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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体二义
中国所谓文体，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是体派之体，指文学的格（风格）而言，如元和体、西昆体、李长吉体、李义山体，......皆是也。一是体类之体，指文学的类别而言，如诗体、赋体、论体、序体，......皆是也。曹丕《典论·论文》云：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是指体派而言。又云：
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文选卷五十二）。
所谓“非一体”者何？论文又云：
夫文本同而未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者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则又指体类而言。在曹丕看来，四科的体类不同，所以“能之者偏也”。但“能之者偏”的缘故，不由于学习各异，而由于体气有别。所以体类与体派，在习作上，有密切的联带关系。
曹丕以后的文体论，群趋于体类的研究，研究体派者很少。惟张融门律自序云：
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有其体。......吾之文章，体亦何异，何尝颠温凉而错寒暑，综哀乐而横歌哭哉？政以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
然其传音振逸，鸣节竦韵，或当未极，亦已极其所矣。汝若别得体者，吾不拘也。
（南齐书本传）又戒子云：
吾文体英绝，变而屡奇，既不能远至汉魏，故无取嗟晋宋。（同前）其所谓文体，当然是就风格的体派而言。此外，如梁武帝萧衍手敕答沈众云：“卿文体翩翩，可谓无{夭小}尔祖。”（陈书卷十八沈众传，众祖为沈约）梁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云：“比见京师文休，懦钝殊常。”（详一章八节）萧子显自序云：
“鸿序一作，体兼众制。”（梁书卷三十五萧子显传）江淹杂体诗序云：“魏制晋造，固亦二体。”（文选卷三十一杂体诗注）其所谓文体，也都是就体派而言。
梁武帝、简文帝、萧子显和江淹，都只提到体派的文体，没有对体派的文体加以分析。张融好象略加分析，但也不过是说文章没有固定的常体，所以劝他的儿子（门律自序也是在戒子）不要“使耳为心师”，效法他的文体；“汝若别得文体者，吾不拘也”。对体派的文体加以精密的分析者，还要推论文专家的刘勰。他的文心雕龙体性篇云：
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
远奥者，馥采典文，经理元宗者也。精约者，字省句，剖析毫其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趋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典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至所以铸成不同的八体者，他的意见和曹丕相仿，也以为由于体气的关系。
体性篇续云：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ㄈ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携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实则文学的体派──就是风格──的完成，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
主观的原因之最大者，就是作者的体气；由不同的体气，铸成不同的性格，由不同的性格，表现为不同的作风。但体气以外，还与习作有关。如一时有一时的作风，一派有一派的作风，就是由于各时各派的习作不同。这都是主观的原因。主观的表现，往往由于客观的感召与需求。感召就是社会的刺激；由社会刺激可以使文学作风，得到一种启示。需求就是时代风尚；由时代风尚，可以使文学作风得到一种助力。如战前的幽默文学的盛行，就是由于社会的刺激使然，而一时读者的爱好，也是助成作家的大量生产的原因。所以曹丕和刘勰的解说并不错误，止是未免太重主观的体气罢了。
○二 魏晋以前的文体论
魏晋六朝的休派的文体论，略如上述；此下述体类的文体论。体类的文体论，后汉已有人论述。以今所知，安帝永宁（一二○）中，有陈忠论诏令文云：
古者帝王有所号令，言必弘雅，辞必温丽，垂于后世，列于典经。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从周室之郁郁。（《后汉书·周荣传》）
至汉末的蔡邕，在他的独断里，分天子令群臣之文为四类：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策书，策者简也。礼曰：“不满百丈，不书于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其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书诔谥其行而赐之，如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加上策，而隶书以尺一本两行，唯此为异者也。
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三公、赦令、牍令之属是也。剌史太守相劾奏申，下上迁书，文亦如之。其征为九卿，若迁京师近臣，则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无姓。凡制书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惟赦令、牍令、召三公诣朝堂受制书，司徒印封，露布不州郡。
