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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孔尚任的生平
孔尚任（1648—1718），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云亭山人。孔尚任生在清灭明后的第四年，当时南方尚有明宗室建立的南明政权与清对峙，内地也有反清斗争发生，加之清王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使相当一部分汉人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怀明情绪。孔尚任家庭亦然。置身于这种氛围中，早年孔尚任就常听到一些明代遗事，尤其是他族兄孔尚则再三提到的明末名妓李香君反抗强暴、以头撞地、血溅香扇、由杨龙友将血迹点作桃花的事，使孔尚任不胜感动，青年时就萌生了将李香君与侯方域爱情写成《桃花扇》剧的想法。但“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而“仅画其轮廓”（《桃花扇本末》）。随着康熙年间政治局势的稳定，南明王朝彻底覆灭及清朝统治者的怀柔政策，大批文人参加了科举考试，孔尚任也于康熙十七年往济南应乡试，但未中举。之后他便返回家乡，在曲阜附近的石门山过了一段隐居生活。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皇帝到曲阜祭孔，孔尚任御前讲经受到皇帝赏识，被破格任命为国子监博士。对此孔尚任感激涕零，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他怀着济世之心来到北京，但国子监博士是个闲官，这又使他很失望。康熙二十五年，孔尚任作为工部侍郎孙在丰的属员，到淮安、扬州一带参加治河工作，为时三年多。这期间，他开始体验到一些社会黑暗以及吏治的腐败、人民的疾苦，也结识了不少知名文人和不忘明朝的遗民故老，使他对南明兴亡的佚闻史料的了解大有增广，更深一层地体味到明遗民的感情，对南明覆灭缘由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这对于他写作《桃花扇》都很有帮助。
三年之后，孔尚任又重回北京，做国子监博士等官。这时，他对仕宦不那么热中了，把不少精力放在读书、收藏古文物和创作诗歌戏曲上，构思已久的《桃花扇》传奇终于在康熙三十八（1699）年完成了，这时，他五十一岁。
《桃花扇》写成后。立即传布京师，“王公缙绅，莫不借抄，时有纸贵之誉”（《桃花扇本末》）一些“故臣遗老”观后“掩袂独坐”，“唏嘘而散”。当年秋天，就被宫中内侍索入皇宫。相传康熙帝看此剧，演到设朝选优诸折曾叹曰：弘光虽不欲亡，其可得乎！次年春天，孔尚任被提升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但旋即又被罢官，居官还不到一个月①。两年后即康熙四十一年（1702），孔尚任五十四岁时，重又回到了故乡，过起了闲淡的生活，直到七十一岁逝世。
除《桃花扇》外，孔尚任尚有《小忽雷》传奇，是他与顾采合作的，完成于《桃花扇》脱稿的前五年（ 1694）。《桃花扇》被收入王季思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
第二节 《桃花扇》的主旨—借情言政①
孔尚任被罢官原因不明，可能是由于《桃花扇》流露了民族意识，这是清政府所忌讳的，但又不好明说，就先升后罢，以琐事撤了孔尚任的职。但这只是些研究者的推测，目前无明确资料可以证实。《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以复社文人侯方域与青楼歌妓李香君的爱情悲欢为线索，描写了南明弘光王朝从建立到覆亡的全过程，目的在于探究“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以“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引文见《〈桃花扇〉小引》），即它是一出明确地把探究明朝灭亡原因作为最高宗旨的历史剧。
