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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非主流文学”
在50到70年代，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统一性是这个时期文学的总体面貌，但在某个时候、某些作家那里，时或有偏离规范的“异端”现象出现。对本时期的那些偏离、或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主张和创作，本书用“非主流”这一用语来表示。这一概念是在如下的含义上使用的：第一，它是相对于不同阶段的那些被接纳、被肯定、被推崇的主张和创作而言，是个“历史的”概念。它的范围、性质，在当时文学“规范”的状况有关。因此，在一个时间里被肯定和推崇的一些作品，在另一时间里，可能会当作异端而受到批判。第二，“非主流文学”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文学语境里，处于受压制的地位。有的作品，发表后受到批判，有的则没有得到公开发表的机会，而在一定范围的读者间，以各种方式流传。第三，“非主流”的“异质”文学的出现，在50到70年代，呈现为“阶段性”的状况。它们或产生于文学“规范”的要求比较松懈，对“规范”发生多样性理解的时候(如1956年-1957年这一被称为“百花时代”的阶段，以及60年代初在政治、经济、文学政策上进行调整的阶段)，或产生于文学控制虽十分严厉，却存在某种个人写作、“发表”的空间的时候(如“文革”的后期)。
从4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大陆，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作家已失去他们在文学界的位置，另外，联系着20世纪西方现代文学的“先锋性”探索，也被目为非法。在左翼文学成为惟一文学事实的情况下，文学的“非主流”，表现为相当集中的性质。冲突常发生在一些作家所不愿放弃的精神态度和文学观念上。对于一种“肯定”的、阐释既定观念的文学的怀疑，对于保护和重建质疑和批判现实的“启蒙意识”，和在解释、想像世界上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大多数情况下“非主流文学”的思想特征。这与这些作家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对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的理解有关。当然，在“文革”后期，一部分“异端”的文学的性质，开始越过这一范围，表现了对于左翼文学的观念框架的全面超越的趋势。
二 最初的“异端”
50年代初，陆续有一些作品受到批评。主要有萧也牧的短篇《我们夫妇之间》，碧野的长篇《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白刃的长篇《战斗到明天》，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卞之琳的诗《天安门的四重奏》，路翎的话剧和短篇等。
对萧也牧(注：萧也牧(1913-1970)，浙江吴兴人。30年代末到晋察冀根据地参加革命。50年代初发表《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锻炼》等中短篇小说，受到批判。1957年被定名为右派分子，失去写作资格。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期间，担任过小说《青春之歌》、《红旗谱》等的责任编辑。“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作品集有《萧也牧作品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小说的批评，是50年代初文学界的重要事件之一。《我们夫妇之间》(注：发表于《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进述这样的故事：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李克与工农出身的张同志，虽然家庭背景、文化水平、生活爱好有很大差异，但结婚后融洽而幸福，被当作“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典型”；待到战争结束进入城市之后，在城市的环境中，思想感情裂痕出现并加深。后来，矛盾终获解决，夫妻之间的感情又回复如初。对这一短篇，批评者责难它“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表现了“离开政治斗争，强调生活细节”的那种创作方法，其写作动机是为了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批评者还说萧也牧的创作，“已经被一部分人当作旗帜”，用来反对“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技术”的“解放区文艺”，而拥护“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注：参见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李定中(冯雪峰)《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第4卷第5期)、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的一封信》(《文艺报》第4卷第8期)等文。后来，萧也牧于5卷1期的《文艺报》上，发表了《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的检讨文章。)——这一批评，被赋予了“保卫人民的文艺，现实主义的文艺”的严重意义。这反映了“延安文学”在进入城市后面对的考验，也透露了这一文学的“保卫者”紧张而脆弱的心态。
