了。为孩子进幼儿园小林四处奔波，幼儿园尚未落实小保姆却突然辞了职，邻居意外地帮孩子进了幼儿园。小林排队买单位可报销的大白菜。小林下班为卖鸭子的大学同学收了10天帐，得了二百元。小林请假去拉蜂窝煤。小林收了查水表老头儿送的微波炉，疏通了老头儿家乡被压在处里的报告。小林跑遍全城高价买到了木炭，送给孩子幼儿园的老师。小林买完豆腐上班，收到有关来城里看病的小学老师病逝消息的来信。林林总总琐琐碎碎，都是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拉拉杂杂絮絮叨叨，尽为道不明的世俗家长里短，作家就顺着主人公小林的生活过程录写，似乎没有故事的曲折离奇，似乎没有结构的跌宕起伏。作品以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以这些平凡、琐碎、偶然的日常生活琐事和细节，展示出主人公窘困而尴尬的生存状态。
　　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方式被人称为平面叙述，作品常常不采用传统小说的由开端、发展，到高潮、结局的结构方式，按照生活时间的先后流程结构作品，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常常是杂乱而无序的日常琐事、自然而庸常的生活事件。在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中，有的常以人物恋爱结婚的生活流程结构作品，以发生在一对青年男女之间的平平常常的人生琐事构成故事（《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结婚年》、《艳歌》）；有的常用官场争权夺利的矛盾发展结构小说，以发生在单位内部人员之间的蝇营狗苟的勾心斗角形成情节（《单位》、《官场》、《官人》、《白云苍狗谣》）；有的常顺着人物人生历程的先后结构作品，以发生在人物生活经历中的人生琐事构成故事（《力气》、《你是一条河》、《狗日的粮食》、《风景》）；有的常依照主要事件的发生顺序结构小说，以主要事件里各色人等的所作所为形成情节（《四条汉子》，《落日》，《关于行规的闲话》、《塔铺》）。新写实小说这种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使作品读来自然流畅、真切生动，就像走人你身边的生活，接触你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充满了生活的真实，显示出生活的丰富与复杂。
　　3、世俗化的平易语言。
　　新写实小说中呈现出一种浓浓的平民意识，这不仅是由于作品描写的对象大多为现实生活中的下层平民，还在于新写实小说中常常运用世俗化的平易语言。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大多以清醒的平民意识，常常以通俗之语叙写世俗人生、俗风俗尚，以粗俗之语展示俗人俗语、世俗之见，以俚俗之语描写几俗场景、世态人情，在近似老娘都解的平易之语中，絮絮叨叨婆婆妈妈地叙写平平常常真真切切的世态世情。在谈到新写实小说创作时，作家范小青说：“过去写小说总围绕着中心思想，每一句话都经过精心推敲，而现在小说则不然，张三说的话很可能很罗嗦，很平淡，很粗俗，也和主题没多大联系，但因为生活中张三就是这么说的，所以在小说中也这么说。”囫关注生活的真实性，注重语言的本真色彩，不避粗俗不避罗嗦，重视世俗生活的描写，重视世俗语言的叙写，成为新写实小说作品的主要特征之一。
　　与先锋文学追求语言的雅化不同，新写实小说常以极为通俗的语言叙写世俗人生、俗风俗尚，作品常透露出一种浓郁的民俗色彩。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里，那种热烘烘的夜晚，女人们边烧晚饭边说长道短，那种晚上都在门口吃饭睡觉纳凉的夏夜景象，都在作家平易通俗的语言中絮絮写出，充满着民俗意味。小说中纳凉时王老太的一段数武汉的小吃通俗而生动，别有情趣：
　　王老太搬起指头数开了：老通城的豆皮，一品香的一品大包，蔡林记的热干面，谈炎记的水饺，田恒启的糊汤米粉，厚生里的什锦豆腐脑，老谦记的牛肉枯炒豆丝，民生堂的小小汤圆，王芳斋的麻蓉汤圆，同兴里的油香，顺香居的重油烧梅，民众甜食的汰汁酒，福庆和的牛肉米粉。王老太的牙齿不关缝，气一急普出了一挂口水。她难为情地用手遮住了嘴巴，说：“丢丑了丢丑了，老不死的涎都馋出来了。”
　　王老太这一段如数家珍般的说武汉的小吃，通俗而平易，王老太这种作为老汉口的自豪，这种精神会餐的满足，和数小吃的口水直流的模样，真实而生动，使江汉路的纳凉之夜溢出浓浓的民俗意味，使作品中人们并不丰裕的生存状态多了几分温馨，也使作品的生活气息更加浓郁地弥漫于字里行间。在新写实小说中，方方的《风景》以通俗冷漠之语叙写生活在河南棚子里人们的世俗人生，那种酗酒与殴斗、打骂和调情，那种挣扎与奋斗、生存和生命，在世俗人生的展示中透出民俗色彩。刘恒的《四条汉子》用通俗朴拙之语描写奋斗在桑峪村内外的四条汉子的人生故事，那种背着病笃的父亲看承包山和宅基地，那种正月里乡村场院上上演梆子戏的欢乐，在乡村故事的讲述里沁出民俗意味。池莉的《不谈爱情》以通俗自如之语叙写生长在花楼街上的小市民的庸俗环境，那种粉香脂浓营歌燕舞的过去，那种不知羞耻泼辣风骚的景象，在市民人生的演绎中透出人生真谛。刘震云的《单位》用通俗厚重之语描写小小单位里的人生闹剧，那种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作为，那种拍马奉承苦心钻营的面目，在人际的争斗中显出世态人情。新写实小说以通俗之语叙写世俗人生俗风俗尚，使作品在浓郁的生活气息中，充满了生活的原汁原味。
　　新写实小说大多描写引车卖浆者之流的生活，作家们注重对本色生活的摹写而常常不避粗俗，常以粗俗之语展示俗人俗语、世俗之见，使作品在原汁原味生活的展示中见出独有的情趣。在池莉的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在叙写公交车司机燕华与女友们逛街时，作家写道：
　　燕华说了今天她车上售票员小龙和乘客相骂的事。说是两个北方人坐过了站，小乜要罚款。北方人不肯掏钱，还诉了一通委屈。小乜就说：“赖儿叭叽的，亏了裆里还长了一坨肉。”
　　北方人看着小也是个年轻姑娘，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声问：“嘛？”
　　小乜也大声地告诉他们：“鸡巴。不懂吗？”
　　北方人面红耳赤，赶快掏了钱。
　　四个姑娘笑得一塌糊涂。燕华顶快活，说：“个婊子养的，家里一个老头子，一个男朋友，想讲给人听又讲不出口，憋死我了。”
　　售票员用粗俗之语，使不肯掏钱罚款的乘客乖乖就范。这在燕华的复述中，粗言俗语依然生动有趣，将售票员小乜姑娘的泼辣粗俗勾勒得十分真切，也突出了四个姑娘间的亲密无间无话不谈，把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十分真实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在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中，描写瘦袋曹杏花偷摘邻家爬过墙的葫芦为邻家所骂，而疲袋则只骂葫芦不骂人，把葫芦骂作勾引人的骚娘们：“心肝葫芦肉儿，你天生是个招人的货哩！明几个记着，有骚憋在自家院儿里，便宜自个儿留着......”这种指桑骂槐的粗俗之语令邻家女人只剩了拔葫芦秧的力气，而没有半点招架之功。这种粗俗之语把瘦袋的泼辣嘴坏的秉性展露无遗。方方《行云流水》中，描写大学老师高人云去个体户理发店理发却少带了钱，他说以人格担保马上送来，却遭到了女理发师的嘲笑：“女孩鄙夷地一笑说：‘我不认人格只认钱。’她的同伴亦说：‘别信他的，他们知识分子会算计得很。一分钱是一分命。买豆腐恨不得用尺量。一人荷包放一个弹簧秤。’发廊里所有的人都哄笑起来。”这种鄙夷嘲笑的粗俗之语使高人云感到无地自容，导致了他的胃出血倒卧街头。这种粗俗之语把理发师的世俗无理的嘴脸勾勒得十分真切，也突出了知识分子窘困的经济处境。刘恒的《四条汉子》中，老二想要他们爹给老三盖的新房，老大则对老二说：“你少给我拉稍搅臭泥！老婆撒泡尿你就当酒喝，你肠子里的粪什么颜色瞒不过我。回家老实呆着，有啥屁留着过了春节再放！你守着咱爹犯混，小心我不客气。”这种劈头盖脸的粗俗之语把老大的胸有城府老练率直、老二的无主见怕老婆都显露得十分生动。在如上的这些粗俗之语中，常常也展示出人物的世俗之见。
　　新写实小说常常在真实地叙写生活时，也描述一些十分丑陋的生活场景，不净化不掩饰，常以俚俗之语描写几份场景、世态人情。因此有人认为：新写实小说“不回避现实生活中凡俗场景的描写，用艺术画面展出大量污卑，肮脏，不堪人目但闪烁着血灿灿真实光焰的细节”囫。这种说法是切中肯繁的。池莉的《太阳出世》中，作家描写“太阳出世”时的场景：
　　“杀了我吧！”李小兰在待产室绝命地嘶叫。
　　一切都顾不上了。这里哪有什么女人？哪有什么羞耻？进来的都是生育机器。司空见惯的医护人员对痛不欲生的惨叫充耳不闻，她们用熟练工种的职业表情操作一台台生育机器。抓下她们的裤子，量骨盆，摸宫口，剃阴毛......这些都使人疼上加疼。
　　“求求你们......杀了我！”
　　李小兰听见自已变了调的声音在空中冲撞。体内的什么东西在撕裂，汗水把她浮了起来，枕头被她抓破了，她并不真想死，但此时此刻她宁愿一死了之。
一个护士在她牙齿之间塞进了一块消毒纱布，说：“乱叫什么！怕疼就不和男人睡觉嘛。”
　　这一段描写以俚俗之语不加掩饰地展示产妇生育时丑陋的凡俗场景，近似于自然主义的细节描写，将产妇的嘶叫、挣扎、苦痛、煎熬写得分外真切，将接生的程序和过程也写得十分真实，这种丑陋凡俗场景的展示，不仅将艰难的“太阳出世‘写得十分生动，为主人公生存的艰难作了铺垫，而且透露出作家自身在人生经历中的生命感悟。在新写实小说中，作家们常常以俚俗之语写几俗场景，在凡俗场景的描写中时常现出世态人情。刘震云的《官人》开篇就生动地描写二楼的厕所坏了屎尿满地蛆虫乱爬的丑陋场景，却道出新局长要调整领导班子弄得人心惶惶。清洁工借机偷懒的事实。刘恒的《连环套》细细地描写清凉涧小窑里挖煤的窑工段兴来、李三更被连环套炸得一伤一死的血肉横飞心惊肉跳的丑陋场景，却写出窑主陈金标碍于亲戚情面雇佣并不老练的炮工酿成悲剧的事实。方方的《落日》细腻地描述了如龙、丁如虎兄弟将病笃未死的母亲送进火葬场停尸柜的卑劣情景，却写出武汉下层市民窘困的生存状态和丑陋的精神面貌。池莉的《你是一条河》细致地描写寡妇辣辣以出卖肉体换取粮食以养活七个孩子的悲哀情景，道出在苦难时代里人们的生存窘境。
　　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注重以世俗化的平易语言叙写人生故事，作家们瞩目于写出真实生动的生活，注重生活的有滋有味有声有色，重视生活的逼真感，而不对生活作美化和粉饰，不避粗俗丑陋，不避庸俗卑劣，甚至追求现实生活的残酷与赤裸，努力写出生活的本真色彩。池莉就曾说过：“生活给文学的影响最大，而理论家总喜欢找哲学美学影响，写作时关心的是把生活变成自然的、有滋味的语言，写作时比较冷静，总是酝酿成熟再写。”
　　4、自然悲婉的审美风格。
　　刘震云谈及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时说：“我写的就是生活本身。我特别推崇’自然‘二字。崇尚自然是我国的一个文学传统，自然有两层意义，一是指写生活的本来面目，写作者的真情实感，二是指文字运行自然，要行云流水，写得舒服自然。中国的现代派作品就不自然，是文字游戏，没有什么价值。”慰这使新写实小说呈现出近乎“俯拾即是，不取诸邻”的自然。宋张来在《东山词序》中说：“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丽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新写实小说可以说大多为至性至情之文不雕琢不粉饰识是实实在在地将身边的事情写出。方方曾经说：“都市生活就是许许多多的如我一样的人组成。......自己自然熟知自己。自己自然不必再下到自己生活里，只需化些时间，寻些稿纸，用几个晚上把自己的事写出来给人看就行了。”这种叙写自己熟知的身边事的俯拾即是，这种让生活像生活本身一样展示出来，使新写实小说具有自然的审美色彩。
　　新写实小说创作注重作家的真情实感，并非如有的人所说的是“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虽然作家在创作中尽量不进行道德的、政治的。伦理的评判，尽量不作善与恶、美与丑的直接判断，只是努力写出自然形态底层人生的生活状态，然而读者从中仍然能见出作家的喜好与憎恶、赞美与针贬。从池莉的《烦恼人生》主人公印家厚烦恼忙碌的一天中，编者读出的是：“我们的印家厚太累了！能不能使印家厚一类人到中年的普通公民生活得轻松些呢？作者与主人公、与读者一样，寄希望于改革。”在池莉貌似平静的叙写里，可见出作家的不满和希冀。从方方的《风景》主人公七哥的挣扎与奋斗中，作者意在告诉人们：“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地位的低下，必然会使开过眼界的七哥们不肯安于现状。改变自身的命运差不多是他这样家庭出生的人一生奋斗的目标。......该谴责该痛恨的是生长七哥们的土壤。”在方方似乎冷漠的语态中，可看出作者的愤感与不平。从池莉的《不谈爱情》主人公庄建非和吉玲的爱情婚姻故事中，可读到“人人不可超脱的生存状态的缺陷”，读到“婚姻不是个人的，是大家的”的意蕴。从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主人公小林的烦恼苦涩的小公务员的生活中，可读出“生活是严峻的，......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读出人们在严峻的生活中精神的磨损与丧失。当然，许多优秀的新写实小说作家的叙事语态和风格不尽相同，刘恒在真诚朴实中呈现着凄惨与厚重，刘震云在机智嘲讽中显示着焦虑与愤嫁，池莉在细腻流畅中透露出苦涩与犀利，方方在强悍疏荡中洋溢着感伤与热忱，但是，他们的创作都不是“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的。刘恒对改革开放中乡村人们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揭示，刘震云对人事变动中官场人们复杂的人际关系权力争斗的剖露，池莉对下层社会委会众生的烦恼人生的描写，方方对底层社会普通市民的窘困生活的叙写，都不难看出在他们似乎十分平静冷漠的叙写之中涌动着的激情，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对人生的思考和追求，只不过他们在创作中故意表现出一种客观冷静的叙事态度，直面现实而不主观地去判定现实，源于生活而不努力追求高于生活，将自己的情感蕴涵在对原汁原味生活的叙写中。
　　新写实小说大多描写人们在物质匾乏中的生存状态、在生命力匾乏中的生命状态、在精神匾乏中的精神状态，它们展示的大多是一种不如意的悲哀人生，在这种人生中徒劳的挣扎与奋斗，从中或显示出无可奈何对命运的妥协与认同，或表现出自嘲自慰的无谓与看破，但是人们总难以走出这种悲哀的状态，这使新写实小说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悲婉的审美风格，一种独特的悲剧意味。虽然作家们大多以十分冷静的语调叙写这种悲哀人生，不像传统的悲剧故意渲染悲剧气氛、突出悲剧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只是平平淡淡实实在在地叙述平凡的人生故事。面对这种不如意的悲哀人生，主人公大多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态度，或在默默无闻里认同了可悲的命运，或在调侃自嘲中化解了内心的不平，或在无奈的希冀中淡化心中的抑郁。《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在身上盖着一地鸡毛柔软舒服的梦里，忘却了房子、孩子等一切烦恼；《黑洞》里的陆建桥在往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中下坠的幻觉里，暂时摆脱寄居的苦恼；《艳歌》中的迟钦亭在黑暗里手握着女弟子的信，暂且拂去夫妻不和的烦闷；《不谈爱情》里的庄建非在妻子怀孕、朋友调解中，消解了准备离婚的矛盾；《结婚年》中的维扬在结婚年的夫妻相拥中，排解了小两口争吵的苦闷；《白云苍狗谣》里在新所长的上任、刘干事的辞职和张干事的调走中，平息了流行病研究所的矛盾。如此种种，人物面对不如意的悲哀人生所表现出的无可奈何，使新写实小说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哀婉的情调，使新写实小说表现出一种自然悲婉的审美风格。
　　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以其庸常人生的平实叙写、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世俗化的平易语言、自然悲婉的审美风格，构成其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不同的独特风貌。然而，新写实小说又是在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中长成的，也汲取了一些现代派艺术的营养，将现实主义的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虽然新写实小说创作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但它勿容置疑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四、新写实小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新写实小说创作是在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中形成的，可以说它是中国文学在特定的时期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和深化。然而，新写实小说创作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基础上，又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它的创作观念与法国的新小说派甚为相似，在创作的手法上，它汲取了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一些艺术技巧，因而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又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在显示了现实主义强盛的生命力的同时，也展示了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坛的开放性。
　　 刘震云说：“新写实这个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和五十年代的现实主义相区别。五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浪漫主义，它所描写的现实生活实际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浪漫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对生活中的人起着毒化作用，让人更虚伪，不能真实地活着。’文革‘以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也是五十年代现实主义的延续，《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新星》中的李向南如果在现实中一定碰得头破血流。所以现在提倡新写实，真正写生活本身是很有意义的。”刘震云对中国五十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的变异状况深感不满，他认为新写实与这种变异了的现实主义是完全不同的。现实主义是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主潮，但在其发展的坎坷道路上一再受到政治思潮的影响和干扰，常常发生了某种变异而离开了原来的轨迹。解放初期的现实主义创作中，翻身解放的强烈自豪感、充沛的政治激情、空幻的政治理想等，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和体验，削弱了直面生活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1957年对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批判，1958年周扬对毛泽东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倡，都使现实主义的精神受到压抑和削弱，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受到批判和冷落，关注生活干预生活的创作受到讨伐和围攻，而使五十年代的创作充溢着虚幻的浪漫色彩、空泛的乐观精神和狂热的英雄意味。1962年邵全麟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一定程度上匡正了五十年代脱离现实主义精神的弊病。1963年“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主张”，又将趋于复苏的现实主义引入畸途。直至文化革命中“阴谋文艺”的占领文坛，现实主义精神就被打人了冷宫。文化革命以后，恢复现实主义的传统是文艺界首要的任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现实主义传统，但其中有不少作品依然沿着五十年代的惯性前行，对具有理想色彩的英雄形象的刻画、对带有虚幻色彩的浪漫理想的描画、对具有平民色彩的庸常生活的忽视，使新时期之初的创作依然与现实主义的“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生活”的精神有着一定的距离。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注重写出生活的原汁原味，强调生活的真实性，从这个视角说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把现实主义取代浪漫主义而居于主导地位的时期称作“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他在《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中指出：“要是有人问我们，现在俄国文学的特殊性在哪里，我们就要回答：在于它越来越跟生活、跟现实有紧密的接近，在于它越来越接近成熟和成人状态了。”过去人们“总是粉饰自然，把现实理想化，就是说，描写并不存在的东西，讲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而如今则是“在生活和现实的真实性上复制着生活和现实”。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可以说正是越来越跟生活、跟现实有紧密的接近，真实地复制着生活和现实。
　　恩格斯认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别林斯基指出：“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来再现生活。”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极为关注细节的真实，它们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来再现生活，它们关注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甚至到了极为琐碎的程度，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煤气水电，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上班下班、工资职称......。因此刘震云曾经说：“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单位、家庭，上班下班，洗衣做饭弄孩子，对付保姆，还有如何巴结人搞到房子，如何求人让孩子人托，如何将老婆调进离家近一点的单位。......我们拥有世界，但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它们成了我们判断世界的标准，也成了我们赖以生存和进行生存证明的标志。”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中的买豆腐、查水表，调工作、来客人，带孩子上医院、为孩子找幼儿园，排队买大白菜、代人看摊收帐，请假拉蜂窝煤、满城去买炭火，在对现实生活中的细节的真实描写中，展示主人公窘困的生存状态，体现出关注细节真实的现实主义精神。池莉的《太阳出世》中的结婚迎娶、怀孕打胎，妊娠反应、胎动感受，疼痛的生产、烦恼的育儿，烦琐的上户口、欢乐的满月酒，在对人生历程中细节的真实描写中，展示出主人公真切的生命过程，表现出忠实生活细节的现实主义精神。方方的《风景》中的父亲的喝酒讲战史、七哥的拾破烂捡菜叶，母亲和邻居的调情、大哥与父亲的扭打，七哥的挨骂遭打、二哥的失恋自尽，五哥的发财经过、七哥的恋爱婚姻，在对生存挣扎中细节的生动描述中，坦现出主人公悲哀的奋斗历程，显现出讲究细节真实的现实主义精神。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中对生活细节的真切关注和细致描写，常常被人认为带着浓郁的自然主义的色彩，但是它们与自然主义的着力表现人的生物本能、着重描写现实生活的非本质的琐碎细节、反对典型化不同，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的细节描
　　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实生活的本真色彩，具有一定的典型意味。因此有人认为：“分析现有的’新写实‘作品，可以绝大多数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它也像自然主义那样热衷于生活的表象，热衷于平凡的、偶然的、琐碎的事件和细节，注重人身上的感觉、本能，然而它并不排斥理性，并不拒绝透过生活现象往生活本质深人的努力。所以，它与自然主义其实是貌合神离，而与现实主义倒更多精神上的暗合。”现实主义的严格地按照生活本来样式反映生活的特征，有相当部分是体现在作品所描写的细节真实中的。新写实小说的创作，追求生活的本真色彩，不作粉饰和拔高，表现出现实主义的本色。
　　别林斯基在谈及现实主义大师果戈理的创作时说：“新作品的显著特色在于毫无假借的直率，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像用解剖刀切开一样，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我们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像它原来的那样。不管好还是坏，我们不想装饰它，因为我们认为，在诗情的描写中，不管怎样都是同样美丽的，因此也就是真实的，而在真实的地方，也就有诗。”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在对姜芙众生的生存状态、生命状态、精神状态的描写中，都努力将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不描画生活的理想而突出生活的本身，不追求表面的美感而注重生活的真实，努力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
　　在对新写实小说的定位中，不少人认为新写实小说消解了现实主义的典型论，甚至指出：新写实小说“......虽然在外在形态上，它和现实主义有着众多相似之处，但它在实际上既偏离了积极参与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放弃了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一系列现实主义传统的创作手法，它和现实主义已是貌合神离”。这种说法脱离了现实主义典型理论发展的实际，也与新写实小说本身的实际状况相去甚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往往把典型形象等同于阶级性，并将社会主义时期的典型人物仅视为代表着时代和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的先进分子，并把典型环境仅看作是时代的、社会的环境。其实典型形象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多种多样的，而非是一个阶级一种典型，只要人物个性的鲜明独特中可见出一定的普遍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时代的、社会的某些特质，就可以说是典型形象。“’典型‘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复杂的，正面的、反面的、伟大的、渺小的，形形色色，只要能反映人生社会某方面的本质特征的人物形象都可以成为文学中的’典型‘。只是’典型性‘的强弱取决于其生活涵盖面的大小。’图典型环境也应该是多方面的，而不是一个时代只有一种典型环境，除了时代的、社会的环境以外，还有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地域环境等等。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中，有许多作品刻画出了具有典型意味的典型形象：池莉的《烦恼人生》中为生活所累的普普通通的工人印家厚，在不如人意的生存状态中所遇到的诸多烦恼，具有相当的典型色彩。作家自己也说：“印家厚代表了整个工人的整体，而不是一个工人，印家厚一天中不可能遇上这么多有意义的事，但这些事都是真的，所以武钢工人读后都说自己就是印家厚。”这种能够代表整个工人整体的形象，就具有其独特的典型性。方方的《黑洞》中为拆迁所扰的平平常常的拆迁户陆建桥，在尴尬拥挤的借寓生活中所遭到的种种难堪，带着一定的典型意味。作家方方也说：“往深处想想，自认为生活在都市知识阶层的我们又何尝不是一个个的陆建桥。”历这种代表了生活在都市知识阶层的陆建桥，就呈现出深刻的典型性。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中为家庭琐事所困的小公务员小林，在无权震云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权力的生活不得不是一出卑琐的滑稽剧。“小公务员小林这种没有权力的生活，就带着鲜明的典型色彩。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中为粮食所苦的乡村妇女曹杏花，在穷困潦倒饥饿生涯中的悲哀人生，就充满了生动的典型意味。程德培指出：“我觉得，刘恒的小说总不让人好受，它们就是那一声声凄厉的呼喊，不同的只是这呼喊声是被历史和现实吸了去，被活生生大写的‘人’吸了去。‘通过曹杏花的悲哀人生写出了历史和现实的真实，不就具有深刻的典型特征吗？谈及新写实小说，有人认为：“这说明作家并不排拒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但明显的事实是扬弃了那种急功近利地传达政治观念的所谓’典型化‘的原则，因而对社会生活、客观存在的复杂性不作人为的净化处理，也不作结论性的指向，而是尽可能地呈示其复杂态势和原生本相，使文学对现实形态的涵盖或观照更趋全面、整体、本真，以引发读者的体验和思考。’历这是切中肯綮的。
