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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说潮流的几个概念
对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当时文学界曾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等概念来指称。这些概念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它们的出现，既表现了当代批评家热衷于文学潮流的类型概括的“传统”，也反映了当时创作的实际状况。因而在用来描述这一时期的创作上相当有效。当然，对文学潮流的这种描述，又同时参与了对文学走向与秩序的制约。“伤痕文学”等概念所指称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等概念等同。
“文革”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在七八十年代是无法回避的事件，也是作家思考、表达的焦点。由于这时的作家都是事件的亲历者，因此，有关“文革”的写作，又可以看作是亲历者对历史创伤提供的“证言”。“伤痕文学”提法的出现，直接起因于揭露“文革”灾难，描述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的官员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作品的大量出现。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的，是北京作家刘心武的《班主任》(注：《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当时的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注：朱寨《对生活的思考》，《文艺报》1978年第3期。)。接着，《文汇报》(上海)刊出另一部受到广泛阅读和争论的短篇《伤痕》(卢新华)(注：《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后者的篇名，与后来“伤痕文学”名字的出现，存在某种关系。随后，揭露“文革”的历史创伤的小说，影响较大的还有：《神圣的使命》(王亚平)，《高洁的青松》(王宗汉)，《灵魂的搏斗》(吴强)，《献身》(陆文夫)，《烟缘》(孔捷生)，《我应该怎么办》(陈国凯)，《记忆》(张弦)，《铺花的歧路》(冯骥才)，《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重逢》(金河)，《枫》(郑义)，《一个冬天的童话》(遇罗锦)，《生活的路》(竹林)，《罗浮山血泪祭》(中杰英)，《天云山传奇》(鲁彦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等。迟至1986年才出版的长篇《血色黄昏》(老鬼)(注：这部长篇完稿于80年代初，写“知青”在内蒙古农村和牧区“插队”的悲剧生活。由于描述的直率，几家出版社先后拒绝接受。1986年才由工人出版社(北京)出版，并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也应看作是属于这一范围的作品。
“伤痕文学”最初是批评性的、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这些作品的感伤的、悲剧性的情感基调，揭露性的取材趋向，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80年代的重演。因此，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评价上的分歧，集中在如何看待这些作品的意识形态含义，和如何估量它们的社会功用上——问题提出，仍延续中国左翼文学批评的特定方式。持否定态度者认为，它们对“伤痕”的暴露太多，“情调低沉”，“影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志”；它们是“向后看”的、“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的“缺德”文艺(注：对这些小说持否定意见的代表性文章有《向前看啊！文艺》(黄安思，1979年4月15日《广州日报》)，和《“歌德”与“缺德”》(李剑，1979年第6期《河北文艺》)。后一篇文章写道，我们“坚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的文艺，应该“歌德”。因为“现代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仗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扣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地，艳阳高照，当今世界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文章并说那些“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辩护者同样从“接受”的角度，却认为它们可以发挥“使人警醒起来、感奋起来”的社会功能(注：冯牧《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个回顾和展望》，《文艺报》1980年第1期。)。不久，伤痕文学概念的贬斥含义便逐渐消褪。这一争论，是40年代初(延安)和五六十年代有关“歌颂”和“暴露”，有关“写真实”等争论的延续。由于社会和文学状况发生的变化，对问题的严重性的估计和争论的势头已明显削弱：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严重”问题，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史”中，开始“边缘化”；虽然在以后，坚持认为这一问题具有严重性质的论者，还会一再将它提出。
