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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明代社会及思想文化的特点
明代始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灭元，在南京建立明王朝，终止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共历十六帝，有国二百七十七年。
明至成祖朱棣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从明世宗嘉靖(1522～1566)元年以后，明代社会经济形态等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文史学家习惯以嘉靖时期为界将明代社会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明朝建国初年，在政治制度方面承袭了元代的制度，中央设中书省，由左右丞相总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政事。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谋反罪名杀了丞相胡惟庸，并借机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六部直属皇帝，这样一切兵刑大权总揽于皇帝一人手中，同时，设立锦衣卫，屡兴文字狱，加强对官吏和文人的控制。成祖朱棣时，又正式设立内阁，作为皇帝的顾问，并重用宦官，形成宦官与内阁的相互抗争。在锦衣卫外，增设东厂。厂、卫等特务统治的出现，也标志着封建君主专制的加强。
明前期，对农业的发展比较重视，朱元璋曾下令农民归耕，承认已被农民耕垦的土地归农民自有，并分别免除三年徭役或赋税，同时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对手工业工人，除去在规定时间内须为国家服役外，其余时间可自由制作。这不仅提高了手工业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使商品生产的因素大为增加。商业活动频繁，明宣德(1426～1435)时，规定在全国三十三个城市增收商税，说明当时城市工商业的繁荣。
明后期，土地兼并激烈，皇室贵族占有大量庄田，数量之多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官僚地主不仅抢掠农民土地，甚至侵占军卫屯田。赋税徭役加重，广大农民被迫弃家流亡。流民问题是明代后期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政治斗争也日趋激烈。嘉靖时内阁大学士严嵩专权，熹宗天启(1621—1627)时，又有宦官魏忠贤弄权，这是明后期政治上极恶劣的事件，暴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严嵩、魏忠贤代表了有政治特权的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与他们的斗争十分激烈，逐渐形成一个反对派，势不两立。这个反对派就是明神宗万历(1573～1619)时出现的东林党人，其代表人物是顾宪成。此后，晚明又出现“复社”，在政治上继承了东林党的传统。
明代手工业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在明后期得到进一步提高和改进，并逐渐形成地区间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分工，如苏州是丝织业中心，松江是绵织业中心。生产关系也出现一些变化。官办手工业的主要地位，已经被民间手工业所代替。在家庭手工业之外，出现了手工业工场。在苏州有一万多织工、染工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靠在机户所设的工场内做工获得工资来维持生活。这样机工与机户的关系，已经是雇佣劳动与资本占有者的关系。这种被后世一些论者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的现象，多出现在东南沿海一带的纺织业中，此明确见于《万历实录》记载：“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手工业在冶铁、制瓷等方面也有较大发展。这一时期商品流通很活跃，城市里市民人数增多，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势力也较过去有明显增长。
明代社会的思想文化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息息相关。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明代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以作为治国的理论基础。朱棣命胡广、杨荣等人修《性理大全》，将程朱理学以标准化的面孔推向社会，加强思想上对文人的统治。明代自初期实行了更为完备的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规定以八股文取士。《明史·选举志》记：“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这种八股文从思想内容到形式都有固定的要求，非常僵化，造成了有明一代相当多的文人在人文精神上的滑落，因此，尽管八股文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上积淀了前人的某些经验，但比起它对文人的思想的束缚和毒害，这些写作上的小技巧显得太微不足道了，根本不值得称赞。
明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间，出现了王守仁(1472～1529)为代表的“心学”即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这是宋元理学（儒学）在明代的重要发展。王守仁认为“理”在人们的心中。他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与王纯甫》)又说：“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传习录》)他讲“格物”，讲“致良知”，与程朱理学有所区别，被称为“王学”。“王学”在本质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在反对程朱理学的传统束缚和启发人们大胆思想及发展个性方面，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王守仁之后，“王学”的流派很多，其中重要的有泰州学派，也称王学左派，在思想界和社会上影响极大。王学左派的代表人物是王艮(1483～1540)，著有《王心斋遗集》。他对程朱理学提出非议，强调“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黄宗羲：《明儒学案·心斋语录》）。另一著名人物李贽(1527～1602)，著有《焚书》、《藏书》等。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论物矣！”（《焚书·答邓石阳书》）鲜明地肯定了人类生存中的物质需求的合理性，代表了明后期意识形态中的某些变化。在李贽等人的思想的启发影响之下，明后期思想文化界出现活跃局面，东林党及后来复社的出现都是这种活跃局面的表现。
第二节 明代的思想文化对文学的影响
明代的思想文化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发展。明前期，除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以及宋濂、刘基的诗文之外，在理学和八股文的禁锢之下，诗文方面“台阁体”泛滥，戏曲方面以时文为南曲，文学长期发展缓慢。后来王守仁“心学”的出现，带动了明代儒学的复兴，与之同时，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倡言复古运动，反对台阁体文风，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抵制明朝的正统“儒”道，提倡恢复到宋以前的“儒”道，明代文学由此开始出现变化，但主张复古的文学家们未能给明代文学找到真正的出路。明后期，泰州学派和李贽的出现，给文学送来春风，形成一股进步文学思潮，代表人物除李贽外，主要有戏剧家徐渭(1521～1593)、汤显祖(1550～1616)，小说家冯梦龙(1574～1646)，诗文家袁宏道(1568～1610)等。这—进步的文学思潮的主要观点和倾向是：