　　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关注细节的真实、塑造具有典型色彩的人物形象，这是新写实小说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主要方面。因此，有人指出：“‘新写实’在这两点上与现实主义却是一脉相承的。它也要反映生活本质，也要进行典型化，当然，也包含着它的新发展。‘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中，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的具有典型意味的人物形象，从这些人物形象身上显示出现实生活中的众生相。在工作负责，生活枯据的高人云身上，可见到当代知识分子窘困的生存状态（方方《行云流水》）；在晋升为地区副专员的金全礼身上，可看到现代官场升迁背后的种种内幕（刘震云《官场》）；在耿直率真的小百姓杨天臣身上，折射出自抗战直至文化革命的坎坷历史（刘恒《力气》）；在开朗勤快的售货员猫子身上，坦现出下层市民平平常常的真实人生（池莉《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以至于曾镇南认为：“《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中的那对恋人，似乎是有些放肆有些无聊的，但他们仍然是尽职而本分的劳动者，他们是懂得关照别人、想到社会和国家的，他们活得劳累、苦涩，但绝不是阴郁的恨世者。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的芙会众生中，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因此，有人认为：“实际上，’新写实‘并没有放弃’典型化‘原则，它所放弃的只是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黑白分明、两极对立的’简单化‘原则。”
　　倡导新写实小说创作的刊物《钟山》在《（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中就指出：“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地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确实，新写实小说既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它可以归人现实主义创作的范畴之中，但它又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不同，它在哲学思想、文化观念、艺术手法等方面，都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
　　
第二节：新体验小说
导学：本章必须掌握
1、 新体验小说的艺术特色。
2、 新体验小说的主要作家作品。
一、概述
　　1993年9月25日《北京文学》编辑部邀请陈建功、赵大年、母国政、刘庆邦、许谋清、王祥夫等中青年作家召开座谈会，决意联合发起“新体验小说”创作大联展。1993年11月9日《北京文学》又邀请在京的毕淑敏、徐小斌、刘毅然、齐庚林、王愈奇等10位青年作家举行组稿会。以后《北京文学》从1994年第1期起，开始接连推出“新体验小说”，引起了文坛的关注。1994年4月7日《北京文学》在京召开“新体验小说”座谈会，陈建功、赵大年、刘恒等对于“新体验小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然而《文学报》却接连在1994年3月3日发表《迎合的悲哀　世俗的胜利》、在1994年3月24日发表《是文学实验还是商业行为？》两篇上海部分作家、评论家的谈话录，对“新体验小说”的创作作了否定性的评价。认为“新体验小说”的“亲历性’等主张背后隐匿的是迎合世俗的倾向，并对陈建功的《半日追踪》、许谋清的《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这两篇作品作了否定，提出扯出”新体验小说“的旗号究竟是文学”实验“还是商业行为的质疑。
　　阅读了发表在1994年至1995年《北京文学》上的全部40余篇”新体验小说“，我觉得《文学报》对”新体验小说飞作之初发表的作品的评价，似乎有过于仓促和片面之处。现在回头细细地全面审视“新体验小说”的创作，总结“新体验小说”创作的得失成败，这对发展当代文学的创作是十分有益的。
　　陈建功在《新体验小说选·序》中曾说：“‘新体验小说’之提出，是在1993年岁末的事。新年将至，《北京文学》希望有一个新的面貌，于是便有了北京一批小说家们以研究文学现象为话题的一次聚会。......就在这次会议上，北京作家们的一个共同的感慨是，我们怎么好像成为试管里的一团蚯蚓？我们只能互相吸吮着对方身上的养分，吸吮着别人书中的养分，顶多了，我们还吸吮着翻译家们咀嚼过的外国文学的养分......我们的情感变得如此苍白。文学呢，文学也因为情感的苍白而苍白。......我们相约去写一种带有个人亲历色彩和传递个人鲜活体验的小说。”陈建功道出了“新体验小说”缘起的过程。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坛的创作明显存在着脱离生活的倾向：“寻根文学”将目光投向远古时代，去寻觅文学与文化之根；“先锋文学”把视角放在文学形式上，在形式的追求中玩味个人隐秘的情感；被称为“后现代派作家”的创作常常以荒诞色彩的故事，突出生存的无奈和无望，表现出浓郁的贵族化意味。文学创作的“向内转”使文学远离了生活、远离了民众，作家只是在书斋中寻找养分，缺少对生活的真切体验，缺少对民众丰富而平常生活的了解。“新体验小说”的倡导者对文坛的这种现状深感不满，从而倡导一种具有亲历性、可读性的“新体验小说”的创作。
　　
　　二新体验小说的艺术特色
　　1．亲历性：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基点。
　　陈建功说：“在我看来，所谓‘新体验小说’，首先是叙事者无论是选材还是叙事，都要把亲历性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亲历性将是这类作品的勉力所在。因此和新体验小说共同进行的，是叙事者走出‘沙龙’的‘亲历’，当然，到了小说里，这就成为了小说的主要动作线索。”“新体验小说”的作者都走出书斋、走出沙龙，去亲历民间的生活，体验人生的酸甜苦辣。赵大年指出：“为了实现亲历性，作家必须亲身参与。不是旁观者，不是记者采访新闻，更不是高高在上当社会的评判员。也不是作家式的深人生活，‘走马观花’，‘下马观花’都不行。最好隐姓埋名，亲手去干你要写的事，去当一段你要写的那种人。”《北京文学》在1994年第1期的卷首语中说：“新年伊始，本刊希冀以一个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于是，便有了对本刊坚持‘二为’和‘双百’办刊方针的重申，有了此次联合上一批著名作家，共同发起深人喧嚣与骚动的社会生活，躬身实践，为读者奉上一批‘新体验小说’的举措。”深人喧嚣与骚动的社会生活，躬身实践的亲历性，成为了新体验小说创作的基点，可以说没有亲历性就没有新体验小说。在“新体验小说”的这种倡导下，许多作家真正隐姓埋名投人生活，写出了不少颇有影响的“新体验小说”。毕淑敏以晚期肝癌病人的身份住进了北京某临终关怀医院，去体验临终病人的生活和感受，写出了探索死亡的《预约死亡》。袁一强租借了一辆三轮车，他说：“真刀真枪的当了一把‘板爷儿’，实实足足地出了十天臭汗。这才有了我这篇用汗水泡出来的小说《”祥子“的后人》。”王愈奇蹲了近一年的换房站，亲历了换房的过程和了解了换房的内幕，写出了生活气息浓郁的《房主》。王样夫光顾湖北桃花冲，寻访民办小学教师和学生，落实被村支书移花接木的助学款，写出了生动真实的《破译桃花冲》。关仁山在海滩与捞尸老人相处，写出捞尸老人生存的尴尬和心灵的沉浮（《落魂天》）。张洋下舞厅学跳舞，表现老年人的生活与心态（《舞星族》）。母国政去酒馆与酒客们对饮聊天，摹画普通人的生活形态（《在小酒馆里》）。李功达请枯坐街头的木工上门打厨具，描述打工仔的坎坷人生（《枯坐街头》）。齐林庚去殡仪馆观察生活，描写丧葬工的故事和情感（《殡仪馆里的故事》）。如此种种，这种亲历性的追求，正如陈建功在《新体验小说选·序》中所说：“正是在这样相互的启发下，北京作家们进行着并且正在继续进行着‘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实践；他们到街上拉三轮车，到‘临终关怀医院’和濒死者共处，到街头的民工中探访，到儿时生活过的山乡寻旧......”由创作新体验小说的作家们亲历他们过去陌生的生活，他们的足迹遍布都市城镇、农村山乡，舞厅、酒馆，医院、病房，播音室、殡仪馆，法庭、股市，街头、小巷......，给我们展示了多么丰富的现实生活，为我们录写了多么生动的真实人生。
　　母国政认为新体验小说创作应该回避深刻。他说：“对我说来，能写出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形态，我就心满意足。普通人的遭际，他们的欢乐和不幸，特殊时刻心灵的颤栗，都是我愿意关注的。......至于《在小酒馆里》，更是摹画普通人生活形态的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它是真人真事，我只是把两个小酒馆里的人物集中在一起了。这样的东西当然与‘深刻’无缘，但我心安理得，这就够了。”写出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形态，成为新体验小说创作的基本内容，“迅速逼真地反映新时期社会生活的的变幻，表现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感情”。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大多反映变幻的时代中人们的生存状态：有些作品写出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知识者的生存状态：流浪古都文人的人不敷出卖稿为生（古清生《流浪古都》）；怀着作家梦的青年闯荡都市却难以安身（陈银《一样的天空》）；受到发财诱惑的主治医师却在手术台上遭到失败（毕淑敏《预约财富》）。在写出知识者尴尬的生存状态时，透露出作家们对脑体倒挂分配不均的现实的不满。有些作品写出在社会变革中劳力者的生存状态：由于出租车多了以后，古都板爷儿们每况愈下的生活（袁一强《“祥子”的后人》）；由于到海滩游泳的游客增多以后，捞尸老人以捞尸为业的人生（关仁山《落魂天》）；由于经济发展以后，民工们进城打工的坎坷遭际（李功达《枯坐街头》）。在写出劳力者以血汗换钱的生存状态时，表达体验了他们生活的作家们的理解和同情。有些作品写出在社会走向老龄化途中老年人的生存状态：退休老人学步舞场，以充实退休后孤寂的生活（张洋《舞星族》）；离休干部的门庭冷落经济措据，写出世道的冷暖人情的凉薄（刘庆邦《家道》）；退休老人在小酒馆饮酒聊天，发泄对社会现状的牢骚和不满（母国政《小酒馆》）。在写出老人们历经人生沧桑退休后的生存状态时，也含蓄地道出作家们对社会老人问题的思考。有些作品写出在商业大潮的起伏中老板经理们的生存状态：柯子江从手无分文惜机下蛋办合资小厂开始，九年后成为年产突破2亿的企业家（许谋清《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中越自卫反击战场上下来的谭伟德，成了香港颐指气使挥金如土的大富豪（杨屏《战友在香港重逢》）；原来是村团支书的尹思源，当上厂长后却花天酒地嫖妓女找情人最后被押上法庭（王祥夫《审判》）。在写出他们走向富裕之路的同时，也道出了必须注重精神财富追求的思索。新体验小说的创作，以其丰富生动社会生活的展示，以其对普通人生活形态的录写，再现了当代社会真实生动的人生，新体验小说不在意于创作的深刻深速，而关注作品的真实与生动。由于新体验小说创作的亲历性特征，它们的取材具有鲜明的纪实性色彩，无论是小酒馆里酒客们的饮酒晤谈，还是大街上板爷儿们的拉车聊天；无论是医院里病人们走向死亡的过程，还是舞厅里舞客们寻欢作乐的场景，在新体验小说中都以亲历者的视角写来，带着鲜明的纪实性色彩，富于生活的真实性。
　　2．现时性：新体验小说的叙事方式。
　　由于新体验小说强调创作的亲历性，这使他们的创作具有现时性的特征。兴安在谈及新体验小说的艺术表征时认为，新体验小说的“现实性似乎用现时性更为确切，因为它严格限定了作品题材的时间范围，即所写应该为现时态所发生的事物或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新体验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的血缘关系”。这是切中肯镇的。作家们隐姓埋名跻身于他们所体验生活的人们中间，努力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录写他们的生活和故事，瞩目于他们的经历与情感，以平实的笔触真实地记下他所了解他们的生活与人生。现时性，构成了新体验小说独特的叙事方式。
　　新体验小说在关注现时态的芸芸众生生存状态的同时，常常揭示社会现实中的种种具有现时性状态的问题，显示了创作新体验小说作家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的创作中触及了诸多的社会问题：都市人对乡下来的民工的欺凌与歧视（李功达《枯坐街头》），富起来的乡民们却仍然充满着狭隘的宗族意识（许谋清《丰富一座城市的名字》）；乡村干部对乡民的任意捆绑欺凌（刘庆邦《泥沼》），用公款高消费导致人们的走向犯罪（王祥夫《审判》）；为了获取金钱却导致人性的沉沦（关仁山《落魂天》），乡村支书的横行乡里为所欲为（王榨夫《破译桃花冲》）；高干子女的以权谋私仗权盈利（母国政《在小酒馆里》），由于定指标而酿成了人生悲剧（杨屏《战友重逢在香港》）......这些种种具有现时性状态的社会问题，揭示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间滋生的必须引起人们重视的弊病和问题，虽然作家们并未在作品中直指这些问题，但是在作品对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录写的同时，自然而然地表露了作家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现时性作为新体验小说独特的叙事方式，首先表现在他们常常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叙写故事，以第一人称的所见所历叙写作家所亲历的生活，描绘“我”所接触的人和事，有时以作家的化名为作品的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这构成了新体验小说独特的叙事方式，体现了它现时性的特征。王稼夫的《审判》以第一人称王祥夫的视角，以陪审员的身份参加了对尹思源案件的审判，叙写尹思源的犯罪过程。母国政的《在小酒馆里》以第一人称穆同志的化名，在小酒馆里与酒客们饮酒聊天，录下在小酒馆的所见所闻。李功达的《枯坐街头》以第一人称“我”的身份，雇佣枯坐街头的木匠严志勤，从他的嘴中掏出民工的悲哀故事。袁一强的《“祥子”的后人》用严以祥的化名，叙写自己拉三轮车的生活体验和板爷儿们的人生故事。徐小斌的《缅甸玉》用参加临沧笔会后去中缅边境小镇看玉的作家“我”的见闻，写出发生在中缅边境怄族女儿和缅甸玉石商人之间恩恩怨怨的故事。刘庆邦的《家道》以回乡探望卧病岳父的第一人称“我”的角度，描写岳父在位和下台后退异的生存状态。王祥夫的《破译桃花冲》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叙写去大别山桃花冲将被村支书私下挪动的助学金，又恢复给原来确定的8个救助对象的经过。齐庚林的《殡仪馆里的故事》以第一人称“我”的角度，叙述发生在殡仪馆丧葬工中间的故事。这种第一人称叙事方式，读来令人感到真实而亲切，读者如跟随着作家一起去观察感受各种生活和人生。有人指出：“细细品读这些作品时，我发现另一个引人注意的因素是：‘新体验小说’过多地强调了叙述者‘我’的因素。这个叙述者与传统小说中的‘我’是不尽相同的，它更多地带有作者自身的东西。有时读者甚至会把‘我’与作家自身叠合在一起。”这种把作品中的叙事者“我”与作家自身叠合在一起的理解，与新体验小说的亲历性相关。虽然许谋清的《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丰富一座城市的名字》以许谋清和“我‘作为叙事者，刘湘的《黑凤冠》用第三人称”连枢“视角叙事，储福金的《放松》以作家方周益第三人称叙述故事，徐坤的《从此越来越明亮》用姓徐的作家的第三人称视角描述故事，但读者仍然会将这些叙事者与作家本人联系起来，把这些作品中的叙事者称为准第一人称叙事大概也是合情合理的。
　　由于新体验小说强调创作的亲历性，因此作家们常常以亲历者的亲历过程，构成作品顺时序的叙事结构。他们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跌宕，而重视亲历过程的真实生动，不追求作品结构的精巧严谨，而看重作品构架的自然流畅。陈建功谈及新体验小说的特点时说：“因此和新体验小说共同进行的，是叙事者走出’沙龙‘的’亲历‘，当然，到了小说里，这’亲历‘就成为小说的主要动作线索。也就是说，叙事者将和被描述者一起成为作品的主人公，叙事者亲历线索，动作线索将是小说的重要线索之一。”王梓夫的《破译桃花冲》以亲历者“我”去桃花冲的亲历过程构成作品顺时序的叙事结构。小说先写“我”未进桃花冲遇到原大学同学现任区长司徒秋雨，他为处理一桩镇党支部书记嫖妓案而怒气横生。再写司徒秋雨陪“我”去桃花冲路遇受“我”资助读书却又失学的女孩方固固，插叙“我”来桃花冲的原因--“我们救助的8个孩子，6个失了学。原因是党支部书记冯土地偷猎换狗，把我们的救助款重新分配给了别的孩子。这些孩子大多是冯土地的亲枝近脉，或者是给他送礼的马屁精”。接着写进村遇见一个补栽玉米的老汉，问及村小学的事他一问三不知。“我”与司徒来到桃花冲小学，得知冯支书辞退了胡老师却聘用了他的白字连篇的毛脚女婿田大山。我们找到胡老师，他正想离开桃花冲出外打工。我们找到冯土地，司徒区长按“我”的要求处理了事情，司徒另给桃花冲6个“希望工程”指标、并将田大山送进县师范学校进修两年。小说以“我”去桃花冲的亲历顺时序的叙事结构，形成该作品自然流畅的结构，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为非作歹、司徒区长的为官之道，作了深刻而生动的揭示。许谋清的《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以许谋清回乡求证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问题的过程，形成作品的顺时序叙事结构。刘庆邦的《家道》用“我”回乡探望卧病的岳父的经历，交代岳父一家衰败的经过。王梓夫的《审判》以“我”参加对罪犯审判过程顺时序的录写，构成小说的叙事结构。关仁山的《落魂天》用“我”与措尸老人的交往经历，叙写捞尸老人的生活和人生。这些新体验小说，大多有着一个主要事件，作品往往以一条比较明晰的亲历顺时序的叙事结构展开叙事，而另一些作品常常却没有一个主要的事件，虽然作家也常常以第一人称的顺时序方式展开叙事，但是作品大多呈现出把空间的转换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作品的情节也常常带着片断性的色彩：如袁一强的《“祥子”的后人》以先后的三次载客。与板爷儿们的几次聊天形成作品的主要内容；毕淑敏的《预约死亡》以不同的人物面对死亡的态度构成内容，“只有一些故事的片断像浮冰漂动着。除了贯穿始终的’我‘”。母国政的《在小酒馆里》以“我”与酒客们在小酒馆里的几次饮酒聊天，形成作品的主要内容。王愈奇的《房主》用“我”在换房站换房的几次经历，叙写发生在“房虫”和换房人之间的故事。这些几乎无故事的人生，在作家们第一人称的顺时序的叙写中，显得生动而真切、丰富而传神，充满了生活的情趣。
　　3．体验性：新体验小说的情感内涵。
　　新体验小说创作与传统的小说创作不同，它除了强调创作取材的亲历性以外，还注重作家叙写其独特的生活体验，可以说正是这种体验性构成了新体验小说的情感内涵。现代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将艺术创作的体验置于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说：“体验概念对确定艺术的立足点来说，就成了决定性的东西，由此，艺术作品就被理解为生命之完美的象征性再现，每一种体验似乎正走向这种再现，因此艺术作品本身就被表明为审美经历的对象，这便得出了一个美学结论：所谓的体验艺术是真正的艺术。”虽然伽达默尔过于看重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体验，但是体验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作用确实是不能低估的。许谋清谈到新体验小说创作时说：“我的新体验小说，重点写我，面对客体把我立体化，也就是解剖面对客体的我，把我的体验毫不掩饰地告诉读者。”这种把自己对新的生活的体验毫不掩饰地告诉读者，使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具有真挚平实的情感内涵。创作新体验小说的作家大多选取自己相对比较陌生的生活领域，作深人的生活体验，这种亲历性的生活体验带着十分新鲜的感受和色彩，作家们不再以传统的启蒙者或代言人的俯视视角观照生活，而是以平视的眼光观察生活，在录写其所亲历的生活与人生时，突出地叙写自己对这些生活与人生的独特体验，这构成了新体验小说的情感内涵。袁一强在谈到他的《“祥子”的后人》时，他以《体验板爷儿的酸甜苦辣》为题诉说了他的生活体验：“’打的烧的是汽油，我们烧的是人血！‘我从心里喜欢我的同行们常用来反击的这句话，并从亲身的体验中深深感受到了其中的内涵，体验中的苦、辣、酸、甜就像令人回味无穷的怪味豆，让你忘不掉它。”“如谈感受，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体验不体验不一样。”《“祥子”的后人》在叙写了板爷儿们的人生时，在勾勒了板爷儿老苏头、龙井鱼、大鼻子的影时，在生动地刻画了坦诚老练的板爷儿大组长郭长林、憨热情的板爷儿时永和的形象时，突出的描述了体验生活的严以祥先后拉两个北京妞、一对老外、一个嘴损的瘦子的的经历和感受，那种暑热中大汗淋漓踩三轮的体验，那种没有向老外要高价被同伴奚落为“大屎”的感觉，那种被嘴损的乘客“当马赶了一回”的窝事囊感受，在作家的笔下都一一真实地描出。季红真在谈到新体验小说时认为：“’新体验小说‘在实际上理解就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体验，成为了新体验小说创作的主要内涵之一。
　　关仁山在说到他的新体验小说《落魂天》时，以《生存体验》为题表述了他的独特体验。他说：“由所谓 ’亲历‘引发的作者的主观介入和叙事方式的随意性，恰恰适宜这个素材，使我更有力地进入了一种真实的氛围。”“亲历会带来诸多新的体验，也会锻炼一双新眼睛。”读《落魂天》里，叙事都“我”的体验与感受成为作品情感表达的主要部分。作品将“一张旧网。一只鹞鹰。一位老人。一汪死海”的生活情景写得如此惊心动魄。王宝顺老汉原先并不是个好渔民，一次他偶然在海滩打捞了一具死尸，冒着生命危险展示了他们“海上争夺尸体的丑态”。虽然他捞起了草上庄贫寒农民的死尸并没要钱，却通过这关系想让海滨浴场的庞主任不用减少了游客死亡的车轮胎，而用死亡率甚高的气垫子，以扩大他的生意。小说通过捞尸老人王宝顺生活的描写，突出了八十年代扩大他的生意。小说通过捞尸老人王宝顺生活的描写，突出了八十年代末期旅游业开发中，人们观念的变化和人性的异化。在生动地叙写王宝顺的人生故事时，作家细细地道出他的深刻体验：那种想见到老顺子捞起死尸的好奇与恐慌，那种探询老顺子心路历程的惊奇与不安，那种身居老顺子破旧泥铺子时的肮脏与窒息，那种听到老顺子在海中与人银抢尸体时的感慨与深思，都为作家生动地写出。因此，作家说：“当我乘身目睹了捞尸老人的生活，我发现，人在物欲面前有时是何等的脆弱。
　　捞尸老人的生存尴尬，他心灵轨迹的沉浮，恰恰印证了我对当代人生存状态的深层次的理解。”“捞尸老人和缠绕他周围的人际关系，使我惊回当代人灵魂的沉落。’意这种对生活的体验和思考，成为作品中复杂用感的主要内涵。新体验小说由于它的这种强调亲历的取材特点，由于它的这种注重对作家体验的描述，因此新体验小说往往不注重故事，常常只是在对
　　一些人生片断、生活场景的描述中，突出自己体验的真实与真切。因此，陈建功说：“每一位体验者将会发现，他们的亲历更多的将不是有因有果的故事，而是生活氛围的展开，其它人生场面的插人，主观感受的强化......因此，‘新体验小说’的前景将是亲历中的客观与主观的有机结合，有因有果有因无果无固有果无因无果百态层出妙趣横生的故事和非故事。”毕淑敏的《预约死亡》以作家在临终关怀医院里对死亡的体验构成作品的主要内容，在对濒临死亡人们的生活和情感的感受中，写出作家对死亡的体验和感悟。毕淑敏在谈到该作时说：“在这篇名为《预约死亡》的小说里，没有通常的故事和人，只有一些故事的片断像浮冰
　　漂动着。除了贯穿始终的那个‘我’，基本上是我的思维脉络，其它为虚拟。”圆这种注重作家对生活体验的描写，甚至忽略人物，忽略故事，成为新体验小说主要特征之一。同样，储福金的《放松》几乎没有完整的故事，有的只是主人公方周益回县城在朋友招待下上酒馆、下舞厅、洗桑纳、寻按摩的体验。母国政的《在小酒馆里》似乎无意于故事的叙写，注意的则是小酒馆里酒客们的饮酒聊天，以及作家对小酒馆里的生活的体验。无论是张洋的《舞星族》叙写退休老人学跳舞的体验，还是王愈奇的《房主》叙述主人公对换房过程的感受；无论是陈锡的《一样的天空》讲述闯荡京城者寻找住房的体验，还是许谋清的《丰富一座城市的名字》叙写归乡者在家乡遇事的感受，新体检小说的创作大多将叙事者对生活的体验置于下分重要的地位，体验性构成了新体验小说的情感内涵。这正如作家赵大年所说的：“新体验小说是作家全身心的地投入，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也写进去，区别于那种冷漠的、纯客观的、不动声色的描写。”
　　4．平易性：新体验小说的审美风范。
　　新体验小说的介导与创作，使许多不同追求各异的作家们聚集在一起，虽然，他们的创作五花八门色彩斑斓：许谋清以求证问题的视角叙写作品，纪实中夹议流露出思辩色彩；毕淑敏用体验人生的角度司生命，民惊心动魄的体验里蕴涵着哲理意味。袁一强以大汗淋漓的体验感受生活,用极富京味的色彩的语言展示了人生；徐小斌用诗意盎然的笔调叙写故事，在神奇迷离的的异域风光中讲述少数民族的奇特故事；刘庆邦以质朴平实的笔触录写人生，在带着些许伤感悲凉的语调里叙写家道的中落；王梓夫用反讽意味的构思描写人生，在故事的叙述与尾声的悖反透露对社会弊病的不满；古清生以抒情的笔调叙写生活，在哀婉无奈的口吻中写出流浪文人的漂泊无依......但是，新体验小说作家们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共同的审美风范--平易性。
　　《北京文学》倡导新体验小说，呈现出十分鲜明的平民色彩。体验民间的生活、描述老百姓的人生，这使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在取材方面就显示出平易性的特点，描写世俗的生活表现世俗的人生。在描写些世俗的题材时，作家们的情感又主动靠拢世俗同情民间，使新体验小说创作呈现出平易性的特点。在新体验小说中，展示的多为社会下层平民的生活：板爷儿的辛苦流汗、卖文人的流浪古都，丧葬工的丧葬生涯、临死者的预约死亡，酒客们的饮酒聊天、换房者的艰难换房，退休的舞场学步、打工他的枯坐街头，个体鞋匠的修鞋手艺、失学孩童的希望工程；退休干部的家道中落，痴呆老人的精神变态......，林林总总都是平平常常普通人的生活，纷纷纭纭者是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事件，呈现出新体验小说的平易性特征。
　　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大多是讲述作家们的亲历亲闻，作家们大多以如诉家常般的叙事语调叙写作品，显示出新体验小说平易审美特征：自然平和中叙说其接触的人生故事，大多没有剑拨弩张式的骇人听闻；絮絮而谈里叙说其接触的人生故事，大多没有九曲回廊式的跌宕曲折。刘庆邦的《泥沼》叙写“我”回乡遇到堂弟要“我”为他介绍工作，他由于没有交清公粮遭到村干部撬门抄家的威胁。小说开篇却以十分平易的语言写来：“在雨过地皮干的城里，我时常怀念老家的阴雨天气。；因老家赶上雨天，我却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慌。”散文化的语言亲切自然，溢出浓浓的乡情乡思。齐庚林的《殡仪馆的故事》描写殡仪馆里的丧葬工的人生故事。作品开篇却用非常真切的感受来写：“我是在初夏的一个中午来到殡仪馆的。那一刻骄阳似火、热浪炙人。然而，当我一走进这块天国领地，顿感暑热全消，一种从未领略过的阴冷之气透衣而入，直袭心脏。”亲历性的语言细腻真切，透露出踏进殡仪馆时不寒而粟的感觉。阅读新体验小说，就像听朋辈说家长里短，有如闻友人谈人生故事，平平实实、自自然然，透出一种小民百姓的平易之气。
　　赵大年在谈及新体验小说时说：“这种小说注重语言的生活化、口语化，平易近人，与纪实性的内容揩调，相辅相成。”这道出了新体验小说创作在语言方面的特点，生活化、口语化的语言显示了新体验小说的平易性。
　　古清生的《流浪京都》里描写主人公古清生第一次在图书市场摆摊叫卖书稿：
　　卖书稿嘞......最新长篇小说......现代意识加人生体验......流浪者的寓言......文人的堕落。或许是情急之下，或许是久不见有人问价，我那一直堵在喉咙管的吆喝声终于喷发出来。我感到我是在发出雷霆一般的声音。然而，这声音一出来，便被京都冬天里小小的北风轻轻地拂去。太小了，像蚊子般的嚎叫。但毕竟，我吆喝出来了，为了不使找到的勇气再度失骈，我赶紧接连着吆喝。
　　生活化的叙事语言，融入了真切的人生体验和感受。将走投无路的落魄文人第一次摆摊卖文稿表面的大义凛然、内心的羞怯无奈生动地描写了出来。
　　王梓夫的《破译桃花冲》里描写区长司徒对村支书委曲求全后对“我” 解释说：
　　你听我跟你细说。我知道，什么官最难当吗？过去总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错了，一个外来的和尚，你就是再会念经，人际关系处理不好，也没有人听你的。一个道场做不下来，就得让人家把你赶走。你想啊，一个地方，人家祖祖辈辈在这儿经营，凭什么让一个外来人统治啊？在我之前的几任区长，都是这么灰溜溜地让人家挤兑走的。......
