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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宋三派的揉合
浙东派以温州永嘉郡四县──永嘉、瑞安、乐清、平阳为主。据周行已所作赵彦昭墓志铭，元丰作新太学，温州同游者有蒋元中、沈彬老、刘元承、刘元礼、许少伊、戴明仲、赵彦昭、张子充。（浮集七）叶题二刘文集后云：“永嘉僻远下州，见闻最晚，而九人者，乃能违志开道，蔚为之前。”（水心集廿九）
近代孙诒让跋横塘集（横塘集，永嘉丛书本卷末），仍沿用其说。惟王十朋作何提刑墓志铭云：“永嘉自元以来，士风浸盛。......至建炎绍兴间，异才辈出，往往甲于东南。”（梅溪文集，后集廿九）稍有不同。但元丰止有八年，随后就是元，疑一样的的元丰诸先生。
九先生以及其稍后的永嘉诸老的学术，渊源于北宋三派。王十朋送叶秀才序云：
吾乡谊理之学甲于东南，......后学士子群居学校，战艺场屋，笔横渠而口伊洛者，纷如也。（后集廿九）
楼钥温州进士题名序云：
河南二先生起千载之绝学以倡学者，此邦之士，渐被为多。（攻愧集五三）
周行已戴明仲墓志铭，亦特别提出“尝从洛阳程氏问学”，（浮集七）孙诒让横塘集跋更考知自蒋赵张三先生外，皆学于程门。是和道学派有渊源。邓广铭先生浙东学派探源引浙江通志云：
永嘉先辈以经鸣者，渊源皆出于（袭）原。（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十三期）
又指出周行已沈子正墓志铭，载子正永嘉人，父资使从学程颐、吕大临、龚原。
（浮集七）龚原是王安石门人，同时周行己又尝与曾巩倡和，知和经术派也有关系。四库提要谓周行己开永嘉学术之源，而导流者则推薛季宣（卷一六○，浪语集提要）。周行己寄鲁直学士云：
当今文伯眉阳苏，新词的砾垂明珠：我公江南独继步，名誉借甚传清都。......婴儿失乳投母哺，当亦饮食琼浆。（浮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卷八）薛季宣作读东坡和靖节诗（浪语集，永嘉丛书本卷八）跋东坡诗案（集六），又作专咏东坡的诗（集十二），知对议论派也颇崇依爱好。周好己上祭酒书云：“又二年读书，盖见古人文章，浩浩如涛波，纟丽如春华，于是乎而慕之。又学为古文，上希屈宋，下法韩柳。”全同于欧苏意念。但又说：“又二年读书，益见道理，于是始知圣人作书遗后世，在学而行之，非以为文也，乃知文人才士不足尚。”
（集五）又转于周程意念。薛季宣作反古诗说（集三有序），后易名诗性情说（集廿七有书后）。又作香奁集叙，称“韩为诗有情致，形容能出人意表”。
（集卅）作李长吉集序，称“他人之诗，不失之粗，则失之俗，要不可谓之诗人之诗。长吉无是病也，其轻纤丽，盖能自成一家”。（集卅）更接近辞章了。
○二 王十朋的论赞韩柳欧苏
薛季宣生绍兴四年（一一三四），卒乾道九年（一一七三），比他大二十二岁的王十朋（一一一二～一一七一），乐清人，也是永嘉派的重要人物。曾作论文说一篇，提出文章与年共进，老来每悔少作，（前集十九）并没有多少见解。
有见解的没有标题论文，如策问先引刘禹锡序柳宗元文云：“文章与时高下。”
又引苏轼记韩文公碑云：“公起布衣，谈关而麾之，天下靡然归于正。”然后发问云：
尝因二子之论而验其时与人，必刘子之言是信耶？则吐辞为经，如孟荀二子，实战国人也，战国之分裂能病天下之文，曷为不能病二子乎？必苏子之言是信耶？
则战国二儒贤过韩愈，愈能起八代之衰，而二儒乃不能起战国之病何也？我国朝四叶文章最盛，议者皆归于仁祖文德之治，与大宗伯欧阳公救弊之力；沉浸至今，文益粹美，远出乎正元元和之上，而进乎成周之郁郁矣，是果时耶人耶？二者若兼有之，与刘苏二子之说又皆不同，何也？愿与诸君辩之。（梅溪文集，四部丛刊本前集十四）
言外之意，显然时与人并重，用现在的话说来就是“时人二元论”。时人二元论是在解释文学潮流，至文学利病，他从作者的有无刚气理解。蔡羰明文集序云：
文以所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非不多，而能杰然自名于世者亡几，非文不足也，无刚气以主之也。孟子以浩然充塞天地之气，而发为七篇仁义之书，韩子以忠犯逆鳞勇叱三军之气，而发为日光玉洁表里六经之文，故孟子辟杨墨之功不在禹下，而韩子氐排异端攘斥佛老之功又不在孟子下，皆气使之然也。若二子者，非天下之至刚者欤！（后集廿七）
这受苏辙影响是很明显的，实在受道学家影响。道学家的本体论是理与气，因此也每以理与气论文。不过王十朋改为刚气，便成为他的新说，而这种新说也正是永嘉派所氤氲。北宋三派的经术议论两派都有事功的意味，都有史学的倾向。