在50年代初，另一重要的批评，发生在对路翎的创作上面。写《饥饿的郭素娥》、《求爱》、《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进入50年代以后，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剧协工作，出版了话剧剧本《迎着明天》(《人民万岁》)、《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短篇小说集《平原》、《朱桂花的故事》。路翎被看作是“胡风集团”的中坚成员，他的创作又表现了某些“异端”因素，因而，50年代初，报刊便陆续有文章批评他的一些作品，如话剧《祖国在前进》，和短篇集《求爱》、《朱桂花的故事》中的作品(注：如《人民文学》1952年第1期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集〈平原〉》(吴倩)，《文艺报》1952年第6期的《一部明目张胆为资本家捧场的作品——评路翎的〈祖国在前进〉》(企霞)，《文艺报》第9期《歪曲现实的“现实主义”——评路翎的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陆希治)等。)。1953至1954年间，路翎发表了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一组短篇小说：《战士的心》、《初雪》、《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洼地上的“战役”》。《初雪》写志愿军汽车司机刘强和他的助手，驾车将一批朝鲜百姓从前线地区疏散到后方的经过；《洼地上的“战役”》讲述的是侦察班战士王应洪与朝鲜姑娘金圣姬的无法实现的、因而是悲剧性质的爱情。和当时写朝鲜战争的作品一样，路翎所赞颂的，也是基于“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英雄行动。如果说到某种独特的眼光的话，那就是更多从个体的感性生活经验和意识到的共同命运上，来表现英雄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依据。在《洼地上的“战役”》中，虽然十分谨慎，却也接触到战争和个体的生活的复杂关系的问题。另外，这些小说表现了路翎更关心人的心理现实；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将现实情景与过去的生活经历、体验加以连接、对比，是主要叙述方法。从这些条理化的，有时显得冗长和缺少变化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受制于文学规范的路翎在艺术创造力上发生“衰减”现象，但这仍是当时已很罕见的探索情感、心理的丰富性的作品。
对这些短篇的批评，集中在《洼地上的“战役”》上(也涉及《战士的心》和《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在1954-1955年间的批评文章中，侯金镜的《评路翎的三篇小说》(注：《文艺报》1954年第12期。)最富于权威性。它认为除《初雪》外的几篇作品，“有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而《洼地上的“战役”》“这篇作品实际上在某些读者的心灵深处也形成了一个‘战役’，在那里攻击了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支援了个人温情主义，并且使后者抬起头来”。批评者还揣摩了作者的动机，说路翎知道“部队的纪律是玩忽不得的，于是对爱情故事的展开就下了苦心来经营，把爱情的主动安放在金圣姬那一方面”。批评者指出，路翎的这几篇作品，说明了他“还没有彻底抛弃他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的创作方法”。对于这些批评，路翎发表了题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注：连载于《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合刊和第3期、第4期上。)的长文作出反应。这种在当时相当少见的“反批评”，目的并非要营造文学批评的“对话”的氛围，而是为即将开展的反“胡风集团”运动所作的准备。路翎情绪激动地拒绝批评者对他的小说感情“阴暗”、表现了“悲剧式”结果的指控，反复申明的，是战士的个人生活与革命和正义战争事业相一致的观点。和批评者不同的是，路翎认为，“爱国主义”等精神品质，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与历史的参与者的具体感性生活密切相关、从后者中提升的东西。从这一体认出发，路翎在他的作品中，表达了对个体的生命关切的温情，暗示战争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矛盾，和可能出现的“悲剧”(尽管他拒绝把他的小说与“悲剧”的词语联系在一起)。不过，在反批评文章中，路翎和他的批评者一样，不承认个体价值也可以是情感体验、“历史”评价的一种角度和立场。