“伤痕文学(小说)”的概念产生不久，又有了“反思文学(小说)”的提法出现。这两个概念的出现略有先后，各自指称的作品，大体上也可以按时间加以排列。但是，在特征上两者的界限并非十分清晰，有的作品，也很难明确它们的归属。即使那些具有鲜明的类属特征的作品，也并不一律按时间的先后呈现。这些复杂的情况表明，它们只是对这一时期创作的一种大致的描述。对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说法是，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注：何西来《历史行程的回顾与反思》，《当代文艺思潮》(兰州)1982年第2期。)反思小说在“问题”的提出方式上，有明显的变化。这类小说的主题动机和结构，表现了作家这样的认识：“文革”并非突发事件，其思想动机、行动方式、心理基础，已存在于“当代”历史之中，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封建主义”的积习相关。对于“文革”的性质，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及“责任”，作家以对现代化国家的热切追求出发，来表达他们的相当一致的思考。在这方面，同时出现的“改革文学(小说)”也有着相同的思想基点。前者揭露、思考“文革”对现代化(尤其是人的现代化)的阻滞和压抑，后者则面对“文革”的“伤痕”和“废墟”，呼唤、表现在城市和乡村的改革。蒋子龙在这个时期，显然是特别关注这一题材的作家(注：蒋子龙(1941-)在1976年，就以改革题材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而知名。在“文革”后的这段时间，他发表的表现工厂、城市改革的小说，还有《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开拓者》等。)。发表于1979年的短篇《乔厂长上任记》，被看作是开“改革文学”的风气之作。另外一些被列举为“改革小说”的作品，还有《沉重的翅膀》(张洁)、《龙种》(张贤亮)、《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等。有的批评家，还把《人生》(路遥)、《鲁班的子孙》(王润滋)、《老人仓》(矫健)，以及贾平凹、张炜的一些小说，也归入这一类型。“改革文学”或“改革题材小说”既切合对于创作贴紧现实，与社会生活同步的要求，又能平衡对于“伤痕”揭发在创作上的比重，因而受到指导创作的部门的重视、提倡。
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文学潮流，“伤痕”或“反思”文学在1979年到1981年间，达到“高潮”。此后势头减弱，虽然对“文革”的历史记忆，长久留存在不少作家情感经验中，并在此后的创作中以不同方式被继续发掘。
二 潮流的生成和特征
文学(尤其是小说)对“文革”的叙述，一开始表现得有些“杂乱”。有的侧重个人的经验，在思想意向上也存在多面性。这种情况，在有根深蒂固的统一的“方向”意识的文学界看来，是不成熟、而且是危险的；不论是思想观念，还是叙事艺术，“规范”都是必要的。而政治权力对否定“文革”和当代“历史”做某种有限程度改写的要求，很快获得具有强烈启蒙意识的作家的呼应。文学的选择和规范，在80年代表现为更多样的方式。文学批评自然承担着制约和“导向”的最重要任务。例如，对于电影《苦恋》、小说《飞天》、《在社会的档案里》等的讨论和批判，给批判性主题创作提出所应依循的边界。《爱，是不能忘记的》的讨论，质疑了现实政治和“重大”社会问题之外的个人生活、情感表现的价值。从70年代末开始建立的评奖体制，虽然常常显露了评价标准的矛盾、混乱(有时，是文学界各种观点、力量妥协的产物)，却也相当有效地参与了对“方向”的选择(注：在五六十年代，戏剧等作品及演出曾有评奖活动，但小说及诗等则未见此举。从1978年开始，全国性的文学评奖活动(主要由中国作协，或中国作协主办的《人民文学》、《诗刊》等主持)开始举办，分别有年度(或跨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全国优秀新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等奖项。另有文化部、中国剧协的“全国话剧、戏曲、歌剧优秀剧本奖”。重要的奖项还有专授予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1997年，还设立了全国性的文学各种体裁(包括文学理论批评)的“鲁迅文学奖”。至于各刊物、各省市作协等的评奖，名目繁多。)。
