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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些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这两部作品奠定了长篇章回小说发展的基础，也为后世长篇章回小说提供了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两种范型。
第一节 讲史小说的演进和章回小说的形式特点
章回体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最基本的形式，其主要特点是分章叙事，标明回目，因此被称之为“章回小说”。
章回小说主要是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的。讲史话本是说话艺人所讲历史故事的文本。宋元时，“讲史”为“说话”四家之一，主要讲说前代书史文传中兴废争战的故事。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云：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稍后如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条也有类似的说法。
由于讲史的时间跨度大，内容多，不可能一次讲完，于是就要分节讲述，连续讲若干次，每节用题目的形式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这就是章回小说分章叙事、标明回目的形式的起源。
宋元讲史话本留传下来的有《新编五代史平话》、《三国志平话》、《大宋宣和遗事》以及《全相武王伐纣书》等。这些讲史话本一般都分卷分目，如《三国志平话》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标有“古城聚会”、“三谒诸葛”、“张飞拒水断桥”、“赤壁鏖兵”等细目。其他一些长篇话本如说经中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全书分十七节，按节标明题目，如“行逞遇猴行者处第二”、“入大梵王宫第三”。这些对章回小说形式的产生都有直接影响。此外，章回小说的回目与元杂剧文本标写“题目正名”的形式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譬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虎牢关三战吕布”（卷一）、“关云长千里独行”（卷六）、“诸葛亮博望烧屯”（卷七）、“七星坛诸葛祭风”（卷十）等四个回目，见于《三国志平话》的只有两个，写作：“三战吕布”（卷上）和“云长千里独行”（卷中）；而却分别与元杂剧《虎牢关三战吕布》（武汉臣撰）、《关云长千里独行》（无名氏撰）、《诸葛亮博望烧屯》（无名氏撰）、《七星坛诸葛祭风》（王仲文撰）的剧名完全相同。三者一比较，《三国志通俗演义》受元杂剧的影响似乎更为直接和明显。
宋元讲史话本虽为讲史，但在内容上虚实相参、真假相半，传说色彩较浓，基本上出自民间艺人之手，艺术成就不高。尽管如此，宋元讲史话本却是章回小说得以产生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艺术基础，《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就是以这些讲史话本为蓝本由文人作家逐步加工和再创作而成的。
元末明初出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水浒传》等讲史小说，章回小说初具规模。这些小说在内容上虽然仍以演述历史梗概为主，但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作者加强了对人物和情节的艺术创造。作品主要是供读者阅览的。从形式上看，这些小说篇幅很长，分卷分节，每节有单句题目。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例，全书分为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每则有单句题目，如第一则是“祭天地桃园结义”。总的来看，这些小说已同宋元讲史话本有了根本不同。它们的成书过程，也就是章回小说的诞生过程。至明嘉靖、万历间，章回小说更加成熟，这表现在：内容上已不完全是讲史，讲史的形式与小说的内容合流，开始表现广泛的现实社会生活内容，如《金瓶梅》等，故事情节更复杂，描写上更细腻，人物形象更丰满。在形式上，不是分卷分节，而是明确地分成多少回，回目也由单句发展成双句，同时一般每回开头有“话说……”，结尾有“且听下回分解”等固定的表述形式。不过这时的双句回目还打磨得不细，有的回目中的双句甚至参差不齐。清以后，章回小说在体例上进一步完善，如《红楼梦》最终确立了八言回目的完整体例，回目也更讲究对仗和诗意。
第二节 《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及作者
《三国演义》从故事的产生到最后成书，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西晋初年陈寿著《三国志》，记载了三国时期的史实。南北朝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引用魏晋人著作二百余种，其中所征引的一些史传杂记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都辑录了一些传说中的三国人物的奇闻轶事。隋代大业年间，出现了表演三国故事的木傀儡戏，其中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乘马渡檀溪的故事。唐代三国故事已“传之众口”(刘知几《史通·采撰》)，李商隐《娇儿诗》中描写儿童们听三国故事时“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说明三国故事在唐代已经盛传。