三 “百花文学”
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在中国，毛泽东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文学界遂出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类乎当时苏联文学的那种“解冻”。
1956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刊出了刘宾雁的特写(注：在当代中国，“特写”与“报告文学”一般是可以互换的体裁概念。但在这个时期，刘宾雁、耿简等的写作，并不是那种要求写“真人真事”的特写，而是可以概括、虚构的“研究性”特写。这种体裁，后来没有得到发展。)《在桥梁工地上》。当时主持这份杂志编务的副主编秦兆阳在“编者按”和本期“编者的话”中，给予很高评价，说“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批评性和讽刺性的”、“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的作品，已经很久了。后来，这份杂志又刊发同一作者的在文学界有更大反响的特写《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这一年的9月，《人民文学》还刊登了另一位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注：小说原稿经秦兆阳作了修改，发表时，篇名也由《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文革”后王蒙的选集、文集，这一短篇由作者恢复为原篇名。小说修改的具体情况，参见《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这篇作品，在1956年底和次年年初，引发了在《文汇报》、《文艺学习》等报刊上的热烈争论。在此前后，《人民文学》和各地的一些文学刊物，纷纷发表在思想、艺术上的探索性作品，它们或者在取材、主题上具有“新意”，或者提供了新的视点和表达方式。比较重要的有：短篇小说《办公厅主任》(李易)，《田野落霞》、《西苑草》(刘绍棠)，《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篷帆》(李准)，《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阳)，《入党》、《明镜台》(耿龙祥)，《美丽》(丰村)，《红豆》(宗璞)，《改选》(李国文)，《小巷深处》(陆文夫)；特写《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白危)，《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即柳溪)，《马端的堕落》(荔青)；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未公开发表)，《草木篇》(流沙河)，《贾桂香》(邵燕祥)；以及话剧(岳野的《同甘共苦》)、杂文等。
上述作品的绝大部分，都是短篇创作。这是因为，提倡“百花”的这一文学时期，前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其间还有过情况不明而令人疑惧的曲折)。从时间、也从作家精神展开的程度，都尚不足以将这种调整，融注进规模较大的作品中。另一个特点是，写作这些作品的，固然有丰村、秦兆阳等“老资格”作家，而主要的还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作者。与40年代初在延安的那些作家(丁玲、王实味、艾青等)想凭藉已确立的声望、影响来重建他们批评生活的权利不同，青年作家拥有的，更多是理想主义的朝气。他们在革命中获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关于理想社会的实现的承诺。但他们逐渐看到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在新的思想形态与社会制度中发现裂痕。他们从前辈作家那里继续了承担“社会责任”的“传统”，并从苏联的同行那里接过“写真实”、“干预生活”的口号。他们的这些创作，从表面上看，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是要求创作加强其现实政治的“干预性”，更多负起揭发时弊、关切社会缺陷的责任。这些质疑和批评现状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唤当代已经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识。另一种趋向，则在要求文学向“艺术”的回归，清理加在它身上过多的社会政治的负累。后一种趋向，在内容上多向着被忽视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价值的维护和开掘。这两种看起来正相反对的趋向，事实上，在作家的精神意向上是互为关联的。社会生活的弊端和个人生活的缺陷，其实是事情的两面。而个人价值的重新发现，也正是“革新者”探索、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础。