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诏书。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
亦曰诏。
戒书，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也。
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远矣。
群臣上天子之文也分为四类：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
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
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云“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有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也。
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诣尚书通者也。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别者言姓，章曰报闻，公卿使谒者将大夫以下，至吏民，尚书左丞奏闻报可，表文报已奏如书。
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皂囊盛。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议者曰驳议。驳议曰：“某官某甲议以为如是”，下言“臣愚戆议异”；其非驳议，不言“议异”；其合于上意者，文报曰“某官某甲议可”。
（四部备要本蔡中郎集外集卷四）
陈忠所提示的是诏令文的文章，蔡邕所提示的是诏令文及奏议文的规程，也就是方法。章学诚谓文章出于纵横家（引见二篇二章一节）。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和后世的奏议书牍的性质相近。所以早期的文章，除了史传文以外，要以互相告语的诏令、奏议和书牍为最多。（此就成篇幅的文章而言，至未成篇幅的散文，则最早者为占卜文字。）王充论衡超奇篇云：“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
文人如此，所作的文章可知。因此东汉的文体论只论及诏令文和奏议文。
至韵文方面，除了诗颂辞赋以外，要以铭诔为最早，所以论铭诔的论文，也较论其他韵文的论文在先。蔡邕作有铭论一篇云：
春秋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昔肃慎纲贡，铭之苦矢：所谓“天子令德”者也。黄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盘于之诫，殷汤有甘誓之勒，鼎有丕显之铭。武王践阼，咨于大师，而作席机楹杖杂铭十有八章。周庙金人，缄口书背，铭之以慎言，亦所以劝进人主，勖于令德者也。昔召公作诰，先王赐联鼎，出于武当曾水。吕尚作周大师，而封于齐，其功铭于昆吾之治。汉获齐侯宝樽于槐里，获宝鼎于美阳。仲山甫有补哀阙式百辟之功。周礼大司勋，凡有大功者铭之太常：所谓“诸侯言时计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兹益恭，而莫侮其国；卫孔悝之父庄叔，随难汉阳，左右献公，卫国赖之，皆铭于鼎。晋魏颗获秦杜回于辅氏，铭功于景钟：所谓“大夫称伐”者也。钟鼎礼乐之器，昭德纪功，以示子孙。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庙两阶之间。
近世以来，咸铭之于碑。德非此族，不在铭典。
蔡邕的论铭，和他的述昭令奏议相仿，彼述诏令奏议的规程，此论铭的制度。
创作方法及文章价值，都未曾论及。虽然规程制度，也有关于创作方法。
○三 桓范的各体文学方法论
至魏晋六朝的文体论，始进到多方面的研究讨论。最早的当然是曹丕的四科说。他不惟{隐木}括古今文学，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而且论及四科的体性。曹丕以后的恒范，更很详明的阐说各体的文学方法。隋书经籍志法家，载所作世要论十二卷，今存于群书治要卷四十七者十有四篇（避唐太宗讳作政要论），关于论文体的有序作、赞象、铭诔三篇。序作篇云：
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原校贱疑姓）废灭，不可胜记，惟篇（原校篇疑笃）论ㄈ傥之人，为不朽耳。夫奋名于百代之前，而流誉于千载之后，以其览之者益，闻之者有觉故也。岂徒转相放效，名作书论，浮辞谈说，而无损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体，而务溢之言，不存有益之义，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恶其伤义也。故夫小辩破道，狂简之徒，斐然成文，皆圣人之所疾矣。赞象篇云：
人赞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动德，思咏政惠，此盖诗颂之末流矣。......若言不足纪，事不足述，虚而为盈，亡而为有，此圣人之所疾，庶几之所耻也。铭诔篇云：
夫渝世富贵，乘时要世，爵以赂至，官以贿成。......此乃绳墨之所加，流放之所弃。而门生故吏，合集财货，刊石纪功，称述动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远追豹产，近逾黄邵，势重者称赞，财富者文丽。后人相踵，称以为义。外若赞善，内为已发，上下相效，竞以为荣，其流之弊，乃至于此，欺曜当时，疑误后世，罪莫大焉。（连筠{移}丛书本）
所言确是曹丕文体说的最好的注脚。彼简此详，合而观之，可以看出文体总之历史的演进。不惟此也，观此，也可借以窥察曹丕的文体说的历史的渊源。这里所言著作书论的旨趣与方法，显然是曹丕“书论宜理”的扩大，而其所谓“阐弘大道，述明圣教”云云，又显然是承受了汉代的所谓“学”与“文学”的观念。