宋代说话伎艺“讲史”中，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宋代舞台中，也出现了多种以杂戏形式表演三国故事的情形。如宋张耒《明道杂志》记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又据宋苏轼《东坡志林》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据此可知，三国故事在宋代流播极广，而且已经出现了“拥刘贬曹”的倾向。
金元时期，院本和杂剧中有许多三国故事剧。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记载，仅元杂剧中就有近三十种演述三国故事的作品。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三国志平话》这部根据民间传说的三国故事而写定的小说作品，元至治年间(132l一1323)刊刻。全书以司马仲相断狱故事为入话，正话从刘关张桃园结义开始，结束于诸葛亮病死。无论情节或人物评价方面，都为后来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规定了基本轮廓，但故事情节离奇，多不符合正史记载，文字也颇粗略。
元末明初，罗贯中排比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补注的史料，又吸收民间传说和杂剧、话本的故事，颇富创意地编写出我国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
关于罗贯中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见于明嘉靖间文献记载：
1.郎英《七修类稿》卷23《辩证类·<三国><宋江>演义》：“《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
2.高儒《百川书志》卷6《史部·野史》：“《三国志通俗演义》二百四卷，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贯中编次。”
3.《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元年（1522）刊本题属：“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
罗贯中其人其事，最早见于明初贾仲明《录鬼簿续编》（一说作者为无名氏）记载：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和，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如其所终。
《风云会》（《赵太祖龙虎风云会》）
《连环谏》（《忠正孝子连环谏》）
《蜚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
又见于《赵宝峰先生集》卷首《门人祭宝峰先生文》：
至正二十六年，岁次丙午（1366），十二月戊申朔，越十二日己未。门人乌本良、郑原殷……向寿、李善、乌斯道、王真、顾宁、罗本、翁旭、王桓……等致祭于宝峰先生赵公之柩日……
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成书于明永乐二十年（1422），时贾氏八十。上推至元到正甲辰，贾氏二十二岁。罗与其为“忘年交”，自当大其三十岁以上，以此推算罗氏生年当在1310——1320之间。另据《门人祭宝峰先生文》推测，旧时门人致祭之序多依年龄排列，文中罗贯中位列向寿（1310生）、乌斯道（1314生）与王桓（1319前生）之间，那么罗的生年大致在1315——1318之间，此一结论与据《录鬼簿续编》推测的结果大致吻合，贾仲明说自“至正甲辰复会”后又六十余年，不知罗贯中死生如何，假定罗活到七十岁，那么他的卒年可断在明洪武三十年（1387）前后。
明代记载罗贯中生平的主要资料还有：王圻《稗史汇编》卷103《文史门·杂书类·院本》：
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矣。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作。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177《经籍考·传记类》：
《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十种。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5《委巷丛谈》：
钱塘罗本贯中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本，亦效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嗤也。
归结上述记载，关于罗贯中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
1、罗贯中生活于元末明初，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他又是元末理学家赵宝峰的弟子，赵氏“尝谓孔子以道设教，而未尝一日心忘天下，故虽处山林，时有忧世之色”（《慈溪县志·赵偕传》）。这种文人的忧患意识对罗贯中当有一定影响。
2、罗贯中或曾师从施耐庵，施耐庵写了不少小说，罗贯中曾参与其创作活动；罗贯中与戏剧家贾仲明也有交往，他自己也是一位很著名的戏剧家。他的政治理想大概只有通过戏剧和小说的创作来实现了，所以他的作品是有理想有寄托的。
总之，罗贯中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相传他有十七史演义，今存属名罗贯中的小说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而且他还是《水浒传》的编写者之一。所作杂剧今存有《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一种。
《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为明嘉靖元年（1522）本，其中注释的地名，凡称“今时”的地方都指元代，可知此书初成于元末。依照前面的推测，如果罗贯中的卒年在洪武三十年前后，那么他在明初有足够的时间来修订这部小说。
《三国志通俗演义》在罗贯中生前是以抄本形式流传的，这一点嘉靖本庸愚子序说得很清楚：