《在桥梁工地上》的作者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他的语言并不是那样富于变化和色彩，形象和情绪的细微捕捉能力，也不是他所擅长。但他善于思考，包含着激情的思考和议论，是推动故事的主要动力。《在桥梁工地上》写到的事情，发生于1955年冬天到1956年秋天。它以记者采访的方式，写黄河桥梁工地上，老干部、桥梁队队长罗立正，与他属下的青年工程师曾刚的冲突。作品赋予罗立正的，是保守、维持现状的思想性格特征。他的工作态度和生活目标，是不遗余力地“领会领导意图”，以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这便与不墨守成规、要求变革的曾刚发生矛盾。这一性质的冲突，到了《本报内部消息》，以更为尖锐、“采取了露骨的公开挑战的态度”(注：李希凡《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是什么？》，《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展开。这些作品涉及了个人与群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同时暗示了这个新生的社会存在“本质化”、“教条化”的趋向。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讲述的是关于20世纪现代中国社会的“疏离者”的故事。抱着单纯而真诚信仰的“外来者”林震，来到新的环境，却不能顺利融入，他因此感到困惑。小说的主题、情节模式，与丁玲在延安写的《在医院中》颇为近似。投身革命的青年医生陆萍来到根据地医院，她无法处理想像与事实之间的巨大裂痕，她与周围的人发生磨擦，也有一个异性的知音给予支持，但他们又显得那样势单力薄。当然，比起林震来，陆萍已见过世面，林震对生活的纯净的幻觉，在她那里已有很大程度上的消褪。她的行动更富挑战性，也更有心计。《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及其他的“干预生活”的创作，以富于浪漫激情的青年知识者的叙述人身份，来描述他们所观察到的社会“危机”；在一些作品中，并表达了对于前景不能确定的忧虑，和他们的“英雄”孤立无援的“悲剧”。
细致绵密、也略为感伤的短篇《红豆》(宗璞)，是另一类型创作中影响较大的作品。也是一个有关革命与爱情的冲突的故事。北平某大学学生江玫和齐虹的爱情，被放置在40年代未动荡的社会背景上。个人的生活道路与“历史”的抉择，被看成是“同构”的；制约着感情命运的主要因素，是对待现实政治的不同立场和态度。因此，主人公在群众运动中改造自己走向革命，也包括对自己脆弱、迷误的感情经历的反省。但小说又包含着更复杂的成份。存在着叙事的内部矛盾。故事是在回忆上展开的，叙述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已成为“党的工作者”的江玫。然而，叙述的“反省”并不彻底。在细致而动情地涉及当事人的爱情经历时，便会或多或少地离开了“批判”的立场，而同情了江玫的那种感情纠葛。因而，投身革命与个人感情生活，在小说中并没有被处理成完全一致。这种叙述上的分裂，当年的批判者就已指出：“作者也曾经想……刻划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江玫经过种种复杂的内心斗争，在党的教育下终于使个人利益服从于革命利益”，“然而，事实上作者并未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来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一当进入具体的艺术描写，作者的感情就完全被小资产阶级那种哀怨的、狭窄的诉不尽的个人主义感伤支配了”，“作者没有比江玫站得更高”，没有“看到过去江玫的爱情”“是毫不值得留恋和惋惜的”(注：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
上述的创作，在1957年夏天之后受到批判，它们的出现，被批评家描述为“一股创作上的逆流”(注：李希凡《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中国青年报》1957年9月17日。)。二十多年后，在变化了的政治和文学的环境中，这些“毒草”转而成了“重放的鲜花”(注：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这批作品(主要是小说、特写)汇集成册，书名为《重放的鲜花》。将它们重评为“鲜花”，编者在《前言》中有这样的说明：“我们从《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新来的青年人》、《改选》等这些‘干预生活’的作品中，看到那里面塑造的罗立正、陈立楝、刘世吾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今天还在玷污我们党的荣誉，腐蚀我们党的肌体，妨碍我们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必须与之作积极的斗争。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作品里的曾刚、黄佳英、林震等人物身上，汲取到鼓舞意志、奋起斗争的力量。《小巷深处》、《在悬崖上》和《红豆》等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作者是通过写这些所谓‘家务事，儿女情’、‘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歌颂高尚的革命情操，歌颂新社会；鞭挞自私自利的丑恶灵魂，批判旧世界。”可以看出，对这些作品的评定，虽说会有“毒草”与“鲜花”的相反结论，但批评者理论依据和视角，却相当一致。)，获得了截然相反的评价。而它们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看作是受难而复出的“文化英雄”。
