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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朱熹的家学──朱松的诗文轨道说
道学派到南宋分为理心两派，对于诗文，理学派主张从道流出，心学派主张从心发出。
理学派的领袖是朱熹（一一三○～一二○○）。朱熹的走向道学，与他的家学有关。他的父亲名松，著韦斋集十二卷，中有上赵丞相子（原脱子字）云：
某自儿童知喜文艺。年及冠，去场屋，未尝一日而舍笔砚也。......行年二十七八，闻河南二程先生之余论，皆圣贤未发之奥，始捐旧习，衤除其心，以从事于致知诚意之学，虽未能窥其藩篱，然自是所为文，视十年之前，无十之三四。
（韦斋集，四部从刊本卷七）
这可见朱松本来致力文艺，到后来得闻二程子余论，觉得文艺去道很远，“始捐弃旧习”，由是对于诗文，个望能与道接近。上赵氵曹云：
盖尝以为学诗者，必探赜六经以浚其源，历观古今以益其波，玩物化之无极以穷其变，窥古今之步骤以律其度。虽知其然，而病未能也。窃尝叹夫自诗人以来，莫盛于唐，读其诗者皆粲然可喜，而考其平生，鲜有轨于大道而厌足人意者；其甚者曾与闾阎儿童之见无以异。此风也，至唐之季年而尤剧，使人鄙厌其文，惟恐持去之不速。夫诗自二南以降，三百余篇，先儒以为二南周公所述，用之乡人邦国，以风动一世；其余出于一时公卿大夫，与夫闾巷匹夫匹妇之所作，其辞抑扬反复，蹈厉顿挫，极道其忧思佚乐之致，而卒归之于正，圣人以是为先王之余泽，犹可见其仿佛，足以耸动天下后世，故删而存之，至今列于六经，焯乎如日月。又云：
唐李杜出而古今诗人皆废，自是而后，贱儒小生，膏吻鼓舌，决章裂句，青黄相配，组绣错出，穷年没齿，求以名家，惴惴然恐天下之有轧己以取名者。其甚者恃才以犯上，骂坐以贻谴，摈斥颠沛，足迹相及，此何为者邪？尝闻夫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嗟夫！圣人之意，其可思而知也。（集九）
诋毁唐代诗人“鲜有轨于大道”，称述诗三百的“思无邪”，希望诗与道接近是明显的。诗尚如此，文不言可知。松有弟名槔，著玉澜集一卷，附刻韦斋集后，尤袤跋云：“韦斋之子南康使君（熹），今又以道学倡，其诗源远而流长矣。”
是朱熹受家学影响，尤袤早已说过了。
○二 朱熹的贡献──道文一贯说
程子站在道的立分反对诗文，说诗文是害道的；（详四章五节）朱熹也站在道的立分，但不反对诗文，而包举诗文，说道文是一贯的。有汪尚书者，致书朱熹，“语及苏学，以为世人读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于此求道”。朱熹答云：
夫学者之求道固不于苏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则文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之所不可不讲也；讲去其非，以存其是，则道固于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责任是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
（与汪尚书，朱文公文集，四部从刊本卷卅）
答吕伯恭亦云：
夫文与道果同耶异耶？若道外有物，则为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无害于道。惟夫道外无物，则言而一有不合于道者，则于道为有害，但其害有缓急浅深耳。
（集卅三）
这都是在说明道文一贯，不可分开。因此他不赞成李汉的贯道说，也不赞成欧阳修的俱道说。他的弟子陈才卿问韩文李汉序的“语文者贯道之器”一句甚好，他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朱子语类一三九）
又驳俱道说云：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于道，所以发之于文者皆道也。三代圣贤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放入里面，此是他大病处。（前书卷同）
所引东坡语，实出欧阳修。（详六章三节）由反对李汉欧阳修的话看来，可以知他的道文一结的理论是：从性质上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部分不同，但同为一体。从表现上说，“文是从道中流出”，当然与道为一贯。总之，道与文是统一的，不是分立的。这和古文家的韩欧自然不同，和道学家的周程也更不同。我们必先分析清楚，然后才能理解他的旨趣，认识他的贡献──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