以文学方式来“反思性”地叙述“文革”，其实在“文革”还未被宣布结束时就已开始。60年代末以后的处于“地下”状态的青年诗歌，以及后来的一些手抄本小说等，写下了作者对这场革命、对现实生存困境的情感反应，他们的怀疑和批判，并表达他们的精神向往。这指的是前面已述及的郭路生(食指)、芒克、多多、根子、北岛等的诗，以及《公开的情书》、《波动》等中篇小说。那时，反思性的写作并未形成潮流，与社会“主潮”的关系也较为复杂，因而，写作者的体验和思考，表现出较明显的多向性。而在后来的“反思”文学潮流中，那些更带“个人性”的部分，没有获得有力的继续和展开。“文革”后冠以“伤痕”、“反思”、“改革”小说的反思性创作，自然表现了作家不同的思想艺术造诣。但是，多数作品有相近的倾向。这些作品表达的相当一致的看法是，“文革”是历史的倒退，是“封建专制”的“复辟”，“野蛮代替文明、迷信代替科学、愚昧代替理性”——作家基于启蒙理性的信仰，把当代中国和“文革”的社会矛盾，概括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注：参见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对于当代历史的曲折，又大多主要从革命政治权力在当代的命运的角度，来处理现象，提出问题。
这期间，反思“文革”和表现社会改革的小说，从小说的艺术形态看，大多属于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中颇为发达的“问题小说”类型。关于“文革”发生的责任，和现实社会问题的性质、根源，是这些作品的创作动机，并成为它们的形态特征。一种围绕所提出的问题而展开分析、证明的“观念性结构”上，为许多小说所使用。而且，借助人物、或叙述者的议论，来表达对当代社会政治和人生问题的见解的叙述方法，也很常见。不过，“新时期”作家觉醒的“主体意识”，对感性体验和人物性格、命运的独立性的尊重，以及对“文革”的观念图解类型小说的警惕，推动作家寻找一种“平衡”：坚持小说的尖锐的“问题意识”，但尽力避免陷入当代那些演绎观念的老套。他们相当普遍地以中心人物的生活道路，来连结“新中国”(甚至更长的历史时间)各个时期的重要社会政治事件(如四五十年代之交政权交替的转折，50年代的反右运动和“大跃进”，6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等)，通过对人物命运的表现，对历史反思所提出的问题给予回答。这种处理方式，几乎囊括被看作反思小说的那些著名作品，如短篇《内奸》(方之)，《李顺大造屋》(高晓声)，《“漏斗户”主》(高晓声)，《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月食》(李国文)，《小贩世家》(陆文夫)，《我是谁》(宗璞)，《小镇上的将军》(陈世旭)，中篇小说《布礼》(王蒙)，《蝴蝶》(王蒙)，《人到中年》(谌容)，《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河的子孙》(张贤亮)，《洗礼》(韦君宜)，《美食家》(陆文夫)，长篇《芙蓉镇》(古华)等。在一种相近的沉郁氛围的背景上，常会出现一个男性的主人公。他的当代的坎坷的人生之路，与当代社会政治的重要事件相连；甚至可以说命运的乖谬是由这些事件所决定。不过，事实上，这些反思小说的艺术价值，并不都表现在这一统一框架上。有时，反而存在这一叙述线索的“缝隙”中：恰恰是在这里，可以发现作家独到的感性体验和对历史的思考深度。
三 历史创伤的记忆
当代“历史记忆”的主要书写者，是在50年代受到打击(胡风事件和反右派运动等)、有过二十余年苦难生活经历的一批作家，如王蒙、张贤亮、李国文、从维熙、方之、陆文夫、高晓声、张弦等。虽然批评家一般不用“伤痕”、“反思”等概念谈论诗歌等样式的创作，但牛汉、曾卓、公刘、邵燕祥、流沙河、白桦、林希这一时间的作品，也有同样的历史创伤的主题。这些作家的多数，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社会急剧转折时期确立他们的政治信仰、文学立场的。他们投身左翼的革命运动，接受了关于人类理想社会的许诺，愿意以“阶级论”和“集体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也接受文学对于政治的“服务”的文学观。不过，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阴影”，通过俄国和西欧的古典作品，以及“五四”作家的创作，在他们身心中留下深刻的印痕，且在某些时机，成为他们思想情感中的主导因素。他们“复出”之后，二十余年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创伤记忆，很自然地成为小说取材的中心。在有些作家那里，甚至成为难以逾越的取材区域。
王蒙(注：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40年代末在北平读中学时，参加中共组织的学生运动。50年代前期，在北京从事青年团工作。反右派运动中成为右派分子，遣送京郊劳动改造。60年代初在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主动举家赴新疆工作。“文革”结束后返回北京。1986-1990年，曾担任中央政府的文化部长。主要作品集有《冬雨》、《深的湖》、《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在伊犁——淡灰色的眼珠》，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恋爱的季节》、《失恋的季节》、《暗杀》。选集和文集有《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王蒙文集》(1-4卷)和1993年华艺出版社出版的《王蒙文集》(1-10卷)。)在八九十年代是个多产作家。