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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碑志，又称碑铭、碑文。志，或写作“誌”，是记识、记载的意思。碑志，就是以碑记事之意。铭，则是铭刻的意思。周秦之时将刻于器物上的文辞称铭文。其发展演变，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有较确切的概述：“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功颂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时，有石鼓刻文，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体，盖秦刻琅邪具之矣。......志者，识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圹中，古人皆曰志。为之铭者，所以识之之辞也。然恐人观之不详，故又为序。世人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铭二，独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义。盖自欧阳公不能辨矣。”1碑志按照用途和内容刻大致分为三类：纪功碑、建筑碑和墓碑。
纪功碑文，多为古代帝王封禅、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刻文，或为记述某重大事件、某人巨大功业的碑文。古代的纪功之碑，由于旨在为碑主彰表功德业绩，因此往往掺杂了虚夸成分，多溢美之词而失其真。从文学角度看，纪功碑文写的好的较少。建筑碑文，主要记载重大的土木兴建的缘由、经过等，宫室、庙宇、开山、浚河、筑城池、修桥道皆可建碑记事。从文章价值来看，一般化者多，真正可取者少。一些神庙宗室的碑文，往往称颂神灵，赞其“法力”之灵验等等，因而大部分都渗入并宣扬了宗教迷信色彩，乃碑文之糟粕，尤不可取。古代墓碑文数量很大，主要记述死者生前的事迹兼诉悼念、称颂之情。墓碑文尚质求实，往往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因而最值得今人关注。古代的墓碑文分为埋于地下河立于地上的两种。前者称墓志铭，后者称墓表或墓碑。
墓志铭，又或称为“墓志”、“埋铭”、“葬志”、“圹志”、“圹铭”等。写法上一般来说，志后有铭，志类似记述死者生平的传记，铭则用韵文体，较短小，内容为对死者的褒扬和颂赞。后又多有变体。墓表文，又称 “神道碑”、“神道碑铭”、“神道碑文”、“墓碣”、“墓碣铭”、“墓碣文”、“神道表”、“阡表”等。称墓表，是叙碑主学于德里，表彰其外的意思，无论有无官位皆可用，后世常用作墓前碑文的总称。古代堪舆家、风水先生认为坟墓的东南为“神道”，故立碑于神道上的，称为神道碑。碣与碑的区别在于死者的品级和所立石刻的形制。用碣用碑，以死者临终时的官位而定。“阡”久是墓道，所以阡表也就是神道表。
墓碑文虽然名目众多，但只是形式上稍有区分，其文章性质都是一致的。
第二节 元代碑志之文
元代的碑志之文，数量众多，总体成就不高，但具有时代特色。具体看，纪功碑和建筑碑多不出颂扬粉饰的俗套，内容较为空洞。惟元人为时人所作的墓碑文尚有可取之处。元代文学颇受理学思想濡染，很多著名的散文作家同时也兼有很高的理学造诣，因而似碑志之文这类应用文字更受理学的渗透，且程度更深，风格上亦更加凝重、质朴，总体上表现出“雅正”的审美倾向。内容上主要表现出三方面的倾向：①体现作者本人个性特色及文法风格。其代表作家有姚燧、杨维桢等。②体现蒙元特殊的时代特色。一方面，由撰写碑文的同时流露出遗民情怀，代表作品如刘因《孝子田君墓表》、柳贯《方先生墓志铭》，另一方面则多个侧面反映了元代社会诸方面的现实状况，代表作品如姚燧《平章政事徐国公神道碑》、袁桷《朝列大夫同佥太常礼仪院事白公神道碑》、欧阳玄《文正许先生神道碑》等。③体现元代一定的文学批评思想。元代文学批评及理论成就不高，但有着承宋启明的衔接作用。作家的主要批评思想虽主要不体现于碑志之文，但片言支语之中亦有精当得体的论断，因而值得重视。
郝经（1223--1275），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山西晋城）人。家贫好学，于铁佛寺苦读五年，后馆于顺天守帅张柔、贾辅家，得博览二家藏书。值元兵南侵，经条陈方略，为忽必烈器重。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以经为翰林侍读学士，充国信使使宋。时宋相贾似道曾私与蒙古言和，恐经至而事泄，遂拘经于真州。凡十六年，至元十一年（1274）始得放还。明年七月病卒，年五十三。《元史》卷157有传。著作有《陵川集》等。