《桃花扇》所写的弘光朝，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自缢煤山后，残存在江南的明朝军政要员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的一个小朝廷。
弘光朝建立之初，尚据有富庶的半壁山河，拥有上百万军队。如果彼时君臣上下同仇敌忾，奋发图强，仍是有所作为的，但这个小朝廷仅存一年就土崩瓦解了。何以会如此悲惨？作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权奸误国。在义军破京，崇祯自尽，江山无主之时，马士英、阮大铖等奸臣暗喜“幸遇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为争拥立大功拜相封侯而“捷足争先”，迎立了骄奢淫佚的福王朱由崧。那当上了皇帝的朱由崧，只知花天酒地、采选淑女、演舞教歌，在强敌犯境、内患迭起时还为“无有声色之奉”而“日夜踌蹰，饮食俱减”，在“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的熏风殿荒淫享乐，将朝政一委马、阮等权奸。马、阮等人大权在握，他们无视中原未复、大敌当前、国家残破的现实，卖官鬻爵、结党营私；买妾选优、笙歌宴舞；网罗罪名、公报私仇、陷害忠良。最后竟调黄刘三镇兵马堵截左良玉——因为“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宁肯向外族北兵投降，也不肯向内部反对派屈服让步，终于导致悍然丢下黄河一带，造成“千里空营”，使清兵得以长躯直入。总之，作者形象地再现了马阮等权奸将南明弘光朝推向灭亡的全过程，从而说明了“魏阉余孽”是“隳三百年之帝基”的祸根。
《桃花扇》对南明弘光朝覆亡原因分析得十分深刻。这种深刻表现在作者在激愤地鞭笞权奸误国的同时，也对明代的整个士大夫阶层乃至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进行了检讨和反思。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在生活方式上，他所同情的复社文人与他所憎恶的马阮之流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国难深重之时，复社文人所负的责任应该说是格外重大的。但他们并没有发扬蹈厉、卧薪尝胆，而是仍然不忘流连声色。候方域“闲居无聊，欲寻一秦淮佳丽”，觅得李香君，遂沉醉于温柔乡中。作者在《逮社》眉批云：“温柔乡容易，沧桑奈何！”《逢舟》一出，侯方域自感没有完成史可法托付的重任，说“无颜再见史公”，作者眉批：“难见史公，且见香君，亦是心事，”贬责之意，寓于其中。当然，复社文人到底不似马阮。他们关心国事，有正义感；但他们在危急时刻所出计谋或不堪实用，或只能纸上谈兵，行动上毫无建树。如侯方域在史可法处所出的主意及后来对高杰劝阻不成、一走了之等。作者以此揭示了在当时“膺誉甚重”、“自视甚高”、饱读诗书的复社文人的不堪重任，从而也兼接触及了培育这样文人士大夫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宋明儒学文化。