除小说创作外，还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创作谈，批评文章，以及一些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论文。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伤痕”、“反思”小说时期，王蒙的涉及“文革”的作品(如《最宝贵的》、《表姐》、《布礼》、《蝴蝶》、《杂色》、《春之声》、《海的梦》、《相见时难》等)，很快就离开那种揭露、控诉的题材和情感方式，也离开当时普遍采用的历史事件的结构框架。它们表现出更关注人的心灵现实，和对历史理念、逻辑所作的哲理思辨的倾向。这些作品的基本主题，是个体(大多是青年时代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与他所献身的“理想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小说的主人公一开始都具有独特年代所赋予的理想化信念，并热情参与对这一“新世界”的创造。但这一“理想社会”不仅没能有力实践这一信念，反而使献身者受到伤害和陷入精神上的迷误。在探索这一历史现象时，他的小说表现出一种他和有的批评家所说的“辩证”观点。他不把历史的责任归于某一或某几个人，也不想以某种僵硬的伦理观来裁决人、事。他竭力要从混乱中寻到秩序建立的可能，从负有责任者那里发现可以谅解之处，也会在被冤屈、受损害者中看到弱点，和需要反省的“劣根性”。在一些作品那里，历史和个人曲折命运会被归结为某一浮浅的政治命题(如革命者与“人民”的“鱼水关系”)，但在同一作品或另外的作品中，又有深沉的人生感悟浮现，并接触到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主题(“启蒙者”的悲剧命运等)。他既警惕地提防对纯粹的精神理念的沉迷，并质疑知识者的“精英”意识，而又流露出对成为“精神旗帜”的留恋。对于历史和自身的反省态度，使他的小说避免了普遍性的感伤，不过，思想信仰有时也会被抽离了具体的历史形态和实践内容，在他的小说中成为不可分析、怀疑的教条，转化为对人的压迫的力量：这一思想框架的封闭性，限制了思想境域的拓展。……种种的矛盾和复杂性，构成他的小说的较为丰厚的内涵，也同时存在一种含糊不清的历史和精神态度；而“辩证”观点所具有的穿透力，与精神上策略性的暧昧的界限，也常常难以分清。在他的长篇中，《活动变人形》是具有执著反省精神的长篇。它写倪吾诚的人生的失败，试图表现在东西文化冲突中，知识分子身、心的困窘处境。作者曾说，这部小说他写得十分痛苦。这种痛苦可能不只是来源于认识到的文化矛盾，更可能与设身处地的切肤之痛有关，流露出深刻的精神上的失望。在这部长篇中，“封建文化”的残酷、野蛮的体现，更多由一组女性承担。缺乏谅解的深层的记忆，使这些女性的“恶魔”性格，被细致而不留情地刻画得令人惊悚。
王蒙在小说艺术上，作了多样的探索。80年代初的《布礼》、《蝴蝶》、《春之声》、《夜的眼》，采用了一种类似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方法，以主要人物的意识流动来组织情节，结构作品。这引起习惯于阅读“写实”作品的读者的惊喜或责难，而发生了有关“意识流”问题的争论。(注：80年代中期，在西方的艺术观念和方法大量介绍引进之后，对这一探索曾有重新评价。有的批评家指出，王蒙的以理性为主干的“意识流”，在实质上与表现非理性意识的西方意识流小说不同，认为是把技法与其哲学内涵剥离。为王蒙这些小说辩护者，则认为他创造了“东方意识流”的形态。)在《名医梁有志传》、《来劲》、《球星奇遇记》和《坚硬的稀粥》等作品中，运用的是戏谑、夸张的寓言风格。他似乎有意离开了规范的“写实”小说的路子，放弃了专注于典型情节的构思和人物性格的刻画。他更关心的，是对于心理、情绪、意识，印象的分析和联想式的叙述。这形成了一种流动不居的叙述方式：语词上的变化和多样组合，不断展开的句式，对于夸张、机智、幽默才能的充分展示，等等。当然，当叙述者有时过分迷醉于在叙述中体现的智力优越感时，也会走到缺乏控制的“滥情”。
张贤亮(注：张贤亮(1936-)，江苏盱眙人。50年代初到甘肃省任教，开始文学创作。因在《延河》1957年7月号发表诗《大风歌》，成为右派分子。据张贤亮自述，在1958年到1976年的十八年中，两次劳改，一次管制，一次“群专”(即交由“人民群众”监督、“专政”)，一次投入监狱。1979年开始重新写作。出版有长篇《男人的风格》、《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中短篇集《灵与肉》、《肖尔布拉克》、《感情的历程》，以及《张贤亮自选集》(1-4卷)、《张贤亮近作》等。)1957年因发表诗《大风歌》，被划为右派。1979年重新写作后的小说，有一部分表现8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如长篇《男人的风格》，中篇《龙种》、《河的子孙》，另一部分则主要以自身近二十年“苦难生活”经历为素材。后一部分更为批评界所注意，被看作是他的代表性作品。它们是《土牢情话》，《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长篇《习惯死亡》，和出版于90年代的另一部长篇《我的菩提树》(又名《烦恼就是智慧》)等。他的不少小说，曾在不同时间，在不同的问题(爱国主义；赞美苦难的“宗教意识”；批判意识与蒙昧主义；性描写)上，引起激烈争议。这些争论，涉及《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长篇《早安，朋友》。这使张贤亮在80年代，成为“知名度”很高的作家。