郝经家世业儒，祖父郝天挺曾为元好问师。经又学于元好问，后为其师元好问撰写了碑铭，便是有名的《遗山先生墓志铭》。其文曰：
诗自三百篇以来，极于李、杜。其后纤靡淫艳，怪诞癖涩，寝以驰弱，遂失其正。二百余年而至苏、黄，振起衰踣，益为瑰奇，复于李、杜氏。金源有国，士务决科干禄，置诗文不为，其或为之，则群聚讪笑，大以为异。委坠废绝，百有余年，而先生出焉。当德陵之末，独以诗鸣，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天才清赡，邃婉高古，沈郁大和，力出意外。......以五言雅为正，出奇于长句杂言，至千五百余篇。为古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以写怨恩者，又百余篇。用今题为乐府，揄扬新声者，又数十百篇。皆近古所未有也。汴梁亡，故老皆尽，先生遂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独步，几三十年。铭天下功德者，尽趋其门，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余篇。为杜诗学、东坡诗雅锦机、诗文自警等集，指受学者。方吾道坏烂，文曜（日＋壹）昧，先生独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学者归仰，识诗文为正而传，其命脉击而步绝，其有功于世又大也。2
文章将元好问与唐宋文坛的代表李、杜、苏、黄并举，肯定其诗文成就及扭转文坛风气之功。其标榜“雅”“正”这一儒家正统的诗学观念，暗含干预现实的要求和倾向。这对有元一代诗文的审美倾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庵，(今属河南)人。三岁丧父，养于伯父姚枢家。又从学于许衡。至元七年（1207）拜为秦王府文学。二十四年，入朝为翰林直学士。元贞元年（1295），以翰林学士召修《世祖实录》。大德九年（1305）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武宗至大年(1308--1311)受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五年，病卒。元史卷174有传。
姚燧平生碑志之文最多，今存《牧庵集》三十六卷，碑志之文就占了二十卷。《元史》本传载：“当时孝子顺孙，欲发挥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传信；其不得者，每为悔耻。故三十年间，国朝名臣世勋，显行盛德，皆燧所书。”3可见姚燧所作碑文颇受当世推崇。
由于当时请托颇多，范围亦广，故姚燧所撰碑主（主要是当朝文臣武将）也形色各异，因而其碑文所涉内容也较丰富。姚燧的文章风格多样，吴善在《牧庵集序》中总体评价曰：“雄深雅健”4。《四库全书总目》引宋濂在《元史》中的评价，称其文：“宏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有西汉风”。5而姚燧的碑文中最能体现这些特色的，要属其《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神道碑》。文章较详细的记述了李节的生平和家世。突出表现其于金元大乱之际能深明大义、当事立断的气魄，能临危不惧、冒死葬父的孝行，以及入元以后勤政爱民的功绩和晚年激流勇退、寄情田园佛老的洒脱情怀。语言准确精当，笔法跌宕严谨见出变化，结构紧凑。
再如《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文中亦记载了姚枢与赵复见面时的一段文字，和其《序江汉先生事实》相比，便可见出其一代名儒古奥之风。其他如《少中大夫孙公神道碑》，文虽较篇制相对短小，但剪裁得当，写的流畅自然。
姚燧的碑文多精彩描写，善于突出人物性格特征，往往给仁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叙事之中多有触及社会现实及当朝制度的文字。如《便宜副总帅汪公神道碑》中的关于战争场面一段描写：
明年癸丑，世祖以太帝总天下兵，既移忠烈一军戍和州。会将军南诏祃牙临洮，公赖趋觐，俾督漕嘉陵，继利州。公造舟栈涂，水路兼行，足缺兵藉，而恤乏民力，始益昌，不以饥告。戊午，宪宗自将讨蜀，忠烈集诸将问计楼上，曰：“吾州凋伤之余，玉帛无所于得，一旦乘舆至，左右近贵之臣需求，何以为资？”公则然曰：“吾曹拔身健儿，惟有能将率士众效死前驱，何至为是媚人。定死前驱，公惟恤吾妻子其责。”忠烈泣然，灌酒地曰：“兄与诸将熏心誓是，德臣何言，所孤兄诸将托者，有如此酒。”大驾至利，巡所治楼壁桥隍，叹曰：“使吾非戍此，敌先之，则四川领喉之地，可必能岁月平哉！”遂移师西南，攻剑关。关之西隘曰苦竹，隆庆府治。其上西北东三面崭绝，深可千尺，猿猱不能缘以上下者也。其南一涂，一人侧足可登，不可并行。敌尽锐御者惟此，而帝敕诸军，攻未至某地无张汝帐，自伐鼓督之。公前登，帝望帐张，倡为歌呼，六军和之，声动天地，隘之兵民非崖如蝶。6