传至永嘉，以时局及其他关系，事功与史学的意味益浓。时人二元论是史学家的通常见解，刚气是事功家的应具性格，不过王十朋移来论文，便成为他的贡献。
王十朋的另一贡献，是：韩、柳、欧、苏的并提与分辨。绍兴庚午（一一五
○）七月上氵日，读东坡大全集于会趣堂，作读苏文云：
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
不学文则已，学文而不韩、柳、欧、苏，是观诵读虽博（观字疑当在韩柳字上），著述虽多，未有不陋者也。
韩欧之文，粹然一出于正，柳与苏好奇而失之驳；至论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韩公欲推逊子厚，欧阳子欲避路放子瞻出一头地也。（前集十九）前两则是并提，后一则是分辨。分辨的还有杂说云：
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余文可以博观，而无事乎取法也。
贾谊赋过相如，杨子云不知也；柳子厚平淮西雅过韩退之，子厚自知之。子厚之文，温雅过班固；退之之文，雄健过司马子长；欧公得退之之纯粹，而乏子厚之奇；东坡驰骋过诸公，简严不及也。（前集十九）
读苏文的分辨兼及辞意，杂说的分辨专论文辞。自现在看来，这种并提与分辨，止是平庸的常识，并没有新鲜的意义。要知这就是后人承受了这种意见，而王十朋首先在若干作家中，选提出来分析比较，作为楷模，当然应标出特书。至韩柳的“指意不同”，王十朋在策问也曾详论，（前集十五）兹从省不述。还有对于诗，他不满意“学江西诗者谓苏不及黄，又言韩欧二公诗乃押韵文耳”，特作读东坡诗，（后集十四）抗辩阐扬，兹亦不述。
○三 吕祖谦的看史方法
寿春人吕祖谦（一一三七～一一八一），全祖望改编的宋元学案自为东莱学案，黄宗羲的原本则标为永嘉学案之一，引朱熹谓永嘉之学，伯恭（祖谦字）兼君举（陈傅良）同父（陈亮）之长。吕祷谦与朱侍讲（熹）书云：“所论永嘉文体一节，乃往年为学官时病痛，数年来深知其缴绕狭衲，深害心术，故每与士子语，未尝不以平正朴实为先。去夏与李仁甫议文体，政是要救此弊。”（东莱文集，金华丛书本卷三）知确为永嘉派，不过后来又趋向道学。与陈同父书云：
某窃谓若实有意为学者，自应本末并举；若有体而无用，则所谓体者，必参差卤莽无疑也。
又云：
词章古人所不废。（集五）
一面重视本末体用，一面又不废词章，所以要融合道学辞章，而归于史文。
吴了良窗集续集序云：“自元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祖谦）病其然，思融会之，故吕公之文，早葩而晚实。”（窗集卷首）一点不错。吕祖谦著史说一卷，第一条言看通鉴之法云：
昔陈莹中尝谓通鉴如药山，随取随得。然虽是药山，又须是会采；若不能采，不过博闻︹记而已。子问于列子曰：“子好游乎？”此可取以为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见治则以为治，见乱则以为乱，见一事则止别一事，何取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集十九）
只说到学问知识，没有说到史学文学，但永嘉派的史学文学本来最重学问知识，所以学问知识的方法，也就是史学文学的方法。吕祖谦编文海（就是宋文鉴），朱熹说“何补于治道于后学？”（东莱学案）恐怕正是针对吕祷谦希望有补于治道后学而发。吕祖谦太学策问云：
今日与诸君共订者，将各发身之所实然者，以求实理之所在，夫岂角词章记诵事无用之文哉？（集二）
“实理所在”的文章就是有补治道的文章，各家文集中自也不乏这种作品，但主要的还是史文，所以特提看史之法。朱熹说他“爱说史学”，（东莱学案）
诚然。
○四 陈傅良的批评经生文士
同样归依史文的还有瑞安陈傅良（一一三七～一二○三），答贾端老云：
闲居须课一书，要当自古文书始，俞年便可到春秋之末，而及通鉴可也。
又云：
示谕看过左氏传，甚善。疏问数条，只是小小事，自未是穿贯五霸之变。五霸功罪未分，则东迁之不竞，与历年多处未见着落。春秋同是圣人经世之用，要其托史见义，以五霸为据案；而左氏合诸国之史，发明经所不书，以表见其所书，因五霸之兴衰，究观王道之缺，则战国之事起，周亡而秦汉出矣。此其大略。若夫精详，非面莫究。太史公书又以接尚书春秋之统绪，而下逮秦汉，其用功略与左氏同；而不敢比拟春秋，是以变为纪傅书表耳。何当合并，共讲其指。（止斋文集，四部从刊本卷卅五）
“经世之用，要其托史见义”，是重视史文的原因，同时也是对史文的要求。
就史文而论，他更重视正史。答薛子长云：