《桃花扇》主题的深刻还体现在，作者在描写弘光朝文争于内、武哄于外的腐烂政治时，清醒地看到文臣武将中“非但小人，君子亦然”的门户之见是南明覆亡的致命因素之一。作者曾在《逮社》出总批说：逆党挟仇、复社罹殃，南朝亡国之政也。将主要批判锋芒指向了马阮。但他对复社文人等正面形象也不是毫无保留的、《逮社》出眉批说：“复社极力标榜东林，故有南朝党人之祸”；《沉江》出更直接借陈定生、吴次尾之口说出了“日日争门户，今年傍那家”的沉痛之语，都婉曲地表明了他这一看法。如果说，《争位》《和战》二出高杰与黄刘三镇为争夺位次而大打出手，可以看成是纯粹的“武哄于外”的话，那么左、黄二“忠臣”之战则纯粹是门户之争了。马阮阉党余孽拥立弘光，翻起了天启朝的旧案。东林党及受其影响的人认为福王一脉非正统，“三镇既立弘光，便与崇祯为敌”（《拜坛》眉批），左良玉忠于崇祯而讨伐弘光；黄得功尊奉弘光，视左为叛逆，丢下黄河一带起兵堵截，左黄同室相斗，致使“河北人马”“乘虚渡淮”，南明弘光朝直接灭亡在门户之争当中。真是“社稷可更，门户不可破，非但小人，君子亦然，可慨也！”（《拜坛》眉批）。表现了作者见解的深刻。
总之，《桃花扇》的可贵处在于，它在揭示权奸亡国的同时，还以历史的眼光，冷静客观地分析了与权奸对立的“忠良”一派的思想行为，以春秋笔意含蓄地指出了他们在明亡中亦应负有一定咎责。在揭示了明亡教训的同时，也为后来统治者提供了治国的借鉴。这对以往戏剧往往是对正面人物的绝对美化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第三节 《桃花扇》的艺术成就
《桃花扇》成就最突出的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不少方面都达到了古典戏剧人物塑造的较高层次。
就思想内涵的深邃说，最有光彩的人物是李香君。
在中国古代艺术的长廊上，李香君的形象是全新的。从具有叛逆意义的女性主人公看，最有代表性的《西厢记》、《牡丹亭》中的女主角，她们的觉醒只限于在婚姻爱情上的自主意识，这种自主意识不关心外界社会的政治风云。《长生殿》中的杨贵妃由于身份特殊，其所作所为客观上给予政治某些影响，但主宰她意识的是千方百计采取一切手段维护已到手的“爱情”，根本不费心思考虑国家的兴衰治乱。也就是说，“爱情”是这些女主人公人生的唯一目的和最终归宿。
李香君是青楼妓女，地位卑下。她与这些女性一样，追求美好爱情，向往幸福生活。但她不把思想局促于男欢女爱的狭小天地里，而是同时关注国家的兴亡变乱，在历来为男人所独享、女性不去问津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出超人的见识和胆略。她之爱侯朝宗，在对对方儒雅风流的才貌倾慕的同时，也将政治斗争中的是非及在这种是非中所表现出来的人品的高下融入了情感之中。所以，当她得知自己新婚所用妆奁为魏阉余孽阮大铖所赠后，便当即断然将价值高昂的裙钗弃之于地，坚定地说：“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并责备行动犹疑的侯方域“瑇私废公”；她宁可碎首淋漓也不肯再嫁权贵田仰，公开宣称：“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她甚至置生命于不顾，当场痛骂马阮“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等等。这种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心、积极参与、对纯洁爱情的维护，以及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胆略见识，完美地展示了李香君卓越的政治眼光和坚贞刚烈、嫉恶如仇的性格。同时，从她与侯方域的关系看，她的风标卓识亦对侯有所激励，使侯由衷地视其为“畏友”而大加敬重，也使侯本因“慕色”而生发的情感加进了对她人格倾慕的因素，从而使侯李爱情有了较深厚的思想内涵。这对以往爱情剧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总之，李香君形象体现了下层人物的崇高品质；说明了女性有不逊于男性的卓越见识；也表现了作者爱情观上的进步。