朱熹和韩欧不同的止是量的分寸问题。在示熹看来，视文为“贯道之器”，便是临作文时才以文贯道；视“文与道俱，便是临作文时才讨道放入：都是文自文，道自道，道文没有统一。和周程的不同倒是质的差别问题，尽管他宗仰周程，称述周程。最有趣的有力证据就在朱熹的注周子通书文辞章云：
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则不待艺而后其文可传矣，周子此章似犹别以文辞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长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发之，则亦不能传于远矣。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铭吾得其意，便无子厚笔力不能作耳“。（周濂溪集，正谊堂丛书本卷六）
周书归结于”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当然是重道德，轻文辞；（详四章四节）朱注说”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发之，则亦不能传远矣“，显然是不忽视文辞。不错，朱熹曾说古文时文，都”如浮声美色，不敢一识其趣“。（答徐载叔，集五六）又说：“近世诸公作诗费工夫要何用？元时有无限事合理会，诸公却尽日唱和而已。今言诗不必作，且道恐分了为学工夫，然到极处当自知作诗果无益。”（语类一四○）但作楚辞集注，作韩文考异，集中有诗词十卷，语类中的有论文两卷，书牍序跋有很多的研讨诗文的文章，在在表示并不轻视。这就是因为周程视道与文为对立的，一个人对诗文的用力愈我，对道的体认便愈疏，既站在道的立分，当然就反对作文吟诗；朱熹视道与文为统一的（他的名词叫一贯），道流为文，文亦含道，所以就求学而言，应当“既文以讲道”，就作文而言，应当“从道中流出”。
○三 说出的诗文与做出的诗文
“道是根本，文是枝叶”，枝叶枯茂，全看根本浅深，所以作文但须明理，不必研钻华采。语类云：
今人学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费许多气力；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卷一三九）
一日说作文曰：不必著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然后文自典实。（卷同）
结穿百氏及经史，乃所以辨验是非，明白义理，岂特欲使文词不陋而已。义理既明，又能为行不倦，则其存诸中者，必也光明四达，保施不可？发而为言，以宣其心志，当自发越不凡，可爱可传矣。今执笔以习研钻华采之文，务悦人者，外而已，可耻也矣。（卷同）
反之，文章的不能典实明白，就是由于见理不精。语类云：
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在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前辈欧苏诸公作文，何尝如此？圣人之言，坦因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由此求之；使圣人立言要教人难晓，圣人之经，定不作矣。其其义理精奥处，人所未晓，自是其所见未到耳，学者需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见。何尝如今人欲说又不敢分晓说，不知是甚所见，毕竟是其自家所见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鹘突说在里。（卷同）
重道重行，仍是北宋道学家的衣钵，以理释道，以文的明白典实由于理精，鹘突由于见理不明，则是朱熹新说。与陆子静书云：“凡有形有象者即器也，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集卅六）本来他已由道学家进为理学家，当然以理释道，而作为文学所从出的道也当然是理。
由明理而流出来的文章，是说出的，不是做出的。语类载有人“问离骚卜居篇内字”，朱熹云：
字义从来晓不得，但以意看可见。如“突梯滑稽”，只是软熟逢迎，随人到，随人起底意思。如这般文字，更无些小窒碍，想只是信品恁地说，皆自成文。林艾轩尝云，“班固杨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马迁司马相如等只恁地说出”。