《三国志通俗演义》……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
从抄本到刊刻本的出现历时百年左右。据明代高儒《百川书志》、周弘祖《古今书刻》等记载，嘉靖时，《三国志通俗演义》有几种刻本，但现存只有嘉靖元年刊刻的一种，卷首有庸愚子弘治甲寅（1494）序，修髯子嘉靖壬午（1522）序引。嘉靖之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新刊本不断出现，它们都是以嘉靖本为主，只是做了些音释注解、插图、评点或文字增删、卷数和回目的整理等工作。到了清康熙年间，毛宗岗对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了一些较明显的加工修改，主要是辨正史实，增删文字，削除论赞，合并两则为一回，使回目为对偶形式，改书名为《三国志演义》。毛宗岗的修改，使原书的艺术水平有一定提高，同时封建思想也有所增加。此后，毛宗岗本成为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本子，通行本书名作《三国演义》。
第三节 《三国演义》的内容和“演义”思想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依据陈寿《三国志》记载的三国史事，在吸收宋元讲史话本和杂剧故事的基础上经过再创作完成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由“写史”到“讲史”，再到“历史演义”，体现了由“历史”到“文学”这一过程中作家的创作的重要意义，可以说《三国演义》是作家文学与通俗文学结合的产物。罗贯中的创作，使历史小说由讲述阶段发展到演义阶段，产生了质的飞跃，在他的作品之后，这类历史小说被通称为“历史演义”小说。“演义”，本指阐发经义，引而申之有“阐发义理”之意。“历史演义”用作指称《三国演义》这类历史小说的专称，是说这类小说在用文学的方式再现历史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儒学社会政治观和价值标准，即“依史以阐明义理”。
《三国演义》主要描写的是魏、蜀、吴三国间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外交斗争，以及在斗争中出现的各类人物的活动。记事起于汉灵帝建宁二年(169)，终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作者通过对这一百多年间社会历史兴衰的描写，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丑恶，寄托了明君贤相的政治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在动乱时代的灾难、痛苦和渴望天下安定统一的愿望。其“演义”思想，主要有三点：
（一）继承历史学的传统，依史演义，具有鲜明的倾向性。中国历史学自《春秋》之后就确立这样一个传统：写史不徒纪历代之事，而“有义存焉”，既对历史有褒贬，总结得失，明辨是非，以古鉴今。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说：
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有义存焉。
这段话将《春秋》以来的历史学传统概括得十分清楚。他又说：
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观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其间亦未免一二过与不及，俯而就之，欲观者有所进益焉。
这段话明确指出了《三国演义》对《春秋》以来的历史学传统的继承。
《三国演义》对历史学传统的继承有明显的尊刘备蜀汉为正统的倾向，这是有较长远的、复杂的历史和思想的背景的。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尊曹魏为正统，而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则尊蜀汉为正统。北宋时，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沿陈寿的先例，尊曹魏而贬蜀汉。南宋偏安以后，朱熹作《通鉴纲目》，尊蜀汉为正统。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论此云：“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位，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这说明尊魏还是尊刘与史学家所处的时代情况有关。习凿齿和朱熹的尊刘是为偏安王朝争正统、图恢复服务的。《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尊刘备蜀汉为正统也是历史使然。
（二）继承历史文学的传统，褒贬是非，善恶分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前的《三国志平话》和元代“三国戏”已明显表现出拥刘反曹的倾向，这对罗贯中的这部讲史小说的影响是很大的。中国的历史文学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前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是宋元讲史话本。宋元讲史是重视对史事和人物的评论的，所以讲史话本又称“评（平）话”。罗烨《醉翁谈录》说讲史：“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讲论古今。”指出了讲史强调是非、褒贬善恶的特点。我们看《三国志平话》。是书前半部以张飞为主角，后半部以诸葛亮为主角。以刘、关、张“桃园结义”为故事的真正开端，以诸葛亮出山为转机，以诸葛亮“秋风五丈原”为高潮，结于刘渊兴汉，拥刘的倾向是鲜明的。再看元代“三国戏”，当时有剧目60种，今存剧本21种。在这21种中，搬演蜀汉人物故事的有16种，可知在元代戏剧舞台上被歌颂的主角是刘备蜀汉集团人物。