《桃花扇》的另一主人公侯方域，比起李香君来，表现要逊色得多。他是明末进步文人组织复社领袖之一。作者真实地描绘了他与魏阉余党的斗争及他所受的迫害；同时也写出了他性格行为上的缺点弱点：在国家的内忧外患深重之时，他仍沉迷于秦楼楚馆；在得知香君妆奁为阮大铖所助后，他竟想收下贿赂、替阮分解，表现得软弱动摇；他风流倜傥，才学出众，政治上有一定见识，但常有书生之见，缺乏处理军国大事的实际能力。这些都是符合他的性格实际、也符合明末复社文人一般特征的。
侯李之外，《桃花扇》还出色地塑造了一批各类人物，都很有典型意义。在下层人物中最应提及的是柳敬亭、苏昆生。他们是民间艺人，社会地位低下。但他们关心国事，政治是非感很强。他们原为阮大铖门客，知道阮为魏阉逆党后便拂衣而去；在说书唱曲中讽谕时事，抨击奸佞，被复社文人视为“我辈中人”。他们侠肝义胆，有勇有谋，富有牺牲精神。柳敬亭自告奋勇远道跋涉去武昌，劝阻不顾大局要领兵东下就食的左良玉，在诙谐中，机智地讥诮左的“错处”，表现了随机应变、辩才无碍的智慧。苏昆生为救助被阮大铖拿下监狱的侯方域等，主动自南京到武昌左良玉幕府求救，历尽了千辛万苦。明亡后，他们又都归隐山林，渔樵为生，保持自己的节操。他们身上表现了下层人民美好的品质和优美的人性。苏、柳及李香君的形象，都表现了作者对时代脉博切摸的准确，是他在总结兴亡治乱原因时把美好希望寄托于社会下层的情感的流露。
如果说，对侯李苏柳作者着重于刻画他们的主要性格特征，这些特征也还都明晰的话，那么，活跃在清浊之间的杨龙友就不同了。他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物，既做好事，也做坏事。他能诗善画，亦是一个名士，戏开始时他是罢职县令，客居南京。在交友上，他不择清浊贵贱，十分广泛：既与清流侯方域有交往，并深得侯的信任；又与奸党马阮过从甚密——马是他的妻兄至亲，阮是他的笔砚至交。他常出入于歌楼妓馆，与香君假母李贞丽是老相好。他殊爱多事，为贞丽假女起名香君，为其妆楼题名“媚香楼”。他是撮合成侯李姻缘的大媒。同时，他又出谋让阮大铖为“客囊羞涩”的侯方域“助奁”，以使阮结纳清流、洗刷恶名。香君却奁，他大讨没趣，但也不在意，仍在清浊之间周旋。当武昌主帅左良玉因缺粮要率军东下就食，危及南京的紧急关口，他受南京兵部尚书之托，求侯方域代父修书与左，阻止了左军行动；阮大铖因香君“却奁”而恼羞成怒，诬侯“修札”是要做左的内应、马士英要“着人访拿”侯方域之时，他又替侯辩解，并瞒着马阮，急去向侯生报信，为侯出躲逃史可法幕中的主意，使侯免遭毒手。他政治上似乎有是非感，但在马士英迎驾有功、大权独揽、与阮大铖狼狈为奸时，他也借马之力重新做起了官。他是成就侯李好事的功臣，也是破坏侯李姻缘的罪魁。侯生避祸远去之后，他又推荐李香君做新任漕抚田仰的妾；遭香君拒绝后，他也还尊重香君个人意愿，不去硬逼；马士英派人去强抢香君时，他又跑到媚香楼保护香君，最后出了个贞丽代嫁的、在他看来“一举四得”的馊主意；并称赞香君的志节，将香君头血溅扇的血痕画成了几笔折枝桃花。他一方面建议苏崑生替香君找侯生，另一方面在侯生赶回南京看香君、因香君入宫未得会面时劝侯“别寻佳丽”。他虽深知“而今马阮当道，专以报仇雪恨为事”，不满马阮的倒行逆施，并关照马阮的政敌侯生提高警惕；另一方面又在弘光朝冰消瓦解、马阮大势已去时救助马阮逃生。如此等等。正因“做好做恶者皆龙友也”，因而长期以来对他的评论颇多异词。说他是两面三刀的“帮闲文人”、“势利政客”者有之；说他无一定政见、对党争不感兴趣、为人厚道者亦有之；说他是八面玲珑的乡愿者还有之。但这些看来矛盾的性格特征却天衣无缝地融进了杨龙友的形象之中，非但不使人感到不真实，反而觉得血肉丰满，很有魅力。这正是作者的成功之所在。这种人物性格的模糊性特征，体现了作者对人的洞察已达到进入深层结构的层次。杨龙友形象标志着中国古典戏剧人物性格已从单纯走向复杂。因此，就这一点说，《桃花扇》在古典戏剧人物塑造上具有某种里程碑的意义，也不为过。
《桃花扇》对其他人物刻划也各有千秋。如史可法的孤忠、悲壮，在腐烂透顶的政局下，他力擎大厦，念念不忘收复中原，最后沉江殉国，写得十分感人。另如阮大铖的胁肩谄媚、弘光的昏愦，也都描摹得维妙维肖，无不跃然纸上，没有一些古典戏曲常犯的脸谱化毛病。