今看来是如此。古人有取于“登高能赋”，也须是敏，须是会说得通畅。如古者或以言扬说得也是一件事，后世只是纸上做。如就纸上做，则班杨便已不如已前文字。当时如苏秦张仪都是会说，史记所载，想皆是当时说出。（卷一三九）
另一条也说：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如离骚初无奇字，只恁说将去，自是好。后来如黄鲁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卷同）说出来的文章之所以“无些小窒碍”，因为是“从此心写出”，“从道中流出”；做出来的文章之所以“酸涩”，因为既不是“从此心写出”，又不是“从道中流出”，只是“恁地著力做”，结果反倒不好。
○四 反对摹拟与提倡摹拟
说出来的文章只是靠实说，明理就说得头头是道，不明理便无从说起，学习摹拟，都无用处。朱熹作曾景建云：
文字之设，要所以达吾之意而已；政便极其高妙，而于理无得焉，则亦何益于吾身，而何用于斯世？乡来前辈盖其天资超异，偶自得之，未必专以是为务也。
故公家舍人公谓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语及摹反前人，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况又圣贤道统正传见于经传者，初无一言及此乎？（集六一）做出来的文章则靠“恁地著力做”，必需学习，必需摹拟。语类云：
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摹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卷一三九）
又云：
人做文章，若是仔细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间做出文字，意思语脉，自是相似，读得韩文熟便做出韩文底文字，读得苏文熟便做出苏文底文字；若不仔细看，少间却不得用。向来初见拟古诗，将谓只是学古人之诗，原来却是如古人说“灼灼园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迟迟涧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涧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间”，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语脉皆要似他底，只换却字。其后来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诗，便觉得长进，盖意思句语血脉势向，皆效它底。（卷同）
此外，如说：“前辈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拟作一篇，故后有所用时，左右逢原。”（卷同）如说：“某后生见人做得诗好，锐意要学，遂将渊明诗平侧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后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诗之法。”（卷一四○）都是提倡摹拟，都是说摹拟是作文作诗的唯一好方法。因此就是他奉为作 诗本经的李杜，也认为“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卷同）这和答曾景建的反对摹拟好象矛盾，实则并不矛盾；因为诗文既有做来的与说出的差别，方法自然也就有摹拟与反摹拟的不同。
○五 遵守旧格与反对新格
说出的文章可以“信品恁地说”，做出的文章必儒遵守旧格，不可自出规模。
朱熹说杜甫的夔州诸诗不好，据语类是因为：
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卷一四○）又云：
人多说杜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卷同）
说杜甫夔州以后诗好的是黄庭坚，他的作诗方法也是摹拟，特别提倡摹拟杜甫夔州以后诗，（详七章二节）朱熹的作诗方法同样是摹拟，却特别薄弃杜甫夔州以后诗。这是因为黄庭坚从规律渐至自然，从有法渐至无法，（同上）朱熹则始终遵守旧格，反对新格。语类云：
前辈做文字只依定格，依本分做，所以做得甚好；后来却厌其常格，则变一般新格做，本是要好，然未好的时先差（去声）异了。（卷一三九）
有病翁先生作闻筝诗，“规模意态全是学文选乐府诸篇，不杂近世俗体”，极得朱熹称赞，作跋病翁先生诗云：