　　口语化的通俗解释，托出了真实的人生感情和总结，把在官场上颠簸十年的一方霸主区长司徒的老练世俗而又不乏狡黠个性写得十分生动传神。
　　在新体验小说中，袁一强的《“祥子”的后人》以具有浓郁的京味语言写来，板爷儿们的语言都十分口语化，敦厚中充满机智、平和里带着幽默，把板爷儿们的生活和性格十分逼真地勾画出来。王愈奇的《房主》用平实生动的语言讲述，房虫们的语言都非常生活化，风趣中蕴涵尖刻、诙谐里夹着嘲讽，将房虫们的勾心斗角损人利已的心态都剖露了出来。新体验小说以它的描写世俗的题材、如诉家常般的叙事语调、生活化口语化的语言，体现出新体验小说创作平易性的审美风范。
　　5．得与失：新体验小说的历史审视。
　　新体验小说在中国90年代文坛的出现，具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新体验小说创作倡导的新历性，是与90年代的文坛现实切切相关，寻根文学的关注历史而忽视现实，先锋文学的关注形式而忽视内容，他们的创作大多与社会现实疏离，他们的作品大多和现实生活脱节，新体验小说倡导的亲历性，要求作家们“深入社会各个层面，躬身实践，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深切的体验，以‘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形式，迅速逼真地反映新时期社会生活变幻，表现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感情”。新体验小说亲历性的倡导，使作家们克服了创作只是文学作品中吮吸营养而与现实生活脱节的现象，作家们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不仅使创作展现了生活的丰富绚烂，而且使创作回归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展示了现实主义强大的生命力。新体验小说的现时性特点，表现出作家们对发展与变动中的社会老龄化的问题，还是农村的希望工程的实施；无论是公款高消费的问题，还是知识分子的落魄处境；无论是官场的腐败堕落，还是商场的勾心斗角；无论是富起来人们的精神贫困，还是追求金钱中人性的异化，都在新体验小说中得到了迅速及时的反映，体现出作家们积极参与现实迅速反映现实的精神。新体验小说的体验性特征，将作家的感受和体验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叙写作家面对生活的真切体验，表达作家感受到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这使他们的创作与文坛提倡冷漠的、不动声色的创作方法迥异，作家创作不是以所谓的“感情的零度”叙写作品，而是把自己全身心的投入进去，将自己的情感体验与作品中的人物事件融为一体，在作品中可以见出作家的真性情。九十年代有些创作常常故意加大创作的陌生化力度，在玩弄技巧中产生了脱离民众的贵族化倾向，新体验小说的平易性特征，克服了这种倾向，缩短了创作与读者的距离，在充满生活情趣的描写中呈现出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新体验小说的创作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新体验小说创作在注重创作的亲历性时，强调纪实写实而拒绝虚构，常常以纪实性的笔触录写生活，将生活中的创作原料不加修饰地放进作品，忽略了小说虚构特性的魅力。许谋清谈及自己的作品时说：“小说是虚构的，就像雕塑一样，必得将泥块捣碎，和成泥，再重新摆出形象。我却违背了这种约定俗成的小说规则，把大量的生活原始块揉到小说里边来。”许谋清的《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丰富一座城市的名字》都带着鲜明的纪实色彩，写得松散而琐碎，繁杂而冗长，近似于报告文学，而缺少作为小说的艺术魅力。新体验小说创作在提出现时性时，常常以顺时序的方式结构作品，缺少对小说结构的精心营构和安排。在注重作家的体验时，常常显示对陌生生活亲历中的表层感受，而忽略更深一层的体验，有时则是速写式生活过程的叙写，而忽略对所体验生活的深入思考和开掘。如陈建功的《半日跟踪》，作为新体验小说的打头阵作品，似乎有急就章的色彩。作品描写陈建功化了半天跟踪一个自认为“周克芹第二”的精神病患者，从茶摊到公安局门口、到崇文门、到编辑部、到北京站，这种乏味的跟踪的描写，只是浅层次的体验，读来索然无味。毕淑敏认为：“新体验小说光有体验我认为是不够的，或者说这体验里不仅包括了感觉的真谛，更需涵盖思想的真谛。”这道出了体验以外必须有所思考有所开掘，不然单有体验而没有思想，浅尝辄止味同嚼蜡。毕淑敏《预约死亡》的成功，正是她在体验中对生活的深入思考和开掘所致。
　　新体验小说创作虽然林林总总良莠不齐，其中有着不少成功之作，它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坛出现的成就和意义不容否定，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应该留下其闪光的一页。
　　
　　　　　　　　　　 第三节　新市民小说
　　导学：本章必须掌握
1、 新市民小说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征。
2、 新市民小说的主要作家作品。
　　一、概述
　　中国白话小说是由于中国都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壮大而诞生的，它直接脱胎于宋元时代在 瓦舍勾栏里生长起来的“说话艺术”，市民是中国白话小说的主要读者，而都市的不断繁荣和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又促进了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因此，从某种角度说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白话小说大多可看作为市民小说。步入二十世纪以后，乡土文学的繁盛成为一种十分突出的文学现象，相比较而言中国二十世纪市民文学的创作就显得十分薄弱，但其过于浓烈的趣味性、消遣性受得新文学阵营的强烈反对和批判。三十年代被称为“海派文学”的创作可视为具有现代意识的市民文学，但在“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中，左翼作家们表示了对“海派文学”的不满。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建国初三十年小说创作的历史中，革命历史题材、农村变革题材，工业题材的小说创作十分繁荣，而市民文学的创作相当薄弱。进入新时期以后，在小说创作的领域里，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知青小说、风俗小说，寻根小说等等创作中，依然把关注乡村关注农民的题材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而相对地忽略了都市文学的创作忽视了市民文学的创作。虽然王安忆、俞天白、程乃姗、沈善增、王晓玉等人的创作一定程度地写出了都市上海的历史嬗变和现状，但仍未形成现代市民文学创作的气候。
　　1994年底，《上海文学》和《佛山文艺》刊出了“‘新市民小说联展’征文暨评奖启事”。启事中说：“城市正在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人文景观。一个新有有别于计划体制时代的市民阶层随之悄然崛起，并且开始扮演城市的主要角色。在世俗化的改革奔小康的利益角逐之中，个人的生命力空前勃动，然而它又是极其原本与粗始化的。城市的发展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生长点之一，它最终将会给古老的中华文明带来什么，现在尚难完全把握，但是它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不容回避的人文命题，处于城市社会生活的现实背景之下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期刊，也必将对这一命题加以自己的演绎和阐释。”启事宣告将从1995年起发起和举办“新市民小说”的旗号，刊载了新市民小说作品。中国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文学刊物引导和呼唤着文学创作文学潮流，成为九十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而《上海文学》和《佛山文艺》则担当起倡导新市民小说创作的历史重任。
　　二十世纪末的中国都市以一种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步伐与面貌奔向现代化，二十世纪末的都市市民以一种忙忙碌碌执著顽强的姿态与精神创造着新世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都市社会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风貌，都市市民在改变着现代都市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其自身。在市场经济商品社会日益发达的都市社会中，外国的企业家、商人的纷纷抢滩于都市，乡村与小城镇的人们不断地涌入都市，不仅市民阶层的队伍发生了变化，而且市民的生活状态、价值观念等都有了改变，这种变化与改变也使以现代都市市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在被称为新市民小说的作品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新市民小说创作中有着其独特的主题意蕴。
　　二、新市民小说基本内容和艺术特征
　　1．手上的星光：市民社会的奋斗与挣扎。
　　邱华栋的小说《手上的星光》，以作家乔可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叙写故事，以从外地到都市闯荡的新市民们的坎坷人生经历，凸现出他们在市民社会里的奋斗与挣扎，展现了一个充满着肉欲和悲哀的都市，一个充满着欲望与搏斗的战场，也展示了新市民们不同的人生态度和追求。小说中以来到都市奋斗的女歌手林薇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动作，写出了这些新市民的追求与企望。就此说中描写林薇在她的生日Party结束后，乔可与林薇送完客人：
　　我们都在黑暗之中站着，头顶是无比灿烂的星空。许久，我听见林薇叹了口气，她把一双手伸出去。
　　“在干什么？”
　　“手上的星光。你看，我手上的星光在跳跃。”她说。
　　作家经此场景象征性地道出林薇在都市社会中奋斗挣扎、努力去获得成功和出人头地的企图，这就像欲捕捉住手上的星光一样。手上的星光实难捕捉转瞬即逝，成功的光辉也昙花一现徒劳一场。林薇以其肉体开道成为了“大众情人”，她从一个酒吧歌女流浪歌手发展成为电视剧明星和出版了“城市民谣”专辑的歌星，而这位被人称为“小脏孩”的林薇，在得罪了音乐经纪人输了一场官司后，终于被迫离开了这座城市，去香港和东南亚谋生了。小说通过林薇在市民社会中的奋斗和挣扎，写出了都市新市民坎坷而难言的遭遇和经历，她只不过是“在路上流浪的一只猫”。她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上，正如音乐经纪人说的“这座城市让她成名，同样也可以让她滚蛋”，漂亮精明的林薇终于被都市抛弃了。
　　邱华栎将这些进入现代都市新市民的人生视为是一场赌博。小说开篇以乔可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故事时，叙述“我”与朋友杨哭从东部一座小城市来到北京，“打算在这里碰碰运气，我们都很年轻，因此自认为赌得起”。小说以作家乔可的视角来乔写新市民的人生和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思考。小说用乔可的心理描述对这个都市的如此感受：“......我确信我这一刻听到了这座轮盘一样的城市吱吱转动的声音，这种声音在呼唤着人们下注。城市在大地上旋转着，把机会和成功顺便抛给一些幸运的人。城市同时也是一个磨盘，把那些失败的人的梦想一点点碾得粉碎。”城市中人们的奋斗与挣扎都是一种赌博，成功与失败都成为在转瞬之间轻而易举的事。人们都在一场场感情游戏欲望游戏中周旋，在作着一场场的赌博。落魄的画家廖静茹在与杨哭的情感游戏中，走出了困境，后又与国际画廊总经理柳先生的情感游戏中走出了国门，最后她嫁给了一个美国的纽约派诗人，去美国发展了。作品尾声中的主人公乔可参加了一个化妆舞会，他是这样看待这个都市的：“......这是一个假面的海洋，每个人的真实面孔都消失在假面之后了。我几乎一看不见一个人的脸。也许这就是城市的象征，充满了假面人和在假面后面转动的眼睛。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型的假面舞会，在这里，一切的游戏规则被重新规定，你必须学会假笑、哭泣、热爱短暂的事物、追赶时髦。你必须以冷漠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因为这里的一切都转瞬即逝，再也没有了永恒和停止不动的事物。......”在都市市民社会的奋斗与挣扎中，表面的热情中蕴涵着实质的冷漠，虚假的热诚中隐含着私利的追逐，都市给现代的市民们提供了一个表演的大舞台，演出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
　　倘若说邱华栋《手上的星光》中的林薇、廖静茹是以她们的情感与肉体为资本参加都市的人生赌博的话，那么凡一平《女人漂亮 男人聪明》中的宋扬则在一场金钱的豪赌中，获得了一宗五百万元的生意。宋扬原先当过警察，后辞职开了“南天广告公司”，招聘了过彤彤和高柳飞两个女职员，“一个怀着无法触及的理想的纯洁姑娘，和一名情愿毁灭于现产的风尘女子”。当宋扬从晚报记者、公司的暗中作者韦佐处了解到半球集团有一笔五百万元的广告生意尚未落实后，就请求好友高干之子马禾邀请半球集团公司总经理黄猛一起吃饭。酒足饭饱的黄猛离席时带走了高柳飞，第三高柳飞脸色苍白泪痕满面地回来，这笔生意仍然无望，黄猛提出要以一场五万元起赌的豪赌决定这笔生意。宋扬将公司帐户上的七万元全部取出，又带上高柳飞以前卖身积攒的五万元存折。在惊心动魄的赌台上宋扬输得一败涂地，最后连价值十五万元的公寓都输了。小说的结尾出人意料柳暗花明，黄猛说：“敢和我一赌输赢并且倾家荡产而在所不惜的人，这座城市你是第一个。你虽然输了，但是我认为你了不起。......但现在输赢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我相信你是干大事业的人。其实五百万元广告经费的策划和支配权，除了你，再也找不到能操纵它的人选。我选定你了。”小说中在“南天广告公司”成立的酒宴上，宋扬的欢迎词中坦现了他的处境和向往，他坦诚地说：“这个做梦都想富贵的人，但是他每天都被发财和其他的欲火燃烧着，因而欲火烧掉了他的警服，也毁掉了他的事业和爱情。现在，可以说他无牵无挂地另谋前程，同时把贫寒和凄凉置诸脑后。”在现代都市的人生中充满了机遇，也隐藏着危机，生活或许就是一场赌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有希望也会失望，现代都市的市民社会中就充满了希望中的奋斗、失望中的挣扎。
　　胡丹娃的《假面女人》以周小鱼第一人称的视角叙写一个都市女人的发迹史。戴依然的父亲原来是中医，她在医院当护士，后辞职去了日本。回国后摇身一变换了个日本名字千惠子中医美容院，成了精明吝啬的女老板。她在事业上蒸蒸日上，开了许多千惠子美容分店，报纸上关于她的报道越来越多，社会上关于她的传说也多，“说她在日本广岛已经有了几百万的资产；说她准备在国内投资开办亚洲最大的美容中心；说她打算盖一大片美容普及学校”。然而，这位全力追逐成绩与金钱的女性，却已经成了一个“假面女人”，她甚至不认小时候的挚友周小鱼。她为了挤兑西式美容院私下去查人家的税款，并检举人家，还写匿名信恐吓竞争对手。小说在写出市民社会中的奋斗与挣扎时，也针砭了在成功背后的庳劣与失落：重金钱而轻情谊，重利而轻义，戴着假面，损人利已，表达出作家对过去“那种互相依存、互相照应、互相庇护的朴素的生存方式”的留恋。
　　在新市民小说创作中，虽然作家们所选择的生活面不尽相同，但描写现代市民在都市社会中的奋斗与挣扎，成为新市民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何顿《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中的主人公张军的情场失意后，进了一家专门办理拆迁业务的公司工作，仍然保持着善良之心的他，即不习惯公司尔虞我诈软硬兼施地让人们拆迁，他终于自动离开了这家公司。孙建成《背运》中的下岗女工，丈夫因挪用公款被判了七年徒刑，下岗后的她努力挣扎，先去站柜台卖羊毛衫，因老板对她有非分之想而辞职。后去一家乡办企业统态化学清洗公司，清洗油桶计件获酬，却死于因以火烧油桶引起的爆炸事故。倘若说这些作品写出了都市人在奋斗与挣扎中的不幸命运的话，那么，邱华栋的一些作品则努力深入地写出都市人在奋斗与挣扎中的精神状态。邱华栋《城市狂奔》中的“我”“怀揣着野心与梦想来到城市”，先推销电脑，后做书商，他赚到了钱，拥有了钱，开始蔑视钱乱花钱，他将城市视为自己的对手去奋斗与挣扎。小说中的自由人体艺术家钟星，献身于艺术，将自己浑身涂成青铜色，摆成罗丹、米开朗琪罗创作的雕塑模样静立在街头、广场、饭店门口，他最终未能都市所接受，精神崩溃被送进病院。邱华栋《钟表世界》以主人公电台节目主持人柳待的梦境，描写人物被现代都市所压抑的心，以钟表人象征现代都市将人“无休止地推向茫茫前方与死亡”，刻画了日趋麻木无聊压抑的都市人。这种对都市人精神状态深入地勾勒与描写，使邱华栋的小说读来更具有深刻的意蕴。
　　新市民小说涉及较广的生活面：孙《今日行情》中的留守男士老下，辞去机关科长之职，应聘当乡镇企业的推销员，他为了夫妻早日团圆，借款去炒股却被套住。郑彦英《安娇》中的女主人公安娇，被香港房地产公司老板抛弃后，发奋努力苦心经营，终于在海口的房地产生意中复了仇。何顿《我不想事》中刑满释放的大毛开摩托维修铺，复员回家的罗雄买辆中巴跑车公交，刑满释放的柚子为老板当保镖，大毛与柚子的妹妹桔子相好，罗雄和理发店张妹结婚，柚子钟情于老板的情妇云妹。新市民小说创作以都市社会中各色人等生活生动真切的描写，展示了都市社会的奋斗与挣扎。
　　2．爱又如何：市民社会的性爱与欲望。
　　性与欲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文学是人学，有人就有性与欲。新市民小说的创作中，描写市民社会的性爱与欲望成为其中的主要部分。中国都市社会在从计划经济转人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都市人的生活与观念也都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性爱与欲望也带有了新的意味和色彩。
　　被称为九十年代新市民小说开拓者的张欣，她的小说《爱又如何》就深刻地揭示了在社会转型中都市人心理的变化，以及对爱的新的观照与思索。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可馨原是一个文静清高的女子，她在出版局工作，因偶然撞见杨副处长与外号“大亚湾”的风流女子在办公室偷情，在出版局搞聘任制时为杨处长排挤，可馨愤而辞职。与可馨自小青梅竹马的洛兵邀可馨去贸促会工作，她的丈夫沈伟却醋意大发。当可馨知晓洛兵暗恋着她时，她拒绝了洛兵介绍的工作。她去了杂志妆编务，又写文章赚些稿费。在可馨家当过保姆的菊花的出现，使可馨的观念有所改变。已经成为书商的菊花今非昔比，身携巨款出入高档酒楼，她托可馨为其弄书号、找书稿。沈伟的父母住处拆迁，沈伟之父又因中风住到了可馨处，可馨夫妇忙碌异常经济窘困。可馨与菊花去找书稿时，却看见沈伟的摩托车带人挣钱。小说通过主人公可馨辞职后生活的变化与艰难，揭示了她人生态度、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其对爱的新的认识。“走进市场社会风雨中去的可馨当然已经把以往对于‘爱’的玫瑰式幻想撞成无数碎片，她在这些碎片底下，看到的是赤裸裸的情欲、利害、利用、金钱的冷光。”小说在对爱宛刻画中，更可见出“爱又如何”的主题。爱宛自小受到后母的虐待，她寄居于可馨家。后爱宛成了东方红商场的总经理，商界的一颗新星。她与一糖烟酒批发公司的供销员相好，供销员后来成了烟商发了财，他想解除了与爱宛的婚约，就以替爱宛承包东方红商场作风险担保为条件。婚约解除后，爱宛却仍然与他来往。爱宛还养着一个表面上潇洒倜傥的诗人肖拜伦，为他的气质所折服，肖拜伦却拿爱宛的钱在外租房子和许多女人同居。在爱宛的身上，性爱仅仅成为了欲望，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利用与需要，成为了可以用金钱交换的商品。
　　在新市民小说创作中，“爱又如何”成为一种十分突出的现象。在现代都市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在人们对物欲的疯狂追求中，爱情似乎已经成为了多余。在新市民小说里，在现代都市人男女之间的爱情生活中，要么演绎成一幕幕爱情的游戏，要么坦现出赤裸裸的欲望的满足，要么呈现出情爱的失落，现代都市的重塑自己形象的同时，也在重塑着现代都市人。
　　邱华栋的《环境戏剧人》演绎了一场悲哀的爱情游戏。小说以主义公环境戏剧论者胡克寻找他的情人龙天米的过程，叙写现代都市对人的改变与毁坏，也写出了主人公龙天米可悲的爱情游戏。胡克与龙天米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同学，他俩在同演莫里哀的喜剧时成了情人。毕业后他俩一起演环境戏剧，龙天米却无缘无故地离开了胡克。胡克四处奔走寻找龙天米，找到了与龙天米来往密切的四个男人：画家何哲伦，第一个把龙天米变成女人的男人；记者段郎，龙天米对他说怀了他的孩子；现代美术平面设计师韩良英，曾经给龙天米设计过电影海报；花花公子万欧，可能使龙天米怀孕的大富豪。小说中的龙天米自己也在寻找，寻找一个可能使她怀孕的男人。男女之间的这种交往对龙天米来说，就像她演戏一样。她与许多男子交往，却不知道肚子里所怀的孩子是谁的。只有当她意识到孩子对她最重要的时，她才认真地寻觅孩子的父亲，然而却没有人承担作为父亲的责任，她只能绝望地自尽了。小说中胡克在他艰难的寻觅后，似乎对龙天米更加不了解了。他说：“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城市摧毁了她多少美好的东西，从而使她像一朵云一样从一个男人那里飘向另一个男人，而她又从中获得了什么？她是在和男人周旋吗？她是在向人们复仇吗？她被城市改变了多少？......我对人性产生了深深的失望，对爱情已经绝望，对城市充满了复杂的感情。”在龙天米那儿，人生就似演戏，爱情只是游戏。小说中以胡克对理想之地“爱达荷”的向往，写出主人公对彻底改变与毁坏人的都市有发厌倦与失望。
　　唐颖的《红颜》以上海淮路个的亚尔培美容店为背景，通过对美容师周国华与顾客关系的叙写，揭示了现代都市人的爱情游戏。美容高手周国华爱到这个城市众多的最漂亮最摩登女人的宠爱，他与青梅竹马的情人、有夫之妇凯西来往往三年，而欧洲女领事安维亚也正努力追求他。他办好了护照准备与女领事出国，却又与女顾客爱妮调情。当他患肝癌住院时，他的病房里美女如云出出入入，鲜花摆满了一房间。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爱妮，丈夫比她大十岁相貌平平，但有住房有海外关系。她将美容师周国华看作最神气的男人，办生日宴会特意请了周国华，他俩相拥而舞情话绵绵。对爱妮一往情深的许铮从美国回来，要爱妮与他结婚被拒绝了。小说在写出现代都市人情感的矛盾与纠葛时，也提示出他们对待男女之间关系的随意与实利，演绎出一幕幕爱情游戏。陈丹燕的《女友间》以发生在一对女友间的故事，展示出都市人的人生态度和心理心态。在医院当护士的安安和小敏是同毕业于护士学校的挚友，安安与一住院病人小陈相恋结婚，后来他们从近郊搬进市里的新居。小敏在安安随医疗队赴灾区时帮助安安布置新房，她却与小陈同床共枕，后来他俩常常偷偷幽会。当小敏知晓安安凭直觉感到丈夫另有女人时，她拒绝了与小陈的来往。小陈去嫖妓被公安局所抓，安安与他离了婚。原来是公司贸易部主任的小陈被下到工厂里，后又下岗，他又来缠着小敏，要小敏与他结婚，梦想找一个有钱的大款过“真正的富裕生活”的小敏怎么会与他结婚呢！她与小陈的交往只不过是一幕爱情游戏而已。在新市民小说中，有的作品里的男女主人公在爱情的游戏中产生了爱情错觉：姜丰的《爱情错觉》中的钟夏与余重青梅竹马，却与新加坡福瑞广告公司上海代理人章竹安上演了一场爱情游戏，最后又回到余重的怀抱。王安忆的《香港的情与爱》中的逢佳与去了美国的丈夫离了婚，和住在美国来往香港的商人老魏结识，在与老魏的逢场作戏中产生了爱情错觉。在新市民小说中，有的作品里的男女主角之间所谓的爱情，在名誉地位面前透露出游戏爱情的意味：殷慧芬的《纪念》中精明自信的企业家狄仁，似乎与聪慧多情的女记者纪念情投意合，当他意识到继续保持与纪念的关系会影响他的前程时，他毅然决然地断绝了与纪念的来往。他升任为一家万人大公司的总裁，而纪念发表的对他的专访文章，已经为他的升迁作了舆论准备。小英的《蔷薇倒挂》中祥子与女主人公在参加学术会议蹭发生了婚外恋，表面上文静高雅的祥子会后仍然保持着与女主人公的秘密幽会，却因为怕失去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而断绝了与女主人公的来往，使女主人公产生了“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的感慨。这种婚外恋婚外情只不过是一些人无聊生活的点缀或刺激，一旦与他们的地位名誉等发生冲突，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斩断这种关系，以保住他们的地位名誉家庭等，这种情爱也大多带着游戏的色彩。
　　在现代都市社会日益商品化的过程中，一些都市人的情爱追求简单地变成了欲望的满足，追求物质的占有，渴求肉体的满足，成为一些都市人赤裸裸的追求。程小莹的《温柔一少年》以一少年人的视角叙写一都市女子黎莉无聊而孤寂的生活。丈夫林岑开了个家具厂，在外面另有女人，有钱的太太黎莉无所事事，便与怡和酒家的老板史秋宝相好，史秋宝提出要和她结婚被拒绝。黎莉说：“我一个人，有男人来陪我说说话，做点事，也没有什么不好，只要他不要用结婚不结婚来烦我。”显然，黎莉只是要史秋宝陪她找发无聊和时光、得到肉欲的满足而已。唐斌的《我要越狱》以业务经理“我”的视角叙写故事。“我”从江西来到珠市打工，受到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女老板白芷的重用，担任了业务经理，但是她却要“我”做她的姘夫。“我”是已有家室的人，为了这份工作“我”不得已屈从了，成了“一个不能主宰自己的办徒”。小说中女老板与业务经理之间，构成了一种赤裸裸的欲望满足的关系，根本没有爱情可言，这构成了男主人公内心“我要越狱”的想法。在都市的商品社会中，一切似乎都成为了商品，甚至连人们所珍视的感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互利为基础，互相利用互相交换也形成了男女之间关系的前提。阿福的《迷一样的男人》中的辞职做生意的唐铭杰，为了税款之事与税务官的又胖又丑的女人上了术，导致了与自己真心相爱的妻子关系的破裂。马驼的《嘴的快乐》中的“我”与女博士李芳在麻将桌 上结识后，他们俩就开始了不同居的性生活，“我每一个星期去李芳那儿解决一下，互相解决”。荆歌的《黑色蹁跹》中的梅子因夜夜出去跳舞，丈夫有了外遇，后协议离了婚。为创办舞协，梅子与市政协科教文卫办主任发生了性关系，还与一同发起舞协的常龙宝同居。这种男女之间的关系大多已经没有了情爱的意味，所有的也只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交换，或为了性欲的发泄与满足而已。在新市民小说中，有的作品从另一种视角写出都市人被压抑的性意识的觉醒与萌动。孙建成的《花儿会开吗？》中的退休工程师杜工，老伴在公共汽车站维护秩序时以身殉职，他开始做中间人的生意，在与一女人洽谈一笔椰奶生意时，在请那女人吃快餐俯身去拾掉下地的筷子时，他窥见了那女人的“皮裙下暗黝黝的一片”，导致了他性的觉醒与躁动。于艾香的《心里心外》中的女主人公，他在朋友小王为她家垒厨房时被强奸了，她却从第一次感受到性的忆感。不王因此而深感内疚避而不见，她却想找小王诉说这种感受以消除内心的负疚感，她甚至愿意小王再与她干那事。这些作品都细致入微地写出人物内心心理，写出人物性意识的觉醒与萌动。