叙事中突出人物（撰主汪忠让之弟忠烈公）性格，形象鲜明感人。尤其写剑关之险，生动逼真，使人如临其境。可见姚燧之文并非都见古奥艰涩。
《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更有感人的描写：
公蒙古氏，讳博啰罕辉和尔。公之曾孙嘉木和尔、公之孙扎鲁和托、公之子始辉和尔与兄威伊特，俱事太祖。时太畴盛强，威伊特谋往归之，辉和尔苦止曰：“帝何负汝，而为是。”竟去，追之不复，雪泣而归，请独宣力。帝贰之曰：“汝兄与众皆往，独留何为？”无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不忠事帝者，有如此矢！”帝感其诚，易名希禅，约为“按达”。盖明炳几先，与友同死生之称。
帝后与王罕陈与哈喇真，彼众我寡，敕乌鲁一军先发，其将玛楚岱玩鞭马鬣不应，希禅请曰：“战犹凿也，匪斧不入，我先为凿，诸军斧继。”顾帝决曰：“臣万一不还，三黄头儿将轸圣虑者。”辰入疾战，打败其军，晡犹逐北，敕使止之，乃旋师。免胄为殿，脑中流矢，帝伤之曰：“朕戒卿蚤休兵，竟创而归。”亲为传药，寝与同帐，逾月而卒。帝曰：“曩济勒锦为敌将，实御希禅，其以济勒锦民百户属希禅子，世世岁赐勿绝，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即封北方万家。......7
文章欲撰博啰罕辉和尔的生平，却先从他的儿子辉和尔写起，写他苦劝其兄威伊特未果，“追之不复，雪泣而归”，表现他与帝“友同死生”的交情，催人泪下。
再如《平章政事徐国公神道碑》：前面叙述事件的背景，道：
......明年（至元二十四年），僧格分中书庶务，立尚书省，初为平章，后为丞相。凡昔盗杀臣为领部，为制国用使，为尚书省，所逋钱粟并归中书，举诬为中书失微，杀其二相。大为计局，钩考毫厘，诸省承风，鄂省已剧，浙省犹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亲。又失，代输其邻，追系收坐，岸狱充牣，榜掠百至，或关夫三木，责妻市酒以偿，民逋堪命，自经裁与廋死者已数百人。虐焰熏天，诸王贵戚亦莫谁何，无不下之。
独公愤然，数其奸赃。帝初未然，益犯威颜，颜色俱厉，帝以为丑诋大臣，失几谏礼，怒迁左右批其颊，辩不为止，曰：“臣非有仇于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击，遂而结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实愤耻。”帝意始解，命将卫介百人，控鹤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宝衍溢栋宇，他物可资计者将半其内帑。罪即彰白，始钤其人，诸系计局者皆出之。又命籍党恶浙省诸臣，平章左右臣、参政乌玛喇默哷、实都、王济等家，并僧格之姻、鄂省约苏穆尔，皆醢以谢天下，以成其狱。8
前一段文字体现了保甲连坐制在元代的反映，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后一段则生动的突出了碑主徐国公的性格耿介、忠言直谏，即使蒙羞被辱亦大胆的说明事理，并言是站在君王的角度为之考虑，使其接纳谏言，由此将徐国公的性格形象展现的极为鲜明。能忠谏直言的人物在姚燧笔下能得到特别的褒扬，另如《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尉使赵公神道碑》，碑主赵公椿龄也是具有这样善恶分明德性的贤才。
《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叙写碑主色目人阿尔哈雅，主要围绕其“耿直”、“勇武”的性格展开，而文章为表现阿尔哈雅平生之战功的有关文字，亦反映了元兵灭宋过程中的杀戮暴行。如写到至元年间元兵攻樊城，“拔而屠之，无噍类遗”城中百姓无一生还。攻新郢时，写赵、范两都统被割首，“公（阿尔哈雅）割赵脑，肤挠酒饮之。”碑主阿尔哈雅异于汉人之蛮野，令人发指。
本篇还有涉及元军军法制度的文字：
......申命诸将：凡所由久顿兵者，卒伍前驱，诸将安行其后也。自令万夫、千夫、百夫之长皆居前列，有退衄者，定以军兴法从事。三日而拔，谋诸将曰：“国家为制，拔城必屠，是州生齿繁夥，口数百万，悉鱼肉之，非大帝谕布延以曹彬不杀治也。”其屈法生之......9
所有这些文字都有很强的纪实性，为了解蒙元开国历史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其他如《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尉使赵公神道碑》、《浏阳县尉阎君墓志铭》等篇，则较多涉及了蒙元社会，杀人盗匪等吏治民情的相关情况，很具有现实性。