那末曹丕所谓“书论宜理”，也是受了汉代的“学”与“文学”观念的影响；而所谓“诗赋欲丽”，则是受了汉代的“文”与“文章”“辞赋”观念的影响。
此外，桓范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文体的历史因素。譬如他说赞象不当“虚而为盈，亡而为是”是因为赞象“昭述勋德，思咏政惠，此盖诗颂之末流。”稍后的挚虞文章流别志论，专从文体的历史立论，未必没有受了桓范的影响。
○四 傅玄的“七”论及连珠论
傅玄（二一七～二七八）对“七”及连珠，有所探讨，虽非总论文体，但是论一种文体。萧统的文选，以“七”为一体，后之论者，每不谓然。本来枚乘的七发是“说七事以启发太子”（文选注），“七”是“发”的限制词，不是文体的名称；其所用的文体是辞赋。但后来仿效的作品很多，也都冠一“七”字，由是附庸蔚为大国，居然成了赋体的一种；无以名之，也止好名为“七”了。傅玄的七谟序云：
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る、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之篇。于是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泛。马作七厉，张超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导幽滞，或以黜瑰而托风咏，扬辉播烈垂于后世者，凡十有余篇。自大魏英贤迭作，有陈王七启、王氏七释、杨氏七训、刘氏七华、从父侍中七诲，并附前而貌后，扬清风于儒林，亦数篇焉。世之贤明，多称七激工，余以为未尽善也。七辨似也，非张氏至思，比之七激，未为劣也。七释佥曰妙哉，吾无间矣。若七依之卓跞一致，七辨之缠绵精巧，七启之奔逸壮丽，七释之情密闲理，亦近代之所希也。（全晋文卷四十六）
前于傅玄者，曹植有七启序云：“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辨，崔る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文选卷三十四）但不及傅玄的详赡。
傅玄也没有论到“七”的体制，──本来“七”的体制也不值一论──然对历代的作品，总算是概括的批评了。
“七”是赋体之一，“连珠”是独立的文体。傅玄的连珠序云：
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而蔡邕张华之徒又广焉。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班固喻美辞壮，文章弘丽，最得其体。蔡邕似论，言质而辞碎，然其旨笃矣。贾逵儒而不艳，傅毅文而不典。（全晋文卷四十六）
傅玄后论连珠者有沈约作注制旨连珠表云：
窃闻连珠之作，始自子云，放易象论，动模经诰，班固谓之命世，桓谭以为绝伦。连珠者，盖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全梁文卷二十七）
连珠的起源，傅玄以为“兴于汉章帝之世”，沈约以为“始自子云”，按刘勰文心雕龙杂文篇云：“杨雄启为连珠”，任文章缘起亦称连珠杨雄作，现在还存有杨雄连珠二篇，知沈说是，傅说误。北史李先传云：“魏帝召先读韩子连珠二十二篇”，由是杨慎丹铅总录云：“连珠之体，兆于韩非。”但韩非子中并没有连珠二十二篇。日人儿岛献吉郎谓指内外储说（孙亻良工译中国韵文通论中卷页十一），但内外储说并没有连珠的异名。所以连珠的起源，大概是“始自子云”。
至连珠的名称及体制，则傅沈所说辞异旨同，无庸诠释了。
○五 陆机的十分法
曹丕只将文学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桓范也只论到序作、赞象、铭诔三种（或者不止此三种，但现在看不见了）。到陆机（二六一～三○三）的文赋，便进而分为十类，而且论到了十类文学的性质。他说：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到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文选卷十七）
虞书说“诗言志”其所谓志并未说明为道之志抑情之志，晚周两汉则予以道的解释。赋本来是晚周南方民族的缘情的唯美的文学，到汉朝也给它涂上一层“讽”或“劝”的功用色彩。曹丕说“诗赋欲丽”，已经逐渐转变了；这里更乾脆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完全恢复到缘情的唯美的道上了。曹丕说“铭诔尚实”，桓范更极言尚实的论证；这里却是说“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桓范说赞象是“诗颂之未流”，所以不应当“虚实为盈，亡而为有”；这里却不管虚盈有亡的问题，而只就文论文，谓“颂优游以彬蔚”：凡此皆足以看出文学观念的转变，皆足以证明两汉不是纯文学的时代，魏晋以至六朝才是纯文学的时代呢。
○六 挚虞文章流别志论
晋书挚虞传，“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名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隋书经籍志著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又著文章流别志论二卷。既然说“类聚区分”，必然是区分文章的体类；既然说“名为之论”，必然对文章的体类，各有评论。所以锺嵘诗品序说：“挚虞文志，说而博赡，颇曰知言。”可惜全书已亡，现在能见到的很少了。据严可均全晋文卷七十七所辑录，他总论文章云：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论诗颂云：
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动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后世之为诗者多矣，其称功德者谓之颂；其余则总谓之诗。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奉于宗庙，告于鬼神。