由宋元讲史话本和元代“三国戏”为代表的历史文学，是以对历史的评讲演述为主，而发展到《三国演义》则成为“历史演义”，这个变化在于更强调了以义理来作为评判历史的标准，而非仅出自讲史者个人的好恶，说明小说家对“依史演义”有很明确的认识。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说此书可使读者“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一语道出了“演义”小说的思想特点与作用。
（三）《三国演义》所演之“义”的具体含义是：君臣契合，匡扶汉室，忠义为国，其核心是“匡扶汉室”。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说：
惟昭烈汉室之胄，结义桃园，三顾草庐，君臣契合，辅成大业，亦理所当然。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关、张之义，尤宜尚也。
这里特别指出的是“君臣契合”及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的“忠”和“义”。小说以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变乱天下，刘、关、张“桃园结义”开端。“桃园结义”有统领全书思想的作用，小说对刘、关、张所结之“义”是这样说的：
三人焚香再拜而说誓曰：“……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办，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背义忘恩，天人共戳。”
“义”的核心内容在“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国家”，初为东汉，后来实际指刘备建立的蜀汉，小说是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认识了。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有番议论，也讲的是小说所演之“义”：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可以看到，“匡扶汉室”实为《三国演义》的义理之根本所在，所谓“有义存焉”正在于此。刘、关、张，以及诸葛亮，赵云等走到一起，正是为了匡持汉室这样一个大事业。被小说精心描绘的刘、关、张名为君臣而情同手足和刘备得诸葛亮如鱼得水的这种千古不得一遇的佳话，如果没有“义”存其中，也就没有了善和美的价值。小说正是从匡扶汉室这一义理所在出发，写了诸侯合力讨伐董卓，孙、刘联合败曹操于赤壁，关羽降汉不降曹千里寻刘备，刘备兵进西川称帝蜀中，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中原以及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样正是从匡扶汉室这一义理所在着眼，小说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大加鞭笞。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的一段话很准确道出了作品贬曹的观点：
曹瞒虽有远图，而志不在社稷，假忠欺世，卒为身谋，虽得之，必失之，万古奸贼,仅能逃其不杀而已,固不足论。
显然，序作者看到了小说是将忠于汉室与否作为褒贬人物的尺度的。曹操“假忠欺世”有篡汉之心，所以成了不为人齿的“万古奸贼”。褒扬刘备集团人物，贬斥曹操，这一褒一贬之间，《三国演义》所演义理之所在昭昭然矣。
“匡扶汉室”作为《三国演义》义理的核心内容，对小说在内容剪裁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支配性的影响。以内容剪裁方面为例。标榜据陈寿史传“编次”的《三国演义》，其实距陈寿《三国志》有不小的距离。《三国志》共65卷，具体为《魏书》30卷、《吴书》20卷、《蜀书》15种，以内容数量言，《蜀书》只是《魏书》的一半，不足全书的四分之一，可知陈寿把叙事记人的重点放在曹魏一方，也许这是符合实际情形的。从东汉末到西晋建国之间的百余年，曹魏集国雄踞北方，再加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其自然成为这段时间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决定着历史的走向。后来代曹魏而起的司马氏统一三分的局面，也正说明了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曹魏一方的主导作用。但是，在小说中实际情况却被颠倒了过来。全书120回，有近百回涉及蜀汉集团人物，其中仅回目上标明写蜀汉人物事件的就有80多回目，所占篇幅之多，是曹魏、孙吴两集团不能比拟的。所以，读《三国演义》，人们只感觉这百年间是蜀汉集团的人物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赵云等在叱咤风云，其他政治集团中的人物都成了他们威风八面的陪衬。以书中用了8回笔墨描写的赤壁大战为例。孙、刘联军大败曹操于赤壁，这是一场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争。这场战争中的英雄，无论是《三国志》还是《资治通鉴》的记载都表明不是诸葛亮而是联军统帅周瑜。但在小说中人们却看到，从战争一开始孙、刘联盟的形成，到周瑜定计火攻和诸葛亮祭东南风，再到大败曹操关羽华容道释曹，包括中间的庞统巧授连环记、黄盖诈降、蒋干盗书、草船借箭……都活动着诸葛亮的身影。两军交兵，周瑜只是个台前的指挥官，而导演这物战争的却是诸谟亮，后者才是这场战争中的真正英雄，这是小说向人们展示的事件的结果。既使在刘、关、张、诸葛亮等人退出历史舞台的三国后期，从小说第105回至120回的17个章回中，蜀汉人物的活动也占有9个章回的篇幅，小说似乎仍然把蜀汉摆在舞台的主角位置上。这种在内容剪裁方面对历史实际面貌的“颠倒”，显然是小说以“匡扶汉室”为核心的“演义”思想支配的结果。
第四节 《三国演义》的主要人物形象
《三国演义》在对魏、蜀、吴三国的兴衰史的描写中，着墨最多处在曹魏与蜀汉的矛盾斗争。作者将刘备蜀汉集团的兴衰作为作品的主要线索，故把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当作小说的中心人物，并对其多有歌颂。刘备的宽厚仁爱，诸葛亮的智慧和忠贞，关羽的忠义，张飞的勇武，都被作者描绘得尽善尽美，在他们的身上凝聚着作者的理想精神。而作为刘备集团的对立面的曹操，作者则突出写他的奸雄，将其视为篡汉的乱臣贼子予以鞭笞。