刘因（1249--1293），初名骃，字梦骥，后改名因，字梦吉，号静修。保定容城（进属河北）人。史称“天资绝人”，“才识超迈”又称其“性不苟合”，“家居教授，师道尊严”，“尝爱诸葛孔明静以修身之语，表所居曰静修。”至元九年（1282），诏征承德郎、右赞善大夫。后以母疾辞官，再征不起。三十九年病卒。《元史》卷171有传。著有《静修集》28卷。
刘因一生所作碑志墓表并不多，与姚燧相比，其碑志之文少描写而铎叙述，文笔较省洁赅简，理性味道较浓。篇制亦较为精悍，如最短的一篇《新安王生墓铭》，碑文仅三十七字，加上铭文总共不过百余字。
刘因受程朱理学影响比较深，文章道学气颇重，但他有一篇有名的《孝子田君墓表》，一反理性、冷静的常态，别有情致。文章以“呜呼”开篇，全文共用了五次，感叹号九次，在其所有碑志之文中格外引人注目。其文如下：
呜呼！天地至大，万物至重，而人与一物于其间，其为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极天地既坏之后，前瞻后察，浩乎其穷。人与百年于其间，其为时无几也。其形虽微，而有可以参天地者存焉。其时虽无几，而有可以与天地相始终者存焉。故君子当平居无事之时，于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顷，必慎守而深惜，唯恐其或伤而失之。实非有以贪夫生也，亦将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当大变，处大节，其所以参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与天地相终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视夫百年之顷，一身之微，曾何足为轻重于其间哉？然其所以参天地而与之相始终者，皆天理人心之所布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于此而全焉。一死之余，其生气流行于天地万物之间者，凛千载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诶为区区岁月筋骸之计，而禽视鸟息于天地间，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布容己者，或时发焉，则视其身亦有不若死之为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实未尝生，欲免一死而继以百千万死。呜呼！可胜哀也哉。
先人尝手录金源贞祐以来致死于所天者十余人，而武臣战卒及闾巷草野之人为多，而予每览之，未尝不始焉而惭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为之泣下；终则毛骨悚然，若有所振励者。故为之访诸故老，揆诸小说，考其姓里，增补而详记之，唯恐其事之不传也。近复得清苑孝子田君焉。
贞祐元年十二月有七日，保州陷，尽躯居民出，而君及其父与焉。是夕，下令：“老者杀！”卒闻命，以杀为嬉，未及君之父者十余人，而君乃恻然欲代其父死。遂潜往，伏其父于下，以两手据地，俯而延颈以待之。卒举火，未暇省阅，君项脑中两刀而死，夜及半幸复苏。后二日，令再下，：“无老幼，尽杀！”时君已以艺被选而行次安肃矣，闻其父死，谓人曰：“我当逃归葬吾父。”遂归，求父尸而得之，负以涉河，水伤胫至血出。发母冢，下尸而塞之，乃还，而众不之觉也。呜呼！次其所以为孝子者欤。
其子道章，资高爽，喜读书，而遗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尝为诗文以美之。雅善予，一日，状其父之孝行，访余于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虽庶人得书于官吏，而先人之行孝若是，生无一命之旌，而死遂无一言之托，以传不朽。为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于世？今谋所以表夫墓，惟先生实哀之！”言已，泣数行下。呜呼！予尚忍不铭君也哉！君讳喜，世为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金符，其寿四十三，其卒则岁乙未润七月。考彦，妣乔，母兄嘉。其所娶实望族韩，有妇德，乡里称为韩孝妇。其寿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孙五：温、良、恭、俭、让；曾孙四：元、亚、季、德昌。铭曰：
呜呼！蹈斧钺而致死，犹渊水之归全，其死者，藐焉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必之夭，有累虽丘，匪丘者存；有圆虽石，匪石惟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励俗者， 必名此曰孝子之原，过者其式之，孰独匪人！10
