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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代的散文概念
在50至70年代，“散文”是个涵盖面宽泛的体裁概念。因为漫无边际，作家和研究者有时会作出“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狭义的散文，指的是所谓“抒情性散文”，其特征，相近于“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所提出的“美文”，后来也有人称之为“艺术散文”。而广义的散文概念，则除此之外，还包括“叙事性”的、具有文学意味的通讯、报告(“报告文学”与“特写”)，也包括以议论为主的文艺性短论，即“杂文”、“杂感”等。另外，在有的时候，文学性的回忆录、人物传记等，也会被列入散文的范围之内。
散文概念的这种理解与使用方法，蕴含着这一概念在本世纪文学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的事实。变化牵涉到两个方面，一是散文的范围，另一是散文中各种样式的关系。变化的趋向，则与一个时期的社会思潮、文学观念的状况有关。当鲁迅作出“散文小品的成功，几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的论断时，这里的“散文小品”，主要指的是“美文”，或后来所说的“抒情散文”、“艺术散文”。在3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议论性为主的“杂文”，成为散文的主流。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几年中，艺术地“报告”事实的通讯、报告，在散文领域中占据最主要的地位。报告文学兴盛的这一情况，在40年代的国统区虽然没有得到继续，却在解放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包括解放区文学在内的左翼文学中，散文的范围不断扩大，将抒情小品、杂文、通讯报告等都囊括在内。而且，其演化趋势，是从显示个人性情，向着议论现实、“报告”事态的方向发展。在50年代，对现代生活“反映”的广阔和迅速，是这个时期文学写作的“方向性”的要求；而包含“个人性”经历和体验的取材，以及与此相关的表达方式，其价值则受到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以对生活现象的“报告”为主要特征的叙事倾向的写作，便构成了散文的主体。(注：在五六十年代，“散文特写”通常并举连用。在出版作品集时，也经常以此作为编选体例。如由中国作家协会或《新观察》编辑部编选的19539-195512的《散文特写选》，1957年和1958年的《散文特写选》，《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散文特写》和1959-1961年的《散文特写选》等。但在1956年，《散文小品选》与《特写选》则分别出版。)
50年代初，纪实性的通讯、报告、特写，在散文创作中占有绝对的分量。当时创作的两大主题，一是对“新时代”的歌颂，对当时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描述，另一是表现朝鲜战争的英雄行动。靳以写佛子岭水库工地的劳动，李若冰、华山表现大西北(柴达木盆地、祁连山等)的工业基地的建设，以及柳青、秦兆阳有关50年代农村合作化的特写，都属前一主题。比较起来，有关朝鲜战争的通讯报告，在读者中产生更大的反响。巴金、刘白羽、杨朔、菡子、黄钢等，都有这方面的作品发表。其中，魏巍的创作影响最大。魏巍(注：魏巍(1920-)，河南郑州人。抗战爆发后参加八路军，长期生活在晋察冀根据地，以“红杨柳”的笔名写的诗，结集为《黎明风景》。50年代出版的散文、特写集有《谁是最可爱的人》、《春天漫笔》等。另有长篇小说《东方》、《地球的红飘带》出版于80年代。)两次到朝鲜前线，先后发表了《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谁是最可爱的人》、《战士和祖国》、《挤垮它》等作品，它们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名结集出版。该书在1951年出版后到1960年，三次再版(所收篇目有增补)。《谁是最可爱的人》和1958年写的《依依惜别的深情》，在当时广为流传；“最可爱的人”成为赴朝鲜作战的“志愿军”士兵的代称。真挚的情感，对“典型情景”的选择与提炼，和以抒情性议论来提升事件意义的方法，是作品获得众多读者的原因。魏巍当时的写作，显然提高了通讯报告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丁玲在反驳“有人”以为魏巍的作品“虽然写得好，不过只能说是通讯，算不得是文学作品”时，提出了衡量“文学价值”的当代尺度：“今天我们文学的价值，是看它是否反映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我们国家的时代面影。