余尝以为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法，学之者须循序而渐进。如学诗则且当以此等为法，庶几不失古人本分体制。向后若能成就变化，固未易量。然变亦大是难事，果变而不失其正，则纵横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反不若守古本旧法以终其身之为稳也。（集八四）
尊重旧格是爱其拙谨，反对新格是恶其新巧。语类中鼓吹拙谨，驳斥新巧的话很多。最详悉的如说：
国初文章皆严重老成，尝观嘉以前诰词言语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当时有名之士。盖其文虽拙，而其辞谨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风俗淳厚。至欧阳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犹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气。到东坡文字便驰骋{弋心}巧了。及宣政间，则穷极华丽，都散了和气。所以圣人取先进于礼乐，意思自是如此。（卷一三九）
别条也说“到东坡便伤于巧”。又说“自三苏文出，学者始日趋于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而已自有些巧了”。（卷同）又说江西文章，“至黄鲁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气”。（卷同）文集中的答陈肤仲也慨叹当时科举文字，“玩得鬼怪百出，都无诚实正当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径，以为新奇，最是永嘉流伪纤巧，不美尤甚。”（卷四九）随时都驳斥新格，同时也就随时都鼓吹拙谨。
新巧的毛病，朱熹指出最易弄得不明不白。譬如苏轼的文章，自朱熹看来，就常常“如搏谜子，更不可晓”。在语类批评云：
所以贵乎文之足以传远，以其议论明白，血脉指意晓然可知耳。文之最难晓者无如柳子厚，然细观之，亦莫不自有指意可见，何尝如此不说破？其所以不说破者，只是吝惜，欲我独会而他人不能，其病在此。大概是不肯蹈袭前人议论，而务为新奇；惟其好为新奇，而又恐人皆知之也，所以吝惜。（郑一三九）又泛论当时作文者的好务新奇云：
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移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卷同）
这也是因为朱熹提倡道文统一，所求于文的是坦易明白，当然反对晦暗的新巧。所以对做出的诗文，力主遵守旧格，反对自创新格。
○六 天生腔子与稳当底字
说出的诗文之所以不可摹拟，是要还它本来样子；做出的诗文之所以必守旧格，也是要还它本来样子。本来样子的组织部分是天生腔子，修辞部分是稳当底字。语类云：
前辈云：文字自有稳当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贴这天生成腔子。（卷一三九）
“古人文字自贴这天生成腔子”，当然不用摹拟；后人作文要追求这个天生成腔子，便非摹拟洒中。所以语类又云：
陆教授谓伯恭有个文字腔子，作文字时便将来入个腔子做，文字气脉不长。
先生曰：他便是眼高看得破。（卷同）
“入个腔子做”，就是摹拟个“天生成腔子”，也就是求个组织部分的本来样子。
至修辞部分的本来样子之称当底字，也一样的是说出诗文不用摹心，“只恁地说出”，做出的诗文必需摹拟追求。语类云“始者思之不精”，就是说还没有追求到。此外如云：
苏子山有一段论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郑齐叔云：“文字自有稳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横渠云：“发明道理，惟命字难。”要之做文字下字实是难，不知圣人说出来底也只是这几个字，如何铺排得恁地安稳！
（卷同）又如因改谢表云：
作文自有稳字，古之能文者才用便用着这样字，如今不免去搜索修改。（卷同）
也是在指出“圣人说出来底”文章，对于字“铺排得恁地安稳”；后人做出底文章要追求“铺排得恁地安稳”的字，便不能不去“搜索修正”。
○七 文三世与诗三等
不过朱熹虽研求做诗文的方法，而且也作诗作文，但究竟认为作诗文是有害的。语类云：
才要作文章，便是枝叶害着学问，反两失之也。