《三国演义》中最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是诸葛亮，这与全书的“演义”思想是一致的。《三国演义》120回，写了汉末至晋初这111年的历史。诸葛亮出山之前，写了39回，只用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诸葛亮死后写得更简略，45年的历史，仅用了不到七分之一的篇幅。而诸葛亮活动于历史舞台的27年，作者却写了60多回，用了全书一半以上的文字，其中又有一半的章回是专门用来写诸葛亮事迹的，这在全书中，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相比。显然，诸葛亮是位居全书中心的人物，诚如郑振铎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说的：“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虽说的是叙述三国故事，其实只是一部‘诸葛孔明传记’。”
诸葛亮在历史上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三国演义》进而将诸葛亮塑造成有政治抱负和忠贞不渝的节操、有超世才能和智慧的德才兼备的完人形象，使之成为智慧和忠贞的典型，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和追求。作为一个贤相，诸葛亮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他有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辅佐刘备，为共图王霸事业而奋斗了一生。蜀汉的兴衰，三国之间的每一次重大的军事、政治斗争，几乎都与诸葛亮有密切的关系。诸葛亮不仅有政治抱负，还有经天纬地之才，精通军事、政治、外交，通晓天文、地理，是才能和智慧的化身。他隐居隆中时，对天下大势就了如指掌，初见刘备便提出了据蜀、联吴、抗魏的长远战略思想；博望坡出奇制胜奠定了他在刘备集团内的威信；赤壁之战，他孤身到吴，身临危境，舌战群儒，争取了强有力的同盟，在战役部署的各个环节上都料事如神，谋略上胜过曹操和周瑜一筹。此外如“三气周瑜”、“空城计”、“安居平五路”等，皆展示出诸葛亮克敌制胜的谋略。《孙子兵法》中讲“上兵伐谋”，这一为后世军事家推崇备至的军事思想，在诸葛亮身上可谓表现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刘备死后，小说进一步集中描写了诸葛亮对蜀汉统一大业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最后诸葛亮积劳成疾，大业未成，而死于征战途中，对他的死，作者充满感情写道：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一百O四回)
诸葛亮的死，可以说是一个为自己投身的事业竭力奋斗一生的英雄的死。诸葛亮的长叹，既是其一生未能完成大业的慨叹，也是作者自己发自心底的呼声。小说写诸葛亮死后，“李严闻之，亦大哭病死”(一百O四回)，又写到“是夜，天愁地惨，月色无光”(同上)，这人痛天悲，凝结着作者对诸葛亮之死的无限悲痛，因为诸葛亮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和事业，反映了作者心中向往的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在封建时代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由此看来，诸葛亮也是一个充满悲剧精神的形象。
诸葛亮的悲剧是有因可寻的。从客观上看，一是曹魏集团统一北方后势力很强大，使诸葛亮的北伐不能轻易取胜，况且对手中有一位颇富智谋的军事家司马懿。二是联吴抗曹的战略始终不能顺利实施，甚至出人意料地先后毁于关羽和刘备之手。三是后主刘禅及朝中佞臣的牵制，这一点事实上是诸葛亮的最大的不幸。诸葛亮几次北伐中原，都在即将获取胜利时被听信谄言的后主刘禅召回成都，贻误了战机。诸葛亮能做到的都做了，但他不能改变后主刘禅的平庸。他能做到一次次领兵北伐，有心杀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却无力回天。
从主体一方来看，在封建时代知识分子要实现建功立业、报国安民的人生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遇到明君圣主。诸葛亮得刘备之知遇，出山时年仅二十七八岁就被委以军政大权，使他有施展才干的舞台，取得辅佐刘备创立蜀汉基业的成就，为有朝一日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这是他人生之大幸，因为他“得其主”。但在后主刘禅的时代，诸葛亮“得其主”的优势不复存在。刘禅平庸无所作为，又常听信奸佞之言，这时的诸葛亮可谓不得其主，所以他复兴汉室的努力数次付之东流。封建社会的政治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在君臣关系中，君是主宰，臣是附庸，后者对前者有很强的依附性。当君明主圣时，为臣的可以有所作为，而君主不明不圣时，为臣的就一筹莫展了。这种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政治，注定了为臣的所作所为总要受到一个有形或无形的力量的制约，他们不可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因为他们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人生，这就是诸葛亮形象具有悲剧性的根本原因所在。