文章记述了金贞祐元年十二月七日（1214年），蒙古军队攻陷保州之后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及田君慷慨代父受死及后来毅然背父安葬的孝行。全文贯以激切愤慨之情，描写真挚细腻。开篇以大段落的议论抒发作者郁积于心、浓重得难以稀释的复杂情绪，对蒙古军惨绝人寰的杀戮暴行进行了尖锐的揭露，沉痛悼念田君并对其行为深怀敬意，是元代优秀的碑志之文的代表作之一。
反映乱世之惨淡、生灵涂炭的文字，在他的《武强尉孙君墓铭》中也有反映。文中写孙君临去世前对其子孙及继贤的遗言，曰：
吾以先世泽，生有四幸，若等可勿忘。金崇庆末，河朔大乱，凡二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而无与存焉，一幸也。其存焉者又多转徙南北，寒饥路隅，甚至髡钳黥灼于臧获之间者，皆是也，而吾未尝去坟墓，且获尉乡县焉，二幸也。当其扰攘时，侵陵逼夺，无复纪序，而吾四妹一弟，俾皆以礼婚嫁，今皆成家，若与世变不相与者，三幸也。平居非强宗，世乱受陵暴，自其分尔，而吾乃为乡人所推，遂得挺身树栅，保干余家，凡族党婚戚，皆赖以安全，四幸也。吾挟以是没，上有以承先人，下有以遗若等，无恨矣。11
读之亦感人心扉、令人震撼。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世称邵庵先生。临川崇仁（今属江西）人。三岁知读书。后从吴澄游。元大德初年，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泰定初，除国子司业，累迁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文宗朝累迁奎章阁侍书学士，纂修《经世大典》。朝廷典册，多出其手。至正八年卒，谥文靖。《元史》卷181有传。生平为文多至万篇，著有《道园学古录》等50卷。
虞集的为世传颂之作是记序杂文，但最有时誉的是典册碑版之作。其文风格雅训醇和，简洁平易，是元代中后期文坛“治世之音”的重要代表。如他的《张隐君墓志铭》较有代表性：
既葬，矩以国史院编修官柳致忠之状，来请著隐君之行而表著阡云：隐君早孤，能自力学，习进士业有声，既居耒阳，买田筑室，将终身焉。或劝以仕，不应，大延宾客师友，课其子以学。州建孔庙，君出私财作礼殿，及东完庑，为七十子及从祀诸儒像其中，又为像舍鳌山，以徕四方学者，事未集而殁，子鉁克成之。周道图下者沮泽、高者嵚崎，君悉募治使隆隐平夷；又浮船架梁、通续阻绝，岁躬视而葺之。民取子钱者，法三之，君又损贷者三之半。雨旸之愆，必斋戒为之祷。有疾者，君为之医药。岁饥，君贱贾发其盖藏，或遂捐而与之，或使以木偿，因以为棺，给贫者之歛。尝之武昌，道遇渴死者，倒囊注善剂活之；遇饿仆者，顷糗糒食之。虚行五十里，困不能自达，宁解衣易米以爨。衡武阳洞盗起，焚剽邻道，君聚其囊箧，落置庭中，曰：“吾于乡邻为独赡，盗至，先得吾财易，则乡邻免矣。”而盗卒亦不犯。他日，有十男子求见君，察其非常，挥从奴散去，独与之语，已而偕行，度甚远，乃独还入室中。少时又独出，如是者再四，妻孥莫知其所为。后十余年，乃与矩言及之，曰：“向有十贼劫我云‘得金若干乃出，不尔祸且及我。’语而与约，使待于野，我独归取。畀之重，不可待，故至再四，彼取其半以去，曰：‘特试君耳，无用许也。’虑家人泄语，或掩袭有弗克，且殆患，故不欲言。”然则隐君，盖奇士也。著之以铭曰：
卓哉隐君，制行用奇；不私其嬴，推人勇为。佐于邦惠，先事惟敏；施不食报，高义无泯。昔疹之瘳，昔馁之充，非而儿黄，非而□12童。岁时来者，观于鳌下，尚其勿毁，以求终古。13
生动的事例记述了一个能急人之困、慷慨解囊、舍己救人并且有勇有智的奇隐士形象，表现了其高尚的德操。叙事的部分剪裁得当，尤其写他往返数次取金馈盗并将此事隐瞒十余年的罕事，使碑主细心、仁厚和慷慨之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篇尾铭的部分虽不足百字，却非常得体的概括了碑主的德行，并流露出世人之敬仰之情。文章简洁流畅，少理学之气，醇雅之余又颇见谐趣，独具特色。
《户部上书马公墓碑》写马公之事迹，特别关注了他“尤关民事者”，涉及到元初吏治的问题，有一定的现实性。这在“治世之音”盛行的元中后期，尤为引人注目。
《牟伯成先生墓碑》及《翰林学士承旨刘公神道碑》两文，通过对碑主文章成就及特色的评价，反映出此期“盛世之文”的审美倾向。如前文写到：“为文沛然若江河之决，不极所致不止。时人以为似眉山苏轼，此先生之为学也。”14以及篇末铭文对碑主文章的赞美可知碑主为文宗宋的倾向。印证了元代文人为文“宗唐袭宋”之说，也与虞集本人特别推崇欧阳修为代表的宋文风格有关。后者则评曰：“公之论文则淳厚而不浮，论治则平易而不紊。用能以老成为国蓍蔡，长儒林艺苑者数十年。”15 特别用“淳厚”、“平易”和“老成”来赞美其文，盛世之文章特色亦由此可见一斑。