《桃花扇》构思新颖。它用一把男女主人公定情的信物桃花扇，串起了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爱情政治两条线索紧密交织，贯穿始终。全剧四十出、外加试、闰、加、续各一出，共四十四出。其中只有十二出（《访翠》、《眠香》、《却奁》、《辞院》、《拒媒》、《守楼》、《寄扇》、《骂筵》、《选优》、《逃难》、《栖真》、《入道》）直接写侯李姻缘，大量篇幅叙写政治斗争，表现了作者以“兴亡之感”为主的命意所在。作品结尾作者让侯李双双入道，改写了侯方域入清后曾参加乡试的事实，也没有写成团圆结局，这亦是《桃花扇》剧成功的主要之笔。这样安排有益于“兴亡之感”主题的深化，使观众不致为庸俗的团圆欢乐冲淡对历史教训的反思，也不会触犯时忌。同时，这种逃儒入道的结尾选择，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清初先进的思想家面临思想史的质变前夕那样惶惑苦闷而找不到出路的心理状态”（《〈桃花扇〉发微》）。
为了更好地起到警戒作用，剧中所写人物事件，大都有历史依据。作者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并写有《考据》一篇，列举了创作所依据的许多文献资料及历史事实；在每出之前，都标有戏中事件发生的时间。表现了谨严的史笔。但同时它又将这一切文学化、戏剧化、使之成为一部生动的传奇。
《桃花扇》的语言运用很讲究，每字每句都经过细心推敲。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很强，有不少脍炙人口的曲词。如《余韵》中苏崑生所唱的［哀江南］套曲：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离亭宴带歇指煞］《桃花扇》也有一些不足。在思想内容上应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封建地主阶级正统文人立场，使他站在与农民起义军的对立面上，剧中一些地方表现出对李自成义军的敌视。同时因创作时代是清初，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也决定了他对一些民族矛盾的回避。这都是我们读此剧时应当了解的。艺术上由于作者信守“宁不通俗，不肯伤雅”的原则，语言上有些地方显得当行不足，有欠生动。
第四节 《小忽雷》传奇
孔尚任还与顾彩合作了《小忽雷》传奇。据镜蜹居士（吴穆）康熙丙子（1696）年为《小忽雷》所作序说：“孔门星座立传周详，顾氏仙才填词秀雅。”似乎全剧主皆、结构、情节、人物等为孔所构思，而填词者为顾彩。孔尚任自己说：“前有《小忽雷》传奇一种，皆顾子天石代予填词，予虽稍谙宫商，恐不谐歌者之口。。。”因此也有人认为“则尚任为之作白，而曲则彩作也”（卢前《明清戏曲史》）
顾彩，字天石，号补斋，另号梦鹤居士，江苏无锡人，官至内阁中书。
他曾著传奇数十种，除此《小忽雷》外，皆佚。他曾改孔尚任《桃花扇》为《南桃花扇》，“令生旦当场团圆，使快观者之目”。（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可窥见他与孔尚任审美追求的差异。
《小忽雷》的主人公是梁厚本和郑盈盈。全剧以唐代宪、穆、敬、文宗四朝的政治风云为背景，描述了男女主人公在险恶的政治浊流中遭受迫害和磨难，最后终于结为夫妻的故事。乐器小忽雷贯穿全剧，常有转折剧情的作用，故剧本名之曰《小忽雷》。