谕方阅南北二史，尽佳，然一代沿革，附见表志者，往往不收，未免遗恨，则诸史要不可废。自荀袁二纪以来，下逮司马通鉴，大率欲视左氏。盖左氏本依经为传，纵横上下，旁行溢出，无非解剥经谊，而非自为书。今乃合太史公纪世书传，系之编年，则其间事辞葛，势必至得此遗彼。由此观之，类不如正史之悉也。（集三十六）
正史就是纪传体的史书。徐得之作左氏国纪，就编年改为国别，与纪传体相仿，陈傅良为之作序，称“学者诚得国纪伏而读之，因其类居而稽之经，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较然明矣”。（集四十）也是重视纪传体的言论。吕祖谦虽说编年纪传二体都不可废（史说），但止论读编年体的通鉴之法，弦外之音，自然是编年优于纪传。可见二人虽同重史文，但所重的史文并不同。吕祖谦的看重编年，是喜其“体统源流相承”；陈傅良的看重纪传，是恶编年的“事辞葛”，“得此遗彼”：喜恶不同，同是站在事功的观点。
吕陈二人还有一点小小的不同。朱熹说“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东莱学案）陈傅良更进而援经入史。徐得之左氏国纪序云：
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号令与其君臣相告语为一书，今书是已。被之弦歌，谓之乐章，为一书，今诗是已。有可臧焉，而官府都鄙邦国习行之，为一书，今仪礼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氏族传序，为一书，若所谓帝系书是也。
（集四十）
直然是说“六经皆史”，也就是说六经都是“圣人经世之用”，而托之以见义的。依据这种观点，自然不满意当时的经生，也不满意当时的文士。答刘公度云：
经生徇偏，何者为全？文士逐末，其本安在？（集卅八）
文章策云：
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非无文人也，不以文论人也；非无文法也，不以文为法也。是故文非古人所急也。古者道德同而风俗一，天下未尝惟文之尚也，学校进士无文教也，乡党选士无文科也，朝廷爵士无文品也。士之有文，皆涵养之素，而谈笑之发，蹈履之熟，而议论之及，非有意也。是故虽其所出，而非其所为；虽其所有，而非其所知。文之在天下，郁郁矣。
又云：
道盛则文俱盛，文盛则道始衰矣。射策之晁错，不如木强之申屠；谈经之公孙，不如戆愚之汲黯。自汉以来，甚矣文之日盛，而士之俗日漓，人才之日乏，而国家之日不理也；华藻之厚，而忠信之薄也；词辨之工，而事业之隔也；学问之该，而器识之浅也。吾不意夫文之为天下患如此也！汉之文，杨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耻之；唐之文，韩愈其尤，谀墓之诮，在当世固不兑。鸣呼，他何望哉？（集附录）
条刘公度书自然是经生文士同样非斥，文章策好象止非文士，但举例及于谈经之公孙，则经生亦在非斥之例。南宋的经生大半是道学家，文士当然是辞章家，反对经生文士就是反对道学家和辞章家。
不过他反对道学家，可也接受了道学家的意见。如说：“道盛则文俱盛，文盛则道始衰矣。”所不同者，道学家的道指心性而言，他同重在理国材能与事业器识。他反对辞章家，也接受了辞章家的意见。如答丁子齐，劝他“磨龙乎事业，奋发乎文章”。并且说：“古之大人，未有不兼通此而后可以应天下之故者。”
（集卅六）不同者，辞章家专重文章，他则要植基于“磨龙事业”。
○五 陈亮的文章责任说
浙东派的另一主力是永康，永康的领袖人物是陈亮，黄宗羲特撰永康学案（全祖望改为龙川学案），但朱熹则一样视为永嘉之学。陈亮送吴允成运干序云：
往三十年时，亮初有识知，犹记为士者必以文章行义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书判自显，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自道德性命这说一兴，......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者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龙川文集，《四部备要》本卷十五）
这显然是攻击道学，提倡辞章。所以他的文学意见较周、薛、吕、陈都丰硕。
有人认为当时的文章，尤其是科举文，纵弛浮浅，应改变文格。陈亮作变文法云：
古人重变法，而变文尤非变法所当先也。
这就是说法是不好轻易改变的，而变文更要在变法之后。从理论上言之：