　　在现代都市的迅速变动中，都市中的生活、观念、情感等都发生了变化，男女之间的情爱也发生着变异，爱是要时时更新浇灌的，缺少这种更新与浇灌的爱情之花也会枯萎的。一些新市民小说写出了市民社会中爱的枯萎。宋子平的《演绎爱情》以一个弄假成真的离婚故事，写出了现代都市人在无聊生活中的的枯萎。阿兰与于飞结婚多年，感到生活单调无聊，他们决定假离婚再重新追求一次。当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于飞出差半年回来后，从事统计工作的阿兰已经改变了她的生活，她努力学习一门外语，还学习经济管理的课程，她决定尝试一下独身生活。小说与出了都市人只有不断充分自己提高自己，才能真正懂得生活与爱情的真谛。李治邦的《天堂鸟》以男主人公与方红、于歌两个女子之间发生的故事，提示了现代都市人不同的生活态度和爱情观念海新是广告公司创意部主任，在写毕业论文时他成了刚进大学爱出风头的方红的总是与海新的创意相左，她不在上班时谈麻将，受到经理批评后她一走了之去了珠海，后来要求与海新离婚。海新在为服装厂拍广告时结识了美丽的模特儿于歌，他们两情投意合同床共眠。赞成及时行乐的于歌却在两个男人之间周旋。她对海新说：“这会儿陶醉了就不要管以前的事儿，我们的区别就是，你总是往后看，我总是往前看，所以你总孤独，我总欢乐......”小说中人物之间生活态度的迥异导致了情感的疏离与短暂。小说结局海新自己创办了一家广告公司生意红火，方红打来电话又要求离婚，这种出尔反尔的作为，令人怀疑感情的真实性。在新市民小说中，一些伤口２在对现代都市中爱的枯竭的失望里，不由得抒写一曲曲对于旧情难忘的悲歌：或者在与中学同学的周未浪漫排遣现实生活的寂寞与无聊，寻觅过往岁月的温馨与回忆（刘志桂《周未浪漫》）；或是在身患绝症时写信给旧日情人坦露思恋之情，在旧情重温中向死亡之路走走去（黄春化《谁能拯救我》）或是男主人公因女友离去十分消沉，在旧日情人的激励下摆脱烦恼新崛起（陈宇《无季节的寒流》）。
　　在新市民创作中，作家们以对现代都市生活的细致观察与思考，在对市民社会中爱情的游戏、欲望的追求、情爱的失落故事叙写中，在对市民社会里物欲横流现状的不满和针砭时，显示出他们对现代都人生活态度人生观念的观照与剖析，透露出对真挚爱情的渴望与礼迁赞。
３．放飞的希望：市民社会的思考与批判。
　　孙春平的《放飞的希望》以北口市某中学校庆活动的筹办过程的描写，提示了校庆活动中的不正之风。为了扩大校庆活动筹办的效果，学校请出了年逾古稀的老校长张子慈，去运动一些有地位的校友捐款。在校庆活动正式举行时，那些有机有势的校友被请上了主席台，而那些无权无势的校友们却被撂在一边。市财政局局长校友林一民辗转将三万无赞助款中得到了几万元的回扣，后来成了校庆专业户。无怪乎老校长张子慈在校庆活动后独自念叨：“校庆，校庆，庆贺的是谁？”老校长对校庆的满怀希望的放飞了，在校庆隆重的表象下，却盖着市民社会的许多丑陋面阴暗面。
　　在现代都市飞速走向现代化的途中，随着经济的腾飞社会的发展，随着商品社会物欲的膨胀，都市的市民社会中出现了种种阴暗面：人情的淡薄的冷暖、人性的沦落异化、官场的风气不正等等，这些都是在新市民小说创作中有生动表现，体现了作家们对市民社会的思考与批判。无怪乎有人说：“今天的市场动作，在公开了人的创造性与主动性的同时，也公开了人的感性欲尔，将人必中的种种缺陷甚至罪恶，在商品交易中暴露无遗。尤其在目前的社会转型期，旧的弊端尚未克服，新的问题又已出现--对于这种‘半吊子的市民社会’现象，已有许多有识之士深感不安，其中包括许多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作出了反应。”
　　中国传统文化学注重伦理的情感，重义而轻利、重情而轻物，讲究孝悌忠信，推 崇仁义礼智，人情成为规范人们思想焉行为十分重要的准则。在现代都市中，由于对金钱物质的过度崇尚和追求，在市民社会里出现了情淡薄冷暖的现象。薛友津的《轻飘飘的感觉》中的姚香玉和张大明是以面居住的邻居，两家称兄道弟关系十分和睦。后因厂宣传科的刘科长患病住院，姚香玉开始负责传科的工作，引起张家嫉妒。厂长要姚香玉陪去香港，他好心地去张家询问是否要带什么，却被视为故意炫耀，导致两 家关系的疏远。直到弄清刘科长的病为误诊，刘科长仍是科长，由他陪厂长去香港，姚张两家才才恢复了关系。小说通过邻居之间发生的生活琐事，提示了都市市民嫉妒别人活得比自己好的狭隘心态。杨东明的《浮生何寄》中的碧琳因丈夫有外遇而离婚，后去了美国谋生，与一台湾老板同居，并将女儿接去美国读书。她回国打算做生意，住在父母处，继母对她打电话多、洗澡多深为不满。她搬去了弟弟家，弟弟和弟媳却千方百计算计她，弟媳天天拉她上馆子让她开销，弟弟却暗暗夺走了他的一笔摩托车生意。她去另租房子住，房东让一只小狗陪伴她，却提出陪一天收十元钱。在国外经受了诸多人生磨难的碧琳，回到家里渴望能得到温情，却遭了十尴尬的境遇，在重金钱而轻亲情的家人面前，她经受着更大的痛苦与悲哀，现代市民社会的人情冷暖可见之。郭靖一《平庸》中女主人公小惠婚后一直未孕，竟然瞒着丈夫和挚友富玫，与富玫的丈夫发生了性关系，在此而怀孕分到了一套单元房。韦加的《文人小丈夫》中的男主人公余子儒为了寻找中医秘方以获取十万元酬劳，居然骗其父说自己的孩子被人绑架了，要父亲拿出秘方去赎回孩子。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求得自己的实利而视人情信誉于不顾，道德伦理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已经是多余的了。
　　在现代都市社会里，在对金钱物欲的贪婪追求占有中，人性已经被一些人忘却了。新市民小说中的一些作品定出了人性的沦落与异化。荒水的《血红玛丽》中的Ｍ公司驻华办事处总经理肋理，女朋友被其貌不扬的总经理日本人北冈夺走，他愤而辞职却未找到工作。苦痛中他去相识的歌手戴希处吸毒，在与戴希作爱时恍然似见一魔鬼，他摸起一把小刀刺去。男主人公在人生战场上被击败后走向堕落，人性也开始始步入沦落之歧途。秦和涛的《我是一头逃亡的狼》中的都市淘金者“我”来到都市谋生，因女友离他而去十分感伤，与朋友的妻子虹发生了性关系，又和工厂的女工菁上床，还同为医治儿子病而出卖肉体的秀相好，主人公在都市的挣扎与争斗中失落了人性。罗雨君的《唯你无忧馆》中的周雪儿买彩票得了一百万元奖金，即辞职开公司出入于上流社会，既与财政局长相好，又和税务所长有　染。甚至为了报复当初抛弃了她而车间主任女儿结婚的机修工，她设计让机修工上他的门，在他们俩重温旧情时让机修工太太作旁观者。在发了财的周雪儿身上，人性已消失殆尽了。季栋梁的《死亡游戏》中在面馆吃面的军与韦两从素不相识，因为国无意间将面汤溅在以面韦的脸上，引起两人的口角，韦竟然拿起一把刀从背后刺死了军，生命就几滴面汤的争执中可悲地逝去人性已经异化为兽性。
　　在新市民小说中，一些作家在思考市民社会的种种问题时，对官场的不正之风也作了深刻的提示。郭启祥的《修炼》以类似于反讽的手法提示了官场以权谋私腐败之风的盛行。以孟夫子自居的化肥股份公司孟副主任，因为再过三个月就要下台了，他一改过去“认为自己是认真、严肃、正派”的正面目，甚至一反常态地违反了他过去的许多规矩：他用数千元的公款招待老同学和家乡的父母官；他努力落实自己的住房增配；他发出外甥从乡下调进城市的调令；他积极办理子女的提级加薪；他让建筑队为他的新房免费装修；他约关系暧昧的女打字员雪妹一起去外地开会旅游，......。而这样一来，他去被人认为“办事有那么点魄力”了，“要是前几年这样就好了”。当孔主任要找他谈话时，“孟夫子心中忐忑不安起来，他粗算了一笔账，房子装修最低也得10万元，不算贪污，也得算个变相受贿，还有雪妹的事......”然百，他得到的通知却是调他去一家新办的合资公司任总经理。作品在孟夫子以权谋私的种种作为、以及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结果中，针砭了官场的腐败作风，批判了产生这种腐败作风的环境与土壤。王霄夫的《人间烟火》描写发生在市财政局中的不正之风。市财政局副局长刘中由与漂亮的女职员邹凡在办公室幽会，被牟局长偶然撞见，牟局长欲掩盖此事，却被几个保安透了出去。省厅的王厅长路过该市与邹凡合唱黄梅戏喜欢上了她，为争取省厅五千万元的道路启动资金，局里只好派邹丹去省里活动。市纪委正在追查刘中由与邹凡关系暧昧之事，牟局长却对邹凡十分同情，他解决了保安老婆从郊区调入市区的问题，让保安去翻了案；他劝阴了刘中由的妻子闹离婚，让她去作了伪证；然后，刘中由自己也翻案，市纪委在上面的压力下也只好不了了之。小说在提示官场的不正风时，也对腐败问题的监督机构--纪委工作的艰难作了十分真切的叙写。何冰的《诚实的骗局》以一场由市长和律师精心设计的骗局，写出了官场的腐败与堕落。吴烈市长在娱乐城里与某女郎寻欢作乐时被人偷偷拍下了照，省老龄委所属《社会大纪实》杂志准备刊出该照片和丑闻。吴市长和市长秘书找到唐律师商量对策。唐律师献计先出钱拍下与市长零售价相似者和外国人亲昵的照片，然后由人送去《社会大纪实》杂志刊出，再由市长夫人出面与杂志打官司。杂志输了官司，省老龄委收回了杂志经营权，吴市长的丑闻就被掩盖了。在这一场巧妙骗局的叙写中，提示了官场的腐败与阴暗面。
　　《上海文学》与《佛山文艺》在共同发起的“‘新市民小说联展’征文暨评奖启事”中说：“‘新市民’小说应着重描述我们所处的时代，探索和表现今天的城市、市民以及生长着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内蕴。‘新市民’是我们时代的新现实，而‘新市民小说’的创作及其在《上海文学》和《佛山文艺》的联展，将同样成为我们时代引人瞩目的新的人文景观。”新市民小说创作的倡导，意在促使作家们抚摸当下的现实，关心和表现经济转轨以后的城市生活，观照和剖露生活态度价值观念都具有新的时代气息的市民生活和心理。在新市民小说的创作中，无论是描写市民社会的挣扎与奋斗，还是叙述市民社会的性爱与欲望，抑或是表现市民社会的思考与批判，都写出了正在变化中的城市生活和市民社会，都展示了我们时代引人瞩目的新的人文景观。荒水在《为了“城市”》一文中谈到新市民小说的创作时说：“以我目前对城市的认识而言，尚谈不上透彻的理性，大量的是感受，诸如城市的诱惑、城市的无情、城市的孤独、城市的机遇与冒险、城市的自由与禁锢、城市如何满足又是如何剥夺了人们，在城市的特殊空间和时间中的生命意识和状态......我暂时还无法解说它们，但可以叙述和描绘它们。”荒水十分真诚地谈到其小说创作努力写出自己在城市生活中的真切感受，虽然这种感受并非十分理性的，但它们是真实的、生动的。邱华栋谈到他的小说创作时说：“我把我们的创作称之为‘彻底现实主义’作品。因为我们认为存在的价值不在抽象的理想中，而在彻底在‘现实化’过程中。......即对现实的强烈参与认同，并去热烈拥抱。好的作家总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创作新市民小说的作家们以对现代城市生活的积极参与热情拥抱的精神，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手法，让城市生活大量地进入文学创作的视野之中，使自30年代海派小说创作以来被忽略了的现代都市生活又重新显示出它独特而富有魅力的光和影。
　　
　　　　　　　　第四节　新生代小说
　　导学：本章必须掌握
1、 新生代小说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征。
2、 新生代小说的主要作家作品。
　　一、概述
　　新时期文学创作步入九十年代以后，文坛上出现了一种贴近现实生活、关注平民人生的倾向，使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与八十年代不同的意蕴。一些年轻的小说家脱颖而出登上文坛，成为九十年代令人关注的文学现象。朱文、韩东、鲁羊、徐坤、刁斗、李冯、王彪、述平、邱华栋、毕飞宇、刘继明......他们以对自我人生与心态的录写与描绘，以对他们这代人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状态的深刻体验和生动叙写，成为九十年代文坛的一种景观。由于他们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出现于九十年代的文坛，他们被人们称为“晚生代作家”，或叫做“文革后作家”，或称为“六十年代出生作家”，或叫做“新生代作家”。他们虽然在题材的选择、艺术的追求、创作的风格等方面各不相同，但由于他们出生与生活的文化、文学的背景相近，使他们的文学创作与追求有着许多相近之处，这使我们将他们放在一起谈论有了可能。

　　二、新生代小说的基本内容
　　1．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大都高举起欲望的旗帜，在对欲望的张扬与描述中突出现代社会中青年人的生活形态与人生观念。
　　在谈到他自己的创作时说：“对于我，以及像我一样出生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一代人来说，我们没有太多的历史记忆。我们受教育于八十年代，这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程度日趋广大，社会处于相对快速的整体转型。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们的社会迅速地进入到一个商业化的社会，经济已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动力，一切都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着，而我和我的同代人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经济化的社会中。没有多少‘文革’记忆的我们，当然也就迅速沉入到当下的生活状态中了”。新生代作家的缺少历史记忆使他们将对于当下生活的描写作为他们创作的主要题材。他们成熟于改革开放的现实社会中，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迅速变动的光怪陆离的社会；商品社会的日益繁华，物质消费的极度追求，西方文化的纷至沓来，传统价值的逐渐解体......这种缺乏历史记忆与面对繁杂世界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都使他们的创作大都以当下的生活为题材。
　　由于他们对于传统文学启蒙姿态的失望，由于他们对于政治化、群体性创作的反感，由于他们对于文学的崇高、责任等的躲避，因此，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将对于个人的生活经历与感受置于十分突出的地位，他们注重所描写生活的真实与真切，所表达情感的真挚与生动，而不在意于所叙写的情节的曲折跌宕与否，不在意于所表达的思想的崇高深刻与否，他们率直坦直地将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欲望的追求、困惑的心理、人生的挣扎等都十分真切的写出，从而展示新生代作家们创作的独特风范。
　　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大都高举起欲望的旗帜，在对欲望的张扬与描述中突出现代社会中青年人的生活形态与人生观念。朱文将写小说看作是由于“心中不曾平息的欲望”。刁斗认为：“在我看来，人是一种欲望的集体体，其中情欲是根本。”他指出：“我不违言，情欲在我的小说里是一块基石，就像它在我的生命里也是一块基石一样。”在新生代作家们的笔下许多人物努力追逐性欲的满足。李冯的《招魂术》中叙写“我”与女友的关系为：“我既不图她的钱，又不想要她的感情，我只想同她发生一两次性关系。”这种赤裸裸地一味追求性欲的满足而无视情感的方式，成为新生代作家小说欲望描述的一种特征。为了达到泄欲的目的，人们可以不顾廉耻与朋友之妻通奸。韩东的《为什么？》中朋友王一民帮李冯办事误了车，李冯安排他在书房里的长沙发过夜，半夜里妻子小初却与王一民在书房通奸，被李冯发现。李冯要妻子告王一民强奸，小初不同意，她在卧室里割动脉自杀了。朱文《吃了一个苍蝇》中的“不想结婚，只想有时和女人睡觉”的主
人公“我”与大学同学、部门经理李自的妻子王晴通奸，李自发现后却原谅了他们，王彪《在屋顶飞翔》中的酒铺老板老焦与鞋匠老婆在大酒瓮里偷情，酒铺老板娘尤珍珠却和鞋匠有染。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关注对于欲望的描写，他们常常十分细致地写下这些偷情、通奸的过程，并不对它们作任何伦理的、道德的判别，甚至有时将针砭之笔对准了那些被损害者、被侮辱者，而使肇事者坦然自得逍遥自在。
　 谈到文学创作中的性描写，韩东说：“我写性，不是写禁欲或纵欲中性的压力或释放，它不是一种纯粹的生理能量与社会道德之间的纠葛。也不是像一些女作家那样热衷于描述肉体的欢悦、衰老、受损和堕落的种种情况--她们在私人性的是非标准下自我辩护或是自怜不已。我写性，就是写那种心理上的下流、性的心理过程中的曲折、卑劣、折磨、负荷以及无意义的状态。”新生代作家不以社会道德等视角观照性的问题，他们常常努力细致入微地写出人物性的心理过程。为了追示欲望的满足，人们可以视道德伦理于不顾。朱文《我爱美元》中父亲乖出差之际特意前来看望“我”，“我”却千方百计满足父亲的欲望。“我”与父亲在小酒馆与女招待闲聊、“我”花钱雇女子陪父亲看电影，因为妓女开价太高“我”难以承受，居然要求自己的女朋友陪父亲睡一觉。作家将具有传统色彩的孝道与带有乱伦意味的行为奇特地融在一起。邱华栋《哭泣游戏》中指出：“这个时代，性游戏却使爱凋零，当性变得像商品一样可以交换的时候，爱的火焰早就被一泡尿淋湿了。”作品中的打工妹黄红梅为了在现代都市中站住脚跟，她看穿了一切人情世故，以自己的肉体与机智在都市人中间周旋，从一个普通的保姆、按摩女，变成一个女老板、女大款、女名人，她在城市的轮盘赌中获得了成功，却也死在城市豪华别墅中。王彪《病孩》中的大胡子任医生不顾职业道德奸淫病妇无恶不作，常常与女病、女护士偷情。新生代作家常常细腻地描述人物在欲望追求过程中的心理心态，而努力解构任何道德的、伦理的判断。
　　吴炫在评论朱文的创作时指出：“在朱文的小说中，旅行、死亡；诗人、鸟东西；男人、女人；手淫、性交，这些词语的高密度出现，不仅透示着一种神秘莫测的欲望气息，而且暗示着由欲望扩张所构成的‘距离’之间的关系，皆处于同一个平面上。”新生代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常常努力追求这样一种神秘莫测的欲望气息，对于欲望的追逐与宣泄，成为作品中人物的主要的行为与心理。在欲望的追逐中，情窦初开的高中生可以和老练的女戏子交媾。王彪的《欲望》以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式的构思，写情窦初开十八岁的高中生蒙跟随着一野鸡剧团来到岛上，“其实他对这种老掉牙的古装戏毫无兴趣，无非戏子们漫无目标的流浪，唤起他内心一种骚动不安的欲望罢了”。表妹若婷虽然十分爱慕他，但他却与三十多岁的戏子红蕊相好，他从红蕊处得到了最初的性体验。有夫之妇红蕊与琴师偷情，被若婷告状发，被岛上的人们抓住赤裸地绑在大树上，后来红蕊以长统袜吊死了自己，蒙与若婷双双跳进了大海。小说以一高中生的视角，将少年人对于性的朦胧的渴望与体验，将戏子的流浪与放浪的生活，将高中生蒙与若婷、红蕊 之间的感情波澜与磨难，描写得十分曲折细腻。在王彪的《致命的模仿》中，教师姜临一边和女朋友小黄同居，一边居然与女学生刘丽的母亲发生性关系；刘丽由于偶然邂逅母亲与姜临的性事，她就把自己的肉体献给了体育老师李正，并且穿上母亲的沾有姜临污迹的内裤告姜临强奸了她。
　　在新生代小说中，爱情常常只成为了人生的一种游戏。李冯的《多米诺女孩》中的“我”与李冯在学习班上与一女孩结识，后来李冯却以“我”的口吻给回武汉的女孩写了封求爱信，“我”就与她通起信来。她与前男友脱离了关系，特地远道而来看望通了半年信的“我”。小说中的“我”却这样想：“我并不爱她，至少，我这样相信。人们通常乐意抓住这些实在事情。因此那年秋天对我而言，一次充实的性交显然比一次虚无的爱情更具有吸引力。”小说中的“我”模仿了李冯的笔迹给她写了封信，揭露了事情的真相，“并毫不留情地历数了我的种种劣迹和不忠”。小说中的两个男子以开玩笑的姿态上演了一幕爱情游戏，玩弄了一往情深的女孩的感情。韩东的《利用》中的男主人公马文先与段爱相好，后又和王艺发生性关系，王艺却为其名为义父实为姘夫所养。后来王艺与马文断交后，马文又去找段爱、企图恢复恋爱关系。这种男女之间的关系显然带着某种利用的色彩。徐坤《遭遇爱情》中的男主人公岛村接到一个声音清脆柔媚的女人的电话，他去与从深圳方面派来洽谈业务的梅赴约。岛村与美得眩目梅一起饮酒晤谈，在内心的诱惑中与梅签了约。小说细致入微地写出了岛村在美丽女子面前的心理波动与情感波澜。李冯的《最后的爱》以一个寓言式的故事，描绘了现代人的爱情游戏。小说中的“我”因为在地铁里遇见一个女子而爱上了她，就尾随她并且放弃原来优厚的待遇调到她所在的单位工作。在原单位的告别晚会上，“我”邂逅一喝醉酒的姑娘，她说是“我”小学、中学的同学，她一直爱着“我”。后来“我”发明了一种爱情频谱仪，请人将频谱仪转交给她。很久以后，“我”回到帮地，发现人们都被植入了爱情芯片，可以对任何人发出爱情的信号。“我”手到了那位女同学，她虽然接到了“我”的爱情信号，却已不认得“我”是谁了。小说以一种寓言式的调侃手法，提示了现代人感情的滥用。
　　韩东在谈到小说的性描写时指出：“性与爱有联系，但的确是两码事。通常人们习惯将二者混淆等同起来，似乎和异性联系在一起，和情人、配偶联系在一起就是爱了。爱被降至性的层次上。爱这种伟大的情感显得多么谦价？它被作为一件漂亮的衣裳用来遮掩人的羞愧。”在新生代作家的笔下，许多作品将恋爱简单地演绎成为性爱，作家常常十分细致地展开性描写的场景与细节。韩东的《障碍》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男主人公石林与王玉在欲望的张扬与狂热中，私守了十日宣泄了十日，而王玉却是亿外地的朋友朱浩的女友。小说中的男女之间根本不谈什么爱情，而单纯是性欲的狂热与发泄。小说中东海因为妻子患癌症他的性欲长期得不到满足，甚至对王玉产生了非分之想。韩东谈及此作时说：“《障碍》中我故意不用‘做爱’这个词，而是用了‘性交’、‘交媾’、‘交欢’等等。”这种忽略对于人物之间情感的关注，而津津乐道于性事的描写成为新生代小说创作的一种现象。李冯的《在锻炼地》中的“我”与工作组下乡，结识了另一工作组的姑娘沈琳琳，便与她交往通便衣。后来“我”去沈琳琳处看她，她却下乡去了，“我”却与她同房间的顾静相好，并常常去顾静的好友小丽处幽会。“我”却又对小丽动手动脚，被顾静发现。小说中的“我”追求的并非是爱情，而是一种性欲的满足而已。述平的《某》中的周伟进因患脑瘤死在了手术台上，妻子乔丽荣在他办公室的遗物中发现了寄给周伟进转何凯的许多信，信的落款都署名为珍珍，信中肆无忌惮地叙写了男欢女退的放荡生活。珍珍是小城车站的检票员，嫁给了一位在部队服役的英武的装甲兵，婚后夫妻分居两地。珍珍结识了来这里指导工作的名叫何凯的成熟男子，他俩开始了“一段放纵隐秘的生活”，何凯常常来这进而与珍珍聚首。乔丽荣找到珍珍，诱惑珍珍说出与何凯交往的经过后，揭露了何凯即她已逝的丈夫周伟进了真相。珍珍在百无聊赖中与朋友出去玩耍，后带两个男子回家奸宿。守寡的乔丽荣在难耐的寂寞中，将对她有非分之想的三个男子同时请到家中聚会，当面揭露他们对她的欲望追求。小说突出地描述两位女性对欲望的追求，珍珍的淫荡放纵，乔丽荣的被压抑欲望的涌动，成为作家描写的重要内容。
　　新生代作家们在对当代社会中欲望追逐的描述中，不作任何道德的评判、理性的分析，而是以普通人的视角与心态展示出一个充满了自私自恋的欲望追逐的世界。
　　2．新生代作家们常常以自身的生活与心态为模本，他们的创作常常细致地描绘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种种心理心态。
　　有人谈到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时说：“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社会价值体系逐渐解体的时代，所以面对日益繁杂的世界时，既感到无比新奇，又觉得无所适从，因而心灵上不乏空虚、烦闷与痛苦。家里相伴的是很难有语言沟通的父母及兄妹，学校里学的是停滞在六七十年代的教科书，听的是原本清心寡欲但却日益‘现实’的教师们填鸭式的讲课，街上入目的是越来越多的广告图片和眩目的霓红灯，传入耳畔的是音响里发出的歌星们不无造作的歌声，电视、广播、报刊中所得到的既有主流话语略显乏力的宣扬，又有消费文化充满诱惑力地鼓动。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只有追赶和模仿，而先天的体弱或后天的营养不良似乎都无处寻得同情。”当代社会的日益繁杂与遽变，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传统价值观念的被解构，社会的变革与转型，思想的多元与冲突，新的准则、新的文化却尚未建立，人们有时处于既新奇又迷惘、既惶惑焦虑又无所适从的境地，新生代作家们常常以自身的生活与心态为模本，他们的创作常常细致地描绘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种种心理心态。
　　在现代社会中，现代人常常会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内心深深的孤寂与苦痛中，新生代作家们就常常努力剖露这种孤寂苦痛的心灵。毕飞宇的《雨天的棉花糖》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将主人公红豆被现实环境逼向绝境的孤寂、内心苦痛感受描绘得十分生动与深刻。红豆小时候是个爱红脸爱忸怩的“假丫头片子”，后来他没有考上大学参了军。他参加了对越自卫战，传来他战死在战场的噩耗。当红豆再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时，大家大吃一惊，原来他在战场上被俘后又被放了。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父亲深受刺激，对于儿子的被放回感到不理解，还受尽世人的冷眼。红豆处在一种难以摆脱的罪孽感之中，他开始拉一些十分伤感的二胡曲，他的精神逐渐走向崩溃，他要杀掉那个身负罪孽的红豆，他采取了自杀的绝路自杀未遂被送进了疯人院，他在内心深深的自责与苦痛中死去。小说将主人公对于战场上残酷情景的回忆，与现实生活中被冷落受压抑情形交织描述，突出了人物内心的孤寂与苦痛。刁斗《失败的逃循》中的主人公青青是“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孤独者”，他是“一个嘈杂尘世的逃循者，纷繁时事的局外人”，他想躲开一切骚扰，寻求心灵的宁静，却在他的妻儿们离家探亲时，来了他的一伙朋友们，他被搅进了一场离奇的谋杀案中，小说突出地写出了主人公的孤寂心态。徐坤《斯人》中的诗人来到北京求学，他常常独自去日坛、地坛，他陷入了历史的迷思中。《日蚀》一诗的发表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后来他却离开了诗歌去当流行歌手。他先与风派女性经常交往，为她的出尔反尔的行经而震惊；后与小姜相好，小姜却投入了托福班的外国教师乔的怀抱，他沉溺于未名湖中死去。小说细致入微地描画出主人公孤独的内心。
　　新生代作家关注当下的生活，更关注人物内心世界的剖示与描绘，他们常常描绘现代人在生存的挣扎与磨难中的失落悲哀的内心。徐坤的《三月诗篇》中那位曾经闻名全国的劳模师傅，在工厂停产陷于困境中，被过去的徒弟现今的厂长一刀切下岗后，他忆想当年作劳模时的风光与荣誉，“忍受着阵阵袭来的孤独的窒息”。作品细腻地描绘出在过去的风光与现今的凄闵比照中主人公的失落心态。韩东的《于八十岁自杀》中陆平安原来是国民党遗留人员，曾经一段时间里他每天去居委会清算自己的过去。女婿李建白是革命干部，受尽折磨后死在病应酬上。李建白死后，造成了家里诸多的难题，酿成了王仙如与丈夫陆平安之间日益频繁的争吵，八十岁的陆平安在与老妻的争吵中喝敌敌畏自杀了。小说通过外孙陆小波的视角细致地描绘出八十岁老人为自下而上环境所近走向自杀的悲哀心理和过程。在新生代小说中，一些作品提示在社会走向开放时代里的人们封闭落后的态。刘继明的《我爱麦娘》描写了在偏僻渔村里开设了按摩院引起渔民种种鄙视与好奇的心态与心理。一个外省的漂亮女人麦娘来到渔村，她租用了海康家的房子开办了一家按摩院，面对日益增多来海滨度假的游客。按摩院对渔村的人们免费服务，引起了渔民们的好奇。村长的女儿阿荞被招去当了按摩女，村里的酒店老板福奎对麦娘馋涎欲滴，渔贩子海康对玫娘动手动脚，挨了玫娘的耳光。渔村的人们在海滩边窥视穿游泳衣下海游泳的麦娘，渔村里传出了麦娘得了梅毒的消息。渔贩海康与阿莉相好，引起其被冷落的妻子丹桂的不满，她放火烧了按摩院。小说顺时序地描述了按摩院在渔村开办和被烧毁的过程，突出地剖露出渔村人的种种心理心态。毕飞宇《枸杞子》里开采石油的勘探船开进了盛产枸杞子的乡村，在这个连一个手电都视为希奇物的乡村，引起村民们的忐忑不安，村民们都想方设法阻止勘探队的勘探，勘探队长却在勘探出石油后高楼和灯光的憧憬说服村民。大哥偷了父亲的手电去讨好他所喜欢的姑娘北京，北京却与勘探队的卷毛小子好上了，后来人们在河里发现了北京的尸体。未找到石油的勘探队开走了。小说生动地描写勘探队开进偏僻乡村后村民们的种种心理心态。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常常会处于一种难以摆脱的生存的无奈与恐惧之中，新生代作家常常细致地描绘出现代人的这种心理与心态。刁斗的《状态》以一个异乡人的视角与心态，刻画了一个寻觅隐身秘方的现代人的心态与心理。多年前离开漪园的异乡人携妻子、女儿回到漪园，他始终感到有被人追踪的恐惧，他努力寻觅隐身的秘方，他将漪园看作是他攻不破的堡垒，将坚守漪园视为被追踪的阴谋不能得逞的良策。他把自己关在漪园里，不出门半步，还在墙上挖了个暗眼，以一架高倍望远镜观察窗外，以达到反追踪的目的。他甚至不许他的妻子、女儿迈出漪园。然而女儿却与一早晨读书`的红衣少年约会，妻子却和家里的老佣偷情，他也开始向漪园的大门迈去，他终于找到了隐身的秘方。小说以诡谲阴郁的笔调，写出了一个现代人的变态心理。刘继明的《浑然不觉》中描述了一件偶然事故导致人物心理的变态。周、李、赵三人去江边玩耍，抓阄从悬崖上跳水，结果正准备结婚的李摔死在崖石间，周、赵因此而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周娶了已有身孕的李的未婚妻，后因代销赃物而被捕，他承认曾经杀死过一人；赵读了大学后去了西藏工作，却在幻觉中跳崖自尽。小说将主人公为朋友之死而内疚压抑酿成的心理的变态写得十分生动细致，。刁斗的《骰子一掷》中的女记者黄英怀疑丈夫全胜利与其他女子有染，千方百计盯梢调查丈夫，在莫须有的调查中却导致了丈夫的逆反心理，他果真背叛了妻子，却被芮英抓奸，她却把丈夫写的悔过书复印后四处散发。小说刻画了一个都市生活中的心理变态者。