是否完美地、出色地表现了我们国家中新生的人，最可爱的人为祖国所作的伟大事业。”(注：《读魏巍的朝鲜通讯》，《文艺报》4卷3期。)这预告了特写、报告文学在当代的重要地位。报告文学、特写在五六十年代，还有多次的创作“高潮”。如1958年间，又如1963年到“文革”前夕。60年代，郭小川的《旱天不旱地》，魏钢焰的《红桃是怎么开的？》，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特别的姑娘》，孙谦的《大寨英雄谱》，穆青等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影响广泛，参与了对当时的“时代精神”的创造。
二 散文的“复兴”
从50年代开始，通讯报告有了很大的发展，散文小品(或抒情散文)的地位却受到很大削弱，因为那是一个个体的经验、情感的表达受到抑制的时代。不过，也存在着“复兴”散文小品的要求，和在某个时间实现这种要求的有限的努力。
在50年代中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短暂时间里，由于文学写作题材、风格等的限制有所减弱，对作家个体精神和创造力的束缚有所放松，因而，在1956年和次年的一段时间，散文出现了最初的“复兴”现象。由中国作协的1956年度作品选本，散文不再与特写同处，而将“散文小品”与“特写”分开。这一年的《散文小品选？前言》(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6月版，前言作者林淡秋。)指出，“这本选集反映了1956年我国文艺界的一个好现象：短小的散文小品多起来了”，而“在全国解放后的几年间，这类短文却不多见”。能显示这个时期散文“复兴”迹象的，有老舍的《养花》，丰子恺的《南颖访问记》、《庐山面目》，钦文的《鉴湖风景如画》，方令孺的《在山阴道上》，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万全的《搪瓷茶缸》，徐开垒的《竞赛》，秦牧的《社稷坛抒情》，杨朔的《香山红叶》，魏巍的《我的老师》，端木蕻良的《传说》，川岛的《记重印游仙窟》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作家回到个人性情、体验上来的努力，并探索着个性化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不过，由于“百花时代”在时间上的短暂，而文学界当时的中心问题显然是在另一处，因此，散文的问题并未在理论上面引起探讨，而许多作家(尤其是“五四”以来有成就的散文作家)也不可能将他们的努力持续下去。到了1957年下半年，“复兴”的进程便遭遇严重挫折。在1958年，“散文、特写、报告文学是文学战线上的尖兵，是时代的感应神经，战斗的号角”的观点，得到重申和强调，散文作家被告知要“立刻投入到生活的洪流中去”，把千万劳动者的“丰功伟绩、模范事例用最快的速度变为全国人民共同的财富，成为鼓舞生活前进的推动力量”(注：马铁丁《1958散文特写选？序言》，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另一次“复兴”散文的要求，发生在60年代初期。当时文学界进行的“调整”，其中心点是改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题材、风格上提倡有限度的多样化。作为更直接展现作家的性情和文体意识的散文，在这一时期受到重视。1961年1月起，《人民日报》在第8版开辟了“笔谈散文”的专栏，发表了老舍的《散文重要》(1月28日)和李健吾的《竹简精神》(1月30日)等文章。《文艺报》也发出重视散文创作言论。接着，上述报刊和《文汇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等多种报刊，刊发了提倡、议论散文创作的文章。冰心、吴伯箫、凤子、秦牧、徐迟、黄秋耘、郭预衡、川岛、萧云儒等，都对此发表了意见。(注：百花文艺出版社将这一时期讨论散文的部分文章汇集为《笔谈散文》，于1962年出版。)由于文学界的重视，也由于创作取得的收获，以至于1961年被有的人称为“散文年”。
在这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散文的成绩首先表现为，“散文作家”成为实体性的概念。散文写作不是一些作家偶涉的样式，而形成了以此为“专业”的作家群。50年代初主要写小说、通讯的杨朔，在50年代中期开始，转向了散文写作。刘白羽也从小说、通讯，转而对散文的侧重。袁鹰、魏钢焰从写诗转到写散文。当时被称为“散文作家”的还有秦牧、碧野、菡子、柯蓝、郭风、何为、陈残云、林遐、杨石等。老作家如巴金、冰心、吴伯箫、曹靖华，以及吴晗、邓拓、翦伯赞等学者，也都在这一领域有所贡献。