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昔玫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杨雄赵充国领，公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论赋云：
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前此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意，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杨子云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物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
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同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杨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
这显然是返古之意，可惜全书已佚，不然也许有非毁陆机一班人的文论之言。
社会上的一切转变，往往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但所谓曲线，并不是说一返上古，乃是说有的调合今古。挚虞赞同杨雄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反对“逸辞过壮”，“辩言过理”，是返古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义”也是返古的；但“情”则是承受了陆机所谓“诗缘情”之说了。
挚虞为书，以“流别”命名，因为他特别注重各体文学的流别；以今语释之，就是历史的演变。他论颂提出颂的流别，论赋提出赋的流别，不用说他所提出的流别很切实际，只重流别的观念，已是文学批评的一大进步了。
就现在所知者而言，挚虞还论诗体诗乐云：
书云，“诗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谓之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知得失。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本，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俱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
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古诗之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属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夫诗虽以情态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
此所言错误实多，尤以所指为七言与九言者，明明是一读一句，却硬说止是一句。但我们须知道，这种研究，恐怕始于挚虞，椎轮为大辂之始，固不嫌其粗糙，因为精美的大辂不过只是一种演进，粗糙的椎轮才是创造。
此外他论到了枚乘的七发与其流别，论到了杨雄依虞箴所作的十二州、十二官箴，论到了古铭今铭，论到了诗颂箴铭与诔，论到了哀辞，论到了解嘲之类，论到了碑志，论到了图谶，可以类推，不一一征论了。
○七 李充翰林论
与文章流别志论为姊妹书的，有李充的翰林论。虽以其书散亡，不得窥见其全，但就古人所称论及严可均全晋文所辑录而言，知道也是一部辨析文体的书。
其与文章流别志论不同的地方，文章流别志论与其文章流别集为花开并蒂，流别集分流别派以罗列文章，流别志论论述各体文章的流别与得失。翰林论则是一个独生子，然而它却依照各体而“褒贬古今，斟酌利病。”（文镜秘府论语）又喜于每体之中，选举几首以为此体为代表作。似乎文章流别志论较近于历史的探讨，翰林论较近于美恶的批判：
或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文？”答曰：“孔文举之书，陆士衡之议，斯可谓成文矣。”
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
容象图而赞立，宜使辞简而义正，孔融之赞扬公，亦其义也。
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诸葛亮之表刘主，裴公之辞侍中，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
驳不以华藻为先，世以傅长虞每奏驳事，为邦之司直矣。
研求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文矣。
在朝辨政而议奏出，宜以远大为本。陆机议晋断。（机有晋书限断义），亦名其美矣盟檄发于师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谓德音矣。（上九条见全晋文卷五十三）
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见文选百一诗注）
扬子论秦之剧，称新之美，此乃计胜负，比其优劣之义。（见文选剧秦美新注）所谓“论贵允理”，仍是曹丕“书论宜理”之义。所谓表与驳“不以华藻为先”，仍是周秦两汉尚用之义。但提倡美，提倡文，则是魏晋尚文的新义了。
