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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学文的兴起
文学批评──狭义的文学批评──的批评对象是文学，以故必先有某种文学，然后才有某种文学的批评。在孔、墨、孟、荀的时代，只有文献之文和学术之文，所以他们的批评也便只限于文献与学术。到晚周、秦、汉才有了文章之文（现在可以叫做文学之文），所以汉代的文学批评便不只限于文献的学问，而渐及于文章。当时的文章有两种，一是散文，一是辞赋。文献和学术的散文虽起源很早，而文学的散文（所谓文献、学术、文学，乃比较言之），则产于战国的晚年。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云：
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龋ɑ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
除谓“纵横本于行人之官”以外，其论文学散文的兴起，是很合实在情形的。
至于辞赋的兴起，无疑的源于屈宋，而盛于西汉的辞赋家和司马相如杨雄这流。
○二 所谓“文”
著作界既于学术文外有了文学文，批评界不能不为之“作新名”。其所作新名，一为用周秦旧名之“文”，以名当时的文学文，而以“学”名周秦所谓“文”。
一为袭周秦之旧，以“文学”名学术文，而另以“文章”名文学文。
“学”字之在先秦，大率用作动词。论语学而篇所说“学而时习之”，是不用说的了。即同篇所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也是动词。此外若荀子，是很重学的了，其书发端首篇就是“劝学”。但其所谓“学”，亦泰半为“学习”之意，也是动词。儒效篇谓“纵性情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问学”似为名词，但其上文为“：知谨注销，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两者正相对为文，知仍为动词。韩非子所谓“显学”之“学”，当然是名词了；但是指的“学者”，不是指的“学术”或“学问”。至中庸说：“尊德性而道问学”，自然是名词，但此段并非先秦之书。（冯友兰先生说，见中国哲学史页四四六一四四八，及拙编古史辨第四册页一八三，一八四。）
至两汉，以用“文”括示文学文的缘故，由是“学”遂用作名词，以名周秦所谓“文”，就是现在所谓“学术”或“学问”。如杨雄法言学行篇云：“有学术业。”史记儒林传云：“劝学修礼。”其所谓“学”与“学术”，自然就略同于现在所谓“学”与“学术”，也就相当先秦所谓“文”与“文学”了。
至于所谓“文”之不同于先秦所谓“文”，而指文学之文，清人刘天惠已经说过了：
汉书贾生传云：“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终军传云：“以辨博能属文闻于郡中。”司马相如如叙传云：“文艳用寡，’子虚‘’乌有‘。”杨雄叙传云：“渊哉若人，实好斯文，初拟相如，献赋黄门。”至若董子工于对策，而叙传但称其属书；马迁长于叙事，而传赞但称其史才：皆不得扌昆能文之誉焉。盖汉尚辞赋，所称能文，必工于赋颂者也。艺文志先六经，次诸子，次诗赋，次兵书，次术数，次方技。六经谓之六艺，兵书术数方技亦子也。班氏序诸子曰：
“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各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支与流裔。”据此则西京以经与子为艺，诗赋为文矣。（诗赋家有隐书十八篇，盖隐其名而赋其状，为射复之类。至于设问，亦赋之流：故皆谓之文。东方朔传载答客难、非有先生论二篇，结之云：“朔文辞此二篇最善，”是其证。）
然非独西京为然也，后汉书创立文苑传，所列凡二十二人，类皆载其诗赋于传中。盖文至东京而弥盛，有毕力为文章而他无可表见者，故特立此传。必载歌赋者，于以见一时之习尚，而文苑非虚名也。其传赞曰：“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辞费。”章怀注：
“杨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是文苑所由称文，以其工诗赋可知矣。然又不特文苑为然也，班固传称能属文，而但载其两都赋；崔驷传称善属文，而但载其达旨（拟解嘲）及慰志赋。班之赞曰：“二班怀文。”崔之赞曰：“崔氏文宗。”
由是言之，东京亦以诗赋为文矣。（文笔考，见学海堂初集卷七）
刘氏谓汉代不以经子为文，这是很对的；但谓文专指赋颂，则不尽然。汉代所谓文，自然包括赋颂，但赋颂不是所谓文的全体。谓汉书贾生传所说的文专指颂赋，还有根据，就是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载有贾谊赋七篇；谓终军传所说的文也专指赋颂，则苦于无法证明。因为汉志没有著录终军的赋颂。至后汉书文苑传所列二十二人，固然“类皆载其诗赋于传中”，但也载其诗赋以外之文。如杜笃传称：“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论十五篇。”王隆传称：“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又称“沛国史岑子孝亦以文章显......著颂诔复神说疾，凡四篇。”黄香传称：“所著赋笺奏书令，凡五篇。”李尤传称：