在这个时期，报刊发表了一批体现当时创作水准的作品(注：《人民文学》1961年第3期刊发了魏钢焰的《船夫曲》、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杨朔的《茶花赋》，第4期刊发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和秦牧的《年宵花市》，第6期刊发冰心的《樱花赞》、丰子恺的《上天都》等。这一年的《人民日报》刊发的重要散文有曹靖华的《花》、《好似春燕第一枝》，刘白羽的《红玛瑙》，杨朔的《荔枝蜜》等。甚至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在这期间也发表散文等文学创作，杨朔的《雪浪花》即刊于该刊的第20期上。)。一批有影响的散文集也在此时出版，如《花城》(秦牧)、《东风第一枝》(杨朔)、《红玛瑙集》(刘白羽)、《花》(曹靖华)、《樱花赞》(冰心)、《北极星》(吴伯箫)、《风帆》(袁鹰)、《初晴集》(菡子)、《珠江岸边》(陈残云)，和中国作协的《1959-1961散文特写选》(周立波编选并作序)、由川岛主编的散文选集《雪浪花》等。这个时期的散文写作，取材有了拓展。“举凡国际国内大事、社会家庭细故、掀天之浪、一物之微、自己的一段经历、一丝感触、一撮悲欢、一星冥想、往日的凄惶、今朝的欢快，都可以移于纸上，贡献读者”(注：周立波《1959-1961散文特写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这一申明虽说不可能完全实现，却也表明一个较有利于散文生长的环境的存在。
这一时期散文作家试图建立艺术个性的努力中，普遍重视从我国古典散文和“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艺术经验取得借鉴。在“五四”新文学的诸种样式中，散文受西方文学影响相对较少，而与我国的古代文学传统，保持着更密切的联系。唐宋散文，尤其是明清的散文小品，对现代散文体式的建立，起到重要的作用。巴金、冰心、杨朔、曹靖华等，都在这期间谈到古典诗词和散文对他们的创作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即使是刘白羽这样的作家这个时期的创作，也可以清楚看到这种借鉴的痕迹。请求情景交融，注重“意境”的营造，谋篇布局上的曲折有致，对语言在传神达意的表现力的锤炼，是这种借鉴的相当一致的方向。
但是，这个时期散文创作的发展空间其实也相当有限，尽管作家的个人经历和体验进入写作的可能性有了增加。情感、观念，难以有超越意识形态规范的可能，事实上也存在着某几种固定的格式。艺术方法的选择和借鉴也受到很大限制。散文在这一时期普遍的“诗化”追求，和对技巧的经营，虽说是散文艺术质量提高的表现，但也是以艺术的精致化来弥补创造空间的欠缺。
三 散文作家及其创作模式”
在60年代初的“散文复兴”中，杨朔、秦牧、刘白羽被认为是成就突出、且对当代散文艺术作出贡献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分别构成了五六十年代散文写作的三种主要“模式”，在一个时期产生广泛的影响。
杨朔(注：杨朔(1913-1968)，山东篷莱人。30年代开始发表散文、小说。抗日战争开始后，参加革命。三四十年代的作品主要有《帕米尔高原的流脉》、《红石山》、《北黑线》等中短篇小说。50年代初，写有表现朝鲜战争的通讯报告，和长篇《三千里江山》。5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力量转向散文。出版的散文集子有《海市》、《东风第一枝》、《生命泉》、《亚洲日出》等。另有长篇《洗兵马》上卷。)50年代中期发表《香山红叶》起，转向散文创作。他的《雪浪花》、《荔枝蜜》、《茶花赋》等，在发表的当时，以及80年代的一段时间，被看作是当代散文名篇，选入各种选本和中学语文课本中。“拿着当诗一样写”——是他这个时期的创作追求。“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炼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思想、情感，耐人寻味，而结构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炼，也不容忽视。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么？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注：杨朔《东风第一枝？小跋》，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他所讲究的“诗意”，包括谋篇布局的精巧、锤词炼字的用心，以及“诗的意境”的营造。其中最重要的，其实是“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注：杨溯《东风第一枝？小跋》，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的那种思维和感情方式。如见到盛开的茶花而联想祖国欣欣向荣面貌，以香山红叶寓示历经风霜、到老愈红的革命精神，将劳作的蜜蜂比喻只问贡献、不求报酬的劳动者等等。