在他的那些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中，一再出现的主要人物，是被流放、劳改的右派，一个被社会所遗弃的“读书人”。他在西北贫瘠的荒漠地区经受着饥饿、性的饥渴和精神的困顿。在细致地展示知识者的受难情景和心理矛盾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肉体和精神的救赎者——生存和劳动方式都相当“原始”的底层劳动者，尤其是其中泼辣、能干而又痴情的女性。他们坚韧的生命力和灵魂的美，抚慰他濒于崩溃的精神，成为他超越苦难的力量。因此，这些小说往往会编织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这些小说对主人公的刻画，无意中显现了现代中国知识者潜在意识中的“传统”因素。不论是对于原始性的崇拜，还是阅读《资本论》以反省西方“人道主义”的影响(《绿化树》等作品，被作者称为“唯物论者的启示录”)，都不能改变“读书人”那种凭借知识以求闻达的根深蒂固的欲望。这使得有的小说(如《绿化树》等)的情节和意识，暗合了中国古典戏曲、小说的表现“落难公子”的模式(注：参见黄子平《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在长篇《习惯死亡》中，“读书人”的苦难经历已成为无法摆脱的梦魇，纠缠于主人公与异国恋人的情爱中。性爱已无法拯救受难者，死亡、恐惧的记忆，化为精神存在，将他“异化”为非人。写于1993年的长篇《我的菩提树》，通过日记和对日记的注释，以“记实”方式展示劳改生活的可怕内幕。在80年代以来的创作生涯中，那段苦难生活记忆，成为他再也无法走出的题材的“牢笼”。
高晓声(注：高晓声(1928-)，江苏武进县人。主要作品集有《79小说集》、《高晓声1980年小说集》、《高晓声1981年小说集》、《高晓声1982年小说集》、《高晓声 1983年小说集》、《高晓声 1984年小说集》、《陈奂生》、《高晓声小说选》、《高晓声代表作》、《高晓声幽默作品自选集》，长篇小说《青天在上》、《觅》、《陈奂生上城出国记》等。)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解约》发表于1954年。1957年，因与陆文夫、陈椿年等江苏青年作家组织“探索者”文学社，筹划创办同人性质的文学刊物《探求者》，而成为右派分子。失去“公职”，遣送到武进的农村务农，直至“文革”结束后才重新写作。1979年到1984年是高晓声小说创作旺盛时期，每一年都有一本小说集出版。此后，作品渐少。在80年代初，高晓声小说以表现当代农民的命运著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等，是当时有影响的作品。和那些反思小说一样，人物的生活道路与当代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事件、政策的关联，是作品的基本结构方式。在这些小说中，引人注目的是对当代农民性格心理的“文化矛盾”的揭示。在历史变迁时期，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农民的行为、心理和思维方式的特征：他们的勤劳、坚韧中同时存在的逆来顺受和隐忍的惰性，对于执政党和“新社会”的热爱所蕴含的麻木、愚昧的顺从。因为在探索当代农民悲剧命运的根源上，作品提出了农民自身责任的问题，因此，这些小说被有的批评家看作是继续了鲁迅有关“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显然，高晓声在一个时期，醉心于在作品中留下80年代以来农村变革的每一痕迹，而让人物(陈奂生等)不断变换活动场景，上城、包产、转业、出国，而创作的思想艺术基点则留在原地。高晓声的另一类短篇，如《钱包》、《鱼钓》、《绳子》、《飞磨》等，以简单、富于民间色彩的故事，来寓意某种生活哲理，在有的批评家那里，得到更多的肯定。高晓声小说的语言平实质朴，叙述从容、清晰。善于在叙述中提炼有表现力的细节，来刻画人物的心理特征。他的小说的幽默，常以不经意的叙述方式传达出来，对农民的嘲讽中包含着浓郁的温情，表现了一种将心比心的谅解。
刘心武(注：刘心武(1942-)，四川成都人。在北京读小说、中学。80年代以来出版的小说集主要有：《刘心武短篇小说选》、《班主任》、《这里有黄金》、《到远处去发信》、《大眼猫》，长篇小说《钟鼓楼》、《风过耳》、《四牌楼》、《栖凤楼》、《仙人承露盘》。另有八卷本的《刘心武文集》。)1961年在北京任中学教师起，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但没有产生什么影响。1977年以后发表《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短篇，提出“文革”在青少年心灵上留下的“后遗症”问题，而声名大噪。《班主任》和《伤痕》，通常被看作是“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标志。曾一度担任《人民文学》主编(1986-1990)，因发表马建的存在严重争议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受到批评而被停职。