袁桷（1266--1327）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庆元（今浙江宁波）人。少时从戴表元、王应麟、舒岳祥等人学习文章、诗赋。元成宗大德初，阎复、程文海、王构荐为翰林国史院检察官，进《郊祀十议》，开翰林应奉同知制诰。历修撰、待制，除集贤直学士，及翰林直学士、知制诰，迁翰林侍讲。泰定帝泰定初辞归。桷在词林，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元史》卷172有传。著作有《清容居士集》五十卷。
袁桷也是位元代应用文字的多产作家。《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文章“博硕伟丽，有盛世之音”，当大德延祐间“文治极盛”之时，“蔚为承平雅颂之声”，“为虞、杨、范、揭先路之导”16。其文章主要宗法北宋之文，推崇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早年从学于戴表元所得最多，论文主张道理和辞章的统一。他承师之志，希望复古以振宋末文章之弊。
袁桷撰碑志之文，取材得当，善于表现人物性格。如《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遥受平章政事赠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国永国公谥文康阎公神道碑铭》所撰于袁桷有知遇之恩的阎复，其文写到：
仁宗在东宫时，知公归，特遣使赐币，命公卿设祖帐于都门外。桷尝以院属侍公入议事堂，鹄峙山立，中外各改容以奉。语简意足，不屑屑持辩争，丞相而下皆倾动。一日草诏书，其语义难以入国语，大臣疑之。有集贤学士，亦出微语。公诏掾史，具纸笔，请学士改譔。学士大愧，欲立。会食毕，公改为之，而前诏一字不复用，一坐大惊。17
公以文墨自任，不旨为紧要官。罢尚书省时，世祖召入便殿，谕以“卿为执政官何如？”公谢不能。世祖曰：“知让诚美事，宜勿强。
成宗择相，召公密问曰：“左丞相缺，孰可任？”以江浙行省左丞相某对，益称上意。其陈于上者，大较若是。18
文章从文才和德行两个方面表现阎公。彰其才思，则敏而惊四坐；叙其德行则 取“知让”、“荐贤”两件小事表现其儒者风范。文笔简洁流畅，风格平和典正。偶有描写，如《资善大夫资国院使赠资政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户军顺义郡公谥贞惠玉吕伯里公神道碑铭》中一个精彩的片断：
......复从丞相阿答海镇扬州。议以州所领四万户军移镇鄂，而易鄂两万户军更戍于扬。奏已毕，白于鄂省丞相阿里海牙，使者相望，讫不肯发军。淮省丞相念非公不能办，即乘驿宣上旨。语竟，鄂相色赤反目。公前曰：“丞相何怒？受上旨怒，怒且不敬。”丞相惧，答曰：“吾怒阿答海。”公复前，曰：“上旨非淮相所造，公怒，殆怒上！愿亟归。”相益惧，具酒食，谢悔，乃发军。19
写碑主玉吕伯里伯行运用智谋与胆识迫使鄂省丞相阿里海牙受旨发兵的故事。这段文字虽短，却写的有声有色，生动的表现了玉吕伯里伯行的智勇形象，颇具史家笔法、传记之特色。
袁桷有写篇章还涉及到当时（至元年间）吏治及社会民生等现实状况，如他的《朝列大夫同佥太常礼仪院事白公神道碑》，撰写了一位关心民生疾苦、为百姓解决问题的清官：
会诏举不附权臣自晦者，有以君辞荆湖事荐于上，除福建宣慰司经历。闽郡广远，丰欠不同。是岁汀洲谷善收，戍兵所给梁不登数，福、泉、与化谷骤踊。有司议移三郡谷于汀，君建言：“道途转输，大无益。发贵粟以赈三郡，归直于汀，可多得谷，诚两便。”有司难之，君署记，曰：“使有罪，愿己独受。”卒如其议，而官之嬴粮果倍增。20
衡永戍兵耕闲田，官出牛，输其租。牛死，不得落籍，戍兵岁率镪数十万以酬。君恻然，计之曰：“牛死，当纳皮、角于官，除故籍而以官租捐纳之，则得矣。”戍兵由是免害。
有省臣献广西地，肥沃可为田，徙湖南居民往耕之，当调户五千。君力言不可，平章公是其议，奏止之。献田者复调兵征思明，发运粟入贼境，道远雨淖，荷担者各持去态。君忧有他变，出直募民，民乐受以往。峡州岁饥，请粟于官，有欲核验始发，君言：“饥民朝不及西夕，使核验，死当过半矣。”大德二年，进本省理问官，推诚烛幽，莫有滞滥。而言论风采，彬彬文雅，盖以吏治济其儒行者与！21
这些文字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元代中期出现的社会问题，涉及到户籍、吏治、农业等多个方面，以及统治者以儒法治国的实况及其成效，具有史料价值。
还有些文字涉及到了文学批评方面的内容，如他的《戴先生墓志铭》：
先生讳表元，字帅初，一字会伯，世为庆元奉化州人。......先生眉目炯耸，慷慨自愤，欲以言语笔札谓己任。尝曰：“科举取士，弊不可复改。幸得仕矣，宜濯然自异，斯可也。”后二年，失仕归剡，遂俾桷事先生，始弃声律文字。力言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永嘉之学，志非不勤也，挈之而不至，其失也萎。江西诸贤，力肆于辞，断章近语，杂然陈列，体益新而变日多。古言浩漫者荡而倨，极援证者广而类，俳谐之词，获绝于近世，而一切直致，弃坏绳墨，棼烂不可攀举。文不在兹，其何以垂后。先生深悯焉。方是时，礼部尚书王公应麟、天台舒公岳祥师表一代。先生独执子弟礼，寸闻支语，悉囿以为文。其文清深整雅，蓄而始发，间事摹画，而隅角不露。22