在杨朔写作的年月，寻常事物，日常生活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只有寄寓、或从中发现宏大的意义，才有抒写的价值。杨朔的散文，在贯彻这种从一切事物中提取宏大政治性主题的写作模式时，靠某种带有“个人性”特征的取材，也靠与古典散文建立的联系，给这种已显得相当僵硬的文体增加了一些“弹性”，使观念的表达，不至那么直接、简单。这种“弹性”，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因此得到广泛的赞扬；而在写作的个人想像空间有了更大拓展的80年代中期以后，杨朔散文的“生硬”(注：周立波在《1959-1961散文特写选？序》中，谈到杨朔这个时期散文是，“笔墨简洁，叙述明白，是作者的特长；然而也许因为过于矜持吧，文字上微露人工斧凿的痕迹”。这种矜持和斧凿的生硬，不仅是艺术追求上的“过度”，而且来源于当代这一时期，诗和散文创作在提炼政治意识形态命题，建立一种寓意、象征关系上的紧张心态。)在读者的阅读中便急速凸显，“开头设悬念，卒章显其志”的结构模式，也转而为人们所诟病。
刘白羽(注：刘白羽(1916-)，北京人。30年代开始发表散文、小说。1938年去延安。40年代中期曾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工作。主要作品集有，小说集《早晨六点钟》、《火光在前》，报告文学和散文集《对和平宣誓》、《早晨的太阳》、《晨光集》、《踏着晨光前进的人们》、《红玛瑙集》等。)50年代后期开始，也主要从事报告文学、散文的写作。《红玛瑙集》收入60年代初他的最具特色的那些散文作品，如《日出》、《灯火》、《长江三日》、《樱花漫记》等。作者自己认为，它们连同稍后发表的《平明小札》，是“对新的美的探索的结果”。他参加的40年代内战，是他感受和想像的“资源”，也是评价生活的标尺。这决定了他经常采用现实生活场景和战争年代记忆相交织的构思方式。也记叙事件，也描绘场面，但最主要是抒发那种激越的感情；正如作者所说：“不是为了给那个年月的动人姿态，作一点速写画，也不是希望在纸上留下一点当时的气息，而主要的是为了一种感情的冲激。”(《写在太阳初升的时候》)秦牧(注：秦牧(1919-1993)广东澄海人。少年时期在新加坡度过，1932年归国。参加过抗日救亡活动。出版过《秦牧杂文》(收1943-44年的作品)。50年代，除中篇小说《黄金海岸》外，散文集有《星下集》、《贝壳集》、《花城》、《潮汐和船》，文艺随笔《艺海拾贝》。80年代出版的散文集有《长街灯语》、《花蜜与蜂刺》、《睛窗晨笔》等近十部。)的散文则表现了重视“知识性”的特点。秦牧60年代散文的写法，是杂文和随笔的调合。文章有着清晰的观念框架和论证的逻辑线索。用来支持这些观念的，是有关的历史记载、见闻、传说等材料的串联、组织。那些被广泛称道的作品，如《古战场春晓》、《社稷坛抒情》、《土地》、《花城》等，得益于有更多的情感的融入，和材料组织所显现的联想的丰富和从容，夹叙夹议也加强了谈天说地的趣味。
这一时期，曹靖华、吴伯箫、菡子、袁鹰、郭风、柯蓝、碧野、陈残云等，在散文创作上也取得若干成果。曹靖华的《花》，收入的大都是对旧日生活的回忆文字，如记叙他与鲁迅交往的《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雪雾迷蒙访书画》、《智慧花开烂如锦》等。另外，他还写有记叙他在云南、广西、福建旅行见闻的《点苍山下金花娇》、《洱海一枝春》等。吴伯箫早期的散文，收在30年代出版的集子《羽书》中。60年代的作品如《记一辆纺车》、《窑洞风景》、《菜园小记》、《歌声》等，记叙的是有关40年代初延安的生活。在当时对战争年代精神传统发掘的社会思潮中，吴伯箫以有个性色彩的记忆作出反应。郭风和柯蓝，在当代的“散文诗”的创作中做出贡献。郭风五六十年代的散文集有《叶笛集》、《山溪和海岛》等。他的短小的诗化散文，多取材于家乡福建的山水民情，讲究意象、情调、语感的有机结合。
四 杂文的命运
因为鲁迅等作家的写作，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成为一种不能完全忽略的文学样式，也成为不少作家用来表现其“社会承担”的手段。1942年3月，罗烽在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上撰文，感慨于鲁迅先生那把“划破黑暗”，“指示一路去的短剑已经埋在地下了，锈了，现在能启用这种武器的实在不多”，而坚持说“如今还是杂文的时代”(《还是杂文的时代》)。这一论题的提出方式，表明有关杂文的问题，不仅是文学“自身”的问题。正如罗烽的批判者指出的，“作者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关‘时代’的问题发言；是在跟人们争论究竟对中国当时的现实，特别是延安这样一个地方，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看法。”(注：严文井《罗烽的“短剑”指向哪里？》，《文艺报》1958年第2期。)而对“现实”、尤其是“延安”和“新中国”的现实的看法和态度，永远是个敏感的政治立场问题。因此，进入50年代之后，这种与作家的批判精神相联系的文体，其存在和发展便面临众多难题。