　　新生代作家不像八十年代的新潮作家执意描述现代人的孤独、绝望、罪孽、死亡，他们常常以自己对生活与现实的体验感受，叙写故事、刻画人物、抒发情感，真切地写也现代人的心理心态。
　　3．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开放，竞争也日益剧烈，人们要在现代社会中占得一席之地必须努力去奋斗，新生代作家在创作中常常努力描述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奋斗与挣扎。
　　邱华栋以一个都市闯入者的心态细致地描述都市新人类的坎坷人生与奋斗挣扎，他既愤愤地以一个都市征服者的心态与都市搏斗，又无奈地以一个都市漂泊者的面目游走在都市里。他将都市生活视为一场轮盘赌，他以一种既想征服、占有都市，又极端地憎恶都市的情感，叙写都市人的挣扎与奋斗的故事。小说《闯入者》中的赫建，从四川来到北京，“高中毕业一个人离开了家乡，蜗居在一所大学里一边自费攻读大学课程一边做着写作和发财梦”，后来却精神变态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生长在长白山下的杨灵，走着一条叛逆的路，“过着一种表层生活与隐蔽生活相分离的生活”，表面上她扮演着白领女性，实际上她却干着皮肉营生。《沙盘城市》中来北京奋斗的画家林家琪，在街头给人画像，为酒吧或舞厅搞装潢，却总是没有在都市站住脚跟，她准备嫁给一个五十岁的茶叶商。钢琴家陈灵闯入都市，他既能弹奏又会创作，他热切地追求着后现代艺术，却总得不到都市的承认，只能靠给一个发行黄色书刊发财的家伙教钢琴度日。小说以都市闯入者的视角将这座城市称为“这座恶毒而又可怕的城市”，并说“在这座沙盘城市中，什么都是一场流沙，一座沙堡，什么都是脆弱和不真实的”。在邱华栋的笔下，无论对于在高级饭店给贵妇人当面首的陈又新（《眼睛的盛宴》），还是对于都市里挣扎的歌手林薇、画家谬静茹（《手上的星光》），作家都写出了这些都市闯入者的坎坷人生与复杂内心。
　　由于现代都市的飞速发展，诸多人涌入都市，在大都市中努力奋斗寻找自己新的位置与人生，但是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们常常遇到种种磨难与坎坷。刘继明的《可爱的草莓》中的作曲家童卓来到城市闯荡，先在一家新开业的音像公司做音乐编辑，他独立制作的第一张唱片却砸了锅，欠了公司一大笔债。后来他为一个香港女老板沈女士看中，创办了“沈氏--章卓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任公司总经理，实际上却成为了女老板的姘夫，背叛了青梅竹马的女友草莓。章卓与女老板一同去海滨浴场游泳，女老板不幸淹死，章卓成了沈氏财产的合法继承人，后来他被公安局抓去，成了蓄意杀死女老板企图继承遗产的嫌疑犯。倘若说刘继明的《可爱的草莓》中的作曲家童卓结局十分悲哀的话，那么，刁斗的《城市浪游》中的主人公的人生更加悲惨了。作品中的“我”本有个待遇不错的工作，因忍无可忍揍了日本老板而失去了工作，走投无路的他成了无处栖身的都市浪游者。他去找开时装店的老朋友经纬，想在他店里找一份工作，但经纬只是请他吃了一顿饭，给了他两千元钱，而不愿给他工作。他去找老同学大江借宿，但大江已经结婚，他连口饭也没有吃到。他回到家里，哥哥嫂嫂正为住房的事与家里争吵，妹妹还有一个月就要生孩子，也没有地方安身。他走出了家，在城市里里浪游，路遇一女子，竟为其后面跟着三个男子子揍了一顿，并被抢去了钱包，成一个一无所有的浪游者。
　　在新生代作家的笔下，生存的挣扎与困境成为许多作品中的题材。毕飞宇的《生活边缘》写一对恋人小苏、夏末在都市社会中生存的奋斗与无奈。小苏成了公司里的陪酒女朗，学画画的夏末四处找不到工作。徐坤的《沈阳啊沈阳》以主人公陈刚离开北京回沈阳老家劝阻二婶要将奶奶、爷爷合坟之事为主，却写出了社会转型期企业的困境。在全家聚餐时，在工厂当厂长的二叔因去探望下岗的工人而晚到了，下岗工人杨铁蛋上门要求上岗，二叔不允，铁蛋竟然掏出三角刮刀来。后来，二叔在去职工家回来的路上被几个蒙面人打伤，被送进了医院。小说以顺时序的叙述，写出了社会转型期人们生存的艰难的困境。
　　在新生代小说中，韩东的《请李元画像》、朱文的《因为孤独》描写了出国留学生的生存困境与遭遇。《请李元画像》中的李元到美国留学，为了谋生他只有去街头为人画像，因为没有营业证而被警察戴上了手铐。他在街头画像中还常常碰到客户无理取闹不肯付费。留学生王晔在街头画像时，两个喝醉酒的黑人将鸡骨头放在他的头上，引起争执，王哗被黑人用枪打死。《因为孤独》中去美国定居的青年画家丁大龙，在异国他乡感到深深的孤独，他说：“在这里，孤独对我和我的艺术而言都是绝对的，致命的。”后来在一则新闻中发布了中国大陆的青年画家丁大龙于纽约街头的消息。两篇作品都以中国画家在异国的坎坷人生、悲惨遭遇为题材，写出了生存的艰难与坎坷。
　　新生代作家在描述年轻一代的挣扎与奋斗时，突出了主人公的对财富与地位的恣意追逐、和那种为达目的而不顾一切的自私与执著。
　　4．与八十年代作家的创作相比，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更加具有独特的个性化色彩
　　韩东以虚构的姿态面对生活的可能性，展示被生活烟云遮蔽与湮恶意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徐坤用调侃与反讽的语调，展示了九十年代困惑焦的新儒林景观；鲁羊以“在冥想和独语的私人世界中”的叙事方式，以历史和现实的复调叙写，坦现冥想者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历程：朱文以“一条没有故事的河流”的叙事方式，以欲望的追求与满足为核心，展示了现代人的生活态度与追求；王彪常以少年人好奇忐忑的心理与视角，描述一个个充满了欲望和病态的人生故事；李冯用心理体验与心理展示的笔调，叙写现代人的爱情游戏与性爱追求；毕飞宇以超验性的想象与体验，剖露现代人生存的挣扎、隐秘的心态；刁斗用平实而离奇的故事，坦现都市人的失败的逃遁、心理的变态；刘继明以伤感的笔触、理性的叙述，提示现代都市闯入者的挣扎与奋斗......新生代作家们创作的各自独特的追求与风采，使我们将这些作家放在一起谈论有着某种尴尬与不便，但细细观察他们创作的选择，宏观地考察他们创作的背景，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见到他们独异的个性中所呈现出的共性。
　　由于新生代作家缺少历史记忆的人生经历，他们的创作努力关注当下生活，关注自我人生，这被称为“个人化写作”。韩东说：“我认为小说方式是以个人经验为源头的，是个人经验方式的延伸，至少它的差别部分如此。以前我也曾对一些现成的技巧、方式很依赖。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向自身靠拢的重要”。他认为创作是对自身生活的真正面对与直接体验。刁斗说：“我的写作素材，皆来自于依据心理经验的想象，......一个诚实的小说家，他只以个体的基本生活经验和基本生活感受为出发点，他的小说不管是动用直接经验间接经验还是心理经验，他创作的主要命题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灵魂中最骚动不安的情感。”他将小说创作视为自己的精神自传。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大都以自己的生活为题材，注重对自我心理经验、生活感受的描写，甚至将自己的生活细节直接移入作品中，常常使不少作品的叙写显得琐碎甚至无聊。诸如朱文的《小羊皮纽扣》描写小丁为姘妇买小羊皮纽扣的经历，毕飞宇的《九层电梯》描写女儿如何送父亲的生日礼物两中小猫的。鲁羊的《身体里的巧克力》描写阿蕾身上巧克力囊肿的病症，韩东的《长虫》描写主人公陪女友去买玩具长虫的情形。这些作品大都写得琐碎，虽然有的伤口将人物的体验与感受写得十分细腻真切，但是却缺少作品的感人魅力。由于过于强调对于自我人生的靠拢、对自我体验的描写，就使创作带着某种作家自私自恋的意味，因此对于嬗变发展着的社会就缺乏直接的关注与反映，一定程度上疏离了广阔的社会生活。
　　　韩东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我很同意鲁羊的一个说法，他认为我们的小说就是要指向虚无。”“作为一个作家我们只有一条真实的路，那就是指向虚无，并不在途中做任何踌躇满志的停留--就像我在前面所说的。”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努力指向虚无，他们在对传统的颠覆中常常努力消解作品的意义，他们执著书写现代人膨胀的欲望、怎么的追求，提示种种无意义的状态，而缺少对于人物、故事作道德的关注、理想的瞻望，往往使作品在真实的生活与真切的痛感的描述中，缺乏审美的内涵与意味。无论是朱文的《我爱美元》描写主人公千方百计满足父亲的欲望，还是韩东的《火车站》描述去接男友的女主人公在火车站被人强奸的过程；无论是王彪的《欲望》描绘高中生与女戏子的变态性爱，还是刁斗的《英雄》叙写被判患不治这症的售票员与诸多女性的关系等，都在注重真实生活的绘描中缺少善与美的观照。
　　　有人将现代社会视为“拯救与解构交互混杂”的时代，是一个“自言自语的时代”，认为“在这个多元共存、多种金钱圈相切的精神背景之下，每一个诗人都有不同的定位、理由与坚持的方向”。虽然新生代作家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虽然以创作的数量之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他们创作的弱点与不足是显而易见的。
　　三、新生代小说的艺术特征
　　　新生代作家虽然有不同的个性，但是相似的生活背景、相近的文学观念使他们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对生活直接体验与真正面对的共性，因而在此我们可以对他们小说创作的艺术追求作一点综合具体的评析
　　1、面对当下人生碎片的写实。
韩东在谈到他自己的创作背景时说：“我们这代作家，最直接的影响来自翻译小说。......这与三十年代的作家不同，他们也是在西方文艺的刺激下开始写作的，但在此前他们自小处于传统文化的浸润中。而我们的童年是在文化沙漠中度过的，我们的读物是《雷锋日记》、《一把驳壳枪》之类，对文学的感知方式就是看出谁是好人谁是坏蛋。我们与传统天然脱节，我们基本上是自我塑造，经过集训速成进入操作，然后调整，回过头去自觉地寻找传统。”新生代作家都生长在一个消解经典、亵渎神圣的年代。这正如有人所说的：“我们想要解读经典，但周围的喧嚣不断侵蚀内心的宁静，而且更可怕的是，神圣和经典在这个时代里不再具有绚丽的光环，它们不只一次地被叩问甚或亵读。”这使新生代作家的创作缺少文学经典传统折辉映。如徐坤小说《斯人》中主人公的读里“什么外国的现代的韵都有，就是没有中国的古代的典”，他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看作为典。成熟于开放时代的新生代作家们，自称为“喝狼奶长大的”，他们身上确实缺乏中国文学的经典传统，有的甚至无视“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他们身上更多的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最初大多是从中国新时期许多新潮作家的创作中获得的。因此在他们身上常常可以看见比他们早出道作家的影响：徐坤因为对知识分子的调侃与讥讽而被称为“女王朔”，刘继明对沦失了的人们的文化关怀而靠近了刘震云；鲁羊小说的“历史”与“现实”的交织描写，使人想到“新历史小说”，朱文小说对下层人们窘困的生存状态描述，令人联想到“新写实小说”......
　　由于对八十年代文学形式实验的反拨，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存在着一种回归写实的倾向，在总体上新生代作家的创作也呈现出面对当下人生碎片的写实色彩。他们虽然不提倡消解故事，但是他们的创作不再将想曲折离奇的故事作为小说创作的第一要义，而是把对于真实生活与感受的叙写置于首位，不追求创作的史诗意味，不营构作品的宏大构架，而是常常将人生的碎片作真切描述，写实色彩很浓。他们似乎受到新写实小说关注“纯态事实”原生美的影响，在诸多人生碎片的叙写中展示当下人生。朱文笔下着力描述小丁的琐琐碎碎无故事的人生：《去赵国的邯郸》描述小丁在靠近邯郸的电厂实习半年的乏味生活：每天的长跑，乏味的舞会，扑克牌游戏，踢球比赛，与女友的约会。《我们还是回家吧》叙写小丁没通过“固体力学”的考试后的琐碎生活：暑假他送走女友为开学补考作准备，他因未戴校徽、穿拖鞋被门卫拦住不准入校，他去电影院看电影，他在小吃摊吃凉面。朱文以无故事的琐屑生活的叙写，突出其对于自我生活生活的感受。《弯腰吃草》描写小丁努力弄清一只陌生时装袋是如何到自己手里的经过。小丁来电力公司上班，当他走出电力公司大楼拥挤的电梯时，发现自己手中提着一只陌生的时装袋，他想看看是谁的袋子，竟从袋中拿出了一只乳罩，一个穿一步裙的女人一把夺过乳罩和时装袋，给了他一记耳光。小丁为解决时装袋如何到他的手中的迷惑，他找到了穿一步裙的女人--在资料室工作的陈青，经理却小丁别再纠缠陈青。《像爱情那么大的鸽子》描写小丁在雨天抓一只鸽子的过程 。小丁在雨天回家发现屋子里飞进了一只鸽子，女友亚加以为他要杀死鸽子，就将鸽子从窗户放出。在大雨中鸽子不飞走，小丁又在雨中将鸽子抓回，小丁因淋雨而患病，女友亚加杀了鸽子给小丁补身体。这些作品虽有故事，却也是琐碎无聊的琐事。《到大厂到底有多远》琐琐碎碎地录写小丁坐中巴回大厂在车上的所见所闻。《小羊皮纽扣》絮絮叨叨地记述小丁为姘妇陈青买小羊皮纽扣的经历。朱文说：“我觉得人被流放到这颗星球上，卑微应该是自然的品质，是命运注定的。做人做得洋洋自得，实在令人费解。我还想说的是，‘小丁’的卑微不想感动任人，甚至不想感动他自己。”朱文的作品就努力在琐碎的无故事的人生中，展示小丁的卑微生活。
　　韩东谈到他的创作时说：“我的小说是面向单纯敏感的人，面向愿意倾听真实的人、愿意体会独特与神奇的人，是为关心灵魂和卑微处境的人写的。”韩东的许多作品就努力描写卑微人物的卑微生活，因此他常常也在对于琐碎生活的描写中突出人物的卑微处境与生活。《树叉间的月亮》以一孩子的口吻描述与父母下放农村时的生活，着重描述村中放鸭青年九月子的生活：他替村民放鸭，他与妇女一起劳动，他帮我家下河拎水，他借我家手电去抓黄鳝。《去年夏天》以几篇日记凑合而成，用第一人称视角记叙“我”送朋友常义上了民航班车，去N市找通信朋友郁红被门卫所拦，女友小惠前来却遇大雨。《乡间警察》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描述与朋友一起去远郊双漳乡看望下基层实习的朋友杜杰，他如何审问一个偷自行车的人，他陪我们去饭馆里吃饭，他将吃饭的发票交给蚊香厂的厂长报销，他叫车送我们顺路去看望女友小孟。这些作品几乎都没有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似乎只是实实在在地记录下他所经过的生活细节。在许多作品中，韩东以琐碎的生活为题材，不关注题材的重要与否，而注重录下其对于生活的体验和感受：《长虫》描述“我”陪同女友去儿童玩具店买布制的动物长虫，女店主却是“我”昔日的恋人。《前湖饭局》描写“我”参加陆奇的饭局，陆奇却大谈其妻子的隆胸，还劝30岁以上的女人都去做隆胸术。《假发》录写主人公胡延军戴上假发以后的经历与感受。在谈到创作时，韩东说：“我认为小说方式是以个人经验方式为源头的，是个人经验方式的延伸，至少它的差别部分如此。以前我也曾对一些现成的技巧、方式很依赖。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向自身靠拢的重要。”韩东以个人经验方式为源头，以向自身靠拢的创作方式，以对其自我生活的录写与描述，使其作品在生动与细腻中呈现出琐碎的特征。
　 王干在评论鲁羊的创作时指出：鲁羊“追求这样一种语言和文字的舞姿，便是鲁羊写作的意义所在，而这种语言和文字势必要将故事冲击得支离破碎，只留下一个个闪闪烁烁的美的片断与诗的残简以及声音的痕迹在空中奇异地回旋”。鲁羊的不少作品就是在去离破碎的情节中，展示“一个个闪闪烁烁的美的片断与诗的残间”。《此曲不知从何来》描述马余因胯下的皮肤感染而去医院诊治，尤院长却弄成了马余的皮肤。《立秋以前的一个早上》叙写马余在立秋以前的一个早上做了一个关于衰老的梦。《身体里的巧克力》描述与人私奔的阿蕾回来看病，被医生判为巧克力囊肿。《弦歌》、《洞酌》描述了作家鲁羊在落城落难的琐屑生活。毕飞宇的小说被称为超越意识、超验追求的创作，但许多作品都关注琐碎的片段生活：《九层电梯》描写女儿送给父亲的生日礼物两只猫的生活；《雪白的芭蕾》描述主人公与旧日恋人的相会；《五月九日和十日》描述主人公与妻子邂逅的尴尬；《受伤的猫头鹰》描写一只猫头鹰在村里出现引起村民们的恐惧，作品大都是一些琐碎的人生小事，几乎没有故事，写得琐琐屑屑。
　　 在谈到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时，有人指出：“和以往那种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不同，也和一些依靠某种意识形态推论实践、直接获取思想资源不同，更区别于一批先锋作家的形式迷恋和文本实验，新生代作家的写作一开始就是小叙事的、面对当下的。”新生代作家的创作以靠拢自身、贴近现实、面对当下的姿态，以注重小叙事的叙述进行创作，他们常常消解故事情节因果性的逻辑联系，注重事件的偶然性、零碎性、譬如有人将朱文的小说视为“公路式结构”：“公路两旁的树木可能发生的各种偶然事故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可捕捉的危险性体验，较为成功地体现出朱文的小说才能和对世界的驾驭能力。”
　　2、书写个人的自我感受与体验。
新生代作家的创作被人看作是书写自我之作，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注重反思历史、观照现实，到九十年代的新生代作家更加注重认识自我，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精英色彩到九十年代似乎已经褪尽了，知识分子已经不能再担当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启蒙者、代言人的角色了。在这种新的社会氛围中，新生代作家的创作不再关注民族、国家的宏大的叙事，而注重书写自我的个人感受与体验，这正如韩东所说的：“把握住自己最真切的痛感，最真实的和最勇敢地面对是唯一的出路。”
在创作中，韩东强调小说家自身对生活的直接面对和体验，他在城市生活、童年记忆、知青岁月的描述中，突出自己最真切的痛感。《新版黄山游》以游记式的纪实手法细致地描写主人公“我”与朋友一起游黄山时找不到旅馆时的尴尬与疲惫感，和忍痛化二百四十元住进宾馆时的感受。《下放地》描写卫民与女友去下放地寻旧的心情与经历，物换星移今非昔比，下放地已经难以找到认识的人了。这些作口都以作家的的亲身经历为素材，细腻地写出其内心的体验与感受。《亡命天涯路》忆写主人公“我”以前在财贸学院当马列教员时的生活，教研组瘦小刁钻的柯老师对同事的压制打击，“我”以肝炎为名在家搞创作，后又辞职专心写作。《前面的老太婆》描述“我”与妻子逛街购物与原来的教研组长邂逅，就与妻子说起当年因参加《青年诗刊》改稿会与校领导大闹，教研组长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自只自擂十分肉麻，使得“我”难以忍受匆匆认错。小说显然将作家在大学任马列教员的感受与体验放到了作品之中。韩东谈到自己的创作时甚至说：“自我批判尤为重要。像我这样一个所谓成熟的、有责任能力的人，自我批判是当务之急。批判若只停留于对他人的嘲弄、对他人的阴暗的揭露，是很不够的，必须针对自身，首先得过这一关。因为你对别人阴暗的感受程度恰恰是以自身的阴暗程度为依据的。”这种建立于对自身阴暗感受的自我批判，使韩东的创作常常充满了他个人的感受与体验。
　 朱文自称他的创作与他的生活是并行的、贯通的，他将他的人生体验与感受化为他的小说，他的创作大都依据他自身的生活经验，他注重对自己某一刻真实心境的描写，他努力在小丁故事、案件调查、工厂生活的讲述中道出其“心中不曾平息的欲望”。在谈到他的小说《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物》时，他说：“这篇这小说源于夏天的一个傍晚我一刹那的感受。”小说以傍晚时分李忠德小烟酒店门口的七个场景，写出社会下层人们日复一日平凡的生活：人们的戏谑斗嘴，男女之间的觊觎调笑，邻里之间的磕磕碰碰，生动真切地写出下层平民的平平淡淡的生活，作品中充溢着作家对于生活的真实感受。《到大厂到底有多远》以主人公小丁坐中巴回大厂路途上的所购买所闻构成叙事线索与内容：空间狭窄膝盖被前排座位顶着的感受，肩膀压着邻座姑娘的，与邻座姑娘对话莫名其妙的紧张与烦躁，一喝醉酒的乘客对司机拔刀相对的的惊骇。小说注重描写的是小丁在失去大厂的中巴上的感受，其中充满了作家对于生活的自我体验。《三生修得同船渡》中细致地叙写主人公“我”在渡船上的感受与体验。《五毛钱的旅程》琐碎地记叙主人公小丁在中巴里旅程中的见闻与体验：“不是指在我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我是指某一刻真实的心境。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具体的事情的具体的环节总是模糊不清，也许是因为它们唤不起我足够的兴趣。而那种面对某个东西某件事情时的心理压迫感、当时稍纵即逝的情绪则非常清晰。”朱文创作中对于这种自我心境与情绪感受与体验的关注，使他的作品常常注重对于这种自我感受与体验的细腻描述。
　　在谈到小说创作时，鲁羊说：“我非常注重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感受力，小说之所以能触动人心就在于它是一个小说家对世界的感受而不是他对世界的解释......”他在创作中努力“希望传达自己的真实感受”，认为他的作品“是我个人体验的一种外化形式”。在小说创作中，这种对于自我感受与体验的注重成为新生代作家的共性。在新生代作家的创作中，徐坤在荒诞性故事里表达她对知识分子尴尬又困惑的生存状态的感受，鲁羊在寓言式情节中袒露他对独立人格、淡泊情怀的追求；邱华栋在都市闯入者人生故事的描述里表达对都市的复杂情感，刁斗在城市浪游者的性爱故事叙述里表述对人性的深入探索......作家的个人生活成为新生代作家创作的主要题材，书写自我与个人的感受与体验与体验使他们的小说创作常常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甚至以“元小说”的叙事方式构思小说，作家自己成为作品中的人物或叙事者。
　　刁斗认为：“一个诚实的小说家，他只以个体的基本生活经验和基本生活感受为出发点，他的小说不管是动用直接经验间接经验还是心理经验，他创作的重要命题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灵魂中最骚动不安的一种情感。”新生代作家伞兵 这种以个体的基本生活经验和基本生活感受为出发点的方式，这种关注他们自我灵魂中的最骚动不安的一种感表的取向，使他们的小说创作常常并对于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的精心安排作为重点，而是把自己对于生活的感受与体验作为作品叙写的重要内容。
　　3．关注世俗生活的本色叙事方式。
　　进入九十年代，躲避崇高走入民间成为一种社会的文化心态，现实主义的重整旗鼓的特征之一就是关注世俗关注民众，新生代作家的创作也采取关注世俗生活的本色叙事方式，他们不再像新潮作家一味构筑叙事的迷宫、实行语言的实验，而是以贴近生活靠拢世俗本色的叙事方式叙述故事。他们不像十七年的创作关注英雄事迹的叙写，而是走下崇高的圣殿跻身于世俗 的狂欢中，以平实的语态与朴素的语言叙写人生故事。他们的笔底大都叙写普通人的世俗生活，而很少关注社会上层、社会贵族的典雅人生，售票员、外来妹、中学生、乡间警察、退伍军人等都成为新生代作家描写的对象，这使新生代作家们的创作洋溢着世俗的意味。他们“对尘世生活中的小恩小惠、小快小乐、小财小色充满了依恋”，这使他们的创作充满了世俗的色彩。
　　朱文在谈及其小说创作的语言时说：“我对自己小说语言的要求，第一是精确，第二是尽可能地自然、直接。”这大概也成为新生代作家小说创作语言的共性，他们克服了新潮作家语言陌生化游戏化的倾向，而是反朴归真追求本色的叙事与表述。
　 韩东以自然平实的语言，客观地记下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因患肝炎退学的青年男子乃东，回到农村当上了妇女队长，却因出工时那些妇女们随时随地小解而不安，每日里忍住尿不解，媳妇们甚至与他开玩笑扒了他的裤子（《乃东》）；知青赵启明为了摆脱村上人们接二连三的提亲，与庄上八名知青中的唯一女性顾凡作出了恋爱的姿态，他当上了小学的英语老师，疏凡却占用了他的上调名额离开了农村，他被招工进了外贸系统当翻译（《西天上》）。韩东以贴近生活的语言，叙写现实世俗生活中的人生故事，李冯以质朴细腻的文笔，细细写出人物内心感受与体验：他考取了博士欲解脱和苏小梅的关系，大学同学蒋进提出帮助他解决这个难题，蒋进与苏小梅结识一个月后，他俩竟然结了婚，王朗感到有些失落，决定休学去别处（《王朗与苏小梅》）；编剧李敬的朋友荐来一位女水演员曼倩，李敬让曼倩出演一丫头，后来特意为曼倩在剧本中加戏。后来因一主演罢戏，曼倩就补了位，她和李敬的关系日益热乎，曼倩却和一与老婆分居的男主角相好。李冯以其对于生活的体验与感受，用生动细腻的语言写出世俗的人生与心态。邱华栋以写实为基调，在象征的意象里真切展示都市人的欲望和搏斗：乔可在公司开办的夜校认识了已婚的女子丹尼，常常与她约会，并发生了性关系，上司找他谈话要他别拆散别人的家庭，丹尼的丈夫也找到他要他放弃丹尼。丹尼与丈夫离了婚，他却找不到爱她的感觉，决定逃走。乔可去了一家中日合资公司，作企划部副经理，后陪日本老板去大饭店喝咖啡认识了歌手蓝玲，蓝玲成了日本老板德田的情人，乔可与蓝玲幽会被德田发现后被辞退（《城市中的马群》）；记者吕安在新年记者联谊会上邂逅了一个混进来吃白食的女子杨灵，吕安抽到了在饭店总统包房免费住一晚的头奖，与杨灵互不相扰地在总统包房住了一晚，此后吕安就与杨灵同居。杨灵说她找到了在卫星无线电通讯公司的工作，实际上却是在干着皮肉的买卖，最终他们俩分了手（《闯入者》）。邱华栋始终以都市闯入者的姿态，以对于都市社会的鄙视与征服的矛盾心态，用流畅的语言写出闯入者在都市世俗生活中的挣扎与奋斗。毕飞宇以细腻的感觉，显示凡人小事的鲜活与生动：女儿女婿去欧洲考察两个月，年迈的父亲无人照料，父亲就提出住进医院求得照料。同病房的有一双诡谲眼睛的病友死了，父亲受到了刺激，女儿回来了，没病住进医院的父亲却真的有病了，医生不准父亲出院了（《8床》）；大学毕业生小苏与夏末相爱，他俩在城市里共同挣扎，借居在铁路工人耿师傅的屋子里。学画的男子夏末去找工作却没着落，打了胎后的小苏为一老板雇佣，初让她陪老板在家，后又叫她去陪宴，醉酒回家令夏末不满，引起口角，翌日夏末去小苏的公司找她，公司却说没有此人（《生活边缘》）。毕飞宇关注底层社会人们的艰难生活，他以独特的感受、平实的语言，展示生存的艰难与执著。在新生代作家中，徐坤在机智与调侃中，展示了世俗社会中的世俗人生：朱文在冷静的节节奏里，坦现了平民百姓的欲望追求......这种关注世俗生活的本色叙述，使他们的创作更贴近现实，更靠拢读者。
　 新生代作家刁斗谈到小说创作时说：“我总想，我与我的读者应该是一种亲朋好友把盏聊天的关系，我遇到一些难事或逢到了一些好事儿，我讲给他听，请你帮我出出主意，让他替我也乐呵乐呵。”新生代作家这种把自己从思想启蒙者的位置降到与读者亲朋好友关系的态度，使他们的创作常常以关注世俗生活的本色叙事方式进行叙写，不哗众取宠，不故作艰深，使他们的小说创作充满一种自然的平民色彩。
　 4．对于文学形式的关注与探索。
　 新生代作家李冯与邱华栋在谈到他们这一代作家时说：“这些作家与先锋派作家的联系 分享了他们在文学技术上革新带来的成果，如结构、语言、叙述等，但在关心社会现实的态度上，则较为鲜明地有所区别。”这就道出了新生代小说在艺术上的独特之处。他们在关注社会现实中依然从事着文体实验，不过他们的这种实验与先锋派作家的一味关注形式的探索有关明显的区别，有人曾经将有的新生代作家的创作视为“与先锋派貌合神离”。新生代作家虽然表现出对于当下社会的关注热情，但是他们仍然传承着先锋派作家对于文学形式的关注与探索：徐坤在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精英意味的消解中表现出对于反讽与荒诞的钟情，李冯在对于世态人心似乎漫不经心的勾画里糅合了心理展示与文体实验；邱华栋在对都市新人类焦虑躁动的内心的剖露里显示出对于象征、隐喻等手法的偏爱，毕飞宇在凡人琐事世俗人生的感受中表现出对于叙事方式的关注；刘继明对于象征、反讽、叙事的关心，被人认为“以先锋之名而行古典主义之实”，鲁羊在现实与历史的冥思中宣告着对于叙事语言的探索，自称为“新寓言语主义”“新散文主义”；朱文在对于生存状态、内心欲望的描写里透露出他对荒诞手法、心理分析的兴趣，韩东在琐碎人生、欲望追逐的叙述中表现出他对叙事方式、诗意语言的关心......新生代作家在关注当下生活的写作态度中对于文体实验的热情，既是对先锋派创作疏离生活刻意进行形式探索的反拨，也是对于新现实主义创作对于艺术冷漠的逆反。
　 新生代作家以个人化的写作方式进行创作，大多以个人的生活与体验为创作题材，这使文学创作摆脱了以往群体性、意识形态依附性的创作模式，使文学创作真正成为一种个人化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个体创造。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以文体实验为特征的先锋文学创作一度独领文坛风骚，以至于导致了对于文学形式的高涨热情而冷落了文学的内容，使文学创作越来越脱离现实、远离读者。新生代作家们关注现实生活与人生，他们大多以写实为基调的创作手法描述当下生活，纠正了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创作重视形式的实验而忽视文学内容的倾向。同时，他们的创作又与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重视内容而忽视形式不同，新生代作爱们依然具有对于文体实验、文学形式的热情。他们在关注社会转型期的自我人生时，仍然拓展着新时期以来对于文学形式的探索。