诸葛亮形象的悲剧精神使其人格价值更为感人，也使其形象的文化意涵更为广博。这一形象体现了古代仁人志士的理想和为正义事业献身的精神，因此对后世一直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第五节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历史小说，是以后一切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作品，它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三国演义》取得了将历史性与艺术性统一起来的巨大成功。清代学者章学诚在论这部作品时说：“唯《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其惑乱。”(《丙辰札记》)章学诚是将《三国演义》看作历史书的，所以才有这样并非完全属于艺术和美学的评论。但是，“七实三虚”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题属为“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说明作者重视史书的记载，是一部“按鉴重编”的历史演义小说。从作品的全貌看，与史实相去不远，书中所写的重大史实都是有根据的，如讨董卓、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皆出自史书的记载。作为历史演义小说，能写得不失史实，给人以历史的真实感，做到“七实”，并非十分困难的事，所难的是在“七实”的基础上如何写好“三虚”。在这里，历史只是作品的一个骨架，而它的血肉部分是虚构的，这虚构的部分在作品中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它生动、丰富地表现了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最具有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罗贯中做到了这一点。《三国演义》在基本忠实于历史史实的前题下，虚构了一些事件和人物活动，加强了文学性的描写，达到了历史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如“三顾茅庐”一节，《三国志》记载极简，只有“凡三往乃见”五字，至《三国志平话》也只是简单讲述了三谒卧龙的经过，且文字粗率，缺少文采。而《三国演义》则于这一事件有精心构撰。首先在“刘玄德三顾草庐”正文以前，先写了司马徽对伏龙、凤雏的评论，又写“徐庶走荐诸葛亮”，接着写司马徽再次举荐，使诸葛亮未出场已在读者心中有了地位。在刘备亲自寻访诸葛亮时，作者刻意描写了诸葛亮的朋友、岳丈、弟弟等人物形象，以及自然环境，烘托出诸葛亮的德操和品格。刘备三顾茅庐，一而再，再而三地误认，每次误认的情景又都不同，故事十分曲折生动。这不仅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而且随着刘备时而喜悦，时而失望，也更突出表现了刘备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仁爱之心。作品不仅成功塑造了刘备与诸葛亮的光彩形象，富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同时也淋漓尽致地抒发出罗贯中对理想人物的深厚情感。赤壁之战写得更为精彩。《三国志》记载很简略，《三国演义》却以八回篇幅，把这一历史故事渲染得波澜壮阔，引人入胜。战争过程有史实依据，而人物及事件细节的描述全是虚构。演义的虚构，并不是一种随意的笔墨，而是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的艺术创造。如“安喜张飞鞭督邮”一节，据《三国志》记载，刘备任安喜尉时，“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三国志平话》改写成张飞扶刘备坐在交椅上，将督邮绑在厅前系马桩上，“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三国演义》则写张飞将督邮缚在县前马枊上，用柳条鞭打到二百，打折了十几根柳条，当时刘备并不在场，事发后刘备赶来，释放了督邮。这样写既突出了张飞嫉恶如仇、不畏强暴的个性特点，又表现了刘备仁慈的品德。由此看来，作者并不拘泥于史实中的细节，而是从主题和人物塑造的需要出发进行艺术加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作品达到了历史性与艺术性的和谐完美的统一。
《三国演义》成功塑造了历史生活中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赵云、曹操、司马懿、周瑜等。这些人物大都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作者善于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加以突出描绘，使小说达到了对古人的性格描绘的极高水平。以曹操形象的塑造为例。小说中的曹操是一个集“奸”与“雄”为一身的艺术典型。作者对曹操的奸诈伪善、凶残狠毒的性格，进行了反复刻画描写。曹操自幼诡诈机变。小说第四回写曹操行刺董卓失败，与陈宫逃至成皋，得到其父旧交吕伯奢好意接待，曹操因误听杀猪者的话语，竟杀了吕伯奢全家，明白真相之后，仍杀死吕伯奢，还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暴露了他灵魂的卑污和极端利己的处世哲学。曹操南征袁术，军粮短缺，便命管粮官用小斛发放军粮，而听到众军卒埋怨不满时，又以“盗窃官粮”罪把管粮官死，并借其头以息众怒。为防范行刺，曹操故意装做梦中杀人，杀死替他盖被的卫士，后又厚葬死者，以示仁义之心。他还借黄祖之手杀死祢衡，假扰乱军心罪名杀死杨修，这些都表现出曹操的多疑、诡诈和残忍。罗贯中用夸张对比的手法突出刻画曹操的奸诈，但没有简单化，而是注意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写了曹操的机智与谋略，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展现出一个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小说第二十一回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中，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他视自己为英雄，虽有些自命不凡，但他确实与那些外强中干、徒有虚名者不同。