诗笔杂文不须理会，科举是无可奈何。（并一三九）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也载：“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熹）与焉，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尝同张宣公游南岳，唱酬至百余篇，瞿然曰：吾二人得无荒于诗乎？”
（涵芬楼本）这是因为在朱熹看来，做出来的诗文，既不必是“从此心写出”，又不是“从道中流出”，自然往往有害。所以就是对于他所推崇的韩柳，也说：
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语类一三九）
至有益无害的文章，止有圣人说出来的六经，所以称六经为治世之文，余则斥为衰世之文或乱世之文。语类云：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如国语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时语言议理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于乱世之文则战国是也，然有英伟气，非衰世国语之文之比也。（卷一三九）
这自然也是就文章的气象而言，所以注里举饶录曰：“国语文字极困苦，振作不起。战国文字豪杰，便见事情非你杀我，则我杀你。”又举黄云：“观一时气象如此，如何遏捺得住，所以启汉家之治也。”然特称六经为治世之文，当然也是认为六经是圣人“从此心写出”，“从道中流出”的含有治世之道的文章。
文分三世，诗也分为三等。答巩仲至云：
顷年学道未能专一之时，亦尝间考诗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故尝妄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诗之羽翼舆卫。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则其为诗不期於高远而自高远矣。然顾为学之务，有急于此者，亦复自知材力短弱，决不能追古人而与之并，遂悉弃去不能复为。（集六四）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六誉为“本末兼该”。现在看来，他最尊崇诗三百篇和楚辞，都是说出来的诗歌。其次“书传所记”“下及魏晋”的一等，可以“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因为最近于百百篇楚辞，也就是最近于说出来的诗歌。其次“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的一等，“其为诗固有高下，共法犹未变”，就是犹有三百篇楚辞的余法，犹有说出来的诗歌的余风。最卑弃的是“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的一等，“法皆大变”“无复古人之风”，就是毫无说出来的诗歌的风味，纯是做出来的诗歌。
○八 张┉魏了翁的学文合一说
朱熹主张道文一贯，文由道流，而何以明道明理，则“主乎学问”，那么文的直接本源是道，间接本源是学。讲友张┉（一一三三～一一八○）就鼓吹学者之诗，私淑弟子魏了翁（一一七八～一二三七）更倡言学文合一。盛如同老学丛谈载：
有以诗集呈南轩先生（┉号），先生曰：“诗人之诗也，可惜不禁咀嚼。”
或问其故，曰：“非学者之诗，学者诗如读著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永，愈觉深长。”又曰：“诗有纪一时之实，只要据眼前实说。古诗皆是道当时实事，今人做诗多爱装造语言，只要斗好，却不思一语不实便是欺。这上面欺，将何往不欺？”
魏了翁私淑朱熹，也私涉张┉。张┉家广汉，魏了翁家邛州蒲江，同为蜀子，又这于张┉弟子范荪，虽然答朱择善书，说看朱子书后始由词章转经学（集卅五），但疑受张┉影响尤深。学文合一，正是学者诗的自然演绎。所作攻愧楼宣献公文集序云：
今之文古所谓辞也。古者即辞以知心，文即其或惭、或枝、或游、或屈、而知其疑叛，知其诬善与失守也；即其或讠皮、或淫、或邪、或遁、而知其蔽陷，知其离且穷也。盖徉根于气，气命于志，志立于学，气之薄厚，志之小大，学之粹驳，则徉之险易正邪从之，如声音之通政，如蓍蔡之受命，积中而形外，断断乎不可扌也。（鹤山大全集，四部从刊本卷五六）
朝议大夫知叙州魏公墓志铭云：
今之学与古异，今之文古所谓辞，今之政古所谓事，今之才则古所谓佞人任人也。夫使学而本诸真知，著于实践，则发为徉，辞泽而理，施之政，政裕而密，非今之所谓文与才也。（集八一）