　 由于新生代作家的童年是在文革时期的文化荒漠中度过的，他们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学的传统有着先天的隔膜，这种先天不足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文化背景，使他们的创作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他们在面对当下的人生碎片的写实性叙写里，关注偶然性、零碎性的人生碎片，常常使所描写的生活显得过于琐碎平庸，常使创作缺乏小说应有的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长虫》描述主人公“我”陪位女友去儿童玩具店购买布制动物玩具店购买布制动物玩具长虫，与店主的诗人还价，因玩具脱线退回二十元，“我”的女友并不知道女店主原先是“我”的恋人。小说以平庸琐碎的人生片断构成故事，虽真实而平庸，虽真切而琐碎。朱文的《弯腰吃草》描述主人公小丁努力去调查一只女性手提袋怎么会到他手里的。《到大厂到底有多远》叙写主人公小丁坐中巴回大厂一路的经过，小说琐琐碎碎地录下路上的所见所闻。小说以偶然性的人生碎片形成内容，虽细致却无聊，虽生动却无味。鲁羊的《身体里的七克力》描写女主人公阿蕾回家诊病，医生判她得了巧克力囊肿，有的医生却说没有，作品突出地描述阿蕾对于体内神秘疼痛的感觉。《立秋以前的一个早上》描写三十岁的马余个在立秋以前的一个早上做了一个衰老的梦，作品着重描述马余对奇幻梦境的重温。小说突出人物的细腻感受，虽纤毫毕现但过于琐屑缺乏艺术魅力。
　 新生代作家努力求真，关注世俗的本色叙述，使创作更加贴近了生活，但有时显得过于随意轻松，缺少精心的构思和推敲，创作往往成为生活过程的实录，而缺少艺术品耐人咀嚼的艺术魅力。韩东的《去年夏天》琐琐碎碎地叙写在夏天发生的琐事：送朋友常义上民航的班车，寻找通信的朋友郁红，听到飞机失事的新闻，找郁红被门卫阴拉，女友小惠前来遇大雨。作品缺少故事，缺乏逻辑联系，写得过于随意。作者在作品尾声中自招为：“实不相瞒：这篇小说正是我九二年夏天的几篇日记凑合而成的，掩人耳目的说法即是：以小说的方式对日记的解析。”这说出了作品缺少艺术魅力的原由。朱文的《去赵国的邯郸》描写主人公小丁带领实习队到靠近邯郸的一家偏僻电厂半年乏味的实习生活：青年人在得场踢足球，聚在一起打扑克，小丁每天的晨跑，参加乏味的舞会，打赌的球赛，与王小霞的约会。小说几乎没有故事，有的只是琐碎生活的录写，就像作品结尾所写的“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全都乱糟糟地在床底下堆着”的行李。韩东的《树权间的月亮》、《新版黄山游》、《乃东》，朱文的《他们带来了黄金》、《到大厂到底有多远》、《两只兔子，一公一母》等，都以本色的事件与语言展开叙述，展示生活的原生态，但读来总感到缺乏精心的构思，显得是璞而非玉。
　 新生代作家关注个人感受与体验，忽视对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变革与民众生活的关注与描写，创作题材显得较为狭窄。他们执著书写现代人膨胀的欲望、自私的追求，往往使作品在真实的生活与真切的痛感的描述中，缺乏审美的内涵与意味。朱文的《我爱美元》、《吃了一个苍蝇》、韩东的《障碍》、《为什么？》等作品，在强调欲望的追求与满足中，视传统的伦理道德于不顾，甚至一味泻染满足个人欲望的合理性。李冯的《多米诺女孩》、韩东的《烟火》、刁斗的《重叠》、述平的《某》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游戏时，突出一方对于另一方的玩弄与欺侮，作家甚至以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津津有味地描绘真情者的被戏弄受欺凌，而不对玩弄别人情感的作为表示任何原不满与什砭，不对被侮辱被损害者表示任何同情。因此，这些作品虽写得有趣，却缺乏美感，甚至令读者有反胃之感。邱华栋的《哭泣游戏》、李冯的《蝴蝶》、徐坤的《热狗》等描写年轻人在现代社会中的拼搏与奋斗，为了达到自己站稳脚跟出人头地的目的而费尽心机，为了一己的私利而肆意践踏他人的利益，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出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甚至肉体、感情与人格。作者不反对伤口中人物种种卑劣作为，甚至肯定他们在人生奋斗中的任何无视他人利益、无视道德伦理的作为。新生代作家创作中注重真而无视美的倾向，显然导致他们的创作缺少美的内涵与意味。
　 刘心武在谈到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时说：“人生只有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由花变果的微妙期，这时期的生命体验与心灵悸动，实在是铸就血肉鲜活的文学篇章的最佳精魂！我祝福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在九十年代留下了这些鸿影心迹；我祈盼在今后的人生途程里，还能从他们的心焰中获得光与热、惊与喜！”新生代作家们在艺术道路上的追求与探索有得也有失，我们对于他们创作艺术追求中得与失的探究，也正是如刘心武一样祈盼他们能够有更多成功的佳作献给读者。
　
　　　　　　　　　　　 第五节　新现实主义小说
导学：本章必须掌握
1、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征。
2、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作家作品。
　 一、概述
　 九十年代小说创作从各种角度关心社会现实生活，并努力以写实的笔触写出生活的丰富与复杂。最有代表性的是何申、谈歌、关仁山、刘醒龙等作家的创作他们积极关注我们社会当下的生活，关注社会下层百姓的窘困处境，关注社会改革途中的曲折与艰难，也关注现实生活中种种不良的倾向和风气。他们的创作努力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生动地写出社会转型期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引起文坛的瞩目，被人称为“现实主义回归潮”、“现实主义冲击波”、“现实主义的回归”、“新社会问题小说”、“新现实主义”等，虽然名目繁多各有不同，但是都强调他们的创作对社会现实的关注，都肯定他们的创作所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由于九十年代的文坛出现了诸多以“新”字为旗的创作，诸如“新写实”、“新体验”等，我们姑且也赞同将他们的创作称为“新现实主义”，并且努力对他们小说的创作取向作一些研究。
　　二、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内容
　 1．新现实主义作家们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进行创作他们都把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置于首位，他们努力把时代脉搏的跳动与基层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努力写出社会转型期比较广阔的现实生活。
　 刘醒龙在与人谈论创作时说：“无论是乡村小说还是都市小说，我觉得好的都是有实实在在生活内容的作品。有些作家的作品是写给自己看的，有些是写给人民群众看的，后一类更了不起，更长久。......文学不能光是私生活性心理这套东西。作家仅仅是关心自我的心灵是不够的，更要关注社会现实”。
　 有人把八十年代末出现的“新写实小说”称为“生存现实主义”，这是颇有见地的。“新写实小说”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描写，使作品对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的关心与书写中，洋溢着浓郁的人道主义气息。新现实主义小说延续与发展了新写实小说这种创作取向，他们的创作生动地描写出社会转型期基层百姓的生存困境。改革开放以且，我们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步入九十年代社会进入了转型期，在市场经济的制约下，由于管理体制与管理水平的落后，加上传统观念的惰性，使一些工厂企业、农村乡镇陷入一种生存的困境之中。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篇）》、《年底车间》，关仁山的《破产》等作品，都写出国营大中型企业在社会转型期的落魄处境与难堪局面。何申的《穷县》、《县委宣传部》、《良辰吉日》、韦晓光的《摘贫帽》等作品，都写出农村县乡在社会变革中的艰难困境与境遇。
　 自小生长于铁矿的谈歌对厂矿企业的生活有着真切的了解，他的小说创作也大多以厂矿企业为题材，他着力写出社会转型期里企业的艰难困境，和企业领导与群众齐心协力摆脱困境的努力《大厂》以写实的笔触写出了红旗厂的窘困处境，也写出了人们在这处境中的挣扎与奋斗。小说开篇就写出了厂里捉襟见肘的难堪处境：“厂里越来越不景气，日子长长短短地瞎过着，已经两个月没有开支了。前任许厂长让戴大盖帽的带走了，据说是弄走了厂里好几十万块钱，工人们恨得牙疼。吕建国上台一年多了，也没闹出什么起色来，春节前倒闹出来两件大事。”小说接着就描写这两件大事：“一件是厂办公室主任老郭陪着河南大客户郑主任嫖妓，让公安抓了。”“第二件是厂里唯一的一辆高级轿车丢了。”另外厂里还来了一大帮要帐的，住在厂里的招待所不走。工程师袁家杰要调走，老劳模章荣患病药费无法报销，厂里的六个工人偷了厂里的铁被抓，承包厂门口饭馆的赵明欠十万元不交，小魏为得白血病的孩子治病没借到款，四车间的工人愤而在财务科乱砸......小说就琐琐碎碎地叙写厂长吕建国如何寻找门路弄出被抓的客户、要回了被偷的小轿车，平息了厂里的种种事端，使这个大厂暂时熬过难关。《大厂（续篇）》继续描述红旗厂的困境及厂长吕建国的挣扎与努力：国税局因厂里拖欠增殖税而将厂里的丰田车拍卖了，供电局因为厂里拖欠电费而断了电，吕建国四处找人求情。包工头不交付帮里已经造成的集资房，五车间主任老马干私活，市委要让环宇厂兼并红旗厂。作品突出地叙写了红旗厂被兼并的过程，对处于困境企业的现状与出路作了探讨。这两篇作品在叙写红旗厂难以摆脱的困境时，刻画了热情耿直吃苦耐劳把工人的利益放在心上厂长吕建国的形象。《年底》开篇描述了三角债的难堪：“厂里今年的日子实在的不好过，各车间都重新承包了，可也没见承包出个模样来。有几个车间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厂里欠别人的钱，不给；别人欠厂里的钱，也不还。这几天来厂里催帐的已经十几拨了。”小说描述了厂里摆脱困境的努力：一面是刘厂长在明星宾馆包租了一层楼召开定货会，恭恭敬敬地应酬招待好客户们；一面是周书记在厂里主持工作，处理小孙酒后出车祸、老梁患癌症住院、工人们去市委门口静坐、前书记闹烤火费等事件。谈歌的《车间》虽然主要描写主人公大胡路见不平见义勇为被打的事，但主要突出了厂里连医药费都没法支付的窘困处境。关仁山的《破产》虽然写出了镇政府内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但主要反映亏损企业走向破产的艰难历程。
　 十八岁就下乡的何申对乡村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说我拿起笔来“心里就放不下我身边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也许我跟他们同喝这一地方的水太久了。也许我注定要为他们的欢乐与痛苦而动心”。何申的《穷县》、《县委宣传部》、《良辰吉日》等作品都通过县镇生活的描写，展示了乡镇社会的生存困境。《穷县》从穷县青远县年末的困境写起：常务副县长郑德海住进医院想避工穷县年末的难关，却因几位书记、县长都不在而不得不出来主持工作，他面临着难堪的局面：老干部因为工资、医疗费问题要游行，县长洽谈项目被港商骗去五十万元要去外省调查而无差旅费，被服厂工人们未领到工资上县政府要讨要，申报贫困县的工作要开展等。小说围绕穷县面对困境的挣扎和努力构想故事，在写出穷县的困境时，对县政府复杂的人事关系、不良的工作作风等也作了生动的揭示，并突出了主人公郑德海老练务实的性格与作风。《县委宣传部》以地区文明办来县里检查为主要情节，写出了县委宣传部的难堪处境：职工的工资迟迟难以发放，袜子厂的女工因为没领到工资而去地区行署上访，税收仅完成了百分之四十，包书记去李老爷庙打击封建迷信竟然被打破了头，县文明办主任朱进年收到去新加坡打工的女儿寄来的一万元，以为女儿在外卖身受刺激而卧病，小说在寻包书记、宣传部郎部长等人升官梦的针砭中，提示了县政府的窘困处境。《良辰吉日》描写李德林调到城关镇当书记，在城关镇农历八月十六日良辰吉日发生的故事，写出了主人公所面临的困境：“如今城关镇月月工资都发不全，愁得他心里更慌了。”小说在写出了乡镇的经济困境的同时，写出了改革开放经济体制发生变化后人们不同的生活态度，也描述了主人公李德林与处于困境中农民的同甘共苦。韦晓光的《摘贫帽》通过地区组织摘贫工作组下乡搞摘贫的故事，写出了社会变革时期乡村的贫困落魄和乡民的守旧思想。
　 在描写我们社会转型期厂矿企业、农村乡镇的生存困境时，作家们努力写出在中国社会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生活、新的变化、新的矛盾，写出基层干部如何与民众同甘共苦，如何努力克服困难摆脱困境。他们在写出市场经济作用下人们观念的变化的同时，写出了社会转型期人与人之间新的人际关系。
　 2．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们不仅关注社会转型期里人们的艰难处境，也努力关注改革途中的种种社会矛盾，尤其努力提示在政治体制的干扰、传统观念的阴挠、私心杂念的影响等等惰力的牵扯下改革实施的艰难。
　 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以福镇女镇长陈凤珍在福镇实施企业股份制过程的描写，突出了乡镇社会中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与曲折。小说开篇描写福镇窘困的经济状况：由于福镇前几任镇长“敢于上项目上规模，勇于负债经营，有了政绩也肥了腰包”，到了陈凤珍接手却是一个烂摊子，经济越来越乱，银行不再放贷却催还贷款，企业纷纷关门放假，债主不断上门索债。镇一把手宋书记心里不赞成搞股份制，表面上应付应付，甚至在镇政府讨论股份制的会议上故意转移话题，而镇里在经济上作主的却是镇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潘老五。潘老五从德国进口了100万元的废塑料，开箱后却都是民用垃圾，污染了草场赔款40万元。陈凤珍去濒临破产的塑料厂全力推广股份制，将旧设备卖掉，办成了一个粮食加工厂，改变了塑料厂的面貌，获得了股份制改革推行股份制的过程，描写改革开放后乡镇的变化与矛盾，也写出了镇政府内的人事纠葛、权力争斗。
　　倘若说关仁山的《大雪无乡》是从政治体制的方面描写改革的曲折与艰难的话，那么的何申的《村民组长》财是从传统观念的惰性角度，描写改革的途中的努力与困难。小说主要描写长林村的村民组长黄禄带领全组奔小康的故事，写出了边远山村在社会变革中的骚动与变化，也提示了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中奔小良的艰难历程。黄禄为了保住他承包的果树，他想为大家办点事儿，努力让大家一同奔小康。他大义灭亲敦促偷剪了组里扬水上山的电线的哥黄福去自首，办理了种子站的棒子种赔款事宜，查实了组民编双檐篓子的事情，办理了组里不缴纳税款的事儿，讨回了被人骗去的办鞋厂的预付款，组织组员去贩运果子。小说突出地描绘了黄禄内心的变化：“黄禄望着一屋子满脸褶子的乡亲，心里忽悠悠的怪不是滋味儿，电视里又是邱庄，又是华西村，人家都良性循环往前奔了，长林还他娘的窝里斗，今天偷篓子果，明天割人家捆豆子，有个屁出息！要是这伙子人不富，自己就是有一千棵树，能过安稳日子吗？”小说真实地写出了村民组长黄禄在带领大家奔小康途中思想观念的变化，也写出了乡村社会改革的艰难。
　　刘醒龙的《菩提醉了》以县文化馆的改革为主要情节，在写出改革的艰难的同时，突出了文化馆以县宣传部何副部长为靠山，实施他拟订的改革方案，方案的核心是将副馆长降格为馆长助理，以扩大馆长的权限，引起了副馆长庄大鹏和孟保田，庄大鹏在会议上首先发难。改革方案却由何副部长批准，庄大鹏成了馆长助理，孟保田则仍为副馆长。孔馆长努力离间庄大鹏和孟保田，庄大鹏和原办公室伍主任暗暗搜集孔馆长的材料，准备弄倒孔馆长。他们窃听到孔馆长与他的相好小段的幽会，汇报给县委郑副书记，书记却对他们这种做法深为不满。孔馆长又提出了一套与经济利益持钩的改革方案：创办经济实体、争取财政拨款、拉开奖金档次等。孔馆长从省里要到了拨款，自己捞了三千元的奖励。由于资金发放引起众怒，告到县纪委，孔馆长被停职。宣传部新来了徐副部长，伍主任晋升为馆长，庄大鹏任书记。小说的尾声中写道：“离开宣传部，一路上，庄大鹏和老伍断断续续地说着话。谈到老孔，哪个当领导的想将自己改革得一点好处也没有呢！”小说在提示在社会转型期改革的曲折和艰难的同时，也指出了追求私利争夺权力是阻挠改革顺利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改革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唯一出路，改革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现实主义作家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在生动地描写改革的艰难和曲折时，也努力探索形成这种艰难和曲折的内在矛盾和阻力，写出了基层干部在改革中的奋斗与努力。谈歌的《大忙年》中的林厂长，因为改革撤了几个干部，家里的玻璃窗让人给砸了，脑袋上挨了一砖缝七针。何申的《穷县》中的米县长，开县委会谈项目引进的工作，却因为由谁来主持这个项目难以确定，引进工作难以开展。谈歌的《天下书生》中的粱市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幌子下撤消了市文联，酿成了书生们的尴尬处境，小说在梁市长准备恢复文联的信息中达到了一种反讽的效果，讽刺了这种所谓改革的偏颇。
　　3．新现实主义作家们努力靠拢时代直面现实，在写出社会转型期生存的困境、改革的艰难时，还突出地提示出揭示官场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表现了作家的忧虑与思考。
　　新现实主义作家何申谈到小说创作时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时代，将其中的欢乐与忧虑、成功与失败以及有趣的场面记录下来，这样的作家很幸运的。”新现实主义作家们努力靠拢时代直面现实，在写出社会转型期生存的困境、改革的艰难时，还突出地提示出揭示官场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表现了作家的优虑与思考。刘醒龙的《伤心苹果》以县文联作家石祥云调去市里当专业作家，文联主席苏江表面上满口答应，实际上却处处与他为难。让石祥云从文化局人事处将档案直接拿去市里，由于未通过县人事处手续不符，管过人事的苏江其实应该懂得调动手续的。去县人事局干部股办理，又被告知要从头来过。后又因为石祥云是中级职称又要报组织部批准。小说以石祥云的调动揭示了县文化局人事变动中的复杂关系，写出了其中的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一心想往上爬的苏江老奸巨滑排除异己，熟悉官场关头关系的小徐老练精明游刃有余，都刻画得十分生动。
　　谈歌的《雪崩》在描写有三千工人的东风啤酒厂申请破产的过程中，揭露了破产背后官场的权力之争。东风啤酒厂最初的厂长是现任黄副市长的爱人胡玉兰，“胡太兰在东风厂当了一年书记一年厂长，把东风厂搞了个乱七八糟。实在干不下去了，拍拍屁股去市政协当了副主席。黄副市长的秘书耿和民干了两年，东风厂毫无起色。”后由技术科科长向跃接任厂长，在他接任后的第三天，他才知道他所接的是一个烂摊子，东风厂已有七千多万元的债务，并且潜亏四千多万元，向大跃决定申请破产。黄副市长却因为即将召开人代会，他将接替市长的位置怕影响选举而不愿东风厂破产，市轻工局长田克怕东风厂三千多工人无法安排也左右为难，建设银行行长因为怕借贷给东风厂的两千多万元泡汤反对东风厂破产，东风厂的工人们则因为与工厂深厚的感情不愿工厂破产，法院院长阎晶明因为市领导的意见相左而无法判定。最后市里决定由雪莲集团兼并东风厂送上绞架的刽子手。小说以东风厂的破产经过为主要情节，却写出了官场的争斗与矛盾。
　　何申的《乡镇干部》以双龙镇五道河区撤工并乡的经历，揭示出改革途中人事关系的变动中的权力之争，也展示出人们民主意识的觉醒。由于撤区并乡，五天里四个乡的人员都并到了五道河镇，新镇收到各乡交来的现款共67元，各乡共计欠合债80万元，使新镇刚成立就背了债。五道河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大和政府班子，由于二道河小马乡长、三道河大候乡长挺身而出勇敢地拦截偷运木材的车队声誉鹊起，投票结果大候排第一、小马排第二，代镇长去秀杰由于老婆超计划怀孕排在第三。最后，原镇临时党委书记杜满仓被选为人大主任，大候出任镇长，支秀杰说服老婆做了人工流产成为代理镇党委书记。小说在叙写撤区并乡政府选举的情节中，突出了权力分配过程中的复杂的人际关系。
　　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作家们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在对社会转型期种种矛盾与困境的揭示中，针砭官场的权势争斗，反映社会体制方面的问题。何申的《年前年后》中，七家乡乡长李德林和三家乡书记胡光玉为了达到调回县城任职的目的，费尽心机千方百计走门路拉关系，给县政府有职有权的头面人物请客送礼。关仁山的《太极地》中，由于乡里何乡长与范书记面和心不和，雪莲湾是何乡长的点。邱满子勤奋工作，并努力搞好与范书记的关系，他去探望因病住院的范书记，范书记告诉他要提他为副乡长的候选人，结果却是舅舅是县组织部长的小郑当上了副乡长。谈歌的《天下书生》中，以文学起家的梁市长大权在握，以长官意志行事，决定解散市文联，于是书生们自谋生路，却屡屡碰壁。后来因为省委要抓文化工程，梁市长又准备恢复文联建制。关仁山的《裸岸》中，田副乡长为了自己能够在官场上往上爬，千方百计挖掘抗战时期的一口大铁锅，以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实物，却导致了河滩上的一片防护林皂角树的被挖倒，成了大窟窿小眼的裸岸，直接威胁着学校校舍的安全。这些作品中对官场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草菅人命等的揭露与针砭都十分生动与真实。
　　4．关注现实生活、尤其是社会基层生活热点，正面反映新的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并对社会改革的前景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揭示的优秀作品，形成了对现实社会与人们心灵同样产生强烈撞击的新的社会问题小说。
　　有人将何申、谈歌、关仁山、刘醒龙等的小说创作称为“新社会问题小说”，他说：“他们的那些从推动社会变革的善良愿望出发，关注现实生活、尤其是社会基层生活热点，正面反映新的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并对社会改革的前景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揭示的优秀作品，形成了对现实社会与人们心灵同样产生强烈撞击的新的社会问题小说。”将他们的创作称为“新社会问题小说”是有其合理性的。他们的创作在揭示经济的困境、改革的艰难与官场的争斗时，还对社会上种种不良风气作了揭露。
　　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作家们一方面写出了基层干部们在经济困境中与群众的分享艰难，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基层干部的种种腐败现象。阙迪伟的《乡村行动》通过上街党支部书记叶光荣组织的一次失败的乡村行动揭示了控制着村政权熊老三，熊老大是村委兼会计，熊老二也是村委。村里办了轧钢厂和轴承厂，材办厂就连年亏损，熊老大熊老四的私人厂却兴旺发达。明摆着的事，村里没人敢放熊家一个屁。“熊家在上街村一手遮天颐批气使，无权失势的村支书叶光荣只能表面假意逢迎熊家，暗地里却准备与熊家斗。当他探得熊家弄了两个外乡女子来家里后，以为他们搞淫乱活动，上门去抓却扑个空。原来福建松溪县胡某购进了熊价值26万元的轴承产品，因是假冒产品胡某无法付款，熊家便将胡某的妻子与小姨子绑架到村里，此案乡终于被公安机关侦破。小说以绝处逢生的结尾，使一次未果的乡村行动有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结局，虽然叶光荣终被免去了书记之职，但是恶人终于遭到了惩罚，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在乡镇社会中，不少村乡镇的干部常常努力把持他们手中的那一份权力，以成为他们在商品社会中获得物质享受沽名钓誉的凭依。何申的《信访办主任》中的青远县大杨树沟村的村支书杨光复，他在村里一手遮天为亲友谋私利，遭到揣得强等人的反对。杨光复买通了县委书记梁大鹏，因此他有恃无恐胆大妄为。关仁山的《破产》中的马镇长”领导重用、洋楼住着、小姘挎着“，家中被小偷盗了也不在乎，老娘死了他大办丧事，收到的礼金就有30多万。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一些有权有势的乡镇干部逐渐走向堕落。关仁山的《太极地》中雪莲湾村的支书邱洪生出国考察，”第一件事就是想桑那浴一回“，”逮着洋妞再来回真的“，他果然都干成了，花去的钱回来都报销了。彭瑞高的《本乡有案》中的塔城乡乡长苗志高因嫖妓被抓，又引出了贪污案。阙迪伟《新闻》中的坝前乡乡长陶有和与乡副书记汤平心骑摩托去嫖妓，还开发票报销，返回的路上出车祸，汤平心被撞死，却谎称去抓赌因公而逝。这些乡镇干部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新现实主义小说真实地揭示了乡村社会中的腐败风气。
　　由于乡镇干部的以权谋私仗势欺人，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重压的尴尬境遇，揭示了农民们的艰难处境。离镇五年的老劳模胡长生回村，见人们出外挣钱不思务农田地荒芜，他决定不去城里儿子处而回乡务农。他辛辛苦苦起早摸黑待弄5亩水田，买化肥购农药化去了5百多元，秋后卖粮被扣除了160元教育集资款，拿到手的只有40元钱和一张白条。小说中描写村支书带人上门抢村民的油菜籽作欠的税款，揭示了农民们繁重的经济负担：“一共有茶叶特产税、民兵训练费、村集体统筹费、广播维护费、牲猪屠宰税、冶安统筹费、道路护理费等十几种，一家一户，人少的几十元，人多的就上百元，甚至二百元。”村民连一株茶叶都没种的，也得交纳茶叶税。何申的《村长》中的老村长郝老顺因为向村民们“敛特产税和教育附加税敛急了眼，一走神从漫水桥跌下去的”，跌碎了股骨卧床不起。新村长郝运来上台办起油坊停了产。关仁山的的《九月还乡》中的卖粮大户杨老疙瘩承包村里的土地种粮棉，说好了10年不变，他舍得化血本，添置了许多农机具，“化肥和大粪铺了几遍，”将盐碱地改造成良田。然而他交的公粮得到的却是白条，交上好的皮棉却被乡长的舅父冯经理压为三级棉。由于出外打工回乡的多，村长竞然要收回杨老疙瘩的承包田重新分配。亲现实主义小说家们以执著的现实主义精神直面现实，将社会转型期乡镇社会中的种种不良风气和农民们的艰难人生都作了生动的揭示。
　　谈歌说：“不管什么时代，大众需要我们我们为自己代言。如果小说家们不愿意，那么大众就会把小说和小说家们扔掉，像扔掉一件旧衣服。”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们自觉地做大众的代言人，反映社会转型期新的矛盾与现实，描写大众的生活和人生，对社会种种的不良风气作了真实的提示与针砭。刘醒龙的《去老地方》中写政通公司开张，因党政机关不准办公司，此公司名义上是驻深圳办事处所办，实际上为县政府办公室直接管。县政府办公室通知县委各局把手务必出席，并说别送匾，干脆送现金省事，公司的开张成了一种变相的敲诈。谈歌的《城市警察》中朝阳派出所抓住一桩强奸案的主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儿子秦建军，交代了作案的经过，说出了带头的是市委曹副书记的儿子曹刚。此后不省人前来说情，办案爱到了严重原干扰，市局甚至来电话要派出所放人。后来朝阳派出所所长杨清民被调去了分局，案件不了了之。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中的段书记、丁镇长为了讨好上级领导，不顾十冬腊月茶树动不得的禁忌，派下任务要村里下雪时候采摘冬茶。镇宣传干部老方一针见血地指出：“丁镇长见段书记搞冬茶送礼非常有效，就趁机也让大家搞冬茶，说是上面要，其实还不是自己先到上面讨好卖乖，不然上面的人怎么会想到茶可以冬天采。说是上面腐化，可谁叫你下面的人投其所好哩！说穿了，大家都是拿着公家的钱不当钱，拿着公家的东西不当东西，拿着公家的人不当人，只有公家的官职才当回事。谈歌的《天下大事》中的李厂长出国考察接受外商的贿赂、与管电话总机的李玉莲乱搞男女关系，怕人说他的丑事，听到别人误传就追根问底追查谁说他的坏话。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们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社会上许多不良风气与倾向作了生动的揭露。