1956-1957年间，文学界提出发展各种文艺形式和风格，也容许、甚至有时还提倡对“人民内部”的缺点，对社会生活的“黑暗面”进行揭露和批评，杂文的写作问题又一次引起关注。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后，副刊版的杂文受到重视。接着，各地报刊也都将振兴杂文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在这期间，茅盾(玄珠)、夏衍、巴金(余一)、叶圣陶(秉丞)、唐弢、巴人、吴祖光、邓拓(卜无忌)、林淡秋、曾彦修(严秀)、高植、舒芜、秦似、蓝翎、邵燕祥等，都加入到杂文的写作行列。夏衍的《“废名论”存疑》，唐弢的《言论老生》，巴人的《论人情》、《况钟的笔》，叶圣陶的《老爷说的准没错》，严秀的《九斤老太论》，臧克家的《六亲不认》，吴祖光的《相府门前七品官》，秦似的《比大和比小》等，是当时的名篇。这个期间，徐懋庸(注：徐懋庸(1910-1977)，浙江上虞人。30年代参加左联，并写作杂文。1938年去延安。1957年成为右派分子。“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77年病逝于南京。主要著译有：杂文集《打杂集》、《不惊人集》、《打杂新集》；翻译《斯大林传》(法，巴比塞)、《辩证理性批判》(法，萨特)、《人的远景》(法，加罗蒂)等。)在杂文的振兴上，出力最多。从1956年底到第二年夏天，他以弗先、回春等笔名发表的杂文有一百多篇，其中有《真理归于谁家》、《不要怕民主》、《不要怕不民主》、《武器、刑具和道具》、《宋士杰这个人》等。他还在《小品文的新危机》(注：《人民日报》1957年4月11日，署名回春。)中，列举妨碍杂文写作的七大矛盾，而引起了有关杂文在当代命运的讨论。他认为，杂文应该在民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民主的意义之一就是人民要求的多样性，因此杂文也应该多样性，可以歌颂光明，也可以揭露黑暗”，“杂文作家要养成对黑暗的敏感”(注：徐懋庸在《文艺报》召开的杂文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文艺报》1957年第4期。)。这次杂文写作的恢复，随着反右派运动的开始而告结束；情形正如有人在反右尚未开始时所言：“杂文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急先锋，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晴雨表。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受到抵制的时候，也就是杂文受到抵制的时候。”(注：张光年在《文艺报》召开的杂文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同上。)
60年代初，与散文的第二次“复兴”一起，杂文创作也一度活跃，时间大致在1961年到1962年间。1962年5月，《人民日报》在副刊版开辟了“长短录”专栏，由杂文作家陈笑雨主持，聘请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为特约撰稿人。专栏确立了“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的全面而稳妥的宗旨。期间，邓拓的《燕山夜话》和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也在陆续刊出。邓拓在《燕山夜话》的一篇文章中谈到，“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生命的三分之一》)。邓拓等，既是历史学等的学者，同时又是政府机构的高层官员，加上这个时期所实施的提倡“轻松”的“软性”文化方针，使《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呈现了那种谈心、引导式的叙述风格，和对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的重视的风貌。从尖锐讽刺和直逼主旨，到这时的曲折展开、温和节制的态度和语调，这种文类的当代变迁，包含着复杂的政治文化内涵。不过，在这些平易、委婉、朴素的文字中，确有不少“不为陈言肤词，不为疏慢之语”的篇章。如《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爱护劳动力的学说》、《堵塞不如开导》、《说大话的故事》、《王道和霸道》、《陈锋和王耿的案件》等。不过，邓拓(也包括吴晗、廖沫沙)的杂文，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思想态度和文体风格：在宽容、中庸的形态中，来寄托他们对现实生活缺陷的敏感、关切，容纳他们对于现代教条、对于僵化思想秩序的质疑性批判，从而也塑造了叙述者的正直、坚强的思想品格。