第一，主张文学要表现真性情。李贽《童心说》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即真心。李贽认为，好的文章皆出自真心：“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汤显祖《牡丹亭题词》提出真情至上论，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袁宏道论诗文创作也主张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叙》)。这种真情说具有反对封建理学束缚人性的进步意义。
第二，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假文学。他们认为封建伦理法规使人从真人变为“假人”，因此宣扬封建礼教的文学就是虚伪的假文学。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在《寄达观》中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李贽说：“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童心说》)冯梦龙《序山歌》也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这些主张鲜明地表现出反道学、反假文学的倾向。
第三，反对摹拟古人，强调文学应随着时代发展而独具面貌。李贽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童心说》)徐渭《叶子啸诗序》说：“不出于己之所得，而徒穷于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已不免鸟之为人言矣。”袁宏道在《与丘长孺信》中也说：“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唐，不汉魏病《选》，不三百篇病汉，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耶?果尔，反不如一张白纸。”他主张“各极其变，各穷其通”，一代文学要有一代文学的面貌。这些主张极大冲击了文坛上的复古主义。
第四，重视并提倡通俗文学，特别推重戏曲和小说。李贽将《西厢记》、《水浒传》视为天下“至文”，大力提倡被当时正统文学观念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和小说。徐渭、汤显祖在积极进行戏曲创作的的同时，还进行戏曲剧本的评点、校勘。冯梦龙整理话本、章回小说和民歌。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戏曲小说的社会地位。
明后期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变化所形成的文艺新思潮，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进步文艺思潮的呐喊声中，文学获得了巨大发展。在戏曲、小说领域，杰出作家和作品层出不穷，谱写出中国文学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
第三节 明代文学的分期及特点
明代文学以嘉靖时期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明前期文学的著名作品几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际。元末的社会动乱及其在文人思想上引起的反省，在文学作品中有深刻的反映。由元入明的作家宋濂、刘基等，写了一些富有社会内容的作品。戏曲、小说承继元代而有一定发展，其中小说文体的发展最为突出，经过作家的加工整理和再创作出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长篇章回小说，章回小说文本基本定型；南戏的改编也有不少成绩，为明后期小说、戏曲的繁荣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明后期在进步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文学出现繁荣的局面。戏曲、小说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代，产生了数以千计的戏曲作品和上百部小说，也产生了梁辰鱼、李开先、徐渭、吴承恩、兰陵笑笑生、汤显祖、沈璟、冯梦龙等一批杰出的文学家。梁辰鱼的《浣纱记》、李开先的《宝剑记》、徐渭的《四声猿》、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吴承恩的《西游记》、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冯梦龙的“三言”等，是这个时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在诗文方面，较突出的有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此外有晚明复社作家。明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之一。白话小说的成熟和辉煌、戏剧创作的繁荣和可观的理论创获、以及诗文流派众多等，是十分突出的特点。
明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主要在小说和戏剧方面。特别是在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四大奇书”为代表的小说中，总有一种使人觉得超越时空的东西，这种东西是艺术的，审美的。明代诗人杨慎有一首题为“读三国演义”的词，其中道：“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几句是许多国人都耳熟能详的，或许也可以用它来说明明代小说家的心态。明代小说家是以一种超然的态度面对历史、面对现实的，同时，又是以一种艺术的、审美的态度来描写历史和现实的，所以，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善的、美的，还是恶的、丑的，都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这些小说家面对纷纭变化的历史与现实，并没有庸人的梦呓和浮躁。他们参透了历史与将来、理想与现实、政治与人生、短暂与永恒，他们可以说是伟大的哲人。不管当日当时的事件与人生是如何的精彩，如何的令人倾倒，都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瞬而已，但艺术却可以把这一瞬变为永恒，这些小说就是这样一种艺术。中国传统文化往往让人旧情难去。对文化遗产中的那些经典，人们时常表现出超乎想象的热情和留恋，明代说部中的“四大奇书”被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实际上这些小说只是当日俗文化的名牌主打产品，处于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成不了科举的指定书目，靠它混个一官半职也难，总之入不得主流文化即经史的殿堂。但它们比某些“道貌岸然”的主流文化更深入人心，这是令人深思的。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在读它们，不仅是读，人们还修了“三国城”、“水浒寨”、“西游宫”……这表明这些小说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的一部分，并将世世代代被人民大众津津乐道。
总之，明代文学是璀璨夺目的，是我们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特别是明后期进步文学所表现出的反对封建礼教、肯定人性需求和追求理想的封建民主主义思想精神对今天的文学仍产生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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