“尤同郡李胜亦有文才，......著赋诔颂论数十篇。”苏顺传称：“所著赋论诔哀辞杂文，凡十六篇。”葛袭传称：“著文赋诔碑书记十二篇。”王逸传称：“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崔琦传称：“所著赋颂铭诔箴吊论九咨七言，凡十五篇。”边韶传称：“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以上文苑传上）张升传称：“著赋诔颂碑书，凡六十篇。”赵壹传称：“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张超传称：“著赋颂碑文荐檄笺书谒文嘲，凡十九篇。”所谓书论笺策杂文，都不能纳于赋颂之内。至侯瑾传称：“覃思著述，以莫知于世，故作应宾难以自寄。又案汉记，撰中兴以后行事，为皇德传三十篇，行于世。余所作杂文数十篇，多亡失。”（以上文苑传下）固然以其文久佚，无由证明是否为赋颂，但皇德传，决非赋颂：所以汉代所谓文固包括赋颂，而亦包括赋颂以外的文学作品。
括示辞赋及文学的散文之“文”，当然含有美的意味。所以说文文部云：
“文，错画也，象交文。”释名释言篇云：“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义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周秦没有传下来的文字学书，所以无从比较，但由孔子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为“文”看来，也可以知周秦所谓“文”重实质，两汉所谓“文”则重形式了。
○三 所谓“文章”
先秦所谓“文章”是最广义的，盖指一切表现于外的文彩而言。如孔子称尧：
“焕乎其有文章。”（详一篇三间三节）韩非子解老篇云：“礼者所以貌情也，群义之文章也。”然也有含义较狭的。如子贡称孔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云：“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奥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人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其所谓“文章”，皆有指表现于语言文字者之意。但先秦无文学之文，故其狭义的“文章”，与其所谓“文学”无大异，不过较重形式而已。
基于这种原因，汉代遂用“文章”称文学之文。如杨雄的法言渊骞篇云：
“七十子之于仲尼也，日闻所不闻，见所不见，文章亦不足为矣。”史记儒林传载“博士等议曰，’......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文章尔雅，训辞深厚。‘”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云：“汉之得人，于兹为胜；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后汉书班彪传载彪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云：“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术，保训东宫。”班固两都赋序亦云：“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又云：“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了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亦云：“道德漫流，文章云浮。”至后汉书文苑传里，“文章”一字，更举不胜举。固然作者范晔为刘宋时人，而所称论者则皆是东汉之文人与其作品。总观上述所谓“文章”，形式方面是“训辞深厚”，内容方面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
已略同于后世所谓“文章式”的“文学”了。
至于广义的文章，就是指一切表现于外的文彩而言的文章，在汉人的著作中也时常见到。如陆贾新话资质篇云：“夫梗楠豫章......在高柔软，入地坚强，无膏泽而光润生，不克画而文章成。”淮南子原道训云：“是故圣人之治也，掩其聪明，灭其文章。”白虎通义天地篇云：“道德生文章”之类，皆是。但以与文学无关，与文学批评更无关，故兹从略。惟周礼考工记画绩：“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文章与黼黻绣并言，当然指文彩的文章，但后世论文学的文章者，每喜引用。周礼传出周公，但依近人考订，知作于汉人，故叙述于此。
先秦所谓“文学”本不同于我们所谓文学，而是指广义的学术，但以其为后世文学所从出，故不能不论；两汉既已有了文学文，又有了“文章”一名以括示文学文，则其括示学术的所谓“文学”，在文学批评史上已经没有它的地位了，故亦从略。
○四 杨雄的意见
汉代虽有了文学之文，也有了括示文学之文的“文”与“文章”的名词，但以于时尚用的关系，所以那时的批评家，对文学之文的“文”与“文章”是反对的。关于这，在西汉可以扬雄为代表，在东汉可以王符与荀悦为代表。（至于王充，则另有专章论述。）
杨雄在法言卷二吾子篇设或曰：“君子尚辞乎？”他的答复是：