在80年代，刘心武以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人道主义的精神立场，来关注作为社会个体的普遍人的生活状况和处境。80年代后期，以“纪实小说”形式，发表《5？19长镜头》、《王府井万花筒》、《公共汽车咏叹调》，写北京市民的生活和文化心态。80年代的这些创作，都明确地在作品中提出一个社会问题，并呼吁一种社会解决方式。当那种单一的问题意识稍有消褪的时候，刘心武以较裕如的视角和方法，来描述具有特定的风情、习俗、世态的北京市民社会的图景，这体现在《如意》、《立体交叉桥》，和长篇《钟鼓楼》、《四牌楼》、《风过耳》中。这些小说，被称为“京味都市小说”。进入90年代，刘心武提出“大众文学精致化，精致文学大众化”的构想，沟通两者，并以通俗小说形式，写作在通俗刊物上连载的中篇《一窗灯火》。他在文化讨论中所表达的观点和他的写作实践本身，显示了一部分在80年代呼唤“救救孩子”，持精英“启蒙”立场的作家的市民化趋向。不过，正如作家自己所表述的，这种“市民化”有一定的限度。这里反映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对自身位置的某种“设计”：以主流文化身份去表现和引领“大众”，又以想像性的“大众”心态来阐释和认同“转型”的现实。这种现实和艺术的处理方法，引发了另一系列的问题。
讲述“文革”记忆的作家，尚有从维熙、李国文、张弦等。李国文(注：李国文(1930-)祖籍江苏盐城，出生于上海。5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80年代以来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中、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危楼记事》、《没意思的故事》、《涅槃》等。)1957年因为发表短篇《改选》成为右派。“文革”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月食》，短篇系列《危楼记事》，长篇《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等。从维熙(注：从维熙(1933-)，河北玉田县人。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成为右派后，被遣送至劳改队。80年代以来出版的作品集有：中短篇小说集《遗落在海滩上的记忆》、《洁白的睡莲花》、《远去的白帆》、《燃烧的记忆》、《驿路折花》、《雪落黄河静无声》，小说选集《从维熙小说选》、《从维熙中篇小说选》、《从维熙集》，长篇小说《北国草》、《逃犯》(上篇《风泪眼》，中篇《阴阳界》，下篇《断肠草》)、《裸雪》，纪实回忆录《走向混沌》。另有八卷本的《从维熙文集》。)5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文革”后他的小说引人注意，在很大程度上与题材的选取有关。当代的监狱和劳改队的状况，在此前的创作中是个“禁区”。从维熙的这一期间的大部分作品，都与受难的知识分子坎坷的生活道路有关。它们是《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燃烧的记忆》、《泥泞》、《遗落在海滩上的脚印》、《远去的白帆》、《雪落黄河静无声》、《断桥》、《风泪眼》。其中有些小说，故事发生在劳改队和监狱大墙里面，又有中篇《大墙下的红玉兰》这样的题目，因此，有的评论文章称这类小说为“大墙内”小说，或“大墙文学”。从取材上说，读者容易联系起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等小说。但它们之间在视角、思想立场和审美意向上，却大异其趣。从维熙继续了中国传统戏曲、小说的历史观，即把历史运动，看作是善恶、忠奸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较量的过程。“文革”等的曲折，和这其间正直者的蒙冤受屈，都是奸佞之徒(在他的小说中，他们或者是“国民党还乡团”，或者是“四人帮”及其“帮凶”)一时得势的结果。这种历史的道德化的观念，决定了从维熙的小说形态。人物被处理为某种道德的化身。着力刻画的“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都显现为灵魂“纯净”，道德“完美”(《雪落黄河静无声》中对范汉儒(注：这一人物的取名，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和“民族之魂”的含意。关于这部中篇的思想评价，当时曾发生过争论。)，使用了“看不见他身上的一点杂质，透明得就像我们医药上常用的蒸馏水”的描写)。复杂的生活现象，被条理、清晰化为两种对立的道德体现者的冲突，并以此构造小说的情节。叙述者与人物、情境之间的欠缺距离、间隔，使情感常表现为缺乏节制。比较而言，在涉及当代知识者的苦难历史这一主题上，他的纪实性回忆录《走向混沌》更值得重视。它以作家自己在1957年及以后几年的遭遇为主线，涉及当时北京文坛的状况。环境和人物不再被抽象化、理念化，对“受难”知识分子自身也有了反思，而提供了对当时情景的较为可信的陈述。
四 历史反思中的“知青小说”