　　5．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们把创作视为面向大众的艺术，他们把为广大的读者而写作放在首位，立志忠实于生活。他们的小说创作独特的创作取向，主要表现在：
　　（1）贴近新的生活，迅速及时地反映新的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何申在题为《贴近新的生活》的文章中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一些中篇小说更贴近新的生活，我觉得那样会描述得更真实，更少附带虚假，于是读者对我们‘编’故事的印象就会谈化，就会喜爱，若干年后，当人们通过我们的小说对某一时期某一地方的人情世故或其他什么有意思的事了解得更深人细致了，那这些作品或多或少也能算得了经受了一点历史的考验吧。”“于是，这些年我的小说的主攻方向非常明确，就是下大斩气写我身旁的这片山乡，写这里新变化，写这里新矛盾，写这里新的生活，写这里新的人和事。”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们以敏锐的感觉面对社会转型期新生活，在他们在笔下许多当下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都得到了迅速反映：大中型企业的经济困境，企业股份制的实施，企业破产的申报与判定，企业三角债的问题，农民的苛捐杂税负担地重的问题，卖粮卖棉打白条的问题，干部贪污腐化欺压百姓的问题，乡村如何脱贫致富的问题等等，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都得到了生动的反映。以至于有人说：“‘新社会问题小说’继承并且发扬了‘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光荣传统，与五四时期以冰心、叶圣陶为代表的‘问题小说’和五六十年代以赵树理等为代表的‘写中间人物’的小说保持了内在的血脉联系，成为对目前文坛上愈益脱离社会现实的‘贵族化’ 倾向的有力反拨。”这是切中肯綮的。
　　（2）关注底层百姓的生活，努力描写普通人的辛酸苦辣。新现实主义作家们大多与底层社会有底层社会有着密切的接触，他们有的当过农民，有的做过工人，就是当了机关干部以后与基层社会也有着较频繁的联系，因此他们的创作十分关注对底层百姓生活的描写。关仁山谈到的创作时说：“几年过去了，我们社会生活的脚步向前迈进，可是底层有许许多多问题，无序、虚夸和贫困，特别是各种矛盾的错综复杂和一时难以全部，解决，再看看周围的普通人民，他们忍辱负重，在做各种生存的努力。无论这个大家，还是千万个小家都在为富裕和发展而努力拼搏。”谈歌在谈及他的创作时也说：“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不得像听通俗歌曲那样让人心旷神怡。它所带来的震荡，有时是惊世骇俗的。工人农民不比我们，他们现在干得很累。我们应该把小说的聚焦点对准他们。写这些劳动者的生存状态，调动我多年的生活积累，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的使命。”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将聚焦点对准工人农民这此普通的劳动者，努力关注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描述他们的生存状态，描写他们的辛酸苦辣，这成为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取向的主要特点之一。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篇）》描写厂长吕建国与职工一起在困境中的挣扎，《大雪无乡》、《太极地》描写乡村社会摆脱贫困的奋斗与坎坷。何申的《村长》、《村民组长》描写乡村基层干部如何带领村民们脱贫致富，《良辰吉日》、《乡镇干部》描写在新形势下普通的乡镇干部的思考与艰难。刘醒龙的《伤心苹果》、《菩提醉了》描写县文联、文化馆里新矛盾，《分享艰难》、《路上有雪》描写乡镇干部与村干部分享艰难。新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始终关注着底层百姓的生活，关注着普通人中间的生存状态与辛酸苦辣，这使他们的创作充满着平民色彩。
　　（3）描写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俗事，在生活俗事的描写中忠实于生活的本来面目。谈歌在谈到他的小说《天下大事》时，以《俗事缠身》为题谈了他的创作感受。他说：“《天下大事》写了企业的一些俗事。而一些俗事往往就成了大事。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俗事常常弄得人们焦头烂额，人们苦于摆脱不开。有人说日常生活像一张网，任你跳来跳去，还是在网里。这话说得挺无奈，却是真实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们并不努力去构想惊心动魄的史诗故事，也不精心去营构曲折离奇的爱情情节，他们所描写的几乎都是平平常常的生活俗事，常常都是琐琐碎碎日常琐事：工人的孩子得病住院付不押金，全厂的职工募捐相助（谈歌《天下大事》），村民组长查清村里的几桩悬案，组织村民贩卖果子脱贫致富（何申《村民组长》）；乡村里闰年冬天举办雪灯会（关仁山《闰年灯》），县政府新公司张举办喜庆会（刘醒龙《去老地方》）；挖掘抗日时期留下的一口大铁锅（关仁山《裸岸》），要回厂书记一辆丰田车（谈歌《大厂》）；乡长千方百计想调回县城（何申《年前年后》），厂长费尽心计难摆脱困境（谈歌《雪崩》）；镇长书记采摘冬茶逢迎上司（刘醒龙《挑担茶叶上北京》），厂长书记一里一外应付逆境（谈歌《年底》）。新现实主义的作家们写的大多是一些日常生中的琐碎却不失深刻，生动真实地反映出社会转型期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新现实主义作家们摆脱了对自我心灵与情感的关注，努力对于当下的历史和生活作出敏捷的应对，他们的创作摆脱了对精英阶层的礼赞，努力为大众写作为大众代言；他们的创作摆脱了贵族化的姿态与追求，努力关注下层社会中的世俗人生，这使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体现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忠实于现实生活的现实义精神。
　　三、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特征
新现实主义小说以冷峻客观的写实手法描写社会转型期的种种困境与矛盾，以顺时
序的叙事结构叙写底层社会的人生故事，以平朴自然的生动语言描述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俗事，展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风采。
　　1、以写实手法描写社会转型期的种种困境与矛盾以及底层社会的人生故事
关仁山说：“我们的大家庭，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我们的文学描绘的就是这
一片沉重而多情的风景。”他谈到了文学创作应该关注平民百姓生活的描写，应该描绘这一片沉重而多情的风景，这似乎说出了新现产主义小说独特的审美风格。
　　刘醒龙谈到现实主义时曾经说：“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流派，从来都是存在的，然而不知为什么仿佛在一夜之间，‘现产主义’突然消失了。在文学的空间里，只是偶然才能见到它们沾满尘垢地塞在一处处宛如商业街精品店处所的角落里，眼明手快口齿伶俐的赏鉴者，极少光顾它们。”在八十年代的文坛上，追求文学形式的探索与实验，标榜先锋派与现代派，似乎成为了文学界的时尚，而现实主义却一度成为落伍的代名词，出现了刘醒龙所述的现实主义创作备受冷落的状况。九十年代以降，新现实主义作家们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事小说创作，以冷峻客观的笔触描写现实生活，提示社会矛盾针砭不良风气，表现出一种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勇气。谈歌说到他的创作时认为：“我从不反对别人写历史，写未来，写私人生活，但写直面人生的现实，也是更应该的。在这样一个历史转轨期，个人的痛苦和欢乐再多再大，那也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种事情会随着你的小说而在地球消失的。而社群的痛苦和欢乐，并不会随着某个人的消失或者溜号而消失，这应该叫做历史。”他们的创作不去抒写自我的心灵，个人的悲欢，而是努力关注与描写社群的痛苦和欢乐，以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矛盾与困境，描写社会底层普通百姓的艰难生存状态，讲述基层干部与平民百姓的共同奋斗同甘共苦，不粉饰生活也不回避矛盾，不专注于形式而注重内容，使他们的创作在回归现实主义传统中散发出一种新的气息。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由鲁迅开创的，它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主潮，显示出其强盛的艺术生命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政治运动政治思潮政治观念的干扰影响，现实主义经历了一个坎坷而曲折的历程。五十年代初期的创作，对翻身解放的歌唱、对社会主义的礼赞、对英雄形象的塑造，使此时期的创作洋溢着浓郁的政治激情，而忽略了对现实生活的冷静观察深入体验，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被掩盖了、弱化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背景中展开的有关现实主义问题讨论，又以对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批判而告终止。在大跃进的浮夸空想背景中“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提出，使现实主义直面现实的精神被掩盖于伪浪漫主义虚幻理想之下。六十年代初邵荃麟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观点，企图匡正文艺界粉饰现实掩盖矛盾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弊端，却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主张”。“四人帮”以阴谋文艺的“三突出”、“高大全”等反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主义的传统。文化革命之后，文艺界的拨乱反正首先就是呼唤现实主义的回归，清算“四人帮”在文艺界犯下的罪行，恢复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成为文学新时期之初的主要任务，然而，现在我们加溯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创作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到，无论是“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抑或是“改革文学”，其间都还未能真正得到恢复。进入了八十年代后，文学形式的实验与探索被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现代派、先锋派得到推崇，而现实主义传统爱到冷落。八十年代末“新写实小说”、九十年代初“新体验小说”的创作的出现，真切地描写直层百姓平凡琐碎的生活，努力去切身体验平民酸甜苦辣的人生，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新现实主义小说延续了前者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与弘扬，他们直截了当地打出了现实主义的旗帜。刘醒龙说：“现实主义的质量是充盈，用河流来概括它只能是长江。无论从天上看还是从地上看，不管是旱季还是雨季，总改不了它的博大、深沉、浩荡和向前的奔腾。”
　　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在继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也对其有所发展与有所革新。新现实主义小说在继承传统中形成了其新现实主义的特征。
　　（1）他们强调创作源于生活贴近生活。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们都有着扎实的生活根基，他们大多长期在基层生活。何申就说：“塞北山川辽阔，道路不便，二百多个乡镇遍布在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果想走一遍，绝不是容易的事。十多年里，结合本职工作，每年去一些乡镇，我就走个差不多了。于是，闭上眼睛，我就能想起哪个乡镇的大门朝哪开，大门里的房子是啥样，房子里的人这时节大概正在忙什么......当然，还能想起县城里、山村里、农户家里的人和事......这无疑是我小说创作的源泉。”他们的创作强调源于生活，强调贴近生活，却并不提倡高于生活。虽然，他们各有各熟悉的生活面，创作也各有各的兴奋点，何申好写乡镇干部、村长、村民组长的生活，关仁山关心农民、渔民、乡镇企业的世界，谈歌熟悉厂长、工人、车间主任的人生，刘醒龙描写县文化局、文化馆、文联的故事，他们都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真实地写出，反对创作编造的虚假，强调创作贴近生活的真实，强调创作不离开活生生的现实生活。
　　（2）他们的创作关注当下生活直面社会问题。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们大多不去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他们把关注与描写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社会问题，他们并不能反映生活本质方面为由而忽视创作对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的揭露。在他们的笔下，诸多的社会现实问题得到了反映：大中型企业的的困境、三角债的难堪、股分制的试行、企业的破产与兼并；乡镇农村的贫困落魄、村镇干部的霸道、交公粮打白条的无奈、名目繁多税款的重负、农村人口的外流、乡村田地的荒芜；官场的人事纠葛不良风气、长官意志的草菅人命、争权夺利与勾心斗角、贪污受贿的腐败风气......虽然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们深信“我们这个社会还没有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但是他们赞同“对于小说家来说，今天的写作，应该是出于对当下的历史和生活的敏捷的应对”。
　　（3）他们的创作注重内容的丰厚真实。刘醒龙谈到小说创作时认为：“无论是乡村小说还是都市小说，我觉得好的都是有实实在在生活内容的作品。”何申谈到他的创作时也认为：“我是在这片山区插过队的人，我深知穷困年月过年的情景，我深知人们是多么珍惜来之不易的富裕生活。当然，我亦知道在奔向新生活的过程中，还有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还需要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共为之。于是，我就愿意让这些事走进我的小说里，又迫切希望通过小说把这些生活呈现在更多人的面前。”在他们的创作中，他们努力将自己生活过感受过的真实生活写进作品里，他们似乎不在意情节的曲折跌宕，而注重所描写生活的真实感人，他们似乎不在意结构的精心设置，而注重所叙写内容的丰富充实，他们似乎不在意对叙述内容的评判，而注重对丰厚真实生活的展示，以至于刘醒龙说：“我不在乎生活的形式和技巧，我只内容”，这正如文学理论家华莱士·马丁所说：“就阅读而言，‘现实主义’显示为这样一个广阔的叙事作品叙事领域，这里没有任何可以辨认出来的成规，这里文学技巧无影无踪，每一件事都像它在生活中那样地发生。”
　　（4）他们的创作注重通过事件写活人手。何申在谈到其创作的历程时说：他最初的创作“喜欢寻些曲折动人的情节来写”，但自己觉得创作“明显地欠着火候”。“欠的地方挺多。但我突然就想到一篇作品要达到像戏园子里满堂喊好的地步，作品里也非得有名角不可。......关键就是人了。我试着去写，当然还要有事件，但事件是为着写活小说中的人物。”新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注重对下生活的描述，注重对事件的来龙去脉的叙写，在他们的创作中在事件的叙烈军属中写活了不少生动的人物形象，已形成了新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系列：县乡镇干部形象系列（何申《穷县》中的副县长郑德海，《年前年后》中的乡长李得林，《乡镇干部》中的镇临时党委书记杜满仓，《七品县令和办公室主任》中的县长傅桂英；刘醒龙《去老地方》中的县文化局长杨一，《路上有雪》中的乡党委书记安乐，《分享艰难》中的镇书记孔太平；关仁山《大雪无乡》中的潘老五，何申《年前年后》中的刘大肚子，谈歌的《大忙年》中的冯占奎）。在新现实主义作家们笔下的人物形象身上，充满了新的时代气息。
　　2．新现实主义小说以客观冷静的写实笔法叙写故事，在叙事结构上形成了一种特性，它们大多以全知的视角，以顺时序的叙事结构叙写底层社会的人生故事。
　　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首先，创作大多采取全聚焦客观型的叙事模式。珀西·卢伯克将小说创作中的叙事视点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在整个复杂的小说写作技巧中，视点（叙述者与他所讲的故事之间的关系）起着决定的作用。”小说叙事学将叙事分为全聚焦模式、内聚焦模式和外聚焦模式三种，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则大多以全聚焦模式叙写故事，在叙述故事时又不常采取以第一人称的主现型的叙事，而常常以全知全能的客观型的方式叙写故事，他们“把生活中发生过一切都精确地表现给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一切复杂的解释和一切关于动机的议论，而限于使人物的事件在我们眼前通过”新现实主义小说很少取以第一人称直接叙述故事的方式，而是用叙事者的作聚焦视角叙写作品。无论是谈歌的《大厂》，还是何申的《年前年后》；无论是关仁山的《大雪无乡》，还是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作家者以全聚焦客观型的叙事模式叙写作品，采取这种叙事模式的益处正如美学家塞米利安所说：“它能够更加广阔的生活领域，较人物角度更能开阔我们的生活视野。如果说它使故事情节显得松散，但与此同时却又赋予作品以变化、多采的特点”。
　　其次，创作以叙事的情节模式谋篇布局。现代叙事学从小说叙事的功能角度出发，将叙述的叙事分为以人物为中心的情态模式，以情绪性体验为中心的情调模式和情节故事为中心的情节模式，新现实主义小说常常采用情节模式叙写作品。有人有谈到小说的情态模式与情节模式的区别时说：“后者以行动发展线索的结束而结束，前者则以对某种性格的塑造或心态的透视完毕而告终。换言之，在情节模式中，叙事主体所关注的主要是故事本身内在的逻辑关系，以及事件与事件之间波涌浪卷的转变和发展；而在情态模式中，叙事主体的聚焦镜头始终对着人物。”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虽然也在故事的叙事中刻画了少生动的人物形象，但从总体上看来，他们的创作并不以对人物的性格和心态透视为中心，“关注的主要是故事本身内在的逻辑关系，以及事件与事件之间波涌浪卷的转变和发展”。新现实主义小说大多设置了一个主要的事件，往往按事件的发展变化顺时序地结构作品，人物的性格心态的透视塑造并不成左右小说的核心，而事件原发展变化制约着整个的作品的进程。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有的以人物调动的努力为主要事件（刘醒龙《伤心苹果》、何申《年前年后》），有的以工厂的破产过程为主要故事（谈歌《雪崩》、关仁山《破产》），有的以乡长的嫖妓事发为重要情节（阙迪伟《新闻》、彭瑞高《本乡有案》），有的以基层干部与百姓分享艰难的过程为主要事件的发生发展为主线构思作品，事件发展变化的逻辑脉络构成了作品的叙事结构。
　　再次，作品大多采取枝桠式的叙事结构。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品大多以一件与经济相关的事件为关，在此主事叙写的主杆上延伸众多的事件与人物的枝桠，展示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构成了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模式，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以福镇女镇长陈凤珍在镇企业实施股份制为主事，也叙写了废塑料进口污染草场赔偿官司、潘经理打伤了前来讨债的山西客人、陈凤珍劝说三姑停止跳大神、陈凤珍去救出被山西客人绑架的潘经理、老百姓催讨存在镇基金会的钱款等事件，写出了主人公陈凤珍在艰难状况下坚持股份制试点的执著精神。何申的《年前年后》以从县委办下到偏僻的七家乡当乡长的李德林千方百计努力设法调回县城为主要事件，也描述了李德林看望受灾户强调计划生育，请县上头脑们的客谈小流域治理项目，送饺子给县医院住院的乡里的病人，过年去岳母家拜年吃饭讲笑话等等事情，从工作与个人生活等方面写出了李德林的尴尬处境。谈歌的《雪崩》以东风啤酒厂的破产为主要事件，也描写了退体工人上法院要求厂里归还集资款、厂长向大跃的曲折婚姻故事、副厂长谢光无爱情的婚姻、材人向谢光催付100万元借贷款、谢大山的病势和谢光的自尽等事件，写出了厂长向大跃的难堪境遇。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以村长石得宝为完成丁镇长布置的采摘冬茶的任务而努力为主要事件，也描述了石得宝送媳妇上镇医院看病、去中学看女儿亚秋、与媳妇一起采摘木梓籽、与女会计一起学舞、以瘌痢婆撵走文化馆的调查者等，写出了村长石得宝的生存状态。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叙事模式，作品大多以叙写一个事件为主，在主事的叙写中串结着众多的人物与事件，并展示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3．以平朴自然的生动语言描述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俗事。
　　高尔基指出：“文学的根本材料，是语言--是给我们的一切印象、感情、思想等以形态的语言，文学是借语言来作雕型描写的艺术。”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坚持文学的大众化平民化追求，这使其创作的语言具有独特之处。何申在谈及他的小说《乡镇干部》时说：“这对我不仅是个鼓舞，更重要的是启示，我开始真正地体会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一句说了多少年的话的真正意义，当然我也通过这一篇使自己的创作技巧有了新的变化，比如我的小说语言就是从这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放下文章的腔来说话，说得流畅，效果阳是不曾想到的。”新现实主义作家们的小说创作注重语言的生活化，新现实主义作家注重创作的贴近生活，注重创作的真实性，他们的创作完全放下文章腔，以生活化的语言进行写作，不雕琢不粉饰，不拿腔拿调，而以活脱脱的出自生活的语言叙写，使创作呈现浓郁的生活气息。何申的《年前年后》中描写在七家乡当乡长的李德林回县进家门，与新婚妻子久别，一进门就拉着妻子小梅上床。小说写道：
　　于小梅说：“等会儿，让我再看你两眼再干。”李德林笑道：“咋啦？怕弄错啦？于小梅说：“嗯，现在都打假，回头来的是假老爷们我不就窝囊了。”李德林摸摸胡茬子，指着墙上的照片：“对着看清楚啊，可能瘦点了，这阵子太累。”于小梅进了里屋，说：“太累还忙着干这事？”李德林忙说：“脑子累，这儿不累，这儿累就麻烦了。”过了一会儿把事办完，于小梅说：“看来还没违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李德林笑道：“你咋样？也一直闲着吧。”于小梅给李德林一拳，说：“你快成从威虎山上下来的人了，见面就是这点事，怪不得我爸瞧不上你。”
　　小说中李德林的妻子遭车祸而死，后朋友撮后他与离了婚于小梅结了婚，因乡下发水灾，李德林没度啥蜜月就回乡下忙活去了，“偶尔来县开会办事在家住上一两宿，俩人上床看着也像夫妻，但彼此都有点生不愣的感觉”。这一段叙写生活气息十分浓郁，久别重逢的夫妻之间的打情骂俏戏谑亲情，他们俩虽亲密却有点生不愣的感觉，他们俩之间的互相猜忌疑惑的内心，都非常自然逼真地写了出来。
　　谈歌的《雪崩》中的厂长向大跃与妻子阎太梅离了婚，后与记者许雁结婚，许雁又与摄影记者贺加东去了海南，她从海南回来要与向大跃离婚。小说描写他们俩的一段对话：
　　许雁昨天回来，一进门就告诉他，她是回来离婚的。如果向大跃不同意，她马上就去法院，如果同意，明天她就他去民政局办手续。
　　向大跃笑道：“你跟我离了去找贺加东啊？”
　　许雁笑笑：“不，我俩已经散伙了。”
　　向大跃笑了：“这还差不多，我俩应该在一条起跑线上，不然你是有目标的离，我则成了被丢弃的旧衣服了。”
　　许雁笑道：“那难道不想对我说几和好的话，再争取一下吗？”
　　向大跃摇头：“你不是一个轻易就能被说动的女人。明天上民政局。”
　　小说中的向大跃比许雁长10岁，婚后，向大跃的传统的务实精神与许雁的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产生了冲突，他们之间已经有了鸿沟。他们心里都已明白分手是必然是，只不过是迟早的事。这一段对话将他们俩虽互相了解、却感情已淡，虽面临分手、却不愿闹僵的现状与心态，十分真实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作家把男主人公的豁达大度、女主人公的精明虚荣，都通过十分生活化的人物对话作了刻画。
　　谈歌在说到小说创作时指出：“小说应该是一种公共话语，应该以公共话语发言，这是对公众的尊重。如果我们下决心让读者费劲，读者一定不同地费劲了。”“小说应该是一门世俗艺术。所谓世俗，就是讲小说应该首先是一门面向大众的艺术。”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在把小说视为世俗艺术的观众中，努力以“公共话语”写作，使创作能够为大众所接受，这使他们小说的语言具有世俗化的特点。他们小说的语言不追求典雅精致，而崇尚朴实畅达，不信奉曲折含蓄，而追求晓畅平实，不回避俗言俚语，而注重真实生动。关仁山的《大雪无乡》开篇描写女镇长陈凤珍回家躲清净时家中的情景：
　　这阵儿家也是不安静了，天不下雪患病的多起来，满街筒子都是咳嗽声。陈凤珍父亲是镇上开药铺的，小药铺猛地火起来，父亲的炒药锅昼夜亢奋地响着。连经常在外乡卖野药的弟弟陈凤宝也赶来，加入家庭熬药大会战。父亲一边捣药一边哼“扁食歌”。她知道这是民间祭礼古代扁鹊的歌，父亲哼了几十年了，凤宝和小媳妇阿香并不嫌凤宝的瘸腿。这家伙卖野药嘴皮子练得不善，仅嘴巴拢人，而且在床上缠绵起来也不差。凤宝说，这年头市场疲软，可有两样不软！凤宝笑嘻嘻地说：一是卖淫的，二是咱卖药的。阿香揪凤宝的耳朵问，你个鬼东西咋知道？是不是在外头嫖女人？凤宝讨饶说俺有色心没色胆哩。父亲阴眉沉脸地训斥凤宝，别胡扯淡，混帐东西！那些玩艺儿与咱卖药能往一块儿扯么？陈凤珍合上书，弄得哭笑不得，这哪儿跟哪儿啊？她又听凤宝解释说，爹，俺弄错了，是不一样。咱卖药有淡季，人家可没谈季。......