天下之士，岂不欲自为文哉？举天下之文，而皆指其不然，则人各有心，未必以吾言为然也。然不然之言，交发并至，而论者始纷纷矣。纷纷之论既兴，则一人之力，决不能胜众多之口。此古人所以重变法，而尤重于变文也。可见改变文格，不是一二人的力量所能奏效。从例证上言之：
夫之弊之极，自古岂有俞于五代之际哉？卑陋萎弱，其可厌甚矣。艺祖一兴，而恢廓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气，而科举之文，一切听其所自为，有司以一时尺度律而取之，未尝变其格也。其后柳仲涂以当世大儒，从事古学，卒不能麾天下以从己。及杨大年刘子仪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则天下靡然从之，谓之昆体。穆修张景专以古文相高，而不为骈俪之语，则亦不过与苏子美兄弟唱和于寂寞之滨而已。故天圣间，朝廷盖知厌之，而天下之士，亦终未能从也。
其后欧阳公与尹师鲁之徒，古学既盛，祖宗之涵养天下，至是盖七八十年矣。故庆历间，天子慨然下诏书，风厉学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丕变，以称上意。
于是胡翼之、孙复、石介以经术来居太学，而李泰伯梅尧臣辈又以文墨议论游泳于其中，而士始得师矣。当是时，泞交未有课试之法也，士之来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学之盛，盖极于此矣。乘士气方盛之际，虽取三代两汉之文，立为科举取士之格，奚患其不从？此则变文之时矣，艺祖固已遂知其如此矣。然当时诸公，变其体而不变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经术，学校课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略，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间而行说于熙宁也。
可见必须法变而后文格始变。现在的文格，纵弛浮浅，“议者思所以变之，其意非不美矣，而其事则艺祖之所难，而嘉之所及也。三年课试之文，四方场屋之所系，此岂可一朝而变乎？”那末怎样办呢？陈亮续云：
昔庆历有朝翼之学法，熙宁有王文公学法，元有程正叔学法，今当请诸朝廷，参取而用之，不专于月书季考，以作成大学之士，以为四方之表仪，则祖宗之旧可以惭复，岂必遽变其文格以惊动之哉？（集十一）
这是因为陈亮是事功家，很自重政治，也很看重历史，由是对于纵驰浮浅的文章，主张请诸朝延，积极诱导，不必消极变革；至欲以一二人的力理改变文格，他认为绝对的无济于事。他不附合议者的改变文格，并不是赞成当时的纵驰浮浅的文章，特别是科举的骈丽之文，尤为卑薄。有吴叔异者，以自己作骈丽之文赠陈亮，陈亮复书云：
亮闻古人之于文也，犹其为仕也，仕将以行其道也，文将以载其道也。道不在我，则虽仕何为？虽有文，当与利口者争长耳。韩通之原道，无愧于孟荀，而格不免以文为本，故程氏以为倒学，况其止于驰聘语言者，固君子所不道，虽终日哓哓，欲以陵乐一世，有识者固亻免首而笑之耳，岂肯与之辩论是非哉？君子不成人恶，岂愿其至此？然而彼既不可晓，虽与之辩论，如水投石，而又甚焉。
何者？水投石，不入而止尔；人之难晓，必且取辱，是以君了不为也。（集廿一）
喜笑怒骂，一至于此，则对于骈俪文当然是极端非。非骈俪文，相反的便称赞古文。他就欧阳修的文中选出一百三十篇，题名欧阳文粹，作书后云：
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尤世者也，虽片言半简，犹宜存而弗削，顾犹有所去取于其间，毋乃诵公之文，而不知其旨，取于犯是不韪而不疑也！初天圣明道之间，......其文犹袭五代之卑陋，中经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学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独有愧于古。天子慨然下诒书，以古道饬天下之学者，而公之文盛极矣。公于是时，独以先王之法度未尽施于今，以为大阙。其策学者之辞，殷勤切至，间以古今繁简浅深之宜，与夫周礼之可行与不可行。而一时习见百年之治，若无所事乎此乾，使公之志弗克遂伸。......迄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于世，然其间可胜哉！二圣相承，上十余年，天下之治，大略举之文，犹未还嘉之盛，盖非独学者不在圣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旧，而况上论三代？始以分之文，学者虽私诵心之，而未以为急地。故予参掇其通于时文者，以与朋友共之。由是而不止，则不独尽究公之文，而三代两汉之书，盖将自求之而不可御矣。先王之法度犹将望之，而况于文乎？则其犯则不韪，得罪于世之君子而不辞也。虽然，公文之雍容典雅，纟于余宽平，读之蔼然，足以得祖宗政治之盛，其关世教，岂不大哉？（集十六）一则说欧阳修的文章，“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再则说欧阳修的志业，“独以先王之法度，未尽施于今”。