翰林论的另一特点，在说明各种文体的产生。如说“研求名理而论难生焉”，“在朝辨政而议奏出”。固然毛诗序已注意到诗的产生（诗二篇一章三节），但注意到各种文体的产生，却不能不说李充是第一个：这也是文学体类研究上的一件应当特书的事。
○八 左思及皇甫谧的赋论
左思作三都赋，除了自序以外，还有皇甫谧、挚虞、刘逵、卫权诸人的序注。
挚虞的序已亡；刘逵的注左思蜀都吴都赋序和卫权的左思三都赋略解序，都没有好意见；左思和皇甫谧的序，则是两篇很好的赋论。左序云：
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杨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缘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奏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杨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坏，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
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而论者莫不诋讦其研精，作者大氏举为宪章，积习生常，有自来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文选卷四）自有辞赋以至左思，世人对于辞辞赋的观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抒情唯美；二、讽谕劝戒；三、征实无虚。第一阶段的代表为西汉两司马，他们这种观念，是直接得之于辞赋与辞赋作家。第二阶段的代表为班固王逸。
由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人物为杨雄（详二篇三章各节）。第三阶段的代表为左思。由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渡人物为挚虞。挚虞反对”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业已略具此种倾向了。
皇甫序也同意于左序之说：
若夫上有常产，俗有旧风，方以类聚，物以群兮。而长卿之俦，过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虚张异类，托有于无；祖构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时也。但他对于这种”虚张异类，托有于光。“却给以文学的解释与原宥：
逮汉贾谊，颇节之以礼。自时厥后，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至如相如上林，杨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马融广成，王生灵光，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焕乎其文，蔚尔鳞集，皆近代辞赋之伟也。在皇甫谧看来，固然不应”虚张异类，托有于无，“但辞赋原为美文，因求美的缘故，自然容易流于”虚张异类，托有于无“：
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宏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文选卷四十五）
黑格尔的辩证法，其公式为一正，一反，一合。假使说过去的赋的观念是正，则左思是反，皇甫谧是合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左思别传云：“皇甫谧西州高士，挚仲治宿儒知名，非思伦匹，刘渊林卫伯舆并早终，皆不为思赋序注也。凡诸注解皆思自为，欲重其文，故限时人姓名也。”这大概是出于忌嫉者有意的毁谤，假使真是如此，皇甫谧挚仲治诸人，能不申辩吗？
○九 颜延之所谓“咏歌之书”与“褒贬之书”
周秦两汉，诗与文不同道，到魏晋六朝，则文渐美化，和诗的性质接近，由是由诗文之分，变为文笔之分（详二章各节）。但也不是绝对的不谈诗文之分，如颜延之（三八四──四五六）的庭诰云：
观书贵要，观要贵博，博而知要，万流可一。咏歌之书，取其连类合章，比物集句，采风谣以达民志，诗为之祖。褒贬之书，取其正言晦义，转制衰王，微辞岂旨（一本作气责），贻意盛圣，春秋为上。易首体备能事之渊，马陆得其象数，而失其成理；荀王举其正宗，而略其数象。四家之见，虽各为所志，总而论之......马陆取之于物，其无恶迄可知矣。夫象数穷则太极著，人心极而神功彰。
若荀王之言易，可谓极人心之数者也。（全宋文卷三十六）又云：
荀爽云：“诗者古之歌章，然则雅颂之乐篇全矣。”以是后之言诗者，率以歌为名。及秦勒望岱，汉祀郊官，辞著前史者，文变之高制也。虽雅声未至，弘丽雄追矣。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写，有足悲者。
挚虞文论，足称优洽。柏梁以来，继作非一，所纂至七言而已。九言不见者，将由声度阐诞，不协金石。至于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若夫陈思王，可谓兼之矣（同上）。
前者谈褒贬之书，而及于马陆荀王的言易，盖认为易也是褒贬之书；后者叙诗之源流，而引荀谈云“诗者，古之歌章，”盖认为凡诗都是咏歌之书。然则咏歌之书就是诗，褒贬之书率为文。在颜延之看来，二者的性质不同，功用亦异，未可混为一谈。而当时的文笔之辨，正是揉合诗文，颜延之当不赞同（参二章二节），可惜庭诰原书已佚，未由考证了。
○十 萧统文选的分类
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都已散失，他们分文学为若干类，我们无从知道；但我想一定不少，不然萧统的文选不会毫无承袭的分为三十八类：
一赋，二诗，三骚，四七，五诏，六册，七令，八数，九文，十表，十一上书，十二启，十三弹事，十四笺，十五奏记，十六书，十七移，十八檄，十九对问，二十设论，二十一辞，二十二序，二十三颂，二十四赞，二十五符命，二十六史论，二十七史述赞，二十八论，二十九连珠，三十箴，三十一铭，三十二诔，三十三哀，三十四碑文，三十五墓志，三十六行状，三十七吊文，三十八祭文。