五 回忆录和史传文学
回忆录和“史传”性散文，在50年代受到特别提倡。它们与革命历史小说一起，成为以“形象”的手段，来确立对现代中国历史的权威叙述的重要凭藉。比较起“虚构”的小说创作来，“记实体”的回忆录的史传散文，有小说所难以替代的直接性和影响力，因而其创作活动有不限于文学界的广阔范围。
在50年代前期，这种写作侧重于撰写英雄人物的故事。当时较有影响的作品有《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高玉宝》(高玉宝)、《不死的王孝和》(柯蓝)、《革命母亲夏娘娘》(黄钢)等。不久，回忆录和史传文学，便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写作活动。重要的有：《志愿军英雄传》(共三集，出版于1956年)的编写；1956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的征文的写作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清晰完整”地反映解放军的“出生、战斗、成长和发展”的历史；后来则是影响更大的大型丛刊《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的写作。《红旗飘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7年开始出版，至“文革”前，共出16集。“文革”结束后到80年代中期，又出版至第29集。《星火燎原》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9-1963年出版，当时编辑了10集，第5、第8两集未能出版。体例上按当时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各个阶段顺序编排。《红旗飘飘》第2集的“出版说明”指出，“本丛刊是专门向我国广大青年读者宣传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光荣斗争的历史，歌颂近百年来我国历次革命斗争中的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鼓舞我们青年一代向无限美好的社会主义英勇进军的”。虽然丛刊中有小说、诗词等体裁的创作，但大部分是记实体的叙事文。在作者方面，主要是所记叙事件的亲历者，其中不少是国家、军队高层的官员和将领。这种文体，连同作者的身份，在读者的阅读心理上，加强了历史叙述的可信性和权威性。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述方式与历史评价，自然会严格按照已确立的叙述规则进行，同时也根据现实政治斗争的状况加以调整。
除了丛刊收入的作品之外，这个时期的“革命回忆录”还有很大数量的出版。流传较广的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萧三)、《跟随毛主席长征》(陈昌奉)，《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缪敏)，《我的一家》(陶承，后来改编为电影《革命家庭》)，《王若飞在狱中》(杨植霖)，《艰难的岁月》(杨尚奎)，《在大革命洪流中》(朱道南)，《在烈火中永生》(罗广斌，后与杨益言合作，改写为长篇小说《红岩》)，《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傅连璋)、《转战南北》(李立)，《气壮山河》(李天焕)，《挺进豫西》(陈赓)，《伟大的转折》(阎长林)等。
回忆录和史传文学写作，在这期间，还有不被纳入“正统”的另外一支。对它们的出版，常使用“内部出版”的方式，在阅读范围上也有明确限制(仅供高层干部或有关的研究人员)。它们所叙述的并非“革命历史”，而写作者又大都有着“可疑”的身份(国民党高级官员、将领，大实业家等等)，因而在历史的构造上，只具有保存晚清到40年代末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资料，供“批判地”参考的意义。如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其中一部分较具文学性)(注：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从1960年到1965年，共出版55辑。)。另外，末代皇帝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是60年代“内部出版”而拥有大量读者的作品。(注：群众出版社1964年初版。至90年代，总共发行达一百余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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