三则说读文瞳以得祖宗政洁之盛。“称颂揄所，都归本于政教事功，可见他是以政教事功的观点评赞欧文，以政教事功的责任托于文章。
以政教事功的责任托于文章，最有厚望的是论，陈亮书作论法后云：
大凡词不必作好语言，意与理胜则自然超众。故大手之文，不为诡异之体，而自然宏高；不为险怪之辞，而自然典丽；奇寓于纯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内。
不善学文者，不求高于理与意，而务求于文彩词句之间，则亦陋矣。故杜牧之云：
“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昔黄山谷去：
“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一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拨萃。”
（集卷十六）并没有说出作论法的是何人，可能就是陈亮自己。俞成萤雪从说亦引列陈亮论作文之不（稗海本卷上），知他对作文作论的方法，颇重视，也有研究。
六叶的教事说比陈亮更攻道学，更趋向辞章的是叶（一一五○～一一二三），永嘉人，不止是永嘉集大成者，也是浙东派的集大成者，特别是关于文学方面。吴明辅问“道学名实真伪”，叶答书引列诗书两经，谓“皆以学致道，而不以道致学”。
又云：
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举天下之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故云尔。其本稍差，其末大弊矣。（水心文集，四部从刊本卷廿七）这是攻击道学。罗袁州文集序云：
夫文如珠玉焉，人之所挟以自贵重也。蔚豹之泽必雾隐，孔鸾之舞必日中，快读而疾愈，争傅而纸贵，鸟有轻溷瓦石，芒芒不决耶？（集十二）
这是趋重辞章。陈亮已将政教事功的责任托于文章，但鲜明的说文章应以政教事或不职志的是叶。赠薛子长云：
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盆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盆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盆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盆也。（集廿九）
文章以教事为职志，诗也要矩于教。跋刘克逊诗云：
自有生人，而能方之类，诗其首矣。古今之体不同，其诗一也。孙了／诲人诗无庸自作，必取中于古，畏其志之流，不矩于教也。后人诗必自作，作必奇妙殊众，使忧其材之鄙，不矩于教也。水为沅湘，不以清，必达于海。玉为璋，不青以子，必荐于郊庙。二君（克庄克）知此，则诗虽极工，而教自行，上规父祖，下率诸季，德艺成，而家盆大矣。（集廿九）
“关教事”的诗文要基于理，因此陈亮说作论要理胜，叶更说文章当以义理为主。周南仲文集后序云：
夫文者言之衍也。古人约义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尔。其后俗盆下，用盆浅，凡随事逐物，小为科举，大为典册，虽刻损华，然往往存义理之外矣，岂所谓文也？君子于此寄焉则不足以训德，学者于此习焉则足以害正，力且尽而言不立，去古人不愈远乎？（集十二）
又于习学记言赞吕祖谦文鉴云：
按上世以道为治，而文出于其中。战国至秦，道统放灭，自无可词。后世可词惟汉唐。然既不知以道为治，当时见于文者，往往论杂乖戾，各瓷私情，极其所到，便为雄长，类次者复不能归一，以为文正当尔，华忘实，巧伤正，荡流不反，于义理愈害而治道愈远矣。此书刊落浩禳，百存一二：苟其义无所才，虽甚文不录；或于事有所该，虽质不废；钜家鸿笔，以浮浅受黜；稀名短句，以幽远见收。合而论之，大抵欲约一代治体归之于道，而不以区区虚文为主。（敬乡楼丛书本卷四七）
表面看来，曰“道”，曰“义理”，好象同于道学家，但道的标准是义有所考，事有所该，所重在“用”，和道学家的所重在“体”，大相迳庭。