赋又分子类十五：
一京都，二郊祀，三耕籍，四畋猎，五纪行，六游览，七宫殿，八江海，九物色，十鸟兽，十一志，十二哀伤，十三论文，十四音乐，十五情。诗又分子类二十三：
一补亡，二述德，三劝励，四献诗，五公谚，六祖饯，七咏史，八百一，九游仙，十招隐，十一反招隐，十二游览，十三咏怀，十四哀伤，十五赠答，十六行旅，十七军戎，十八郊庙，十九乐府，二十挽歌，二十一杂歌，二十二杂诗，二十三杂拟。
他说：“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文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文选序）不过此种划分，实在伤于琐碎，所以苏轼病其“编次无法”（题文选），姚鼐讥其“分体碎杂”（古文辞类纂序目），至章学诚更说“淆乱芜秽，不可殚诘。”但分类原是一种方便。庄子德充符篇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虽似诡辩，确合事理。惟我人若因其有同点，遂将万事万物分之于无分而后止，也是一种极大的不方便。所以应当斟酌同异，区分体类。固然“封禅、美新、典引、皆颂也，”但“称符命以颂功德”，和其他颂功德之文不尽同，则“别类其体为符命”，有何不可？固然“汉武诏策贤良”，和“策问”有同点，但以“出于帝制，遂于策问之外，别名曰诏，”（引号内皆章氏文史通义诗教下语）又何不可？一种新文体的产生，有的出于独创，有的出于演变。出于独创者，突然而来，与过去的文体，显然不同；出于演变者，潜变默转，所以与过去的文体，迹象相似。就中国文学史上的文体而论，大部分是产生于演变，不是产生于独创。唯其如此，所以探索来源，则与过去的文体不分；穷究末流，则与过去的文体迥异。站在探源的立场，则无庸细分，站在穷流的立场，则不能混同，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利弊。所以章学诚的批评并不错误，而萧统的分类，也不当忽视。
萧统于分别体类以外，对各种文体的各别问题，也论到了一些。文选序云：
诗者，盖志之所之也。......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象则赞兴。
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蜂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
这种言论，仍然是桓范挚虞李充的老调。不过桓范挚虞李充三人的书大半亡了，他们论到的文体有多少，不得而知，就现在可以见到者而论，萧统比他三人较多点而已。
○十一 旧题任文章缘起
传世有题梁任（四六○～五○八）撰的文章缘起一书，也是研究文体的。
前边有类似序文的几句话云：
六经素有歌诗书诔箴铭之类。尚书帝庸作歌，毛诗三百篇，左传叔向贻子产书，鲁哀孔子诔，孔悝鼎铭，虞人箴；此等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著为文章名之始，故因暇录之，凡八十四题，以新好事者之目云尔。八十四题如下：
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九言诗、赋、歌、离骚、诏、策文、表、让表、上书、书、对策、上疏、启、奏记、笺、谢恩、令、奏、驳论、议、反骚、弹文、荐、教、封事、白事、移书、铭、箴、封禅书、赞、颂、序、引、志录、记、碑、碣、诰、誓、露布、檄、明文、乐府、对问、传、上章、解嘲、训、辞、旨、劝进、喻难、诫、吊文、告、传赞、谒文、祈文、祝文、行状、哀策、哀颂、墓志、诔、悲文、祭文、哀词、挽词、七发、离合诗、连珠、篇、歌诗、遗命、图、势、约。
每题下举出他所认为原始的作者，如说：“三言诗，晋散骑常侍夏侯湛所作。
四言诗，前汉楚王傅韦孟谏楚夷王戊诗。”四库提要卷一九五诗文评类一云：
今检其所列，引据颇疏。如以表与让表分为二类，骚与反骚别立两体；挽歌云起缪袭，不知薤露之在前；玉篇云起凡将，不知苍颉之更古；崔る之达旨，即杨雄解嘲，而别立旨之一名；崔瑗草书，乃论草书之笔势，而强标势之一目：皆不足据为典要。至于谢恩曰章，文心雕龙载有明释，乃直以谢恩两字为文章之名，尤属未协。
其实三言也不始于夏侯湛，汉郊祀歌十九章中之练时日、天马、华烨烨、五神、朝陇首等章，皆通体三言。作者虽不可确考，然据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府，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知出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其时代较夏侯湛早的多得多了。诗经里边四言诗最多，韦孟的谏楚夷王戊诗就是学诗经的，当然不始于韦孟了。其他错误甚多，不一一列举。
四库提要因其“引据颇疏”，谓“疑为依托”。其实这样繁琐的分类，任也不是不可能的。挚虞文章流别志论与李充翰林论已亡，其分类如何不可考；萧统文选的分类是很繁琐的，而且也颇多可议（详上节）则同时的任作出繁琐可议的研究文体的书，也不算奇怪。但隋唐经籍志无任文章缘起，有任文章始一卷，注一“亡”字，则今本当然不是任之书了。唐书艺文志载任文章始一卷，注曰“张绩补”。四库提要据宋嘉┙中人王得臣所作尘史，已论及文章缘起，与今本合，谓今本“殆张绩所补，后人误以为本书欤？”然陈持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俱载文章缘起一卷，陈氏云：“梁太常卿乐安任撰，但取秦汉以来，不及六经。”则首叙六经的序文，宋人未见，而书中所谓“赋、楚大夫宋玉所作”；“歌、荆卿作易不歌”；“离骚、楚屈原所作”；“对问、宋玉对楚王问”，似亦有相当问题。（若以秦代表时代，以秦时各国皆属于秦时之下，则称及荆卿屈宋，亦无问题）然则今本又不尽为张绩之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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