写到戴表元深察科举之弊而保持濯然自异的操守，批评永嘉之学、江西诸贤文章棼烂，不能为后世起到垂范作用等语颇中肯。而袁桷对戴文 “清深整雅，蓄而始发” 的概括，亦颇为精当，多为后人所认可。
此外，如《真定安敬仲墓表》、《刘隐君墓志铭》、《翰林学士承旨大司徒鲁国王文肃公墓志铭》等文中，亦有对死者生平诗文成就的概括和评价，对研究元代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柳贯（1270--1342），字道传。婺州浦江（今属浙江）人。早年无仕进之意。大德四年出仕江山县教谕，时已三十一岁。至正二年（1342）起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在馆七月而卒。柳贯一生转易多师，曾先后从方凤、吴恩齐、谢翱等学习作蒽、诗歌，与方回、仇远、戴表元、龚开交游，在当时南方文坛上颇有名气，被称为“文场之帅，士林之雄”。著有《柳待制文集》20卷。
柳贯的散文抒写情性思想者不多，为文主张以性理为主而不事华艳，而多见古雅质朴的特色。《四库全书》称其文章：“原本经术，精湛宏肆”23。一直为世人所称道的，是他为老师方凤所作《方先生墓碣铭并序》：
先生隐君子也，雅志游，常欲资之以昭德葆性，汲汲然恨地行不广，接人不多，盖老而愈锐。初本陈氏子，在褓而献府君命为后，曰：“是能缵吾业者，何必吾宗。”逾冠出客杭都，主贯外祖阁门舍人俞公所，将作监丞方公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试国子监，举上礼部，不中第。于是陈丞相尤器惜之，将具奏请补初品官，而丞相去。
江南已内附，先生未尝有仕籍，然追记其一时所与，非班序之显人，则庠（学＋黄）之闻士。于书无不通究，毛氏《诗》，其最邃者也。始盖用为文以应有司，后乃束其兴‘观、群。怨之旨而一发于咏歌，体裁纯密，声节娴婉，不缘琢镂而神融气浩成一家言。诗即益工，业日益落，里士吴明府渭因与其伯兄辟家塾延致先生吴溪上。遇浩宾客则采摭云月，嘲弄林水间。晚善括苍吴思齐善父、武夷谢翱皋羽，序其倡答诸诗曰《风雨集》以识。皋羽无子，死，数百里赴其丧，为函骨葬严子陵钓台南。间岁西游，访遗览古，兴创增郁，自陵阳牟公献之、新安方公万里而下，若淮阴龚圣予、剡源戴帅初、永康胡穆仲、南阳仇仁近、莆田刘声元、吴兴陈无逸，皆联文字交。积其稿卷满数十，便东归山中，如有德色然。尝繇京口溯江至建业，又东南出括行，寻雁荡大龙湫，抉摘景物，率藉为赋咏，无一毫徼世意。或以是迂先生，则笑曰：“彼岂知我哉！”家故贫，至先生一倚吟诵，尤不事生殖，遂以艰窭终。其可传者，古近体诗及他著作合若干篇，未诠次得诸躬，无若贻诸后，先生庶几未不死者。24
文章与记事之外微露国家兴亡的感慨，表露了一定的移民情怀。整篇文章散发出古雅恬淡、亲切质朴的气息。
欧阳玄（1273？--1357）字原功，号圭斋。原籍庐陵，曾祖始居浏阳，遂为浏阳（今湖南）人。延祐元年（1314），朝廷设科取士，明年，赐进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调太平路芜湖县尹。入朝为国子博士。致和元年（1328），迁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预修《经世大典》。元统元年（1333），拜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诏修宋、辽、金三史，为总裁官。官终翰林学士承旨。至正十七年卒。《元史》卷182有传。著作有《圭斋文集》。
欧阳玄所活动的时代，正是蒙元文坛“治世之音”兴起之时，其文章也具有了这一特殊文坛现象的特点。关于此，宋廉所述最详赡，他在《文集序》中说到：“海内名山大川、释老之官、王公墓隧之碑，得公文辞以为荣。片言只字流传人间，咸知宝爱。文学德行，卓然名世。羽仪斯文，黼黻治具，公之功为最多。”25可知，欧阳玄在这个时期，官位甚盛，文望甚高，是元代盛世之文的代表作家。而最能体现他“羽仪斯文，黼黻治具”风格的文字，碑志之文中当以《文正许先生神道碑》为代表。其开篇曰：
洪惟圣元度越千古，世祖皇帝，以天纵之资，得帝王不传之学，上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不传之统，而为不世之君。若鲁斋许先生，以纯正之学，下接周公、孔子、曾、思、孟轲以来不传之道，而为不世之臣。君臣遇合之契，堂陛都俞之言，所以建皇极、立民命、继绝学、开太平者，万世犹一日也。猗欤盛哉！26
本文善歌善颂，本为许衡撰碑，发端却由歌颂圣元世祖皇帝说起。从“不世之君”，说到“不世之臣”。君继“不传之统”，臣得“不传之道”。所谓“建皇极，立民命，继绝学，开太平”云云，正是伊洛诸儒所标榜的“丰功伟业”。由此可见，欧阳玄之服膺道学、润色鸿业，是不遗余力的。是篇十分得体的盛世之文。