○七 文肆诗切说
教事是诗文的内容，至形式，叶适主张文肆诗切。观文殿学士知枢密院事陈公文集序云：
经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通。（集十二）
“文欲肆”，所以反对拘限四六。秦议中的宏词一篇云：
若乃四六对偶，铭檄赞颂，循沿汉末，以及宋齐，此真两汉刀笔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谓之奇文绝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于朝廷，何哉？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其人未尝知义也，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操纸援笔以为比偶之诩，又未尝取成于心，而本其源流于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显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集三）
依据这种观点，古代的文章是称赞建安，宋代的文章最称赞元，当代的文章最称赞陈亮。题陈寿老文集后云：
建安中，徐、陈、应、刘，争饰词藻，见称于时，识者谓两京余泽，由七子尚存。自后文体变落，虽工愈下，虽丽愈靡，古道不复庶几，遂数百年。元初，黄、秦、晁、张，各擅毫墨，待价而显，许之者以为古人大全，赖数君复见。及夫纷纭于绍述，埋没于播迁，异等不越宏词，高第仅及科举，前代遗文风流泯绝，又百有余年矣。（集二十九）
龙川集序云：
同甫（陈亮）既修皇帝王霸之学，上下二千余年，考其合散，发其秘藏，见圣贤之精微，常流行于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开物成务。其说皆今人所未讲，朱公元晦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集十二）
又作书后，说陈亮的文章：“海涵泽聚，天霁风止，无狂浪暴流，面回旋起γ，萦映妙巧，极天下之奇险。”（集廿九）大概陈亮是他的同调学侣，黄、秦、晁、张是他们所从出。陈亮三国纪年论建安七子云：“汉兴，文章浑厚典雅，最为近古，武昭以后衰矣。......至若建安七子之风概似矣。”（陈集十二）和叶的论调正是兮蛮相通。
“文欲肆”，不可“以对偶亲切相夸”；诗欲精，不可“漫广莫”。徐斯远文集序云：
庆历嘉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派章焉。然而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浅深，材有大小，以夫漫广莫，徒枵然从之，而不足以充其所求，曾不如ㄕ鸣吻决，出豪芒之奇，可以运转而无极也。故近岁学者已复稍趋于唐，而有获焉。（集十二）这是反对漫广莫。徐道晖墓志铭云：
盖魏晋名家多发兴高远之言，少验物切近之实。及沈约谢永明体出，士争效之，初犹甚艰，或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束字十余，五色彰施，而律吕相命，岂易工哉？故善为是者，取成于心，寄妍于物，融会一法，涵受万象，苓桔梗，时而为帝（帝字原毁，据永嘉丛书本补），无不按节赴之，君尊臣卑，宾顺主穆，如丸投区，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厌之者，谓其纤碎而害道，淫肆而乱雅，至于廷设九奏，广袖大舞，而反对浮响凝固商，布缕缪绥绣，则失其所以为诗矣。然则发今人未悟之机，四百年已废之学，使后复言唐诗者自君始，不亦词人墨卿之一快也！（集十七）
题刘潜夫南岳诗藁云：
往岁徐道晖诸人，摆落近世诗律，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夸所未有，皆自号四灵云。于时刘潜夫年甚少，刻琢精丽，语特惊俗，不甘为雁行比也。今四灵丧其三矣，冢钜沦没，纷唱迭吟，无复第叙。而潜夫思益新，句愈工，涉历老练，布置阔远，建大将旗鼓，非子孰当？昔谢显道谓陶治尘思，模写物态，曾不如颜谢徐庾留连光景之诗。此论既行，而诗因以废矣。悲夫！潜夫以谢公所薄者自鉴，而进于古人，不已参雅颂，轶风骚可也，保必四灵哉？（集廿九）
前者赞奖四灵，后者又说“何必四灵”，抑扬不同，同是提倡精切。有刘子至者，致书叶适，鼓吹“天机自动，天籁自鸣，不待周琢”，而至“浑脱圆成”