跋胡复半诗藁云：
古之为文，皆以德盛仁熟流于既溢之余，故虽肆笔脱口而动中音节；非特歌诗为然也，礼辞易象亦莫不然。自离骚作，而文辞之士与世之以声律为文者，傅会牵合，始与事不相俪，文人才士习焉而不之察也。（集六二）
今之文是古所谓辞，古之文基于学，“学这粹驳，则辞之险易正邪从之”。
大邑县学振文堂记历叙天地人伦以至以至孝弟谨信勤学好问之文，然后说：“圣人所谓斯文，亦曰能道云耳，而非文人之所以玩物肆情，进士之所以哗众取宠者也。”（集四十）也是在说明古人所谓文基于学行，不似今人的“玩物肆情”，“哗众取宠”之文。
不过魏了翁少时“喜记诵词章”（答朱择善书），他并不根本反对文辞，而是反对不本于学的文辞。杨少逸不欺集序云：
人之言曰：尚辞章乾乏风骨，尚气节者窘辞令。某谓不然。辞虽末伎，然根于性，命于气，发于情，止于道，非无本者能之。且孔明之忠忱，元亮之静退，不以文辞自命也，若表若辞，肆笔脱口，无复雕缋之工，人谓可配训诰雅颂，此可强而能哉？唐之辞章称韩柳元白，而柳不如韩，元不如白，则皆于大节焉观之。
苏文忠论近世辞章之浮靡，无如杨大年，而大年以文名，则以其忠清鲠亮大节可考，不以末伎为作者相望，人知苏氏为辞章之宗也，知其忠清鲠亮临死生利害而不易其守，此苏氏之所以为文也。（集五五）
可见他不反对文辞。坐忘居士房公文集序云：
古之学者，自孝弟谨信爱亲仁，先立乎其本，迨其有余力也，从事于学文。
文云者，亦非若后世哗然后（疑误）众取宠之文也；游于艺以趣博其趣，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得，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故言根于有德，而辞所以立诚，先儒所谓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盖非有意于为文也。后之人稍涉文艺，则沾沾自喜，玩心于华藻，以为天下之美尽于是，而本之则无，终于小技而已矣。（集五一）
可见他反对的是不根于实的文辞，也就是不“根于气，命于志，立于学”的文辞。
学文合一还有一种绝大的好处，就是不受老少穷达的影响。江淹才尽的故事是大家熟知的，魏了翁作浦城梦笔山房记释云：
每惟由周而上，圣贤这生鲜不百年，盖历年弥久，则德盛仁熟，故从心所欲，罔有择言，皆足以信今贻后。诗三易圣贤忧愤之所为者十六七，六艺之作，七篇之书，亦出于历聘不遇，凡皆坦明敷畅，日星拱而江河流也。圣人之心，如天之运，纯亦不已，如川之逝，不舍尽夜，虽血气盛衰所不能免，而才壮志坚，纯修弗贰，曷尝以老少为锐惰，穷达为荣悴者哉？灵均以来，文词之士兴，已有虚骄恃气之悯；魏晋而后，则直以纤文丽藻为学问之极致。方其年盛气强位亨志得，往往时以所能讠华世眩俗；岁忄舀月迈，血气随之，则不惟形诸文词衰飒不振，别建功立事，蓄缩顾畏，亦非复盛年之比。此无他，非有志以基之，有学以成之，徒以天资之美，口耳之知，才驱气驾而为之耳。（集四九）
这是魏了翁的新说，他所服膺的朱熹就不这样主张。朱子语类卷百卅九云：
“人老气衰文亦衰。欧阳公作古文，力变旧习，老来照管不到，为某诗序，又四六对偶，依上是五代文习。东坡晚年文虽健不衰，然亦疏鲁，如南安军学记，海外归作，而有弟子扬觯序点者三之语，序点是人姓名，其疏如此。”同卷又云：
“人晚年做文章如秃笔写字，全无锋锐可观。”又或曰：“人之晚年，知识却会长进。”朱熹答云：“也是后生时都定，便长进也不会在而能用心于学问底，便会长进，若不学问，只纵其客气底，亦如何会长进，日见昏了。有人后生气盛时说尽万千道理，晚年只恁地ヒ地。”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学便老而衰。”朱熹答云：“只这一句说尽了。”是朱熹的观点虽谓年老文衰，但“用心于学问底便会长进”，魏了翁从此点演绎，遂鲜明的分别文不根学的文章，才尽文弱，学文合一的文章至老不衰。他的弟子吴泳在给他的书里说：“异时选人逐客，踬于忧患，伤于感慨，耗于血气，既衰困而无精采，而侍郎（魏了翁）养熟道凝，动全志壹，作为文章，天力自到。”并且特别指出“梦笔山记捻起老去才尽一段”。
（与魏鹤山书，鹤林集卷廿八）知此不仅是他的新说，也是他的体验得力处。后来刘克庄作刘忻父诗序云：“世谓鲍照江淹晚节才尽，予独以气为有惰，而才无尽。”（刘集九四）远不及魏说切实。
○九 真德秀的理用并重说
魏了翁说和他“生同地死当同传”的是真德秀（一一七八～一二三五），问学于朱熹弟子詹体仁，因也和朱熹的意见很接近。编文章正宗，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歌四类，纲目诗歌类下引朱熹答巩仲至论诗分三等，依准选列。但编王十朋梅溪续集（题梅溪续集，集卅四），又作跋著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云：