如董卓弄权时，他首先发难讨伐董卓，得到各路诸侯的响应。各路诸侯忙于互相吞并时，他又别具胸怀，壮大自己的势力，后来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善于用人，不计贵贱，官渡一战，在和袁绍军力相差十倍的情况下，他听取许攸的建议，劫烧鸟巢军粮，取得胜利，一战而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他又深通兵法，善于用将用兵。作者尽管对曹操是持贬斥态度的，但还是将历史上这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三国志·武帝纪》)的雄才伟略做了一定描绘，写出曹操“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毛宗岗《读三国志法》)的性格特点。小说第七十八回写曹操死，行文中引后人《邺中歌》叹曹操云：“雄谋韵事与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留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呜呼！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罗贯中对曹操形象的把握可以说是摆脱了书生气的。他笔下的曹操是一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艺术典型。曹操形象的塑造，表明《三国演义》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不独是类型化的，而是接近或达到了个性化，如曹操形象就是很个性化的，充满着永久的艺术魅力。当然，从整体上和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三国演义》尚处在长篇小说尚未完全成熟的阶段，这是一个古典的阶段。作品中的多数主要人数形象，虽有鲜明的性格特征，但其性格还很少有较明显的变化与发展，还不具有“近代艺术中的冲突主要是性格本身分裂的冲突，即内心方面的冲突”(黑格尔《美学》)的特点。
《三国演义》具有宏伟壮阔的艺术结构，作品在异常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展现了宏大的生活画卷。全书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矛盾斗争为主线井然有序地展开故事情节，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使小说对历史有一种全景式的反映。作品的各个部分相互连贯，对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大军事政治斗争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司马氏灭蜀平吴之战等都做了充分描写，一切人物活动与事件都与这些中心事件相连，并无零乱琐碎之弊。全书由汉末天下大乱写起，终于西晋统一，首尾呼应，结构十分完整，使所叙历史的发展脉络一目了然。这一切，在中国历史演义类小说中都是独领风骚的。
《三国演义》在语言上吸收了传记文学和说唱文学的成就，使用了一种比较平易浅近的文言进行创作，具有简洁明了而又通俗的特点。例如“曹操见许攸”一节文字：
操方解衣歇息，忽听得帐前报许攸私奔到寨。操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攸慌忙扶起曰：“公乃汉相，吾乃布衣，何谦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岂敢以名爵相上下乎！”攸曰：“某不能择主，屈身袁绍，言不听，计不从，今特弃之来见故人。愿赐收录。”操曰；“子远肯来，吾事济矣。愿即教我以破绍之计。”……攸曰：“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 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 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1”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 攸乃出操与苟或之书以示之曰：“此书何人所写?”操惊问曰：“何处得之?” 攸以获使之事相告。操执其手曰：“子远既念旧交而来，愿即有以教我。”
这样的文字，流畅自然，非常浅显明了，其语气口吻切合人物身分，反映出语言较强的表现力。
《三国演义》问世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轰动效应，对社会政治思想、道德、军事等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统治阶级曾利用书中的忠义等正统观念为其统治人民服务，清初统治者大封关公就是明证。但另一方面，小说也曾给农民起义领袖们以斗争的经验和手段。清人黄人《小说小话》就说到：“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众皆乌合，羌无纪律，其后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闻其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玉帐唯一之秘本。”在文学上，《三国演义》开创了中国小说史上历史演义类小说，为这类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范本。吴门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序》言“自罗贯中《三国演义》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吴沃尧《两晋演义序》中也说“自《三国演义》行世之后，历史小说，层出不穷”，都极明确指出了《三国演义》对后世历史演义类小说的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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