四 象征性的叙述
反右派运动之后，政治、经济、文化“大跃进”的浪漫主义运动，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文化问题。60年代初，被迫实行全面的“退却”式的“调整”。国家对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控制也有所放松。在这种情势下，文学的多样化的要求重新提出。一些作家在1957年受挫的批判精神，和对自由意志的怀恋，又有所萌发。
在创作上，这一回却主要呈现在一些“老作家”的写作上。他们中有陈翔鹤、孟超、田汉、冯至、黄秋耘，以及历史学家吴晗、邓拓等。由于年龄、阅历、知识结构、职业特点诸种因素，又可能是接受了几年前的“历史教训”，和当时文学界对“历史题材”创作的提倡(现实生活的严重问题，使作家感到难以表现，文艺界遂提出对历史题材的开拓)，这些作家的创作(小说、戏剧、杂文等)，大都不是直接触及现实生活，它们从历史故事、传说等取材，来融入作家的现实评价。这种创作现象，可以称为象征性或“影射性”的叙述。
1961年的8、9月间，邓拓(注：邓拓(1912-1966)，福建闽侯人。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1930年参加革命。曾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50年代，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因被毛泽东批评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而调离。1958年后，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前线》主编。“文革”开始不久，被迫害致死。主要文学作品集有《燕山夜话》(北京出版社1963)，《三家村札记》(与吴晗、廖沫沙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邓拓诗文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76)，《邓拓文集》(北京出版社1986)等。)开始在《北京晚报》上开辟“燕山夜话”的随笔、杂感专栏。到次年的12月，共得一百五十余篇。61年的9月，邓拓还与吴晗、廖沫沙一起，以“吴南星”(注：吴，吴晗；南，马南邨，邓拓发表《燕山夜话》用的笔名；星，繁星，廖沫沙写杂文用的笔名。)的共用笔名，在中共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前线》上开辟“三家村札记”的专栏。邓拓等的这些杂文、随笔，常从古代史书，稗史、文人别集、笔记或历史传说、故事中撷取材料，加以阐发引申来议论现实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化艺术、学术研究等范围广泛的现象、问题。其中，《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个鸡蛋的家当》、《专治“健忘症”》、《堵塞不如开导》、《伟大的空话》、《“放下即实地”》、《王道和霸道》等，被认为对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含有批判和“影射”的内容。
这个时期的历史小说、历史剧，重要的有：陈翔鹤的短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黄秋耘的短篇《杜子美还乡》、《鲁亮侪摘印》，冯至的短篇《白发生黑丝》，田汉的《谢瑶环》(京剧)，孟超的《李慧娘》(京剧)，吴晗的《海瑞罢官》(新编历史剧)等。《陶渊明写〈挽歌〉》(1961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写晚年的陶渊明有一年秋天到庐山见慧远法师，及回家后撰写《挽歌》和《自祭文》的经过，在平淡、有节制的文字里，表现了主人公对“艰难坎坷的一生”的感慨，和对死生的旷达和超脱。过了一年之后，这位早已转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作家，又发表了同样以魏晋历史为素材的《广陵散》(《人民文学》1962年第10期)，讲述“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因不慕权贵、恣情任性，为钟会构陷，与吕安一起被司马集团杀害。在这两个短篇里，应该说寄寓着作者在当代所经历的政治纷扰的感慨(注：黄秋耘曾记述50年代的陈翔鹤：“他是个共产党员，却对当时那种政治运动、政治斗争感到十分厌倦。在某一次谈心中，他凄然有感地对我说：‘你不是很喜欢嵇康么？嵇康说得好：“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你本来并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不想介入人与人之间的那些无原则纠纷里面，也不想干预什么国家大事，只想一辈子与人无患，与世无争，找一门学问或者文艺下一点功夫，但这是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谤议沸腾’、‘频招怨憎’。”黄秋耘《风雨年华》第1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冯至的《白发生黑丝》和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都以唐代诗人杜甫的生活为题材。