在80年代，“知青文学”(或“知青小说”)，是用来描述一种文学现象的概念。批评界对它的使用，涵义上并不一律。较普遍的说法是，第一，作者曾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第二，作品的内容，主要有关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但也包括知青在后来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情感，如他们返城以后的情况。与“伤痕文学”等一样，人们用这个概念，来专指叙事体裁(小说，或纪实性叙事作品)的创作。而北岛、舒婷、芒克、食指等，一般不被称为“知青作家”，他们的创作，也较少被称为“知青文学”(或“知青诗歌”)。这种命名的状况，可能表现了对于诗的题材的“超越性”的意识。“知青文学”在“文革”期间已经存在，但这一概念在80年代才提出，这说明了它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出现的时间。另外，这里并不特别强调“知青作家”的这一说法，是因为许多“知青”出身的作者，后来的写作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潮流，“知青文学”却无可置疑地存在过。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写作知青题材小说的作家有孔捷生、郑义、叶辛、张承志、梁晓声、张抗抗、柯云路、李锐、肖复兴、史铁生、张炜、韩少功、竹林等。
与50年代遭受挫折的“复出”作家相似，知青文学也常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和“复出”作家一样，特殊的，与国家社会政治密切关联的生活经历，使他们觉得表现自身的生活道路具有重要的价值。不同的是，50年代反右派运动的受难者，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公众心目和自我意识中，他们被当作“文化英雄”看待。而“知青”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生活意义，不论是自我、还是社会评价，却是可疑和模糊不清的。这是推动知青那种持续不断为一代人的青春立言的动力。比起“复出”作家来，通过个人命运以探究历史运动的“规律”，对历史事件做出评判的创作动机，要较为淡薄，而对“这一代人”的青春、理想的失落的寻找更为关心。另一点不同是，他们没有那种深刻的“少共精神”，没有50年代初的那种“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注：王蒙写于50年代的长篇《青春万岁》中，青年学生唱的歌曲中的句子。)的情感记忆。或者说，这种更多靠灌输获得的精神，在“文革”中已出现裂痕，甚至打碎。这样，知青小说创作在小说形态上和内在情绪上，有别于“复出”作家的创作。他们并不热衷于以个体的活动来联结重大的历史事件，也较少那种自以为已洞察历史和人生真谛的圆满和自得。他们的作品中，有较多的惶惑，有较多的产生于寻求的不安和焦虑。
由于“文革”后知青的历史位置与现实处境的含糊不清，因而，知青的那段生活，便是他们为确定现实位置而不断挖掘、重新审察的对象。这种记忆的挖掘、搜寻的方式和价值取向，既与时间有关，又和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相连。因此，知青小说对于历史的叙述，一开始就表现出体验和阐释的多向性。早期的知青小说，更着重于对“文革”悲剧的感伤的揭露和控诉：他们的青春、信念的被埋葬，心灵的受扭曲的过程。在卢新华的《伤痕》，陈建功的《萱草的眼泪》，郑义的《枫》，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竹林的《生活的路》，老鬼的《血色黄昏》等作品中，有对生活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真诚信仰被愚弄的愤怒，和回首往事的悔恨和悲哀。随后，在越过最初的悲剧揭露、展示的表现方式之后，一部分创作，在视点、情感处理和叙述方法上出现了变化。这一变化，与“知青运动”事实上已结束有关，也与大批知青返城后的处境有关。城市对于这些“游子”的态度是复杂的，但无论如何，它绝不是原先所企望的理想的“天堂”。城市既提供了开拓新生活道路的可能，也有事先没有料到的推拒，以及上学、就业、住房、婚姻、人际关系等等的困扰。即使具体生活问题得到解决，已破碎的生活信念、价值观，也不一定能得到修复或重新确立。在新的环境下，已逝的生活将会在记忆中“重构”。批评家普遍认为，在表现新的生活矛盾与精神困惑上，写于1981年的短篇《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和中篇《南方的岸》(孔捷生)，是表现“知青文学”这种转移的最早作品。这两篇小说的题目都具有双重寓意：“终点”与“岸”，都意味着到达和寻得归宿，意味着漂泊的结束；但是，小说中所表达的，则是另一种性质的漂泊无定的开端。此后，知青小说在生活评价上开始“分裂”。或者继续坚持对“文革”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否定，和生活的荒谬性的冷静批判。或者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剥离”出值得珍惜的因素，维护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和献身精神。在不断地将“知青”投身运动的精神抽象化，并坚决地捍卫这“极其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注：梁晓声《我加了一块砖》(《中篇小说选刊》1984年第2期)。梁晓声1949年生于哈尔滨市，1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劳动。70年代开始写作、发表作品。1977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父亲》等。出版有短篇集《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和长篇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雪城》等。)