地位。叶适答书云：“子至得从来下功深之力，方有今日，第其间尚有短乏未坚等，滓垢未明净者，以下功犹未深也。若便要放下，随语成章，则必有退落，反不逮周刻把持者矣，切须审详。”（集廿七）也是反对漫，提倡精切。
○八 楼钥的和平正直说
永嘉永康以外的鄞人楼钥（一一三七～一二一三），宋元学案列晦翁私淑，但引袁容延四明志，永嘉王和叔丹亦尝以经世之学授之。又冯云濠引行状，官永嘉时，闻薛季宣深于兵略，屡请问焉。（宋元学案七十九，邱刘诸儒学案）
据不知不止籍隶浙东，学问的渊源也出于浙东一派，虽然也私淑朱熹。他的攻鬼集有答朱晦庵书，自称“尚庶几在弟子之列”。（集六十六）但祭薛寺正（季宣）也说，“尝登公之门。”祭吕太史（祖谦）也说，“登公之门，尝闻余论之一二。”（并集八十三）是对朱熹止是私淑，对薛季宣吕祖谦才是亲炙，祭薛文特别标出“施之政事，著之文章”，也正是浙东派的意念。答綦君（更生）
论文云：
来书谓长江东流不见其怪，瞿唐氵艳之所迫束而后有动心骇目之观，诚是也；然岂水之性也哉？水之性本平，彼遇风而纹，遇壑而奔，浙江之涛，蜀川之险，皆非有意于奇变，所谓湛然而平者固自若也。氵艳之立中流，或谓其乃所以为平，此言尤有深致。故乐之未亡也，与天地同和，可以感发人之良心；而其既亡也，史纪其精者，谓能使人叹息忄妻怆至泣下г襟者，然后可以为声之妙，曾不知哀以思者乃亡国之音，所谓安以乐者何在耶？清庙之瑟，一唱而三叹，其亦异于后世之乐矣。妄意论文者，当以是求之，不必惑于奇，而先求其平。以水喻文似本于苏洵的仲兄字文甫说，（详六章三节）历险求平似本于张耒的答李推官书，（详六章八节）这更可知他和“护苏氏尤力”的吕祖谦关系尤深，所以宗仰相同。不过张耒的企响是“不求奇而奇至”，楼钥手企响是“不必惑于奇而先求其平”，意念并不一致。苏轼与鲁直云：“凡人文字，务使平和，至足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东坡续集卷四）楼钥的意见似与相近，但也不全同。
一则苏轼视奇怪为“至足余溢”，楼钥视奇怪为诗文之病。二则苏轼求之文字，楼钥索之心平气和。答綦君论文书又云：
唐三百年，文章三变而后定，以其归于平也。而柳子厚之称韩文公乃曰文益奇，文公亦自谓怪怪奇奇，二公岂不知此，盖在流俗中以为奇，而其实则文之正体也。宋景文公知之矣，谓其粹然一出于正。至未免耶？典谟训诰无一语之奇，无一字这异，何其浑然天成如此！文人欲高一世，或挟战国策士之气以作新之，诚可以倾骇观听，要必有太过处。呜呼，如伊川先生之易传，范太史之唐鉴，心平气和，理正词直，然后为文之正体，可以追配古作，而遽读之者未必深喜，波平水静，过者以为无奇，必见高崖悬瀑而后快。韩文公之非无奇处，正如长江数千里，奇险时一间见，皆有触而后发；使所在而然，则为物之害多矣。故古文之感人如清庙之瑟。若孟郊贾岛之时穷而益工者，悲忧憔悴之言，虽能感切，不近于哀以思乎！（攻愧集，四部丛刊本卷六六）
北海先生文集序亦云：
夫唐文三变，宋之文亦几变矣，止论骈俪之体，亦复屡变。作者争名，恐无以大相过，则又习为长句，全引古语，以为奇倔，反累正气；况本以文从字顺，便于宣读，而一联或至数十言者，识者不以为善也。（集五一）
这又象是本于王各的反难尚易，但也不尽同；王禹是在提倡易道易晓，（详一章五节）楼钥是在提倡“心平气和，理正词直”。易道易晓纯是修辞问题，“心平气和，理正词直”则与持身立言有关。答杜仲高（旃）书云：
杜之诗，韩之文，如王右军之书，皆古今一人而已。近世士大夫水墨积习之工类不甚至，唐人多能书，欧虞褚薛是其尤颖异者，疲精竭神，各自名家，终不足以望右军阃域，若诗与文可以力取而强进之耶？诋之为村夫子者，固自难言。
然王荆公以为与元气侔，盖极言诗诗之高致，若曰“所以拜公象，再拜涕泗流”，正为茅屋为秋风所破，叹一诗用意之大。东坡谓“自是稷契等辈口中语”，正谓其语似稷契辈尔。参造化之妙，别是一种肺肝，兼体众体，间见层出，不可端倪，忠义感慨，忧世愤激，一饭不忘君，此其所以为诗人冠冕。后人著意形似，亦有可杂之诗中而不可辨者，至其奔逸绝尘，虽诸名公，恐未免瞠乎若后。此难与不知者道也。（集六六）
也是在就杜诗的能成为“古今一人”，说明不在“著意形似”，而在有“忠义感慨，忧世愤激”的“一种肺肝”。换言之，也是在修身立言。“著意形似”
的模杜诗的是江西诗派，此言可能是针对江西诗派而发，浙东派本来是反对江西诗派的。至归重修身立言，无疑的与私淑朱熹亲炙薛吕有关。吕祖谦曾注唐鉴，并就原本十二卷扩编为二十四卷，当然推许爱好。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载一日说作文云：“不必著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伊川晚年文字如易传，直是盛得水住。”可见他的称赞易传唐鉴，也大概是接受的朱吕的意见。