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所谓“事之为尚”，就是因为事是有用的。在这几句话里虽似不极端排弃文辞，但同篇或曰：“女有色，书亦有色乎？”杨雄的答复则毫不客气的说是：
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氵屈法度也。又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门，升其堂，伏其几，袭其裳，则可谓仲尼乎？”杨雄云：
其文是也，其质非也。......羊质而虎皮，见草而说，见豺而战，忘其皮之虎也。
此外于卷十二君子篇批评淮南、太史公、司马相如云：
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尔。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
又卷六问明篇“或曰：’亦有疾乎？‘曰：’摭我华而不食我实。‘”卷七寡见篇痛斥：“今之学也，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ひ。”则其反对重形式之“文”可知，所以于太玄卷四云：
大文弥朴，质有余也。又云：
之文，徒费日也。
既反对重形式之“文”，当然即提倡重内容之“学”，而且是儒家之“学”。
所以主宗经、征圣、尊孔：
舍舟航而济乎读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法言卷二吾子篇）
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见诸仲尼，说铃也。（同上）
万物纷错则县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同上）
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卷五问神篇）
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浩浩乎其莫之御也。
（同上）
言心声地，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圣人之辞，浑浑若川，顺则便，逆则否者，其惟川乎！（同上）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欤？曷其杂也？”曰：“杂乎杂，人病以多知为杂；惟圣人为不杂，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同上）
而他所提倡之经，虽然“浑浑如川”，虽然“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问神篇）但不是华文的，而是简易的。所以法言卷八五百篇或问“天地简易，而望人法之，何五经之支离？”杨雄云：“支离？盖其所以为简易也。已简已易，焉支焉离？”
○五 王符荀悦的意见
就著作界的情形而论，东汉较西汉尚文，所以史记汉书都只有儒林传，后汉书始于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但评论者却仍走着西汉尚用的故道。王符潜夫论务本篇云：
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辨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品人（汪继培云：
“品人犹言众人”）鲜识，从而高之，此伤道德之实，而或（通惑）蒙夫之大者也。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义，兴喻以尽意。
今赋颂之徒，荀为饶辨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戆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
释难篇亦云：
夫譬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质也。交际篇亦云：
情实薄而辞厚，念实忽而文想忧（汪继培谓想忧当作相爱），......此俗士可厌之甚者也。......士贵有辞，亦憎多口。故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与其不忠，刚毅木纳（论语作纳），尚近于仁。
释难篇与交际篇所言，自非对表现于文字的文章而言，但反对巧言，当然亦反对巧文。谓“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质也，”重质轻文，其意甚显。至务本篇所言，更是彰明较著的反“雕丽之文”，倡道义之教了。
荀悦申鉴杂言下云：
辩为美矣，其理不若绌；文为显矣，其中不若朴；博为盛矣，其正不若约。
又云：
或曰：辞达而已矣，圣人以文其奥也有五，曰玄、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谓之玄，理微谓之妙，数博谓之包，辞约谓之要，章成谓之文。圣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虽要文，却须“辞约”，“文为显矣，其中不若朴，”也是尚用不尚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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