的价值上，梁晓声的创作是有代表性的。从1968年起，他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生活了七年。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雨》、《雪城》等小说中，也写到知青所受的愚弄，但也表达了“我们付出和丧失了许多，可我们得到的，还是比失去的多”的“无悔”宣言。他持续地保持一种分明的道德立场，和悲壮的浪漫风格。在张承志、史铁生的“知青”题材的写作中，对往昔生活的挖掘，则表现为另一趋向。他们在开始时，已明显离开社会政治视角，而着重发现民间生活中可能具有的人性品格，以作为更新自我和社会的精神力量。“文革”初期与后期的知青，在对生活的看法上，也有许多的变化。王安忆曾对比地谈及六九届初中生的情况，说他们并没有形成如“老三届”(注：“老三届”，指“文革”开始的1966年已在中学就读的，在1963年、1964年、1965年入学的初、高中学生。)那样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在刚刚渴望求知的时候，文化知识被践踏了；在刚刚踏上社会，需要理想的时代，一切崇高的东西都变得荒谬可笑了”。他们许多人没有经历“老三届”的那种“痛苦的毁灭”，不需要为自己的青春的价值辩护，因而也失去了从“插队”的乡村中寻找精神财富的动机。从王安忆写她“插队”的淮北乡村生活的小说，包括她的长篇《69届初中生》，很难看到对于这片土地的“恋情”，看到诗意的想像。持一种较为冷静的态度来写知青生活，写“上山下乡”运动，是这一题材后来出现的变化。阿城和李晓都迟至1984年才开始发表他们的创作。他们的小说虽然也写知青生活，但其视角和题旨，已难以用“知青文学”来概括。阿城和李晓由于家庭等方面原因，“文革”中被排除在“运动”之外，成了“旁观者”，有可能看到置身其中者所难以看到或忽略的事态。(注：阿城的父亲钟惦棐，1956年到1957年间，因发表《电影的锣鼓》，《上海在沉思中》等文章，成为右派分子。李晓父亲巴金在“文革”中作为“反动作家”受到迫害。)李晓的短篇从题材的时间“次序”上说，他首先写的是“知青”返城后的情况。《继续操练》、《机关轶事》、《关于行规的闲话》等，写返城后从事各种职业的“知青”，为权、利等欲望所进行的“操练”——钻营、欺诈和不择手段的倾轧。在这之后，他才回过头来，在《屋顶的青草》、《小镇上的罗曼史》和《七十二小时的战争》中，追叙这些权势场上的“弄潮儿”在“文革”中的经历；这似乎包含着对他们现实心理行为所作的溯源。他用嘲讽、调侃的“喜剧”方式来处理这些“悲剧事态”，作品的内涵有浓重的宿命的悲哀。他关心的是发生在这些为生存而挣扎、搏斗的青年人身上的人性扭曲过程及后果。着力于知青生活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还有叶辛和张抗抗。(注：叶辛(1949-)出生于上海，1969年到贵州“插队落户”，出版的以“知青”生活题材的长篇有《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蹉跎岁月》、《风凛冽》、《在醒来的土地上》、《孽债》等。张抗抗(1950-)，浙江杭州人。“文革”期间在黑龙江兵团劳动。1975年出版了表现“上山下乡”生活的长篇《分界线》。80年代以来发表了《爱的权利》、《夏》、《北极光》、《淡淡的晨雾》等中、短篇小说和《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等长篇。)
“知青文学”作为一种潮流，在80年代中期以后已失去实质意义。当然，这场牵涉到千百万人的命运的运动，留在许多人记忆中的不可能很快消失，它对现实的影响仍在继续。况且，这一历史事件所提供给文学的“资源”，也很难说已经充分挖掘。在这种情况下，这段“历史”还会被不断提起。80年代后期以来，有关的作品有张抗抗的长篇《隐形伴侣》，陆天明的长篇《桑那高地的太阳》，郭小东的长篇《中国知青部落》，邓贤的纪实性长篇《中国知青梦》，陈凯歌的自传性作品《龙血树》，以及90年代知青的回忆录《回首黄土地》、《草原启示录》、《魂系黑土地》、《劫后辉煌——在艰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等。不过，在进入90年代以后，知青对自身经历的回顾，逐渐转化现实的成功者的怀旧，对昔日“辉煌”的构造，反思与批判的色彩几已消失。在这样的潮流中，陈凯歌的《龙血树》(注：《龙血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2年版。陈凯歌，1952年生于北京。“文革”中15岁到云南“插队”。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执导的影片有《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霸王别姬》等。《龙血树》在中国大陆没有印行。)具有特殊的意义。对于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和见闻的讲述，有一种沉痛的自省的基调。一些事件和场景，被放置在叙述的关节处，构成如电影中的场景。对于“文革”中的那些受难者，那些卑微生命的毁灭，作者怀着深切的人性关怀。他既在具体情景上，也从意义的象征上，来试图揭示其中的时代历史和个体命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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