此外，欧阳玄还撰有赵孟、虞集等人的神道碑，都是洋洋大文，意雄而辞赡，为一代巨制。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东维子。因少时读书铁崖山中，又自号铁崖，又因善吹铁笛，故亦自称铁笛道人。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元泰定四年（1327）进士。初为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升调江西等处儒学提举。至正年间任江浙行省提举，因兵乱未到任，避地富春山，后徙居钱塘。张士诚据平江时曾遣使屡聘之，不赴，并复书士诚，劝其降元。后徙苏州、松江等地，闭门授徒。入明不仕。著有《东维子文集》等。
杨维桢性耿直，锋芒毕露，喜求新异，嘱文“咄咄逼人”，论撰“寒芒横溢，夺人目睛”27，又兼朴雅、不藻饰。如他为黄溍撰写的碑文《故翰林侍读学士金华先生墓志铭》可见出这些特色：
先生讳溍，字晋卿，姓黄氏。......先生位至法从，萧然不异布衣时。......遇佳山水，竟日忘去，形于篇什，多冲淡简远之情。然性刚中，触物或弦急不可犯。少时即泮然无复停碍，与同乡柳太常贯为文友，风节文章在柳上，人呼“黄柳”其论者依据义例，致授的切。在禁林三史，惜以忧辍其修，后妃、功臣、博士类服其精审。精筵讲文皆切于治道之大者。晚年喜为浮屠，亦研极其闲汤之说，清者盈门，厌亦麾之去。其为文，表笺、书序、传记、赞说、志铭凡若干八篇，曰损斋稿若干卷，乌志若干卷，赋若干首。28
於乎！我朝文章雄唱，推鲁姚公，再变推蜀虞公，三变为金华两先生也。王峰李孝光尝与予为两先生评。余曰：“柳太常如东鲁杜翁课闺阃子弟，言言有遗事。黄太史如独茧遗丝，初不谐众响，至趣縆弦，激绝之音，出于天成者，亦非众音可谐也。”孝光以吾言为然。
太史考文江浙时，余辱与连房，罨有不可遗落者，必决于予。在杭提学时，谒文者填至，必取予笔代应。且又不掩于人，曰：“吾文有豪纵不为格律囚者，此非吾文，乃杨廉夫文也。”自京南归时，予见于天竺山，渭予曰：“吾老且休矣！子宋纪变已白于禁林，宋三百年纲目属之子矣。”29
文笔朴雅平易，然字里行间流露出当仁不让的意味，尤其是后面两段文字，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足见文亦如其人。
他的《故处士殷君墓志铭》写殷公原为拯救家乡人民，冒生命危险出而与元军交涉的情景。体现出一定的现实性。
1〔清〕姚鼐纂：《古文辞类纂·序》，页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全元文》（四），卷一三四，页415
3 宋濂：《元史》（一三），卷174，页4059
4《全元文》（三五），卷一一二五，页327
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别集类一九，页1433，《牧庵集》
6《全元文》（九），卷三一六，页602
7《全元文》（九），卷三一三，页559
8《全元文》（九），卷三一三，页566
9 同前注
10《全元文》（一三），卷四六七，页441
11《全元文》（一三），卷四六七，页448
12 该字打不出来(五画)
13《虞文靖公道园全集》，卷一四，页一七，见王有立主编：《元蜀郡虞文靖公道园学古录》（三），页1180--1191，民国元年蜀本影印本，台湾华文书局，1969年。《全元文》中未收此篇。
14《全元文》（二七），卷八八三，页397
15《全元文》（二七），卷八七六，页291
1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别集类二○，页1435，《清容居士集》
17《全元文》（二三），卷七三四，页589
18 同前注
19《全元文》（二三），卷七三三，页571
20《全元文》（二三），卷七三四，页584
21 同前注
22《全元文》（二三），卷七三四，页610
23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别集类而○，页1443，《待制集》
24《全元文》（二五），卷七九九，页372
25 宋濂：《宋学士全集》（五），卷七，页208--209，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6《全元文》（三四），卷一一○三，页635
27 宋濂：《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宋学士全集》（二一），《补遗》卷五，页1440，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28《全元文》（四二），卷一一三七，页56
29 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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