《小忽雷》传奇是据历史传说改编的，其个别情节见于唐段安节的《乐府杂录》①，但已对传说有很大改动。它在构思上亦体现了孔尚任将爱情与政治密切联系起来的特点。传说中的郑中丞只是个“善胡琴”的“宫人之官”，《小忽雷》传奇却让她做了善于投机的甘露之变的策划者之一郑注的胞妹，并为她起名叫郑盈盈。这样，女主人公就通过郑注与政治联系起来，成了郑注谋取政治资本的筹码。在郑注企图将她再三“换主”以追逐权势中，使她与贵戚、权阉、乃至宫廷皇帝发生联系，产生多种波折。郑注先是看中梁府的权势、主动将年方五岁的妹妹求嫁于才华颇富的梁厚本；梁府失势后，他又毁约，要妹改嫁权阉仇士良之侄，因郑盈盈誓死不从而不得其果；后郑注又幻想做皇亲国戚，与仇士良合谋将郑盈盈送入宫中。盈盈入宫后，成了一名出色的琵琶手，被文宗赐名中丞，并允其日后出宫与丈夫梁厚本团圆。后来郑注等人发动“甘露之变”失败，盈盈因先前与仇士良结下了冤仇被仇借机矫诏勒死，投入御河，为正在钓鱼的梁厚本救起，二人团圆。
梁厚本也同样被社会化、政治化了。剧中作者让梁厚本成了权监梁守谦① 《乐府杂录》说：“文宗朝，有内人郑中丞善胡琴。中丞即宫人之官也。内库有二琵琶，号大小忽雷。郑尝弹小忽雷，偶以匙头脱，送崇仁坊南赵家修理。大约造乐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赵家最妙。时有权相旧吏梁厚本，有别墅在昭应县之西，正临河岸垂钓之际，忽见一物浮过，长五六尺，上以锦绮缠之。令家僮接得就岸，即秘器也。及发棺视之，乃一女郎，装饰俨然，以罗领巾系其颈。解其领巾伺之，口鼻有余息，即移入室中。将养经旬，乃能言。云是内弟子郑中丞也，昨以忤旨，命内官缢杀，投于河中。锦绮即弟子相赠尔。遂垂泣感谢。厚本即纳为妻。因言其艺，及其所弹琵琶，今在南赵家。寻值训、注之乱，人莫有知者，厚本赂乐匠赎得之。每至夜分，方敢轻弹。后遇良辰，饮于花下，酒酣，不觉朗弹数曲。洎有黄门放鹞子过其门，私于墙下听之，曰：‘此郑中丞琵琶声也。’翌日达上听，文宗方追悔，至是惊喜，即令宣召。乃赦厚本罪，仍加锡赐焉。”
的侄儿、掮客梁正言的胞弟、宰相权德舆女婿独孤郁的西宾。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加上他出众的才华，使他直接或间接地同当时的一些政治事件如于頔行贿谋官、白居易直言遭贬、裴度平淮西藩镇、仇士良擅政弄权、刘蕡名落孙山等发生联系，从而将牵涉到国家命运的宦官专权、藩镇跋扈、官吏贪赃枉法，选举徇私废公等重大问题纳入剧中，将梁郑爱情故事投入了深厚的政治内容。
《小忽雷》传奇广泛揭露了唐代政治上的黑暗面。其中，宦官乱政是抨击的重点。作者比较成功地刻划了仇士良这个权监代表人物。他仗势欺人、公报私仇、陷害忠良、擅改奏章、操纵科举。甘露之变后，他又挟持皇帝、为所欲为。这种描写可以说既是对唐代历史的回顾，也有明代政治的某些影象。对总结历史教训很有意义。
作者还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普通的草药郎中、江湖术士郑注怎样通过奔走权门、看风使舵、趋炎附势，爬上了风翔节度使的高位；京畿督捕郭鍠如何地专横跋扈；颇有诗才、风流自赏、不乏正见的巡城御史郑光业在官场上是如何地世故圆滑、随方就圆，从而官运亨通，登上了礼部尚书的高位。等等。暴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踀黑暗。
在爱情描写上，梁郑关系是贯穿于全剧的一条线索。作者歌颂了他们对爱情的坚贞，赞美盈盈的反抗性格。由于作者安排了他们直接和间接（主要是间接）了解的渠道，使他们原本是本于家长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约有了某种感情和思想上的基础。所以，让人感到他们对婚约的竭力维护是正义的、合理的、令人同情的。这是这部剧在爱情描写上的成功之处。
虽然《小忽雷》有上述许多长处，但总的说，它艺术上是不太成功的。
它的关目过于繁杂，头绪过于纷乱，主次不分，有些可以通过暗场虚写即可的事件，也拿到明场来详述，如润娘与郑光业一线等。这就使全剧显得散漫不集中。曲词也过于典雅。这也是它至今仍没引起人们广泛重视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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