○九 四灵的论诗碎唾
叶赞许的四灵──徐照、翁卷、徐玑、赵师秀。徐照字道晖，一字灵晖，翁卷字续古，一字灵舒，徐玑字致中，号灵渊，赵师秀字紫芝，号灵秀，皆永嘉人。他们刻镂诗律，却没有著为诗论，零咳碎唾，一见于叶重任玑墓志铭，引徐玑与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
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出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漫面无禁，岂能明家哉？（水心文集廿一）
二见于刘克庄野谷集序，引赵紫芝论五言律体曰：
一篇幸止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后村大全集九四）
三见于韦居安梅间诗话，引杜小山问句法于赵紫芝，赵答云：
能饱契梅花数斗，胸次玲珑，自能作诗。
片片断断，见不出具体的意见，但重锤炼，反漫，总可借窥一二。
○十 陈耆卿吴子良的文字三要
车若水脚气集引王象祖云：“水心持作者之权，一时门人孰为升堂，孰为入室，晚得陈窗而授之柄。”是叶的文学传于陈窗，名耆卿，临海人。上楼内翰书云：“窃以文于天地间，为物最钜．”（窗集，四库珍本本卷五）但自序窗集却云：“今而后当涵浸乎义理之学；词章之习，不惟不敢，亦不暇。”
（集首）徨却顾，没有铸成坚定的意见。铸成坚定的意见的倒是门人吴子良。
吴子良亦临临海人，十六从学陈耆卿，廿四又从学叶（窗集续集序）。跋陈耆卿窗集云：
为文大要有三，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窗先生控周程之旨趣，贯欧曾之脉络，非徒工于文者也。（窗集末）
序窗集续集云：
文有统绪，有气脉。统绪植于正，而绵延枝派旁出者无与也；气脉培之厚，而盛大华藻外饰者无与也。......宋南渡之文，以吕，叶倡，接之者，寿老（耆卿）
其徒也。......不幸吕公不及见，而叶公晚见之，惊诧起立，为序其所著论孟纪蒙若干卷，窗初集若干卷，以为学游谢而文晁张也。（窗集卷首）三要之说，又见于所作林下偶谈卷二，知是他的坚定的意见。理是周、程、游、谢的义理，法是欧、曾、晁、张的脉络，气是宋人的常谈，所以这种意见正是得之陈耆卿，而陈耆卿又得这吕祖谦、叶。（参三节，六节）林下偶谈引叶、陈的言论最多，也可为旁证。
基于三要的意见，自然不会赞成刻镂精奇。偶谈卷二云：
文虽奇，不可损正气；文虽工，不可掩素质。（宝颜堂秘笈本）因此颇菲薄四灵，偶谈卷四云：
水心之门，赵师秀紫芝、徐照道晖、玑致中、翁卷灵舒，工为唐律，专以贾岛、姚合、刘得仁为法，其徒尊为四灵，翕然亻效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广纳后辈，颇加称奖，其详见徐道晖墓志，而末乃云：“尚以年不及乎开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盖虽不没其所长，而亦终不满也。
又引叶王木叔诗序云：
木叔不喜唐诗，闻者皆以为疑。夫争妍斗巧，极外物之意态，唐人所长也；及要其终，不足以定共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评，其可忽诸。又引跋刘潜夫诗卷，（见七节）并据加案语云：
此跋既出，为唐律者颇怨，而后人不知，反以为水心崇尚晚唐者，误也。水心称当时诗人可以独步者，李季章赵蹈中耳。近时学者歆艳四灵，剽窃模仿，愈陋愈下，可叹也哉！
作叶为说诠释，可以说是非参半：叶的主要思想是不赞成江西末流的漫广莫，希望矫以精切，而四灵的规模晚唐，恰与相合，所以“颇加称奖”。但叶还要诗“矩于教”，四灵则止是流连光景，所以又告诉作诗者，“参雅颂，轶风骚”，“何必四灵”？这可见叶有褒有贬，而吴子良则释为全然讥斥；这是吴子良的意旨，不是叶的意旨。偶谈卷三云：“大序云，亡国之音哀以思。退之论魏晋以降以文鸣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
近世诗人争效唐律，就其工者论之，即退之所谓魏晋以降者也，而况其不能工者乎？”世是在讥斥诗人的争效唐律，那末首效唐律的四灵当在讥贬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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