前者写身经忧患、体衰多病的杜甫悲凉的晚年；后者则写任左拾遗的杜甫被遣归家时目睹的乡村破败、妻儿忍饥挨饿的情景。京剧《李慧娘》根据明代传奇《红梅记》(周夷玉)和戏曲传统剧目《红梅阁》改编。孟超的改编，加重了对鬼魂李慧娘的刻画，渲染她“身为厉鬼而心在世间，与一代豪势苦斗到底”的特征。对这出写复仇鬼魂的戏，廖沫沙在《有鬼无害论》(注：《北京晚报》1961年8月31日。署名繁星。)的文章中加以赞扬，但在1963年，戏本身连同对它的支持，就受到批判。理由是宣扬了“封建迷信思想”，并且，“与其等到死后‘愤火千丈’、‘喷血三尺’，倒不如趁活着的时候挺起胸膛来斗争”，改编者不应该“把正义和豪情、希望和力量，一概都放在人死后，放在鬼身上”(注：梁璧辉《“有鬼无害”论》，《文艺报》1963年第5期。)。在当时创作、改编的戏曲作品中，吴晗的《海瑞罢官》影响最大。吴晗是明史研究专家，50年代末，写了有关海瑞的几篇论文。1959年底，应北京京剧团马连良和其他朋友的约请，编写了这部戏。剧情是1569年夏至1570年春海瑞任应天巡抚时，平反冤狱，除霸安良，退还豪权势要强占的民田的事迹。对于《海瑞罢官》的评价，在“文革”发生的前夕，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注：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文。接着，围绕剧作和姚的文章，各种政治力量展开激烈的较量。这一事件持续到次年的四、五月间。1965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杭州的谈话中指出，“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这些小说、戏剧作品，写到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写到报国无门的文人对现实的忧虑和慨叹——正直者的仗义执言、以“道”抗“势”，却得不到当权者的信任，反遭迫害。作品中常流贯着忧国忧民的情绪。“文革”中对它们的批判，主要攻击它们“微言暗讽，影射现实”。如《陶渊明写“挽歌”》是影射1962年的“庐山会议”，《海瑞罢官》是为被罢官的彭德怀翻案。“影射”，如果不一定指人物、细节与“时事”的直接对应和比附，而指作品的取材集中点，指整体的情绪、意向的话，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从根本上说，写作历史剧、历史小说的作家的意图，并非要重现“历史”，而是借“历史”以评说现实。
五 位置的置换
在“文革”期间，除了公开发行的报刊和国家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外，还存在着在“地下”的一定范围流传的作品——这也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的“非主流文学”。这方面的情况，将在下面有关的部分作出说明。
另外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文革”前夕和“文革”中，一大批在此之前被肯定、推荐的当代作品，这个时候，却成了批判对象，被置于“非主流”的位置上。早在50年代末，写到彭德怀的《保卫延安》就被列为禁书。60年代初，从创作思想到艺术方法都相当切合当代文学规范的长篇《刘志丹》(李建彤)，在未正式出版时就受到批判(注：这部长篇写刘志丹在陕甘宁根据地的斗争生活。在60年代初，全书未公开出版，只有个别章节于1962年七、八月间的《工人日报》(北京)上连载。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这部小说被批判为“为高岗翻案的大毒草”，并引发出毛泽东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的著名批语。此后，成立了康生为组长的《刘志丹》专案审查组，“因这事件受株连者数以万计，许多人受到残酷迫害”(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4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此后，陆续被从正统、主流的行列中剔出的，几乎囊括了五六十年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如赵树理的小说，《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山乡巨变》、《三家巷》、《上海的早晨》等等。它们被指责“为反动资本家辩护”，“为叛徒、内奸立传”，“为错误路线歌功颂德”，“大写中间人物，污蔑劳动人民”，“丑化革命战士”……这种情形，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如果政治和文艺的“革命”是“不断”的，向着未来的更为“纯粹”的目标行进，那么，“革命每前进一步，斗争目标都发生变化，关于‘未来’的景观亦随之移易，根据‘未来’对历史的整理和叙写也面临调整”(注：黄子平《革命
历史 小说》第28页，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6年版。)。基于这种逻辑，这种“革命”与“反动”、“进步”和“倒退”的移位，也不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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