“永嘉叶公（）之文，于近世为最。”（集卅五）知也受永嘉派影响。文章正宗纲目云：
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辑，以明理义切世用者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同治甲子刊本）
明理义是朱熹的意见，切世用是叶的意见。周敬甫晋评序云：
儒者之学有二，曰性命道德之学，曰古今世变之学，其至生也，近世顾析而为二焉。尚评世变者指要术为迂，喜谈性命者诋史学为陋，于是分朋立党之患兴，而小人乘之借以为并中庸者之术，甚可畏也。（真文忠公集，四部从刊本卷廿八）
性命道德是朱熹之学，古今世变是叶之学，真德秀说“其致一也”，知在揉合两派；以揉合两派的观点选文，也以揉合两派的观点评文。沈简斋四益集序云：“文辞末也，事来本也。......惟其以实学见实用，以实志起实切，卓然有益于世，而又闻之以君子之文，于是为可贵尔。”（集廿八）是以叶的“用”的观点赞扬沈简斋。跋欧阳四门集云：“自世之学者离道而为文，于是以文自命者，知黼黻其言，而不知金玉其行，工骚者有登墙之丑，能赋者有涤器之，而世之寡识者，反矜诧而慕望焉。曰：夫所谓学者文而已矣，华藻患不缛，何以修敕为？
笔力患不雄，何以细谨为？呜呼！倘若是，则所谓文者，特饰教之具尔，岂曰贯道之器哉！”（集卅四）是以朱熹的观点摘贬文士。
明理义切世用的文章，真德秀以为上者出于元气，次则决于气质学力。日湖文集序云：
盖圣人之文元气也，聚为日星之光耀，发为风尘之奇变，皆自然而然，非用力可至也。自是以降，则氐其资之薄厚与所蓄之浅深，不得而遁焉。故祥顺之人其言婉，峭直之人其言劲，肆者无庄语，轻躁者无确词，此气之所发者然也。
家刑名者不能折孟氏之仁义，祖权谲者不能畅子思之中庸，沈涵六艺，咀其菁华，则其形著亦不可扌，此学之所本者然也。是故致饰语言不若养其气，求工笔札不若励于学，气完而学粹，则虽崇德广业亦自此进，况其外之文乎？此人之所可用力而至也。（集廿八）
励学的意见与魏了翁相近，求气则是将道学家的“变化气质”引用于文。
○十 吴泳的理文难好华词易工说
魏了翁的弟子很多，论文有见解的止有吴泳。吴泳强调的说理文难好，华词易工。答唐伯玉书云：
文以理为主，体次之，学而无统则悖，言而无法则支。而古今文人学士见诸纪载者不知其几，而文公独取古灵先生天台孔子庙记，曾南丰宜州及筠州二学记，盖华藻之辨易工，而义理之文难好也。（鹤林集，四库珍本本卷卅一）答刘成道书云：
某近来看诗，觉得须是以三百五篇为标本，以汉苏、李、枚生、建安诸子、晋宋陶谢等诗为风骨，然后能长一格。盖词之华者易工，趣之谈者难诣。故通之每爱张文昌，只称其“学古淡”，每喜僧无本，但谓其“往往造平淡”，则词语抑扬之间，是犹未纯乎澹也。（集卅二）
前书言文，后书说诗，都指出华词易工，也就是说止有华词不够，文当以义理为主，诗当以平淡为极。如书中所举，韩愈就提倡古淡；就我们所知，苏舜软梅尧臣也提倡古淡。（详一章十二节）但吴泳所提倡的古淡，和韩愈、苏、梅不同，韩愈、苏、梅纯就风格言，呈泳则兼就意识言。吴泳所奉为“标本”的诗，就是朱熹所奉为“准则”的一等诗。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六，引列朱熹的诗三等说，释谓旨在“借物以明道”。吴泳陈侍郎文集序云：
离、文明之象也，而曰“黄离元吉”；贲、文柔之卦也，而曰“白贲无咎”。
矜词章以为富，负言语以为奇，皆文人之病也。古之人抱道含章，鸿音于窈窕，宿至味于淡泊，未尝务为炳炳良良，求以眩俗惊世。如邵诅楚，吕相绝秦，子产对晋，臧孙辰告齐，乐毅报燕，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一片议论。当其放言援笔时，曷尝有意于祈当世之知，卜后世之传哉，亦不过曰辞达而已矣。今人之为文者，略无古人舒暇之态，一字之不工，一言之不文，则日月砺，不妍不止，非惟提数寸之管，敷盈尺之纸，书其所为文，献之王公大人，而名未成，盖棺之事未定，往往编蒲锓梓，已遍满于书坊经肆矣。君子为己之学，果如是耶？（集卅六）
“宿至味于淡泊”，基于“抱道含章”，则所提倡的古淡，也是在“借物以明道”。朱子语类卷百四十云：“合义理谓之道。”然则吴泳所谓“趣淡难诣”
和“理文难好”正是兮相通，指理趣古淡，和韩愈、苏、梅的风趣古淡，并不全同。
理趣古淡是理学派的应有之义，也是江西永嘉两派的当然反响。朱子语类卷百四十云：
今江西学者，......不知穷年月做得那诗要何用？江西之诗，自山谷一变，至杨廷秀（万里）又再变，遂至于此。
吴泳沈宏甫斋瑟录序，先言宏甫“放于古而豪于诗”，“而叙者乃谓祖之以黄陈”。然后叹云：