　　小说中的女镇长陈凤珍为镇上的难事而烦恼，想到家里来躲清净，她迷恋股分制，在灯下读有关农村股份制的书，却听到了家庭熬药大会战的对话。小说以世俗化的语言叙写人物间的对话，凤宝的一张油嘴的俗气和油气、阿香的附和调笑、父亲的庄重正经、凤珍的烦恼压抑，都在这一段充满着民间色彩具有世俗意味的叙写中生动地勾勒了出来。
　　在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作家们不仅以极大的热情叙写日常生活中的俗事，而且常常以世俗化的语言叙写故事，不回避俗言俚语，常常用生动的老百姓的口语俚语叙事，使作品更加具有生活气息。何申的《年前年后》中以老百姓的顺口溜介绍县里的四大能人：“郝明力的眼，鲁宝江的喘，于小丽的屁股，刘大肚的脸。”县组织部副部长郝明力的高度近视，县人大主任鲁宝江的气喘病，酒厂的女厂长于小丽发达的臀部，企业家刘大肚子疙瘩摞疙瘩的脸，作家以顺口溜的形式，十分生动而简洁地介绍了和主人公李德林密切相关的人物，为故事的展开作了铺垫。作品中李德林去岳母家吃饭，席间李德林与刘大肚子讲的笑话，在世俗的意味中，也生动地勾勒出人物的性格。关仁山的《破产》开篇描述男北县的困境：“田北是有名的富县，大气候一变，亏损企业就成了片。一穷露百丑，县城人冬以来出现前所未有的三多现象，赌博耍钱的多、东北陪舞小姐多、小偷小摸的多。市场疲软，东北小姐的业务倒兴隆，城里妇女吃不住劲了，哭哭啼啼到县妇联去告状，要求发动一场冬季运动，赶走东北虎还俺好丈夫。”作家以生动的世俗化语言，不乏幽默地写出了田北县经济困境中精神的堕落。谈歌的《天下书生》描写市文联解散后文人们的落魄生涯，小说描写原市文联副主席吴为和杂志编辑小刘的一段对话：
　　小刘笑：你根本就不是干这种事的材料。
　　吴为问：那你说我吴为是干什么的材料？
　　小刘哈哈笑：你要是不想写东西，就干脆去卖冰棍。我街坊一个老太太每天都闹几十块。
　　吴为笑：卖冰棍我没嗓子。
　　那你就去扛大个。
　　我没力气。
　　那你就去练摊。
　　我没脸皮。
　　那你就去砸银行。
　　我没胆子。
　　那就去上吊。
　　我没勇气。
　　小刘苦笑道：那你没救了。
　　吴为也笑：是没救了。
　　这一段对话非常口语化世俗化，幽默中不乏机智，诙谐里透出无奈，对书生们在长官意志左右下的难堪境遇作了生动提示时，也勾勒了吴为的庄重乐观、小刘的精明油滑的性格。
　　新现实主义小说大多以平实质朴的语言叙写故事，他们不去追求小说的象征隐喻意义，而努力客观地反映生活的真实，他们不太主观地评说社会人生，而执著地冷峻地展示现实的问题，把自己对生活对现实的种种态度与见解融入描述之中。
1、 新现实主义小说是九十年代文坛上一片沉重而多情的风景，它以对中国社会转型期问题的关注，以对社会基层百姓生存状态的关心，真实而及时地反映了中国当下的种种社会问题，客观而冷静地展示了新的经济状态中新的人际关系。
　　新现实主义小说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沉郁而不乏温馨的审美风格，这种风格主要表现在人物难堪的处境、故事无奈的结局、分享艰难的努力等方面。
　　新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处于十分难堪的处境之中，谈歌《大厂》、《大厂（续篇）》中的厂长吕建国处于焦头烂额的境地：大客户被公安局抓走，厂里的轿车被人偷走，要帐的债主住厂里不走，因拖欠电费被供电局停了电，销售处长被债户绑走，......作品写出了吕建国在这种难堪处境中的奋力挣扎。何申《穷县》中的副县长郑德海处在穷县年末窘境中：县里被人骗去了一百万元，县公安局要去外省调查而无钱，老干部因医疗费等要上街游行，被服厂工人上县政府要工资，米县长与小黄幽会被小黄的丈夫捉住，......作品与出了郑德海在这种艰难境遇中的全力周旋。关仁山《大雪无乡》中的女镇长陈凤珍处于杂乱无序的境地：镇办是企业的纷纷关门，催还货款上门讨债的接连不断，进口废塑料污染草场的官司，宋书记对股份制试点的阳奉阴违，潘老五被山西债主绑架，老百姓催要存在镇基金会的存款......，作品写出了陈凤珍在股份制实施中的艰难。刘醒龙《分享艰难》中的书记孔太平处在的窘境：养殖场的客户因嫖妓被公安局抓走，检察院在搜集场长洪塔山的材料，孔太平的舅舅被洪塔山放狗咬伤，孔太平的表妹被洪塔山强奸......，作品写出孔太平为了自己升迁而一味委曲求全。
　　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有的主人公处于事业颓败、家庭破裂的双重危机中（谈歌《雪崩》、何申《年前年后》），有的主人公面临经济困境、人事纠葛的矛盾斗争里（何申《穷县》、关仁山《破产》），有的主人公欲与歪风邪风作斗争却困难重重（何申《信访办主任》、阙迪伟《新闻》），有的主人公想寻觅脱贫致富的道路却步履维艰（刘醒龙《黄昏放牛》、韦晓光《摘贫帽》），人物的这种难堪的处境，使作品始终笼罩着阴郁压抑的气氛。
　　新现实主义小说大多着力叙写中国社会转型期中种种不尽如人意的故事，虽然所述的故事各个相同，但故事大多有着一个无奈中长吁短叹罢了。吕建国眼睁睁地看着红旗厂被环宇厂兼并，车间被炸成废墟（谈歌《大厂（续篇）》），李德林调回县城的努力落空、却被派往更加偏僻的三家乡当书记，妻子却暗暗怀上了别人的孩子（何申《年前年后》），高德安代理县长，却在处理县里诸多难事中死在汽车上（关仁山《破产》），石得宝虽对丁镇长采摘冬茶讨好上级不满，但他也只好骗过父亲在自己家的茶园里采摘冬茶（刘醒龙《挑担茶叶上北京》）。刘醒龙《分享艰难》中孔太平对养殖场场长洪塔山的放任纵容委曲求全的作为，令人愤懑；谈歌《城市警察》里杨所长被调动工作涉及市委几个主要领导儿子强奸案的不了了之，使人憎恨；关仁山《九月还乡》中的杨双根一心想筹集钱款开辟良田，却因私自卖了铁桥被捕入狱；何申《穷人》中的范老五得到两万元资助款，却藏在树洞里被洪水冲走。新现实主义小说中故事的无奈的结局，使作品流溢着一种沉郁哀婉的气息。
　　刘醒龙曾经说：“从分享幸福到分享难，我的声音或许太小太弱了，......分享幸福是一种善，它昭示作为人的无私，而分享艰难则是一种大善，它是生命底蕴中的慈与爱、宽广与容纳。任何一个有益人与社会的进步，其过程必定少了对艰难的分享。”新现实主义小说虽然充满了沉郁的审美风韵，但其中却仍然不乏温情，这主要表现在作家对分享艰难的慈与爱、宽广与容纳的描写与弘扬，以至于人们将新现实主义小说称作“分享艰难的文学”。谈歌的《天下大事》中的电工袁建军的孩子得了白血病，拿不出住院的四万元押金，车间主任大高为此向厂里借款，厂里经济紧张没钱借支，便发动全厂干部职工募捐，在艰难的困境中却洋溢着温情。关仁山的《破产》中城北轧钢厂即将破产，工人齐艳与曹有夫妇的儿子曹小山得了囊虫病住院诊治，齐艳因无钱支付医药费而卖血，高镇长发动学校给曹小山募捐，在破产的窘境里却充满了温馨。何申《村长》中的新村长郝运来，带领村民们办油坊生产香油，走脱贫致富之路。谈歌《大厂（续篇）》中的厂长吕建国无法阻止红旗厂被兼并的结局，努力为红旗厂工人们的出路而尽心尽力。韦晓光《摘贫帽》里的摘贫工作组来到斋田乡，费尽心机寻找脱贫致富的道路。何申《年前年后》中的李德林为七家乡的小流域治理之事四处奔走，新年为住在县医院的农民们送饺子。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作家们常常描述基层干部们与百姓的同甘共苦分享艰难，使作品时常流溢着感人的温情，这使新现实主义小说对种种社会问题的揭示叙写的沉郁中，常常沁出温馨的气息，这正如刘醒龙所说的：“因此我相信，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这是一种信仰的力量，人可以不做圣徒，然而不可以没有圣洁的精神。对真诚和善的信仰是生命中最了不起的力量。”
　　新现实小说创作以其独特的写实手法、叙事模式、语言形式、沉郁风格等，形成了九下年代文坛上一片沉重而多情的风景。
　 四、新现实主义在艺术上的创新
　在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刘醒龙、何申、关仁山、谈歌等的小说创作，努力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关注当下的厂矿企业、农村乡镇的生活，关注社会下层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经济困境，努力写出基层干部与平民百姓的分享艰难，生动地写出社会转型期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引起文坛的瞩目，被人称为“新现实主义”。倘若将“新现实主义”的创作置于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置于九十年代文学的现实中，在这种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观照中，我们可以探析出“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得与失。
　1．中国新时期文学从十七年文学的现实主义一元化走向多姿多彩的多元化，八十年代的文坛对西方文学的介绍与借鉴，对文学形式的追求与探索，使中国文学缩短了与世界文学的距离；但是对文学创新、文学实验的过度热衷，对作家内心世界描述的过于偏爱，又使文学创作承继了新写实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将关注现实生活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刘醒龙说：“作家仅仅关注自我心灵是不够的，更要关注社会现实。”“新现实主义”作家们大多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精神，“用自己的良知良心去营造那笔尖太小的精神家园，为那一个个无家可坚的灵魂开拓出一片栖息地，提供一双安抚的手”。他们的创作不再将自我内心世界的坦现作为主要的创作题材，而是努力贴近现实生活，大胆地直面社会人生，不回避社会的矛盾，不粉饰生活的现实，将我们当下社会转型期的现实生活真实而又生动地展示了出来。他们真实地描写出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中一些厂矿企业、农村乡镇的经济困境：工厂的入不敷出债主盈们捉襟见肘濒临倒闭的窘境（谈歌《大厂》、《大厂（续篇）》、《年底》）；乡镇的贫困落魄台高筑脱贫无方走投无路的困境（何申《穷县》、《村民组长》、《良辰吉日》）。他们真切地提示一政治体制传统观念束缚下改革的曲折与艰难：在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中改革计划的难以顺利进行（关仁山《大雪无乡》、刘醒龙《菩提醉了》）；在传统观念私心杂念中改革方案的难以正常实施（刘醒龙《路上有雪》、韦晓光《摘贫帽》）。他们深刻地揭露官场的权欲之争腐败作风（刘醒龙《伤心苹果》、《分享艰难》、关仁山《破产》、何申《年前年后》）；他们执著地针砭社会风气的堕落（刘醒龙《去老地方》、阙迪伟《乡村行动》、《新闻》、彭瑞高《本乡有案》）。“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常常围绕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困境中各色人等的努力与挣扎，在写出新的经济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时，努力展示基层干部与普通百姓的分享艰难。“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以其生动真切地对社会转型期生活的描写与反映，使文学创作贴近了现实生活，表现了其在创作取向中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谈歌在谈到他的小说创作时说：“小说应该是一门世俗艺术。所谓世俗，就是讲小说应该是一门面向大众的艺术。失去了大众，也就失去了读者，也就远离了小说的本义。大众，就是小说的‘大圈子’。”“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将小说看作是“面向大众的艺术”，他们以各自对自己所生存的工厂生活乡镇社会的熟识，去描述工人、农民、车间主任、乡镇干部这些平凡普通人们的人生故事，以他们与这些普通人同甘共苦的心态，去描写他们的痛苦与欢乐，表现他们的希冀与追求，不作居高临下的伦理教诲，而以平朴真切的人生经历的叙述，不作横眉冷目的道义指责，而以平平实实的社会现实的描述，对下层社会平凡普通人们的关心与情，对基层干部与平民百姓同甘共苦生活的描写与展示，使他们的创作充满了平民意识和平民色彩。与新时期的改革文学不同的是，“新现实主义”小说中再没有了蒋子龙《乔厂长任记》、张洁《沉重的翅膀》、李国文《花园街五号》等作品中的昂扬色彩英雄气概，有的只是陷于经济困境中的厂长、车间主任，有的只是为了生存而努力挣扎的平民百姓，有的只是干部与百姓同甘共苦的分享艰维，作品充满了阴郁色彩平民意味。何申的《村民组长》中的村民组长黄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带领长林一组的村民们奔小康。韦晓光的《摘贫帽》中的地区摘贫工作组进驻斋田乡，与乡民们共同奋斗努力摘贫。刘醒龙的《路上有雪》中的乡党委书记安乐费尽心机，全和团结村干部努力改变乡村面貌。“新现实主义”小说摆脱了八十年代小说创作中强调自我意识注重个人体验的贵族气息，延续了新写实小说创作中强调自我意识注重个人体验的贵族气息，延续了新写实小说创作以平等的视角和心态关心描写下层百姓生活的平民意识，使小说创作真切地反映平民百姓的生活和情感，使小说创作不再只是成为作家个人生活和内心情感的录写与宣泄，从而使小说创作赢得了大众。
　刘醒龙在《现实主义与“现时主义”》一文中说：“充盈是从‘现实主义’中区分现时主义的重要标准。在充盈之中是生命，是世界，是一个人的灵魂和血肉，是对生活的公允，是对艺术的实在和平静。”“作为一种精神，‘现实主义’本应表现的更多的真的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普通人中间的内容。”“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坚持创作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普通人中间，以客观朴实的写实手法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现实，无论改革途中的艰难与曲折（关仁山《大雪无乡》、刘醒龙《菩提醉了》、韦晓光《摘贫帽》），还是经济困境中的磨难与挣扎（谈歌《大厂》、何申《穷县》、刘醒龙《分享艰难》）；无论是官场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刘醒龙《伤心苹果》、关仁山《太极地》、何申，年前年后）），还是基层干部的鱼肉乡民横行霸道（何申《信访办主任》、阙迪伟《乡村行动》、彭瑞高《本乡有案》），“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们都毫不掩饰地予以生动地描写。回溯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坛的曲折命运，我们从中可以见到“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独特意义和价值。解放初期的文学创作，翻身解放的豪气和强烈的政治热情，笼罩与掩盖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内核，使创作溢出浓郁的浪漫气息虚幻色彩。对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批判，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作品的批判，使“写真实”、“干预生活”等现实主义精神遭到了否定。1959年“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倡，使文学创作进一步走向脱离生活粉饰现实的歧途。六十年代对邵全麟“现实主义深化”理论的批判，使现实主义复归的局面遭到了抑制和打击，百“文化大革命”中提倡“三突出”“高、大、全”的“阴谋文学”横行，现实主义的传统被彻底否定了。文学新时期开始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都努力恢复现实主义的传统，但是或多或少难以摆脱解放以来现实主义遭到扼制歪曲的阴影，或努力塑造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或着决描写诗情画意的理想，或努力突出作品的史诗色彩，或着力勾勒人与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刘震云认为：“五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浪漫主义，它所描写的现实生活实际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浪漫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对生活中的人起着毒化作用，让人更虚伪，不能真实地洗着。‘文革’以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也是五十年代现实主义的延续，《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新星》中的李向南如果在现实中一定撞得头破血流。”“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延续了新写实小说的写实手法，以对转型期现实生活的真实描述，以对经济大潮中处于困境中人们的复杂关系的平实描写，使九十年代文坛涌动着现实主义的浪潮。
　2．在肯定“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成就与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存在的不足之处。“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关注当下现实生活的描写，却常常热衷于对故事过程的平实叙写中，缺少对所写故事的理性思考，缺少对题材的提炼与开掘，因此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何申就曾经说：“......似我这样业余写作的，根本没有精力和时间支研究文学中较深的内容，只是肚子里有不少老杂事，写出来哪怕是给人们提供点素材，终归也是件有益的工作。”由于“新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瞩目于反映当下的生活，由于所描述的生活缺乏积淀，由于对所描写的题材缺乏深思和开掘，作家们只是将所发生的故事按照顺序原原本本写来，常常所描写之事显得琐碎而平消炎 ，呈现出是璞而非玉的素材意味。
　“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关注下层人们普通百姓的生活的描写，在描写处于经济困境中人们的挣扎与奋斗时，努力写出基层干部与民众的分享艰难，使作品洋溢着平民色彩。但是不少作品仅将立足点置于如何摆脱经济的困境，将经济作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准则，而忽略了对道德伦理的规范与评判，这常常使作品远离了善和美，而呈现出对恶与丑的姑息和纵容。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中的西河镇书记孔太平，为了“经济上去了就是一好百好”，从而达到自己升迁的目的，百般姑息纵容“占全镇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养殖场场长洪塔山，因为“养殖场一垮，全镇财政一瘫痪，自己的政治前途了就终结了。”他想方设法从派出所里弄出因嫖妓被抓的几个客户，他费尽心机通过关系把检举洪塔山的材料从检察院抽走，他将放狗咬伤舅舅而被关的洪塔山保出，他还有意让洪塔山当上县人大代表，甚至洪塔山强奸了他的表妹，他却忍辱劝说舅舅放过了洪塔山。孔太平这种为了自己职位的升迁而对作恶多端的洪塔山的姑息纵容，抛开了一切道德伦理、礼仪廉耻和人格人性，令人难以接受。谈歌的《大厂》中的厂和吕建国，厂办公室主任老郭陪河南大客户郑主任嫖妓被公安局抓了，他找关系拉公安局陈局长上鸿宾楼聚宴，为了郑主任与厂里一千多万元的合同，吕建国苦苦哀求公安局放人。谈歌《年底》中的刘厂长在明星宾馆包了一层楼召开定货会，想尽办法讨好客户，甚至以厂办公室女招待小李同意嫁给客户瘳主任的傻儿子的代价，定下了一千万元的合同。彭瑞高《本乡有案》中的塔城乡副乡长唐政，乡长苗志高因嫖妓被抓，唐政就去县政法委、公安局、司法局等四处活动，想方设法要把苗乡长弄出来。甚至苗乡长想吃老同兴的面，副乡长唐政就去店里买了面，亲自给关在拘留所的苗乡长端去。这些作品中的人们，大多为了摆脱经济困境而费尽心机，置伦理道德礼仪廉耻于不顾，违心地拜倒在这些腰缠万贯颐指气使的场工、客户们的面前，丧失了自己的人格和良心，而作家们又大多对作品中主人公的这种作为抱容忍体谅甚至赞同的态度，使作品脱离了美与善。
　人们曾经将现实主义称作“无边的现实主义”这大概是因为现实主义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到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其发展中不断有着探索与变化。“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关注创作内容的丰富生动，却忽略艺术形式的探索追求，无论是刘醒龙，还是关仁山，无论是谈歌，还是何申，他们几乎都以相似的笔调、相近的构思叙写故事，关注故事过程的顺时序的叙述，而不在意于作品结构的精心营构，关注人物外在行为的描写，而忽略人物内心灵魂的勾画，关注语言的平实流畅，而无意于语言的精雕细琢，使他们的创作缺乏鲜明的个性，以至于若将作者的名字掩去，读者几乎难以分辨某篇作品出自哪位作家之手。这种忽略小说创作艺术形式和技巧的探索与追求，显然了是“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不足。针对人们对“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的这种不足，刘醒龙反驳说：“......因此我不在乎生活的形式和技巧，我只要内容。......在鲁迅和张承志之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宁要内容玉碎，不为形式瓦全。作爱有两种，一种用思想和灵魂写作，一种用灵魂和血肉写作。前者注重形式，后者注重内容。鲁迅和张承志是属于后者。”刘醒龙在此混淆了生活的形式与艺术的形式之区别，主观地认为鲁迅与张承志是“宁要内容玉碎，不为形式瓦全”。记得茅盾在《读<呐喊>》一文中曾说：“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刘醒龙这种与事实相悖的辩驳，显然不能说明问题。
　“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关注社会转型期的当下生活，关注与描写平民百姓生活中溢出浓郁出浓郁的平民意识，以客观写实的手表表现出对现实主义精神的推崇等，都使创作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对生活素材的缺少深入思考与开掘，对道德伦理的忽略与漠视，对艺术形式的缺乏追求与探索，又构成了“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难以掩饰的不足与遗憾。

　　第六节 九十年代“新”小说概述
　　导学：本章必须掌握
　　　谈谈你对九十年代“新”小说的认识。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以文学刊物举旗帜打旗号似乎成为文学创作中一种突出的现象，《钟山》的“新写实”、《北京文学》的“新体验”、《上海文学》的“新市民”、《特区文学》的“新都市”、《钟山》的“新状态”、《上海文学》的“新现实主义”（又称“现实主义冲击波”）等，还有“新历史”、“新乡土”、“新表象”、“新新闻”、“新笔记”等等，这些以“新”字号为标榜的形形色色旗帜的树起，虽然体现了进入商品社会市场经济中刊物的生存策略，但也促进了文学的多元化与小说创作的繁荣。虽然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并存色彩斑斓的面貌，但细细审视可以看到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历程，检视进入九十年代后的文学创作，对于总结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成就与不足，对于跨入新的世纪不无意义。
　1．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非理性化的色彩。以“新市民小说”创作享誉九十年代文坛的邱华栋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赞同那些在九十年代之前去寻找理想和价值杠杆的作家们。”文学新时期初的小说家们，大多以一种十分理性的态度进行创作，或自觉地承担着对民众寻进启蒙的启蒙者的职责，或自然地表示出担当民众代言人的角色，真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寻找远大理想、强调高尚情操、追求精神价值、突出人格力量，成为理性化创作的基本内涵。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虽然还有被人称为激进理想主义的张承志、温和理想主义的韩少功、平民理想主义的梁晓声，但是大多数小说家都不再承担启蒙者的职责和代言人的角色，他们认为“存在的价值不在抽象的理想中，而在彻底‘现实化’过程中”。1988年刘恒在谈到他自己的小说《四条汉子》时就反对小说创作“讲究文化，讲究人类，讲究忧患意识”，“认为小说是一种更大众化更直截了当的精神领域，深奥和神秘有违它的本性”。九十年代大多数的小说家们不再一味追求崇高和深刻，有时甚至“躲避崇高”、“回避深刻”，不再执著地追求理想，而是努力面对现实，他们更多地注重对当下生活的感受和体验，注重对丰富的人生的叙述与坦现，不管其是崇高还是卑劣，无论其是深奥还是浅薄，他们不再努力去作道德伦理的教诲与评判，他们不再努力去追求思想的深刻、境界的高远，而是实实在在地写下他们感受过体验过的生活。范小青说：“我对生活也没有什么新的见解，没能力也没欲望干预生活，所以干脆放弃思想，写生活本身，写存在，不批判，不歌颂，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评价。”方方的《落日》中，丁太守寡含辛茹苦将如虎、如龙兄弟俩拉扯大，他们却将得病未死的母亲送进了火葬场；邱华栋的《眼睛的盛宴》里，戏剧学院毕业的男大学生居然到大宾馆里作面首陪有钱的老女人跳舞聊天；陈丹燕的《女友间》中，为挚友安安布置新房的小敏竟然与朋友的丈夫同床共枕；朱文的《我爱美元》里，父亲出差特意来探望儿子，儿子竟然千方百计带父亲去寻花问柳。作家们极为客观平静地写下发生在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故事种种人生，不作任何褒贬评断，无论是卑劣丑陋，不管是否有悖伦理道德，他们常常把人的生存状态的描写作为创作的主要内容，突出个体存在和自我意识，强调欲望的合理性，承认面对困境的无奈，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充满了非理性化的色彩。刘震云直截了当地说：“理性作家总是吃亏的，因为这总会过时的。理性应体现在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上。”创作新体验小说的作家母国政撰文题目就为《回避“深刻”》，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就努力消解深度模式与历史意义。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的非理性化色彩，使小说创作从先前的过于瞩目于意识形态的制约中走出，摆脱了空泛的理想主义的追求，脱离了“阶级斗争--革命范式”二元对立的模式，更加注重写出灵肉合一真实可信的人物，更加注重写出原色原味不加掩饰的生活，使小说创作更加贴近现实人生。
　2．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表现出一种生活化的倾向。九十年代作家的创作大多不再一味关注作品思想的深刻与否、故事的生动与否，而是执著地努力把真实丰厚的生活与庸常人生展示给读者，不努力去追求形而上的意味，而全力描述形而下的生活。刘震云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我写的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对我的影响最大，写生活本身，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努力泡在生活的原汁原汤里，不矫情不造作，执意将生活的原初状态写出，不再片面地遵循艺术创作高于生活的准则，而更看重小说创作源于生活的原色魅力。范小青就曾认为：“过去强调的是艺术真实，现在则强调生活真实，比过去的真实更进了一步。”新写实小说创作注重展示生活的原初色彩，重生活而不重故事，重细节而不重情节，常常在顺时序的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中，在琐碎而生动的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中，展示出充满生活气息的真实人生。新体验小说强调去亲历民间的生活，体验人生的酸甜苦辣，深入喧嚣与骚动的社会生活，躬身实践的亲历性，成为了新体验小说创作的基点。文学创作强调“它对生活的鲜活状态保持一种敏锐的感觉，在艺术形式探索上保持一种不经意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追求个人化的写作过程中，努力把作家自我的生活状况态、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作为小说描写的对象，回归自身参与当下，甚至超越了纪实与虚构的界限。被称为“分享艰难的文学”新现实主义创作，虽然关注的是当下转型期独特的社会现实关系，但是在他们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善’‘恶’的共生与分享”中，也鲜明地体现了刘醒龙所说的“对生活他宁愿保持一份模糊与朦胧的认知境界”。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的生活化倾向，使当代小说创作走出了八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关注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偏向，和寻根文学创作的寻觅历史文化之根而忽略当下的倾向，使文学创作回到人们所关心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的描写，小说创作与人们的生活现实贴得更近了，与读者靠得更近了。
　3．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展示出一种平民化的追求。新时期以来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军事文学、历史小说创作中，都洋溢着一种英雄主义的色彩，而意识流小说、荒诞小说、先锋小说等创作则带着一种浓郁的贵族化意味。步入九十年代以后，从新写小说创作开始，小说家们的创作就显示出鲜明的平民化的追求。作家们不再以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姿态观照生活，不再以民众代言人的视角叙写人生，而大多以平民化的眼光和心态去描写生活、展现人生，常常将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生动地叙写出来。创作新体验小说的作家们甚至隐姓埋名以车夫、病人、厨师等平民身份去亲历下层社会人们的生活，“他们到街上拉三轮车，到‘临终关怀......”，他们的创作力图“能写出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形态，描写板爷儿、打工仔、丧葬工、医院里的濒死者、小酒店里的酒客、换房站里的换房人的生活，把视角与情感都置于这些平民们一边，真实地写出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作品洋溢着浓郁的平民化色彩。被称为”游走的一代“的小说创作，放弃了社会代言的角色，回归知识分子自身故事的叙写，不再作为精英身份叙事，而作为平民身份写作。被称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分享艰难》、《大厂》、《车间》等作品，也都在写出社会转型期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点时，努力写出平凡而普通人的生活，”他们渐渐走向底层，进入民间角色，他们关注着底层人民的命运，分享艰难“。在表现出生活艰难的同时，体现作家对底层人们艰难生活的思考。九十年代小说的平民化追求，使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更加贴近民众平易近人，更加关注社会中普通人的生活和生存，更加关心社会变动中老百姓的所思所想，这种”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方式，使九十年代小说创作摆脱了八十年代的英雄化、贵族化的倾向，向文学的大众化迈进了一步。
　4．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展示出一种现实主义的风貌。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然而解放以后的现实主义却是命运唯艰，从五十年代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到六十年代邵荃麟的”现实主义深化论“，到文革以后的”恢复现实主义传统论“，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真正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的艰难。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似乎成为一个文学的实验场，意识流小说、荒诞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新感觉派小说、黑色幽默小说等都不同程度地展示于中国文坛，追求创新、看好实验几乎成为八十年代文坛的共同倾向，现实主义过时了的舆论也不时泛起。步入九十年代以后，从新写实小说创作开始，中国文坛总体上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大回归，虽然不似传统的现实主义一味强调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虽然作家们纷纷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思想观念和艺术手法，但是注重客观逼真地描写生活，强调细节的真实，成为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共性，展示出鲜明的现实主义风采。提到新写实小说，王干认为：“新写实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延续，靠近人生，靠近生活，是一种进化。”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关注细节的真实、塑造具有典型色彩的人物形象，这是新写实小说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主要方面。新体验小说创作注重创作的亲历性与纪实性的真实，努力与现实生活贴近，他们提出创作的亲历性、真实性、非陌生感，表现出创作对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更是贴近社会靠近人生，在描述复杂的现实关系的同时，努力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正是由于在对于现实关系的描写与对于人物性格的表现格局方面，有了比之传统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更为新鲜的笔触”。九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在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反映生活的规范中，并不排斥对其它艺术方式的借鉴和接受，但在总体上还是保持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与特征。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风貌，使创作摆脱了八十年代创作对现实的疏离、和对于创作形式的刻意追求而忽视创作的内容，使小说创作更加关注变动着的社会现实和丰富复杂的人生，使小说创作与时代紧紧相连、与社会息息相关、与人民的生存和运命血肉相连，显示了现实主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也为现实主义的更新和拓燕尾服开辟了道路。
　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在“新”字号的旗帜下，总体上呈现出非理性化的色彩、生活化的倾向、平民化的追求、现实主义的风貌，所取得的成就与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新”字号的旗帜下的九十年代文学创作也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不足之处。小说创作的非理性化色彩，躲避崇高和回避深刻，往往使创作只注意生活的表象，缺乏历史的深度和人性的深度，创作常常缺乏理性思考，对所描写的生活不作任何道德伦理的评判，却有时使作品成为“恶与丑”的展示与炫耀。小说创作的生活化倾向，在追求写出生活的原色与丰厚中，却常常忽略了对生活素材的选择与提炼，事无巨细不作分辨都写入小说之中，在关注生活的原汁原味中，有时却忽视了作品的精心结构，使写进作品中的生活更加显得琐碎，注重写作的个人化，却常常将虽具有个人化色彩的生活细节、却无甚意义的鸡零狗碎的事件或细节堆在作品中，甚至把个人的私生活、个人的隐私写入作品中，使作品几乎成为个人生活的大展览，创作一定程度忽视了对于具有时代色彩、历史意味的重大事件的关注。小说创作的平民化的追求，指作家还原于平民，关心平民的思想和生活，却有时将作家们的思想意识、情感基调降格至普通老百姓的地位，缺乏对所写的平民生活题材的深入思考和开掘，过分强调对于平民生活的关注与叙写，又一定程度地忽略了作为社会精英阶层人们的生活题材，忽略了对于我们的时代中的先进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塑造。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的风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性格鲜明、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创作的缺乏细致的构想与结构、深入的推敲和斟酌，显示了创作的过于随意与轻松，使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缺少精致作品经典作品。这些都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与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