夫三百五篇，诗之祖也；离骚十九章，诗之宗也；文选所载，自补亡而下，诗旁支别派也。今舍上世谱牒不论，而认幼子童孙为之祖，几何不坠于倒学哉？
（集卅六）
都是攻击江西派。朱熹答陈肤仲云：
科举文字固不可废，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无诚实正当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径以为新奇，最是永嘉浮伪纤巧，不美尤甚；而后生多宗师之，此是今日最大之弊。（朱集四九）吴泳张仁溥诗藁跋云：
风气日降，边幅窘窄，竞趋晚唐以为鲜好，抑又下矣。（集卅八）都是攻击永嘉派。
○十一 王柏的正气说
朱熹的三传弟子王柏（一一九七～一二七四），受学于黄干弟子何基。论文论诗都注重正气，发遣三昧序云：
文章有正义，所以载道而纪事也。古人为学，本以躬行讲论义理融会贯通，文章从胸中流出，自然典实光明，是之谓正气。后世专务辞章，雕刻纂祖，元气漓矣。间有微见义理，因得以映带点缀于言语之中，是之谓倒学。（鲁斋集，金华丛书本卷四）
跋邵矩诗云：
自诗之六义不明而后世始伤于太巧，诗益巧而正气益漓，不复有宽厚温柔之教矣。近世论作诗者须有夙根，有记魄，有吟骨，有远心，然后陶咏讽诵，即声成文，脱然颖悟。吁，美则美矣，是非所以言古人之诗也。三百篇之作，虽有了于闾巷小夫幽闺女子之口，而亦自有以得吟咏情性之正者，岂必刻苦用心于琢句炼字之工哉！（集五）
文章的正气是载道纪事，诗的正气是吟咏性之正；载道纪事与吟咏情性之正都是道学家的共同主张，不是王柏的新说。“倒学”是程子指出的，（详四章五节）“文章从胸中流出”是朱子提倡的，（详三节）都不是王柏的新说。王柏的新说止是命名“正气”。虽然同时的刘克庄作退庵集序亦云：“杂博伤正气，绘损自然。”（刘集九四）但那是偶然流露，不似王柏的郑重提出。正气止是名称，却有囊括或革替文学家的文气说的功能。王柏题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后云：
文以气为主，古有是言也；文以理为主，近世儒者尝言之。李汉曰“文者贯道之器”，以一句蔽三百年唐文之宗，而体用倒置不知也。必如周子曰“文者所以载道也”，而后精确不可易。夫道者形而上者也，气者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不可见，必有形而下者为之体焉，故气亦道也。如是之文，始有正气也。气虽正也，体各不同；体虽多端，而不害其为正气足矣。盖气不正不足以传远。学者要当以知道为先，养气为助。道苟明矣，而气不充，不过失之弱耳；苟道不明，气虽壮，亦邪而已，虚气而已，否则客气而已，不可谓载道之文也。（集五）
朱熹已经称赞载道反对贯道，可是我们看不出本质的差别（详四章四节），王柏又称赞载道反对贯道，我们仍然看不出本质的差别。大概因为贯道说倡于古文家韩愈的弟子，载道说倡于道学家大师的周子，他们认为韩愈是“倒学”，是“体用倒置”，由是遂据载道说以非贯道说，借以说明，“古人为学，本以躬行讲我理融会贯通，文章从胸中流出，自然典实光明”。就字义言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因此也没有多少新义。有新义的是“气亦道也”依据这种新义，文章便不应当依据古人──就是文学家的说法，“以气为主”；而应当依照近世儒者──就是道学家的说法，“以理为主”。这样，气便包括在道理之内，“苟道不明，气虽壮，亦邪气而已，虚气而已，否则客气而已，不可谓载道之文”。文学家的文气说便被革替了。
王柏所反对的近世作诗论出于吴泳，吴泳的东皋唱和集序云：
学诗者须是有夙根，有记魄，有吟骨，有远心，然后陶咏讽诵，即声成文，脱然颖异于众；咸无焉，则虽穷日诵五千卷，援笔书数百言，殆如跋羊上山，有盲龟入谷，终不能望其至也。（鹤林集卅六）
吴泳此说虽在诠发诗心，也在矫正雕饰。答罗嗣贤书云：“昔之圣贤，所以修身立命，体受归全，自有可尊可贵者在，而直不以文字语言为业。就文字中言之，则又当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而后为之也。”（鹤林集卅二）度郎中乡会诗跋亦云：“牵俪偶以为律，剽声病以为工，诗之下也。”（同书卅八）可是自王柏看来，仍不免“用心于琢句炼字之工”，不得“吟咏情性之正”。吴王同泊于朱熹，但呈地魏了翁，王学于何基，魏吴的文学气味较浓，何王的理学气味更重，因此吴泳所持为反雕饰的诗说，又被王析视为雕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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